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的發展階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產業結構；演變系數；工業化

一、引言

一國經濟增長必然伴隨產業結構演變，不同國家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產業結構演變程度也不相同。為了更好的分析各國產業結構演變進程以及各國發展階段的差異性，提出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方法作為衡量指標，分析各國產業結構發展軌跡中的差異，以及是否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的一般規律。本文選取五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美國、日本、德國、中國和印度進行比較分析。

二、產業結構演變系數

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是以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作為基準值，對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進行評價，然后將評價結果相加得出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產業結構演變系數主要是為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活動中第二產業的發展程度，并以此來判斷主要國家產業結構的演變進程，基本公式可以表達為：

式中：DCIS――產業結構演變系數；A――第一產業占GDP比重；I――第二產業占GDP比重；S――第三產業占GDP比重。

在公式（1）中，產業結構演變系數值域為1∞，當DCIS=1時，說明一國第二產業占比最大、第一和第三產業占比非常小，A/I、S/I值接近于0，則此國就處在絕對的工業化發展階段中，但這是一個極限情景，很少會有國家處于此極端情形。相反，當DCIS值趨近于無窮時，說明一國第二產業占比已經最小化。一般情況下，當DCIS∈（1，3）時，一國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大于第一、三產業比重，國民經濟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可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應呈“U”型分布，左側最高點為農業經濟發展階段，最低點為工業化發展階段中的重化工業化發展時期，右側最高點為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接下來比較分析五國產業結構演變進程是否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

三、比較分析

將五國各階段產業結構中三次產業占GDP比重的數據代入公式（1），得出五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值，并形成五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如右圖所示。

美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大致成“U”型走勢。“U”型曲線左側最高值A點（1799年），DCISmax=8.333333，是所分析時間段美國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高值為40%，為農業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此時第三產業也得到了發展，1799年，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就已經達到48%，所以致使此點DCIS值明顯高于曲線右側高點C。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一產業產值逐漸下降，第一產業的勞動力轉移至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產值逐漸上升，曲線從左側最高點向下滑，過度到工業化發展階段，這期間曲線上下波動，是由于美國國內經濟危機造成的。當下滑至“U”型曲線最低值B點（1955年）時，DCISmin=2.59063575，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最大為38.6%，為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曲線越過最低點向右上方滑動時，逐漸向工業化后期發展階段過度，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呈下降趨勢，第三產業發展加快，并開始占居主導地位，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向右上方移動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曲線右側最高值C點（2013年），DCISmax=5，是所分析時間段中美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值為79%，而此時第一產業占GDP比重已縮小至1%。美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大致成“U”型，說明美國產業結構已完成農業經濟發展階段、工業化發展階段至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演變，產業結構演變的走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

日本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成明顯的“U”型走勢。“U”型曲線左側最高值A點（1946年），DCISmax=3.802281369，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高為38.8%，農業經濟占居主導地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產業產值逐漸上升，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從左側最高點下滑至“U”型曲線最低值B點（1970年），DCISmin=2.15424386，是所分析時間段中日本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最高值為46.42%，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曲線越過最低點B向右上方滑動至右上方最高點C（2013年），DCISC=3.846153846，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為73%，進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從曲線趨勢可知，日本產業結構已徹底完成工業化發展進程，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演變的走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

德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大致成“U”型走勢，“U”型曲線左側最高值A點（1850年），DCISmax=4.385964912，分析時間段中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高為44.8%，為農業經濟發展階段。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開始由農業國轉向工業國，曲線從左側最高點下滑至最低值B點（1935年），DCISmin=1.776198934，是所分析時間段中德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最高值為56.3%，為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1990年以后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開始快速跳躍上升，德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產業結構得到不斷調整，第三產業發展加快，曲線向右上方移動至最高值C點（2009年），DCISmax=3.77852503，是所分析時間段中德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大值為72.73%。從曲線趨勢可知，德國產業結構已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其走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一般規律。

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應該正處于“U”型走勢的底部位置，說明中國經濟正處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最高值在A點（1952年），DCISmax=4.784688995，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為50.5%，在國民經濟中占居主導地位。為了調整由于戰爭導致的產業結構落后問題，1958-1960年“”運動急于求成發展重工業，使曲線向右下方滑動，在B點（1960年）處形成一個最低點，UB=2.247191011，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4.5%。1961―1965年對國民經濟進行重新調整，經歷五年時間產業結構比例漸趨協調，曲線位置上升至C-D點之間。但隨后發生的十年“”又使產業結構政策重心回歸至重工業和國防工業，曲線向下滑至E點（1976年），DCISE=2.214537015。這一階段由于國家政策調整導致曲線變動幅度很大，且DCIS值都很低，處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1978-1992年，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處于產業結構糾偏階段，改善三次產業內部結構，第一產業內部結構得到提升，第二產業內部以輕工業發展為主，第三產業發展速度加快。產業結構發展模式實現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轉換，曲線緩慢上升至F點（1992年），DCISF=2.395909192，國民經濟逐步進入穩定發展階段。1993年，以市場機制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第二產業內部結構趨于合理化，工業結構中輕工業所占比例逐步下降，重工業卻占居重要地位，工業化發展進程加速，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呈現下滑至最低點G（2008年），DCISmin=2.059807713，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8.55%，為重化工業化發展階段。2009年以后第二產業占GDP比重開始緩慢下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呈緩慢上升趨勢，曲線開始呈現上升趨勢，2013年DCIS=2.272727273，但仍處于“U”型曲線的底部，中國仍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

印度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走勢較平緩，系數值較其他國家高，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說明印度尚未步入后工業化發展階段。曲線最高值在A點（1952年），DCISmax=6.211180124，第一產業占GDP比重最大為50.5%。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逐漸下降，曲線緩慢向右下方滑至B點（1991年），DCISB=3.819689048>3，第一產業占GDP比重為30.13%，說明印度仍處于封閉條件下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且經濟增長幅度非常有限。曲線的最低點C（2007年），DCISmin=3.421091286>3，三次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7.84%、29.23%、52.93%，產業結構為“三、二、一”發展模式，處于服務經濟發展階段。但一般情況下，按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走勢來看，處于“U”型曲線最低點時，一國國民經濟應該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但此時印度第三產業卻占居主導地位，說明印度經濟并未遵循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直接由第一產業轉移至第三產業，說明第二產業對GDP增長貢獻不大，在印度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高且比較落后，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工業化革命。雖然，國民經濟已經以服務經濟為主，但實際工業卻仍處于初期向中期過度的發展階段。因此，印度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特殊性。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首先，美國、日本、德國的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均已處于“U”型曲線的后半部分，正處于后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其中，美國DCIS值整體高于日本和德國，因為在18世紀末美國處于農業發展階段時，第三產業就得到了發展，所以，第一、三產業兩項加到一起產生的DCIS值就會高于日本和德國。

其次，日本DCIS曲線從左側最高點A的農業經濟發展階段過渡到最低點B的工業化發展階段僅用24年時間，而美國、德國在19世紀70、80年代時的DCIS值與日本在A點1946年的DCIS值相當，DCIS值的最低點分別在1955年和1935年，美國、德國分別用了75年和65年的時間。可見，日本發展工業化晚于美國、德國，但發展速度卻非常快，且在DCIS最低點時，日本、美國、德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46.42%、38.6%、56.3%，說明德國經濟中的工業份額重于日本、美國，而日本也重于美國，直到現在三個國家國民經濟中第二產業的份額也是德國大于日本，日本大于美國。

再次，中國、印度的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均處于“U”型曲線底部，但兩國經濟卻存在明顯差異。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的最低值DCISmin=2.059807713，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8.55%，第二產業占居主導地位，處于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印度經濟發展也處于“U”型曲線底部，DCISmin=3.421091286>3，三次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7.84%、29.23%、52.93%，國民經濟中占居主導地位的卻是第三產業，以服務經濟為主。但實際上，印度工業卻正處于初期向中期過度的發展階段，造成這樣格局的原因可能是印度在參與世界分工的初期就受到中國產業競爭的制約，而未能發生大規模的工業化革命。所以，即使中國與印度均處于“U”型曲線的最低點，但實際上所處的發展階段卻截然不同。

最后，從五國產業結構演變系數曲線可知，美國、日本、德國、中國、印度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GDP比最大的年份分別在1955年、1970年、1935年、2008年和2007年。可見，雖然五個國家產業結構演變軌跡均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系數的一般規律，但五國產業結構演變中各個節點的時間卻有很大差異，產業結構演變程度有一定差異。

參考文獻：

[1]張雷.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J].地理學報，2003，58（4）

[2]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Z]

[3]匡志成.日本產業結構的特點及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1955-2010）[D].東北師范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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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紅利變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供給管理

中圖分類號：F01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731（2012）04—0010—04

一、紅利變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供給約束

為了研究紅利變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供給約束，我們有必要研究各種紅利空間的變化給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所帶來的影響，同時對需要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所處階段進行準確判斷，并概括總結該階段的新特征。

根據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階段的研究，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標準觀點分為三類：（1）結構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生產結構的變動，通過設置結構性指標體系劃分經濟發展的階段，代表人物是霍夫曼和羅斯托。（2）總量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過程最終是一個總量擴張的過程。因此，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方法是采用諸如人均GDP等總量指標。代表人物是西蒙·庫茲涅茨。（3）綜合主義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不應該是唯一的，而是若干指標的綜合。代表人物是井村干男。另外，關于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內容因劃分的階段數不同，各階段的順序和名稱也不盡相同，分為三階段論、四階段論、五階段論和六階段論。而中國正處于經濟總量不斷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的總體擴張狀態，長期看來，宏觀經濟發展已經逐步由利用外生經濟機會向利用內生經濟機會轉變，為了對這個經濟發展階段進行準確界定，本文依據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總量標準、經濟結構標準、制度水平標準和創新水平標準，構建了一組指標體系來衡量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征見表1。

通過計算指標的權重系數來計算經濟發展度，其中經濟發展度的計算公式為：

根據權重計算出各年的經濟發展度并進行階段劃分得到結論：我國目前處于工業化逐漸成熟、開始邁進工業化高級階段和經濟穩定增長階段。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特征：第一，當前經濟發展具有“雙重制度變遷”的特征，一方面完成由貧窮落后向富裕狀態的發展，另一方面在加速實現傳統工業化的同時迎接信息化時代工業化的挑戰；第二，產業結構、城鄉結構、消費結構、需求結構等的調整成為新階段經濟發展的主題；第三，以知識為基礎的相關產業均呈現明顯的規模報酬遞增現象；第四，就業服務、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公共服務的需求進一步加強；第五，經濟發展中短期需求因素的作用在下降，而長期供給因素的作用在進一步提升。

在目前經濟發展新階段的背景下，中國體制轉軌紅利、投資紅利、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外資紅利和外貿紅利等六大紅利變化對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新要求。這些紅利空間的變化分析表明我國目前處在紅利變化的大背景下，而且紅利的增加或減少都是經濟發展至特定階段的產物，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變化的紅利會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更新的要求，一些紅利的消退也為新紅利空間的創造提供了現實條件。

紅利變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呈現經濟結構變化速度快、物價波動不穩定的局面，又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雙重制度變遷”“結構調整”等特征。這些特征使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面臨著一系列供給約束：第一，生產技術滯后造成技術供給缺乏，技術供給可以直接影響產品的生產質量，從而約束經濟增長質量，不僅表現為高技術、人力資本投資的滯后，還嚴重表現在食品安全、環境衛生等領域，因此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技術創新的要求迫在眉睫；第二，生產要素的供給約束，包括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電力供應緊張、部分行業勞動力缺乏等；國家統計局2011年《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超過30歲的農民工比例高達61%，其中41—50歲占比24.7%，50歲以上農民工占14.3%。勞動力供應年齡結構的變化，是導致十年民工荒的原因。制造業和服務業最需要的是年輕農民工，而勞動力蓄水池中絕大部分是中老年農民工。第三，制度供給缺乏導致生產效率低下，規模報酬遞增的經濟效益不能完全發揮；第四，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供給約束，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在資源環境問題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供給約束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紅利變化背景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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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休閑體育產業；現狀；問題；發展前瞻

中圖分類號：G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5-0-02

1970年，聯合國在布魯塞爾召開了國際閑暇會議，會議通過了著名的《休閑》。這對于尊重人類追求快樂自由等自我發展的權利、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促進休閑活動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助推作用。在這一背景下，曾經的競技體育項目順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而衍生出了休閑的功能，在體育活動理念、活動形式等方面實現了重要的擴展或轉換，休閑體育逐漸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逐漸形成了龐大的休閑體育產業。可以預測，隨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休閑體育產業必將在促進人類自我價值實現和國民經濟發展中做出更為巨大的貢獻。

一、我國休閑體育產業發展階段劃分

休閑體育產業的產生和發展得益于社會經濟的進步，而休閑體育產業一經產生，就會逐漸形成一種意識層面的休閑體育文化，這種文化會不斷地引導和提升人們的參與熱情，從而形成一種休閑體育產業的自我強化和發展機制。此時，休閑體育產業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經濟產生積極作用，二者的關系是互為呼應、相輔相成的。本文根據三者在不同時期的特征，將休閑體育產業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休閑體育產業的萌芽階段。社會經濟對休閑體育產業單向度的拉動作用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在此階段，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尚未達到3000美元這個帶有消費結構轉折意義的水平，休閑體育文化尚未行成，休閑體育作為一個產業還十分幼稚，其存在和發展必須有社會經濟的涵養和拉動，而它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的作用微不足道。

第二階段，休閑體育產業的探索發展階段。在此階段，社會經濟繼續高速發展，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3000美元，但休閑體育產業仍然不夠成熟，在它的運行示范下，休閑體育文化逐漸形成并開始發揮引導作用，此時的休閑體育產業受到文化因素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雙引擎推動而迅速發展，它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意義明顯但不巨大，可以說是添磚加瓦，但還算不上支柱頂梁。

第三階段，休閑體育產業的成熟階段。在此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5000美元，休閑體育文化已經非常流行，并對休閑體育產業產生強有力的推動力，休閑體育產業的自我強化發展機制得以形成。此時，曾經作為休閑體育產業另一推動引擎的社會經濟的作用主要轉化為對產業發展平衡的維持，而休閑體育產業卻已經成長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經濟運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按照此劃分，本文認為我國休閑體育產業目前尚處于整個發展歷程的第二階段。首先，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近幾年來中國經濟依然保持高速的增長，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33.5萬億元，按現行匯率計算，約合4.92萬億美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全國人均GDP已超過3000美元。其次，休閑體育產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還比較有限。據悉，美國體育產業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率占11%，而我國體育產業的貢獻率卻只有0.7%，僅為美國貢獻率的1/16，顯然，還存在著巨大的發展空間。

二、當前我國休閑體育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休閑體育產業起步較晚，目前尚處于探索發展階段，這一方面蘊含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同時也意味著諸多的現實問題。

1.在體制層面存在著管辦不分的問題

休閑體育作為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產業，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公司是產業投資和運營的主體，而政府作為“守夜人”，只能是加強行業管理和提供服務，只有這樣才能促進休閑體育產業的健康發展。然而，由于我國在建國后較長一段時期里一直將體育作為一項社會公共事業來發展，在投入、運營和管理方面都是政府在一手操辦，這種舊體制由于“路徑依賴”的作用而延續到現在，這給休閑體育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阻礙。

2.在產業發展的投融資體系方面尚不健全

在休閑體育產業內部，一個具有高成長性的企業必須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投入，保持資金鏈的良性循環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雖然近些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的轉型和發展，休閑體育產業融資渠道有所拓寬，例如高速發展的體育彩票業就已經成為了休閑體育產業的重要融資渠道，個別企業(如中體產業)的成功上市也表明中國休閑體育產業已經開始進行資本運作的嘗試。但從整體而言，目前我國休閑體育產業的融資體系并不健全，融資渠道較為狹窄。一方面，由于我國休閑體育產業蛻變于國家計劃經濟下的社會公益事業，國家資本在資本構成中占主體地位的狀況沒能徹底改變，這是一個與體制問題相伴而生的問題；另一方面，由于我國休閑體育產業仍處于探索發展階段，所以投資風險較大，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其他社會資本和風險資本在進入時會選擇較為謹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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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選取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左右的國家與我區進行比較分析，

并根據國際通用的評價方法和標準得出我區所處的發展階段及相關結論

一、主要指標比較分析

本報告選取俄羅斯、巴西、土耳其和南非四個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左右的國家，針對經濟發展、人民生活、資源環境和科技教育四個方面的指標進行比較分析。

（一）指標選取

根據內蒙古特定的歷史和現實因素，“十二五”時期所涉及的發展指標，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選取以下指標進行比較。

經濟發展： 選取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農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5個指標。

人民生活： 選取城鎮化率、城鎮登記失業率、公共醫療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機動車（每千人）擁有量4個指標。

資源環境： 選取能源使用量（人均千克石油當量）、每1000美元gdp單位能源使用量（千克石油當量）2個指標。

科學教育：選取每百萬人中研發技術人員數量、研發支出占gdp的比例、每萬人發明專利權3個指標。

（二）比較分析

1.經濟發展。內蒙古gdp總量在所比較的國家里較小，人均gdp較少，但內蒙古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產業結構方面，內蒙古經濟的第一、二產業所占比重較大、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較小。拉動經濟發展方面，內蒙古主要靠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經濟發展，所比較的國家依靠投資、消費和創新多輪驅動。

 

2.人民生活。內蒙古在總人口、城鎮化率、公共醫療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機動車每千人擁有量四個指標中落后于所比較的國家；城鎮登記失業率方面好于所比較的國家。

 

3.資源環境。內蒙古在資源環境方面，所比較的指標明顯高于其他國家，這與我區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有關，而其他所比較國家產業發展相對均衡。

4.科技教育。在每百萬人中研發技術人員的數量、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指標上，內蒙古落后于所比較的國家。在每萬人發明專利授予權這個指標上，內蒙古強于土耳其，與其他國家相差不大。

 

從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可以看出，內蒙古發展速度最快，但產業結構需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社會事業方面發展相對緩慢，城市發展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在資源環境方面，需進一步加強節能減排工作。在科技教育方面，需加大對科學技術研發和應用的人力、物力投入，積極構建“創新型內蒙古”。

 

表1 2010年與相關國家主要指標比較表

注：1、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統計數據； 2、表中美元按2010年匯率折算。

二、內蒙古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結論

對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比較通行的做法是從總量和結構兩個角度來分析。總量指標通常選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結構指標通常選擇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結構等。為了便于與國際其他國家的比較，我們采用國際上通行的“世界銀行收入標準”和錢納里劃分標準作為經濟發展階段判定依據。

 

1.按世界銀行標準判斷

世界銀行是按人均國民總收入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組，把世界各國分為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但是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標準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進行調整的。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是2008年收入分組標準：低于97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在976至3855美元之間為下中等收入國家，在3856至11905美元之間為上中等收入國家，高于1190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表2）。

 

表2 世界銀行收入標準分組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報告。

2010年，內蒙古人均gdp為5160美元（按2008年美元匯率折算），參照世界銀行2008年劃分標準，我區處于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從發達國家（地區）的發展歷程來看，人均gdp從5000美元到突破10000美元需要的時間一般是4到8年。從我區近年的人均gdp增速看，也是比較符合這一規律的，預計2014年我區人均gdp將突破一萬美元（2008年美元匯率）。

 

表3 部分國家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至進入10000美元起迄時間

盡管我區人均gdp已經超過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但是與高收入國家的發展水平相比仍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我區目前人均gdp指標的發展水平大致相當于歐美發達國家70年代后期、日本80年代中期，以及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水平，我區的發展水平還比較落后。

 

2.錢納里經濟增長階段判斷

錢納里把經濟增長理解為經濟結構的全面轉變，提出了“標準工業化結構轉換模式”。依據人均gdp收入水平將不發達經濟到成熟工業經濟的整個經濟增長和結構轉變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初級生產階段、工業化階段、發達經濟階段。

 

人均gdp水平越高，工業化程度越高，不同年代人均gdp標準有所不同（表4）。

表4 錢納里人均經濟總量與經濟發展階段關系

2010年，我區人均gdp為4050美元（2007年美元），對照2007年的人均經濟總量標準，我區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即標準模式的第3時期，也稱為工業化中期階段。

 

3.結構指標評價

按照錢納里理論，工業化階段是經濟結構變化最為劇烈的階段，可通過工業化不同階段經濟結構的變動規律及其標志值來判斷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一般而言，體現經濟發展階段特征的結構性指標主要有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消費結構、外貿結構、城市化水平等。我區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推進，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不斷提高，結構指標也出現了大幅度變動，呈現出明顯的升級趨勢。我們運用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市化水平來考量我區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

（1）從產業結構角度分析

產業結構是反映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指標。2010年，我區三次產業比重結構為9.4：54.5：36.1。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等人的工業化階段劃分標準，我區經濟已經進入到工業化成熟期。

 

表5 西蒙·庫茲涅茲三次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關系

資料來源：西蒙·庫茲涅茲，《各國的經濟增長》，商務印書館，1985年。

（2）從就業結構角度分析

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就業結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第一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第二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升，第三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開始上升。該定理通過工業化過程中勞動力由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高的部門的轉移，反映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過程。錢納里等人的研究

表明，在工業化初級、中級、高級階段以及后工業化階段，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比重的標識性數值為80%、50%、20%和10%，我區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為48： 18：34。據此判斷，我區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

 

（3）從城市化水平角度分析

錢納里等在研究各個國家經濟結構轉變趨勢時，曾提出工業化與城市化關系的一般變動模式，即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業化的演進和產業結構的轉變，帶動城市化程度的提高。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在工業化前的準備期，城市化率在30％以下；在工業化的實現和經濟增長期，城市化率在30％－60％之間；在經濟穩定增長期，城市化率在80％以上。2010年我區城市化率為55.5％，屬于工業化的實現和經濟增長期。

 

表6 錢納里城市化率與經濟發展階段關系

資料來源：錢納里等《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1995年。

綜上所述，根據我區資源條件稟賦和產業結構單一的現狀，以及我區在全國的產業分工地位來看，我區經濟增長總體上處于工業化的中期。工業仍是支撐內蒙古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力量，工業重化趨勢明顯，在未來的發展中，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產業組織的整合優化和主導產業的選擇仍是影響經濟發展階段轉化的重要力量。

 

課題組組長：包思勤 課題負責人：那艷茹

課題組成員：朱曉俊、李文杰、黃占兵、寶魯、趙杰、馮玉龍、

趙云平、司詠梅、張永軍、商顯剛、 畢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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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共生理論；籌資戰略；社會責任

一、企業財務戰略及共生理論概述

企業財務戰略是企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終極目標是為確保企業戰略的實現提供均衡而有效的資金流動，即通過確保資金流動環節的風險規避來推動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長期以來，企業戰略目標是在全局性和長期性視野中實現價值增值及盈利提升，需要面對和克服的是激烈的市場競爭，在優勝劣汰的邏輯中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代價是其他同行或競爭對手的式微或破產。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財務戰略的直接目標就是確保自身資金流動情況要優于其他同行或競爭對手，其價值判斷的導向一直以來都是競爭機制。

不過，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及低碳理論的普及，生態學領域的共生理論跨入經濟學領域。經濟學領域的共生理論主要有兩大內涵，從宏觀學理上說，企業間及企業與利益相關方的競爭博弈和合作是不可分割的幾個方面，或者說彼此之間在特定共生圈內都是共生關系。就具體方面而言，各種企業個體乃至投資者等利益相關方之間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是相通的，在向低碳化轉型確保彼此之間的可持續發展方面來說是一致的。

在共生理論境遇下，企業財務戰略在繼續強化對抗確保自身資金流動情況于其他同行或競爭對手的同時，還要注意合作，既注意與競爭伙伴之間的合作，還要注意與投資者等利益相關方的合作，要將合作能力提升到企業核心競爭力層面，力求將雙贏乃至多贏的結果長期延續下去。當然，最終要的是實現競爭機制境遇下向共生理論境遇下的轉型。

二、競爭機制境遇下的籌資戰略分析

在企業財務戰略的各環節和階段中，籌資管理是起點和基礎，也是實現競爭機制境遇下向共生理論境遇下轉型的首要環節。

在企業創始初期，一般面臨著三種因素導致的奇特狀況——投入多、產出小、對出品質量的要求高，這種狀況決定了初創階段的企業只能盡力充分發揮原始資本的應用力度，以有限的原始資本及創始階段的團隊盡力提升出品質量、開拓市場、贏得認可度及基礎信譽；在缺乏過往業績記錄及基礎信譽的情況下，他們缺乏能力也沒有動力通過負債進行融資，所以一般只能選擇負債的資本結構。

在企業發展階段，如上三種要素的情況發生了變化，盡管基于技術研發、員工素質提升、業務橫向開拓等方面事務的需求，投入方面未必減少，但產出方面比創始階段高了，對出品質量的要求因為上一個階段的積淀及基礎信譽的協助也沒那么急迫了。另外，能走進發展階段的企業在初始階段均有良好的業績數據，都培育了一定的市場認可度，并積累了初步的融資經驗。所以，這個階段的企業在依靠原始資本及發展利潤之余，逐漸開始主動選擇通過負債進行融資，以便為企業發展提供更多的可用資本。不過，這個階段的企業在籌資管理方面的經驗尚不充分，面臨著較大的籌資風險。

在企業成熟階段，企業核心競爭力已經形成，一般都具備了一定的品牌效應，籌資渠道也呈現多元化的格局，企業產出或者說現金流入增大。這個階段籌資管理有兩個關鍵事務，一是由企業發展速度制約的籌資需求決定了籌資管理的終極限度，二是要強化分配環節的配合確保籌資管理的可持續發展。另外，為了防止財務戰略風險，相當一部分企業在這個階段還保留有一定額度的資金留存。

三、基于共生理論的籌資戰略關鍵點分析

在共生理論境遇下，籌資戰略領域內的共生主體是企業和資本所有者，二者相互依存的關系決定了企業不斷發展階段籌資戰略的重心所在。

在企業創始初期，重點強化提升與天使投資人的合作關系。如上部分所言，創始階段的企業最關鍵的是最大化的發揮原始資本的效益和功用，對此一個關鍵前提條件就是確保原始資本的穩健，這要求處理好與天使投資人的合作關系，提升二者合作的融洽度。具體說來，一要能有效爭取天使投資人展現天使的姿態，能打造企業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二要盡力確保天使投資人所投入資本的價值增值，能確保天使投資人的投資信心和韌性。總之，與天使投資人之間的合作能力是企業創始階段的關鍵核心能力之一。

在企業發展階段，盡力優化與共生面之間的對接面。在由企業和資本所有者或投資者所組成的共生圈中，以資本市場形態呈現出來的共生面是制約二者共生度的關鍵因素。在企業發展階段，企業籌資需求越來越大，籌資途徑日趨多元化，籌資實踐有待豐富。在這個階段，企業能否成功實現從主要依靠天使投資人到籌資多元化的轉型，關鍵要看企業與共生面之間的對接面情況，這個問題往往取決于企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基礎信譽。即企業聲譽。對此，有兩個制約因素，一是企業實力，二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因為國有股的股東是以國家為代表的廣大民眾，作為資本實際所有者的廣大民眾同時又是社區人員，相對于私人個人控股者而言更注意企業履行環境責任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國有控股企業在履責方面擔子和責任更重。

在企業成熟階段，要注意主動關注特殊的共生介質問題。在由企業和投資者或者資產所有者組成的共生圈中，主要的共生介質是資本，通俗的說是錢，不過這種主流介質不是全部，甚至可以說在特定企業的特定境遇下稱不上目標介質的首選，尤其是在企業成熟階段資本和融資渠道、能力基本上不成問題的情況下，企業往往會基于某種考慮關注特定的的共生介質。比如，A國有企業需要籌集一定額度資本的時候，面臨著多個戰略投資伙伴選擇時，單從資本數量方面來看無論哪個選擇都能勝任。在這種情況下，在技術、聲譽、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等方面具有優勢的一方往往成為該企業的首選，換句話說非資本介質成為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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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達地區的特色產業

這類地區除了遷安市、樂亭縣、涿州市、遷西縣和玉田縣沒有明顯的縣域特色產業，其他地區的縣域特色產業與縣域經濟的發展關系不大。一是以武安市為代表，特色產業與資源密切相關，其縣域特色產業所占比重為50%左右，我們可以把這些縣域特色產業稱之為資源型縣域特色產業；二是以涿州市為代表，臨近京津或者石家莊等大中城市，依靠中心城市的吸附作用，來發展自身產業，其縣域特色產業所占比重為30%左右，我們可以把這些特色產業稱之為區位型縣域特色產業。

(二)發展地區的特色產業

這類地區除欒城縣等15個縣域特色產業外，其他其他54個都有非常明顯的特色產業，占這個地區總數的78.26%。一是以陽原縣為代表，依靠資源發展特色產業；二是以無極縣為代表，依靠區位優勢發展特色產業；三是以安平縣為代表，依靠市場需求發展特色產業，其縣域特色產業所占比重為40%左右，我們可以把這些特色產業稱之為市場型縣域特色產業。

(三)落后地區的特色產業

這類地區特色產業比重低，只有17個縣（市、區）有縣域特色產業，占這個地區總數的32.69%。同時，同時，這個地區既沒有明顯的資源優勢，如隆化縣的采礦業，營業收占整個民營經濟的20%左右，沒有成為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也沒有明顯的區位優勢，這些地區距離省會石家莊、天津和北京都比較遠；而且縣域特色產業的營業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都不高，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所做的貢獻也不大，使得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處于各縣域的落后位置。

二、河北省縣域經濟與特色產業互動關系探析

結合特色產業發展的三個階段，探析縣域經濟和特色產業之間的互動關系，以促進各縣域經濟的發展。

(一)發達地區縣域經濟與特色產業的互動關系

在發達地區，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處于很高的水平，許多適合和促進特色產業發展和升級的條件都已經具備，特色產業的發展都已比較成熟，因此，該地區的工作重點是如何使特色產業進行發展和升級。

1、發達地區特色產業萌芽階段

以遷安市為代表，由于該類地區縣域經濟發展已處于發達水平，發展縣域特色產業的自然資源、地理位置條件、氣候環境條件、資金和基礎技術工藝等基礎性條件已經具備，因此我們要在引進人才，增加創新方面下工夫。

2、發達地區特色產業發展階段

以藁城市的板材為代表，該類地區特色產業已經形成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由于規模不大，經濟效益不高，發展實力得不到提高，因此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吸引投資，延長產業鏈，擴大已有特色產業的發展規模上來。

3、發達地區特色產業升級階段

以遵化市為代表，該類地區特色產業的升級是指以提高創新能力為手段，采用高新技術改造產業結構，使產業結構向協調化和高度化方向演進，來達到增加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值的目的。

(二)發展地區縣域經濟與特色產業的互動關系

在發展地區，縣域經濟水平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水平，特色產業的發展已經成為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該地區如何更好得發展和升級特色產業成為大家關心的話題。

1、發展地區特色產業萌芽階段

以欒城縣為代表，該類地區除了需要引進創新型人才外，還需要創建縣域特色產業所需要的區域經濟環境，如公用設施、道路等硬環境，以及金融、信息服務等軟環境。

2、發展地區特色產業發展階段

以定州市為代表，該類地區縣域經濟和特色產業的發展水平，企業要爭取更多的市場占有份額，企業要進行自主創新，建立以關鍵技術支撐的自主品牌，這樣才能真正打造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同時來促進縣域特色產業的升級。

3、發展地區特色產業升級階段

以高碑店市為代表，該類地區特色產業已相對成熟與完善，因此，要鼓勵和扶持本地具有一定規模和技術創新實力的企業實現向具有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產品的升級，并通過示范作用，帶動其他企業的轉型，并通過技術學習，逐步培育特色產業技術創新源，實現自己的升級發展。

(三)落后地區縣域經濟與特色產業的互動關系

在落后地區，縣域經濟水平比較落后，特色產業數量不多，并且特色產業的發展水平都比較低，沒有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因此，在該地區主要解決如何培育和發展特色產業。

1、落后地區特色產業萌芽階段

以肥鄉縣為代表，該類地區沒有特色產業，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很低，因此要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強調專業化生產，培育特色產業，引導產業發展。

2、落后地區特色產業發展階段

以南宮市為代表，該類地區特色產業內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市場開拓能力能力差。因此，加強與大企業之間的交流合作，提高自身能力，塑造自身品

牌，從而提升整個縣域特色產業的競爭力。

3、落后地區特色產業升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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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作為區域物流子系統的進出口岸，其發展取決于區域經濟其是外向型經濟發展引致的運輸需求，是區域培育了港口。港口一旦形成，便又成為重要的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港口和城市發展在各個階段有不同特點，從空間關系到產業結構存在著階段性互動特征，把握港城間的發展脈絡有利于形成正確的發展思路。

作為運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港口功能和作用隨著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逐步擴展。第一代港口的功能局限于貨物的裝卸和簡單堆存上，僅是貨物海陸運輸的交接地。而第二代港口的功能則有了明顯的擴展，除了裝卸堆存外，還發展了與運輸有關的簡單加工、貿易和服務。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后，港口的發展進入第三階段，港口在傳統裝卸堆存功能基礎上開展貨物中轉服務，依托其與城市的關系發展有一定規模和深度的加工、貿易和相關服務，并開始借助現代科技開始涉足第三方物流和信息服務。港口城市的成長及港口帶動作用的增強是港城發展的中心環節。與港口與城市之間關系的演變相聯系，港口城市的發展一般可以概括為4個階段。

1、港城初始聯系

港城初始聯系的發生源于港口的運輸中轉功能，這是港口最基本的功能。由這一基本功能誘發產生的港務部門和集散部門，稱為港口直接產業。它是港城聯系的最初媒介，也是港口城市興起的根本原因。但僅是這兩個部門，在空間上可以游離于城市區域。以這兩個部門為城市經濟活動主體的港口城市處于其發展的第一階段――初級商港型經濟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城市對港口有很強的依賴性，一旦由于某種原因使港口衰亡，那么，在沒有其它特殊力量參與的情況下，城市作為“港口城市”的發展過程就會中斷。

2、港城相互關聯

在全球承運人和綜合物流時代，港口功能日益多元化，與港口中轉運輸相關的海運、金融、保險等第三產業（即港口關聯產業）成為港口經濟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當港口發展到能集聚國內外生產要素和聯結國內外市場時，港口陸域便成為利用港口輸入原材料、輸出產品的臨港大工業和出口加工業（合稱為臨港工業或港口依存產業）的優勢區位。臨港工業在港口陸域的集聚是港口城市發展的最強勁動力，也是港城關系的最重要媒體。港口工業的發展絕不僅是本身經濟總量的增長，廣泛的產業關聯產生強大帶動力，更重要的是促進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功能的多元化。如果臨港工業能與城市以及區域的相關產業形成一種密切的傳遞、接收機制，則必將成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在港口關聯產業和港口依存產業發展成為港口城市主要經濟部門的同時，港口與城市在空間形態上也相互連接融合，港口與城市開始走向一體化，進入發展的第二階段――港口工業型經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港口工業的形成標志著港口城市完成了從簡單地服務于港口到積極地利用港口的轉變，港口城市不再是被動地受港口驅動而發展，而是通過港城互動實現共同發展。

3、港城集聚效應

港口直接產業與港口關聯產業的發展構成的良好城市基礎設施條件產生的空間集聚引力，吸引與港口無直接關系的產業在港口城市的集聚。臨港大工業的發展產生協作引力，也不斷吸引前、后相關聯產業在港口城市集聚。隨著產業集聚帶來的就業和消費的擴大，通過乘數效應促進了城市非經濟基礎部門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建設商貿中心是發揮集聚效應的重要保證。同時，港口城市也是建設商貿中心的優勢區位。這是因為，商貿中心應是物流、信息流的集結地，港口城市完全可以提供這種服務。隨著不同產業在港口城市的集聚，港口城市的產業體系漸趨完善，進人多元化型經濟發展階段。

4、城市自增長效應

城市自增長效應是指城市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其自身的規模通過循環和累積，就能促使城市繼續發展。港口城市在進人多元化型經濟發展階段以后，其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這種自增長效應，但這種效應并不能成為港口城市繼續發展的強勁動力，還必須求助于新的動力才能實現在原有水平上的飛躍。世界海運業中船舶大型化趨勢的日益增強和港口城市成長后港口附近土地的緊張，迫使港口向外遷移，港口城市也隨之向外拓展，城市由此進入新的發展輪回。

港口對城市社會經濟的波及和擴散效應

港口對城市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主要通過經港口運輸的貨物傳導，貨物在流經過程巾涉及人力、物力和設施等，由此產生各種社會經濟效益。從而給城市帶來產值、就業機會、稅收和資金的增加。從港口對城市發展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來看，可以分為四個方面：①港口自身作為國民經濟和區域經濟的一部分，它自身產生一定的效益；②港口為工業、貿易和其他部門提供裝卸、堆存等相關服務，因此與這些部門存在著前向聯系效果，產生相應的社會經濟效益；③港口自身也消耗本地和外地的工業、貿易等行業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港口與其存在后向聯系效果，同樣產生相應的社會效果；④港口對工業具有誘入、產生和凝聚作用，對人口也具有集聚作用，加速了所在城市和地區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

因此，港口通過其前向和后向聯系效果，將對城市社會經濟產生乘數效應，即港口產生的直接社會經濟效果將會逐級擴散到城市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這些擴散效果的累積將遠大于港口的直接社會經濟效益。進一步來講，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通過港口的建設和完善形成一定規模的港口產業，首先對港口直接相關的前向和后向產業產生社會經濟影響，再由初級乘數效應對間接相關產業產生影響，從而引起產業擴展產生下一級乘數效應，連續傳遞使城市和區域經濟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在港口規模擴展和城市經濟增長的同時作用下產生新生產業，引起城市和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

從上述港口對城市和地區社會經濟產生的影響可以看出，港口自身及直接相關產業對城市所產生的社會經濟貢獻只占其對整個社會經濟影響的較小比例，因此港口的發展建設不能只看港口自身的經濟效益，更要關注整個波及的社會經濟效益。

金球化與國際分工中的港城聯動發展

各國港口經過不同階段的發展，無論在陸域空間還是功能空間上都為港口和城市經濟的互動發展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也為港口推動城市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從世界經濟發展來看，經濟全球化使得國際分工已從產品發達國家與初級產品生產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向該類分工不斷深化以及水平分工不斷擴大的方向發展。這種分工形態的演變主要由跨國公司為主導，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最有利的區位和要素投入組合，通過強大的海陸物流系統選擇最佳的原材料和最有效率的技術來進行運作。

從經濟全球化的空間表現來看，國際分工強化了一個城市或地區經濟活動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更為明顯和突出的作用，使之更為直接地參與全球經濟的運行與競爭。全球化將根據城市與地區優勢重組國際經濟秩序，進一步改變地區性困子的空間分布，形成新的動態空間結構。整個世界經濟更加依賴于國際貿易和海上航運的發達，貿易港口作為海運轉為其他運輸方式（陸運、空運或內河航運）的必經過渡點，作用逐漸延伸并被強化作為組織外貿、發展工業和相關產業的戰略性作用，也成為區域經濟的支柱。因此港口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要求被凸現出來。港口和城市間的關系變化也從僅滿足城市經濟運轉的需要向港口推動城市經濟高速發展的方向轉移。

因此，全球化趨勢下的港口對城市經濟的推動作用是：在新的經濟體系架構下，港口戰略要點的轉移極其重要，甚至關鍵性地決定了城市或地區經濟發展的最終構架。

當城市的經濟和社會活動積聚到一定程度時，就需要通過運輸和交通與外部世界進行交往，建立廣泛的關系。海洋運輸的巨大能力及成本低廉等優勢，是港口成為城市的經濟和社會活動與外部聯系的首選方式和重要節點。港口因生產和經營活動產生了大量的人員、物資、信息、資金的流動，直接產生了港口產業（海運、倉儲、集疏運等），引發了依存產業（造船、貿易、鋼鐵、石化、電力、加工工業等）、派生產業（有關港口的金融、通信、保險、修理、旅游、服務等），從而形成集生產、經營、商貿、旅游、信息甚至服務網等功能為一體的特殊區域。由于城市和港口在人類活動中的緊密關系，依港建城，港城一體，互相依托、促進，形成了世界上許多港口和城市共同發展的現象。

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