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現代性；古今之爭；波考克；馬基雅維利主義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對現代性的理解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近二三十年中國的現代性研究也逐漸起步，在政治思想領域，自由主義有柏林和羅爾斯等為代表，特別是其兩種自由的區分影響很大；施特勞斯學派則因隱微寫作與重啟古今之爭而聲名大噪；此外就是劍橋學派，以以斯金納和波考克為代表，其中波考克雖然在中國不甚知名和流行，但卻是深入理解現代性，特別是古今之爭必不可少的一個路徑。波考克說他“秉持這樣一種歐洲視野：伴隨著古代地中海帝國奔潰歷史的是商業社會的不斷興起和擴展，但與此同時依然受到古代價值的挑戰。”[1]這開啟了他對馬基雅維里時刻的理解。

一、馬基雅維里時刻的意涵

雖然用“時刻”（moment）這一表達是斯金納的提議，但2003年波考克指出“該術語（‘時刻’）既可以指馬基雅維里的出現及其對政治思考的沖擊這樣一個歷史‘時刻’，也可以指他的著作所指出的兩個理想時刻之一：或是指‘共和政體’的形成或奠基成為可能的時刻，或是指這種政體的形成被認為帶有不確定性并在它所屬的歷史中引發危機的時刻。”[2]

第一個“時刻”，即馬基雅維里活著并寫作《君主論》和《論李維》的時代，具體指“佛羅倫薩思想……1512至1537年，出現了馬基雅維里、圭恰迪尼和詹偌蒂的轉折性著作。”[3]這是個佛羅倫薩時刻，馬基雅維里是其中的最強音。另外一個含義則是對馬基雅維里思想的熔煉，即《君主論》和《論李維》中包含的“理想”：拯救危機中的共和國或創建共和國。就具體的歷史而言，指1494年法國軍隊到達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統治土崩瓦解之時。馬基雅維里最初是參與到了政治之中的，其寫作《君主論》也懷抱著再次參與政治的期待，但并未成功，這種雄心從政治轉移到了寫作。書寫如何“拯救危機中的共和國”甚至“奠基新的共和國”。波考克認為“這樣的時刻彼此無法分割，因而就出現了‘馬基雅維里式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時刻，共和國深陷歷史的緊張或矛盾之中，這樣的緊張或矛盾要么出自自身，要么來自外界。”從“時刻”出發“考察了早期近代政治思想中的許多（但不是全部）有關這種‘關鍵時刻’的經驗和關節點。”[4]對英國的馬基雅維里時刻的考察也是其研究的重心之一，因為“我們遭遇了‘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古代’與‘現代’自由概念的差異，在我看來《時刻》所關注的正是他們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的歷史仍在進行中，并沒有終結”，[5]或說英國在近代也經歷了這樣的關鍵時刻，因而可以這樣來理解這段政治思想史。

波考克所揭示的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是可被理解的。簡要說，有一個理解模式，它有三個要點：積極公民、武裝共和國與區別于“right”（正義或權利）的“virtue（德行）”。

積極公民是想過積極生活和公民生活的人的總稱，“具有政治知識的即被統治有參與統治的”人，不是純粹被統治的奴仆。這種思想在根底上可以說是“極端的古典思想”，并且“從政治上和道德上說，‘公民生活’是抵抗‘命運’肆虐的唯一力量，也是個人具有美德的必要前提。”[6]武裝共和國則是馬基雅維里對古代思想的改造，原型是“武裝的先知”摩西及其所建立的“國”。思想基礎就是“武裝公民”，這是“virtue（德行）”的核心內涵，“羅馬意義上的virtue，即馬基雅維里使用并力圖復興的托斯卡納意義上的virtue的羅馬意涵，意指個人采取政治和軍事行動的能力。”“它既是高度公共性的，也是高度個性化的。”[7]

這個模式也可以被稱為“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思想模式，以此模式衡量近代英國的政治思想，能夠承認早期近代英國（英格蘭）政治思想中有許多這種“關鍵時刻”的經驗和關節點。

二、近代英國的“馬基雅維里時刻”

從上述思想模式的三個要點看近代英國的政治思想是一個簡要而非全面的方式，不過從這個三個要點確實能夠看到一種不同于歐洲大陸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的方式。

首先，從積極公民生活這個角度來看，就面臨一個問題，這源自英格蘭自身的歷史，“在這個文化中并沒有出現對‘積極生活’和‘公民生活’相對簡單的選擇以及共和主義對歷史自我形象的改造。” “僅僅理性和經驗絕無可能提供把個人稱為公民的理由，只有復活古代的政治‘德性’（virtus）和政治動物（他有著統治、行動和做出決斷的天性）的觀念，才能做到這一點。”[8]這意味英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出現與歷史‘時刻’或說事件――1640年代的內戰有關，在其中古典共和主義理論發揮了它的作用，這種作用是英國“公民”觀念產生的重要部分。

第二個要點即共和國。這與一份文件有關，即1642年6月21日的《陛下對兩院十九條建議的答復》，它不僅是英國政治思想上一份至關重要的文獻，也是打開馬基雅維里分析之門的鑰匙之一。這份文件有兩個關節點意義，一是在英格蘭第一次重現了亞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的混合制政府理論，而這種重現（復興）也正是1494年后意大利政局步入緊張狀態的重要思想結果之一。產生于內戰期間的兩個政治思想巨著《利維坦》和《大洋國》，其思考和思想理論的建構“都有一個相同的目的：穩定與和平。”“自然之路需要和平，和平之路需要服從法律。在英國，法律必須成為大眾的法律，而這些大眾的法律的總和必須等同于共和國。”[9]“英格蘭人從天性上說是贊成君主制和習俗的動物，采取平衡和共和政體的語言，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傳統憲法受到了失序的威

脅”。[10]這意味英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對佛羅倫薩版將會有不小的修改。

第三點，“德行對抗命運”這一模式在英國的變換。哈林頓是波考克考察英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核心人物。在哈林頓的《大洋國》之前的時刻，“德行”不是道德而是武裝，這是馬基雅維里思想的一個特色內容。在16世紀初期的佛羅倫薩的思想家中，強調“威尼斯模式”，使“它能夠成為羅馬的反題，因此有助于把人們的注意力從馬基雅維里的軍事平民主義上移開。”不過在英國則不一樣，英格蘭此時的統治就是刀劍的統治。并且“刀劍的時刻可以由君主、立法者或先知占據，也可以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人占據。”[11]

英國實際政治中，“有兩點尤其是產生和代表了英國共和主義的思想，首先是對武裝的強調，將政治自由等同于軍事力量；第二個特征是普遍意識到的偶然性，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輝煌，共和政體的生命依然是動蕩的和短暫的。”[12]雖然其目的不過是論證“事實上的權力”是克倫威爾的護國公政權，但是“當軍隊反對這個政權時，尼德漢姆就會發現自己處境尷尬，英格蘭的馬基雅維里主義歷史就會有一個新的起點。”[13]這個新的起點就是哈林頓。

哈靈頓在“德行對抗命運”的模式中引入了“財產”，從而促成了這一模式的變換。《大洋國》是哈靈頓的核心作品，“該書的歷史意義在于，它標志著突破范式的時刻。”按照馬基雅維里的觀念對英格蘭政治理論和歷史進行重要修正。因為“他要為英格蘭的軍事共和國辯護，把它說成是‘武裝平民’的統治。”他為此不僅“編造了刀劍的公共歷史”，還“提出了一種公民理論”，“說明英格蘭人是公民，英格蘭的共和國要比自封的圣徒寡頭政體更接近上帝”。“把這些認識納入歐洲和英格蘭的政治權力的一般歷史之中，其基礎是馬基雅維里擁有武裝對于政治人格必不可少的理論。”[14]乃是其關鍵性創新之處。

武裝平民與積極公民結合的公民理論，還有一個關鍵點，這就是設定政治人格的基礎是財產。哈靈頓對馬基雅維里所強調的“嚴重的道德腐敗，公民人格的實際解體，是政府衰敗的主因”做了重要修正：“政府的‘腐敗’與其說是因為公民不再展現適合于他的美德，不如說是因為政治權威的分配不再與對它其決定作用的財產分配適當地聯系在一起。”哈靈頓把財產稱為“命運的恩惠”，并且“他特別聲明，他關于財產和權力關系的一般法則，對動產和不動產同樣適用。”因而“自由財產的功能變成了為自由的公共行動和公民美德而拿起武器，從而也是人格的表達。”[15]

簡言之即“自由和獨立取決于財產”，因而財產稱為了一種公民資格，更進一步是美德來自于自由財產，因而對抗“命運”必須有自由財產，如此而來，對自由財產的侵蝕就可被理解為“腐敗”這一命運的體現物。

在哈靈頓之后，“德行對抗命運”的模式先是轉換成了“德行對抗腐敗”，在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出現了一種新觀點：“變化現在不在被視為純粹的混亂，而是被視為可以理解的社會和物質過程。美德的對立面不再是‘命運’，而是變成了‘腐敗’。”腐敗不僅僅指官員的腐敗或生活的腐化，政客收受賄賂濫用權力等政治腐敗行為，而是“在圭恰蒂尼那兒最先看到的那種含義：用私人權威取代公共權威，用依附取代獨立。”[16]從1688年到1776年，盎格魯語系的政治學的中心問題，不是能否反抗惡政，而是建立在庇護權、公債和軍隊職業化上的政權是否會腐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腐敗不是一個權利問題，而是一個“德行問題”，根本不可能通過申明反抗的權利得到解決。

政治思想決定性地轉向了德行與腐敗的范式。[17]光榮革命后的英國“不論哪個黨派的作者都不想為股票買賣和對公債市場價值的投機性操作辯護，它（信用）被普遍視為罪惡。”“簡言之，托利黨抨擊牛市，輝格黨抨擊熊市。”[18]爭論的核心點雖然是財產，但實際上的中心依然是“德行對抗腐敗”的模式，因為不動產依然被看作是美德的基礎，而商業財富的重要性雖然被提及，但貿易被認為是新型腐敗的原因，信用更是被公認為“邪惡”。

三、反思古今之爭的新路徑

商業使“德行對抗腐敗”的模式發生變換乃至改變“德行”本身的含義。商業帶來的改變看起來不可逆轉，盡管一些著名思想家都反對這一趨勢，但是商業社會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德行也借助于“風尚”的概念進行重新定義，個人脫離了享有公民權的農民-武士世界，進入了“商業和技藝”的交易性世界。這些新的關系從性質上來說是社會關系而非政治關系，因此他們使個人能夠形成的能力不再是“德行”，而只能被稱作“風尚”。埃德蒙?伯克說“禮儀風尚比法律重要。……它既可襄助道德，補充道德，也能徹底毀掉道德。”[19]

改變“德行對抗命運（腐敗）”模式的是商業社會與自由主義的崛起。人取代了自然，權利取代了德行，擴張性的帝國取代了共和國，最終的災難性后果到今天已經差不多又快被忘卻了。

篇(2)

關鍵詞：《民初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書評；五四思想史

中圖分類號：Z12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從〈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論研究》（以下簡稱陳著），陳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在推進近代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進程中，中國留學生在東西文明之間扮演著中間人的作用，對于實現中國現代化轉型至關重要。可以說，沒有中國留學生對中華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對新思想的傳播，中國難以實現現代化的轉換。陳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從〈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論研究》，全書30余萬字。該書對于從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學人群體的活動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討論多有前人所未發之處，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運用方面，亦有進一步討論的余地。概而言之，陳著有如下四點創新之處。

一、對以往較少關注的知識群體的發現

近代中國的改革運動，深深烙印著中國留學生的印記，從不同國家歸來的中國留學生群體都有著不同的群體特征。在內憂外患的近代中國，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中找不到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之時，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國家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隨著留學生的人數增長，帶著西方新思想的歸國留學生越來越對產生了巨大的推動與引導作用。其中幾個主要留學國家對于中國的改革運動的影響尤為深刻。對中國影響最為深刻的國家是當時最為強盛的大英帝國，當時著名的翻譯家林紓的三分之二的譯著都來自英國文學，而嚴復的全部譯著都來自英國著作。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隨著幾個美國、日本、法國不同國家的中國留學生的增多，美國、日本、法國對于中國的影響逐漸增強，相對而言英國對中國的影響逐漸變小。具有不同國家留學背景的留學生歸國后積極宣傳自己的所學所思，都帶有不同國家的文化、政治、經濟特點。在當時倡導向西方學習的浪潮無疑對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影響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進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學背景的學人對于思想發展的影響。

與留美學生、留日學生、留法學生相較，留英學人對五四時期的政治與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陳著認為僅從“影響”的角度來評價他們的歷史貢獻是狹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間留英學人的思想發展是一種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義的。更為重要的，留英學人成為陳著的研究對象除了“時常出現”“思想邏輯上有其意義”，這個群體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陳著指出：“在精神狀態上，留英中國學人既具有傳統中國士大夫憂國憂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們曾經比較系統地接受西方社會政治思想的影響，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五四期間，中國的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們對于思想運動有著極強的緊迫感，因此在思想啟蒙運動中也常常夾著感性與混亂。1921年杜威在《亞洲》雜志上指出：“這場運動的情感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還伴隨有夸張、混亂以及智慧與荒謬的雜合。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這場運動在開始階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留英學人主張學習西方，英國19世紀中期的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界的發展都與留英學人思想發展有著深層的關聯。在這場思想大啟蒙運動中，留英學人更加重視對學術理論的討論，對國際時局的理性思考。尤其留英學人在地方主義和聯省自治、對于一戰后期政治思潮、外交思想、國際主義的探討都極大豐富了思想的廣度和深度。也因此，才顯得留英學人在思想史中的特殊性。他們加重視學術，使得他們對中國政治思想的貢獻和作用更為持久。

在研究對象的視角方面，陳著也有著新亮點。學界對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是以個體為研究對象。以自由主義思想研究為例，學界往往局限于個體自由主義者的研究，沒能從個體中研究他們的共性，因此也就很難達成一致意見。而陳著通過具體探析個體留英學人并把具有共性的民初留英學人作為整體研究對象，開拓了研究視角，對思想史研究具有啟發意義。

二、國際史研究方法的嘗試

陳著指出：“所謂‘國際史’，是傳統外交史領域下的一個新興子學科。與傳統外交史方法不同，國際史是要超越國家層面的分析，而將整個世界作為研究框架。它關注的是大歷史，即除了傳統外交史問題，文化和社會也是關注對象；還探討國際權力體系和某種特殊文化觀之間、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民族抱負和集體失意之間的關系。”中國近代的發展進程正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而推進的，中國的政治革命、思想運動往往是受到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刺激并結合自身實際而產生的反應。的發生正是一戰后的國際大背景的刺激而發生的。因此通過時人尤其是有著扎實學理基礎的留英學人對于國際政治的思考對于了解國內政治、思想運動的國際背景有著重要的作用。陳著運用了國際史的研究方法，還運用史料實證研究，從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考察留英學人政治思想上的反應。首先，陳著闡釋了留英學人對于當時主要國家的政治運動與思潮的思考，關于戰時大英帝國的政治改革；關于俄國革命及其演變；關于美國、日本問題；關于戰后的“代議制之改造”思潮。這些國際主要政治運動與思潮刺激著留英學人，對留英學人的國內政治改革有很大啟示。其次，陳著以《太平洋》雜志為中心，闡釋了留英學人面對“五四”前后東亞國際秩序的重建過程，對于國際政局的判斷，并由此表達的對外態度和政治主張：關于參戰論和修約論，關于警惕日本的侵華政策，關于與英美合作，關于“親俄”的外交主張：“主張戰后中國應開展主動外交，不畏事，多嘗試，努力收回國權，并維護不受侵犯；同時積極于戰后國際社會中尋求一個正當的國際地位，然后才能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最后，陳著論及留英學人的國際主義思想。留英學人對于威爾遜等的國際主義表示出極大的熱情，并對戰后國際聯盟的成立和中國參與抱以關注的態度。陳著作提醒：“留英學人對國際主義及國際聯盟的認識和接受，似乎與“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義思潮并不相容，但他們以國際主義作為攻守的武器，爭取中國的國家和國家人格的意識卻值得注意。”學界對于五四思想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國內思想的研究，忽略了整個國際的思想背景以及國內思想運動的國際思想資源。在近代國際關系對中國國內政治、思想運動走向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因此以國際史的視角研究留英學人的國際主義、國際政治觀，為我們思考當時國內政治、思想運動提供了全面的國際背景和思想資源。

三、對非核心報刊史料的挖掘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一個復雜現象，“它不是一個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許多思想分歧的活動匯合而成，可期間并非沒有主流”[3]。在許多研究者看來，思想史經過90多年的研究，學界所著論文書刊可謂汗牛充棟，但思想史研究多是一種單線挖掘。陳著正是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現狀，指出：“對五四時期的核心材料、領導性的社團的過度詮釋也已經形成一些學者所詬病的無所不包的‘史’歷史敘述的架構。在這種架構下，對于其他‘思想分歧的活動’，迄今學者的研究雖然不少，但是整體上仍為《新青年》的強勢話語所遮蔽。”“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成為一種強勢話語。但是，陳著也指出：“對思想、倫理、道德問題的重視并非五四知識分子言論的全部內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為“活躍”的五四時期，依然存在著從政治法律、財政經濟、社會問題以及國際政治與外交等方面來思考中國問題的思想言說。”再者，核心史料的的使用，未能與其他史料互相印證，這種管中窺豹的歷史方法，所得的成果也就不能還原歷史的全貌。對于的核心史料《新青年》，首先必須將其置于晚清以降的報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敗得失。

陳著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雜志。之所以選用此兩份雜志，一則正是對于學界既往研究側重于“史”模式的影響，對于核心雜志《新青年》研究扎堆，而對于一些非核心但是重要的期刊雜志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因而容易產生疏漏。再則，之所以選用《甲寅》、《太平洋》雜志是作者考證兩份雜志發現，沒有把聚攏在《甲寅》、《太平洋》雜志上的留英學人視作一個“自在”的社群。“結合兩份雜志宗旨所見，這些材料與留歐學生在法國創辦的《旅歐雜志》，留美生在美國創辦的《留美學生月報》不同，它們是留英學人有意識地模仿英國的《愛丁堡評論》，希望做成中國的獨立評論雜志。還有一點不同，它們都是由已經歸國的留英學人創辦、編輯，并在國內出版，而在讀的留英學人亦積極參與，這一點說明它們與國內的社會政治思潮的聯系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留英學人注重觀察西方政治改革，研究政治理論，謀求國家的發展。因此，陳著依據《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學人主持的同仁雜志，梳理這一社群聚攏的歷史過程以及他們在內政改革與走向世界兩個面向上的思想規劃；同時將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與“史”對接，這對于豐富多元的五四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四、加深對英式經驗主義的認識

通過對史料的挖掘，探析前人的思想世界，以此作為解決當今現實問題的思想借鑒，是思想史研究的意義所在。陳著強調，留英學人更加重視對于學理的思考以及國際政局的考量，因此對于探求中國立國之道更為理性，所留下的思想遺產在當今更具有參考價值。陳著指出：“民初留英學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兩個面向，一是內向的政治改革規劃，從關注中央層面的內閣、國會等，到呼吁地方層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動聯省自治運動；另一個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規劃，在外交上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爭取國家完整之，成為國際社會平等一員。英國作為近代自由主義最先得到發展的國家，自然對于留英中國學人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陳著論述了西方理論、內閣制和比較溫和的“調和立國論”，并且在第四章重點討論了留英學人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這些自由主義思想豐富了尋找立國之道的思想內容，助推了的思想啟蒙運動，對于當今尋找立國之道也有其現實意義。同時，留英學人重視研究國際時局以及如何處理各個國家的關系，探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對國家的進步是有現實意義的。

近年來，留學史的研究受到了學界的重視，獲得了頗為的成果，但在眾多的學術成果中有新突破的卻少之又少。如果通西學而知新方法，又能扎實專注于史料的解讀以獲新知，所獲定是良多。陳友良先生便是這樣一位學者，采治學之新方法，專注史家基本之史料功夫，所獲頗豐。

參考文獻：

〔1〕陳友良.民初留英學人的思想世界――從《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論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2〕舒衡哲.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篇(3)

關鍵詞:必修 選修 銜接 呈現

新課程實施后,高中歷史教材分必修與選修,必修與選修教材之間難免會有一些重疊的內容,教師在教學中該如何處理好這些內容呢?筆者試以人教版必修三與選修二中與“啟蒙思想”相關內容為例,談談自己膚淺的看法。

必修三“啟蒙運動的興起”與選修二第三單元“向封建專制統治宣戰的檄文”關系最為密切:無論是美國《獨立宣言》還是法國《人權宣言》其理論基礎都來源于啟蒙思想。所以在講到這兩份文獻誕生的背景時,教師必然要發動學生回憶必修三中有關啟蒙思想的內容。在講《獨立宣言》的理論基礎時,教師教學用書“建議將重心放在對《獨立宣言》影響最直接的洛克思想的介紹上”,洛克的思想在必修教材中并沒出現,如此重要的人物思想只出現在選修課中是否合理?而且18世紀啟蒙運動實際上是闡明和普及17世紀的思想,必修三既沒17世紀英國的啟蒙思想也沒有洛克,會不會使整個啟蒙運動的過程不夠完整呢?

另外,選修二《法國大革命》出現了“自然法”的概念,但在這之前教材卻沒提及,現在突然出現難免讓人莫名其妙。

由此,在上課時,筆者曾嘗試著調整了一下內容和結構:

上必修三“啟蒙運動的興起”一課時,筆者首先給學生介紹自然法:所謂自然法,它不是具體的法律條文,而是理念,類似中國古代的“天理”。其淵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羅馬。西方思想家們相信宇宙中存在著一套辨別是非的法則,它先于人類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自然法觀念產生后成為人們對于現實生活中不合理的政治現象和制度進行批判的重要武器。近代科學興起后,尤其是牛頓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揭開了宇宙神秘的面紗,更加堅定了人們“自然法”的信念。17世紀西歐的政治學正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礎上。

相信這樣一番介紹后,學生們已能理解自然法這一概念,在以后的學習中就不必再對自然法進行解釋了。

在這次的學習中學生只需對其有個印象即可,其詳細的觀點可留待選修二中給學生介紹。“法國三杰”的思想自然是本課重點,除共性外,我突出了他們每個人的思想亮點。在選修二中再講啟蒙思想家的觀點時,我就可以在學生們回憶的基礎上重點引導學生分析他們思想的異同。如:洛克的分權與孟德斯鳩的分權有何異同?為什么會有這些異同?程度較好的班級有興趣的話甚至可以給他們講解同是社會契約思想,洛克的社會契約思想和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有什么不同?這樣安排,雖說在重復必修三的內容,但重復中有新意、有發展,既鞏固了舊知識,又學習了新知識。

綜上所述,為了使得教材結構和內容顯得更加系統,同時也鑒于中學生的認知特點,我們有必要反復呈現這些重要的知識點,以加深他們對知識的理解。

參考文獻:

[1]約翰?麥克里蘭.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6.

[2]徐大同主編.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9.

篇(4)

關鍵詞:托馬斯?阿奎那;政治思想;民主;自由;法治

中圖分類號:B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9-0207-02

托馬斯?阿奎那是歐洲中世紀最偉大的經院哲學家、神學家,是神學政治論的集大成者。他從維護封建秩序和教會權威出發,通過吸收和借鑒各派觀點,構筑了一個包羅萬象的神學體系,其主要著作《神學大全》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神學巨著,這部著作討論問題廣泛,其中包含了對政治問題的思考。

一

托馬斯?阿奎那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為:第一,人有理性,人天生是社會政治動物,國家的建立是人類合群生活的需要。阿奎那接受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承認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他拿人與動物比較,指出動物雖有伶牙俐齒、皮毛角爪,能奔善跑,但卻沒有理性,只有人才有理性,人才有推理能力,人才能創造各種工具和器皿。動物只能運用其自身的本能趨利避害,而人由于擁有理性,則可以通過推理獲得并發展必須的知識。同時,教育和傳授知識是“只有人才掌握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得以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內容告訴另一個人”[1]。人有理性,懂得孤獨的生活既無法戰勝其他動物,也無法滿足人生各種各樣的需要,因此“當我們考慮到人生的一切必不可少的事項時,我們就顯然看出,人天然是個社會的和政治的動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動物要過更多的合群生活。”[1]

阿奎那認為,人的結合出于人的理性,但人的理性是上帝賦予的,他解釋說,一個人的為人如何,以及他享有什么東西或能有什么成就都必須與上帝發生某種關系。至于國家的統治權,亦是上帝賦予的。因此,在阿奎那看來,國家的形成歸根結底是上帝的意志,阿奎那乃是在神意的前提下吸收了亞里士多德關于國家在家庭的基礎上自然發生的說法。

第二,政治的首要目的在于和平與團結一致,君主制是最好的政體。阿奎那提出,一個社會的幸福和繁榮在于保全它的團結一致,在于和平與安寧,而君主制最能保證社會的團結一致與和平安寧,所以它是最好的政體。首先,凡本身就是一個統一體的,就比多樣體更容易產生統一。為了要實現社會的團結統一,就必須把政府權力交給一個人來掌握,其次,最接近自然的過程的辦法就是最好的辦法,在自然界,支配權總是操在單一的個體的手中的,最好的政體也應該是由一個人來掌握政府權力。 經驗也證明,多數人統治常使國家發生紛爭,陷于分裂。

第三,國王是上帝的仆人,王權是上帝的賜予。阿奎那認為,一個君主應當體會到,他對他的國家已經擔負起類似靈魂對肉體,上帝對宇宙的那種職責。他一方面認為君主的權力來自上帝;另一方面又要求君主在管理政府時要施仁政。世俗君主要專心致志地領導他所支配的社會走向幸福生活,塵世的安寧和幸福生活的目的,乃是為了將來享受天國的安寧和幸福生活,因此君主在保障和促進人們世俗幸福生活的同時,還有責任引導人們追求天堂的幸福生活,“堅持一切能導致這一目的的行動,盡可能不做任何與這一目的有矛盾的事情。”[1]

第四,法是人類的行為準則,法的目的是公共幸福,永恒法高于一切。阿奎那提出:“法是人們賴以導致某些行動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動的行為準則或尺度。”[1]人既然是理性的動物,人類行動的準則和尺度便是理性,因此,即使是國王,他在發號施令時也因受理性的節制。他說:“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論斷為依據,嚴格地和真正地說來就根本不是法律,而寧可說是法律的一種濫用。然而,只要考慮到公民的福利,它就具有法律的性質。”[1]法律必須以整個社會的公共幸福為其真正目的。他說:“任何力量,只要它能通過共同的政治行動以促進和維護社會福利,我們就說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義的。”[1]為此,他把法律分為四種: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永恒法即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即理性動物所分享的永恒法。神法即神的啟示。人法即人們行為的準則。永恒法高于一切法。阿奎那提出,君主雖然制定法律,但)君主也必須服從法律。

二

通過對托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全面審視,其蘊涵著一些現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民主、自由和法治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應有之義。

1.國家一切法律和權利來自于人民。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中內在包含了法律和權利來自于人民這一民主思想。實在法的真正基礎是社會的意志或社會的同意。他說:“人類的意志可以根據共同的同意是本身并不違反自然正義的任何事情而具有法律價值。這正就是實在法的范圍。”[2]阿奎那給法律所下的完整定義,蘊涵著法律來源于人民的思想。阿奎那吸收了亞里士多德關于國家權力起源于民眾的思想,進一步激發了中世紀關于“民權”問題的討論,促進了中世紀的主義的發展。阿奎那還指出,“關于一個城市或國家的權力的正當安排,有兩點必須加以考慮。第一點是大家都應當在某一方面參與政治……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涉及到政體或管理政治事務的形式。”[2]他充分肯定了人們參政的重要性,認為人民參政既保障了社會內部的安寧,又可使權力獲得正當的安排。毋庸置疑,參與政治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之一。

2.追求自由是人類發展的永恒主題。基督教神權高于王權的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在于將王權排除在信仰領域之外,以免王權因其利益需要而控制人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亦即為人類的自由保留了一塊必不可少的領地: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教會強調神權高于政權以及政教分離的歷史實踐是近代西方人們思想自由的淵源。可見,阿奎那的神權高于王權理論所蘊涵的自由是其政治思想中的又一現代意蘊。阿奎那指出:“基督教徒即使征服了他們并俘虜了他們,后者仍舊會有信仰基督教與否的自由。”[2]這里,他表達了基督教信仰自由的思想。不僅如此,他還關注著精神自由。他說:“一個人為此而受制于另一個人的奴隸狀態只存在于肉體方面而不存在于精神方面,因為精神始終是自由的。在塵世的狀態中,我們由于基督的恩惠得以在精神上沒有缺陷。”[2]

3.實施依法治國。托馬斯?阿奎那作為神權政治論的主要代表,將神學的法制理念與古典政治哲學和法治思想相結合。一方面阿奎那把法治看成是社會的產物。他認為,為了對付人惡的本性便需要法治,國家依法統治是使人們能過上有德生活的重要保障。由于人性總是具有邪惡的弱點,所以制定的人法應該有兩個特點:第一,人法具有“指導人類行動的規則”的特點;第二,人法還具有“強制力量”的特點。這就將法律的引導和強制功能緊密地統一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把法治看成是一種良好政治的保障機制,對于防止腐敗具有重要作用。阿奎那指出法治具有良好的政治維系功能。君權要受到法律的約束,權力只能依照法律來行使。他強調:“無論何人,如為他人制法律,應將同一法律應用于自己身上。”“就法律的支配能力來說,一個君主的自愿服從法律,是與規定相符合的。”“事實上,權力服從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2]托馬斯?阿奎那是中世紀神學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將基督教神學思想與法治理念巧妙融入,對近現代西方法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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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思想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派生。雖然人是以個體存在和發展為價值取向，但個體人必需在社會中才能存在和發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同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發展就成為集體主義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類存在的先決條件。原始社會是一種形式上典型的集體主義社會，因為自然環境的險惡，生產能力低下，生活資料的短缺，迫使他們要過集體生活，否則就會葬送自己，葬送群體。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時期，其集體主義思想都是相當濃烈的。

社會屬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個方面，正因為如此，在人類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觀點或政治主張都不可能回避集體主義的存在。這是社會主義思想生命力強大之所在。

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一種集體主義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國》，在中國可以上述到《禮記·禮運》。對社會主義思想最明確的描述在中國是《禮記·禮運》，在西方是托馬斯·莫爾（1478-1535年）的《烏托邦》。不過中國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而是純集體主義思想的一種社會構思。我們現在通常所講的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對立物的社會主義，它從工業革命開始，是西方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一種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這種社會主義是從托馬斯·莫爾開始，經過法國的圣西門（1760-1825年）、傅立葉（1772-1837年）、英國的歐文（1771-1858年）等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我們現在區分的各種社會主義都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流派。如果說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國的《禮記·禮運》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最高社會道德理想，那么，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一個最大特點是它是作為資本主義初期剝削、壓迫、貧困、不平等現象的對立物對未來社會的最高道德構想。

所有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集體主義思想的衍生，是集體主義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時期的反映。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業社會具有濃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為資本主義對立物的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才具有濃厚的奪取權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時代的反映。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初期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批判，它反映實行社會改造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為這種生產方式基礎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競爭。它們設想將來民眾會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方式從資本家手中奪得支配生產資料和管理政府的權力。托馬斯·莫爾、意大利的康帕內拉（1568-1639年）、法國的梅葉（1664-1729年）、法國的摩萊里（1720-1780年）、馬布利（1709-1785年）等等與農業社會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大都希望社會溫情脈脈，保持農業社會，共同勞動，平均分配。與工業文明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仍然主張社會溫情脈脈，共同勞動，平均分配。

作為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可以表述為：社會主義思想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派生物，是人類共同存在和發展的需要；在人和社會的關系上，它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強調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從屬于社會集體。作為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的學說中表述得最為充分和全面。馬克思講的人是抽象的人，群體的人，而非具體的個人。馬克思是從社會關系來論證人的本質、人性，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是的社會哲學基礎。

社會主義思想只是集體主義思想的一種流派，我們沒有理由把社會主義思想等同于集體主義思想。我們同樣沒有理由否認集體主義思想作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屬性。與集體主義思想對立的是個人主義思想，而不是資本主義思想，與個人主義思想對立的是集體主義思想，而不是社會主義思想。

資本主義思想屬于個人主義思想，但是資本主義思想是近代才產生的一種思想。資本主義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紀西歐社會的產物。十五、十六世紀是西歐歷史上輝煌的一頁，這一時期，是“世界的發現”和“人的發現”的偉大時代。這一時期是歐洲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時期，是農奴解放、工業中資本主義的手工工場取代封建行會制度、中央集權制的民族國家逐漸取代中世紀封建割據局面的時期。這一時期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在西歐的經濟生活中逐漸占據日益重要地位的時期。資本主義作為思想與中世紀相對立，它要求自由，反對控制，推祟理性，反對盲從。它使人們的注意力從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轉到研究自然事物，從天上轉到人間，從神祗轉向人。它使真理不再與權威結緣，而成為個人理性和獨立探索的結果。人們用自然原因來解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釋社會、人類和宗教本身。歷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歷史，而成為人們自身的歷史。人成為一切思考的中心。資本主義作為經濟制度主張個人主義原則，生產資料私有制，公平競爭。資本主義作為政治制度主張民主制度。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是工業革命開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與資本主義思想相對立的一種政治思想。資本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是農業社會瓦解時期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政治主張，資本主義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社會主義以集體主義為核心。

篇(6)

高考復習無非是一個知識再積累以及不斷熟練、強化的過程。從這幾年的教學經驗來看，筆者認為高考復習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夯實基礎，拓展思維，訓練方法。本文以為例，談談筆者的復習思路。

一、高考頻率統計

據不完全統計，近五年各省市共考11次，其中2015年、2016年共7題，其中兩題都是云南的考題，可知是高考高頻考點。

二、夯實基礎

基礎主要從條理化、分類化等角度著手，以時間為軸，以事件為核心展開，示例如下（詳細內容略）：背景，時期，代表，口號，指導思想，概況（前期、后期），評價（積極性、局限性）。

我所教的學生，是鄉鎮高中的學生。學生基礎差，行為習慣散漫，所以教的時候，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去做，我一般讓學生以背記、默寫等方式鞏固基礎知識。

三、拓展思維

以時代背景為基準，重視培養學生的時空素養；以整體、全局視野，拓展學生的歷史解釋的邏輯思維素養；以史料為引，訓練學生的敘述歷史和形成歷史認識的能力。以的重要概念“中體西用”的理解為例。

1.含義

【史料引用】

“1861年，馮桂芬在《校廬抗議》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李鴻章等人也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也”， 被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中體西用”。

史料的引用，一則讓學生熟悉史料，二則讓學生從史料從獲取信息，得出結論：“中體西用”是保留中國固有的制度，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也就是“器物”。接著從具體概念著手，讓學生清晰地認識“中體西用”的含義。

【歷史解釋】

“體”，即根本的意思；“用”，即具體的措施。“中學”指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西學”指近代傳入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商務、教育、外貿、萬國公法等社會科學。

2.評價（歷史背景、整體觀、全局觀）

（1）為西學的傳播大開了方便之門。雖然中學是體，但西學既然已經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魍晨蚣埽取得了合法地位。從中國發展歷史背景著手認識中國走出“天朝上國”迷夢過程中的重要性、艱難性，同時從世界整體的角度，弄清中西關系發展的漸進性。

（2）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論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引入中國，并與中國文化交融，從而產生了中國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對于這部分內容，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從全局觀的角度認識對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影響，使學生認識到是中國近代化開端的重要意義，熟悉歷史的時序性和邏輯性。

四、訓練方法

全國卷歷史選擇題共48分，選擇題的得分是高考歷史成績的首要影響因素，所謂“得高考選擇題者得高考天下”。基礎為根，思維為干，方法則是枝葉，有枝葉才能成為真正的大樹，做題的方法往往使在有限的時間內，取得最大效率。現在簡單說一說講課中常用的方法――四大辨析法 ，其貫穿于審題干、看設問、辨選項的整個過程。

時間辨析：用時間進行分析，辨析清歷史時間可以說解決了問題的一半。

教材辨析：把選項和教材的具體知識聯系，一般史實性題目居多。

關鍵詞辨析：找出材料中具有提示性的關鍵詞，如時間、地點、術語、歷史的特殊名詞、反復出現的詞語等。

對應度的辨析：選項是否符合史實；選項提法是否過于絕對；材料、選項、設問是否一一對應，如關鍵詞是否一一對應；是否都是過渡性的表述（逐漸性的、過程性的）；是單一還是比較性的描述。

【例題】

（ 2016年高考歷史新課標III卷）1903年，張之洞等擬《奏定學堂章程》，其中規定禁止使用“團體”“膨脹”“舞臺”“影響”“組織”“運動”“報告”“觀念”等新名詞，其根本目的在于

A.抵制維新思想的傳播 B.保證民族語言的純潔性

C.反對向西方學習 D.維護傳統的意識形態

【考點】

及中體西用。

篇(7)

一、政治哲學的問題架構

(一)一個核心

所謂一個核心,是指在進行政治哲學研究時,所有問題的圓心,也就是政治哲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在現代政治哲學理論中,關于核心問題的討論非常多,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觀點,將范圍縮小至漢語學界,關于核心問題的意見有兩種:第一種,對于政治哲學研究,當其歸屬于漢語學界時,盡管政治哲學問題的分歧非常多,但是核心問題卻是確定的,核心問題是指“社會正義”;第二種,此種意見否定了第一種意見,研究者認為,“社會正義”的概念是十分抽象的,對于“社會正義”的解說,不同政治派別的哲學家給出的解說是不同的,進而在意識上形成對峙性,基于此,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應該用“歷史與自由的緊張”來表述。從合理性上來看,第二種意見所具備的合理性更高,由此,在政治哲學中,一個核心就是第二種觀點的表述。

(二)雙線對舉

在現代政治哲學中,對政治哲學進行闡述時,著眼點為獨特的問題。政治哲學之所以具備“現代”屬性,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來決定的:第一,在當代社會中,政治哲學研究的背景與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是不相同的;第二,在進行問題論述時,政治哲學所具備的方法預設發生了改變;第三,對于當前的政治,政治哲學對其影響方式發生了改變。在現代政治哲學中,問題的討論都是對舉進行的,比如公共與私人問題的討論、壓迫與解放問題的討論等,實際上,對舉討論方式的本質是二元思維方式,二元思維方式是近代社會發展中所形成的,對于現代政治哲學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多重衍生

在現代政治哲學中,涉及到很多的學科,這些學科會產生邊際效應,而多重衍生就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政治哲學問題研究的,同時,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整個政治過程中會具有多種互動,這也是多重衍生的一個方面。對于多重衍生問題,所涉及的政治哲學研究問題領域比較多,而且,這些問題是在人們的生活中經常被發現的,具備極高的熟知度。

二、政治哲學的思想資源

(一)西方政治哲學理論

我國在進行政治哲學研究時,首要的思想資源就是西方政治哲學理論,而且,此種西方政治哲學理論還具備規范性,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選擇,主要的原因是:我國在進行政治思想的研究時,通常不會直接將其表達出來,而是將其隱藏在某種政治時事的輿論中,不過,在西方的政治思想研究中,政治哲學理論的研究成就具有很強的連續性,而且都是直接的表述出來,另外,西方政治哲學理論在發展的過程中,其所具備的“現代”非常的獨特,與現代國家的社會結構非常的適應,因此,在一些后發展的現代國家中,西方政治哲學理論有著極強的制約作用。由于西方的政治哲學理論研究開始的比較早,而且也比較成熟,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西方的”就等同于“現代的”,因此,我國的現代政治哲學在進行研究時,就必須要參考西方的政治哲學理論。由此,也使得西方政治哲學理論成為首要的思想資源。

(二)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

在當今的政治哲學研究中,中國古典的傳統政治哲學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這是由三個方面的原因決定的:第一方面,在漢語文化語境中,政治哲學問題的研究會受到傳統政治思維非常大的影響,在傳統的政治思維中,典范性、系統性都比較強,如果以現代的視野來看的話,這傳統政治思維的典范性等方面并不怎么強,然而,在進行政治哲學研究時,這種影響是無法忽視的;第二方面,在中國發展的歷程當中,其政治思維、政治神經、行動方式都受到中國古典傳統政治哲學的影響比較大,再加上這種影響具備長期性,因此,政治哲學的研究必要受到古典政治哲學的影響,另外,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一個比較現實的關鍵問題就是如何實現傳統政治形態的轉化,在實現現代政治形態轉化的過程中,必須要在充分理解傳統政治哲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來進行,從而有效地發揮中國古典傳統政治哲學的積極作用;第三方面,中國古典傳統政治哲學在形成的過程中,受到西方政治哲學理論的影響比較大,因此,我國在對西方政治哲學理論進行理解時,傳統的政治哲學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參照物,通過傳統政治哲學的對比,就可以明確政治哲學基本理念的排出與接受的種類,劃出明確的范圍。

(三)當代中國的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