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市場環境的特征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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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后危機時代 公允價值 計量理論 變革 發展

公允價值計量理論發展歷程

公允價值計量理論發展初期以活躍市場環境為主背景，非活躍市場環境為特例和補充?；钴S市場與非活躍市場分類以活躍和非活躍的“要素群”或“要素組”為單元綜合分析市場環境對交易客體、交易主體和交易結果的影響程度?；钴S市場存在活躍要素與非活躍要素，非活躍市場同樣存在活躍要素與非活躍要素。市場環境的總體活躍程度或非活躍程度可以根據交易量、交易水平、交易頻率和交易秩序等因素的綜合分析予以確定。

公允價值定義經過了上世紀70年代的“交易觀”和“非交易觀”、90年代的“交易觀”、本世紀初期的“非交易觀”以及“有序交易”觀的逐步演變，逐步形成了趨同的公允價值定義：“在計量日市場參與者的有序交易中，銷售資產或轉移債務的金額”。“有序交易”統籌交易已經發生和交易沒有實際發生的假想交易兩大塊內容。

2006年9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7號準則，標志著基于活躍市場環境、以公允價值計量目標為指引，涵蓋公允價值定義、計量對象、脫手價、市場參與者、主市場或最有利市場、初始確認、計價技術、計價技術中所用的輸入值以及公允價值層級等內容的公允價值計量體系初步確定?；诨钴S市場環境的公允價值計量以其高度的相關性和可靠性“先行先試”，撼動了歷史成本獨領的計量格局，搶占了計量領域的制高點，在繁榮之路上凱歌高奏。

金融危機孕育公允價值計量理論新機遇原因解析

突如其來的2007~2009全球金融經濟危機阻擋了基于活躍市場環境的公允價值研究和應用的步伐，但也揭開了非活躍市場環境下公允價值計量的序幕。金融危機只是非活躍市場的一種極端環境，非活躍市場為公允價值計量縱橫馳騁提供了廣闊天地，是公允價值復興的主戰場。其理由：

公允價值計量的比較優勢。非活躍市場環境下各種計量屬性的總體信息質量特征都有所下降，但以市場交易價格為影子追蹤價值變化的公允價值正切合了風險、不確定環境的要求。雖然增加了計量的難度，但以程序理性保證結果理性的公允價值計量目標仍保持不變，公允價值計量的相關性和可靠性基本信息質量特征能滿足現在和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其他債權人等財務報告信息的主要使用群體的需求。相比于其他計量屬性，公允價值仍顯示了比較優勢。

非活躍市場環境的持續時間長。非活躍市場環境是環境變化的起點，涵蓋從非活躍市場到活躍市場，然后從活躍市場蛻變到非活躍市場的過程，活躍市場只是整個市場環境短暫一瞬，稍縱即逝，而非活躍市場環境跨越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所描述的經濟周期理論中衰退、蕭條以及復蘇階段，僅僅剔除繁榮期，幾乎占據了一個完整經濟周期3/4的時間。

非活躍市場環境的分布空間廣。非活躍市場環境跨越了活躍市場環境和非活躍市場環境兩種市場環境類型，僅僅排除了活躍市場的活躍交易，包括活躍市場的非活躍交易、非活躍市場的活躍交易以及非活躍交易。關聯交易、強制交易以及困境中的交易統統劃入非活躍市場序列。

非活躍市場環境不僅存在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而且同樣存在于西方發達經濟國家。雖然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基金會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決定不會單獨為新興和轉型經濟中的個體制定單獨的公允價值計量指南，不應該有“針對發達經濟的公允價值”與“針對發展中經濟的公允價值”之分，但已經確定為得不到第一或第二層級輸入值的難以計量的資產和負債研制教育指南。這種思路與公允價值計量的復興之路不謀而合。

完善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的公允價值計量路徑

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的公允價值計量必然導致公允價值計量研究和應用路徑的轉變。系統研究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的公允價值計量可能導致公允價值研究路徑提前步入新的階段。完善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的公允價值計量需抓好以下工作：

選擇計量市場。非活躍市場環境下公允價值計量市場選擇突破了非主市場即最有利市場的選擇定律，計量市場選擇依賴于交易類型的區分度：對活躍市場環境下公開市場競價進行調整的公允價值計量，可以適用主市場觀，因為對交易結果的調整并沒有對交易量和交易水平產生實質影響；對交易量和交易水平顯著下降的交易類型，可以適用最有利市場，因為貫穿了最高最好使用原則；對交易量和交易水平有顯著下降且識別交易處于無序狀態的市場選擇，因為無法在市場之間進行比較，退而以交易所在的市場作為公允價值計量市場。無論選擇哪一種公允價值計量市場，均需要結合交易和事件，對市場環境進行評估后確定。

挑選計量模型。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的公允價值估值模型要根據環境的變化及時做周期性校正或選用最相關計量模型，以確保模型真實反映當前的市場狀況，識別任何潛在的缺陷。模型的調整主要包括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調整。準確理解計量對象的現金流量的時間分布、現金流量的額度、選擇權的時間分布和條件，以及權利的保護等因素。當公允價值計量涉及重要不可觀察輸入值并對總體計量做出重要調整時，報告主體可能使用不同估值模型交叉驗證多種估值結果。在合理范圍內選擇合適的估值結果，可能更多傾向于采用可觀察的市場輸入值的計量結果，而較少考慮使用不可觀察輸入值的計量結果。在市場環境極端惡劣如無市價可依或可觀察市價與經濟價值發生嚴重偏離情況下，也可以依靠管理層對未來現金流量和適當的風險折現率的內部假設估值。根據環境的變化，對計量結果進行適當調整是必要的，但出于過度謹慎和保守目的之調整不符合公允價值計量目標。

確定輸入值與公允價值層級。非活躍市場環境不存在第一層級輸入值和公允價值的第一層級。由于對第二層級的調整相應降低公允價值層級的水平，所以，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的公允價值計量輸入值主要集中在第二層級和第三層級。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的公允價值層級分布呈現倒金字塔的特征。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的公允價值披露不僅要披露使用重要不可觀察輸入值的公允價值計量，而且要披露每一個層級的進入和退出的轉換。

評估計量結果。非活躍市場環境下市場環境諸要素對交易價格的敏感性可能隨時間發生變異，市場參與者的風險態度和對不確定性認識也可能隨時間發生改變。同質資產或負債交易價格的變化在時間軌跡上體現為一個相對集中的區間分布。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的公允價值計量更多情況下表現為一個相對有效的公允價值區間。公允價值計量就是在區間內選擇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點。公允價值計量點的選擇不僅與交易價格的集中和分散趨勢相關，而且與市場參與者人數規模、結構及掌握信息的對稱程度相關。當市場交易失靈或失效時，可能出現市場參與者集體選擇背離交易項目內在真實價值及變化趨勢的悖論。此時，需要依賴政府對市場進行糾偏。

修訂計量準則（指南）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首先表現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理事會等準則制定機構對非活躍市場的定義、非活躍市場環境下公允價值計量范圍和方法的差異；其次表現為同一個準則制定機構在不同準則中公允價值使用的不一致性；再次表現為同一機構的同一準則在不同場合中的使用差異；最后，這種差異集中體現在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上。如金融工具分類標準、減值的識別和量化、金融工具轉移、套期會計以及嵌入衍生工具的識別和分離。

重點簡化和規范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一是統一金融工具的定義；二是明確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范疇，將不符合公允價值計量的項目暫時剔除出去，同時將部分類似金融工具的非金融合同以及衍生工具納入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范疇；三是簡化公允價值分類，進一步擴大公允價值計量選擇權的適用范圍，除非有穩定現金流量特征或對現金流量的調整不大的金融項目可按攤余成本計量外，其余屬于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范疇的項目應盡量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四是簡化目前公允價值計量準則關于金融工具未實現收益（或損失）的列示差異；五是簡化公允價值套期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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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創業環境 影響因素 模型 關系

創業環境影響因素研究現狀及評述

從創業環境界定中不難看出，創業環境是由若干環境要素構成的。很多學者對創業環境構成要素進行了研究，詳見表1。對現有創業環境要素劃分的評述如下：

（一）缺乏從系統角度對創業環境要素的劃分

創業環境是一個系統，系統的特征表現為整體性、層次性、開放性與相關性。現有創業環境要素研究都是基于對創業外部影響要素的研究，即外部環境研究；而沒有把創業內部環境如創業團隊的文化、組織與分工等納入創業環境研究框架，創業環境研究整體性缺乏。另外，各個影響要素的層次性也不夠，有單純對宏觀環境的劃分（池仁勇，2002），也有單純對市場環境的劃分（Porter，1980）?；诖?，本文把內部創業環境引入到創業環境研究框架，構建完成創業環境要素分析模型。

（二）缺乏對創業環境要素之間關系的研究

現有研究對創業環境要素的來源研究比較多，而一個完整的創業環境系統，必須考慮到系統各個要素之間的關聯性，這樣才可以更好的認識和評估創業環境。創業環境各個子系統既有獨立的運動軌道，又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構成創業環境動態鏈，了解各個子系統之間的聯系以及對創業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重點分析了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之間的聯系及相互作用的形式。

創業環境因素劃分標準的理論探討

（一）系統環境觀

系統環境觀認為環境是一個系統，它不僅包括外部環境，還包括內部環境，是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統一體。因此，在研究創業環境時，不僅要研究外部創業環境，還要研究內部創業環境；在研究新創企業與創業環境之間關系時，就不能把新創企業內部因素如創業團隊和企業外部環境看成對立的斷點，而是相互聯系的統一體；在評估創業機會和新創企業績效時，不僅要考慮到外部環境因素，還要考慮到內部環境因素的影響；當研究如何營造良好的創業環境時，環境營造的主體就不只是政府，創業團隊也是營造環境的主體等等。系統環境觀區別于單純的外部環境觀。

（二）均衡與非均衡

均衡與非均衡是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均衡是指市場供給等于市場需求的一種狀態，而非均衡是指市場供給不等于市場需求的一種狀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客觀上是非均衡的，均衡只是一種“偶然巧合”。創業企業是各種資源的需求方，外部環境是這些資源的供給方。對某種資源來講，如果資源的需求大于資源的供給或者資源的供給大于資源的需求，這兩種狀態都沒有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就會出現不均衡狀態；但如果外部環境對資源的供給較好地滿足創業企業對這種資源的需求，則實際上達到一種均衡狀態，也是一種較好的理想狀態。

（三）內生性

內生變量是指由系統內部因素影響而自行變化的變量，通常不被系統外部因素所左右，而外生變量是指系統受外部因素的影響而決定的變量?，F有創業環境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外部環境觀基礎之上，因而將環境作為企業的外生變量，作為創業環境研究的重點。然而，依據系統環境觀，創業環境就是一種內生變量。首先，創業企業內部環境如創業團隊、創業者等是新創企業內部因素，是可控的；其次，即使是外部創業環境因素，創業企業也可以通過調整內部創業因素，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創造性的整合資源以滿足新創企業的需求，從而影響外部創業環境。因此，本文將創業環境作為新創企業管理或決策的要素而不是既定前提，構建創業環境研究框架。

創業環境影響因素模型

依據系統理論的整體性，本文將創業環境分為內部創業環境與外部創業環境，內部創業環境是可以控制的，而外部創業環境是不可控的；同時，外部創業環境本身也是一個系統，依據系統的層次性特征，將外部創業環境系統分為三個層次：宏觀環境子系統（或稱社會環境子系統）、市場環境子系統、自然環境子系統。依據系統理論，本文認為創業環境是由內部創業環境、宏觀環境、市場環境與自然環境四個子系統構成（見圖1）。

（一）內部創業環境子系統

內部環境子系統是創業者可以控制的環境系統，主要包括創業者素質、創業團隊文化與創業組織。創業者素質主要體現在兩個層次：精神層與物質層。精神層是指創業精神對創業成功的期望程度；物質層是指創業技能與技巧，創業者要具有創建和管理新事業的技術與商業知識和能力。創業團隊文化是指創業團隊的合作意識、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團隊進取心等理念，良好的創業團隊文化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內部創業環境，促進創業成功。創業組織科學的分工與合作，能提升創業組織的效率，充分發揮創業團隊的潛力，充分利用內部的資源。

（二）宏觀環境子系統

宏觀環境子系統又稱社會環境子系統，包括政策法規環境、金融環境、科技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四個方面。良好的政策法規環境會促生更多的創業機會、減少創業成本并為創業者提供更好的服務，增加創業者的動力和信息；良好的金融環境是創業成功和新創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科技環境能夠為創業者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創業所需要的技術，有利于科技成果向產品的轉化；社會文化環境傳遞著社會對創業的支持態度、容忍程度及相關的支持，良好的社會環境會營造良好的創業氛圍，影響人的觀念，減少創業成本。

（三）市場環境子系統

市場環境子系統又稱為微觀環境子系統，本文借鑒波特的產業競爭模型，認為市場環境是由供應商、顧客、替代品、潛在進入者和競爭對手五個方面組成。市場環境關系到創意能否成為一個創業機會以及創業機會的優劣。沒有顧客需求的創意不能夠成為創業機會，同時供應商、替代品、潛在進入者以及競爭對手都影響到競爭環境，對于創業者而言需要對市場環境進行有效評估，以決定是否建立新企業，將創業機會轉化為現實的產品或服務。

（四）自然環境子系統

自然環境子系統是新創企業賴以生存所需要的資源環境，是新創企業得以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自然環境子系統包括自然資源環境與生態環境。企業是一個資源的轉化體，通過企業系統的轉化，將一定的投入轉變為產出，以產品或服務的形式存在。然而任何投入都離不開資源，資源的可得性以及持久性決定創業機會是否可以持續的轉變為產品或服務。另外，新創企業還必須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因為任何企業都是社會的一部分，企業的發展必須考慮到生態環境，良好的生態環境也會促進新創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趙錫斌.企業環境分析與調試——理論與方法[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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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務會計；公允價值；策略

1公允價值的相關概述

1.1公允價值的定義

從定義為衡量方法的國際會計準則研究中的術語定義，出現在交易的資產和負債中，交易的資產和負債的形式是公平的，甚至是討價還價的相應金額。從這個定義來看，這是不難看出的，這涉及自愿，甚至討價還價的原則。最終目的是確保雙方都能用公允價值進行衡量，以避免雙方當事人之間出現權利不平衡現象。

1.2公允價值的基本特征

首先，公允價值本質上是對市場信息的評估，也是對資產或負債的價值市場的一種識別。其次，從定義可以看出，在公平價值的前提下，交易主體必須是自愿方了解情況，而對于具體交易或特征的兩種物業都可以理解，雙方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貿易的角度。最后，公允價值是確認價格，而不是實際交易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公允價值往往出現在實際交易不足的前提下，估值以活躍市場的報價為依據。

2在財務會計中使用公允價值的意義

2.1標志會計理論的轉變

在財務會計中使用公允價值表明，中國的會計理論從原來的原收益表觀轉變為資產負責表觀。在會計理論中，通常有兩種資產，管理和收入。過去人們往往更注重企業的收入，大多數人支持收入的觀點。在此基礎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會計應正確衡量各企業的價值，每個企業的價值需要考慮企業的未來收支，公允價值基于此基礎。這個概念就是表達對歷史成本限制的批判，本質上是會計理論的變化。

2.2標志中國會計國際化

在我們的會計準則中，明確規定了可以用于公允價值計量和核算，并使用公允價值計量表明，標志著中國的會計國際化。在我國使用公允價值一方面意味著我們從傳統歷史成本變化到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衡量和會計模式，多元化的歷史成本，另一方面意味著中國的會計和國際會計準則。以往中國會計與國際會計準則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唯一使用歷史成本計量和會計核算的財務事項，不使用其他模式進行經濟計量和會計核算。

2.3側面反映市場環境日益改善

在財務會計中，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計量的前提是要有一個積極的市場環境。如果市場交易部門活躍，則公允價值在財務會計中無法計量和計量。在我國的會計準則中對使用公允價值計量范圍做了具體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市場環境完善，市場交易環境活躍，所以才可以對部分事宜采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和核算。

3公允價值在財務會計中的正確運用

3.1正確的評估公允價值

根據公允價值的定義，公允價值是雙方根據市場價格完成交易的價格。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公允價值評估步驟如下：首先，如果活躍的資產市場或負債價值，可以直接用于資產或負債的活躍市場價值，因此公允價值可以直接從活躍的市場；第二，如果沒有活躍的資產市場或負責人直接使用活躍價值和類似資產或負責市場的價值，在相應的調整中，因此公允價值可以直接從活躍市場調整中獲得；第三，如果沒有活躍的市場，可以使用成本法和收入法估算公允價值，成本法是指根據資產公允價值的調整估計或當期成本或重置成本考慮資產或負債，負債，收益是指使用資產估算未來收益的資產公允價值。

3.2正確理解和在財務會計中使用公允價值

在確保公允價值的正確金額時，公允價值可以在財務會計中進行計量和計量。在財務會計中，在衡量和計算公允價值的過程中，公允價值不能用于操縱企業的利潤。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中國在使用公允價值時更加謹慎。在會計準則中，明確了公允價值使用范圍。在房地產投資方面，房地產只在市場環境中活躍，企業可以輕松從房地產市場交易環境投資房地產市場價值，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和會計處理房地產投資。

結束語

雖然我國公允價值的計量和使用存在一些缺陷，但這個問題應該一直在解決。這意味著公平價值應該合理科學地應用，為決策者提供更有效的決策依據。而改善這一領域，不僅需要建立良好的外部環境，而且還要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會計從業人員的素質，使更多的人逐漸接受和應用公允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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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力空調市場營銷所面臨的形勢

1.激烈的市場競爭

空調作為生活中重要的電器，其需求量與日俱增，為空調企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契機。眾多家電企業涌入空調市場，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對于格力電器同樣也是如此。美的、海爾等電器企業同樣是空調市場極具競爭力的企業，與格力一起構成了中國空調市場的“三巨頭”。根據當前的市場環境和經濟形勢，格力電器市場營銷戰略必須做出適時的調整和創新，以更好的滿足市場需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贏得優勢。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推動了空調國際市場的發展，許多國外著名空調品牌進入到國內市場，加劇了空調市場的競爭。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良好的市場營銷戰略對于電器企業市場經營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格力電器需要采取更適合當前市場環境的市場營銷戰略，開拓全新的市場營銷方式，促進空調市場營銷戰略創新，使格力電器能夠在越發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贏得優勢。

2.營銷渠道的豐富

當前，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對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并在市場營銷當中充分的予以體現。格力空調市場營銷面臨著全新的機遇，市場營銷的渠道變得更加豐富。充分利用網絡的優勢，拓展市場營銷渠道，市場營銷的效率得以顯著提升。隨著市場營銷模式的轉換，形成了立體化的營銷體系，遵循市場營銷的規律，清楚地了解市場形勢的變化。只有選擇選擇正確的營銷手段，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對于格力空調的市場營銷策略的制定，同樣需要從這一方面加以考慮。拓展營銷渠道，以更好的滿足客戶的需求，積極面對市場環境的變化，對提升格力電器企業競爭力有著重要的作用。

3.高集中度的空調市場經營

高集中度的空調市場經營是當前空調市場的顯著特征，格力電器企業市場營銷策略也需要圍繞其進行調整和完善，以贏得市場競爭優勢。隨著空調市場集中度的增加，空調產業形成了寡頭競爭的局面。與格力空調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主要有海爾和美的兩家電器企業。在規范化的市場體制當中，各企業之間從市場份額競爭逐漸轉化為內部管理競爭，著重體現在企業的經營管理戰略以及市場營銷策略，優化資源配置，贏得市場競爭奠定堅實的基礎。面對經濟形勢和市場環境的不斷變化以及激烈的市場競爭，格力空調的市場營銷戰略在市場競爭具有一定的優勢，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為了更好地實現格力電器企業市場營銷的戰略目標，適時的改革創新十分必要。

二、格力空調市場營銷戰略的優勢

1.核心技術優勢

格力空調的核心技術優勢是競爭力的重要體現?？照{技術的不斷研發和升級，帶動著格力空調的發展進步。格力空調在技術方面占據著絕對的優勢，通過自行研發和升級，制冷技術、自動化技術、機電技術以及家電技術都處于國家領先水平，享有發明專利2000余項。我國大多數空調企業的技術受制于國外技術，發展和提升的空間有限，這就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格力空調。正是憑借核心技術優勢，格力電器企業才能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格力空調長期處于全國銷量領先的位置?！案窳φ莆蘸诵募夹g”不僅是格力電器的廣告語，同樣也是格力空調發展的真實體現。

2.品牌優勢

格力空調連續占據著我國空調行業的銷售量第一的位置，在空調市場中具有顯著的優勢。格力空調正是憑借其市場營銷策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發揮優勢，抓住發展機遇，發揮利好因素，創造良好的經濟價值，進而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品牌代表著企業的形象。每個企業的品牌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品牌效應特色與企業自身經營理念、經營發展戰略有著密切的聯系，并受到經濟形勢和市場環境變化的影響，同樣也代表企業的競爭力。品牌優勢是格力空調市場營銷戰略當中的關鍵性要點。根據格力電器企業發展的需要及其經營管理理念，創造具有企業特色的品牌。品牌效應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深入人心，在消費者心中樹立良好的形象。消費者在購買空調時，第一選擇便是格力，則充分說明了格力空調在市場營銷方面具有強大的品牌優勢。一看到“GREE”，消費者便能夠認出是格力的商標，提升格力空調的品牌優勢，對市場營銷有著積極的影響。格力已經超過了曾經暢銷于國內空調市場的日韓品牌，如三星、LG等，格力的規模也在不斷拓展，充分體現出品牌名優勢的重要價值。

三、格力空調市場營銷戰略面臨的壓力和挑戰

首先，技術的開發成本高。格力空調具有強大的核心技術優勢，依托于其強大的科研團隊。在科研建設和技術研發上，格力電器企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照{技術研發投入占據了格力電器企業經營資金投入很大的比重，加上資金依存度大，銷售商模式占用較高資金。上下游企業的應付和預收款會給格力電器企業帶來不小的資金壓力。其次，格力集團作為國有企業，存在著產權不清、體制受限等諸多問題，經營發展有著明顯的局限性。加上房地產市場的變化以及成本上漲，格力空調市場營銷戰略面臨的不小的壓力和挑戰。最后，空調行業激烈的市場競爭，美的、海爾等空調品牌成為巨大的競爭威脅。作為最大的競爭對手，美的空調在市場營銷策略上做出了調整，加強的產品開發和推廣的力度，并在空調市場當中對格力呈現擠壓的狀態。美的空調的市場競爭力并不遜色與格力空調，市場占有率的競爭變得越發激烈。格力空調市場營銷戰略必須做出針對性的調整，積極的應對來自于各方面的壓力和挑戰，以開拓格力空調市場營銷的創新思路。

四、格力空調市場營銷的創新思路

1.精準定位

定位是格力空調市場營銷的關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為格力空調規劃了全新的市場營銷方向。深入到空調市場當中進行調研，掌握當前空調市場環境，了解人們購買空調的基本需求。對格力空調產品進行總結評估分析，與美的、海爾等競爭對手的空調產品進行對比，進行精準的市場定位。在此基礎上，加強營銷宣傳，以多種營銷手段，充分發揮格力的品牌優勢，將自身的技術優勢傳達給消費者，為廣大消費者提供優質的服務，讓更多的人認識格力品牌，在消費者心中樹立良好的形象。只有贏得消費者的信任，市場營銷活動才能有條不紊的開展，市場營銷的價值也充分體現出來。根據不同的消費群體，根據其特點制定相應的營銷策略，擴大消費人群，以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進而擴大格力空調的競爭優勢。

2.市場營銷方式的轉變

在格力空調市場營銷的過程中，對于空調市場同類型價格、產品質量等問題要進行綜合分析，同時對于房地產市場的變化以及成本上漲等因素也要加以考慮制定正確的營銷策略，不能局限于某一種市場營銷方式，需要進行適應性的轉變。當前，格力空調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美的和海爾在市場空間的共同夾擊，TCL、奧克斯等空調品牌的緊追不舍，格力空調在經營管理的過程中，一刻都不能松懈。“優勝劣汰”是現代企業的競爭法則，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保證企業的競爭力是十分關鍵的。創新市場營銷方式，以消費者為主體，根據消費者的需要設計和執行市場營銷方案。了解了消費者的需要，進行空調產品和技術的開發和創新，以全新的空調市場營銷理念，充分發揮格力空調的技術優勢，以實現格力空調市場營銷的目標，促進格力電器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3.建立完善的空調市場營銷體系

格力空調在市場營銷精確定位以及市場營銷方式轉變的基礎上，應用現代化的營銷手段，基于信息技術，建立完善的空調市場營銷體系，以滿足格力空調市場營銷的需要，積極應對競爭壓力，提升空調市場營銷策略的靈活性。從空調產品功能、質量以及環保等多方面進行考慮，通過網絡營銷、服務營銷以及綠色營銷等多種途徑，推動市場營銷創新，在完善的空調市場營銷體系中，格力空調有著更加良好的發展前景。

五、結語

市場營銷策略是企業經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前經濟形勢和市場環境下的必然需求。格力空調面對巨大的競爭壓力，從市場營銷著手，結合當前經濟形勢和市場環境，明確自身市場營銷上的優勢和劣勢，開拓創新思路，以實現市場營銷戰略創新，使格力空調市場營銷的價值突出體現出來，提升格力空調的競爭優勢。

作者:張爽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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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環境政策工具；必要性；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5-0074-03

1.問題的提出

從1960年開始，環境和自然資源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已經成為全球日益關注的焦點。環境政策工具大體上劃分為兩類：基于政府的命令與控制的規制工具和基于市場的經濟激勵工具①，前一種工具在使用過程中存在著靈活性的缺乏，執行成本過高，阻礙污染控制技術的發展等明顯的缺陷。為了降低執行成本，同時獲得理想的環境效果，無論是市場經濟國家，還是經濟轉型國家都越來越傾向于采用具有激勵作用的市場政策工具。發達國家的實踐也驗證了這一趨勢：英國最早在1909年首次采用市場手段―環境稅[1]，美國1976年開始實施可交易的污染許可證制度，德國在制定環境政策中偏重于經濟激勵手段的應用或者稱之為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的應用。根據OECD的調查，在14個成員國中，共有150種經濟手段得到應用[2]。目前市場政策工具已然成為環境政策工具討論中的熱點問題。

我國經濟正處于轉軌過程中，正面臨著環境和資源的巨大壓力，如何選擇合適的政策工具來削減污染、節約能源，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環境的協調，是擺在環境政策制定者和相關學者面前的一個巨大挑戰。我國當前的環境政策是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脫胎而來，仍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的烙印，主要以命令―控制型手段為主。雖然這種手段對于環境質量的提高、污染排放量的減少一度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其缺陷越來越明顯。環?？偩种贫▽嵤┑母鞣N環境行政命令流于形式，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最終導致環境政策的無效率以及不經濟。我國1994年頒布的《中國21世紀議程》指出，要有效地利用經濟手段和其他面向市場的方法。我國已經運用的市場環境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對污染企業征收的排污費和超標排放費、對汽車用戶征收的汽油稅、對一般用戶征收的垃圾費等。因此，有必要研究基于市場的政策工具在我國污染削減中的應用，尋求更有效的環境政策工具，在環境保護和社會福利之間找到最理想的平衡點[3]。

2.市場環境政策工具實施的必要性

基于市場的環境政策工具并不是一個新的政策主張，早在大約80年前，經濟學家首次提出了用矯正稅收來內化環境成本解決外部性問題，這之后50年，潛在的經濟激勵政策工具組合擴展到包括基于數量的控制機制在內[4]?；谑袌龅沫h境政策工具是指鼓勵通過市場信號來作出行為決策，而不是通過制定明確的污染控制水平或方法來規范人們的行動[5]，通常被稱為“借助市場的力量”。這種政策工具以“利用市場力量為特征”，核心是發揮市場所具有的激勵功能。它屬于間接的宏觀調控方式，以市場為中介，把保護與改善環境的責任由政府轉交給了污染者，從而既有助于調動污染者減少排污和促進技術革新的積極性，也有助于降低政策的執行成本。如果這些政策工具得以很好地設計和執行，將促成廠商或個人在實現自身利益的同時客觀上實現污染控制目標的實現，并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

基于市場的環境政策工具的兩個最為顯著的特征是它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點和技術革新及擴散的持續激勵[6]。經過一些經濟學家的理論分析和一些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表明，市場的環境政策工具有如下的優越性：（1）作為命令―控制手段的有益補充?；谑袌龅墓ぞ邽闇p少污染提供額外的刺激，為污水處理、廢棄物收集和處置等環境措施提供資金的來源，彌補命令―控制手段的不足。（2）靈活性及應用領域的廣泛性。市場手段一般包括收費、稅收、補貼、押金―退款制度、創建市場（排污權交易）、執行刺激等多種形式，在末端治理、清潔生產等領域都能應用。（3）有比較高的效率。市場型的政策工具力求使每個廠商污染削減的邊際成本相等，而污染削減成本最低的企業被激勵去進行最大數量的污染削減，污染控制的費用最小，以激勵企業去采取更為經濟和成熟的污染控制技術。（4）節約信息?；谑袌龅沫h境政策工具所需的信息比命令―控制型手段所需的信息少，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所造成的污染，達到污染的削減。（5）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市場環境政策工具由于充分地利用了市場力量，透明度較高，已經在發達國家得到廣泛接受。這一點可從美國和OECD成員國應用市場環境政策工具數量的快速增長中得到證明。

3.市場環境政策工具在我國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鑒于市場環境政策工具在發達國家環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我國也應該利用這一工具，但是，市場環境政策工具在我國應用中存在以下問題：

3.1 外部條件的限制

基于市場的環境政策工具在應用過程中，主要是要發揮市場所具有的激勵和約束功能，然而，我國的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使得市場政策工具作用的發揮缺乏一種良好的外部環境，使其作用大打折扣。另外企業沒有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缺乏成本意識，對利潤不敏感；同時又由于自主經營權不完整，無法及時地調整經營決策執行這些政策工具。在目標的設定上企業往往把環境、健康和安全等問題作為規避的對象和風險來加以管理，而不是盡可能地利用市場導向在上述問題上尋求新的機遇。一些大型企業處于壟斷的地位，而小型企業缺乏技術與成本―收益的信息，這都會影響企業對市場激勵作出反應。

3.2 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欠缺

在命令―控制型的手段下，對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要求相對較低。長期以來政府行政能力不足，工作效率低下，公務人員的尋租行為，機構設置的臃腫，限制了市場環境政策工具作用的有效發揮。同時地方政府重經濟、輕環保，對違規的企業姑息遷就，致使企業缺乏對環保的投資，加劇了市場環境政策工具實施的難度。

3.3 市場環境政策工具設計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無論是稅還是費的征收過程中存在著征收體系設置過于繁瑣，征收未能與實際的排放量直接聯系，諸如在實踐中，排污許可證制度已經轉變為注冊制度，對企業來說是零成本或是低成本，這樣，企業超標排污成為必然，污染物總量實際上無法得到有效控制。市場政策手段本身所具有的刺激功能難以發揮出來。

3.4 市場環境政策工具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雖如上所述我國有多項市場政策工具已在應用，但從整體來講，市場手段仍顯單一，應用面窄，隨著情況的變化，上述手段的使用已顯不足；新開展的SO2收費、生態環境補償費等征收工作在地域上受到較大的限制；原有的手段在使用中因為缺乏配套的工具其效果也大打折扣。

3.5 社會公眾的抵制

目前，我國公眾環境意識普遍不強，環境決策參與不足，環境道德欠缺，而市場環境政策工具給公眾帶來的利益通常不易察覺，但所付出的成本卻很容易看到，因為市場導向的政策鼓勵將環境成本與收益聯系起來。這也降低了市場政策工具帶給人們的激勵。

4.市場環境政策工具在我國實施與完善的對策

針對上述市場環境政策工具在我國應用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本文認為，應該進行以下方面政策調整，使我國的市場環境政策工具進一步完善，發揮其激勵功能。

4.1 外部條件的建立

通過市場的建立，為市場工具作用的發揮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共同提高。建立市場意味著提供交易的機會或者創造交易的條件，交易的對象一般是排污權或循環利用的物資。具體有三種形式可以利用：排污許可證交易、市場干預、責任保險。排污許可證交易是當前受到各國關注的環境經濟政策，所以本文重點討論此項市場工具。

完善排污許可證交易制度。排污許可證交易（marketable pollution permits）即建立污染者有限的“污染權”交易的市場。這種方法允許在存在多個污染排放源的條件下，通過許可證交易可以使有些排放源突破原有的限額進行排放。交易的目的在于確保污染削減在污染者之間得到有效分配。美國從1976年開始實施可交易的許可證制度。主要包括：空氣污染許可證、汽油含鉛量許可證、向水體排放污染物許可證等。美國的《清潔空氣法》規定，允許進行排污交易，交易包括補償（offsets）、容量節余（netting）、泡泡（bubbles）和銀行（banking）等制度。我國可以借鑒國際經驗，在總量控制的情況下，逐步建立可交易的許可證制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已經分別在上海黃浦江上游進行了排污權交易，在包頭、開元、柳州、太原、平頂山、貴陽六城市進行了大氣排污權交易政策試點，對污染的控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目前仍然存在著市場條件不完善、經濟粗放型增長難以進行總量控制、交易成本過高可能導致排污權交易市場的低效等問題，需要在排污權的初始分配、排污權交易的激勵、發揮政府在排污權交易中的作用等方面進行大量的改進。

4.2 市場環境政策工具的完善

收費、補貼、產品稅、改進庇古稅，完善“污染者付費原則”（PPP），實施排污收費制度。通過對市場手段的利用，發揮價格配給的作用。將庇古的經濟手段即環境資源的稅收和收費等建立在科學、可靠的計量信息基礎上[7]。根據廠商或污染源產生的排污量征收稅費。廠商理性選擇時將污染削減到邊際控制成本等于稅率這一水平上。而排污收費制度的一個難點是制定合理的稅率，理想狀態下，它應等于污染削減的邊際收益，這時效率最高。然而，從美國的實踐來看，由于政策結構上的問題或者是制定的收費水平過低，美國大部分的污染收費政策似乎并沒有顯示出“庇古稅”的激勵效果[8]。我國盡管在2003年出臺了《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并規定直接向環境排放污染物的單位或個體戶，應當按規定繳納排污費。但是現行的排污費標準偏低，與污染治理成本相比是杯水車薪。鑒于這種情況，要想使排污收費不變成“付費即可排污”，政府就應該加強監管，制定合理的收費標準，具體可按照Baumol和Oates提出的為達到特定的排放削減水平而征收排污費，收費至少等于廠商間的邊際削減成本，并進而為污染治理的總投資提供最佳的費用―效益刺激因素[9]。

至于補貼，是監管者給于生產者的某種形式的財務支持。其目的是鼓勵削減污染或者是為削減所必需的措施提供資助。補貼通常采用的三種形式是撥款、貸款和稅金減免。雖然，這一市場手段在法國、意大利等國家有所使用，但是OECD在經濟手段中排除了補貼。因為當存在生產者進出一個行業時，補貼會增加社會的總體污染。Lewis（1994）給出的例子也證明即使監管者能夠很好地衡量污染對于環境所帶來的貨幣損失，但是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私人信息導致“信息租”的情況下，補貼仍然是低效率的[10]。對于我國在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廣泛存在及監管措施不力的情況下應該慎用補貼的手段，以免造成大量的低效生產行為的存在。

4.3 加強政府監管，建立責任制，使企業真正成為污染削減的責任人

通過政府的有效干預，利用市場與彌補市場之不足。建立責任制激勵廠商去考慮他們的決策對環境的潛在影響，提供“成本―效益”方面的激勵。責任制存在于罰款、押金返還制度、績效債券三種形式中。罰款是一種重要的激勵機制?；贖olmstrom（1982）關于企業中行為激勵的研究，Xepapadeas提出一套隨機懲罰機制來促使污染者提供恰當的污染控制。該機制提出如果總體環境濃度超過了標準，監管者就會隨即選擇至少一個生產者來罰款，再把收取的罰金減去社會損害之后的一部分返還給其他生產者。這一機制提高了不進行污染控制的預期成本，減少污染的排放。

押金返還制度規定，潛在污染性產品的購買者要預先支付一筆額外的費用，當他們把污染性產品或其包裝物送回到回收中心再利用或處理的時候，再把這種額外的費用退還給他們。押金的大小應基于產品非法處置引致的社會成本。這一制度能提高回收和再利用率，因此也被描述成鼓勵更高水平的物資循環利用機制。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采取了這種制度來處理儀器和飲料包裝、殺蟲劑包裝、電池、輪胎、劑和塑料等物品。但是由于押金的設定如果太低，起不到經濟刺激的效果；過高，消費者和物價管理部門就會抵制。目前我國還沒有相關的應用，但是我國的彩電等電器對歐盟的出口已經面臨此類問題，因此，這種政策在我國的實施已經迫在眉睫。

績效債券雖然證明有許多優點，但是Shogren（1993）闡述了道德風險，流動性約束、合同的法律約束三個關鍵性的限制因素，從而使得績效債券的現實應用很困難。

4.4 實施信息披露，推動公眾參與，提高群眾基礎

具有充分信息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能使市場功能得到更好的發揮，因此信息披露能夠促進市場導向環境政策工具的形成。從國外的經驗看主要是通過信息公開（information disclosure）這種方式讓公眾進行監督。一方面是實行生態標志計劃，如北歐國家對工業產品使用生態標志（白天鵝）、澳大利亞采用了標明能源效率的星級生態標志、印度尼西亞實行了《污染治理、評價和分級計劃》、菲律賓啟動了《工業生態監督計劃》等；另一方面是在重大項目的環境評價中要求進行公眾聽證。公眾參與要通過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貿易協會、社會團體之間建立新的伙伴關系，以順利表達公眾的意愿，還需要提高以社區為基礎對環境與資源進行管理的能力建設。提高我國的污染削減水平，發揮市場導向環境政策工具同樣離不開廣大公眾的積極參與。我國在1996年12月時的《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要（1996~2010）》中明確提到了環境教育和宣傳的重要性，1996年5月出臺的《水污染防治法》中明確提出公眾意見對建設項目決策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和發達國家居民的污染削減意識相比，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在市場手段發揮作用的同時，強調公民承擔環境責任的同時，擴大公眾的環境權益，通過責權利的規定來激勵公眾對污染環境的行為進行監督和制約。政府也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通過產品加貼標簽，提高消費者的信息知曉度，定期舉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公眾對廠商行為的了解，也給廠商形成削減污染的壓力。

中國面臨的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使得環境經濟學家把設計和制定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環境政策作為研究的重點，因此，基于市場的環境政策工具在我國的運用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在污染的消減過程中，新的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環境政策工具和手段還需不斷補充和完善，在實踐中存在著可接受性差及成效不十分確定等問題和障礙，有些政策工具的執行還缺乏相應的制度基礎，必須的理論基礎也還顯薄弱，還需要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實踐。

注 釋：

①

國際上對環境政策最新的分類是四類，分別為利用市場、創建市場、行政手段和信息及公眾參與。為了方便比較，本文采用傳統的分類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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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玲（1971-），女，陜西大荔人，西安理工大學經濟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制度經濟學。

篇(6)

關鍵詞：市場環境 股權集中度 盈余管理

一、引言

目前股權高度集中已成為我國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特征。委托理論指出當上市公司多數處于股權高度集中狀態下時，大股東持股比例極高，容易帶來公司的委托問題，尤以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沖突最為明顯，大股東為維護其自身利益，必然通過操縱盈余信息報告及其他手段，利用信息不對稱為自身謀求利益，甚至侵占小股東的利益。此外，股權高度集中的企業有著極強的股權融資動機，通過資本市場的配股增發等手段達到其圈錢的目的，陳小悅等發現上市公司為了達到“配股生命線”而操縱了報告盈余。張祥建（2006）發現上市公司在配股過程中存在系統盈余管理行為。股權高度集中的企業，具有更強動機進行盈余管理，以滿足資本市場監管政策的需要。此外，企業盈余管理是在特定市場環境中的行為選擇，不可避免受到外部環境如法律環境、政府干預、市場發育等因素的影響，故本文以2003年至2007年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樊綱和王小魯（2010）編制的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數據構建各地區的市場環境變量，著重考察股權集中度、市場環境因素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盈余管理行為作為一種公司財務行為，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必須放在市場環境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然而目前國內外關于盈余管理與市場環境的研究較少，少有文獻主要從以下角度展開：市場環境、法律環境（民事訴訟）、政府干預、大股東控制（產權性質）等。王彥超等（2008）指出隨著市場化進程的發展，經濟事務等越來越需要法律規范的介入，同時法律環境越健全，違約幾率越大，發生訴訟的可能性就將越大，而公司一旦被訴后，普遍會采取減少盈余的盈余管理方式。李秀玉（2009）指出，法制越好，盈余造假越容易被發現，公司為避免觸犯法律將有更強烈的動機進行盈余管理。La Porta等（1998，1999，2000）提出不同地區對投資者的保護程度會對公司會計政策和行為產生影響，對于投資者保護較弱的地區，財務會計系統可能成為補償弱投資者保護負面影響的一種替代機制。陳勝藍、魏明海（2006） 發現，來自投資者保護較弱地區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提供較高質量的財務會計信息，以補償弱投資者保護帶來的負面效應。此外，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證券市場環境也不斷改善，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程度逐漸減弱，部分上市企業不再背負地方政府目標，然而在證券市場的監管并未減弱，ST、PT等監管準則仍較為嚴格，使得企業在面臨吊牌危機時，不再能夠通過政府補助途徑獲取幫助，企業將更多通過盈余管理等途徑進行合理規避。此外，企業將以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而不再是政府目標、社會利益，故企業在面對避稅需求時，因地方政府干預減弱，受到的地方政府監管也相對減弱，亦可能通過盈余管理等方式達到其目標?；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1：市場化指數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

假設1a：市場化程度越高，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越強

假設1b：政府干預程度越弱，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越強

假設1c：法律環境越好，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股權集中度是公司治理的一大重點，王艷艷等（2011）指出，股權集中度對會計盈余質量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積極的利益協同效應 （alignment effect），二是消極的塹壕效應（entrenchment effect）。當股權集中度較低時，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此時積極的利益協同效應開始發揮作用，即股權越集中，則外部中小股東與控股股東的利益越趨于一致，控股股東就會按照所有股東的共同利益行事，從而提高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即盈余質量，以盡可能避免管理層為謀求自身利益而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當企業處于高股權集中狀態時，問題主要來自于控股股東和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塹壕效應表現更為突出，此時大股東會利用控制權大于所有權的地位為自己謀利，利用投票權控制公司的會計政策選擇和財務報告方式，侵占外部股東利益，降低會計信息可信度，從而導致盈余信息含量的降低。尤其是當股權高度集中時，大股東們為達到在資本市場圈錢的目的，從資本市場斂取廣大中小股東財富，首先會盡可能地維持公司股價的高水平，這就會使得控股股東在公司財務報告公布時有極大動機進行盈余管理，以盡可能保證公司盈利好消息的公布，避免公司股價的波動；其次，證監會對公司配股、增發、ST、PT、摘牌都有嚴格的財務要求，如規定上市公司申請配股，公司最近3個會計年度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上市公司連續兩年虧損，將被特殊處理（ST），連續三年虧損，將被摘牌?？梢姽居詫ζ髽I而言，尤其是對股權高度集中的企業而言，股東更有動機進行盈余管理以保證符合證監會要求?；谝陨戏治觯疚奶岢黾僭O：

假設2：股權集中度與盈余管理程度U型相關

假設2a： 股權集中度越高，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假設2b：股權集中度越低，企業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股權集中度與盈余管理程度關系的研究僅僅是從公司治理的企業內部角度考察，然而企業行為必然受到市場大環境的影響。我國上市公司雖然都在深交所或上交所上市，但它們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并不完全一樣，它們分別來自我國不同的省份地區，各地區的法律制度、經濟發展程度、金融市場活躍程度、政府行為等均存在很大不同，樊綱（2006）指出我國市場化的進展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就區域而言，東部沿海省份，市場化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經濟中非市場的因素還占有重要的地位。就產業部門而言，制造業、建筑業和某些第三產業部門的市場化程度較高，而另外一些第三產業部門的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各上市公司面臨不同的市場環境、政府干預程度也不盡相同，必然將影響到其盈余管理行為選擇，即便相同股權集中度的企業，其盈余管理行為也必將受到影響。根據上述分析提出假設：

假設3：不同市場環境下，股權集中度對盈余管理程度影響不同。市場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預程度越弱，法律環境越好，股權集中度對企業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越強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3年至2007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的A股制造業公司；剔除ST、PT公司樣本；剔除2003年至2007年所有當年IPO的公司樣本；剔除變量數據不全的樣本。本研究中用到的財務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和巨潮資訊網。最終得到有效樣本3132個。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是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簡單描述性統計，由表中可知我國制造業企業普遍股權集中度較高，均值達到了59.46%，但企業之間的差距也較大，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最高達到96.07%，最低的僅有13.48%；從市場環境看，各地區的差異也較為明顯，以市場化指數為例，上海地區高達11.71，地區僅為0.79，此外各地區法律環境和政府干預指數也存在顯著差別，這與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的程度不同有著較大關系；表中的EM變量還說明不同企業間盈余管理程度存在顯著差別，企業在不同的股權集中控制下，根據不同市場環境采取相應的措施，粉飾報表，對業績進行盈余管理。此外，其他指標如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每股經營現金凈流量、凈資產收益率等分布較分散，差別較大，說明上市公司質量存在很大差距，本文中把這些變量納入控制變量范疇，能更好地探討市場環境、股權集中度與盈余管理三者之間的關系。從表（3）中，可以清楚看到我國制造型企業絕大部分企業的股權集中度極高，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低于25%的企業僅有28家，而2398家超過50%，可見股權高度集中已成為我國制造型企業公司治理的一大顯著特點，研究股權集中度，尤其是制造型企業的股權集中度問題對研究公司治理有著重要意義。

（二）相關性分析 如表（4）所示，通過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可知EM與其他研究變量均存在相關關系，其中與marindex、govindex、lawindex、CR10等都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與本文的預期是相一致的。此外，其余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較低，僅marindex、govindex、lawindex三者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7，為避免共線性問題，在之后的模型檢驗中，將把三個變量分別代入進行檢驗。

四、結論

本文以制造業為例，選取2003年至2007年間所有A股上市的公司為研究樣本，對市場環境、股權集中度、盈余管理水平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市場環境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當市場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預越少、法制環境越健全時，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也越高；股權集中度與盈余管理水平的U型關系并不顯著，更多表現為U型的右側，即當股權高度集中時，股權集中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這與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普遍股權高度集中的國情是相符的；市場環境對股權集中度影響盈余管理的程度有加劇作用，處于高市場化地區的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越高，對盈余管理行為選擇的動機更強。由此認為，證監會及證交所在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管時，尤其應該關注高市場化地區股權集中度高的企業，出于隧道效應，股權高度集中的企業中大股東有更強的動機進行盈余管理，甚而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破壞市場秩序，這種影響在市場化進程高的地區表現更為強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僅針對制造業中的A股上市公司進行研究，并未對整個行業體系進行實證分析，至于其他行業或者整個市場上，不同股權集中度的企業面對不同市場環境，其盈余管理行為選擇是否不同，關系是正向還是負向，這都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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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市場化程度;會計盈余;穩健性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引起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會計信息質量不僅與會計準則有直接的關系,在更大的程度上與相關制度的安排有關。盈余信息是會計信息中重要的一種,它表明公司的經營業績,對投資者、會計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都非常重要。Basu最早研究了會計盈余的穩健性,他發現自1980年以來,會計盈余的穩健性在提高,原因在于審計師責任感的增強,并利用會計盈余與股票收益之間的關系設計出計量盈余信息穩健程度的經驗性指標,研究結果表明美國公司的盈余信息存在普遍的穩健性,且盈余信息的穩健程度隨審計師面臨的法律風險程度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在我國,對穩健性原則的關注僅僅是近十年的事,這種關注主要體現在會計準則對穩健性原則的應用,并且,會計制度對穩健性原則的重視提高了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穩健程度。另外,其他一些學者主要是從公司內部治理因素來分析對穩健性的影響,很少有文獻從市場化程度來研究對會計行為和信息質量的影響。Ball et al.認為,財務報告質量不僅由會計準則本身決定,還受經濟和政治環境最終決定,其中市場環境是影響財務報告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于我們這樣一個轉軌型發展中國家而言,從市場化進程方面來研究財務信息的質量是非常必要的。

國內對上市公司會計穩健性的實證研究結果不多,并且結論也不完全一致。如Ball等應用中國1992年-1998年上市公司的數據,選擇依據國內企業會計制度和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會計報告的會計盈余,發現不管是基于國內的企業會計制度還是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會計報告,都缺乏穩健性,其原因在于國內相關的制度背景,但他們并沒有給出相關制度因素的證據。Lee和Cao使用1992年-1999年的數據應用七種不同的方法度量中國盈余-收益的不對稱,結果發現盈余-收益的不對稱性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對稱的特征在公司與公司之間不同。對這種不對稱沒有統一的解釋,整體上在這期間中國會計缺乏穩健性,在中國會計穩健性似乎與配股權的管制有關。

國內文獻主要研究公司治理對盈余信息穩健性的影響。劉立國和杜瑩對我國1993年-2000年間對發生財務舞弊的25家公司進行了比較,發現舞弊公司的流通股比例更低、公司第一大股東更可能為國資局。陳旭東和黃登仕采用中國上市公司1993年-2003年的數據,運用Basu模型,計算了上市公司分年度的會計穩健性以及行業特征。實證研究發現,隨著中國會計制度的改革,證券市場監管和處罰力度的強化,注冊會計師的脫鉤改制,會計穩健性在1998年后逐漸增強,2001年以后上市公司的會計具有穩健性,會計穩健性具有行業特征,在制造業尤其明顯。劉鳳委和汪揚研究了公司治理機制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結果發現股權性質影響會計穩健性,國家控股的公司會計穩健性越差。

二、研究假設

我國歷時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市場化進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但是市場化的進展程度是很不平衡的。中國經濟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自2000年開始致力于對我國不同地域的市場化進程進行調查研究,并了四份關于中國市場化進程的研究報告――《中國市場化指數》。該報告首先計算出各省區市場化指數的總體評分,然后再細分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產品市場的發育、要素市場的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等方面對中國各省區的市場化程度進行比較分析,指出由于資源稟賦、地理位置以及國家政策的不同,各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存在較大的差異。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相對少一些,企業的經營決策主要取決于市場的變化情況,因而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其次產品的價格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市場供求決定,而不是政府指定,并且存在較低的貿易壁壘;再次要素市場發育也更完善,企業更容易從銀行取得貸款,在引進外資和雇用勞動力方面也有很大自;最后,法律監管環境相對嚴厲一些。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情況則相反。這勢必會對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產生影響。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企業所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越低,其盈余信息穩健性越差;反之則反。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及變量

本文選擇除金融業之外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在2001年-2005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再剔除當年IPO的公司和數據缺失的觀察值,此外還剔除了所用到的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數之外的觀測點,最終得到5 740個樣本。研究所用的財務數據來自CCER數據,市場化指數來自《中國市場化指數―各省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6 年度報告》。變量定義如表1。

(二)模型設定

根據市場有效理論,如果市場是有效的,股票價格能及時反映所有公開的信息,那么,就可以用正的股票收益率表示“好消息”,負的股票收益率表示“壞消息”。Basu(1997)利用盈余與股票回報的關系設計出檢驗穩健性的模型:

模型中主要考察λ4和λ5,λ4表示市場化程度對好消息反映的影響,λ5表示市場化程度對穩健性指數的影響。如果 λ5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顯示,市場化總指數的均值和中位數都在逐年提高,同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和法律環境指數都在提高,說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企業經營的市場環境越來越好,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EPS/P的均值和中位數幾乎相等,并且五年中沒有太大的變化,而R的均值都比中位數小,即左偏,且逐年增大,這似乎表明EPS/P對R的增加不太敏感,間接說明盈余信息穩健性在增強。

(二)回歸結果

1.基本結果(見表2)

表2是所有樣本的截面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是不考慮市場環境的結果,R的系數為0.032表示盈余對好消息的反映強度。穩健性指數為0.111,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盈余總體上具有穩健性。在模型2中加入市場化總指數變量(M),此時M*R*D的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顯著,同時模型的擬合度有所提高,說明市場環境對盈余信息有顯著影響,市場化程度越低的地區,其穩健性越差,越支持筆者的假設。

為了進一步控制年度因素的影響,表3是針對總樣本按年度回歸的結果。M*R*D的系數都為負,除2001年和2002年兩年不顯著外,其他三年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絕對值在逐年增加,說明穩健性在逐年提高,這進一步支持筆者的研究假設。

2.進一步的分析

前面的分析認為,在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盈余信息的穩健性越差,接下來分別從市場化的四個方面(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和法律環境)考察其對盈余信息穩健性影響?；貧w結果如表4所示。在模型1中,主要考察政府與市場關系指數對穩健性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G*R*D的系數為-0.02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即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越大(政府與市場關系指數越小),對盈余信息穩健性的損害也越大。在檢驗產品市場發育程度對穩健性的影響模型2中,P*R*D的系數也為負,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產品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的地區損害公司盈余穩健性。在模型3中,將影響變量換為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檢驗結果顯示為負,在5%的水平上顯著,基本說明在要素市場發育程度越差的地區,其公司盈余信息穩健性也越差。在考慮法律環境對穩健性的影響(模型4)時,回歸結果也為負,在5%的水平上顯著。以上分析進一步支持筆者的假設。

3.敏感性分析

以上的回歸都是采用橫截面數據對模型進行估計,考慮到文章數據的一些特點(橫截面和時間序列的結合),筆者也使用了面板數據對上述模型進行了重新估計。采用隨機效果方法對五年中均存在觀察值的公司(共721家)組成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所得結果仍支持筆者的假設。另外,還利用市場化總指數、政府與市場關系指數、產品市場發育程度指數、要素市場發育程度指數、法律環境指數分別減去他們的最小值后作為M、G、P、F、L的值代入模型,回歸結果基本支持筆者的假設。

五、結論

研究結論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越低,其盈余信息的穩健性越差。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法律制度環境對企業盈余信息的穩健性也有明顯影響。也就是說,為了提高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穩健性,除了從公司內部治理外,還可能逐步改善市場環境,促使他們提高盈余信息披露的質量。

不同于以往文獻僅從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或法律制度方面討論對盈余信息穩健性的影響,文章的主要貢獻在于,首次系統地分析了市場化進程中各因素對盈余信息穩健性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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