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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跟骨骨折；可塑性跟骨鈦鋼板；內固定；護理；臨床效果

中圖分類號：R682.1+7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005-0515（2013）3-073-01

跟骨骨折比較常見，以往在治療的時候都是進行保守治療的，但是患者常常會出現神經肌腱卡壓、創傷性關節炎等并發癥，所以近幾年很多患者都是進行手術治療的。跟骨的生物學特點、解剖結構都比較復雜，而且骨折形態也比較多樣，而隨著這些些影像學技術、骨科材料的不斷應用，這也為臨床治療提高了新的內固定器材。本次研究將選取我院在2010年4月到2012年1月期間所收治的52例進行可塑性跟骨鈦鋼板內固定的跟骨骨折患者，對其進行護理干預以后，取得了不錯效果，具體內容見下文。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的52例患者中，男性有34例，女性有18例，年齡在24到38歲之間。21例患者傷在右側，20例傷在左側，11例傷在雙側，所有患者都是因為高處墜落而骨折的，在手術開始前進行了X線攝片。

1.2方法

心理護理：患者手術多數都是意外傷，因此患者就會有焦慮、恐懼心理，這樣就會影響到治療、護理，因此護理人員要細致、耐心的向患者解釋，向患者介紹相關的手術知識，比如說麻醉方式、注意事項、手術目的、術中配合等，告訴患者手術使用的是新材料，治療效果會更好，同時舉一些成功手術例子，增強患者康復的信心，讓患者在手術前做好充分的手術準備，從而積極的配合治療。

皮膚護理：由于跟骨折的出血量比較大，因此在傷處周圍的軟組織就很多出現腫脹，所以在24到48小時時患者的踝部、足部就會有張力性水泡，這時就可以在無菌情況下抽取水泡下緣液。為了防止術后感染[1]。術中縫合困難，因此要在患者傷后的6到8小時腫脹消失以后再進行手術。在手術前常規的做好一切準備，為患者剪去趾甲，在術前晚和手術當天清晨，讓患者在100ml的聚維酮碘液（0.25%）中浸泡30分鐘，然后使用無菌巾進行包扎。

預防發生骨筋膜室綜合征：我們足部軟組織的彈性比較差，而且在骨折以后會大量出血，因此就會增高骨筋膜室壓力，從而壓迫軟組織，出現軟組織水腫。滲出問題，而且會造成神經損傷、微循環障礙。通常來說，在肢體缺陷12到24小時就會出現血管神經傷、永久性的痙攣，所以在患者傷后的24小時里一定要觀察患者患肢末梢的溫度、腫脹、色澤、感覺以及足趾活動、足動脈搏動情況。比如患者足部出現了高度的腫脹[2]，而且劇烈疼痛，還有持續性的刺痛、跳痛，患者出現了疼痛程度和傷情并不符合，在給予止痛劑以后也無效，在牽拉患者足趾的時候疼痛會加劇，病情足趾有麻木感、顏色蒼白，那么就要立即的報告醫生，這可能是發生了骨筋膜室綜合征。

預防切口愈合不良、切口裂開：在手術以后很容易出現切口愈合不良、切口裂開并發癥。在本次研究中，有1例患者在拆線的時候發現有切口裂開問題，還有1例患者皮緣壞死，在進行相應處理以后在20到35天內切口愈合。患者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在術中術后的時候局部滲血比較多，而且跟骨外側的軟組織比較薄，其血運比較差，在縫合的時候張力比較大，而且患者沒有攝入足夠的營養，因此就很容易出現切口裂開、皮緣壞死等問題。皮膚壞死早期的表現就是皮緣顏色變淺，因此要加強引流，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延長拆線的時間，也可以間斷的拆1到2針[3]，同時護理人員也要囑咐患者多食高蛋白的食物，從而讓創口可以盡早愈合。

保證引流通暢：在手術以后要將患者的患足抬高到20到30°，保證其功能位，避免切口內有積血，在手術以后放置閉式的引流器，要確保引流管順暢，注意不要出現引流管扭曲、脫落問題。要保證引流器始終都是負壓狀態的，通常都是在手術后的24到48小時拔除引流管。假如引流量比較少，那么創口內就會有積血，那么就會出現皮膚壞死、感染問題；假如引流量比較多[4]，那么創口就會活動性出血，在每小時引流量在200ml以上的時候，那么就要及時的匯報醫生，進行相應處理。

2 結果

52例患者經過治療、護理以后都已康復出院，對所有患者隨訪了3到12個月，有有1例患者出現切口裂開問題，1例有1例患者皮緣壞死，在換藥以后愈合。根據足部的評分系統，44例患者術后功能優，6例良，2例可，優良率是96.15%。

3 討論

跟骨折的部位比較特殊，進行保守治療會出現跟痛、畸形等后遺癥，因此對跟骨折患者可以進行可塑性跟骨鈦鋼板內固定手術治療，但是在術前術后都要做好護理工作，從而減少發生切口裂開、切口愈合不良等并發癥，同時指導患者進行功能鍛煉，防止出現關節僵硬、組織粘連、肌肉萎縮等問題。在手術以后，患者會因為疼痛、懼怕心理等問題而不愿進行功能鍛煉，對此護理人員要向患者耐心解釋進行鍛煉的重要性，讓患者明白早期功能鍛煉能夠提高手術效果，通常在術后一周以后就可以拄拐行走，在手術3個月的時候，根據患者情況可以適當的負重行走。總之，對于進行可塑性跟骨鈦鋼板內固定的跟骨骨折患者進行護理時，一定要預防出現并發癥，指導患者進行功能鍛煉，從而讓患者可以盡快痊愈。

參考文獻：

[1] 武理國；祝海炳；肖曦；馬利杰；王建超；王旭；馬昕；；踝關節骨折術后早期康復治療[A]；浙江省醫學會創傷學分會成立大會暨2009年浙江省創傷學術年會論文匯編[C]；2009，17（4）：187-192.

[2] 韓建華，陳明，李之斌，喬利亞，阮建偉；足部外傷合并筋膜間室綜合征的診治[J]；臨床骨科雜志；2007，3（11）：134-136.

篇(2)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分析校園文化建設與藝術教育的有機聯系,從三方面談中等衛生學校如何通過藝術教育提高校園文化品位:通過藝術課程改革和科研活動促進特色校園文化的形成;通過開展藝術活動促進多樣化校園文化的形成;通過創設良好的校園文化藝術環境促進環境育人。

校園文化與藝術教育的有機聯系

校園文化是師生在長期教育實踐中逐步創造形成并共同遵循的、具有獨特凝聚力的、穩定的思想觀念及行為方式,包括價值觀念、道德行為準則、規章制度、校風、教風、學風等內容。校園文化是學校辦學理念、制度規范和行為方式的綜合體現,是學校教育教學和德育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教育、導向、激勵、審美和社會化等功能,在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和學校精神文明建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校園文化的形成有賴于文化活動和藝術教育活動的開展。

沒有藝術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2002年7月25日,教育部頒發了《學校藝術教育工作規程》,其中提到,藝術教育是素質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藝術教育能使學生了解我國優秀的民族藝術文化傳統和外國的優秀藝術成果,提高文化藝術素養,增強愛國主義精神;提高感受美、表現美、鑒賞美、創造美的能力,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念;陶冶情操,發展個性,啟迪智慧,健康身心,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中等衛生學校是中等職業學校的一種類型,學生年齡在15～18歲,如何實施藝術教育是衛生職業教育工作者必須思考的問題。我校認真貫徹執行《學校藝術教育工作規程》,開展藝術類課程教學,組織課外、校外藝術教育活動,搞好校園文化藝術環境建設。學校根據實際情況,每年舉辦綜合性藝術活動,與藝術課程教學相結合,擴展了藝術教育的內容和形式,對培養技能型人才,提高校園文化品位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藝術課程改革、科研活動促進學校特色校園文化的形成

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指出:要堅持“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辦學方針,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面向社會、面向市場辦學;要根據市場和社會需要,合理調整專業結構,大力推進課程改革,不斷更新教學內容,加強學生實踐能力和職業技能的培養。我校是國家級重點中等職業學校,是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技能型緊缺人才培養培訓基地,是教育部、財政部認定的中央財政支持護理職業教育實訓基地。經過長期建設和發展,先后為國家培養了2萬多名衛生技術人才。學校從2003年開始實行學年學分制,根據衛生行業對技能專門人才的需求,針對職業崗位設置課程,突出職業技能培養,增設與崗位準入和職業資格相適應的課程。如在護理專業中增設現代禮儀、護理文秘等選修課程,更好地發揮其作為廣東省重點建設專業的示范作用。

藝術教育促進了我校學生實踐能力和職業技能的培養。“普通教育有高考,職業教育有技能大賽”。我校積極參加國家級、省級和市級職業教育技能競賽,取得了優異成績。比如,參加全國首屆衛生職業院校護理操作技能大賽榮獲團體一等獎;有四名學生分別榮獲全能一等獎、單項“鼻飼法”一等獎、單項“徒手心肺復蘇法”二等獎、單項“靜脈輸液法”二等獎。因此,校園文化建設必須與學校專業特色、人才培養模式相適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校園文化。

藝術教育是素質教育的有效手段。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對中等衛生職業學校學生的藝術修養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學校可結合實際,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有目的地開設與藝術教育有關的任選課程,讓學生接受較系統的藝術教育,如文學欣賞、美育基礎、健美操、書法、現代禮儀等。比如,我校護理專業結合舞蹈藝術開設的形體訓練課,提高了學生的綜合素質,她們儀表姿態優美、大方,充滿自信,精神面貌好,在各級技能競賽、文藝表演和禮儀活動中充分展現了年青一代護理學生的風采。

學校結合藝術教育積極開展科研活動。如《中等衛生職業學校護理專業學生美育素質狀況調查》是中國教育學會美育專業委員會“十一五”重點課題。學生自覺參與教研實踐,藝術教育水平和學術水平不斷提高。通過藝術教育課程改革與科研活動豐富和創新了多樣化的校園文化,使校風、教風和學風得到進一步提升,促進了學校的教學改革,形成了自身的辦學特色。

開展藝術活動促進多樣化校園文化的形成

課外、校外藝術活動是學校藝術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能促進多樣化校園文化的形成。我校的辦學宗旨是讓每一名學生都健康成長。多年來,我校充分利用學生的課余時間,廣泛開展藝術教育活動,特別是通過健全各種文化社團,包括紫荊文學社、書畫協會、演講協會、舞蹈與健美操協會、籃球協會、口琴協會、吉他協會、象棋協會、花卉協會等9個社團,組織4730名共青團員利用雙休日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如舉辦了“活力五月”社團文化月活動,推出了青年喜愛的文學之星大賽、征文比賽、書畫比賽、演講比賽、棋友積分賽、現代舞比賽以及音樂會等活動。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發揮了活動育人和環境育人的作用。

在藝術教育中,學校還結合重大節日慶典活動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教育。學校成立了教師、學生藝術團,培養師生多方面的興趣、愛好和特長,豐富了學生課余生活。學校定期組織藝術團在每年的元旦、“七一”、教師節、國慶節等節日舉行文藝演出,節目深受校內外觀眾的喜愛。學校參加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舉辦的學生藝術展演活動,獲得了多項榮譽,如我校學生藝術團舞蹈《傣族情懷》獲湛江市首屆青年熱舞大賽銅獎。藝術活動形成了多樣化校園文化,使學生的個性和藝術潛能得到了充分發揮。

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形成促進環境育人

校園文化建設是學校教育教學的載體之一,是實施素質教育的突破口,學校必須為學生創設良好的校園文化藝術環境,進而實現環境育人。如校園的廣播、演出、展覽、展示以及校園整體設計,均有利于營造健康、高雅的學校文化藝術氛圍,有利于美育的開展。一是學校成立廣播站。每天由學生定期為師生播放中英文新聞、詩歌、音樂。二是組織師生藝術團參加校內外藝術演出。三是開展師生書法、攝影、藝術表演,護理、英語、德育主題教育等技能競賽、全國中等職業學校文明風采競賽獲獎征文等活動。學校經常舉行“明理 立志 勤學 成才”主題教育活動暨教學成果展示大會,在校刊上刊登學生參加全國和廣東省中等職業學校文明風采競賽獲獎征文;舉辦以“告別不文明行為”為主題的演講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和引導,營造健康、高雅的文化藝術氛圍,使學生講文明、講禮貌。四是注重校園的整體設計。通過校園環境建設提高校園文化環境,提出了校園建設“六化”目標:即綠化、凈化、亮化、美化、硬底化和藝術化,其中藝術化是核心,旨在為學生營造一種寬松、富有活力的校園文化氛圍。學校每年都投入專項資金改建、擴建文體活動場所,增添文化設施。學校歷年來均被評為湛江市花園式、園林式單位。優美的環境可以使學生心情舒暢,激發他們熱愛自然、積極進取的精神。

為加強人文環境建設,學校定期制作校園文化宣傳墻報,培養學生良好的人文素質。墻報版面美觀、內容豐富,深受師生喜愛。校園文化標語掛在校園的燈旗下,展示在電子熒屏上,如“知識能改變人的命運”、“花在春天,人在少年”、“自信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等,如同旗幟,引導師生向文明高雅的校園文化看齊。校園成了一個綜合課堂,對師生起到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藝術教育提高了校園文化的品位

學校堅持“一切為了學生的健康成長”的辦學理念,實施素質教育,圍繞課程改革創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校園文化,堅持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活動育人、環境育人,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隨著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學生參加了各級主管部門、學術團體主辦的教學成果、征文和文藝節目比賽,并榮獲了多項獎勵。如2008年參加教育部職成司舉辦的第五屆全國中等職業學校“文明風采”競賽活動榮獲組織獎,有15篇征文和6個攝影作品獲獎;參加湛江市中等職業學校學生英語口語技能競賽榮獲團體一等獎,兩名參賽學生均獲特等獎;學生藝術團舞蹈《中國鼓》參加湛江市直屬機關第七屆青年文藝匯演榮獲二等獎。我校畢業生就業率高達98%,深受用人單位的歡迎。學校聲譽高、生源足,報讀人數逐年增加,2009年招生人數超過3500人。學校三個文明建設也取得了顯著成績,榮獲了全國創建“平安校園”示范學校、全國關心成長模范學校、廣東省書香校園、廣東省安全文明校園等稱號。

通過開展藝術教育促進校園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學校要統籌協調,全方位滲透,引導師生積極參與藝術實踐活動,通過提高藝術素養進而提升校園文化建設的品位,充分發揮校園文化的各項功能,為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服務。

參考文獻:

[1]黃凱,王運強.淺談高校校園景觀小品的設計[J].青年文學家,2009,(18).

篇(3)

內容摘要：泛在計算、物聯網等新興科技正在掀起新一次的信息產業革命浪潮，推動人類步入“泛在網絡” 〔1 〕社會，使任何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信息聯通成為可能，將“一切”事物的信息轉化為具有現實或潛在價值的資源。世界各國的民事立法為個人隱私、智力成果等信息類型提供了某些專有權利保護，但沒有把一般和整體意義上的信息納入私權客體的范疇。為了解決人、社會、國家及其彼此之間的信息利益沖突，防止純粹的信息技術優勢演變成信息霸權和專制權，有必要確立一套具有包容性、靈活性和內在統一邏輯的信息權屬識別制度。基于法治文明和經濟理性的信源信息權概念和若干基本原則，為形成信息確權的全球性規則提供了一種理論路徑。

關鍵詞 ：泛在計算 物聯網 “泛在網絡”社會 信息權利

一、問題的提出

以信息為客體的權利類型在民法中久已有之，而且有逐漸增多之勢。例如，知識產權法的誕生和發展，使作品、技術方案、商標、商業秘密、數據庫等信息表現和組合方式成為“可壟斷的標的”；〔2 〕隱私權法、個人數據資料保護法，以及旨在保護特定內容、形式的信息的專門立法，將自然人的敏感信息、具有身份識別意義的信息納入了人格權、財產權的規制范疇。不過，現有的信息權利規范，散見于立法目的、立論基礎不同的法律，各自管轄著某些局部的信息領域。它們可以堆砌成一堆“立法目的狹隘的法律組成的雜燴”，〔3 〕卻無法合攏為一幅全面覆蓋的信息權利譜系。在人類可以感知、利用的海量信息當中，已經登上“私權孤島”的信息種類仍然非常有限，絕大部分仍然游離在遼闊的法外之地，或者說集合為人人可得獲取和利用的“信息公地”。〔4 〕

隨著泛在計算、物聯網技術 〔5 〕的推廣應用，大量微型化、智能化、嵌入式的信息感知設備在物理環境中的普遍部署，人類正在步入“泛在網絡社會”，〔6 〕從而極大超越既往的生物官能局限、時間空間局限和對象內容局限，獲得從“一切”事物的信息（包括那些看似最簡單、最尋常的信息）里挖掘資源價值的能力。理論上，任何物體的信息都可能作為客體被他人便利地獲取，〔7 〕任何人也都可能作為主體，對任何物體的信息便利地實施獲取行為。因此，人類的社會關系格局正在面臨著一場日益迫近、史無前例的巨變：任何人、任何物的任何信息都可能非自主地、不自知地脫離原來有限、可控的范圍，瞬間可為他人乃至公眾所得，私人、社會、各類組織機構之間，以往靠物理時空阻隔而自然劃分形成的信息界域（可以排他性地利用信息的范圍）發生交疊混同，原有的信息界域既面臨著急劇限縮的風險，又充滿了極度擴張的可能。于是，當前“孤島+公地”和“雜燴”式的信息權利制度架構遭到了根本性的挑戰，面臨著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的問題，那就是：將一切信息納入私權規制的范疇，為一般和整體意義上的信息資源作出“產權界定”，是否必要和可能？

關于信息的權利化、專有化，學界素有反對的聲音。例如，一些世界主義者將知識產權制度斥責為大公司攫取財富和權力的工具，形成和維系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手段，〔8 〕認為工業時代的信息權利制度遺產，與網絡社會互動、分享、創新的精神相矛盾，不符合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需求。因此，必須就“知識財產權利的再分配”達成新的國際協定，開放知識信息的自由獲取；〔9 〕還有一些實用主義的觀點認為，在網絡技術面前，個人控制隱私信息流動的任何努力終將是徒勞的，通過法律禁止對隱私等類信息的任意獲取也是沒有意義的。〔10 〕

毋庸置疑，尋求、獲取、傳遞信息的自由具有人權高度的價值，〔11 〕限制信息的私有化程度，保有“信息公地”，對于捍衛私人權利和公平正義、形成公共意見、公共理性和社會共識至關重要。〔12 〕但是，期望在自愿的倫理抉擇之外，通過修改信息權利制度規則來實現信息利益共享，或許過于浪漫和不切實際，認為法律在技術面前無能為力也過于消極悲觀。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信息的“去權利化”主張隱含著一個似是而非的假定：如果信息資源是開放的，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獲益。“但在實踐中，由于境況（包括知識、財富、權力、途徑、能力）的差異，一些人總是能夠比另其他人更好地對公地加以利用”。〔13 〕“信息公地”的最大獲益者，可能恰恰是既有的信息技術優勢方，而不是受到信息鴻溝阻隔的劣勢方。民族國家之間、商業機構之間的競爭關系，很大程度上也體現為對信息控制、使用權力（利）的爭奪。限縮或者固化信息權利的客體范圍，有可能成為新型技術手段支撐的“信息霸權主義”或“信息專制主義”的墊腳石，使信息資源的配置模式回歸“叢林法則”，背離秩序、正義和效率，使全球范圍內的人、社會、國家之間的界域關系面臨嚴重的不確定性。

由此可見，對信息感知技術的濫用進行法律干預殊為必要。一些有預見性的學者也認為，盡管新型信息感知技術本身還在發展和成熟過程中，但是在其得到完全充分的應用之前，就應當構建堅實的法律框架，塑造嶄新的、更有效的信息權利結構關系。〔14 〕不過，對于泛在網絡技術環境下的信息權利關系和制度框架究竟應當如何建構，國內外還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

筆者以為，從人類法治傳統和經濟理性出發，通過對現有信息權利類型的延續和擴張來應對泛在網絡社會中的新型利益沖突，或許是一條切實可取的路徑。筆者試圖揭示泛在網絡環境下的社會基本矛盾，分析傳統的信息權利制度與發達的信息獲取能力之間的契合性，并為建構一個具有包容性、靈活性和內在統一邏輯的全面覆蓋的信息權利譜系，提出一種可能的理論框架。

二、泛在網絡社會的基本特征和矛盾

泛在計算、物聯網等新興技術正在引領信息產業的新一次革命浪潮，〔15 〕使人類社會從基于計算機、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電子社會”（E社會，Electronic Society），或者說，較為初級的網絡社會，過渡升級為“泛在網絡社會”（U社會，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一個由無處不在的通信網絡支持的，具備超強的環境感知、內容感知能力，可在任何物理對象（包括人體或其他物體）之間隨時隨地實現信息獲取、傳遞、存儲、認知和決策的社會。

（一）信息感知技術的應用原理

在泛在網絡技術環境下，無論是生命體或非生命體，都可以通過嵌入式或非接觸式的信息感知裝置、有線或無線的通信網絡，成為向外界源源不斷提供信息的來源，或者是接受外界信息指令的標的。世間萬物，理論上都可以被賦予某種程度的人工智慧，獲得猶如智能生命的某些特性。被自然定律支配的客觀物質世界，將因此散發出“強烈的泛靈論（animism）氣質”。〔16 〕這些夢幻般的技術圖景，無不依賴一種最基本、最底層的技術設備——傳感器。

傳感器是由敏感元件和轉換元件組成的檢測裝置，能夠感受被測度的量（如物理量、化學量、生物量，具體可包括力、質量、速度、流量、位置、密度、硬度、溫度、濕度等），并將物質上負載的這些信息表征為便于傳播、使用的電子數據信號。為方便討論，筆者將通過傳感器獲取的信息統稱為“傳感信息”。

傳感器可以被設計成不同的外形尺寸和功能組合，部署在被監測對象內部或附近，或者通過遙感遙測技術，實現對被檢測的物質環境，尤其是一些依靠傳統人力難以接近或實時監控的特殊環境的信息感知。這種技術在智能家居、建筑物安全、區域安防、健康護理、復雜機械控制、城市智能交通、氣象與災害預報、農林牧漁生產、軍事防御與打擊、空間環境探索等領域具有巨大的應用價值，受到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高度關注。在我國，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智能化改造已非常普遍，物聯網信息技術已經開始廣泛應用到管理與生活的多個方面。〔17 〕

（二）與人體感知信息方式的比較

人體是精密復雜的物質系統，可以通過感覺、知覺將外界物質（例如書籍）或內部物質（例如肌肉組織）的信息納入主觀范疇，能夠感受到大腦中存在的記憶、想象、情感等思維信息。自然人通過身體感官獲取的這種信息可簡稱為“人感信息”。

從自然科學或哲學的角度看，信息必須以物質為載體，沒有脫離物質而單獨存在的信息，所以無論是傳感信息，還是人感信息，信息來源本質上都是物質，信息內容都是物質的運動狀態的量的表征。〔18 〕人體所能感知的信息，都來自被感知的物質對象，理論上都可以用某些計量單位的數值來表征。在信息論的話語體系里，這些產生被感知信息的物體稱作“信源”（information source），從信源那里獲取信息的物體稱作“信宿”（destination），信源、信宿可以是人或者是物。〔19 〕

傳感器是人體獲取信息的工具性延伸，能夠幫助人超越肉體感官的局限性，代替人體獲取信息，可被視為信宿。從社會法律關系的角度看，傳感器與人體獲取信息方式的最大區別，在于信源與信宿之間是否必然具有“二物分立性”：作為信宿的傳感器是一個物體，〔20 〕而信源則是不同于傳感器的另一個物體——二物非一物。如果傳感器與信源分屬兩個不同的權利人，那就意味著“二物分立性”之外還兼有“二主分立性”——二物各有其主。

相比之下，人體獲取信息則能“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人體感官除了將身外之物作為信源，還可以把人體本身作為信息感知的對象（比如人對自我病痛、情緒、思想等信息的體驗）。此時，感官（信宿）與感知對象（信源）在觀念上被認為同屬人體這一個物體而不再被分為二物。所以，這是一種內省式的信息獲取方式，全程在一人身體內完成，不涉及任何由他人擁有權利的物體。

（三）泛在網絡社會中的信息利益沖突

泛在計算與物聯網技術的功能本質是對信息載體的監控。如果不加節制地濫用，會催生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再有秘密可言的世界”，“由智能設備組成的人工環境，將注視著、探聽著、理解著我們的絕大多數舉動，一切都記錄在案，什么都遺漏不掉”。〔21 〕“‘卷宗社會’的基礎已經具備”，計算機可以利用大量信息記錄分析甚至預測人的行為方式。〔22 〕不管是出于國家利益、公共安全、商業利益、個人娛樂或者其他什么目的，只要在信息感知設備方面進行投入，或者購買某種監視服務，任何人都能晉升為某種級別的“監視者”，但同時又難以逃脫被更高級別的“監視者”監視的命運。最后，如果所有的傳感信息最終都被掌握在少數終極機構手中，而這些機構又不能受到合理有效的裁制，那么喬治·奧威爾筆下“看著你的老大哥”的幽靈或將投胎于現實世界。〔23 〕

人們既渴望獲得自己不擁有的物質（包括人體，人體以外的其他物體）上的信息，以分享他人或公共信息界域的價值，又希望能夠嚴格掌控自己擁有的物質上的信息，以維系傳統信息界域的價值。這種監視與反監視的矛盾，源于前文所述的“二主分立”的社會法律關系，即信源與信宿分屬不同的權利人，信宿權利人獲取信息的利益與信源權利人保有信息的利益發生了沖突。對物體信息泛在感知的客觀狀態與排他性保有的主觀需求之間的矛盾，是泛在網絡社會特有的基本矛盾。因此，如何為信息傳感技術的應用方式和應用范圍劃定底線和邊界，解決信源、信宿“二主分立”狀態下“物質信息”（即人體或物體上負載的信息）的權屬問題，對于當下及未來社會關系格局的塑造，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三、信息確權既有進路的局限性

如果將信息的載體分為人體和物體（人體以外的其他物體）兩類，那么以人體為載體的信息（簡稱人體信息）權屬，可以從現有的信息權利制度中找到寬泛但不周延的確認依據；以物體為載體的信息（簡稱物體信息），其作為獨立的權利客體的性質則沒有獲得承認。

（一）對人體信息的權利確認

自然人的身體上負載著非常豐富的信息，包括思維活動信息、面貌形體信息、肢體行為信息、語言聲音信息、內臟器官信息、所處地理位置信息等。隱私權與個人數據保護相關的權利規范，能夠為這些無法窮盡列舉的人體信息提供較為全面的保護。

發軔于百年前美國普通法的隱私權，“通說認為是對個人信息使用方式的控制權”，即“控制個人信息的獲取、公開和使用條件的權利”，〔24 〕凡是那些能夠被“合理地期待作為隱私”的信息 〔25 〕均可作為隱私權的客體。因此，隱私權實際上授予了自然人排他性地保有與其身體相關的某些隱秘信息的權利。不過，何謂“合理期待”，美國法中并無明確統一的標準，不同法域基于差異化的社會治理環境，更難以就隱私權涵蓋的具體信息內容形成共識。在信息感知技術應用全球化、網絡化的背景下，“非標準化”的隱私信息判斷標準，為“不對稱”地占取異國法域的人體信息留出了空間。〔26 〕

由歐盟首創并被多國效仿的個人數據保護法，側重通過公法手段為“處理”個人信息 〔27 〕的民事行為提供規則，在保障隱私權的同時促進個人數據的自由流動。所謂“個人數據”，通常是指“與一個身份已被識別或者身份可被識別的自然人相關的任何信息”。〔28 〕他人在獲取、傳播、利用某人的個人數據之前，原則上須經過其本人同意，這相當于賦予了自然人對其身體上的某些信息的專屬權利。

隱私權法和個人數據保護法只保護那些與特定自然人之間存在可被他人識別的關聯性的信息（Personally Identifiad Information，簡稱PII），“個人可識別性”是構成隱私信息或個人數據信息的必要條件。這就意味著，那些缺乏可識別性，或者被刻意消除了可識別性的人體信息，將被排除在專屬保護范圍之外。“個人可識別性”要件在實務中適用的妥當性不無疑義，茲舉一例：

據報載，國內市場上有“手持式3D激光掃描儀”出售，這種設備可以用來掃描記錄人體外形的三維立體數據，有商家按照顧客提供的此類數據，利用3D打印技術，按照1:1的原比例定制“與被掃描女性極為相似、皮膚觸感和真人接近、可以作出各種姿勢”的“成人娃娃”。媒體提醒，“如果女性發現有人用‘奇怪的儀器’對準自己，且有異常光線，應提高警惕”。〔29 〕由于中國目前尚無“個人數據保護法”，〔30 〕關于該案例中未經許可掃描人體3D信息行為的違法性問題，或可從肖像權的角度進行討論。依有的學者主張，除面部以外，凡是能夠被辨識出某人特征的身體外部形象，例如“某模特兒眾所周知的‘’”，亦應受到肖像權的保護。〔31 〕但是，這對從事其他職業者不為公眾所知的腿部或身體其他部位的外形信息，難免有歧視對待之嫌。又，即便是個人數據保護法也只保護那些具有個人特征、能夠識別出為某人的3D體形信息，假若掃描的部位沒有明顯特征，或者掃描儀配有直接進行“匿名化” 〔32 〕處理的功能，在掃描數據時進行即不可逆的自動修正，去除顯著的個人特征，那么此類未經當事人許可的掃描似乎就難謂有違法之處，但是其與普遍的社會道德觀念顯然悖逆。由此可見，現有法律制度對人體信息的權屬確認功能不盡周延合理。

（二）對物體信息的權利確認

獲取和利用物體信息，是人類個體的生物本能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然而，世界各國與信息相關的權利制度，皆以保護“人的信息”為己任，其體系結構基本包括兩大支脈：以人的隱私權為代表的人格權和以保護人的智力成果為宗旨的知識產權。物體信息當中除了少量屬于隱私信息、智力成果信息的部分可以獲得法定轉權利的保護，其余的純粹反映物體自在運動狀態的信息（可簡稱純粹物體信息，諸如質量、速度、方位，尺度、溫度、密度、濕度等物理量的信息），未被既有法律制度承認為一類具有獨立意義的權利客體，作出過系統、明晰的產權界定。

物體信息在整體上未被區分為“你的”和“我的”，可能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其一，物體占有人采取的某些物理隔離措施，能夠有效防范他人獲取物體信息，這種自力救濟的簡便性和有效性，淡化了運用公力方式為占有人提供救濟的必要性或者強制占有人向他人開放物體信息的可行性；其二，純粹物體信息是對物體客觀運動狀態的鏡像映射，是既存的事實信息，缺乏創造性、新穎性，為物體信息設定權利人，起不到激勵信息生產的作用；其三，純粹物體信息是關于物體狀態的原始數據信息，往往要依靠人腦的智力加工才能轉化為具有實用性的信息，對物體信息的專屬保護，可能妨礙此類信息實際效用的最大化；其四，不同的物體可能負載相同的信息（例如兩個物體具有相同的溫度），因此難以在特定信息、特定物體或者特定權利人之間建立起專屬的法律聯系。

要在現有制度框架內提出對物體信息排他性權利的訴求，往往需要轉而以人格權或知識產權侵權為訴因。例如，谷歌公司擁有一種獲取環境立體信息的技術：把特殊影像器材和gps裝置架設在緩慢移動的小型車輛上，深入世界各地的街道進行實景拍攝，將沿途行人、車輛、建筑物等的影像信息，整合成水平環繞360度、垂直俯仰290度視角的“谷歌街景”，供互聯網用戶免費使用。瀏覽者能像置身現場的司機或行人那樣，感受到在街道中穿行的逼真視覺效果。“谷歌街景”以及此前類似的“谷歌地圖”、“谷歌地球”服務項目，受到不少公共機構和社會民眾的反對。〔33 〕引發爭議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對于街道沿途可見的車輛、花木、建筑等物體的外觀影像信息，谷歌是否有權掃描并展示？易言之，對暴露在公共場所的有主物的外觀信息，他人是否有權獲取并公開？博林訴谷歌公司案 〔34 〕部分地回答了這些問題。該案原告博林夫婦訴稱，谷歌擅自闖入私家車道，記錄私宅影像，侵害了其隱私權。美國法院認為，隱私侵權須滿足以下要件：首先，以物理方式侵入原告獨處的場所；其次，運用感官偷窺或偷聽原告的私事，或著采取其他方式調查原告的私事；最后，侵害是實質性的，對普通理性人而言已達到“高度冒犯”的程度。結論是，雖然很多人都反感谷歌街景展示自己的房屋，但“除了那些最敏感的人，很難相信誰還會因此感到羞辱”，最終判定谷歌未侵害原告的隱私。

但是，該案判決仍然隱含著一些值得引申思索的問題。如以侵害隱私權作為本案的訴因是否妥當？自然人擁有的物體的信息是該人的隱私權客體嗎？試想，一只走在大街上的狗的外形信息，是狗主人的隱私嗎？未經許可采用遙感手段獲取寵物狗的心跳、血型、骨骼密度等生物體征信息，是對人格權的侵害嗎？即便從隱私權的角度可以確認自然人對某些物體信息的專有權，但擬制人顯然無法享有隱私權，它們擁有的物體上的信息除了可能受到知識產權或某些專門單行立法的保護之外，絕大部分的純粹物體信息都難以在現有權利類型中找到確認權屬的依據。這是否意味著他人只要不對物體實施物理性的侵入或損害，就可以自由獲取此類信息？〔35 〕

總的看來，現有的信息權利規范散布于立法目的、立論基礎不同的單行法當中，各自管轄著某些局部的信息領域。這些規范彼此之間缺乏緊密的邏輯聯系，無法契合成覆蓋所有信息的權利體系。在現代信息傳感技術面前，既有的信息確權進路已經不足以對“一切事物的信息”作出“產權”界分。要系統地回應信源與信宿“二物分立”、“二主分立”狀態下的信息權屬之爭，必須求諸新的權利話語和規制思路。

四、“信源信息權”的基本范疇與正當合理性

如果我們承認，當一個人基于經驗、文明社會的假設或者是共同體的道德感，懷有某種受到法律承認和支持的合理期望時，這種期望是符合自然權利或道德權利的法律權利，〔36 〕那么我們也必須承認，人們普遍地懷有一種期望，那就是能夠排他性地保有和享用其身體和其所擁有的物上負載的信息。擁有人身權的自然人，或者擁有物權的人，對其身體或物上的信息懷有這種期待的應受保護性，可稱之為“信源信息權”，即信源的權利人對負載在信源上的信息權利。因為信源包括人體和物體兩類，故信源信息權又可分為“身體信息權”和“物體信息權”。

信源信息權具有自然法上的正義性，實在法的基礎以及經濟學上的合理性。這一范疇的確立能夠為泛在網絡環境下的信息權屬制度安排奠定基礎。即便物理環境的制約可以被科技手段輕松逾越，但在信息獲取行為人與信源之間，依然矗立著清晰的法律屏障，信息傳感技術的應用方式和應用范圍，仍須遵循明確的底線和邊界。

（一）身體信息權的自然法淵源

人的身體就是信息的一種載體形式，人體的任何組成部分的任何運動狀態都可以量度和表征為信息、細胞的基因序列、心臟的搏動頻率、大腦的意識活動、聲帶的振動、肢體的動作、人體移動的速度、所處的地理位置等，莫不如是。身體信息對擁有身體的人或者他人來說，可能都是有價值的。但是，由擁有身體的人自主地保有和享用這些信息，拒絕他人隨意刺探，對于維系人的目的性、主體性地位，實現分配（持有）正義具有無可替代的意義。

作為“對自然法具有拯救意義的哲學基礎”以及“世界共通的現代哲學”，〔37 〕康德哲學當中有一個根本性的命題——“自然目的論”。它強調“人不僅像一切有機生物那樣是‘自然的目的’，而且是自然世界里的‘終極目的’”。〔38 〕因此，人必須被當成目的，而不是手段，這種道德要求限制了人對待他人的方式，那就是必須尊重人，不可將人物化、財產化、客體化，甚至限制了人對其自身的處置方式，不能像對物那樣對自我擁有所有權。〔39 〕據此推論，對他人身體信息的不受限制的獲取，意味著將他人純粹作為獲取信息的物質手段，用于其所不欲的目的，無論是否會對身體造成物理上的侵害，都因其有悖于自然目的而不可接受。拒絕他人對自己身體信息的獲取，既是人對他人享有的自然權利，也是人對其自身負有的德性義務。

從分配正義的角度看，人的身體信息是可以與人體相分離的兩種事物。例如，人腦中的信息可以外化為智力成果，負載在書籍、光盤等物質媒介上，因此具有可以轉讓的財產屬性，并可以作為一種資源形式在社會中實現再分配。不過，分配正義的基礎是獲取的正義、轉讓的正義，以及獲取正義和轉讓正義的交替重復。〔40 〕對信息的正義持有如果是按照正義的轉讓原則獲得的，那么所有正義持有都可以通過轉讓正義向上追溯至初始的獲取正義，即對最初負載在人體上的信息的獲取是否符合正義的原則的問題。如果不帶任何預設立場地把負載于人體的信息視為權利人不明或沒有權利人的財產，那么按照“先占取得”的自然權利原則，由于一個自然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早地通過其自己的身體占有了這些信息，因此也只有由其本人初始獲取該信息的權利才是正義的，只有本人才有資格原始取得針對其身體信息的權利。或者說，人對其身體上負載的信息享有天然的、初始的、正當的信源信息權。

身體信息權人對身體信息的使用方式，應包括對信息進行的任何操作，如對信息的獲取、記錄、存儲、修改、刪除、恢復、查詢、更正、利用、傳輸等，或者本人允許他人對信息實施的上述任何操作。為便于與已有法律術語銜接，筆者將這些使用方式統稱為對信息的處理。

按照民法對權利性質的傳統劃分標準，對身體這種信源的信息權可進一步分為本人固有的、不可與人身分離的“信息人身權”和可以移轉讓渡的“信息財產權”。其中，身體信息人身權的核心是對信息處理方式的“自我決定權”，即基于自己的意志，決定其本人或他人對信息的處理方式的權利，具有形成權、對世權的性質。例如，決定自己處理信息、許可他人處理信息、撤銷對他人處理信息的許可，或者排除他人對信息實施未經許可的處理等。該自決權非依法不可剝奪，已被某些國家承認為具有“一般人格權”的性質，屬保障“人格自由發展”的基本權利；〔41 〕身體信息財產權的核心是對信息處理的“實施權”，即對信息采取具體處理行為的權利，屬于支配權、相對權。例如，他人可以通過無償或有償的方式獲得本人的許可，從而對本人的身體信息實施處理行為，在本人許可的范圍內，他人還可將實施處理行為的權利再次讓渡給第三人。

（二）物體信息權的物權法/財產法基礎

“物”在民法中通常被定義為人體以外的、可供人支配和處分的一切東西，狹義上僅指有體物。關于物的基本特征，歷來有“可被感覺觸知”、〔42 〕“占據物理空間”、“范圍邊界確定” 〔43 〕等說法。不過以當今科技與法制狀況視之，這些觀點均應有所揚棄。以“可被感覺觸知”為例，有學者將其詮釋為“能被人的五官感覺”。但是很顯然，人的感覺功能并不只依賴“五官”，一些無法由人體直接感覺到的物質，現在已經可以借助現代科技進行感知。因此，“可被感覺觸知”宜擴張解釋為“能被人體（直接或間接）感知”；關于“占據物理空間”，傳統羅馬法是從中觀尺度上理解的，對存在于微觀尺度上、僅憑肉眼難以辨識的物質（如塵埃、微生物、氣體分子、光子、電子），并不認為其具有空間形體。但是，在物理學意義上，任何物質都與一定的空間相聯系，20世紀以來的大陸法系民法也普遍承認磁場、電流、光線、聲音等無形“自然力”為物權的客體，故繼續強調物的“占據物理空間”的特征，已無實際意義；“邊界范圍確定”也不宜繼續作為物的特征，因為我國立法例中已存在大量邊界范圍不確定的物，諸如森林、礦藏、水流、山嶺、灘涂等，〔44 〕甚至還可能包括陽光、雨水、大氣等。〔45 〕鑒于上述情況，并且出于研究信源信息權的需要，筆者所稱的“物體”，廣義上是指“人體以外的，一切可被人感知的物質”，包括了民法上的物，以及民法意義以外的物質（例如日月星辰等宇宙天體）；狹義上僅指民法上的物，即“人體以外的，一切可被人感知、支配和處分的物體”。“物體信息”是指某物的運動狀態的量的表征。

物權法在自然法意義上的正當性基礎已被大量論證。完全物權或者所有權是民法上關于物的基本權利類型，其核心含義是對物的不受他人干涉的支配處分權。所謂“支配處分”，本意是占有或占有的移轉。法律上的占有，非指對實物的物理上的“持有或扣押”，而是強調將物作為“意志活動的對象”，對其“純粹理性和法律的占有”。易言之，占有的法律本質不是“獲得一個外在對象”的感性、經驗的狀態，而是“理性的”、“抽象的”，可以“撇開所有經驗占有中的時間和空間的條件”，受到人們共同意志（法律）尊重的，排除他人對物的使用妨礙的權利。〔46 〕

占有最終落腳于“使用”，體現在“對物的自由使用”的三重含義之上：其一是自己使用的自由，占有人對物可得自由使用；其二是對他人自由使用的排除，他人不得對物自由使用；其三是對他人干涉自己自由使用的排除，他人不得干涉占有人對物的自由使用。這三重含義是對占有，同時也是對支配處分或者完全物權、所有權的實現形式的集中概括。在此意義上，如果某物“根據權利是‘我的’”，那么“任何他人未曾得到我的同意而使用它，他就是對我的損害或侵犯”，“凡是對我任意使用它的任何妨礙，就是傷害我或對我不公正，就像侵犯我的自由一樣”。〔47 〕

由此可見，“使用”是所有權理論中的核心概念，未經權利人許可的對物的“使用”即構成對他人權利的侵害。不過，對于何謂“使用”，法學家們似乎沒有刻意給出過解釋，歷來把它當作一個寬泛的、無法窮盡列舉的、不言而喻的概念。那么，獲取物體信息的行為，是否構成對該物的一種“使用”？如果我們把對物的“使用”理解為“借助物的自身特性以實現人的目的”，那么就應當承認，有目的地獲取物的運動狀態的量的表征（信息）的行為就是對物的一種“使用”方式。試想，對書籍畫冊的賞讀，對電腦硬盤中數據的調取，對某種物體化學成分、物理性質的探析等行為，本質上都是從物當中獲取信息的行為，在法學的詞典里，再沒有能比“使用”更準確地指代這些行為的術語了。因此，物的權利人不但對物存在享有排他性使用的權利，而且應當對物所具有的全部特性，包括對物所負載的信息享有同樣的權利。在未經物的權利人同意的情況下獲取物上信息的行為，無論其獲取信息時是否與物發生過任何物理性、實體性的接觸，或者造成物的損耗，都是對權利人的所有權或物權的侵害。權利人對物體信息的權利，或者說權利人享有的物體信息權，當然地蘊含在其對物的權利當中，是物的所有權或完全物權的應有之義或衍生權利，或者說是所有權的具體權能形式。所有權是財產權，故物體信息權亦屬財產權。

按照所有權人是否明確，民法中的物被分為有主物和無主物，根據權利人的數量，有主物又可分為獨有物、共有物。物體信源權的細分可以物的所有權歸屬為基礎：對獨有物負載的信息，物之所有權人可以自行實施處理，也可以決定授予他人進行處理的許可或者分許可；共有物的所有人應按共有人之間約定或法定的行權規則，單獨、共同實施或許可他人實施對物上信息的處理。上述決定權、實施權可以轉讓，并可以由多個權利人非排他性地享有。不屬于民法上的物的物體可以視同為民法上的無主物，其負載的信息是沒有特定權利人的無主信息，得被任何人實施處理。

民法物信息權本質上是所有權“權利束”的組成部分，是以使用權能為核心，與占有、收益、處分權能密切關聯的所有權實現形式。民法物信息權具有“一物一權”、“對世權”、“支配權”的特征。例如，作為特定物的一冊書籍A，只有其所有人B才對該冊書上的文字信息享有信源權，書籍作者C雖然享有作品的著作權，但未經B的許可，C不得任意以A為信源實施信息處理行為；即便C的作品底稿滅失，已出版的書籍只剩下A這一冊孤本，再無副本或其他存檔，那么未經B許可，C也仍舊無權獲取A上的作品信息。

（三）確立信源信息權的經濟學理由

信源和信息的絕對數量是無窮大的，但正像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就嚴格的物質特性而言，任何信源都是獨一無二的。雖然某些信息可以同時負載于多個信源上（一段文字可以手抄、印刷、電子數據的方式記載在不同的介質上），但是任何兩個信源上的全部信息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此意義上，信息也可能是一種稀缺資源，而且人為的或者制度的限制因素會進一步加劇其稀缺性。

經濟學上通常認為對信息的消費不具有競爭性，在某條信息之上可以同時并存若干互不干涉的使用，而且“A使用某條信息不會給B使用該信息增加成本”。〔48 〕因此慣于將信息（例如交通信號燈、路牌上的指示信息）視為公共產品。但是，A使用某條信息的行為的確可能降低B的福利，例如A公開了B的隱疾信息，使B感到痛苦，或者減少B可能從使用這條信息當中獲得的報償，例如A獲取了B賴以保持競爭優勢的產品配方信息。如果一個主體對某些信息的使用對他人使用這些信息來說具有負的外部性，那么這些信息就可能具有私人產品或俱樂部產品的屬性，將信息一概而論地視為公共產品并不妥當。〔49 〕

信息傳感技術發達但信息權屬不明的狀況，可能導致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為了預防信宿利用技術優勢不支付對價即獲取稀缺的信息私人產品，信源權利人必須為識別潛在的信宿、分析其使用的信息感知技術、采取相應的隔離防范措施進行投資。而信宿權利人也可能相應增加投資，以獲得更有效的突破隔離防范措施的技術能力。這些投資與信息資源的生產成本無關，屬于為了促成交易而發生的交易成本，或者是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非合作博弈成本，會減少雙方通過交易所能獲得的凈利潤之和。當交易或博弈成本超過潛在交易方對信息的估值時，交易將不會發生，信息資源將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最優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最大化。第二種情形是信源權利人無力承擔上述交易成本，徹底放棄了對信宿的防御，放任相關信息成為憑借某種技術即可自由接觸的公地。由于缺乏收益激勵甚至受到逆向激勵，信源權利人會減少維護信息品質的投入，或者有意生產扭曲、虛假的信息，結果同樣造成信息使用效率的降低。

如果法律制度把對信息的排他性權利賦予信宿權利人，同理可能出現前述第二種情形。即便在法律上對信源權利人課以善意維護信息品質的義務，那么對這種義務履行的監管成本也將高到不可行的地步。

與上述幾種安排相比，通過法律規定將信息權利初始賦予信源權利人，并允許通過市場機制進行某種程度的讓渡，是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信息資源流動，提高信息產出效率和使用效率的優選方案。

五、信息權利確認的基本原則

自然人對其身體信息、權利人對物體信息的排他性保有和享用，是可以從當今人類法治文明和經濟理性中推衍出的正當權利。將物質區分為人體和物體，相當于對一切可能的信息載體的結構性認識。以人體和物體負載的信息為客體的信源信息權范疇，相當于為人類憑借自身官能或技術手段可得感知的一切信息，提供了初始權利確認的理論工具。但是，任何權利的行使都有限制性條件，創設和承認信源信息權并不意味著信源權利人可以完全壟斷其人體信息或物體信息，也不意味著他人未獲其許可就絕對不得對相關信息實施處理行為。提出信源信息權的范疇，目的不是取代其他特定的信息權利類型，而是為既有權利規范未能覆蓋的大片信息領域提供基礎性、兜底性、補遺性的權利確認。有鑒于此，一個具有包容性、解釋力和內在統一邏輯的信息權利譜系，可能需要建構在下列原則組成的理論框架之內：

（一）信源信息權取得原則

如果沒有證據證明他人對信源上的信息享有權利，那么信源權利人（包括人身的權利人、物體的所有權人）應被推定為信源信息的初始權利人。這種推理判定信息權利歸屬的思路，可稱為“信源信息權取得原則”。

據此，對信源這種物質載體的權利的公示方式，就是信源信息權的公示方式：若信源為動產，對信源的占有即可被推定為對信源信息權的取得；若信源為不動產，則法定的不動產權利公示方式就是擁有信源信息權的外觀標志；非民法物的信源上負載的信息，是沒有特定權利人的信息，或者說是人人皆可為權利人的信息，任何人均有權對其進行處理。

信源信息權推定原則以信源權利的歸屬作為信息權原始取得的依據，意味著權利人僅憑其對信源享有的權利，即可作為初步依據，對抗他人未經其許可的信息處理行為或者是對其本人處理信息的妨害行為。信息權利的公示依托于既有的權利公示方式，解決了信息作為無體財產難以通過外觀識別權利主體的問題，為信息感知技術的應用范圍劃出了較為清晰的邊界。

既往的法學研究缺乏在一般意義上對信息權利原始取得問題的探討，但是一些學者以洛克、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學說為淵源，或者從工具理性的角度出發，對知識產權（即關于知識信息的權利）“何以發生”作出過論證。〔50 〕其立論基礎主要是勞動理論、人格理論和激勵理論，分別強調了創造性智力勞動者的自然權利，對智力成果中人格利益的尊重以及對智力勞動的報償等。相比之下，除了涵蓋信息的范圍有廣、狹之分外，信源信息權的推定取得與知識信息權的取得理論在思路上似乎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前者將信息載體的權利人推定為信息權利人，而后者以信息的創造者為信息財產權利人。其實，這種差異不是實質性的，而是技術性的，前者不但沒有否定后者，而且與后者并行不悖，相輔相成。可以分析下列三種不同情形：（1）當A將其擁有的知識信息負載于自有的信源時，比如A在自己的電腦中創作文學作品，信源信息權人與知識產權人同為A，兩種信息權利取得理論的結論是相同的；（2）當A創造的知識信息被負載于B擁有的信源上時，除非A對相關信息享有知識產權的客觀事實能夠被確證為法律事實，否則無論基于何種理論，都不宜將A認定為信息權利人，法律推導的結論仍然是將B推定為信息權利人；（3）假如根據知識產權的取得理論，B的信源上所載信息的權利被確證為歸屬于A，此時，法律事實既然已經確立，法律推定當然不再適用，A可以因其在先享有知識產權而就B的信源上的相關信息主張權利。

（二）優先信息權保留原則

“優先信息權保留原則”，是指如果他人依據優先適用的法律規定對某些信息享有專屬權利，那么除非基于其他合法事由，這種專屬權利（簡稱優先信息權）應得到優先于信源信息權的保護，信源權利人處理信息的行為不得損害優先信息權。確認信息權利或法律規范的優先順序時，可采取權利優于法益、人身權優于財產權、基本權利優于一般權利、新法優于舊法、特別法優于一般法、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等判斷標準。

例如，客戶A與商家B進行交易的記錄信息，被存儲在信息服務商C的硬盤中。依據信源信息權取得原則，C作為硬盤這種信源的權利人，可被推定為信源信息（即交易信息）的權利人，他人不得擅自處理硬盤中的信息。但是，假如A對這些交易信息依法享有隱私權，B享有商業秘密權，那么隱私權、商業秘密權作為特別法上的權利，優先于作為法益或一般法規定的信源信息權，故C對交易信息的處理行為不得侵害A、B的隱私權或商業秘密權；又，假設B在其自有的電腦硬盤中對交易信息做了備份，那么，A的隱私權作為人身權和特別法上的權利，優先于B的商業秘密權（財產權）或信源信息權（法益或一般法上的權利），故B處理交易信息的行為不得侵害A的隱私權。

信源權利人負有不侵害優先信息權利的消極義務，并不意味著優先信息權利人享有侵害信源信息權的積極權利。在“微軟黑屏案” 〔51 〕中，微軟公司享有Windows XP系統的著作權，使用盜版軟件的用戶應當承擔侵權法上的責任。但是，微軟公司未經許可即改編用戶電腦中的信息使桌面背景變成黑色，不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行權方式，而是對他人信源上的信息的處理行為。電腦用戶無論是否安裝了盜版軟件，作為信源信息權人，均得對抗微軟公司對其信息的擅自處理行為。

（三）信息權利限制原則

權利的普遍法則可謂“能夠使一個人的意志選擇的自由與任何人的自由同時并存”，或者說，每個人的目的都內在地尊重別人的目的。為了保有人的尊嚴，體現人的價值，保障人的發展，既有必要為普遍意義上的信息作出個體權利的客體化安排，也有必要對這種權利加以限制，防止信息資源的排他性、絕對化占有，妨害其他主體正當目的之實現。

對信息權利的限制，是指不經信息權利人許可，即對信息實施某種程度或方式的處理。限制信息權利的方式和程度，取決于不同法域的具體制度環境，并且受到政治、文化、社會等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不過，限制信息權利的合法事由可大致歸納為三類，即為了實現信息權利人本人的、他人的或者公共的正當目的。對他人的專有信息進行處理時，應遵循最少使用、最小損害的要求，即處理的信息內容應以實現特定的正當目的為限，信息處理方式的選擇應以對信源權利人損害最小為標準。

為了本人目的而限制信息權利的情形，包括為了保護信息權利人的重大利益，或者為了履行對信息權利人負有的義務，而必需進行的信息處理。例如，為了對某人實施緊急醫療救護，或者履行醫患合同中的法定、約定或附隨義務，醫務人員在無法或不便取得該人許可的情況下，可以對其身體信息進行處理，但是涉及的信息內容和處理方式，應以滿足救護或履約的合理目的為限。

為了他人目的而限制信息權利的情形，是指他人的合法利益在價值上高于信息權利人的利益時，為了實現他人的該種利益而對信息進行的處理，不會對信息權利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造成損害。

為了公共目的而限制信息權利的情形，包括為了行使法定職權，履行強制義務，提供公共服務，維持公共秩序，保護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以及為了新聞、藝術和言論表達等目的，而對他人擁有權利的信息進行必要的處理。

（四）公開信息處理原則

信源權利人公開信源信息的行為，應被視為對信源信息權的某種程度的放棄，他人有權在遵循優先信息權保留原則的前提下，自由處理相關信息。

信源信息是否被公開，可以考慮從信源權利人的主觀意愿和信源的客觀狀態兩個方面加以判斷。首先，信源權利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向不特定人主動提供的人體信息（例如在公共場所發表演說時的語言信息、舉行集會時的行為信息）、物體信息（例如在公開展示、陳列的器物的圖像信息），應被視為公開的信源信息；其次，就信源的客觀狀態而言，當其處于不特定人可以接觸的場合時，那些可被普通人憑借感官功能獲取的信息（例如當某人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其他乘客可以看見的該人的衣著形貌、隨身物品的外觀信息），應被視為公開信息。但是，對公開信息的處理不得違背優先信息權保留原則。例如，不得以侵害著作權的方式將演講人的講稿出版發行，不得以侵害肖像權或隱私權的方式，使用某人在公共場所的形貌信息。

*上海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上海大學“都市社會發展與智慧城市建設”內涵建設項目（項目批準號：085SHDX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泛在網絡”是個舶來詞，來源于拉丁語Ubiquitous network，百度百科將其翻譯為廣泛存在的，無所不在的網絡。“泛在網絡”一詞已為多數網民使用，本文從之。

〔2〕知識產權法可以被理解為“關于授予某些種類的信息或者信息的某些方面以壟斷或準壟斷權的規制方式之法”，“知識產權法的基本標的（basic subkect matter）就是信息”。見Michel D Pendleton, The Law of Intellectual and Industrial Property in Hong Kong, Butterworth & Co （Publishers） Ltd, 1984, p.3.

〔3〕Joel R. Reidenberg, Privacy Wrongs in Search of Remedies, Hastings Law Journal, Vol. 54, p.877.

〔4〕參見Dana Cuff, Mark Hansen, and Jerry Kang, Urban Sensing: Out of the Wood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March 2008/Vol. 51, No. 3, p29。

〔5〕泛在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又譯做“普適計算”）的概念最早出現在馬克·維澤（Mark Weiser）的論文中，是指把微型化、嵌入式、不可見（invisible）的軟硬件計算設備，廣泛部署在生活和工作環境當中，從而為人們提供無處不在的、能移動的、不間斷的運算服務；物聯網的構想由比爾·蓋茨（Bill Gates）、凱文·阿什頓（Kevin Ashton）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提出，其基本含義是，將信息傳感技術與互聯網等通信網絡相結合，從而實現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信息的互聯互通。

〔6〕國內有些資料將其譯為“泛在信息社會”或“泛在社會”。E社會追求實現3A通信（Anyone, Any time, Anywhere），即任何人與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地點的通信聯系，U社會則增加了一個A（Anything），即除了人之外，任何物體也都可以被尋址識別，并與任何人或其他物體進行通信，甚至被實施某種程度的控制。國際電信聯盟的官方網站匯集了眾多關于泛在網絡（Ubiquitous Network）和泛在網絡社會的技術性研究成果，參見itu.int/osg/spu/ni/ubiquitous/，2014年9月19日。

〔7〕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是美國的“棱鏡”秘密監控項目。參與該項目的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斯諾登通過英國《衛報》披露，美國情報當局長期對所有網絡通信數據都進行記錄備份，可以像訪問數據庫那樣，隨時調閱任何電子郵箱的內容，通過截獲分析原始信號數據，達到“隨心所欲，無所不知”的程度。參見Edward Snowden: “NSA whistleblower answers reader questions” 2013年6月17日，guardian.co.uk/world/2013/jun/17/edward-snowden-nsa-files-whistleblower，2013年7月26日。

〔8〕例如有觀點認為，WTO通過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其實是十二家跨國公司游說的結果。這些私人利益集團利用其對政府和全球組織的支配影響力，成功地將私權上升為公法，進而建立起國際法上的知識產權規則，以保護其在市場中的優勢地位。參見［美］蘇珊·K.塞爾：《私權、公法——知識產權的全球化》，董剛、周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9〕參見Manuel Castells, “The Network Society: From Knowledge to Policy,” in Manuel Castells and Gustavo Cardoso eds., The Network Society: From Knowledge to Policy, Washington, DC: 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2005, p. 19.

〔10〕參見［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斯·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盛楊燕、周濤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223頁。

〔11〕聯合國、美洲國家組織、歐洲委員會、非洲聯盟、英聯邦、美洲國家間人權法院、歐洲人權法院等組織，均將信息自由權視為基本人權。參見［加］托比·曼德爾：《信息自由：多國法律比較》，龔文庠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23頁。

〔12〕參見楊仁忠：《公共領域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頁。

〔13〕Anupam Chander and Madhavi Sunder, The Romance of the Public Domai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92, no. 5, 2004, p. 1331.

〔14〕對泛在計算和物聯網環境中的新型法律爭議問題，已有一些全局概覽式的前瞻性研究，參見 Jerry Kang, et al., Pervasive Computing: Embedding the Public Sphere,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vol. 62, 2005; M. Scott Boone, Ubiquitous Computing, Virtual Worlds,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 Policy for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4, no. 1, 2008; Rolf H. Weber, et al., Internet of Things: Legal Perspectives,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0; Dana Cuff, et al., Urban Sensing Out of the Wood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51, no. 3, 2008; Lars S. Smith, RFID and Other Embedded Technologies: Who Owns the Data?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nology Law Review, vol. 22, 2006.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界關于此類問題的關注剛剛起步，且大多集中在圖書情報學領域，罕有針對法律問題的探討。

〔15〕參見黃桂田、龔六堂、張全升主編：《中國物聯網發展報告（2012—201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Ian G. Smith ed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2012: New Horizons, internet-of-things-research.eu/pdf/IERC_Cluster_Book_2012_WEB.pdf，2013年8月12日。

〔16〕劉永謀、吳林海、葉美蘭：《物聯網、泛在網與泛在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2年第6期。

〔17〕目前，世界各國或地區正在實施的泛在網絡發展規劃，有日本的U-Japan、i-Japan戰略計劃，韓國的U-Korea、U-City戰略計劃，美國的“智慧地球（Smarter Planet）”項目，歐盟的“環境感知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項目等。參見吳巍等：《物聯網與泛在網通信技術》，電子工業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2頁。我國從保證國家可持續發展能力、競爭能力的高度出發，于2011年制定了《物聯網“十二五”發展規劃》，“智慧城市（Smarter City）”建設目前已“席卷中國大地”，一線城市和眾多二、三線城市都了智慧城市戰略。

〔18〕學界從各種方法論和研究視角出發，對信息含義的界定方式多達數百種，限于篇幅，不再列舉辨析。結合法律問題對信息含義進行探討的中文著述。參見李曉輝：《信息權利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版，第7—26頁；劉青：《信息法新論——平衡信息控制與獲取的法律制度》，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0—62頁；齊愛民：《捍衛信息社會中的財產》，北京大學出版社年2009版，第45—50頁。

〔19〕信息論是運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方法研究信息、信息傳輸和信息處理的一般規律的學科。信源、信宿的概念由被譽為“信息論之父”和“信息時代奠基人”的香農首先提出，參見C.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vol. XXVII, no. 3, 1948, pp. 380—381.

〔20〕作為哲學的基本范疇，物質是統一的，不是以“個”為單位的“物體”的集合。但是，從特定的（如道德的、法律的、經濟的）認識論角度，可以在觀念上將物質區分為若干獨立的個體，即“物體”。

〔21〕Richard Hunter, World Without Secrets: Business, Crime, and Privacy in the Age of Ubiquitous Computing ,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2.

〔22〕David Chaum, Security Without Identification: Transaction Systems to Make Big Brother Obsolete ,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28, issue 10,p1030.

〔23〕奧威爾在他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中，描繪了一個極權主義登峰造極的社會，一個幾乎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的“老大哥”通過“電幕”監視著所有的人的言行舉止。批評者認為，美國“棱鏡”項目就堪稱現實版的《一九八四》。See Felicity Capon, Sales of Orwell´s 1984 rocket in wake of US Prism surveillance scandal, telegraph.co.uk/culture/books/booknews/10115599/Sales-of-Orwells-1984-rocket-in-wake-of-US-Prism-surveillance-scandal.html，2013年8月10日。

〔24〕Paul M. Schwartz, Internet Privacy and the State, Connecticut Law Review, vol. 32, 1999, pp. 820—821.

〔25〕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 347 （1967）.

〔26〕例如，哈佛大學的研究者曾在20世紀90年代以“免費體檢”的名義，抽取安徽大別山地區大量農民的血樣，把這些“比金子還寶貴的”、“未受污染的基因資源寶藏”運回美國用于基因組搜索，申請基因專利。哈佛大學和贊助商為此獲得了大筆經費和投資。參見John Pomfret and Deborah Nelson, An Isolated Region´s Genetic Mother Lode,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10/01/AR2008100101158.html，2013-02-16；熊蕾、汪延、文赤樺：《偷獵中國基因的活動——哈佛大學基因項目再調查》，《瞭望》2003年第38期。當時，中國尚未頒布關于遺傳基因的管理性規定，民眾也缺乏隱私權利意識。

〔27〕此處的處理包括對個人信息進行的任何操作或者一系列操作，例如收集、記錄、組織、存儲、改編或著修改。恢復、查詢、利用、傳播、分發、披露、排列或者組合、隔離、刪除或銷毀等。參見Directive 95/46/EC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rticle 2, （b）。

〔28〕Directive 95/46/EC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rticle 2, （a）.

〔29〕池海波：《定制3D“真人”當心侵權》，《法制晚報》2013年7月26日，第A27版。

〔30〕我國已頒布若干與個人數據處理相關的國家標準，如《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個人信息保護指南》（GB/Z 28828-2012），《健康信息學 推動個人健康信息跨國流動的數據保護指南》（GB 25512-2010）等，這些標準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國內學者關于個人數據保護法律問題的著述，有齊愛民：《個人資料保護法原理及其跨國流通法律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周漢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專家建議稿及立法研究報告》，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等。上述國家標準、專業文獻關于個人數據（或稱個人資料、個人信息）的定義，均要求具備“身份可識別性”。

〔31〕王澤鑒：《人格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頁。

〔32〕“匿名化”是指修改個人數據中的某些內容，消除可識別的特征，使個人數據與特定自然人之間無法或難以建立起對應聯系。個人數據保護法對匿名數據的處理一般都采取相對寬松的規制態度。不過，從經驗上來看，真正能夠滿足匿名或化名的實質要求是相當困難的。參見［德］克里斯托弗·庫勒：《歐洲數據保護法：公司遵守與管制》，曠野等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0頁）；在擁有大量數據的情況下，“反匿名化”（通過技術手段從匿名數據中發現數據主體的真實身份）非常容易實現，徹底的匿名化是不可能的。See Paul Ohm, Broken Promises of Privacy: Responding to the Surprising Failure of Anonymization, UCLA Law Review, vol. 57, 2010.

〔33〕這些憂慮主要集中在安全和隱私兩個方面。多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表示擔心這些詳細的地理信息會為不法分子提供幫助。據報道，發動2008年孟買恐怖襲擊的人員就曾利用“谷歌地圖”上的信息研究選擇襲擊地點。See Rahul Bedi, Mumbai Attacks: Indian Suit Against Google Earth Over Image Use by Terrorists, Telegraph, 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india/3691723/Mumbai-attacks-Indian-suit-against-Google-Earth-over-image-use-by-terrorists.htm，2013年5月l日訪問。谷歌為了減少違法嫌疑，采取了一些技術手段。例如，對街景中的人臉、汽車牌號、軍事區域、要害機構等敏感信息進行了模糊處理或擦除等），但是堅持認為街景項目合法并一直運營至今。

〔34〕Boring v. Google, Inc. , 598 F. Supp. 2d 695 （W.D. Penn. 2009）.

〔35〕例如，根據我國交通部的要求，一些省份正在強制要求對客運、貨運車輛安裝全球定位系統（GPS），車輛定位信息將“在統一的頂層設計框架下……實現信息互通和資源共享。”《交通運輸部關于加快推進“重點運輸過程監控管理服務示范系統工程”實施工作的通知》（交運發〔2012〕798號），gov.cn/gzdt/2013-01/04/content_2304567.htm，2013年7月19日。不過，作為一種重要社會和經濟價值的信息資源，車輛定位信息的權利主體、權利的可實現方式尚不明確，強制安裝GPS裝置、收集定位信息政策的合法性也有討論的必要。

〔36〕［德］ 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1—42頁。

〔37〕參見劉曉勇：《批判哲學與自然法——論康德的批判自然法思想》，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147—151頁；［日］桑木嚴翼：《康德與現代哲學》，余又蓀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版，第185—186頁。

〔38〕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London:Macmillanand Co.. Limited 1914. p.352.

〔39〕洛克等人主張“人對其自己的人身享有所有權”，不贊同“人不能自我擁有”的觀點，并將一切權利的客體（包括生命）視為“財產”。不過，關于人是否自我擁有的觀念之爭，很大程度上不是針對“目的論”本身，而是實現“目的論”可得使用的手段與方式。

〔40〕參見［美］羅伯特·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頁。

〔41〕參見張源泉：《德國訊息自決權之范圍及其界限》，《法律科學》2010年第4期。

〔42〕參見江平、米健：《羅馬法基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頁。

〔43〕參見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頁。

〔4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46條、第48條。

〔45〕參見《黑龍江省氣候資源探測和保護條例》第2條、第7條。有觀點認為，地方法規無權在氣候資源上創制物權，但“自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的規定，亦見于我國《憲法》第9條和《物權法》第48條。

〔46〕〔47〕［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哲學》，沈叔平譯，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4、58頁。

〔48〕［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蔣兆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

〔49〕有觀點認為，公共產品的經典經濟學定義缺乏實用性，其本質屬性不應是自然或技術上的特征，而是產權制度安排的法律和社會效果。沒有一種事物天然就是公共產品，制度可以制造稀缺性和私人產品。參見李雷：《公共產品的所有權界定及其現實意義》，《現代經濟探討》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