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區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座談會由《基礎教育參考》雜志主編陳海東主持，教育部教育管理中心主任展濤和北京市豐臺區副區長狄濤致歡迎辭，其后與會嘉賓踴躍發言，分享了他們各自在促進基礎教育治理現代化，完善當前基礎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思考、做法與建議。現將發言要點集萃如下。

程方平（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要在教育法的建設和督導方面下大力氣。

基礎教育的改革，應當加強政府責任，而不僅僅是教育主管部門的責任，因為它已經從一種行業行為轉變為民生大事，轉變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是讓人民滿意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要想做好這件事，應該在教育法的建設，特別是學校法，和督導方面下更大的氣力。

第一，基礎教育的發展中面臨的最為首要的問題，就在于目前的法制建設不全面。《學校法》一直沒有出臺，甚至在短期內還不能出臺。我覺得，這正是教育法制建設方面一些僵化的體制導致的。缺乏為義務教育階段公立學校法定的標準，必然影響深入發展，因此，應當努力推進這項工作。

第二，加強督導工作非常重要。在督導條例出臺以前，地方上的督導比較薄弱，各種問題都沒能通過督導這個渠道及時地反應上來。事實上，督導肩負著幫助政府和民眾來促進學校規范發展的任務，只有健全相關法律，督導才能有充分的依據，從而發揮其真正的價值。這次督導條例出臺后，教育督導機構應從教育主管部門轉移到人大這個體系，這樣能夠幫助教育主管部門以及政府更超脫、更有效、更得力、更方便地解決教育體制中的實際問題。

盡管在基礎教育或者義務教育這方面的治理確實比較復雜，牽涉面很廣，但如果通過法制建設，規范各方面的責權利，一些長期解決不好的問題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孟繁華（首都師范大學副校長、教授）：教育綜合改革的落腳點應聚焦在轉變教育發展范式上。

第一，教育治理是區別于傳統行政管理模式的一種新型管理模式。教育治理主要包括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機制復合化、治理手段多樣化和治理目的重視價值理性幾個特征。現代社會對人的觀念經歷了以人為成本、以人為資源和以人為本三個階段。以人為本階段自然就要求以人與自然統一的生態和諧發展為核心的新的發展范式。

第二，從對教育效率的追求到對教育公平的追求，要求轉變教育發展范式。應當摒棄那些以教育之名、行負教育之實的行為，基于教育公平的核心價值，面向全體學生，使每個學生都在他原有基礎上得到發展，都在他天賦允許的范圍內充分發展。

第三，作為治理體系下的教育實踐的學習共同體，強調師生之間通過積極的合作與平等的對話，強調多元參與、共同完成知識和意義的建構。我們的社會必將成為學習型社會，這一社會也必將由無數學習共同體構成，這些共同體將會在更廣泛的視域下為知識的獲得與創新開辟新的路徑。

李永生（北京市門頭溝區教委主任）： 八項改革綜合推動門頭溝區學校治理現代化建設。

一是破除干部終身制，實施“干部任期制”。 二是破除學校副校級干部教委任命制，實施“逐層崗位競聘制”。 三是破除干部選拔論資排輩制度，鼓勵年輕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四是破除學校傳統的教師任用制度，實施教職工競聘上崗制，變教師“單位人”為“系統人”。五是破除教職工傳統的勞動分配制度，實施崗位績效制，實現以崗定薪、崗變薪變。六是破除“九龍治水”的教研體制，實現教師進修學校“研訓一體”，探索學校內部治理結構的變革。七是破除單一行政督導體制，建立教育日常巡視制度。八是破除單一行政考核體制，引入第三方評估，探索管辦評分離機制。

鐘靈（北京市豐臺區教委副主任）：學校治理結構改革要特別關注四個“擺脫”。

在教育綜合改革的背景下，學校治理結構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解放教育生產力，改善現在的教育生產關系，讓我們的學校能夠在更加適合于發展的外部環境中，產生其自身內部的變革，從而真正實現教育質的提升。對于學校個體的內部而言，如何通過治理結構把內外環境和內外各種關聯性更好地、科學地建立起來，有四個方面特別需要引起關注。

一是擺脫對教育的功利性追求，回歸教育的育人性和社會性。學校內部治理結構，需要從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來入手，引領學校建立更加科學的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只有價值判斷非常清晰的學校，才可能在內部治理結構的改革過程中，達到促進每一個學生發展的目的。

二是擺脫學校治理中的官本位，改變以管理為核心、與現在的教育目標和教育追求不相適應的學校治理結構，重新定位，實現教育者的價值而非管理者的價值。否則，學校的行政化必然使得辦學思想和辦學價值很難自主、科學地建立。

三是擺脫人治的不確定性，加強學校的民主治理。學校的均衡優質發展除了優秀的校長，更要從制度的層面進行設計。一方面，要放權給校長，讓其行使應有的自主管理的權力；另一方面，要用制度約束校長，使之能夠在民主的框架內合理地履行責任。

四是擺脫決策執行和監督的不清晰，做到責、權、利的進一步明晰。實行管、辦、評分離，不能一味地強調學校的辦學自，而忽略了教育行政或者督導以及其他一些監督權力，從而形成更加科學的管理機制。

管杰（北京市第十八中學校長）：方莊教育集群探索區域教育治理現代化。

區域教育問題是當前中國教育改革的核心問題，對區域教育現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隨著豐臺區在北京市率先進行教育集群發展模式改革試驗，方莊教育集群成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來，集群建設步步深入、不斷升級，已經從最初的“抱團取暖”式的、以資源共享為主要功能的初級區域教育共同體，發展到以課程為中心的區域生態教育共同體。又開始了以打通各學段學生的出口、改變區域教育結構為主要任務的現代化區域教育共同體建設，走過了一條由低級到高級不斷發展、不斷地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種推進區域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新模式。

李英（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教育局副局長）：著力城鄉教育均衡，提升區域教育品質。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城鄉人口結構、城鄉社會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影響著城鄉教育的發展。四川省蒲江縣圍繞“城鄉均衡、學有良教”發展目標，深入推進教育改革，不斷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整體提升區域教育品質。

一是以“托管、領辦”為辦學試點，創新現代學校治理機制。二是以“聯盟、集團”為發展路徑，創新縣域教育治理機制。三是以“法制、民主”為核心理念，創新學校內部治理機制。四是以“家庭、社區”為重要依托，創新社會教育治理機制。

余勝泉（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部長、教授）：教育信息化是現代學校教育治理體系的核心特征之一。

技術已經成為我們的基本生存環境。隨著信息技術的滲透性和普及性，技術也在改變我們教育實施的生態環境，它將給我們關注的一些重大教育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信息化分三個階段，從物的信息化到結構的信息化最后到人的信息化，逐層遞階，教育的信息化也是如此。如果我們能從制度方面去努力推動信息化的發展，很多難以解決的教育問題或許都能得到解決。

周仁祥（貴州省貴陽市招生考試管理中心副主任）：信息化使得招生考試工作越來越簡單。

基礎教育治理要現代化，招生工作治理也要現代化。招生入學工作最基本的特點是制度化、信息化、標準化和流程化，這其中信息化是最基本的。基于現代化技術，招生機構能夠將信息化作為基礎來實現招生考試現代化。網上閱卷、網上錄取、網上招生體現了規則公平、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要實現教育公平這個目標，必然要求基礎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治理現代化。

此外，北京第二實驗小學怡海分校校長史德志認為教育治理現代化就是用現代化的思想滿足當代教育的發展需要。他結合自己近50年從事小學教育的豐富經歷，介紹了北京怡海教育集團和北京第二實驗小學教育集團的發展；圍繞怎樣辦好學的問題，著重論述了按教育規律辦學這一學校治理改革的基礎。

北京市第十九中學校長余曉靈把義務教育九年一貫制作為基礎教育治理現代化的一個核心問題，提出應把高中示范校與初中徹底隔離分開。

江蘇省口岸中學校長封留才贊成基礎教育高中單設，并呼吁高中教育立法，并強調了學校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學性。

篇(2)

一、創新是現代化理論的內核

現代化反映由“舊”到“新”的社會轉化過程，創新驅動是現代化的“加速器”。美國社會學家布萊克認為，現代化是“在科學和技術革命影響下，社會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轉變過程”[1]。現代化是一個動態概念，創新推動人類由農業時代步入工業時代，再向知識經濟時代轉化，因此，應從創新發展的視角深化對現代化內涵的認識。

1.創新領域的不斷拓展為現代化多元化目標的實現提供前提

從中短期來看，在資源稀缺約束下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社會公平等目標間矛盾不斷加劇，發展往往面臨“顧此失彼”的兩難選擇，但可持續性的創新，能使經濟、社會、生態現代化成為可能。如納米仿真技術的進步，為重大疾病的解決提供新思路；新型網絡技術的應用，深刻改變著人際交流、信息共享的基本模式與途徑，不斷引領現代化進程。創新在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不斷延展現代化的內涵和外延。“知識創新和制度創新不斷產生新的科學和技術；新的科學和技術導致新的經濟和社會，新的經濟和社會導致新的現代化。制度創新和知識創新還會導致新的政治和文化；新的政治和文化促進新的現代化；新的現代化會促進新的知識創新和制度創新；知識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相互作用推動了現代化進程”[2]。

2.非技術創新體系的完善使現代化進程日益開放化、網絡化、系統化

創新特征的演化，直接影響著區域現代化進程。技術創新與非技術創新在性質上的互補性目前日益受到重視，如企業對于數據化信息、品牌、個性培訓及組織化投資日益增加，而新產品的商業化運作，需要新型市場手段的發展，新技術往往引致組織調整（OECD，2010）。OECD以21個發達國家企業層面的數據研究表明，整體來說存在三種創新模式：一是與技術自發性相關的市場新產品開發；二是與市場變化相伴隨的產品創新；三是隨設備更新而進行的過程改進；四是有關組織及市場創新戰略；五是網絡化創新。[3]第一種模式可以看作是傳統技術創新思路，而后四種則是創新概念的拓展。

3.創新過程的開放性使區域在現代化進程中合作與競爭共存

一方面，全球貿易的自由化取向使得市場更加全球化，創造新市場機會的同時加劇了市場競爭，產品的生命周期縮短化趨勢加劇。在全球化競爭壓力下，企業的創新需求強烈；另一方面，創新過程的復雜性和風險性日益提高，需要跨組織、跨學科領域、跨地區部門的協同創新，創新成果以集成化形式出現。在反映這一過程的區域現代化進程中，區域之間關系亦呈現競爭與合作局面共存的狀態。這種新型區域關系，是以創新要素流動為聯系紐帶而形成的，與傳統的以物質要素流動形成的區際競爭與合作，存在顯著差異。創新要素共享，使區域實現共贏式發展，而非傳統的“零和博弈”。

4.創新活動的區域不平衡性形成現代化進程的空間差異

創新影響區域發展的路徑研究表明，一些區域比其他區域的創新要素集聚能力更強、使用效率更高，表明區位在創新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影響。特定區域在創新過程、創新系統中實現某些領域的專業化分工，區域作用日益凸顯，在此過程中，有可能出現區域現代化進程的變化，有些區域成為現代化的“先行區”，有些區域則淪為“追隨區”，發展的路徑依賴有可能被打破。

二、蘇南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示范效應

總體上來看，蘇南在諸多指標上相較江蘇和全國，都具有明顯優勢，如人均GDP已超1萬美元，產業結構、城市化進程領先，社會、生態指標上亦優勢明顯，尤其是在創新投入與產出上具有絕對優勢。蘇南基本實現現代化，將在發展模式、城鄉協調、區域合作等方面發揮示范效應。

1.創新驅動產業轉型的發展模式

以創新引領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實現轉型發展，已成為蘇南發展主題，如無錫提出建設“創新型經濟領軍城市”，蘇州提出全力打造國內一流的創新型經濟發展高地等。無論從國內外宏觀形勢還是從蘇南推進基本現代化進程的實際需要來看，“現代蘇南模式”與蘇南邁向現代化的新階段相適應，是融入現展理念的創新驅動型區域發展模式。

蘇南不斷推動高新技術成果轉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不斷增強。

傳統產業實現與高科技的互動，正在步出“夕陽”產業的困境。

2.區域經濟發展方式創新形成的城鄉一體化效應

以鄉鎮企業發展創造的“蘇南模式”，為縣域經濟、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創造了堅實基礎，經濟發展方式的創新，使蘇南成為全國城鄉一體化程度較高的代表性區域，為全國統籌城鄉發展路徑的選擇，在城鄉產業選擇與布局、要素整合等方面積累了經驗。2011年，蘇南城市化水平達到70%以上，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全國領先，而且區域內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相對較小，收入差距比進一步縮小到2.09︰1。創新驅動城鄉一體化還體現在蘇南城鄉的生活方式、公共資源、生態環境等一體化。

3.協同創新形成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

蘇南作為長三角經濟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經濟一體化程度日益提高，尤其是在創新型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為其他區域現代化進程創造了示范效應。從區域的視角來看，技術創新按照技術來源可分為外源型和內生型兩類：外源型技術創新主要依賴于外部技術的輸入，如通過技術市場交易、區際貿易及跨區域投資實現的技術跨區域流動；內生型技術創新主要是依靠區內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創新主體間形成的相互作用及反饋機制，形成區域源源不斷的技術來源。以南京為代表的科技創新中心，與以蘇州、無錫為中心的產業創新進程的有機結合，創造出協同發展效應，取得“1+1>2”的發展績效。

4.政府與市場調控有機結合形成的乘數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蘇南現代化進程之所以逐漸進入快速期，一是因為以鄉鎮企業發展為標志，憑借勞動力、市場、區位（臨近上海獲得“星期日工程師”的技術溢出效應）等要素優勢，實現了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二是借助浦東開發開放的機遇，依賴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優勢，實現了由“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的轉型。在區域實現轉型的各重要時期，政府調控的能動性與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的相結合，是推動蘇南經濟在不同時期成功實現轉型的重要經驗。蘇南在應對市場競爭、積極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同時，通過政策支持吸引大量創新人才集聚、產學研合作“牽線搭橋”、完善創新服務等方面，與市場機制良性互補，為蘇南創新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三、蘇南基本實現現代化面臨的約束

從國際經驗看，當人均GDP實現從3000美元向1萬美元跨進時，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現代化進程出現停滯。蘇南在要素支撐、產業轉型、區域分工體系、環境約束等方面面臨發展瓶頸，將影響蘇南的現代化進程。

1.傳統能源供應體系成為實現基本現代化的一個瓶頸

傳統能源供應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支撐，但也帶來諸多問題：以煤炭、石油消耗等為基礎的能源體系，因不可再生性的內在約束構成成本上升的重要來源。傳統能源的消耗造成日益加劇的生態壓力，制約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如燃燒煤炭的火力發電，是蘇南能源構成的重要部分，但其粉塵、二氧化硫、噪聲、粉煤灰等主要污染物造成環境污染。傳統能源供給與需求的季節性失衡，也成為蘇南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傳統能源的集中化生產與供給模式，影響產業空間的區位選擇，一般傾向于集聚式布局以降低成本，但加劇了局部地區的人地矛盾。

2.創新要素空間配置失衡、區際協同創新網絡有待完善

創新網絡中創新要素的空間流動，與企業價值鏈空間配置耦合的發展過程，是推動區際協同創新網絡形成的重要力量。創新要素的空間集聚與擴散，促成區際創新分工及空間依賴，推動區際經濟聯系由傳統要素推動向創新要素推動轉化，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而創新要素空間集聚呈現的區域不均衡性，創新集聚中心與企業創新需求空間的非對稱性、創新成果供需的空間非對稱性等特征，使得科研設施和科研信息難以被企業共享，共性技術需求分散、重復投資研究，使創新要素投入產出效率偏低。同時，區際技術轉移機制有待完善，這些都是蘇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約束條件。

3.城市之間在創新分工上有待進一步優化

蘇南各市在發展戰略尤其是新型產業發展上，仍存在低水平競爭現象，如在產業選擇、人才引進等方面，由于行政區經濟利益的約束，追求本行政區利益最大化的沖動，導致無法形成區域發展的“合力”。因此，如何在創新要素集聚與擴散基礎上實現城市間的創新分工，從而在競爭與合作中實現共贏，亟需深入探討。

4.在解決共同面臨的社會和生態問題上合作不足

目前太湖跨界水污染防治合作，還停留在淺層次上。當涉及各自關鍵利益時，區域合作仍存在較大難度。企業稅收由所在地收取，而污染在一個更大區域內具有公共物品屬性，也就是說，大區域承擔了部分企業的生產成本，這種收益與成本承擔的空間不對稱，造成跨行政區流域治理難題。

四、創新驅動：蘇南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提升路徑

1.集成新能源發展與基礎設施創新

創新驅動戰略的全面實施，新能源網技術、現代通訊技術、綜合高速交通網絡與產業技術創新相耦合，催生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形成。新型、綠色能源技術的研發突破與產業化，以互聯網為核心的通信技術創新與以高鐵為代表的現代化交通體系，為破解蘇南面臨的要素約束、創新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現代化進程創造前提條件。新興的通信媒介和能源體制的集成，將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發展的時間和空間屬性，促進制造業組織結構的演化，由集中、層級式結構，向扁平化結構轉變。[4]互聯網將產業鏈中的每一個組織通過分散化網絡連接，消除傳統供應鏈中每個階段的交易成本，并在企業間形成以合作制為主導的新型組織關系，在區域間形成由產業供應鏈向供應網絡轉化的新型空間經濟聯系。毗鄰區域創新資源稟賦、與創新中心的空間距離等對創新擴散的影響，即空間區位對區域創新水平及相關區域產業關聯方式的約束作用，將發生演化，區際聯系由傳統的投入-產出聯系向以創新分工為基礎的企業價值鏈空間分工轉化。蘇南應充分利用這一發展契機，集成現代化交通通訊與新能源體系建設，迎接新變革。

2.構建創新共享平臺促進創新資源高效配置

區域創新能力越來越依賴于創新主體形成的開放式、網絡化系統，關鍵是充分發揮和利用區內外創新要素，優化創新要素集成和組合機制，由封閉式系統轉向開放式創新系統。在蘇南著重推進“物質資本積累”向“知識資本積累”提升過程中，在注重自主技術創新的同時，應重視通過創新要素流動提高技術擴散的效率，以良好創新共享平臺的有力支撐，降低搜尋成本，提高創新要素利用效率。同時，隨著創新過程的日益開放與合作，區域創新系統日益成為全球化創新網絡中的節點。如何實現創新收益的區域化，是政策面臨的挑戰，而切入并利用全球創新網絡以獲取新知識并使價值增殖地方化，是突破點所在。可能的政策起點是完善區域創新服務體系，如構建知識共享平臺等，是構成創新系統諸多要素中日益重要和關鍵的因素，成為區際、國際創新要素空間集聚的重要因素，也推動區域現代化進程差異的形成。但由于這類服務創新的非技術創新的本質使其收益具有隱蔽性特征，因而在實踐中缺少應有的有力支持。從蘇南角度來說，應充分發揮高校、科研機構等公共研究部門的作用，在人力資本培養與引進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創新參與者之間發揮必要的橋梁性組織作用，這是蘇南參與全球創新網絡、收益地方化根植的重要渠道，助推區域面對更加開放、廣闊的全球創新網絡。從政策角度來說，必須鼓勵形成獨立性、競爭性、流動性為特征的區域創新人才管理服務體系。

3.創新擴散與產業優化相耦合促進區域創新分工

蘇南基本實現現代化，必須突破行政區經濟約束，在遵循區際產業關聯規律基礎上，伴隨技術創新與擴散過程，促進新型產業升級與傳統產業向其他區域擴散的統一。同時，蘇南五市發展具有互補性，如以南京為代表的科技創新中心，與以蘇州為代表的產業創新中心，應當實現創新擴散與產業升級的互動發展，從而形成新型區域分工模式。國際大都市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企業總部與制造基地空間上實現分離，是一種發展趨勢，以實現空間組織生產的最優化。企業內價值鏈配置優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的過程，從而實現產業合作模式的創新。促使總部經濟向南京集中，有助于提高城市集群的創新能力。一方面，大量國內外研發機構特別是公司研發中心的聚集發展，能夠充分釋放南京的科技研發資源的創新潛力，進一步促進人力資本的培育和聚集，不斷擴大南京的研發規模和創新能力，實現循環累積因果的正反饋。另一方面，企業研發中心的集聚，會強化企業間的學習效應和知識溢出，并在企業間產生競爭效應與示范效應，從而促進企業的自主創新。由此，總部經濟在不斷增強南京創新輻射力的同時，能夠將豐富的知識、信息、技術等通過技術交易、信息傳遞、人力資本流動等方式輻射制造業基地，有助于提升其創新能力。

4.以合作創新加速蘇南社會和生態現代化進程

經濟發展與生活質量提高、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和互利耦合，尋求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新模式，是蘇南實現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應對日益緊迫的健康、氣候、食品、飲水安全及貧困等社會、生態問題，依賴于更有力的創新及新形式的區際、國際合作。創新對于低成本、高效率解決這些社會、生態問題十分關鍵，如在太湖綜合治理問題上，若無相應的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高昂的成本對任一城市來說都無治理激勵。在污染源控制、污水處理等方面，都需要組織管理的體制創新。生態環境是區域性公共產品，水污染的治理涉及全流域，治污投入應該是大區域范疇合作框架下的環保合作。為從根源上控制污染，流域產業發展規劃應事先協調，也需要跨區域合作模式的創新；在提高社會現代化方面，不僅要強調經濟發展，還要考慮影響創新績效的諸多因素和主體，兼顧醫療、教育等的完善，需要由目前關注特定技術的供給方政策，轉向更系統化的政策支撐體系。政策設計目標不僅要創新，還要關注創新的應用是否能使大部分人和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通過城市間的合作，在蘇南基礎設施建設、使用的共享化及醫療、養老等體系的融合基礎上，完善區域創新服務功能一體化，從而形成區域聯動發展優勢。

參考文獻：

[1] 羅榮渠. 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2]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現代化報告2011：現代化科學概論[M].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 OECD .The OECD Innovation Strategy：Getting A Head Start On Tomorrow[M/OL]. http：/// publishing/corrigend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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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實踐的需要和理論的推動,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區域行政逐漸向區域公共管理轉變,這種嬗變,開啟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視角。區域公共管理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

    著名行政學者理查德·J·斯蒂爾曼二世說:研究公共行政必須研究它的生態問題。按照韋伯斯特詞典的解釋,生態學是各種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各種相互關系。J·W·別斯指出生態學這個詞源于希臘語oikos,意為房子或家,經濟和經濟學也有相同的詞根,經濟學和生態學有許多共同點,但生態學的含義更廣泛。它涉及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全部相互關系。”〔1〕美國著名學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開創行政學研究的一個新途徑。我國現階段的行政環境是制約和影響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時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對象,并為行政管理的實施提供條件。故此,我們應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環境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生態環境的變遷,傳統行政學歷經了向現代公共管理學范式的重大轉變。邁入21世紀,區域行政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行政生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區域公共管理這種嶄新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這種轉變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21世紀中國公共管理面對的最大挑戰莫過于區域公共管理的挑戰,處理好和解決好了系列區域公共性問題,和諧社會的發展愿景就不再遙遠。”〔2〕區域公共管理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作為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陳瑞蓮認為,在我國有關區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較為零散,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學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當前一個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研究區域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無疑,加強區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有學者說,“研究任何一種理論,都必須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術語。對于了解一種新的學術理論,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詞的正確含義,就尤為重要了”。〔3〕區域公共管理是個復合概念,其中“區域”和“公共管理”是其兩個核心概念。

    一、“區域”概念眾說紛紜及其公共管理視角的界分

    區域(region)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且相對性極強的概念。人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分析和理解各種不同的區域。研究視角和內容不同,對于區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會科學叢林中,最早研究區域的學科是地理學,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牛津地理學詞典》中,“區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個單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別于周圍的地區”。〔4〕經濟學將區域視為由人的經濟活動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經濟社會綜合體。埃德加·M.胡佛說,“所有的定義都把區域概括為一個整體的地理范疇,因而可以從整體上對其進行分析”,“把區域作為一個集合體,……這一集合體對于管理、計劃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是必須的。最實用的區域劃分應當符合行政區劃的疆界。”〔5〕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研究者對區域的解讀,往往側重從一種更為宏觀視角來討論區域的內涵和外延。米特爾曼提出三個不同層面“新區域主義”分類法:宏觀區域主義、次區域主義和微觀區域主義。在“區域”的多種釋義中,可以看出:區域有多種分類,系統性或整體性是區域的共同特征;區域的概念是相對的,可以依據不同視角有多種劃分;區域是變化的,應以動態的眼光來觀察它。實際上區域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很難給出一個公認的定義。本文是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來進行研究,基于此視角,區域應如何界定?有學者認為:區域是“一個基于行政區劃又超越于國家和行政區劃的綜合性概念”。〔6〕另外,從四個緯度對區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區域”做類型學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義上的經濟區域、行政區域、自然地理區域和公共管理中的“問題區域”和“邊緣區域”。〔7〕筆者以為,不論對“區域”進行怎樣的界分,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看,區域實際上是按照公共物品為標準劃分的有限空間范圍,是擁有相同一領域或多領域公共物品的域場。在這里區域不是一個地理范疇而是一個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公共利益)為標準形成的同質性域場,并不絕對與行政區劃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視角: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

    要討論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的轉變,首先要了解區域行政的發展背景、內涵等基礎知識。區域行政問題與行政區劃密切關聯。學者劉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國行政區劃的理論與實踐》等論著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行政區經濟”概念,并分析我國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在我國的行政學界,宋月紅在國內首次使用“區域行政”的概念,作者從行政區劃、行政區域與區域行政的關系角度進行研究,但這是一種狹義的或傳統意義上的區域行政范疇。〔8〕陳瑞蓮、張緊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視角:區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廣義的“區域行政”概念。〔9〕隨著實踐的推動和理論的發展,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轉變。在學界,最早使用過“區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華大學的劉鋒和中山大學的陳瑞蓮,二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論述。劉鋒運用新公共管理、區域創新系統、區域核心競爭力、支持系統等理論對區域管理進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一研究與本文所關注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是真正從公共行政學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從區域地理學的角度將創新理論引入到區域發展中去。〔10〕陳瑞蓮教授是我國研究區域行政和區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領域的論述,在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三、區域公共管理的內涵、理論支撐

    區域公共管理是個復合概念,前文已經界分了公共管理視閾中的“區域”。對于公共管理的概念,無論是對其內涵把握還是基本體系的構成,都還在探討中。王樂夫教授認為,“所謂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門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地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的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11〕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還包括其它的組織和第三部門組織等。公共管理主體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同時,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復合型的集體行動,以共同的目標基礎,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無庸諱言,現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綜上所述,區域公共管理是區域行政隨著實踐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斷成熟的產物。筆者認為,所謂區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區域政府組織和區域非政府組織為主的多元主體(區域公共管理部門)為了解決特定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或其它方面的公共問題,實現區域公共利益,運用協商和調解的手段和方式對區域、區域內橫向部分和縱向層級之間交叉重疊關系進行的管理。區域公共管理之所以“應運而生”,從根本上說,區域公共管理發展的動力來自于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說,除了實踐的需要外,理論的發展和推動也是非常重要的。區域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除了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外,還有公民社會理論、現代治理、網絡治理理論和善治等理論。公民社會,也被稱為市民社會或民間社會。關于公民社會的定義,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研究視角形成了種種不同的公民社會定義。這些定義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國家與社會二元結構和國家、經濟與公民社會的三元結構。關于公民社會的結構要素,不同學者對其強調的重點不同。就中外學者取得的共識來看,公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個:一是私人領域;二是志愿性社團;三是公共領域。除了公民社會的結構性要素外,公民社會還具有自己的基本價值原則,大體說來,這些基本的價值原則包括: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公開性、開放性、法治原則。

    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引發治理和善治理論的產生。從1989年世界銀行首次提出“治理”以來,“治理”概念被廣泛使用。在治理各種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治理有失敗的可能,為完善該理論,隨后善治進入學者的視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最佳關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和有效。區域善治是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個戰略管理問題。

    [參考文獻]

    〔1〕理查德·J·斯蒂爾曼二世.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26.

    〔2〕劉亞平.當代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序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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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城市管理專業2011年醞釀設立伊始，就確定了高起點、國際化的辦學理念。2012年6月即與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簽訂城市管理專業“3+1”合作辦學備忘錄。2013年獲得教育部城市管理新專業審核后，兩校簽署了城市管理專業“3+1+1”合作辦學協議。由此，南開大學每年30名左右的城市管理本科生雅思考試達標后，第3學年整建制到英國城市學官方排名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學學習，第4年回國完成畢業設計或畢業論文，可獲得南開大學管理學學士和格拉斯哥大學頒發的留學一年課程學習證明。在自愿的前提下，學生第5年可返回格拉斯哥大學攻讀城市與區域規劃碩士。迄今已順利招生4屆，項目運行良好。

與城市管理本科國際項目相配套，2014年經教育部批準，以南開大學與格拉斯哥大學聯合研究生院為平臺創辦了城市學方向的“1+1”碩士項目，即考生通過全國研究生統考和南開的復試，符合格拉斯哥大學錄取條件的通過其教師來南開組織的面試進入南開大學“區域經濟學”碩士和格拉斯哥大學的“城市與區域規劃碩士1+1”聯合培養項目，研究生課程學習全部在南開大學完成，英方派教師來校授課，實行2-4年彈性學制。

經過幾年的城市管理專業建設，我們在目標定位、人才培養、師資隊伍、教材及實驗室建設等方面有幾點體會。

一、目標定位

按照教育部2012年界定，城市管理專業旨在“培養能在城市建設和管理部門、城市管理政策及法規研究部門、城鎮基層社會管理部門、城市社會團隊綜合部門、市政市容管理企事業單位等從事科研、教學以及具體管理工作的復合型人才”。南開大學在探索國際化辦學過程中，獲知由于發達國家現代化、后現代化的進程總體上快于中國，已完成“現代化進程”的歐美國家的大學基本上不開設“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專業，而是開設與“后現代化”發展需求相適應的“城市學（urban studies）”專業。

例如，美國大學理事會（US College Board）對城市學的界定是運用社會學、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來研究城市生活、管理和服務，主要學習如何使城市文化具有獨特性，城市地區如何回應復雜問題和事件。簡言之，城市學是讓你懂得城市居民生活、行為方式及如何應對問題的專業。2014年，城市學科在英國官方排名并列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學官網是這樣描述城市學：它讓你從學界認可的相關領域的領導者那里學會和獲取至關重要的形塑地區、強化社區和改進政策制定的實踐知識。城市學涵蓋都市發生的社會的、經濟的和物理的所有方面的變化，包括城市的社區、治理、衛生、住房、不平等、規劃、交通和房地產等領域（注：住房housing，在西方通常意味著通過政策或財稅補貼的政府主導色彩更強，而房地產real estate一般指商業化、市場化的力量居于主導地位）。

鑒于此，我國高校城市管理專業建設應當綜合考慮經濟社會轉型期特點，即“現代化”與“后現代化”兩個歷史進程高度疊加給我國大中城市治理帶來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挑戰。

二、人才培養

城市管理專業涉及多學科、多領域的理論和專業學識。目前，城市管理本科畢業生可授予“管理學”或“工學”學士，各校的培養方向也各有千秋。為此，國內各高校在城市管理專業建設中，應當依托自身學科優勢來打造其專業特色和品牌，通過服務于城市轉型和城市發展提升專業的綜合影響力。至于所培養的人才在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政策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當中更側重哪一個或哪幾個方面，可以集思廣益，精心論證。我們在論證城市管理專業建設時，考慮到南開在應用經濟、政治學、社會學、公共管理等學科的傳統優勢，結合格拉斯哥大學城市學系在城市與區域規劃、城市政策、都市再生、社區治理、城市經濟等方向的雄厚師資力量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準，將南開城市管理專業定位于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扎實的多學科知識功底，掌握全球城市發展趨勢和城市規劃管理動態，擅長城市和區域規劃管理、都市更新和社區發展、城市公共事務應對、城市政策分析的專業化復合型人才。同時利用國際合作辦學優勢，瞄準部分國際機構和在華國際組織，為其推薦我們的畢業生。

三、師資隊伍

打造一流的城市管理專業需要高水平的師資隊伍。近4年來，我們根據課程體系需要有步驟施行優化師資的學緣結構、聯合申報科研項目等方式，在已有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社會學和社會工作、政治學和經濟學師資基礎上，陸續招聘國內外高水平大學從事人居環境治理、建筑設計和城市規劃、地理信息系統、社會政策等專業方向的優秀博士畢業生，引進了既有理論高度又有實踐經驗的高端人才。同時，進一步加強與格拉斯哥大學城市學系在科研、教學上的全方位合作，包括聯合申請到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國家自科重點項目和中英聯合資助超千萬元的“城市轉型”國際合作項目，通過科研合作加快提升年輕教師的研究能力。同時，利用國家留學基金委新設的學術團隊項目和南開大學一流專業建設專項資助等渠道，計劃利用3-4年時間把大部分教師派到格拉斯哥大學等城市學排名居前的英、美大學研修，采用與對方教師共同備課、授課和聯合指導碩士生的模式讓南開城市管理師資隊伍與國際高水平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學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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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新農村建設

新農村建設背景下，水土流失及水源污染已經成為城鎮一體化、農村環境改善、鄉村經濟振興的關鍵阻滯因素。據人民網2020年8月16日消息，我國水土流失面積達271.0萬km2，占國土總面積的28.73%。雖然相對于上一年度而言我國重點生態保護及修復區水土流失狀況持續好轉，但我國水土流失分布呈現由西向東逐步降低特征，水土流失治理資源分布不均衡，導致我國部分農村地區水土流失問題依然嚴峻，制約了新農村建設進程。為此，需要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以水土保持為核心目標，遵循人工修復與自然恢復相結合的基本原則，進一步提升農村水環境承載力，從而為新農村建設、鄉村經濟發展奠定堅實有力的生態環境基礎。

1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基本概念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是指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以水源保護為中心，以解決水土流失問題、提升水環境承載力、恢復自然水環境為核心，同時兼顧人工修復及自然恢復的現代化、綜合性水問題治理理念與技術方法。我國水資源總量占全球水資源的6%，但我國人口基數較大，截至2020年我國人均水資源量為2944m3/人，略高于中度缺水線（2000m3/人），人均水資源占有量排在世界第82位，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國家[1]。水資源短缺、水土流失問題嚴重會導致農業生產力不足，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愈發嚴峻的水污染問題也對農村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威脅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為構建“生態防線”，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理念應運而生，對解決水土流失問題、恢復水環境作出了巨大貢獻。

2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實施要點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以水源保護為中心，以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水環境為核心目標，按照農村地區小流域水土流失現狀、新農村建設需求、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要求、農業現展基本內容等對小流域農、林、水、草、田等水土資源的保護、開發與利用進行統籌規劃，緊抓生態修復、生態治理、生態保護三道防線，多措并舉，因地制宜地構建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模式，其實施要點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2.1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態修復防線

生態修復防線建立在農村地區坡度超過25°，或土層厚度低于25cm的區域。通過在林草破壞嚴重、植被覆蓋率較低區域周邊設置禁止出入警示牌、防護欄等，對該區域目的樹種進行補種等方式避免該區域受到人為干擾，以生態環境自然恢復為核心保持水土、減少污染。

2.2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態治理防線

生態治理防線建立在農業種植區等人類活動較為頻繁的區域。人類活動對周邊生態及水環境造成干擾，導致此類區域生活垃圾堆放多，加之農業生產中過量使用農藥化肥，導致水環境十分脆弱。此類區域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措施包括建立水土保持林及經果林，根據當地氣候條件、地形地貌及土質特征種植栽培適應性強、附加價值高的果樹，既可以作為生態屏障防線，又能擴大經濟效益；修建水利工程，以綜合治理理念為導向，保證水利工程與自然環境、水資源調配及利用、農業生產與生活等相協調，發揮水利工程防洪減災、水源調度、農田灌溉等綜合功能，解決用水問題；推進農業現代化與綠色化建設，采用農業高效生產技術，以科學灌溉、田間管理強化農作物長勢及病蟲害防御能力，減少農藥化肥用量，修復被破壞的水環境與土壤環境[2]。

2.3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態保護防線

在水庫周邊、河道兩岸、主要溝道等區域進行護岸護坡、河道清理并建設綠色景觀，形成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生態保護防線，可以解決濕地萎縮問題、減少水體污染。

3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3.1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打造農村宜居空間

打造宜居空間是新農村建設的生態環保目標之一。我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水土流失和水環境污染問題嚴重，農村經濟發展滯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堅持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基本價值導向，從生態環保角度審視農村水資源、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高效利用，致力于解決農村環境污染、水資源匱乏、飲水質量偏低、生活垃圾難處理等問題，可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

3.2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夯實農村經濟基礎

推進農業現代化與綠色化發展是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重要作用之一。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以水資源保護為核心，采取多元化及有效性措施恢復遭到破壞的水環境與土壤環境，在推行相關政策方針時注重調動農業生產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使其認識到農業與水環境和諧發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并通過完善農田灌溉基礎設施、水資源調蓄工程、建設水土保持林等保護農業現代化發展所依存的水土資源、水土環境，避免水土流失、水環境污染對農業現代化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對于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振興鄉村經濟、推進新農村建設進程大有裨益[3]。

3.3調整農村產業結構，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是對農村水土資源保護性開發與合理利用的統籌規劃與細致安排，其治理范圍包括農村的林、田、湖、草及相關產業，堅持以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及社會效益為主，因地制宜采取造地適樹、植樹種草、因害設防等治理措施，實行“山頂戴帽，果樹纏山腰，山下養殖，護坡種草”等政策方針，在保護與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遵循治用并舉的基本原則，對水資源及土地資源進行合理開發，優化其利用結構，將寶貴的水土資源應用于高附加值、低成本高回報的有機、綠色農產品生產之中，通過科學配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措施為農業的現代化發展保駕護航，同時顯著提升農民收入，踐行新農村建設的“農民增收”基本要求，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4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推動新農村建設的路徑

4.1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在新農村建設中若想發揮積極作用需率先做好前期準備工作，通過整理資料、實地調研等方式了解新農村規劃建設宏觀戰略、小流域綜合治理需求、水土流失治理情況，在此基礎上協調好生態保護與水土治理之間的關系、小流域治理與新農村建設之間的關系、政府部門治理效益與村民切身利益之間的關系，多層次利用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資源，實現統一治理、綜合規劃、全面發展的目標。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依據小流域水土保持實況科學確定新農村生產發展方向，以小流域綜合治理為出發點合理安排牧用、林用、農用土地的比例與位置，積極建設高標準農田，實現農田優產高產目標，加大陡坡退耕力度，為林草種植提供有力條件。為了使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能助推新農村經濟建設需將水土保持與新農村商品生產、農業生產結構調整關聯在一起，同治溝措施、治坡措施、農耕等措施相結合。在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開展前需考慮人畜飲水、糧食高產等實際問題，以提高新農村建設實效性為導向合理規設治理方案，保障小流域綜合治理能事半功倍。

4.2從實際出發推行技術措施，落實小流域綜合治理目標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技術措施主要有3個：一是農業耕作措施；二是林草措施；三是工程措施。其中，工程措施指的是通過修建梯田、澇池、水窖、山坡截溝、攔沙壩、泥石流排導等工程達到小流域綜合治理的目的。實踐證明，山丘區水土保持需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為了使技術措施可以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中發揮作用，需專職部門立足農村當地深入調查分析，了解小流域組成要素及經濟系統，將動植物、土壤、水體等要素視為時空分布探究的著力點，同時調查分析農村當地的生產資料、人口、技術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明確小流域的人口承載力。以土地資源科學利用為主合理規劃治理方案，從宏觀上講，科學規劃農村生產用地，使小流域生態能在農村經濟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從微觀上講，根據農村不同地方的實際情況靈活實施技術措施，規設詳盡的實施計劃，使小流域治理能高效展開。不同地區所采取的規劃治理手段存在差異，以黃土高原為例，在治理初期采用了多目標規劃法、線性規劃法、經驗規劃法、非線性規劃等方法，使小流域綜合治理目標得以貫徹落實。小流域綜合治理的基礎為土地利用規劃科學合理，基本單元為小流域，從實際出發合理使用工程措施、林草措施、農業技術措施，建成具有綜合性的防治體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實施上述技術措施的同時需明確治理目標，以農業措施為例，需加強土壤抗蝕力、追加植被覆蓋率，達到改良土壤、保肥、保土、保水的目的，繼而充分發揮多種技術措施的小流域綜合治理優勢。

4.3注重監督反饋，持續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水平

相關部門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治理問題，注重監督反饋，定期歸納總結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經驗，立足實際，不斷調整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措施。新時代數字技術成為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水平的條件之一，利用數字技術亦可提高治理效果監督反饋質量。例如，在推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時可引用BIM技術，立足坡面蓄水、泥石流排導等工程的全生命周期規設5D模型，增強相關工程監督反饋的可視性，同時各部門要基于BIM系統進行高效協調聯動，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過程中形成合力，有效落實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措施。再如，利用大數據及時更新基礎數據，大數據具有持續膨脹的特點，可在小流域綜合治理中發揮數據搜集等作用，為自然資源保護、利用、開發、管理提供參考。

5結束語

在新農村建設進程中加大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力度，能夠改善農村生活環境、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有利于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是推進農村經濟振興的重要措施。

參考文獻

[1]邢夢雅，劉婭莉，楊小妹，等.基于生態紅線劃定的小流域生態保護開發研究[J].人民黃河，2021，43（7）：120-123+140.

[2]焦愛玲.小流域水土保持綜合治理措施及效益分析[J].農業科技與信息，2021（6）：8+11.

篇(6)

［摘要］近年來，飲食小攤販問題已成為城市管理的重大問題，而其又尤受高校學生群體歡迎。因此，文章以北京市北航、央財、清華、北林、首師、農大等高校101家飲食小攤販為研究對象，運用訪談法、觀察法進行調查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對飲食小攤販數量與時間關系進行定量分析，進而以城市管理角度自上而下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飲食小攤販；高校；城市管理；訪談法；觀察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0．151

［作者簡介］趙仕杰（1992—），男，漢族，河北秦皇島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近年來，飲食小攤販問題成為城市治理的重大問題。良性解決高校附近區域小攤販問題，是保持校園環境整潔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規范公共秩序，推進城市管理的必然選擇； 湯慧．高校周邊“流動攤販”現狀調查及管理對策研究——以湖南大學周邊流動攤販為例［J］.中外建筑，2012(10):36-38．而在保障弱勢小攤販群體利益的條件下實現規劃良好的公共秩序是保障社會公平、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關于本研究問題，國內學者從政策研究、治理原因分析、對策研究等方面出發進行了一定的深入研究。然而，研究中尚有一些不足：首先，對于歷史借鑒程度有待提高。其次，定量分析有待加強。再次，關于攤販管理特定區域的專門性研究有待深入。最后，對于攤販管理背后復雜的社會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因此，本文以城市管理的視角出發，對北京市高校附近區域的飲食小攤販進行研究，以求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對上述問題進行進一步探索與創新。

1 變量收集與研究方法

（1）觀察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第三人稱的視角對北航、北林、央財、首師、農大、清華、北語等高校附近區域飲食小攤販進行觀察。主要觀察以下問題并進行研究：第一，隨著時間變化，攤販數量的變化情況，這是本研究的首要問題，據此問題進行簡單定量分析；第二，在特定時間段內，購買飲食小攤販人數的數量及購買額；第三，特定事件（如城管、公安執法等）的影響。

（2）訪談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開放式訪談的方法，對北航、北林、央財、首師、農大、清華等高校附近區域飲食小攤販進行訪談，主要對飲食小攤販訪談以下問題并進行研究：第一，從哪里來北京，來京幾年；第二，每月收入多少；第三，家庭情況與子女教育情況；第四，受特定因素（城管、公安）影響狀況；第五，固定出攤時間；第六，是否有其他工作。

（3）定量分析法：在觀察法和訪談法基礎上，對北京市高校附近區域的飲食小攤販出攤數量與時間關系進行簡單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城市管理提出政策建議。

（4）文獻法：本研究對攤販管理相關文獻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對其中有益成分進行吸收借鑒，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

2 研究分析

2．1數據收集情況

本研究收集了北京市北航、央財、首師、清華、北林、農大等高校101家飲食小攤販的出攤時間與數量變動情況，并對收入及家庭情況進行了調查，符合樣本標準要求。

2．2研究變量

本研究設置自變量為時間；因變量為飲食小攤販（下文中均以攤販指代）人數；中間變量為區域流動人口數量；控制變量為地域（北京市高校周邊200米內以高校學生群體為主要目標人群的固定區域）、樣本規模（腳踏車）和時間長度。

2．3研究分析

在訪談法和觀察法基礎上，對數據收集情況在spss中進行分析，制作出時間與攤販數量關系的序列圖，并對變量間關系進行探究。

從圖1、圖2可看出，攤販數量隨時間總的變化規律為在17:30-22:00間，攤販數量與時間呈正相關，在21:00-22:00時達到峰值，在22:00以后，攤販數量隨著時間發展呈現負相關。

從圖2可看出，北航、央財、清華附近區域飲食小攤販數量較多，而北林、農大、首師附近區域飲食小攤販數量相對較少，攤販數量出現明顯的地域分野情況。

因此，可得出在17:30-22:00，攤販數量與時間發展呈正相關，在21:00-22:00時達到峰值，在22:00以后，攤販數量隨著時間發展呈現負相關關系的結論。在研究結論基礎上在SPSS中進行相關性檢驗，顯著性遠高于相關標準，因此時間與攤販數量之間相關性得到證明。

2．4現象、原因及社會問題探究

2．4．1原因分析

（1）攤販數量隨時間變化趨勢與區域流動人口數量變化基本一致。在17:30之后，區域流動人口增加，市場潛力擴大，因此攤販開始出攤。在21:00-22:00期間，隨著學生下課、自習結束，區域流動人口劇增，攤販出攤數量達到峰值。在22:00之后，隨著學生回宿舍休息，區域流動人口數量逐漸減少，攤販數量也隨之減少。

（2）城管與公安監管導致出攤時間與部分高校攤販數量限制。諸多攤販告知筆者曾有被罰款或拘留經歷。如北林小南門外某攤販最多一年被公安拘留6次，罰款從500元到1000元不等；北航大運村外某攤販告知筆者，公安在大運村每個月有4個拘留名額，當名額不夠時就會抓攤販湊數。北語原有10余家小攤販，在嚴格監管下只剩下兩家，因此未將北語列入調查高校。并且，城管與公安的監管使得攤販在規定時間外出攤要冒巨大的經濟風險。北航大運村外攤販在白天因為管制問題在其他地方售賣；北林小南門外攤販因管制問題許多白天遷移到他處；在晚上21:00-22:00后，管制放松，攤販在高校附近集聚。

（3）有些攤販在白天有其他工作，因此晚上收攤時間較早或出攤時間較晚。北航某攤販告知筆者，除賣小吃攤之外，其在上午10:00~中午2:00還有送外賣的工作。另有北航某攤販告知筆者，其上午11:00-中午1:00在其他地域售賣炒飯，因此晚上收攤較早。

（4）攤販收入較低導致擺攤時間長。筆者調查得知，因生計所迫，即使在寒冷的冬日。絕大部分攤販也堅持擺攤售賣。記得一日下大雪后筆者24:00下自習回北航大運村宿舍，寒冷冬夜仍有5家小攤販在售賣。據調查了解，大部分攤販月收入在6千元左右，除去租房、生活開支，還要補貼家用，利潤十分有限。有的攤販收入在7000~8000元，但需要辛苦勞動，且收入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

（5）出攤時間較長的原因還有子女因素。據筆者調查得知，北航大運村外近30家小攤販有19家攤販子女在老家上初中及以上教育，其余攤販子女要么在讀小學及以下，要么已經畢業。攤販需要將大量勞動所得補貼家用，以供子女教育所需。北航大運村外某攤販告知筆者，她的女兒今年本應初三，跑步成績已經準入北京隊，只因為戶籍問題，不得已只能回老家鄭州。北林某攤販告知筆者，夫妻二人均在京，兩個孩子在老家上小學，由爺爺奶奶看護，每月寄去生活費。

2．4．2社會問題探究

（1）夫妻分居問題。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101家小攤販中，有37家小攤販男方在京打拼，女方在家帶孩子陪老人。共同生活是家庭得以維系的感情基礎，夫妻長期分居不利于家庭和睦，影響子女教育，甚至會產生諸如、行婚等深層次的社會倫理問題。

（2）留守兒童與空巢老人問題。調查顯示，參與調查的101家小攤販中，有52家小攤販為男女俱在京，爺爺奶奶在老家帶著孩子，每個月寄生活費。另有畢業的孩子及在京讀小學的孩子與父母生活在一起，老人獨自在家生活，這造成留守兒童與空巢老人問題。留守兒童問題使得成長中的孩子缺乏足夠的家庭教育，容易形成各種壞習慣，甚至導致青少年犯罪；空巢老人問題是社會倫理道德缺失的重要體現，無人陪伴老人衰老使得老人自殺等不良社會現象出現。

（3）異地中考門檻。流動人口子女所屬地教育問題已經成為當下社會治理的熱點問題。可以說異地中考門檻是形成留守兒童問題與夫妻分居問題的重要原因，推進子女所屬地教育，破除異地中考門檻，是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應有之義。

（4）城管與攤販矛盾。愈演愈烈的城管與攤販矛盾已經成為攤販管理研究的熱門話題。參與調查的攤販告知筆者，政府對攤販實行嚴格管控，而缺乏軟性治理。作為自收自支的城管部門，城管團隊的財政開支完全依賴于罰款所得，形成越罰攤販違約越少，越少攤販可罰罰錢越多的怪圈。北林某攤販告知筆者，曾經在城管追逐中，從機動車道路穿行過去，橫亙在兩輛機動車中間，這在嚴重影響交通秩序的同時容易導致交通事故，同時更加激化城管與攤販的群體矛盾。

3 城市管理視角下攤販管理政策建議

（1）政策設計更多地體現包容色彩，逐漸改善現存重治理輕包容造成的攤販管理社會基礎薄弱現狀。將公眾參與、人性化執法、透明執法等包容性因素引入攤販管理過程中，以攤販為本位，推進攤販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

（2）吸收借鑒歷史中攤販治理的成功經驗。首先，以協商對話形式而不是管制形式以求攤販管理良好開端，與攤販開展合作；其次，逐漸努力形成攤販納稅，政府給予其合理經營空間的理性管理情況，重視攤販生存發展權利。

（3）加強對城管隊伍的監管。先有暴力執法，后有暴力抗法，城管隊伍素質的缺失導致暴力執法與暴力抗法的怪圈不斷循環，一方面激化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影響攤販管理現代化的進程。應重視培育富有人文主義精神與公民本位精神的城管人員，以推進攤販良性治理。

（4）在有條件的區域集中建設夜市等適宜攤販入駐的場所，實現漸進式攤販合法化。目前，攤販管理的政策執行成本遠遠大于政策收益，最理想的狀態是通過漸進式攤販合法化，逐漸降低管理成本，實現攤販管理效益最大化。

（5）從根本上說，攤販管理的根本問題在于政府公共管理有所缺失。應重視流動人口的生存狀況，在就業、醫療、教育等方面進行協同提高，在城鎮化進程中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以北京為例，2011年調查數據顯示，流動攤販近三十萬人，推進這三十萬人的良性治理，關鍵在于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在城鎮化進程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使流動攤販實現“住有所居，販有其地，兒有學上，親有人養”的理想狀態。

4 問題與討論

在對北京市高校附近區域飲食小攤販調查中，發現了一些問題，對此進行討論，以求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1）缺乏對飲食小攤販群體支持的政策規劃。現如今政府對攤販實行“強政策、強措施”的政策規劃，政策執行以暴力執法為主，很少顧及攤販的合法權益，為了城市衛生及財政開支忽視攤販訴求。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框架下推進政府管理包容性建設，關注攤販訴求，以攤販回應作為政策執行的價值取向是攤販管理的應有之義。

（2）北京市不同高校之間飲食小商販存在小范圍流動現象。隨著時間的發展和政府管控的加強，諸如北航大運村、清華東門。央財東區等區域聚集現象強，而北林小南門攤販有減少傾向，在調查中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并在結果中加以修正。進一步研究中應注意到各高校間的聚集現象并進行詳細分析。

（3）飲食小攤販社會問題的背后是流動人口治理的困境。在進一步研究中，可從流動人口治理的大框架下著手分析攤販管理群體的特征，將共性和個性相結合，以促進攤販管理的針對性開展。

5 研究結論

至此，本文以北京市高校附近區域飲食小攤販為調查對象，對飲食小攤販數量與出攤時間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驗證了攤販數量隨時間總的變化規律為在17:30-22:00間，攤販數量隨著時間順時發展呈正相關，在21:00-22:00時達到峰值，在22:00以后，攤販數量隨著時間發展呈現負相關的研究假設，同時構建了簡易研究框架并進行證明。在此基礎上，本文對飲食小攤販存在現象的原因及背后深刻的社會問題進行論述，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有利于攤販管理的發展。但是，本文研究尚顯稚嫩，諸如在國家治理現代化形勢下，如何推進攤販治理的包容性、科學化論述尚有不足，后續研究可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以求對攤販管理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湯慧．高校周邊“流動攤販”現狀調查及管理對策研究——以湖南大學周邊流動攤販為例［J］.中外建筑，2012(10):36-38．

［2］黃文芳．試論攤販管理中的治理與包容［J］.環境衛生工程，2008(10):47-57．

篇(7)

推進經濟管理創新，提升區域發展的質量和競爭力

注重產業創新，打造特色產業集群。一是大力引導現代服務業集聚發展。把現代服務業作為中心城區的特色主導產業，形成了區域創新能力較強的特色產業集群。目前，區內集聚了全市47％的貨運企業、70％以上的金融保險企業，服務業稅收占全區稅收總額的80％以上，服務業投資占全區投資總額的98％；全區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85％，其中現代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37％。二是以樓宇建設帶動區域產業功能布局優化。依托核心商貿商務區較強的集聚輻射功能，以城市主要道路和三江口扇形骨架為發展軸，加快樓宇建設，開發建設了以中信大廈、萬豪酒店為標志的一批高檔次、有特色的商務樓宇，盤活整合了以恒隆中心、麗園尚都為代表的一批高質量、多功能的樓宇資源，在空間上形成了“一核三帶”、“五區六街”的產業發展功能布局，區域商務樓宇集群效應初步形成。

注重品牌創新，拓展新的發展空間。一是匯集名企名牌。增加財政對創新型企業的科技投入，鼓勵企業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品牌，打響了太平鳥、獅丹努等一批優勢品牌，形成了輕紡產業代表太平鳥時尚服飾公司、新能源產業代表中銀電池有限公司、電子信息產業代表福特繼電器有限公司等知名企業。二是挖掘歷史名人。結合功能性板塊的建設，開發了十大名人、四大文化和七大歷史街區等歷史文化資源價值，培育創新創業文化，充實提升“海曙精神”，打造商貿文化藝術節、購物節、插花節等商貿文化品牌，實現了文脈與商脈的融合對接，推進文化旅游、休閑、創意等產業的繁榮發展。三是提升名品名區。拓寬81890服務領域和功能，形成了城市管理的“海曙模式”、“多元參與、分塊包干、利益分享”的“和諧拆遷模式”、“區域性、社會化、開放式、服務型”大黨建格局、幫助零就業家庭重新就業的就業項目經理人制度等創造性做法，先后獲得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集體、全國創建文明城市工作先進城區、國家級首批社區衛生服務示范區等一大批榮譽。

注重平臺創新，強化經濟發展支撐體系。一是注重科技創業平臺建設。滾動開發了一批市場競爭力強、附加值高的科技型創新產業。目前，中心內有高新技術企業6家，其中國家級3家；引進和開發各類新技術項目17項，簽訂科技合作項目13項，重大科技合作項目3項，國家中小型企業創新基金項目2項。寧波網絡產業創業園已發展成為集信息技術研發、大學生創業、信息產業聚集于一體的產學研資創新平臺。二是注重創新服務平臺建設。形成了以寧波化學電源工程技術中心為代表的行業性科技創新平臺、以浙江中歐環保技術中心為代表的公共科技創新服務平臺、以北京工業大學新能源寧波研發中心為代表的科技合作服務平臺、從事“四技”(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服務的科技中介服務平臺、科技創新信息資源服務平臺和科技人才平臺等。三是注重創新合作平臺建設。借助甬港經濟合作論壇、浙江投資貿易洽談會、寧波國際服裝節等活動載體，與香港、上海等全國重點城市、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重點院校和國內外知名公司、機構進行提升區域發展理念、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研發關鍵技術、轉化推廣科技成果、教育培養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推進城市管理創新，提升區域功能的品位和支撐力

創新工作理念，拓展“海曙模式”內涵。一是著力倡導“三個理念”。樹立和倡導“以人為本”的理念，堅持“城市管理依靠人民、城市管理為了人民、城市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樹立和倡導“改革創新”的理念，構建充滿活力、科學有效的城市管理工作體制，實現城市管理工作的模式轉型、機制創新、難點突破；樹立和倡導“和諧互動”的理念，深化“依托寧波、服務寧波”的互動內容和方式，整合區域資源，增強特色功能，提升綜合服務能力，營造現代化、開放式、生態型的城市環境。二是努力實現“三個結合”。把城市建設管理與寧波建設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實施“中提升”城市發展戰略結合起來；把城市拆遷改造與優化經濟結構、打造“兩大功能區”結合起來；把城市品位提升、功能完善與難點治理、保障民生結合起來，實現城市建設管理工作與區域中心工作的統籌推進、聯動發展。三是大力推進“三大轉變”。城市管理工作模式由適應型、粗放化向網格型、精細化轉變；由封閉型、傳統化向開放型、數字化轉變；由注重方式方法改革、突擊性整治向開展系統配套改革、建立長效化機制轉變。

創新工作機制，提升城市管理水準。一是探索數字化的新型城市管理機制。提升城市綜合管理服務水平，實行城管、建設、公安等部門聯動執法，創建“城管、警察、法庭”有機結合的城管綜合執法及保障機制；推進市政園林養管作業社會化、市場化、精細化，實施市容秩序網格式目標管理和路段分級管理，實現了市、區、街道、專業處置部門和網格管理責任人五級聯動，建立起全方位、多層次、網格式的城市管理體系；按照市、區聯動要求，高起點、高標準啟動實施“數字城管”項目，探索現代化、信息化的新型城市管理機制。二是構建科學化的常態管理機制。加快培育中心城區的功能優勢，突出服務、管理、執法、監督等環節，著力破解城市管理中普遍性、疑難性、多發性問題。同時，加強城市管理工作隊伍建設，完善辦事公開制、首問負責制、一次性告知制、辦事時限制等制度，健全目標考核和崗位職責、行為規范等制度。三是創建開放型的公眾參與機制。在全區推廣義務植樹登記卡，義務植樹盡責率達到80％；推出16塊公共認管綠地，認管面積達39.6萬平方米；實行城市“牛皮癬”綜合治理，完善群眾舉報與執法查處聯動機制；聘請行風督導員、城管義務宣傳員和監督員，開展“城管理事會”、“共建文明一條街”等活動，引導更多的市民參與城市管理。

創新人居環境，完善區域的特色功能。一是打造和諧和美的特色城區。突出自治與服務，不斷完善社區功能，優化社區工作環境，形成以居家養老為特色的社區服務體系；培育和諧促進員、樓宇和諧促進服務中心、社區和諧促進聯誼會等社區民間組織，推進社區基層民主自治；加強社會工作者人才隊伍建設，發揮社工隊伍和志愿者隊伍作用；開展品牌社區建設，深化和諧社區、“和諧家庭”等創建活動，打造法治型、服務型、學習型、平安型、生態型社區。二是打造宜

居宜業的生態城區。在資源節約上，倡導綠色消費理念，推廣科學的生產生活方式，實行可再生資源和餐廚垃圾規范化收運管理，探索節約型、生態型城市化模式；在市民生活上，抓住小區管理和難點治理兩大問題，對老小區、菜市場等重點區域實施整治改造，住宅的物業管理覆蓋率達80％，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條件；在環境保潔上，擴大城區道路清洗范圍，延長動態保潔時間，使中心城區更加干凈整潔。三是打造便民安民的功能城區。加快支路卡口工程建設、背街小巷、公共綠地、非成套房改造及舊村改造，布設“放心早點”、咪表車位、停車位等配套設施，形成了功能型、全覆蓋的城市基礎設施體系；開展食品、藥品、生產安全的普及教育和專項整治，加強街道綜治工作中心和社區綜治警務室規范化建設，強化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實施制、陪訪制和重大矛盾糾紛領導包案制，配備職業化的人民調解員，依法有序地應對和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建立“上下左右聯動、打防控疏并舉、點線面塊確保”的治安防控體系，不斷增強群眾的安全感。

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提升區域服務的層次和保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