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市場經濟，經濟管理，政府，定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明顯成就。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有效地解放了生產力。在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最為重要的關系。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明確定位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對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管理職能是政府的重要職能，科學規定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邊界，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進行經濟管理是經濟管理職能的主要目標。當前我國政府經濟管理職能還存在著嚴重的缺位、越位、錯位的問題。在今后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要不斷明確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定位。

一、明確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界限

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是保證市場正常運行的前提，同時也是促進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重要手段。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科學有效發揮作用的一個前提就是要明確管理職能的界限。這是重新定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必然選擇。

在市場經濟中合理的政府必然是有限的政府，政府的力量不是無窮的。政府不能包辦一切。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不能干預到企業主體自身的決策。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必須要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明確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界限：一是要制定完善的規則，要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最大作用而提供制度保障，還要重視產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二是要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監督檢查。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有資產在國家生活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必須要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監督檢查，要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三是要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對于那些違反經濟秩序行為要堅決查處，要保證市場經濟平穩有效運行。四是要做好收入再分配。在市場經濟中各個主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可能逐步拉大，此時就需要加強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不斷提高廣大居民的人均收入，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高水平的發展。

二、加強宏觀管理

宏觀管理是我國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做好宏觀管理對于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場經濟中必須要加強宏觀管理，努力提升宏觀管理水平。未來政府的宏觀管理主要著眼點在于戰略引導、保護企業；平衡協調等。所謂戰略引導主要指的是政府為了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大力倡導企業從事新興行業的行為。

政府的科學引導對于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應該把著眼點放在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上，要致力于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這是中國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政府要加強對市場主體的新興行業的引導。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綠色產業，通過制定各種政策來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把更多精力放在第三產業中。所謂保護企業主要指的是在國際競爭中我國企業會遭遇到各種國際化風險，此時政府就需要為企業提供更多地信息支持和政策支持，通過這樣的手段來保護我國企業的成長。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加強對我國企業的保護對于實現企業的長遠發展很有幫助。所謂協調平衡主要指的是合理把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于我國經濟會產生深遠影響，科學合理地制定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并適時預調，微調，加強調控的針對性對于保證中國經濟的平穩運行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弱化微觀管理

市場經濟長遠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市場主體本身充滿活力能夠自由競爭，在市場經濟中當前政府的微觀管理還非常嚴重。在今后的發展中必須要不斷弱化微觀管理。在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不能包辦一切，政府加強微觀管理不利于企業的發展。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必須要進一步的簡政放權，要把審批權，制約權。管理權逐步取消。政府對微觀主體的干預只有在市場失靈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盲目的微觀管理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國有企業是我國經濟的重要推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體現。未來的國有企業必須要不斷深化改革，要努力建立現代企業管理理念。要進一步做好政企分開，要減少對國有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干預，而加強對其監管。要通過各種措施來壯大公有制經濟。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未來改革的方向，在今后的發展中重新定位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選擇。本文詳細分析了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三條措施。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必須要嚴格按照這三個措施來做。

參考文獻：

篇(2)

    一、我國會計國際化建設的原則

    (1)國際化與國家化并存原則

    會計作為一門管理科學,是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一個有助于投資決策或解釋、評價企業經營業績或受托者受托責任的“商業語言”,而且受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傳統習慣、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環境因素的制約,從而使各個國家在會計政策的制定和會計實務的處理方法上體現著經濟利益的不同分配及其格局,因而從維護本國經濟利益出發,各個國家的會計政策及其實務處理方法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的存在,使各國會計的現實態度又不同程度地體現為國際化與國家化的并存,而且這種并存將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基于此,國內有些學者對會計的中國特色問題提出質疑,認為中國會計的“特色”阻礙著國際化進程。我認為,具有一定的國家特色并不能影響或阻礙會計國際化進程,關鍵是看這種“特色”能否促進或有利于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

    強調國際化與國家化并存,絕不是否定中國會計的國際化趨勢。事實上,會計的國家特色不會影響其國際化進程。一定意義上講,會計國際化無非是各國會計在世界范圍內的延伸和發展,這一點可以從當代會計發展的歷史中得到佐證。在一定時期內體現本國特色的會計思想或方法,在未來環境變化之時可能成為國際公認的會計思想或方法%從而步入國際化的坦途。因此,會計國際化從其內涵與時代性要求來說,具有雙向運動的特征,對某些有益于經濟發展的科學會計思想或方法,盡管目前還體現為國家特色,但在國際化熱潮中也絕不能輕易地加以否定,這最終會阻礙會計科學的世界性發展。

    (2)比較研究于我有利原則

    會計國際化理當建立在各國會計共同性的基礎之上,不能以某個國家的會計模式作為準繩而強行“國際化”。對中國會計國際化建設來說,絕不能全盤照搬,盲目引進,而應當對世界各國特別是對發達國家的會計進行系統研究。通過研究比較其與我國會計的差異之所在,探究產生差異的原因、背景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進而作出是否借鑒或在何種程度上借鑒的正確抉擇。

    強調會計國際化,無非是期望世界各國在會計政策的制定和會計實務的處理等方面遵行國際通行的做法或慣例,使會計信息在國際范圍內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達到信息的國際共享。各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總是與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會計國際化目標無一不是為發展本國經濟,實現本國經濟的國際化而提出的。因而可以說,“于我有利”才是推動會計國際化的根本動因。在中國會計的國際化建設中也應堅持這一原則。我國會計改革和會計準則的制定方面體現了“于我有利”的原則。如會計準則由政府制定并頒發,“兩則”并存,采用國際通行的會計恒等式,按謹慎原則允許運用后進先出法、加速折舊法以及提取壞賬準備,成本核算采用制造成本法,建立全新的財務報告體系等。這些改革和建設,盡管尚需完善,但卻使中國會計向國際化方向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3)由易到難、循序漸進原則

    會計國際化是一個艱難而又復雜的過程,對中國會計來說,這一過程應當是在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不斷發展的雙向運動中進行的,也應是在持續的借鑒與輸出的交替更換中實現的。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會計國際化進程的一個較長時期內,學習和借鑒仍將占重要地位。為了把國際化建設的成本減少到最低限度,應當堅持由易到難、循序漸進的原則,即把國際化建設的必然性目標有重點、分階段地組織實施,力求實現國際會計慣例和我國實際比較完美地結合。

    (4)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原則會計國際化的改革既不能超前于經濟體制的改革,也不能滯后,應當是同步。“超前”會使會計改革失去依托,缺乏明確的目標,“滯后”則會影響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甚至可能拖改革的后腿。所謂“同步”并不是同時,而是指會計國際化改革必須緊緊跟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做到相互配套,相互協調。近十多年來,我國會計改革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財政部頒發了《中外合資企業會計制度》以及《外商投資企業會計制度》;第二階段,為適應深化企業改革的需要,財政部和國家體改委聯合頒發了《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第三階段,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財政部頒發了《企業會計準則》及分行業的會計制度。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步會計改革無不受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制約和引導,同時,也說明中國會計的國際化不僅是會計自身發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會計改革也有自身的規律性,不應該也不能完全被動地適應經濟體制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會計改革方案、措施和步驟應該自成體系,相互配套,不應該亦步亦趨地緊跟經濟體制改革的每一措施。為了國家財力的需要,經濟改革采取一些迂回措施是可能的,但是會計改革就不能盲目適應,否則,只會導致會計工作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所以,在保證會計提供經濟體制改革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要保證會計改革的連續性和改革方案的配套。

    (5)統一性與選擇性并存原則國際化的一個主要標志,它要求各國會計事務的處理程序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但是考慮到各國會計差異的現實,對某些會計業務可以在要求的框架內制訂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法供各國會計工作者選用。這樣做可以加快會計國際化的進程,適當排除一些阻力。

    二、我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與措施

    我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可以具體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分別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做法。

    (1)了解借鑒階段

    借鑒的前提是了解,借鑒必須建立在切實吃透、弄懂國外會計理論、方法的基礎上,才能博采眾長。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系統學習,深入了解國外會計的豐富內涵,吸取其精華,借鑒其合理內核。由于會計協調在這個階段大都是自發進行的,因此自發性是該階段的主要特征,學習借鑒國外會計中先進的合理的成分則是該階段的工作重點。

    在了解借鑒階段,可以采取以下幾種主要措施:

    ①加強與國際性或地區性的會計職業組織的聯系與交流,積極參與國際會計協調活動,學習和了解西方發達國家成功的會計經驗。

    ②中國會計學會、注冊會計師協會、有條件的高等院校乃至政府會計主管機構,應該設立專門的外國會計、國際會計的研究機構,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國外先進的會計信息資料,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③在制定和修訂會計準則時,應充分參考借鑒國際會計組織的經驗和內容,使我國新出臺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基本保持一致,避免出現“走回頭路”、“朝令夕改”的現象。

    ④加強會計協調理論的超前性與務實性研究。超前性要求會計研究具有預見性,研究國內已經存在但不普遍、甚至還未出現的會計問題及其可能的解決辦法,研究國際上已經出現的會計問題及其解決辦法,探討其在中國運用的可能性。務實性要求會計研究“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使會計理論研究成果能夠切實解決實際問題。

    ⑤深化改革會計教育,培養國際會計人才。在會計教育過程中,加強對會計人員的國際性教育,如開設西方會計、國際會計、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稅收、經貿外語、會計電算化等課程,提高會計人員處理國際會計業務的水平。

    (2)協調階段目前,我國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之間尚有一定的距離。針對這個現實情況,我們要充分利用會計的商業語言作用去溝通、發現、尋求與各國會計的共同之處,在此基礎上,通過協商調整我國會計準則中的某些內容,以使其與國際會計準則保持基本一致,為第三個階段的規范統一打下基礎。

    在協調階段,應該采取以下幾種主要措施:①加強國際性的會計雙向交流與合作。一方面,我國通過國際會計職業組織積極地、辯證地學習和吸納西方各國會計理論與方法及國際會計準則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國際講壇向國外介紹中國會計,使國際會計職業組織的決議中包含適應中國情況的內容,實現雙向的交流與合作。這樣,既有利于我國引進外資,又便于我國對外投資。

    ②針對我國會計準則中與國際會計準則中不一致的內容,與主要會計發達國家和國際會計職業組織共同協商解決,實現我國會計的國際化。

    ③建立健全政府或民間會計協調組織機構,具體領導和負責我國會計協調活動,以它們的強制性或權威性來引導會計協調活動走向新的階段,取得更大的成就。

    ④加快我國審計的國際化進程,保證我國財務報告鑒證的廣泛適用性。從1996年開始實施的第一批《中國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準則》,包括《獨立審計準則序言》、《獨立審計基本準則》等七個具體準則和一個實務公告,基本形成了獨立審計準則體系的框架。它具有以下四個特征:一是基本符合國際慣例;二是反映了中國的國情;三是體現了與其他法律法規相一致的原則;四是現實性與超前性相結合。可以說,獨立審計準則的頒布實施,是我國審計與國際慣例接軌的重要成果,標志著我國注冊會計師事業將逐步走上規范化、制度化、標準化的軌道,同時對推動我國會計與國際會計接軌的進程也將具有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3)規范統一階段

    在協調階段的基礎上,各國會計之間的差異己日益減少或消除,這就為全球會計的規范和統一創造了條件。在這一階段,各國會計都在自覺地縮小差異,趨于統一,因此自覺性是其主要特征,規范和統一各國的會計實務和會計準則是該階段的工作重點。

    在規范統一階段,可以采取以下幾種主要措施:

篇(3)

問：為什么要出臺《意見》？

答：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更加緊迫而艱巨。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建議》明確提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加大改革攻堅力度，加快破除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對順利啟動實施“十二五”規劃、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意見》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今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總體要求和重點任務，明確了各有關部門的工作責任，是推進今年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綜合性、指導性文件。

問：《意見》為什么提出要處理好改革創新和依法行政的關系？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

答：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深入推進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不斷增強，對依法行政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處理好改革創新和依法行政的關系，既要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大膽探索，又要有效運用法制手段規范改革程序、深化改革實踐、鞏固改革成果。對符合發展方向、有利于科學發展的改革創新，要選擇有條件的地區進行局部試點，控制風險，穩妥推進。對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的改革措施，要及時通過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對已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法律法規，要按照立法程序及時修訂或廢止。對個別地方出現一些以改革的名義侵害人民群眾利益、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行為，要依法堅決予以糾正。

問：在重點任務布置上，《意見》是如何考慮的？

答：《意見》主要從四個方面提出今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圍繞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化改革；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圍繞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深化改革；圍繞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深化改革。此外，對一些近年來已取得階段性進展、需要繼續推進和深化的改革，也提出了工作要求。以上改革任務，既立足應對當前突出問題，又著眼解決長期矛盾，大多是黨的十七大以來中央會議和文件明確部署的重點改革工作，還有一些是適應當前改革發展形勢需要提出的有關部門和行業的重點改革工作。同時，兼顧工作連續性和可操作性，提出了力爭年內取得突破的改革目標和任務，并根據職能分工，對每一項任務提出了牽頭或負責部門。

問：圍繞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今年要推進哪些重點改革？

答：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十二五”時期改革發展的主線。改革不到位、體制不完善，是經濟社會發展中諸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經濟發展方式難以有效轉變的根源。為此，《意見》提出今年要重點在資源性產品價格、稅收制度、壟斷行業、金融體制、涉外經濟體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構建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一是深化成品油、電力、天然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完善價格形成機制，更好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促進作用。二是改革和完善資源稅、增值稅、消費稅、房產稅等稅收制度。三是推進電力體制改革，穩步開展電力輸配分開試點，推進農村電力體制改革。四是完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深化流通體制改革。五是進一步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六是健全支持境外投資的相關政策和服務體系，建立健全境外投資風險防控機制。

問：《意見》將食品安全監管和完善境外投資政策列為今年的重點改革任務，是基于什么考慮？

答：食品安全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關系到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到政府和國家的形象。當前，我國食品安全領域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社會關注度很高。完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是著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為此，《意見》將完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列為今年的重點改革任務，提出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綜合協調機制，加強監管基礎能力建設和基層執法隊伍建設，加大行政執法和責任追究力度，完善應對食品安全事故的快速反應機制和程序。

目前，我國對外開放已由過去以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進入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新階段。支持有條件的企業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一項重大舉措。與境內投資相比，對外投資面臨的經濟政治環境更為復雜、不確定性因素更多。特別是最近有關國家局勢出現動蕩以后，相關問題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還處于起步階段，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相關政策體系，正確引導和規范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促進對外投資平穩有序健康發展。為此，《意見》將完善境外投資體制機制列為今年的改革重點，提出要加快完善境外投資法律法規制度，健全支持“走出去”的相關政策和服務體系，建立健全境外投資風險防控機制。

問：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今年要推進哪些重點改革？

答：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意見》提出，要處理好發展社會事業和創新社會體制的關系，更加重視從制度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今年的主要任務是：一是圍繞“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統籌推進醫藥衛生體制五項重點改革，在基本醫療保障、基本藥物制度、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等方面不斷取得新突破。二是圍繞實施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和建設創新型國家，加快推進教育、科技體制改革。三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改革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穩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完善城鄉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五是推進公共服務體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制度，推進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

問：圍繞加強政府自身建設，今年要推進哪些重點改革？

答：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是政府依法行使權力、有效履行職能的基礎和前提。政府預算公開對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加強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意見》將完善政府預算公開機制作為今年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的重點，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公開范圍，細化公開內容，包括進一步細化公開中央財政總預算和總決算、繼續推進中央部門預決算公開、公開“三公”經費和行政經費支出情況、公開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資金管理辦法、大力推進地方財政預決算公開等。此外，《意見》還提出了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建立政府績效管理制度、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開展省直管縣（市）改革試點等其它改革任務。

問：圍繞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今年要推進哪些重點改革？

答：深化改革、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是加快新農村建設、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協調發展的強大動力。《意見》提出了四項今年需要重點推進的改革任務：一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探索建立耕地保護補償機制，研究修訂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促進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農業農村。二是推進國有農場、國有林場和國有林區改革，全面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三是創新水利發展體制機制，完善水資源管理體制，加快水利工程建設和管理體制改革，健全基層水利服務體系。四是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把有穩定勞動關系并在城鎮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及其家屬逐步轉為城鎮居民。

篇(4)

關鍵詞：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核算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1

一、背景概述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迅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走向深化，為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我國正逐步對事業單位體制進行相應的改革，相關改革舉措正按部就班地進行。按照改革要求，事業單位要進一步明確和強化其社會管理以及社會服務職能，充分發揮事業單位在公共服務以及公共管理中的潛在效能，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的需要。

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事業單位日常管理面臨的環境越來越復雜，對管理者科學化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事業單位要適應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更好地服務社會就需要強化自身管理水平，科學地進行會計核算，對原先的預算會計核算模式進行改革創新。

二、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概念

績效會計是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的合稱，一般來講，財務會計主要是通過對單位經濟活動進行記錄、計量、報告等環節進行會計信息整理的管理信息系統，而管理會計除了會計信息的提供之外，還需要對會計信息進行分析、審核、比較、總結等，以此提升管理者科學化管理水平，為科學合理決策提供數據支持。正基于此，作為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的有機結合體，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是對之前會計核算方式的改革創新，通過有機結合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的職能，實現事業單位同步核算其管理效益、效率以及相關經營成果、財務狀況。

績效會計能夠有效確立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目標定位，實現單位會計在會計管理、要素功效管理、績效評價以及收益目標上的作用，進而推動事業單位會計核算水平的提升，更好地為事業單位健康有序運行提供支持，不斷適應我國事業單位體制改革的需要。

事業單位科學合理地進行會計核算，對于事業單位提升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我國現階段在事業單位會計核算中存在著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對事業單位現行會計核算模式進行改革創新，并逐步完善發展。

三、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核算中存在的不足

首先，權責發生制的會計核算基礎難以滿足單位會計核算要求。根據我國會計準則規定，當前在我國行政單位以及總預算會計中執行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會計核算，而事業單位的會計核算通常也是采用收付實現制，但是也可以采用權責發生制對經營性收支業務進行會計核算處理。按照收付實現制，會計預算在賬面上記錄反映的是本期所發生的各項實際的收入支出業務，并沒有將本期應當負擔的支出和本期應當納入核算范圍的收入計量在內，這就造成單位在會計預算時難以準確反映單位的真實狀況，容易造成誤判，形成財政風險。收付實現制關注的是現金的實際收到或者現金的實際支付情況，它以實際收到或者實際支付款項來作為標準，以此確認本期的收入及費用，計量上難以做到準確可靠，不利于行政事業單位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其次，事業單位會計報表內容及結構有待進一步改進。事業單位會計報表一般包括資產負債表以及收入支出表等。一般情況下，其會計報告信息不夠豐富，報表結構簡單不夠合理。對行政事業單位而言，會計預算對應的是政府預算報告，模式相對簡單，比較單一，只是反映行政事業單位在收入和支出方面的預算決算情況，難以全面準確反映單位的資產、負債等相關財務信息。國庫集中支付的實施也要求財政機構的會計預算管理范圍需要進一步擴展，這些新形式的出現都對政府會計報表及會計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

再次，事業固定資產核算方式不利于績效會計核算的開展。收付實現制下，會計核算無法準確辨別經常性支出以及資本性支出，事業單位資產的數量規模計算常常不準確，造成單位資產信息失真，不能全面反映，進而影響到事業單位對其資產的管理和控制。在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會計核算下，事業單位的會計核算相對比較簡單，其固定資產無需計提折舊費，而僅是記錄反映固定資產在原值上的增減變化情況，無法真實可靠地反映單位固定資產的損耗情況。在核算固定資產時，沒有將資產的損耗支出平均到各個會計期間中，相關會計核算不夠科學合理，也就影響到了財政機關的會計監管力度。

最后，事業單位績效會計考核不規范。在實際工作中，不少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核算的考核標準不夠明確，考核內容不夠具體細化，對于各個等級層次的績效會計核算的標準以及相關的考核條件都規定的比較籠統，過于簡化，同時在可操作性以及科學合理方面也有待進一步提升。平時的考核不夠科學規范，年終考核常常與日常績效會計核算工作脫節，對于指定的標準不能嚴格執行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核算的質量和水平，難以有效發揮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核算的優勢。

四、強化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核算的建議

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核算是對原先會計核算模式的改革創新，要切實落實，保證其優勢的有效發揮。要進一步改進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核算基礎。事業單位在日常會計核算中要逐步將權責發生制的會計核算基礎引入到績效會計核算中，在權責發生制基礎上有效提升事業單位成本核算以及管理控制，有效增強事業單位會計核算能力，并逐步提高事業單位會計信息的質量，增強會計核算信息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充分發揮權責發生制的核算優勢。

通過逐步建立并健全科學的績效會計核算評價體系。要逐步實現事業單位績效會計核算的考核機制，完善考核標準和等級層次，依據單位自身特點建立健全績效會計核算的考核制度，通過考核實現績效會計工作質量和水平的提升。并進一步明確分工，細化責任，保證考核制度的嚴格落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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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篇(6)

敬正書在講話中闡述了當前水利工作面臨的形勢，他強調，在新的形勢下，加強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是水利事業發展的客觀需要。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是制訂政策法規的基礎，是領導決策的重要參考，也是新形勢下水利改革和發展的重要保證，加強政策研究對于做好當前水利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敬正書指出，適應新形勢下水利改革和發展的需要，水利政策研究工作必須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要努力做到以下幾點：第一，要增強大局意識。要以中央水利工作方針和新的治水思路為指導，站在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全局，從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來認識科學開發利用水資源和節約保護水資源的重要意義。在政策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把水利工作納入到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大局中來全面考察和分析。第二，要把握好正確的方向，研究新時期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對水利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之后，我們還有哪些需要改革，哪些需要轉變。第三，要加強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的針對性、系統性和前瞻性。要做好水利政策研究工作，必須要有超前的眼光。第四，要堅持為領導決策服務。水利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的任務是為領導決策服務、為水利改革與發展提供對策支撐，水利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要緊緊圍繞水利中心工作，貼緊水利改革與發展的重大的戰略性問題、難點問題和熱點問題，并提出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第五，要重視研究成果的轉化工作。第六，要積極開展調查研究。通過調查研究，一方面研究水利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熱點及新難點，一方面及時總結人民群眾在治水實踐中創造的新鮮經驗，探索治水規律。

在談到如何做好新時期水利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時，敬正書提出了三點要求：

一是提高認識，加強領導。要把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提高到貫徹中央治水方針、實踐新的治水思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高度上來認識，增強責任感、緊迫性和自覺性。要加強對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的組織和領導，領導是關鍵，這是中國的國情。沒有領導的重視，沒有公眾認識的提高，我們是辦不好政策研究工作的。各級水利部門要進一步提高對政策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加強對政策研究工作的領導，要明確專門的領導來具體抓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要提出工作要求和計劃，列入工作議程。

二是明確機構，落實人員。各級水利部門都應有專門的力量來加強水利政策法規研究工作，設立相應的機構來負責這項工作。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強水利系統政策研究隊伍的思想政治建設、作風建設和業務能力建設，提高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工作者的政治素質和宏觀形勢的把握能力，提高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的能力和水平。要保證政策研究的經費，探索并建立穩定的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經費來源，研究機構也要多渠道爭取研究經費。

篇(7)

問：請談談推進投資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

答：改革開放以來，投資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基本形成了投資主體多元化、資金來源多渠道、投資方式多樣化、項目建設市場化的新格局。但是，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特別是企業的投資決策權沒有完全落實，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政府投資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需要進一步提高，投資宏觀調控和監管的有效性需要增強。

推進投資體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舉措，對當前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首先，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減少政府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干預，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其次，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促進行政管理、國有企業、財政稅收、金融信貸等方面的改革，有利于建立企業和銀行自我激勵、自我約束的機制，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第三，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改進對外商投資和境外投資的管理，有利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為經濟發展拓展更為廣闊的空間。第四，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有利于政府把工作重心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第五，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有利于消除產生投資盲目擴張等問題的體制性根源，增強經濟健康發展的內在活力和動力。

問：請您具體談談深化投資體制改革與當前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之間的關系?

答：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是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重要舉措。客觀地分析，我國經濟發展中反復出現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其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不完善，機制轉換滯后，經濟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放。當前，要把解決某些行業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等突出問題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落到實處，必須標本兼治，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進一步改革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投資主體自主決策、自我約束的機制，強化銀行獨立審貸的責任，減少行政干預，完善政府對投資的宏觀調控體系，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投資盲目擴張的沖動，解決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實現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又為推進投資體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條件。我們可以抓住投資領域暴露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結合宏觀調控的實踐，探索有效的解決辦法，防止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使投資體制改革積極健康地推進。

問：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什么？

答：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是，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最終建立市場引導投資、企業自主決策、銀行獨立審貸、融資方式多樣、中介服務規范、宏觀調控有效的新型投資體制。具體來講，就是要改革政府對企業投資的管理制度，按照“誰投資、誰決策、誰收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落實企業投資自；合理界定政府投資職能，提高投資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投資決策責任追究制度；進一步拓寬項目融資渠道，發展多種融資方式；培育規范的投資中介服務組織，加強行業自律，促進公平競爭；健全投資宏觀調控體系，改進調控方式，完善調控手段；加快投資領域的立法進程；加強投資監管，維護規范的投資和建設市場秩序。

問：《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有哪些新的重要舉措？

答：概括地講，《決定》新的重要舉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改企業投資項目的審批制為核準制和備案制。《決定》要求，今后對企業不使用政府投資資金的建設項目，一律不再實行審批制，政府只對其中的重大項目和限制類項目進行核準，對其它項目實行備案制。二是合理界定了政府投資的職能。政府投資主要用于關系國家安全和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社會領域，用于加強公益性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科技進步和高技術產業化。采取直接投資、資本金注入、投資補助、轉貸和貸款貼息等方式，合理使用各類政府投資資金。對非經營性政府投資項目，加快推行“代建制”。三是完善投資宏觀調控體系，改進調控方式。綜合運用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全社會投資進行以間接調控方式為主的有效調控。四是完善對政府投資的監督管理，建立政府投資責任追究制度，健全政府投資制衡機制，建立政府投資項目后評估制度和社會監督機制；加強和改進對社會投資的監督管理，建立健全協同配合的企業投資監管體系，依法加強對企業投資活動的監督，建立企業投資誠信制度；加強對投資中介服務機構的監管，對咨詢評估、招標等中介機構實行資質管理。

問：核準制與審批制的區別是什么？

答：核準制與審批制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適用的范圍不同。審批制，只適用于政府投資項目和使用政府性資金的企業投資項目；核準制，則適用于企業不使用政府性資金投資建設的重大項目、限制類項目。第二，審核的內容不同。過去的審批制，政府既從社會管理者角度又從投資所有者的角度審核企業的投資項目；核準制，政府只是從社會和經濟公共管理的角度審核企業的投資項目，審核內容主要是“維護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方面，而不再代替投資者對項目的市場前景、經濟效益、資金來源和產品技術方案等進行審核。第三，審核的程序不同。審批制，一般要經過批準“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報告”和“開工報告”三個環節，而核準制只有“項目申請報告”一個環節。

從一定意義上講，實行核準制是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管理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為保證這一制度的順利實施，作為《決定》的附件，公布了《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2004年本）》。

問：《決定》提出要健全備案制。請問實行備案制的涵義和意義是什么？

答：實行備案制，是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決定》實施以后，對于大多數企業投資項目，政府將不再審批，而是由企業自主決策，按照屬地原則向地方政府投資主管部門備案。有效地實行備案制，政府可以全面掌握投資意向信息，及時、準確地監測投資運行情況，適時投資信息，引導社會投資方向。按照《決定》的要求，國家將加強對備案工作的指導和監督，既要切實落實備案制度，又要防止以備案的名義變相審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