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醫基本治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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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診療模式和主體診療模式

所謂診療模式，是對一種醫學在診斷和治療中主導思想的高度概括，是用精煉的語言對該醫學臨床思路的扼要表述，并能反映出其學術特色。自古以來，關于中醫學的診療模式存在多種說法，如治病求本、辨病治療、辨證論治、察質論治及對癥治療等。在諸診療模式中，最重要最常用，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主導或涵括其它診療模式者，稱為主體診療模式。

診療模式不同于醫學模式，后者是指一種醫學認識和處理疾病的基本觀點或出發點，比較抽象和理性，如“生物 . 心理 . 社會”，被認為是現代醫學模式，而前者則是對一種醫學的診療規律和臨床思路的集中表述，比較具體和實際，如前述的“辨病治療”之類。

1.2　審機定治是《內經》的主體診療模式

《內經》為中醫學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診療模式當然也不例外。在《內經》中論述過的眾多診療原則中，最強調者莫過于“治病必求于本”（《素問 . 陰陽應象大論》）。這里，“治”兼診斷和治療二義，“本”指疾病的本質、根源，此處具體指陰陽失調的病機。而《素問 . 至真要大論》在論及診治有假象的病例時指出：“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告誡不要被疾病的假象所迷惑，應首先識別其真正的病因病機，然后針對病機而治。該篇還以“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為例，說明若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熱、寒現象，抓不住其陰虛、陽虛的內在本質，必然誤治。正是基于審察病機便是“求”病之“本”這一認識，該篇才反復強調“審察病機，無失氣宜”，“謹守病機，各司其屬。”對此，元代名醫朱震亨曾斷言：“考之《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療病者，先察病機’，此審病機之意也。”“此求其病機之說，與夫求其本，其理一也。”［1］ 對于中醫學來說，病機就是對疾病本質的高度概括。而“審察病機”，則是透過疾病的現象——癥狀、體征等，去探求疾病的本質——病機。可見，《內經》治病求本的診療思想可用“審機定治”一詞簡明地表述之。

由《內經》奠基的中醫臨床工作可分為五個環節或步驟，即四診、辨證、識機、立法和處方。在中醫的診斷過程中，四診是為辨證收集必要的臨床信息（即以癥狀、體征為主的證候），辨證則是運用中醫理論對證候進行思維加工，最后識別病機及病名。而在中醫的診斷結論中，病機為主體，病名是次要的。因為確立治療法則的主要依據是病機而不是病名，因而識機便成了辨證的目的和歸宿。《內經》雖無“辨證”一詞，但審察病機（審機）以辨析證候為基本手段，“審機”實已概括了辨證和識機的內涵。中醫臨證時確定治療法則的要素雖多，但首要的、根本的依據卻是從診斷中獲得的病機結論，而處方只不過是落實治則的具體方法和措施。由此觀之，中醫的診斷主要是對病機的求本診斷，中醫的治療首先是針對病機的求本治療。而“審機定治”一詞則切中肯綮地勾畫出了中醫學基本診療規律和臨床思路要領。為此，明代大醫張介賓極力推崇《內經》所述的“病機十九條”：“此正先圣心傳，精妙所在，最為吃緊綱領……夫病機為入門之道，為跬步之法。”［2］《靈樞 . 本神》強調：“五臟不安，必審五臟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所謂審“病形”、知“虛實”，就是辨證識機，簡稱“審機”；“謹而調之”，是謂針對五臟的虛實病機，分別采取相應的補瀉調治法則。這是《內經》重視并闡述“審機定治”診療模式的一個例證。

《內經》也論及其它診療模式。例如，《靈樞 . 癰疽》用“菱翹飲”治療“敗疵”，屬一病一方，乃“辨病治療”之例；而《靈樞 . 根結》所謂“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氣剽悍滑疾也，”則是“察質（體質類型）論治”之例。然而，這兩種診療模式在《內經》中僅處于次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從屬于“審機定治”。可以斷言， 把 “審機定治” 看成是《內經》倡導的主體診療模式是毋庸置疑的。

2　“審機定治”對中醫學的深遠影響

2.1　建立了中醫學診治疾病的主導思想

由于《內經》提出并倡導的治病 求本——“審機定治”診療模式，概括了中醫臨床思路的要領，揭示了中醫學的基本診療規律，能夠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兩千年來已被歷代醫家奉為圭臬，成為中醫診治疾病的指導思想和首要原則，即中醫學的主體診療模式。試舉數例為證。東漢醫圣張機在《傷寒雜病論 . 自序》中說：“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這里“見病知源”就是辨證識機之意。《傷寒論》126 條：“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余藥，宜抵當丸。”前四句屬辨證，“有血（瘀血）”為識機，“下之”謂立法，“抵當丸”是處方。全條證、機、法、方一氣呵成，充分體現了審機定治的經旨。 唐代大醫孫思邈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病源，候其病機。”［3］ 強調察候病機是醫者臨證治病的首務。 金代名醫劉完素亦說：“故察病機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無以去深藏之大患。”［4］ 突出了審機和施治之間的因果聯系。 明代宿醫周子干認為：“見病醫病，醫家大忌，……若見一證即醫一證，必然有失；唯見一證而能求其證之所以然，則本可識矣。”［5］ 從正反兩方面闡述了“求其證之所以然”，即審機的極端重要性。 當代已故名醫岳美中也指出：“見癥狀要進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質，不可僅僅停留在寒熱虛實的表面上，……務期細密，才能絲絲入扣，恰合病機。”［6］ 要求醫生審察病機必須細致、準確，使之同實際病情完全一致，才能獲得滿意的療效。

2.2　奠定了中醫學的主要學術特點和優勢

人們談論得很多的中醫學特點是“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然而這正是由審機定治的診療原則所決定的。因為同病之所以異治，是因其病機不同，異病之所以同治，是因其病機相同。整體失衡的疾病觀和整體調節的治療觀是中醫學的另一特點和優勢。所謂“整體失衡”，是說人之患病，乃一定病因作用下人體內部及體內外的平衡協調狀態遭到破壞，即整體失衡或曰“陰陽失調”的結果。具體可表現為寒熱盛衰、邪正虛實、氣血津液失常等多種類型，而這些都屬于病機的范疇。因此，弄清某一患者現階段整體失衡的具體內容，就是識別其當前的病機。所謂“整體調節”，就是針對患者的具體病機結論，施以或補或瀉，或溫或清，或固或通等適宜的治療法則及相應方藥，使患者機體達到新的整體平衡協調，從而恢復健康。可見，中醫學整體觀念在臨床上的落實，亦依賴于審機定治這一診療模式的貫徹。

人、病兼治而以治人為本是中醫學的又一特色和優勢，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中醫不僅辨病治病（包括中醫和西醫的病種、病名），更要知人治人。每種疾病雖有自己特定的臨床表現、病程經過及診療規律，然而醫生臨床上面對的并非抽象或概念的疾病，而是某一患病的個人。每個患者都是具有精、氣、神而能自主活動的生物體，因而病人遠比疾病復雜而多變。所以治人重于、難于治病。《素問 . 疏五過論》之“從容人事，以明經道”和《靈樞 . 師傳》的“便病人”就寓此意。“治人”的重點又在調神。如《素問 . 湯液醪醴論》告誡：“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由于病人精、氣、神的狀態及變化均可集中反映在經診斷得出的病機結論中，審機定治實為人、病兼治的重要途徑和良好形式。其二，治人為本的核心是“因人制宜”的治則，它要求治療時應充分考慮到病人的年齡、性別、體質類型、職業、愛好、飲食及生活習慣等對病情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也程度不等地蘊涵其病機結論之中。例如，幼兒易虛易實，老人氣血虛弱滯澀，婦女有余于血而不足于氣，體質類型不同者對病邪的易感性和對病性的趨同性亦不同等，這些病理因素全都以一定的形式參與了病機的形成。可以斷言，審機定治是構建中醫學治人為本特色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石。

2.3　為中醫學理論的規范化創造了條件

鑒于中醫學的流傳和教育長期沿襲私相授受的方式，中醫理論中不少術語、概念的解釋和使用存在著混亂和分歧，這對中醫學的現代化發展及走向世界極為不利。而審機定治的診療模式可為澄清其中一些重要的詞語作出貢獻。例如，中醫常用的“證”或“證候”，即《內經》所說的“病形”、“病狀”，皆指疾病的現象，乃中醫診斷的憑證。而治病求本的“本”——病機，才是疾病的本質。因此，有些教科書把“證”釋為綜合病邪、病性、病位等要素的“病理概括”，實即與病機概念等同，這顯然混淆了疾病的現象和本質，是不可取的。又如，所謂“辨證論（施）治” 被視為中醫學的基本規律和特點而風行一時，然而如前所述，在中醫臨床過程中，辨證是為識機服務的，病機才是中醫診斷的主體和中醫治療的首要依據。而“辨證論治”一詞中缺乏關鍵詞“病機”，則診斷既落不到實處，治療又失去了依據，中醫學的基本規律和臨床思路便表達不出來。因此，它的文字構成同它所欲表達的內容差距較大，而“審機定治”卻能勝任這一任務。

2.4　為中醫學的現代化發展提示了方向

中醫學的歷史和現狀業已證明，審機定治作為中醫學的主體診療模式，是推動中醫學不斷進步和發展的強大動力，病機學已成為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當之無愧的核心。［7］ 目前，中醫學正處于現代化及國際化的“前夜”，其發展的突破口便成為中醫學界與中西醫結合學界關注的焦點。中醫學術發展史表明，歷代名醫成就的取得，各種學術流派的形成，無不來自新的病機觀點的創立或原有病機觀點的深化。考察中醫臨床、教學、科研的現狀就會看到，病機研究進展緩慢和病機理論的滯后，已成為制約上述諸領域迅速發展的“瓶頸”。用現代科技手段研究中醫學的有識之士大多認為，中醫學的現代研究應從“證”的實質著手，而這里所謂的“證”是指由某一病機引起并以其命名的證型（證候類型）。如“脾虛證”就是由“脾虛”病機引起的證型，換言之，食少、納呆、腹脹、泄瀉、身倦乏力等一組證候僅是“脾虛證（型）”的外在表現，而“脾虛”這一病機才是其內在實質。因此，從證的實質著手意味著重點研究各種病機的形成、變化機制及其物質基礎等。總之，抓住病機研究這個突破口，就能帶動整個中醫藥事業全面、深入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朱震亨. 丹溪心法.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9～12

2　張介賓. 類經.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4.369

3　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3

4　劉完素. 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 見：金元四大醫學家名著集成.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116

5　周子干. 慎齋遺書. 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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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醫;辨證施治;遣方用藥

[中圖分類號] R2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4721(2010)05(b)-075-01

辨證施治是中醫診斷疾病的基本原則。辨證施治時,首先是采用望、聞、問、切等方法,搜集患者現有證候和病史等有關材料,再運用中醫理論認識疾病、確定診斷,然后根據診斷,擬定治法,依法立方,隨證遣藥,進行治療[1]。由此可見,辨證施治是理、法、方、藥在臨床上的具體運用。在辨證施治中,辨證是運用中醫理論,分析四診所獲得的感性認識,然后使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明確疾病本質,掌握疾病的變化規律。施治是根據辨證的結果,擬定相應的治療方法,遣方用藥,解決疾病的治療問題。

1 辨證施治,治病求本,因病制宜

治病求本是辨證施治中的一個根本原則,是說治病要抓住疾病的本質,切忌頭痛醫頭、腳疼醫腳的盲目施治,在了解疾病證狀和病情的基礎上,通過綜合、分析和推理,透過現象,找出疾病本質,針對本質施治。如咳嗽是臨床常見的病證,但是引起咳嗽的原因很多,有外感咳嗽、痰濕咳嗽、肝火犯肺咳嗽、肺虛咳嗽等,所以治療咳嗽,不能見咳止咳,而必須治病求本。對于外感咳嗽者,治宜疏散外邪,宣通肺氣;濕痰犯肺咳嗽者,治宜健脾燥濕,化痰止咳;肝火犯肺而咳者,治宜清瀉肝火,潤肺化痰;肺虛咳嗽者,治宜補肺寧咳[2]。只有正確的治法指導處方用藥,才能取得治病的效果。

2 同病異治,異病同治,合理用藥

相同的疾病,病因不同,癥狀和機體反應不同,需用不同的治法;同一疾病,在不同階段,機體病變不同,也需用不同的方法治療,這叫做同病異治。如感冒有風寒和風熱的不同,治療時就有辛溫解表和辛涼解表之分,羚羊解毒片有疏風、清熱解毒功效,治療外感風熱效果好,用于外感風寒則會加重病情;川貝止咳糖漿治療風寒感冒咳嗽有效,若用于肺熱咳嗽則會加重病情[3]。又如同是哮喘病,寒癥用散寒平喘,虛證用補虛平喘。不同的疾病,雖各有特殊性,但審其病機相同,即可采用相同的治法,這叫做異病同治。如久瀉、久痢、脫肛、子宮脫垂等病,臨床表現雖然不同,若都是中氣下陷所致,都可用補中益氣法治療[4]。

3 緩則治本,急則治標,標本兼治

用標本的理論分析病情和確定治療的輕重緩急,也是中醫辨證施治的原則。標本在不同的疾病中,或者在疾病不同的階段中,有其不同的情況。緩者治標是說病勢緩和的慢性病,應把正氣、病因、舊病、內臟等本的方面作為治療的重點,而其他標的方面居于次要地位。如腎虛腰痛,腎虛是本、腰痛是標,治療時應抓住腎虛這個本,腰痛的證狀就會消失。又如腎陽虛不能化氣行水,以致水液停蓄而成水腫之證,水腫是標、腎陽虛才是本,抓住腎陽虛這個本,投以溫陽化氣之方,使腎陽得溫,氣化復常,水腫也就可以逐漸消退。當疾病的標象出現嚴重迫急的情況,甚至足以危及生命時,就應當把標當作治療的重點,這便是急則治標的意思。如脾腎兩虛所致的腹腔積液,脾腎兩虛為本,腹腔積液為標,若腹腔積液嚴重,腹脹滿不能臥,呼吸急促,二便不利,就應先予以逐水治標,使腹腔積液暫消,然后再從本治。采取標本同時的治法,稱為標本兼治。這一原則的運用范圍很廣,雖然形式上是標本兼顧,其實仍然有所側重。

4 病有淺深,治法有別,用藥各異

一般地說,病在皮毛、肌腠部位為病勢淺,屬于表證;病在臟腑、血脈、骨髓的部位為病勢深,屬于里證。病變部位不同,病理改變不同,臨床證候不同,因而治療方法也應不同,根據病變部位的淺深,予以相宜的遣方用藥,也是臨床上辨證施治的一個重要的原則。病在肌膚的表證,一般是六外邪所致外感病的初起階段,病變特點為外邪襲表,肺氣失宣,病情尚屬輕淺,此時人體內部臟腑功能一般尚未發生嚴重的障礙,可用解表祛邪之方劑。病位深在于里的病證使臟腑功能失調而成里證,里證的治療絕不同于病位在肌表的初期階段,必須根據里證的寒熱虛實情況,給以相應的方劑治療。

5 小結

辨證施治是審證求因,針對病因施治的一種辨證方法。病邪的性質不同,在體內引起的病變也不同,所以治療的方法也就不同,處方用藥也就不同,只有科學繼承和發揚祖國醫學的基本理論,才能收到預期的治療效果。

[參考文獻]

[1]董國力.老年人中藥的使用[J].中國現代藥物應用,2007,1(12):46.

[2]顏正華.中藥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5:245.

[3]常章富.中藥學[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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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人不得病――中醫治未病的目標

健康無疾是人類夢想的永恒主題。成書于二千多年前的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明確而系統地提出未病先防,治在病先的醫學主張和健康理念,開創了中醫治未病的獨特認識和精辟見解,這無疑是中醫先輩們的智慧結晶,也是中華民族的原創學說,在世界醫學發展史上影響深遠,至今仍代表著醫學的前沿學科和發展方向。

《黃帝內經》認為,人要健康無疾,就要順應自然界的氣候變化進行養生,如春天要“生”,夏天要“長”,秋天要“收”,冬天要“藏”,并描述有四季起居養生的具體方法。指出陰陽四季的演變,不僅是萬事萬物的根本規律,也是人體生命的根本規律。違背這個規律,自然界就要發生災害;順應這個規律,人體就不會患大病。進而強調:“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意思是說,賢達的人,懂得在疾病未發之前先進行預防,而不是疾病已形成再去治療。如果疾病已發生,再去醫治,這好比你已經口干渴了再去打井取水,戰斗已經打響了再去制造兵器,難道不覺得太晚了嗎!主張中醫治未病的目標是使人不得病。《黃帝內經》中還提到“上工治未病”,這一說法,既體現了醫學的本質,即醫學的目的是追求人類健康;又反映了醫生的境界,能預防疾病的發生,使人不生病的醫生才是好醫生,才是“上工”。

隨著時代的變遷發展和醫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增進健康是人心所向,堅持預防為主,防患于未然,消病于未起是大勢所趨。世界衛生組織對人類健康下了這樣的定義:健康不僅是身體上沒有虛弱和疾病,而且要有心理上的愉快和社會適應,還需要與環境的交融。疾病與健康并非簡單的病痛與否,而是涉及復雜的環境友好,生態文明。中醫治未病思想,強調“天人合一”,以整體理論指導養生實踐,重視環境生態與人類和諧相處、軀體與心神的融合、人體與社會的適應,做好預防和保健工作,強壯身體,增強人體的抵抗力,使人不得病或少生病。這與人類對健康的新要求是一致的。

二、中醫養生――實踐治未病的主體

中醫治未病的內涵是“未病先防”,核心理念是中醫預防觀。治未病雖言“治”,實際是預防疾病的發生,遏制疾病的發展,體現在一個“防”字,技術方法是中醫養生,實施途徑是養生實踐。通過養生實踐,達到防病卻疾,健康長壽。

中醫養生作為實踐治未病思想的主體,理論精深,經驗豐富,方法多樣。隨著環境氣候的變化,生活方式的改變,人類的疾病譜也在改變,如怎樣更好地阻止傳染病,如何防治病毒性疾病,如何減少腫瘤、心腦血管疾病、代謝疾病、精神疾病等的發生,是現代醫學面臨的重大課題。預防疾病的發生,除了一味地徹底消毒殺菌,拒病原體于門外,是否還應該找找人自身內部的原因及人與外界的關系。而中醫的養生之道,從宏觀的、整體的角度看待人體,重視發揮人的能動作用,增強自身正氣的抗病能力,強調器官組織的整體性、功能活動的和諧性、人與天地自然的相通性和人與社會群體的相融性,而且注意“未病”狀態的體質辨識,實行多樣的個體化干預手段,預防疾病措施更為積極。這些中醫養生的自身特色和優勢在起居養生方法中,均有具體的體現。

三、起居養生――中醫養生的基礎方法

所謂起居養生,就是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合理有序的安排,并進行規范持久的保健活動,以達到治未病的目的。起居養生涉及我們日常生活起居的各個層面,比如生活方式的選擇,衣食住行的安排,站立坐臥的習慣,一天從早到晚的活動,一年四季變換的適應等等。可以說,起居養生是中醫養生的基本內容和基礎方法。

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我國人民非常重視養生保健、延年益壽,并在生活中積累了豐富的養生經驗,通過歷代醫家、養生家不斷地摸索、提煉,形成了各種各樣的中醫養生方法,如飲食養生、情志養生、運動養生、按摩養生、作息養生、睡眠養生、環境養生、房中養生、藥物養生、順時養生、娛樂養生等等。《黃帝內經》中說過這樣一句話:“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其中的“道”就是“養生之道”。人能否做到健康無疾,終其天年,不僅要懂養生之道,更重要的是要把養生之道貫徹應用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去,也就是將養精神、調飲食、慎起居、適寒溫等養生方法與生活起居相融合,在養生實踐中生活,在起居活動中養生。從這個角度看,起居養生包括中醫養生的方方面面。如果從與日常生活起居更為密切的養生實踐看,起居養生至少包括作息養生、居室養生、睡眠養生、房中養生、四時養生、穿著養生、體質養生、排濁養生和沐浴養生等,這些養生方法就在我們身邊,方法簡便,在家里就可以做。可以說,起居養生是中醫養生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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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過翻閱近十年來的胃癌中醫藥治療方面的有關報道，對從痰論治、從瘀論治、從毒論治、從虛論治、分期與分型論治以及內傷發病等不同學術角度進行歸納與展望，得出中醫藥治療胃癌取得可喜進展。

【關鍵詞】 胃癌;中醫藥研究;綜述

胃癌屬于中醫“胃脘痛”、“噎膈”、“痞滿”、“呃逆”、“積聚”、“反胃”等范疇，發病率呈上升趨勢［1～2］。近年來眾多專家學者在繼承傳統中醫理論的基礎上，通過自身的摸索與實踐，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中醫對胃癌的病因病機以及治療方面的許多新學說、新觀點，極大地豐富了中醫藥在胃癌臨床治療上的理論依據。

1 各家學說

1.1 從痰論治

在中醫經典理論中，痰是疾病發病的重要病因之一，又是疾病過程中形成的重要病理產物。外感六、內傷情志、飲食勞逸均可導致痰的產生。痰滯成積既是胃癌的表現又是胃癌形成和進一步發展的病因。朱丹溪所描述的“痰之為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正與胃癌易于浸潤轉移的特點相類似。手術以后，正氣受戕，脾失健運，水濕運化失司，容易促進痰濁的再次生成，恰好又為胃癌的復發及轉移創造了物質條件。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從痰論治”是中醫辨治胃癌的一個重要法則。有眾多專家學者對此持有相同觀點。魏品康［1、2］ 認為“痰”是胃癌產生的重要病理基礎，并以此提出“痰-污染學說”。強調“痰”對于局部細胞的浸，導致細胞突變，是胃癌產生與發展的關鍵。對于“痰”形成的有形包塊，提倡以“消痰散結法”為治療大法。自擬消痰散結方治療胃癌及抗轉移，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錢彥芳［3］ 認為胃癌因痰濁瘀噎胃絡而成，治療當以導痰和胃，開瘀散結。以丹參飲加旋復代赭湯加減治療。黃萍等［4］ 認為，痰滯胃腑，痰瘀互結，腫塊內生，阻隔胃氣，發生胃積。強調治痰重在調和氣血、重在調補脾腎、疏肝散積、治痰即為解毒。

1.2 從瘀論治

胃癌的產生是多種致病因素長時間共同影響的結果，“久病必瘀”，“久病入絡”，進而“瘀血在經絡臟腑之間，則結為癖”，因此“從瘀論治”亦是中醫辨治胃癌的一個重要法則。卜平等［5］ 認為腫瘤侵襲，手術創傷等加重了患者正氣虧虛，氣虛可導致血瘀;陰（血）不足也可導致血脈不利而致血瘀。使用自擬扶正化瘀方藥辨證論治胃癌，不僅降低了局部復發及轉移率，而且血液流變異常指標有明顯改善。王瑞平等［6］ 認為脾胃虛弱，氣滯血瘀是晚期胃癌的基本病理變化，故益氣健脾、活血化瘀為晚期胃癌的主要治療大法。朱國先［7］認為，瘀既可作為致病因素，又可成為病理產物同時存在，瘀癌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交互為病的“瘀—癌—瘀”的惡性病理循環過程，癌潛瘀內，瘀滲癌中，癌瘀交結，瘀深癌劇。在遣方用藥上必須癌瘀同治，攻癌勿忘化瘀，散瘀更須抑癌。

1.3 從毒論治

毒既是致人各種細胞的基因與外基因改變的因素，也是致癌因素與促癌因素，其引起的癌癥性質、種類也是多樣的，臨床表現也各異［8］ 。抗癌解毒是臨床上胃癌治療的又一重要法則。周仲瑛［9］ 提出的“癌毒”學說在這方面比較具有代表性。周氏認為癌邪為患，必夾毒傷人，且由于癌毒留結，又可以產生痰、瘀等病理產物，癌毒與痰瘀搏結，則形成腫塊。因此治療上提出以“抗癌解毒”為基本大法。陳慈煦［10］ 認為:胃癌乃因虛、痰、毒、瘀互為因果，聚成癌毒，停積于胃脘食道，胃失通降而成。施以“通降”之法，再結合“解毒”之法以抗癌解毒。徐迪華［11］ 認為胃癌本虛乃脾腎不足，標實為癌毒侵襲。癌毒侵入胃脘，阻滯氣血津液的正常運行和輸布，必致濕煉成痰、血凝成瘀，終致毒、瘀、痰三邪集結胃腑。尹蓮芳［12］ 認為，癌毒在體內蓄積不流，日積月累促成腫塊是胃癌發病的決定因素。治以扶正祛邪、清胃活血化瘀、以毒攻毒緩攻漸消。朱曾柏［13］ 認為“毒”停留在體內過久，加上患者本人的體質因素，就有可能形成癌腫。臨床上分別采取補氣解毒、養血解毒、止痛解毒、清熱解毒（化療、放療、手術等）、化痰解毒、行瘀解毒、健胃解毒、利水解毒等不同治法，強調輔佐之法可以變易，解毒之法不可移易。

1.4 從虛論治

胃癌屬于本虛標實之證，整體屬虛，局部屬實，從虛論治是中醫藥治療胃癌的傳統方法。通過中西醫結合治療胃癌可減輕化療毒副反應，改善患者體質，提升機體免疫力，提高患者生存質量，是當前“從虛論治”胃癌的主要手段。邱佳信［14、15］ 認為胃癌的本質是脾虛。以補脾益氣、清熱解毒、軟堅化痰的胃腸安復方為主方治療胃癌，臨證以小復方加減。孫桂芝［16］ 認為本病之本是脾、胃、腎虛，治療本病始終堅持健脾益腎、扶正祛邪的指導思想。劉嘉湘［17］ 強調癌腫治療以扶正培本為主，強調“扶正法”治療惡性腫瘤的學術思想，堅持扶正與祛邪、辨證與辨病、整體與局部結合。謝廣茹［18］ 認為脾胃虛弱是腫瘤發生的主要因素。臨證當顧護脾胃，補養胃陰。用藥當升清降濁同施，補通兼顧，清化濕熱，并多用甘味補益。

1.5 分期與分型論治

張鏡人［19、20］ 教授診治胃癌時，辨證用藥立足于“邪正盛衰”，主張既不能專攻邪毒之實，又不宜峻補正氣之虛，攻邪勿忘顧其正氣，扶正尚需祛其邪毒，不同階段，各有取舍。吳良村［21］ 認為，腫瘤患者在手術前，屬痰瘀互結，予以化痰散結;手術后，多氣血兩虛，予以益氣補血;放化療術中，耗傷胃氣，予以益氣和胃降逆;放化療術后，傷陰耗氣，予以益氣滋陰;放化療間歇期，多正虛邪實，急則治其標，加重祛邪抗癌藥;晚期腫瘤患者，全身衰竭，多氣虛伴腎虛，予以益氣補腎。錢心蘭等［22］ 將113例胃癌分為脾胃氣虛、胃陰不足、肝胃不和、痰濕凝聚、痰血內阻、熱毒蘊結、脾腎陽虛等7型，以異功散、香砂六君湯;沙參麥門冬湯、益胃湯、增液湯;香砂寬中湯、五膈寬中散;平胃散、二陳湯、海藻玉壺湯;桃紅四物湯、三棱丸;五味消毒飲等加減;附子理中湯、金匱腎氣丸等加減治療。王曉等［25］ 將晚期胃癌患者40例分肝胃不和證、脾腎虛寒證、濕熱瘀毒證、氣血雙虧證等4證予以辨證論治，結果存活期最短l例為1個月，最長l例為63個月，中位生存期為5.8個月，平均生存期為8.8個月。陳郭君等［24］ 將9l例胃癌，分氣陰兩虛型、痰郁氣滯型、瘀毒內阻型、脾腎陽虛型等治療。結果平均生存期2.66年。

1.6 強調內傷為發病的重要原因

內傷發病主要包括情志、飲食、勞逸失宜等。不良的飲食習慣、長期的情志失調，可以導致肝失疏泄，脾胃不和，從而產生瘀、痰、毒等引發胃癌的病理產物。李建生［25］ 認為胃癌病理分3階段:初起多由情志不遂，肝氣不舒或飲食不節，肝胃不和;繼則肝郁氣滯，氣機失宜，阻于血絡，氣滯血瘀，日漸成積。治宜攻補兼施，以補為主，重在補養氣血，健脾和胃;以攻為輔，重在疏肝理氣，活血化瘀，軟堅散結。陸克勤等［26］ 認為肝為剛臟，性喜條達疏泄，郁怒傷肝，橫逆犯脾，脾胃不和，氣滯日久，胃絡瘀結，久之則成胃癌。以健脾化瘀解毒法治療。錢伯文［27］ 發現，很多患者在發病前有長期的情志抑郁史，導致肝郁而脾胃失調，痰濁、瘀血、熱毒留 滯。李修五［28］ 認為此病早期多由情志不遂、肝氣不舒或飲食不節、損傷脾胃。繼則肝郁氣滯，脾胃受傷，痰濁內生，血滯成瘀，痰瘀互結，日漸成積。治療上喜用自擬驗方虎七散合旋復代赭湯為基本方，辨證加減治療胃癌病人，收效較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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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結

近十年來，中醫藥在胃癌治療上已取得可喜的進展。并表現出良好的前景與巨大潛力，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療效標準，使得各家學說之間缺乏一定的可比性，影響了最后結果的可信度。結合現代科學手段，以中醫理論為指導，使診療標準規范化、療效判定標準化、證型統一將是今后中醫藥治療胃癌研究工作中值得重視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鄭國靜，魏品康.“消痰散結法”治療胃癌的研究［J］.中醫藥 學報，2004，32（5）:14-15.

［2］李相勇，魏品康.金龍蛇口服液治療晚期胃癌的療效觀察［J］.湖北中醫雜志，2001，23（11）:3-5.

［3］錢彥芳.腫瘤從痰論治探討［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9，5（2）:42-44.

［4］黃 萍.論痰在癌癥中的病機變化及治療意義［J］.福建中醫藥，1995，26（1））:36-37.

［5］卜 平，周榮卿，陳齊鳴.扶正化瘀方對胃癌轉移及血液流變學的影響［J］.中國中西醫結合脾胃雜志，2000，8（4）:193-195.

［6］王瑞平，潘 宇，葉志超.健脾化瘀合劑配合化療治療晚期胃癌24例臨床觀察［J］.江蘇中醫藥，2004，25（11）:22-23.

［7］朱國先.癌瘀相關初探［J］.浙江中醫雜志，2000，35（12）:533-534.

［8］柴可群.毒與癌癥發病關系探討［J］.浙江中醫雜志，2002，37（7）:304-307.

［9］趙智強，李 嘉.略論周仲瑛教授的“癌毒”學說及其臨床運用［J］.新中醫，1998，30（10）:6-8.

［10］陳繼婷，翟信長，易玉斌.陳慈煦教授用通降解毒法治療食道癌［J］.胃癌臨床經驗淺析［J］.貴陽中醫學院學報，1995，17（3）:17-18.

［11］申春悌.徐迪華運用豆芪湯治療晚期胃癌的經驗［J］.江蘇中醫，1994，15（7）:6-7.

［12］周 蘭.尹蓮芳治療胃癌的經驗［J］.遼寧中醫雜志，1999，26（8）:342-343.

［13］朱曾柏.因毒致癌及解毒治癌探析［J］.遼寧中醫雜志，1994，21（3）:105-106.

［14］楊金祖.邱佳信關于胃癌學術思想的探討［J］.遼寧中醫雜志，2001，28（2）:80-81.

［15］邱佳信.健脾法為主治療晚期胃癌的探討［J］.中醫雜志，

1992，33（8）:23-25.

［16］石懷芝.孫桂芝辨證治療中晚期胃癌的經驗［J］.北京中醫雜志，2003，22（2）:13-14.

［17］李和根.劉嘉湘治療胃癌經驗述要［J］.遼寧中醫雜志，2005，32（7）:642.

［18］張 霆.謝廣茹從脾胃論治腫瘤經驗舉要［J］.上海中醫藥雜志，2004，38（3）:18-20.

［19］周 萍，徐國纓，張存鈞.張鏡人調治胃癌術后的經驗［J］.遼寧中醫雜志，2003，30（9）:694-695.

［20］蔣振明，蔣 勇，張存鈞.張鏡人經驗方對胃癌細胞凋亡的實驗研究［J］.浙江中西醫結合雜志，2003，13（3）:140-141.

［21］黃曉濤.吳良村抗癌用藥注重顧護胃氣的經驗［J］.山西中醫，2002，18（4）:9-10.

［22］錢心蘭.攻補兼施治療胃癌113例［J］.上海中醫藥雜志，1996，（2）:7-9.

［23］王 曉.辨證治療晚期胃癌40例［J］.江西中醫藥，1999，30（4）:28-29.

［24］陳郭君.中醫辨證分型治療胃癌［J］.湖北中醫雜志，2000， 22（3）:19-19.

［25］崔永玲.李建生治療胃癌的經驗［J］.北京中醫，2005，24（6）:339-340.

［26］陸克勤，王 利，王 蕾.健脾化瘀解毒法治療中晚期胃癌近期療效觀察［J］.中國現代實用醫學雜志，2004，3（12）: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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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風濕病；辨證論治；辨病論治；相互關系

doi：10.3969/j.issn.2095-4174.2014.01.018

辨病論治和辨證論治歷來是中醫爭論的焦點。縱觀風濕病的發展歷史會給我們哪些啟示？本文從風濕病的歷史與現狀闡述如下。

1 風濕病歷史發展不同時期的辨證和辨病的特點

1.1 內經時期明確疾病概念、奠定辨病論治基礎、產生辨證論治的萌芽 中醫對疾病的認識，最早是通過臨床觀察，總結臨床特征，確定病種并賦予病名。這是產生辨病的過程，而后在確定疾病的基礎上，根據同一疾病不同個體、不同時期表現的不同狀態，在辨病基礎上的進行辨證。這是中醫認識疾病的一般規律。《內經》記載了中醫風濕病的發展基本上是遵循這樣的規律。如《黃帝內經?素問》痹論篇曰：“痹在于骨則重；在于脈則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則屈不伸；在于肉則不仁；在于皮則寒。”《內經》將肢體關節肌肉疼痛、重著、麻木、腫脹、屈伸不利的一類病證統稱為痹證，這是辨病產生的基礎。在痹證這一疾病的框架下，由于感邪的種類不同、個體的體質不同，疾病的表現又各具特點。如《黃帝內經?素問》痹論篇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其風氣勝者為行痹，寒氣勝者為痛痹，濕氣勝者為著痹也。”這體現了辨證論治的萌芽。《內經》除了將痹證在證候特點上做了區分，在發病部位、轉歸預后也做了詳盡地描述。如《黃帝內經?素問》痹論篇曰：“骨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腎；筋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肝；脈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心；肌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脾；皮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肺。”這段文字不僅描述了風濕病病位、發病過程，而且確定了病因、臟腑歸屬，對后世臟腑辨證治療風濕病奠定了基礎。可見《內經》對痹證的概念、分類、病因病機、預后與轉歸諸方面皆有翔實的記載，創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痹證理論體系，是中醫治療風濕病的基礎和理論淵源。其中既有辨病論治的思想，也有辨證論治的萌芽。

1.2 東漢張仲景開創辨病論治體系下辨證論治、專病專方的先河 張仲景繼承與發展了《內經》確立的痹證理論基礎并進一步在臨床創立了獨特、實用的辨病辨證治療體系。如《金醫要略?中風歷節病篇》：“諸肢節疼痛，身體魁贏，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明確將具有遍歷關節疼痛，甚則不可屈伸，關節腫大或變形等特點的疾病謂之歷節病，較《內經》時期統稱為痹證更為明確。并在疾病診斷明確后提出辨證施治方劑，風濕歷節病治以桂枝芍藥知母湯，寒濕歷節病治以烏頭湯。這是典型的先辨病、再辨證的論治模式。再如《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第三》：“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蝕于喉為惑，蝕于陰為狐，……蝕于上部則聲，甘草瀉心湯主之。蝕于下部則咽干，苦參湯洗之。蝕于肛者，雄黃熏之。……目赤如鳩眼，……赤小豆當歸散主之。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升麻鱉甲湯主之。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此段文字對狐惑病（即白塞病）的描述十分精準，寥寥數語抓住了白塞病口腔（蝕于喉）、外陰潰瘍（蝕于陰）、皮膚血管炎（面赤斑斑如錦紋）、白塞眼病（目赤如鳩眼）等區別于其他疾病的特征性表現，并根據不同受累臟腑提出了專方治療。這是典型先辨病、再專方的論治模式。《金匱要略》是風濕病臨床辨病思維體系創立及藥物臨床治療學的開山之祖，不僅開辟了辨病治療風濕病的先河，并且首次在辨病基礎上進行辨證論治、專方治療，此治療模式對后世醫家影響深遠。

1.3 晉唐時期繼承與發展辨病辨證論治 這一時期在發展辨病論治的基礎上，病證結合論治也有所發展。其中多部著作如《諸病源候論》《千金要方》《外臺秘要》等均按病名劃分疾病，既有辨病論治，按病列方，也有在辨病基礎上辨證論治，按證列方。同時對疾病的特點作了深入的探索。如《諸病源候論?風病諸候上》：“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痹，其三氣時來，亦有偏多偏少，而風濕之氣偏多者，名風濕痹也。”強調濕邪在風濕病中的地位。再如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八治諸風方賊風第三》：“夫歷節風著人久不治者，令人骨節蹉跌，變成癲病，不可不知。古今以來，無問貴賤，往往苦之，此是風之毒害者也。”指出歷節病有病程長，后期患者有關節改變形狀的特點，而且開創了風濕病毒邪致病理論的先河。王燾在《外臺秘要》中首次提出“白虎歷節”的病名，“白虎病者，大都是風寒暑濕之毒，因虛所致，將攝失理，受此風邪，經脈結滯，血氣不行，蓄于骨節之間，或在四肢，肉色不變，其疾晝靜而夜發，發則徹髓，痰疼乍歇，其痛如虎之嚙，故名曰白虎之病也。”“熱毒氣從臟腑中出，攻于手足，則欣熱赤腫疼痛也……”。可見當時對各種風濕病的認識較前更為精準，并且在風濕病病機、治療上均有拓展、進步。創立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方劑，如獨活寄生湯、防風湯等，并在藥物外敷、藥酒等領域有所突破。

1.4 宋金元明清時期確立辨證論治核心地位 宋代以后，官方控制醫藥，機械地規定疾病方藥，偏離辨證論治，產生了較大時弊。同時理學漸成聲勢，在理學格物致知思想方法的影響下，普遍認為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最好選擇。因此在此社會背景下，在各抒己見，學術爭鳴的氛圍中，醫家以各自的實踐經驗，從不同方面豐富了辨證論治的內容，中醫風濕病辨證論治理論產生了突破性的進展。如金元四大家李東垣提出脾胃虛弱內生痹病學說，運用安胃湯建中治療風痿痹：“安胃湯，治因飲食汗出，日久心中虛，風虛邪，令人半身不遂，見偏風痿痹之證。”朱震亨首創痛風論，認為血熱、痰濁為發病關鍵。《格致余論?痛風論》：“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沸騰，……寒涼外傳。熱血得寒，汗濁凝澀，所以作痛。”《丹溪心法?痛風》：“四肢百節走痛是也，他方謂之白虎歷節風證，大率有痰、風熱、風濕、血虛。”這一新的學說對后世除痰化濁、活血化瘀法治療痹證產生深遠影響。明代溫補學派強調了從臟腑氣血治療痹證的重要性，如李中梓理血行痹，提出“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的理念。張景岳峻補真陰，認為“諸痹者皆在陰分，亦總由真陰衰弱，精血虧損，故三氣得以乘之而為此諸證。”“治痹之法，最宜峻補真陰，使血氣流利，則寒邪隨去，若過用風濕痰滯等藥而再傷陰氣，必反增其病矣。”薛己平調氣血，《古今醫案按》在痹篇中記載了他運用補中益氣湯、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丸、六味丸等治療的四則效案。溫病學派的崛起，完善了熱痹理論，清?吳鞠通《溫病條辨》：“痹之因于寒者固多，痹之兼乎熱者，亦復不少……。”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風濕客邪，留于經絡”“風濕發熱，萃于經絡”。尤其是濕熱致痹、暑邪致痹，從絡病論治等觀點令人耳目一新。清?王清任、唐容川突出論述了瘀血致痹的理論。王清任《醫林改錯》：“如古方治之不效，用身痛逐瘀湯。”唐容川《血證論》：“身體不仁，四肢疼痛，今名痛風，古曰痹證。虛人感受外風，客于脈分則為血痹。”由此可見歷經金、元、明、清的不斷發展，風濕病由最初的外邪論漸漸發展為內外合邪論，由單純感受風寒濕邪漸漸發展為內傷氣血、痰瘀互結、寒熱錯雜等復雜理論框架，由辨病基礎上簡單辨證漸漸發展為臟腑經絡辨證、八綱辨證、衛氣營血等完整的辨證治療體系，辨證論治終于徹底超越了辨病施治的模式而躍居于整個醫療活動的主導地位。辨證治療風濕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廣度，然而對疾病具體特性的研究衰減了。

2 傳統辨病辨證在現階段的局限性

明末清初，隨著西方醫學知識得以在中國傳播，并漸漸成為醫療的主體。辨證論治漸凸顯其局限性。首先，辨證論治有一定的模糊性、隨意性，難以形成統一的標準。其次，辨證對于認識疾病的本質無實用價值，有悖于中醫“辨證求因” “治病必求于本”的思想。如關節疼痛、畏寒、得溫痛減，辨證屬寒痹，然而此情況可見于骨痹、燥痹、痹等多種疾病，辨別寒熱可針對性用藥，但對把握整體疾病特點并無幫助。再次，有些情況無證可辨，如體檢時發現白塞病引起動脈瘤，患者并無不適，舌脈無異常，醫生常無從下手。傳統辨證論治在醫學高度發展的今天顯得力不從心。

原有的辨病方式也有諸多局限性。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醫家只能根據四診采集的癥狀、舌脈，以主癥、病因為診斷標準來辨病。中醫病名往往是模糊的、籠統的，不能反映某種疾病全過程的總體屬性、特征和規律，因而難以反映出某疾病特有的病因、病機和發生、發展、轉歸的一般規律，對臨床指導作用不強。如膝關節腫痛，下肢肌肉萎縮，中醫叫鶴膝風。可見于西醫的類風濕關節炎、骨關節炎、感染性關節炎等多種疾病，各種疾病的特點、轉歸均不同，鶴膝風的診斷對臨床幫助不大。

3 現代中醫辨病辨證的新模式

由于中醫病的概念是模糊的、籠統的，證的內涵和外延也不確定；而西醫病的概念是清晰的、確定的，并具有固定發展變化規律。現代中醫既可利用現代醫學手段去認識疾病的病理演變過程和發展規律，也可運用中醫傳統理論認識疾病過程中的變化，病證結合的辨病辨證新模式應運而生。

中醫辨病辨證的形式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先辨病、再辨證。首先明確西醫疾病，在此前提下，確定邪氣的性質、特點以及正氣虛損的類別和程度，然后將該病分型或分期分別擬定相應的方藥進行治療，這是目前普遍采用的形式。如馮興華治療類風濕關節炎分為濕熱痹阻型、寒濕痹阻、瘀血痹阻、肝腎虧虛型[1]。顏文明治療類風濕關節炎早期治脾，祛風除濕；急性期清熱解毒；中晚期補腎壯骨[2]。病證結合模式近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不僅有類風濕關節炎、骨關節炎等病證結合優化方案的研究[3]，還有基于病證結合的中藥網絡藥理學研究等[4]。發展模式從單純專家經驗向循證醫學方向發展。另一種是先辨病、再專方、后辨證。首先確定西醫病名，再以中醫基本理論分析疾病本質的病機特點，據此立法組方，作為主治疾病的基本方，即專病專方。在專方基礎上兼顧具體病例的個體差異、病程長短及邪正消長態勢進行辨證加減。如房定亞認為類風濕關節炎本質是內毒、濕熱為患，創制驗方“四妙消痹湯”，成為類風濕關節炎活動期治療之專病專方[5]。汪履秋認為風邪、痰濕之邪在致痹的過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以丹溪的上中下通用痛風方為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基礎方[6]。在專病專方基礎上研制出大量有效、方便的中成藥，使傳統中藥更貼近現代人的生活。

此外現代中醫積極推進中醫病名改革，參照西醫疾病診斷標準，建立新的中醫疾病分類標準，如痹、大僂、筋痹、骨痹、燥痹、皮痹等，使現代中醫風濕病的內涵更為科學、豐富[7]。

縱觀風濕病的歷史發展，辨病與辨證一直交織在一起。大部分是以辨病為主、辨證為輔。實踐證明，此模式符合人類認識疾病的思維發展模式，受不同的歷史時期的條件限制而各具特色，而總的趨勢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隨著醫學探索的不斷前進，現代中醫仍會面臨新的問題、新的挑戰。辨病與辨證會以不斷變化的姿態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4 參考文獻

[1] 錢之華，張宏宇.馮興華老中醫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經驗[J].新中醫，1999，31（12）：6-7.

[2] 艾英.顏文明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經驗[J].遼寧中醫雜志，1994，21（4）：153.

[3] 李為農，胡蔭奇，申洪波，等.病證結合優化方案治療類風濕關節炎22例臨床觀察[J].中醫雜志，2010，51（12）：1089-1092.

[4] 牛旭艷，李健，呂誠，等.類風濕性關節炎熱證“藥-證對應”機制的網絡藥理學研究[J].中國實驗方劑學雜志，2012，18（8）：299-303.

[5] 賀登峰，楊彤麗.房定亞治療活動期類風濕性關節炎經驗拾零[J].山西中醫，2003，19（5）：5-6.

[6] 姚華，汪悅.汪履秋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經驗鱗爪[J].

承德醫學院學報，2000，17（3）：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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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R256.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12）11-0008-04

咳嗽是常見呼吸道癥狀，現代醫學認為這是機體的一種保護性反射，有利于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和有害因子，阻止外來物進入氣道。過于頻繁的咳嗽則給機體帶來不適，對患者的工作生活和社會活動造成嚴重的影響。國內外已對咳嗽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診療指南[1]。近年來中醫藥診治咳嗽也取得了較大進展，從病因病機分析，將其分外感咳嗽及內傷咳嗽兩大類，其中，燥邪與外感咳嗽有著密切的關系，燥熱型咳嗽以外感咳嗽證候分類中的燥邪傷肺證（溫燥型）為主。《中醫內科常見病診療指南中醫病證部分》中明確定義咳嗽是因邪犯肺系，肺失宣肅，肺氣上逆所致的以咳嗽為主要癥狀的一種肺系病證。其中，燥邪傷肺證咳嗽的證候為：干咳少痰或無痰，咽干鼻燥，咳甚胸痛，或痰黏不易咯出，初起可有惡寒，身熱頭痛，舌尖紅，苔薄黃，脈小而數[2]。本文對燥熱型咳嗽（燥邪傷肺證）進行了中醫藥的辨治研究探討，旨在更好地指導燥熱型咳嗽的臨床治療。

1燥熱型咳嗽（燥邪傷肺證）病因病機探討

1.1燥邪與咳嗽《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其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臟為肺，……，在變動為咳。”，“天氣通于肺”；《素問·氣交變大論》“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甚則咳喘逆氣，……，咳逆甚而血溢”；《醫貫》[3]述：“歲金太過，燥氣流行，民病反側咳逆，甚而血溢”。清代溫病學家葉天士曰：“燥自上傷，均是肺先受病。”，又云：“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喻嘉言說：“試草木箐英可掬，一乘金氣，忽焉改容，焦其上首，而燥氣先傷上焦華蓋，豈不明耶”。以上經文概括地論述了燥邪與肺的關系，在五行中，肺與燥氣同屬金，燥邪與肺關系極為密切。由于肺與外界大氣相通，燥邪傷人，首先損傷肺之陰津，影響肺的宣發肅降功能，則出現咳嗽。

1.2燥邪與熱邪葉天士《外感溫熱篇》“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清·陳平伯《溫熱病指南集》曰：“風溫為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燥熱歸陽明，故肺胃為溫邪必犯之地。……，風溫為燥熱之病，燥則傷陰，熱則傷津，泄熱和陰，又為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吳鞠通亦曰：“溫熱陽邪也，陽盛傷人之陰也”，“蓋熱病未有不耗陰者”。清末名醫黃元御[4]述：“其燥熱為嗽者，金燥而火炎也。”。《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記載了明代李梃的論述：“肺經血燥，掌心熱，十咳者，肺無津也。”

以上經文闡述了溫即溫熱邪氣，善于熏蒸發散，耗傷陰液，而生燥邪。燥熱邪氣是不分離的，其聚于上焦，則唇、舌、咽、鼻干燥；肺乃嬌臟，肺受熱灼，燥熱陰傷，則氣道失于濡養，肺氣清肅失常，上逆而為咳；燥熱之邪搏結于肺之門戶—咽喉，表現為咽癢嗆咳證候。肺經燥熱下移大腸，而見大便秘結，手心熱。

1.3燥熱與痰《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有“燥勝則干”之說。“咳謂無痰而有聲，肺受火侮也。”《景岳全書》述：“蓋干咳嗽者，以肺中津液不足，枯涸而然”[5]。《張氏醫通》論述：“有人咳嗽十數聲，而痰不出者，肺燥盛而痰澀也。”《丁甘仁醫案》[6]述：“咳嗆兩月，音聲不揚，咽喉燥癢，內熱頭眩。脈濡滑而數，舌質紅，苔薄黃。初起風燥襲肺，繼則燥熱傷陰，肺金不能輸化，津液被火煉而為稠痰也。”；《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燥令行，余火內格，腫于上，咳喘，甚則血溢”。

以上經文明確指出燥熱型咳嗽的少痰、痰粘的機制，一方面是肺津受傷，肺失潤養，清肅失常，停津為痰，另一方面是陰津不足易生內熱、灼津成痰，故表現為“干咳”、“嗆咳不爽”、“咳嗽十數聲而痰不出”、“澀痰”、“稠痰”、“甚則痰內帶血、胸脅牽痛”等。

1.4燥邪與環境及體質周光[7]提出“西北燥證”，“燥發無時，非獨秋有”，“燥旺于西北，盛于四時”之說；畢云[8]認為“昆明地處亞熱帶與北溫帶交接處，常年氣候溫暖如春，非僅秋季，四季皆可感受燥邪、熱邪，即使感受風寒之邪，亦常化熱化燥。尤其青壯年，素多陽盛，又喜食辛辣香燥及肥甘厚味，更易生熱、生燥，縱然無外感燥熱之憂，亦有內生燥熱之慮。”；施興黔等[9]認為“昆明地區感染后咳嗽患者的證型以風燥傷肺為主要證型”。陸家龍[10]認為“昆明人四季感冒后咳嗽都有著基本相似的特點……總的病因病機為素體陰虛燥熱，外邪入侵，加之廣譜抗生素及隨處可得的清熱中成藥的廣泛應用，使得邪氣未除，又氣陰兩傷，而導致正虛邪實膠著難解，咳嗽持久不愈”。上述觀點皆說明了燥邪與環境因素及個人體質有關。

2燥熱型咳嗽（燥邪傷肺證）的辨證治療探討

2.1古代醫家常用治法

2.1.1甘寒潤肺《張氏醫通》述：“咳而無痰者，以甘寒潤肺。”“痰飲膠結于胸中，雖以治痰為急，然治痰之藥，大率耗氣動虛，恐痰未出，而風先入也，唯是確以甘寒之藥，杜風消熱，潤肺補虛豁痰，乃為合法。”《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麥門冬湯主之。”《葉天士醫學全書》云：“金匱治法，貴得其精意，大意生胃津，潤肺燥、補真氣，以通肺之小管，清火熱，以復肺之清肅。”[11]丁甘仁氏述：“肺若懸鐘，撞之則鳴，水虧不能涵木，木叩金鳴，嗆咳己三月……擬壯水柔肝，清養肺氣，天麥冬，南北沙參……”；《趙錫武醫療經驗》“若熱盛，水必少，發汗泄熱時，水也同時隨之排出，甚者造成亡津液……甘寒養陰之品以增津液。”以上論述為肺燥咳嗽指出了“甘寒潤肺”的治療原則，其中麥門冬湯是治療肺燥咳嗽的典范。

2.1.2養陰潤肺《醫貫·痰論》[3]述：龐安常有言“有陰水不足者，陰火上升，肺受火侮，不得清肅下行，徭是津液凝濁，生痰不生血也，此當以潤劑，如麥冬……之屬，滋其陰，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則息焉。”“燥者濡之”，濡即養，即潤。治療肺陰津虧損之燥痰，恢復肺之陰津，痰可自消。《張氏醫通》指出：“凡治咳遷陰虛火盛、干咳少痰及痰不出者，妄用二陳，轉劫其陰而生大患，醫之罪也。”《醫門法律》指出：“大抵陰虛痰燥，切忌二陳，六君輩香燥益氣藥。”這些論述也給臨床治療肺陰津虧少的燥咳，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2.2近現代醫者治療經驗認識

2.2.1疏風清肺高津娟[12]認為溫燥外襲，燥邪犯上則肺先受之，耗津濁液而見咳嗽、干咳無痰、脈浮數。治以疏風清肺，潤燥止咳，化痰為主。方用桑杏湯加減，藥用：桑葉、杏仁、川貝母、梔子、沙參、玄參、金銀花、梨皮、桔梗、板藍根、甘草療效甚好。其中，川貝母合麥冬能加強潤肺止咳的作用；梔子、玄參、桔梗、甘草能增強清熱解毒及利咽的作用；桑葉具有祛風清熱，涼血明目等功效，桔梗引藥上行。方證合拍故獲佳效。

2.2.2甘寒潤肺韓景榮[13]以清·吳謙《醫宗金鑒》“火燥郁于肺，非甘寒多液之品，不足以滋肺燥，而肺氣反為壯火所食，益助其燥矣。”為依據組方（北沙參、天冬、炙杷葉、連翹、玄參、赤小豆、桔梗，炙百部、炒杏仁、紫蘇葉、炒僵蠶、罌粟殼、甘草）制成潤肺止嗽合劑。潤燥清熱，滋陰生津治療350例燥熱咳嗽患者有較好療效。方中以北沙參、玄參、天冬甘寒之藥養陰潤肺、瀉火滋陰以固其本為君。連翹、赤小豆、杏仁、杷葉、百部清熱解毒，降氣化痰以治其標為臣藥。針對兼癥以紫蘇葉、僵蠶解表理氣，化痰最佳為佐。桔梗、罌粟殼、甘草祛痰斂肺止咳、調和諸藥共為使藥。

2.2.3養陰潤燥龍明照[14]應用百合固金湯（生地、麥冬、百合、白芍、當歸、川貝母、玄參、桔梗、生甘草治療燥熱傷肺型咳嗽50例取得較好療效，具有良好的潤肺滋肝腎、化痰、止咳功效。認為方中生地、熟地助腎滋水退熱為君。百合、麥冬保肺潤燥，當歸、白芍養血兼以平肝。甘草、桔梗、貝母散肺郁而除痰，玄參助二地清熱。陸家龍[10]將感冒后咳嗽的氣陰兩虛、燥邪不盡階段以益氣生津、養陰潤肺為基本治法，方用沙參麥冬湯加減。認為此階段清肅之臟需要潤養，不可再大量使用清熱藥。并可加百合堅持服用，預防復發。

2.2.4辛潤理肺周平安[15]引葉天士“上燥治氣”之言，認為“燥病須防夾濕”，潤燥而不滋膩，化濕而不溫燥。提出“外感燥咳基本治則為辛潤理肺”之理。以辛潤為主，佐以苦辛化濕，使肺臟得潤，清氣得施，氣機暢達，津液得以敷布，燥潤濕化而咳自止。自述其基本方（炙麻黃、杏仁、甘草、紫菀、款冬花、旋覆花、車前子、桔梗）中炙麻黃輕清上浮，專疏肺郁，宣泄氣機，為治肺第一要藥，雖曰解表，實為開肺，雖曰散寒，實為泄熱；杏仁入肺治氣，其苦以泄熱，甘以緩氣，潤以止燥，與麻黃相配，一宣一降則肺之制節有權；甘草清熱潤燥，和中緩急，化濁補中；紫菀、冬花辛溫而潤，散而能降，補而能斂，故無分寒熱虛實，皆可用之；旋覆花肅肺降胃，豁痰逐飲，又有輕靈之性，流動不滯，自能流通氣化而宣窒塞；車前子甘潤下降，清肺祛痰止咳；桔梗開提肺氣，辛散苦泄，升中有降，可以利肺氣，通咽膈，寬中理氣，開郁行痰。溫燥則加黃芩、山梔以泄火。

3總結

燥熱型咳嗽（燥邪傷肺證）是咳嗽的一個特殊類型，由于燥邪外襲或熱邪傷陰致燥，肺津受損，宣發肅降失常，則出現咳嗽。表現為咳嗽無痰或少痰，或陣咳或嗆咳，咯痰不利，咽干、咽癢為主癥的病癥。中醫藥辨證治療以“甘寒潤肺”之清熱潤肺、“燥者濡之”之養陰潤肺為多，亦有部分學者提出“疏風”及“辛溫”在其中的意義。而筆者[8]根據“燥者濡之”，“熱者清之”，“因地制宜”及“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的原則，自擬以“清”、“潤”為主的“清肺潤燥湯”（桑葉、杏仁、蟬蛻、桔梗、前胡、玄參、木蝴蝶、僵蠶、麥冬、甘草）及該方制成的“必止咳膠囊”針對昆明的氣候特點及人們的體質情況治療燥熱型咳嗽也取到了較好的療效[16]。認為以輕宣疏導，清熱潤燥之劑可使燥熱之邪疏而化之，又避免了苦寒重劑克伐脾胃、礙邪外出之弊。方中桑葉、杏仁、蟬蛻疏風清熱，宣肺潤燥止咳；桔梗、前胡祛痰利咽，宣肺降氣止咳；佐以玄參清熱養陰，潤燥利咽，木蝴蝶清肺利咽止咳，甘草配合止咳，調和諸藥。因此，筆者認為，就燥熱型咳嗽的中醫藥辨治仍應綜合個人的體質，當地的氣候特點，提出針對性的治療方案更有現實的積極意義，才能更好發揮中醫藥的特色。

4討論

燥熱型咳嗽在部分地區高發，影響因素較多，與地堿、氣候、體質、生活習慣、飲食習慣均有關系。由于咳嗽癥狀重、持續時間長、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和工作，故就醫時大部分患者會盲目追求使用抗生素來解決，但此類患者抗生素的使用基本上是無效的，這就帶來了無謂的經濟浪費，甚至帶來人體的傷害。中醫自古就有對該型咳嗽的認識，近代醫家也有一些研究、治療報道，但還是缺乏對該型咳嗽的一個系統的研究報道，并且市售的成藥針對性也不是很強。就昆明地區來說，針對本地區的特點，運用中醫理論，發揮中醫藥特色，研制出一種對燥熱型咳嗽有效的中藥藥品，是非常有必要的。

參考文獻：

[1]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哮喘學組.咳嗽的診斷與治療指南（2009版）[J].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2009，32（6）：407～413.

[2]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內科常見病診療指南中醫病證部分[S].北京：中醫中藥出版社，2008：1～4.

[3]趙獻可.醫貫卷三[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59.

[4]黃元御.四圣心源[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37.

[5]張介賓.景岳全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434.

[6]丁甘仁.丁甘仁醫案[M].5版.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3：80.

[7]周光.燥證及其治法方藥的文獻研究[J].新疆醫科大學，2007.

[8]畢云.清肺潤燥湯治療咽癢咳嗽80例臨床小結[J].云南中醫學院學報，1995，18（2）：30～31，46.

[9]施興黔，江建鋒，蔡瑞錦，等.昆明地區地理氣象因素與感染后咳嗽（風燥傷肺型）相關性機理探討[J]，云南中醫中藥雜志，2010，31（7）：92～93.

[10]魏丹霞，施興黔.陸家龍導師辨證治療昆明地區感冒后咳嗽的特色[J].云南中醫中藥雜志，2010，31（4）：1～3.

[11]黃英志.葉天士醫學全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72.

[12]高津娟.咳嗽治驗三則[J].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8（4）：37.

[13]韓景榮.潤肺止嗽合劑治療燥熱咳嗽350例臨床觀察[J].四川中醫，2007，25（7）：52～53.

[14]龍明照.百合固金湯加減治療燥熱傷肺型咳嗽50例臨床觀察[J].云南中醫中藥雜志，2009，30（9）：15.

篇(7)

1一病一議，掌握規律：

內科病證名目繁多，經歷了一個由繁而簡的過程。如《內經》記敘的內科病證達二百余種；東漢張仲景《金匱要略》確立了雜病臟腑經絡辨證論治體系，提出了近四十種內科疾病之辨證論治，隋、巢元方《諸病源侯論》則記載了內科病證一千余種，至近代，作為中醫院校教材使用的《內科學》則選擇了常見病、多發病50余種，而近年出版的《實用中醫內科學》則記載了一百二十個病證，如此眾多的學習內容，要求在教學大綱規定的有限的學習時間內學完學好，確非易事。因此，在學習方法上，應抓住內科學體裁的特點，一病一議，各個擊破，掌握規律。

如何掌握規律？即要掌握各個具體病證的發生發展及其治療規律，并可用扼要的文字歸納出來以幫助理解和記憶，例如：

感冒：由外感風邪，肺衛不宣所致，當以疏風宜肺為大法，可用荊芥，防風、杏仁、銀花、等輕清之品，故可歸納為：“感冒多因外感因，風邪襲表肺不宣，疏風宣肺為大法，輕而揚之隨證施。”

又如咳嗽，有外感內傷之分，五臟六腑病變均可致咳，但必有肺氣上逆的共同病機，治多以宣降肺氣之品，可用止嗽散化裁。故可歸納為：“五臟六腑可致咳，肺氣上逆總相同；外感內份分虛實，宣降肺氣止嗽宜。”

再如水腫，前人有豐富的理論認識與治療經驗。可歸納為：“水泛肌膚水腫成，標肺腎本制在脾，陰水陽水兩大類，利水消腫隨證施。”此四句言明水腫之病因病機，分類及總的治則。可進一步歸納其具體的分型論治：“濕熱壅盛疏鑿飲，水濕二五（五皮飲合五苓散）風水婢（越婢湯）脾陽不振實脾飲，腎陽虛弱真武宜。”

    或者可結合學過的經典著作，從某些有代表性的條文入手領會某些疾病之論治規律。如黃疸：“黃家所得，從濕得之。”故“治黃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如痰飲，“當以溫藥和之”，以苓桂術甘湯為代表，則提示本病之病機是陽微陰盛，水濕不化，聚而成飲。淋證：“諸淋者，由腎虛而膀胱熱故也”，故提示治療上當以養陰清熱通淋。

凡此等等，一病一議，抓住各個病證之發生發展及其治療規律，這是學好中醫內科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要求。

2縱橫比較，求同析異：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特點，也是中醫內科學的核心和學習的重點。因此，在學習過程中，應緊緊圍繞這一重點，深刻理解，縱橫比較，求同析異，才能靈活掌握而不為書本所拘。

在熟悉教材內容的基礎上，將辨證論治的有關具體內容分類比較，可采用下列幾種方法。

2.1古今比較法：將歷代醫家至現代中醫有關疾病辨證論治的主要觀點進行歷史比較。如關于水腫之治療：唐宋以前偏于采用攻下法；宋代嚴用和《濟生方》提出溫腎法（濟生腎氣丸）與實脾法（實脾飲），補前人之未備；至清代李中梓《證治匯補》則強調采用汗、下、滲、清、燥、溫等因勢誘導，辨證論治；現代中醫則從治療慢性腎炎水腫的實踐經驗，突出活血化瘀、清熱解毒，提高了療效，通過古今比較，有一幅歷史性的“總畫面”，既有助于學者牢固地掌握有關理論，更可從中受到啟發：實踐出真知，不僅要繼承前人的經驗，更要敢于突破前人之框框，發展祖國醫學。

2.2鑒別比較法：中醫強調辨證，首先是鑒別。具體到中醫內科學之內容分析，鑒別比較具體兩個層次：一是病證之間的橫向的鑒別比較，亦即鑒別診斷，如哮證與喘證、呃逆與噎膈、水腫與臌脹、淋證與癃閉、肋痛與胸痛、中風與厥證、癲證與證、痹證與痿證等，須從各個病證之定義、診斷依據人手進行鑒別分析：二是同一病證中有關證侯類型之縱向的鑒別診斷，如哮證之發作期與緩解期、喘證之實喘與虛喘、黃疸之陰黃、陽黃及急黃，水腫之陰水與陽水，淋證之五淋鑒別等，既有相同的癥侯表現，又有各自的臨床特點，既是辨證的重要內容，又是進一步分型治療之前提。故善于運用鑒別比較法，才有可能抓住主要的辨證要點。

2.3比較分析法：對某一事物某一環節不同的側面進行比較分析，從而發現不同類事物中的相同之處，或同類事物中的不同之處，求同辨異，從而加深對該事物之認識和理解。在內科學習中，通常有兩個層次之比較分析法。

a 病機證治之比較分析。如感冒與外感咳嗽，均多由風寒或風熱之邪致病，都可見風寒型與風熱型，可謂病機與證型相同，但由于病機重點不同，前者偏于外邪襲表，后者以外邪犯肺為主，故癥狀主次不同，固而有不同之診斷，治法與代表方劑亦異耳：又如胃院痛，肋痛、腹痛均可見肝郁氣滯型，治當疏肝解郁、理氣止痛，但具體之治療方藥又不盡相同，此異病同治，同中有異也。

b 證型判斷之比較分析，目前之教材，為便于學習掌握，多辨病分型，一病數型論治。在各個證型之間，往往有一定的內在聯系而不易鑒別。如水腫之臨床證型，其中有水濕浸潰與脾陽不振兩個證型，是教學的一個難點，但若認真地進行比較分析，則可化難為易。

    全身水腫，舌質淡白：水濕浸潰型——陽水、實證、病程短；脾陽不振型——陰水虛證、病程長

    頭面腫甚、肢體困倦——通陽、利水——胃苓散、五皮飲

    腰以下腫腎、手足不溫——溫脾、利水——實脾飲

同時，對于某些單個證型之判斷分析、應抓住主要之依據、才能防止辨證失誤，如寒性腹痛之辨證，可見下述表現

    ①腹中作痛、遇寒加重、得熱則舒，苔白脈緊。

②腹痛急暴、喜溫喜按、溲清便溏。

③少腹拘急冷痛，脈沉而緊。

④臍中痛不可忍，形寒怕冷，喜溫喜按。

⑤腹中冷痛，手足逆冷，身痛惡寒。

⑥腹中雷鳴切痛，胸脅逆滿，嘔吐。

其中，a是主要的辨證依據，為寒性腹痛的共同表性，具有定性之辨證意義。其余各項由于腹痛之部位或癥狀特點不同，具有定位意義。如a+b則為寒邪內盛型腹痛，當用正氣滅香散溫中散寒；a+c則為寒凝肝脈之腹痛，當用暖肝煎溫肝散寒；a+d則為陰寒內盛之腹痛，當用通脈四逆湯溫陽散寒通脈；a+e則屬表里俱寒之腹痛，宜用烏頭桂枝湯溫里解表；a+f則屬陰寒上逆之腹痛，宜用附子梗米湯散寒降逆。

通過縱橫比較，辨析異同，有助于學者掌握內科疾病之診斷及鑒別診斷方法，掌握臨床辨證之要點，打下牢固的內科理論基礎。

3學用結合，熟練生巧：

前人曰：“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癥多”。說明理論結合實踐的重要性。在課堂理論教學中，按教學大綱要求，都將安排一定時間比例的臨床見習，其目的是要求學生進一步深化鞏固在課堂上書本上學到的理論知識，加強中醫內科基本功訓練，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智力開發。因此，必須重視臨床見習的實踐機會，學用結合，嚴格訓練，熟練則能生巧，知常達變。

在臨床見習中，其中最主要的關鍵環節是，掌握辨證論治的步驟與方法。要求能把以往學過的中醫基礎理論、診斷學、中藥學、方劑學等理論知識融匯貫穿，并能把八綱辨證、衛氣營血辨證、六經辨證、病因辨證、臟腑經絡辨證等各種辨證方法融為一體，靈活運用。盡管內科各個病證均有具體的診治要點，但如果不善于將其它各科的知識綜合歸納，靈活變通，則往往事倍功半，難以提高。因此，盡快掌握辨證論治之步驟與方法就顯得極其重要。關于辨證論治之步驟，可歸納為下述“六步法”：1、抓主癥，四診合參；2、明診斷，掌握規律；3、詳辨證，病機為要；4、定治則，知常達變；5、議方藥，謹守“四對”；6、析療效，總結提高。（詳見羅仁：“辨證論治的步驟與方法”一文，載于陜西中醫函授，1987年第3期至于辨證論治之方法，一要掌握具體病證之診治要點；二要靈活選擇運用中醫的各種辨證方法，如八綱、衛氣營血、六經、病因辨證、臟腑經絡辨證等；三要掌握各種辨證方法之共性，即病機辨證的方法：包括辨病因、辨病位、辨病性、辨病勢的病機四辨方法。只有掌握辨證論治之步驟及其方法，才能舉一反三，結合臨床見習病例反復練習，熟練生巧、知常達變，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真正學好中醫內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