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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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公司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投資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一體化的歷史。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帶動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不可能僅僅依靠本國的資源、資金、技術、人才、信息和市場，從生產活動到資本運動再到生產要素的移動都突破了國家的疆域，實現了國際化。

在這種國際化的浪潮中，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是國際化的重要表現。這種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最初起步于二戰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現于西歐，隨后，拉丁美洲、亞洲、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效仿，在短短幾十年間已經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區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將我們的時代概括為“一體化時代”。

在經濟一體化這個炙手可熱的舞臺上，跨國公司當仁不讓地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星，扮演著世界生產組織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隨著一體化進程而迅速壯大。進入21世紀，跨國公司的發展更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2003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與出口競爭力》披露，主宰全球經濟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

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跨國公司作為跨國投資、經營和管理的組織載體和國際市場的行為主體，在經濟生活國際化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較而言，聯系各國經濟的傳統渠道，如商品和勞務的進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對下降。因此，不論從全球范圍來看，還是從某一地區來看，跨國公司都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對旨在加強區內各國間分工與合作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國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國公司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

縱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條極為有趣又極為重要的線索：現代世界的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是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上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是由微觀層次上的企業生產一體化和宏觀層次上的國家政策協調一體化導致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正是這兩種層次上的一體化的統一。前者可以稱為功能性的一體化，后者可以稱為制度性的一體化。

微觀層次上的企業導向型的一體化，指的是以跨國公司作為主導力量而推動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跨國公司利用地區區位優勢可能帶來的規模效益進行跨國界的投資生產等活動，它的這些活動必然會對該區域內的國家的經濟生活產生影響，促進和加強該區域內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這種跨國公司導向型的一體化是企業行為的結果，是跨國公司在全球發展的客觀結果，是功能性的一體化，而不是由政府行為造成的。

而所謂宏觀層次上的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是指地區內各國政府間在政策上通過協調，建立超國家的協調機構，推動成員國達到經濟一體化的狀態。這種一體化主要是通過建立國際性的經濟協調組織，人為地消除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非貿易壁壘，甚至制定統一的對外關稅，來實現各個成員國之間貿易、人員、資本以及各種生產要素地自由流動，達到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目的。這種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機構的一體化先于實際的企業生產一體化。

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動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這兩種推動力量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能促進了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推動國際分工的深化和規模經濟的實現，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在全球范圍內的均等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向前發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過跨國公司運作的跨國商業一體化和地區性經濟一體化之間有著本質性的關系。這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跨國公司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組織，是通過自身的行為和市場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通過從事國際規模的生產和銷售來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來推動經濟一體化的。而政策協調導向型的一體化則屬于宏觀經濟一體化的范疇，是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過簽訂協議為生產力和生產要素在本地區的流動和擴張掃除障礙，促進本地區分工深化和創造本地區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合作與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都是二戰后世界經濟中的重要現象。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隨著這兩種現象的繁榮發展，學術界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較長的時期內，對這兩種現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對獨立進行的。鄧寧撰文稱，迄今為止，人們很少嘗試將這兩種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系統的分析二者之間的互相影響；有關這一問題的經驗資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夠的。

作為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微觀主體的跨國公司，它的行為在客觀上必然會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那么，跨國公司的微觀行為，究竟如何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跨國公司的行為又是通過哪些渠道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產生影響的呢？筆者認為，對上述問題在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基礎上進行認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寫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國公司的市場行為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1.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生產一體化

國際分工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勞動分工，也是世界各國之間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它是社會生產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是一國內部的社會分工超越國界向縱深和廣闊方向發展的產物，是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分工主要是宗主國與殖民地、工業國與初級產品提供國之間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分工，二戰后的國際分工隨著國際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向深度和廣度上擴展。

二戰后，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的配置、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的。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合成為“不可分”資源、與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生產要素稟賦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全新的更強大的生產能力，并將國家間的生產分工和協作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企業內部的分工與協作，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性經營活動，引起世界各國生產、交換、分配等各方面經濟聯系的不斷融合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發展進入了復合一體化階段。在復合一體化戰略下，跨國公司在生產經營進行細分，如研究與開發、采購、零部件生產、加工、裝配和財務等，并將不同的生產經營職能配置在公司整體需要且最能發揮作用的國家或地區，形成跨國界的價值鏈。設在世界各地的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執行整個公司的某項或全部職能，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母公司與國外子公司之間的區別越來越小，跨國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個層級結構，而是一個網絡結構。例如，美國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車在歐洲的生產組織情況就是一種典型的區域性網絡化生產，歐洲福特公司設在英國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別生產充電器、配電器、儀表盤、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絕緣器等;在比利時亨克生產車身部件、車輪；在德國維爾弗拉特生產變速器、引擎；在科隆生產車身底盤；在法國波爾多生產變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倫西亞和德國薩爾路易進行組裝，產品主要供應歐盟市場。不僅如此，福特公司還逐步將其部分研究設計、人員培訓等職能配置在不同國家，建立起復雜的國際一體化生產體系。

由此可見，戰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是全球范圍內一體化國際生產體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國公司的并購推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

跨國公司因為尋求資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國的貿易壁壘等原因，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不同地區設立了生產機構。這種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和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

戰后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就和西歐跨國公司在本區域內的直接投資有著密切聯系。以英國、德國為例：1962年～1988年間，英國對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增長了19.2倍，而同期對全球直接投資總額僅增長6.1倍。德國的跨國公司多年來一直把前歐共體視作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投資比重大體維持在30%左右，投資總額從1976年的15.8億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億馬克。與此同時，英國和德國也成為歐共體其他成員國資本投資的熱點地區。1962年～1978年，前歐共體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銀行及保險部門)對英國的直接投資從1.34億英鎊提高到20.32億英鎊，年均增長18.5%,比同期外國公司對英國直接投資總額年均增長率高出5個百分點。1986年，前歐共體其他成員國對英國的直接投資額為24.41億英鎊，1989年上升到45.78億英鎊，分別占同期英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歐共體對德國直接投資累計額達294.8億馬克，占同期全部國家在德國直接投資總額的39.1%。

正是這種跨國公司的區域內部的交叉直接投資，將傳統的國家間分工轉化為企業內分工，加深了區域內各個經濟實體之間的協作的依賴，為日后政府間簽訂經濟一體化條約提供了內在的經濟凝聚力。因此，跨國公司在區域內部的直接投資對該區域的國際經濟一體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3.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促進區域內外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進一步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

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制約了規模經濟效益的發揮，隨著企業跨越國界的擴大經營，區域內相互投資增加，貿易量也會隨之增加。因此，國際區域內各國相互之間的貿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該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們以歐盟為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公司在歐盟內相互投資的增加，歐盟內部貿易額也持續增長。有資料顯示，歐盟內部貿易額占當年貿易總量的比重逐年擴大，從20世紀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幾乎翻了一番。

4.跨國公司對區域內的投資深化了區內市場

比較優勢、國際分工和規模經濟僅僅是形成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的潛在條件，而擁有一個巨大的或潛在的購買力市場，則可以將潛在條件轉化為現實條件。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投資是自己與東道國之間的互利互惠，區域內的大規模相互投資將使區內市場深化和擴大，從而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國公司的發展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而當代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正是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外在動因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持續擴張，它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他經濟組織。目前，跨國公司已控制超過40％的世界生產和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90％，其貿易量超過全球貿易額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術和新工藝，壟斷了75％的國際技術貿易，在國際金融領域和勞務領域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顯然，今天的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貿易、制成品貿易和技術貿易。因此可以說，今天國際市場競爭已經主要體現為跨國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

這種日趨激烈的競爭，使一些經濟實力薄弱的小國和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國際市場上的劇烈變化。因此，它們一方面要組建本國的跨國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與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結成聯盟，彼此協調。那些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為了進一步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保持其在某一領域的壟斷優勢，也需要聯合中小國家的力量，協調行動。

四、結論及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確實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強大的促進作用。

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趨同了國際經濟規則、促進了區域內經濟活動的國際化、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深化了區域內市場、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通過這一系列的方式，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加速了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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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以來，區域一體化蓬勃發展。根據WTO統計，截止到2005年11月12日，向WTO及其前身GATT通報備案的區域貿易協定中仍然生效的總計達142個，其中101個是1995年1月WTO成立后備案的。在所有WTO成員中，除蒙古國以外，其他都是一個或多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當事國；協定當事國之間的貿易額占到全球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區域經濟一體化對世界經濟諸領域、世界經濟的總體格局以及國際經濟秩序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區域一體化過程在全球展開，形式日益發展，排他性日益減少，合作領域日益擴大，從而為全球一體化的最終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論文在闡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對美國和拉美對組建美洲自由貿易區各自所抱的動機及各自經濟一體化的進展情況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接著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進程及其進展受挫的原因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貿易區的組建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并指出了我國應該采取的幾點對策，即調整對拉美出口產品的結構，利用好拉美現有的區域市場優勢，與拉美一些國家先行建立自由貿易區，盡快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加速發展。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美洲自由貿易區；影響對策

引言

戰后的世界經濟是以貿易、生產、金融乃至經濟政策趨向全球一體化為特征的，而這種一體化又首先以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形式表現出來。20世紀50年代以來，區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對世界經濟諸領域、世界經濟的總體格局以及國際經濟秩序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區域一體化過程在全球展開，形式日益發展，排他性日益減少，合作領域日益擴大，從而為全球一體化的最終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論文在闡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對美國和拉美對組建美洲自由貿易區各自所抱的動機及各自經濟一體化的進展情況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接著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進程及其進展受挫的原因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貿易區的組建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并指出了我國應該采取的幾點對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理論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新現象。它首先出現于西歐，其后，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仿效。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涵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維納（J.Viner）于1950年在《關稅同盟問題》一書中首先引入了現代關稅同盟的理論。這一理論成為當時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的核心。

在維納提出現代關稅同盟理論之后，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J.Tinbergen,1954年)第一個提出了經濟一體化的定義。他認為，經濟一體化是指有關國家貿易的自由化，并將經濟一體化分為消極一體化和積極一體化。他認為，消除歧視和管制制度，引入經濟交易自由化是消極一體化；而運用強制的力量改造現狀，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為積極一體化。

英國經濟學家賓德(J.Pinder,1959年)引申了牛津字典關于“將部分合成一體即一體化”的解釋，指出經濟一體化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不僅允許商品在它們之間自由流動，而且還允許生產諸要素自由流動，為此消除各國在這些方面存在的各種歧視，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協調。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B.Balassa,1962年)在其論文中將經濟一體化定義為既定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狀態。作為一個過程的一體化意味著取消國家間的經濟歧視，強調了動態性質；作為一個狀態的一體化意味著國家間不存在各種經濟歧視，強調了靜態性質。

前蘇聯學者馬克西莫娃(Maximova,1976年)提出的有關經濟一體化的定義認為，一體化是國家經濟間發展深層次且穩定的生產分工關系的過程；是具有同類社會經濟體制的國家群體框架內的國際經濟實體的形成過程，這一經濟一體化過程顯然由統治階級所操縱，因而，也是一個商品政治化的過程。這一定義更多的是從政治經濟學出發，而不是從國際經濟學出發的。

霍茲曼(Holzman,1976年)強調，一體化是一個成員國家間相似產品和同類要素價格一致化的狀態。也就是說，經濟一體化是成員國間在有關便利的制度支持下貨物、服務和要素流動無障礙的狀態。這一認識實質上將區域一體化的討論由關稅同盟進一步引向了共同市場的層次。曼尼斯和素邁(Mennis和Sauvant,1976年)的研究則將經濟一體化同產業部門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統一聯系起來。

馬洛和蒙蒂斯(Molle，1988年)強調了經濟一體化中傳統經濟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派內克(1988年)的研究則提出了一體化同開放經濟及經濟相互依賴等觀念的差別。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定義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演進的。這一定義所揭示的內涵在于：首先，區域經濟一體化最顯著的標志是成員國之間關稅等貿易障礙的消除；其次，謀求最佳的國際生產分工是一體化的根本原則；最后，區域一體化的出發點是使每一個成員國能獲取比單獨一國時更大的利益。

我國國內的學者們也對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概念進行了深入探討。我們對于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概念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的產品和生產要素可以無阻礙地流動和經濟政策的協調，一體化程度的高低是以產品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差別或范圍大小來衡量的，從而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組織也有不同的形式。區域經濟一體化指的是：在世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推動和各國謀求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主觀努力的綜合作用下，特定區域內的國家或地區通過達成經濟合作的某種承諾或者組建一定形式的經濟合作組織，謀求區域內商品流通、要素流動的自由化以及生產分工的最優化，直至形成各國經濟政策和區域經濟體制某種程度的統一。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組織形式

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其不同的組織模式。以一體化的目標高低為序，最低層次的是“自由貿易區”(FreeTradeZone)。在這一組織形式下，區內各國取消內部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成員國的對外貿易等各項經濟政策仍保持獨立。

在自由貿易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關稅同盟”(CustomsUnion)，同盟內部除了商品自由外，最關鍵的是建立統—的對外關稅，從而在對外貿易政策上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

較關稅同盟再高一層次的是“共同市場”(CommonMarket)。除了統一貿易政策外，各國間還實行各種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的自由流動。

“經濟同盟”(EconomicUnion)更進一步在超越交換關系安排的基礎上，將協調機制延伸至成員國國民經濟的幾乎所有領域，在財政政策、金融政策、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區域發展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等方面達成一致，并謀求建立基于成員國部分讓渡的超國家協調管理機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高形式是“完全的經濟、政治一體化”(FullEconomic&PoliticIntegration)，最終形成一套放大至區域尺度的“國民經濟體制”，超國家的管理機構享有相當充分的超國家，從而擁有區域內各國所認可的經濟、政治、社會諸領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踐過程中，除了以上各項謀求不同層次制度性安排的組織形式外，還出現了另一類更關注功能性目標的區域一體化組織形式，即所謂的“開放的地區主義”的合作方式。其特征首先是開放性，即在謀求區域內的經濟合作、經濟互補和經濟融合中反對對區外國家“以鄰為壑”；其次是非體制性安排，即支持為達成經濟一體化開展國家政府間合作和設立一體化的輔常設機構，但反對組建超國家的管理機構和讓渡。

篇(3)

論文關鍵詞：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產業轉移，利益協調

在經濟全球化的有力推動下，區域經濟一體化再起。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無論在一體化的程度上、經濟聯合組織的數量上和規模上，還是在一體化的體制、機制上，都得到了新的發展。京津冀作為我國北方的中心經濟地帶和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層，必然要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進行發展。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仍處于初級階段，發展差距較大。因此，推進京津冀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對我國北方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涵義、發展機制和條件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涵義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不同的空間經濟主體之間為了生產、消費、貿易等利益的獲取而產生的市場一體化的過程，包括從產品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勞動力、資本、技術、信息等)到經濟政策統一的逐步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狀態與過程、手段與目的的統一，是在區域戰略的指導下，通過區域規劃、區域政策，加強區域間的協調，實現社會經濟活動的空間格局優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政策上的合作與協調，如何實現區域貿易自由化，如何實現跨界資源的聯合開發等。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思想的指導下產業轉移，政府應把重點放在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基礎設施上，鼓勵企業組成跨行政區企業集團或企業聯合體，推動資源、生產要素在地區間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消減地區間、行業間、所有制間經貿發展和企業聯合的障礙。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機制

1.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動力機制

從發展的角度看，各個地區為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與合作而走上一體化的道路，必然有其內在的動力機制。

(1)經濟一體化的互補性與競爭性。區域經濟之間的貿易效應和生產積聚效應使區域內部的消費者能夠得到更多的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產品，這就是一體化的消費效應，消費效應又成為生產效應與貿易效應正反饋的加速器和調節器，不斷促進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深化。如果區域經濟之間存在現實的競爭性，會由此引發空間經濟主體之間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同時也導致了一體化相關的生產要素新的積聚與擴散，也會使一些與被替代產品相關的生產要素重新開發新的產品，資源配置更佳，這不僅有利于內部效益的擴大，而且有利于強化區域競爭優勢，提高一體化區域對外的競爭。

(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規模經濟性。一個比較大的區域規模一般擁有較大量的區域生產要素，通過實施一體化，誘發生產要素的積聚與擴散，資源重新配置，容易產生生產要素（資本、勞動力、技術、自然資源等）的規模效應（突破瓶頸要素的限制，創建新的產業，開發新的技術，開拓新的市場等），提高要素之間的替代強度，降低產品的邊際成本。

(3)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交易成本機制。主要包括關稅降低、可接近性和行政經濟。關稅降低產生大量貿易，必然誘致一體化的貿易效應以及相應的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可接近性的影響因素包括地理距離、經濟距離和社會文化距離。經濟距離取決于地理距離和運輸方式及其成本。社會文化距離越小越容易形成經濟一體化，并且地理距離越小，經濟距離和社會文化距離的差別往往也不大。由于經濟一體化和市場一體化，要求和倡導取消相互關稅，建立一致的工商管理規則，目的是減少從生產到消費各個環節不必要的額外開支和時間浪費，即行政經濟。

即，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由它的互補性與競爭性、規模經濟性、交易成本機制等因素共同發生作用的結果。

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組織機制

為了增強區域經濟的競爭實力，提高區域的經濟地位產業轉移，產生了相互之間通過合作實現自覺經濟融合的趨勢，以求實現地區范圍的各組成部分的優勢互補，促進資源在本地區內更有效地配置，從而促進共同發展。因此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全體組織機制是一體化進程的“變壓器”，能夠加快或阻礙一體化的發展。

3.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利益協調機制

在推進一體化的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如何分工，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及區域間、城市間如何分工協作，基礎設施、產業和空間結構一體化以及政府間政策的協調問題，都是現實經濟中亟待研究和解決的重大前沿問題。其中，大都市圈或經濟圈城市間的分工協作和利益協調機制問題，顯得尤其突出。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條件

1.區域經濟的差異和分工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

自然、社會和經濟發展狀況是決定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前提條件。生產要素稟賦在空間分布的不平衡必然會導致經濟活動方式和經濟內容的不同，這促使不同地區之間商品交換和生產要素流動，使不同地區結成一種互補和競爭關系。生產要素差異性越大，區際勞動分工越明顯，從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專業化生產部門。

2.近鄰的區域空間是實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物質載體

區域合作就其地域條件而言，首先應該具有一個完整、統一的自然地域單元，這個地域單元要求各個合作主體所處的地理位置在地域上是一個相鄰接的整體。共同的地域空間是實施區域經濟合作最為基本的載體和依托，而且在相鄰的一定空間范圍和聯系通道內，對于各類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改善宏觀區域管理，設立區域合作協調組織等都比較方便。

3.共同的利益訴求是實行區域一體化的動力源泉

區域經濟合作不僅是從資源分布梯度和經濟技術水平分布梯度的角度展開的，更是建立在利益趨同性基礎上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地區都在自己所擁有的生產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區域經濟合作必然是利益驅動下的一種戰略選擇，獲得經濟和社會利益的雙贏是區域一體化的動力源泉。

二、京津冀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現狀分析

（一）京津冀地區區域經濟合作的現狀

目前，京津已進入由工業化中期向后期轉變的階段，產業升級勢在必行，技術密集型產業將逐漸取代勞動和資金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也勢必超過第二產業。河北的冶金、建材、醫藥、石化、紡織、機械、食品等行業在全國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材料產量在京津冀都市圈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三地在產業分工與資源配置等方面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和發展前景。

1.區域內部產業轉移初步形成

在跨地區產業布局調整方面，北京市首鋼200萬噸鋼鐵項目落戶河北唐山。首鋼與河北唐鋼共同打造的京唐鋼鐵聯合公司已經在唐山曹妃甸建立。同時，河北政府向外宣布未來5年內在正定投資58億元打造一個北方最大的紡織工業園區，這一計劃的著眼點瞄準了京津冀區域。除此之外產業轉移，由京津向河北單向的產業轉移的局勢在近兩年有所逆轉。華龍、神威、海灣、恒利這些急需擴張生存空間的河北民企紛紛進京。這樣布局正是為了深化京津冀經濟合作，促進北京工業與津冀地區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配套體系。

2.區域交通一體化初顯

交通一體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是京津冀實現區域經濟融合的重要保障。京津城市軌道、京津第二條高速公路，已陸續竣工投入使用；京承高速三期項目啟動，計劃2009年9月全線建成通車。除此之外，連接北京與天津的全國第一條城際高速鐵路——京津城際軌道交通工程于07年12月16日順利實現軌道全面鋪通，京津兩地可實現30分鐘直達。而到2011年底，京石鐵路客運專線將提前通車。隨著京廣客專、京滬高鐵、津秦客專、保津城鐵等工程的建設和逐步投入運營，快速軌道將織就“京津冀快速交通圈”，在500公里范圍內的重要城市之間實現2-3小時通達，是京津冀未來交通一體化的方向。

3.市場開放程度逐漸加大

京、津、冀三地在市場開放等方面均有合作。政策上，國家發改委和京津冀發改委一直為促進區域交流合作制定規劃和意見，交流區域合作發展情況，溝通規劃、產業、政策等信息，研究當前和近期區域合作中需解決的問題，提出工作建議，督促落實省市政府議定的區域合作工作，為打破區域界限、推動區域內市場活躍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同時天津濱海新區的規劃建設，將進一步增強京、津、冀三地的產業聯系，是三地加強經濟融合的一個重要合作平臺。

（二）京津冀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存在的問題

1.區域經濟一體化觀念淡薄，缺乏合作意識

多年來，受計劃經濟和行政區劃的影響，長期實行自然壟斷、貿易保護、市場分割、自成體系的封閉政策，市場經濟意識淡薄，區域合作意識不強，城區系統生產建設重復布局和地區工業結構趨同，技術上不了檔次，專業化僅僅停留在產品的專業化上。受區位因素的影響，河北省與京津并不能獲得同等的發展機遇，不公平競爭導致區域經濟畸形發展，影響區域經濟結構的優化程度以及區域經濟宏觀效益整體水平的發揮。

2.區域一體化體制、機制尚未建立

京津冀經濟圈區域合作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區域合作組織形式松散，協調機制和決策機制的制度化程度相對較低，屬于一種倡導式的磋商機制產業轉移，限制了區域內各地方政府間的深度合作。當前京津冀區域政府協調機制的形式僅限于首長聯席會、協調會和合作論壇，利益一致的大的合作沒有啟動，有關大項目尚待進一步磋商。如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京津水源保護區、大型旅游項目、大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大項目。

3.缺乏區域組織保障系統以及協調統一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

由于京津冀地區分工體系與運行機制并不完善，區域經濟組織與區域經濟活動始終處于無序、混亂和松散的狀態，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仍然限制在行政區范圍內，缺乏區域層面的審視，市場分割、貿易摩擦、惡性競爭時有發生。受區域系統內勞動地域分工規律、整體效益規律以及協調發展規律很難對區域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基礎設施重復建設，爭資源等矛盾突出。如在機場、港口建設方面相互競爭，造成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導致區域整體發展相對緩慢。

4.沒有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與合作，產業鏈斷裂

城市之間的功能合作與產業分工是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北京和天津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產業同構，兩市的同構產業主要集中在冶金、機械、電子、醫藥制造等部門。這種現象直接導致了兩地在資源、能源、項目等方面的爭奪。在京津冀區域內還沒有形成有創新能力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金融、信息服務和現代制造業的產業鏈延伸方面還比較欠缺，至今還沒有形成由占據高端并擁有自主創新能力的本土企業建立的區域完整產業鏈。北京在這方面的轉變落后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大城市，還沒有與周圍城市形成相互依托的產業鏈條，與天津、河北的合作還缺乏深度。

5.京津的“空吸”作用大于輻射效應

由于北京地區的集聚效應大于輻射效應，導致人才、資源逐漸向北京集中，造成周邊地區發展相對遲緩，區域二元經濟特征明顯。京津強烈的“空吸”作用和較差的輻射帶動力，可能會導致沒有經濟腹地。孤島型現代化出現，區域內低等級城鎮數量過多，中等城市偏少，能夠接受核心經濟輻射的能力有限，無法分享中心城市的發展成果，也難以很好的承接京津兩地的產業梯度轉移。

6.京津冀區域市場的統一有待進一步深化

京津冀尚未形成區域統一市場，影響了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的跨區域流動，使三地難以實現對生產要素的有效共享，而且能夠為企業提供配套的服務不多，企業生存的市場環境和政策環境較差。雖然京津冀三地在市場開放等方面有了初步的合作，但是這種開放程度有待于進一步加深。京津冀三地在生產要素市場的建設、供求信息傳遞、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從而阻礙了生產要素的流動和經濟的進一步融合。

除上述問題之外，還有“誰來做地區龍頭老大”這樣一個意識形態的東西在作怪，致使三地缺少實質性聯合。如果誰都想當“老大”產業轉移，以此牟取更多的資源，尤其是政策資源，而不愿承擔更多的責任，也不愿與他人共享，那么這個一體化就不會得到深入發展和強化，特別是京、津兩個直轄市在區域內的定位和協調問題不解決，實現區域一體化的道路就不會順暢。

四、京津冀地區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一)堅持科學發展觀，整合京津冀都市圈經濟社會的綜合目標

對各區域的發展目標進行整合，形成京津冀在發展目標上的共識，實現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追求社會公平。發揮經濟扶持與財政優惠政策的積極效應，建立財政轉移、產業轉移、人才轉移和科技轉移的四個機制，發揮京津和河北省的中心城市經濟實力方面的優勢，對河北省邊窮落后地區給予財政補助，平衡該地區經濟的自我積累能力與整個區域的協調能力。加大向落后地區公共衛生、醫療和社會救助的扶持力度，加大對貧困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

(二)建立區域利益協調機制，強化政府間協作

建立區域利益協調的長效機制，市場開放、實行優惠政策、進行區域援助、完善轉移支付，制定京津冀生態環境改善的建設和補償方案，保護生態環境。實現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的主體是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市場主導、政府推動，各層次主體之間彼此協作，密切配合，構筑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總體框架，共同推動京津冀區域經濟的一體化發展。

(三)建立統一的市場體系，清除市場障礙

區域經濟的聯系、互動直至一體化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在市場導向下，微觀企業不斷集聚、不斷規模化專業化，產業鏈條不斷延伸、各種生產要素不斷流動的過程。構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一直是京津冀區域協作的重要目標。首先，京津冀三地計劃聯手完善商品市場，發展物流與貿易合作，建設區域農副產品統一市場。其次，相互開放和發展要素市場，突破體制障礙產業轉移，合作發展勞務、金融、產權、房地產、技術等要素市場，促進區域資源的優化配置。

(四)進一步加強區域產業分工，形成京津冀合理的空間結構

隨著京津冀區域分工程度的加深，建設從北京經廊坊到天津濱海新區和曹妃甸的寬大的城市—產業帶，是京津冀區域經濟合作的空間重點。北京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至天津濱海開發區即亦莊—廊坊—武清—塘沽—曹妃甸一線位于北京東南方向，有高速公路直達海港，產業基礎已初具規模，是該都市圈產業發展的最佳首選地帶。利用京津冀的比較優勢，將工業布局向東南方向擴展，使廊坊開發區和香河開發區、北京東南部的開發區和東部的工業園區等在空間上逐步滲透、融合，形成對等結網，通過快速交通設施聯結而成的高新技術產業帶。京津城市—產業帶與北京—石家莊產業帶、北京—唐山—秦皇島產業帶和渤海灣沿岸產業帶，共同構建一個合理的京津冀都市圈產業布局的空間結構。

(五)建立合理的城市體系

京津冀都市圈應借鑒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成功經驗，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外溢帶動了周邊區域的發展，合理構建以北京為中心、以天津、唐山、石家莊為次中心，各市合理分工協作的城市體系。將北京定位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國際交往、國際金融中心和電子產業中心城市。把天津定位為重化工、外貿口岸和商業中心、區域性金融中心和電子產業中心。將石家莊打造成中國藥都和華北重要商埠，建立區域性高新技術產業中心，充分發揮綜合服務功能，提高服務的比重和層次，大力發展金融、物流咨詢等現代服務業。中小城市要接受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產業轉移，充當大企業的加工基地。

(六)加強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

統籌規劃，推動京津冀都市圈基礎設施共同建設和開發利用，促進經濟共同發展。要把京津冀區域視為一個整體，認真研究京津冀之間重大基礎設施配置關系問題，在供水、供電、交通、通訊、能源、環保、防災抗災等基礎設施方面統籌規劃，加強合作，共同開發利用。

(七)建立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利益補償機制

在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京津相對處于產業鏈的高端和上游，是自然資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河北則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是資源的輸出者，在土地、供水、生態、人才，包括將來為京津的人口輸出而進行小城鎮建設等方面產業轉移，將為京津提供很大支持。而且，在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中，河北可能會承接來自京津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在環境方面承受較大的犧牲。所以，京津冀應做好規劃，統一調度區域內的各種資源，盡快建立利益補償機制，如水資源補償機制、生態建設補償機制等，以協調各方發展利益，做到三方合作的共贏。

國內外經驗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前景是誘人的，而且近年來，以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代表的經濟區域內，各級政府和市場主體通過實質性的合作所表現出來的經濟一體化的經濟績效和社會效應，也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建構一個行之有效的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由各類企業組織參與的區域合作機制，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而實現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決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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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最優貨幣區；貨幣一體化；CC―LL 模型

中圖分類號：F11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6)03―0053―04

在全球經濟的區域化和一體化的背景下，全球 金融一體化進程中出現了貨幣區域化的趨勢，歐盟 區內歐元的成功啟動是這種趨勢的具體表現。歐元 可以況是人類一個巨大的實驗，而最優貨幣區理論 無疑是這一實驗的理論起點。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發展

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于2u世紀50年代，是第 二次世界大戰后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出現的 新現象。所謂經濟一體化，按照美國經濟學家貝拉 ?巴拉薩(Bela Balassa)1961年所作的描述：“一體 化既作為一種過程，又是一種狀態。就過程而言，它 包括旨在消除各國經濟單位之間的差別待遇的種種 舉措；就狀態而言，則表現為各國間各種形式的差別 待遇的消失。”約翰?平德(JohnPinder)認為，“一體 化是達到一種聯盟狀態的過程”，不僅要取消差別， 而且要形成和運用協調的共同政策以實現除取消差 別以外的經濟和福利目標。林德特(PeterLindert) 在其《國際經濟學》一書中指出，一體化“可以是指宏 觀經濟政策的一體化和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以及成 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經濟 一體化不是一種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區域經濟一體化則一般指一些地緣相連，社會經濟 與政治制度相近，經濟發展水平大體相當的國家或 地區，為了謀求本地區的共同利益，在讓渡一部分國 家的條件下，按--定協議規章組建的國際調節 組織和實體，這類組織是經濟生活國際化和各國之 間經濟聯系與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的產物，

在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隨著一體化程度的加深， 一體化可以采取由低至高的不同形式和階段。人們 普遍贊同巴拉薩提出的經濟一體化的5種形式：(1) 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指成員國之間相互取消關 稅和數量限制，同時仍然保留各自對非成員國的貿 易壁壘；(2)關稅同盟。關稅同盟指除了取消抑制地 區內部的貿易壁壘之外，成員國還實行對非成員國 的共同關稅壁壘；(3)共同市場。共同市場指成員國 之間實行商品自由貿易，同時允許資本，勞動力等生 產要素自由流動，對非成員國有關的生產要素流動 則實行統一的管制或限制；(4)經濟聯盟，經濟聯盟 指在實行商品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同時，對包括 貨幣、財政在內的各種經濟政策通過共同的權力機 構進行統一、協調；(5)完全的經濟一體化。完全的 經濟一體化指各成員國經濟統一為單一的經濟實 體，實行共同的經濟政策，建立擁有強大經濟權力的 超國家權力機構。

在全球各區域經濟一體化當中，歐洲的經濟一 體化一直遙遙領先。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所取得的 成就，可以說是20世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高成 就，也為其他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比較完 整的經驗。歐洲經濟一體化所走過的道路雖然并非 以自由貿易區為起點，但它基本經歷了巴拉薩所描 述的經濟一體化的五種形式，并且證實了它們確實 是由初級向高級發展的經濟一體化的五個階段。值 得注意的是，在巴拉薩提出的經濟一體化的五種形 式中，只提及了“經濟聯盟”，而并未提及“經濟與貨 幣聯盟”。實際上貨幣一體化是伴隨著經濟一體化 的進程而演進的，雖然貨幣一體化沒有列為相對獨 立的、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諸種形式或階段，但它是 通向完全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條件，是向政治一體化、 乃至完全經濟一體化邁進的重要步驟。

二、最優貨幣區理論

最優貨幣區理論(OptimumCurrencyAreas即 OCA)是20世紀60年代，在經濟學界進行的對固定 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的爭論中，由美國經濟學 家蒙代爾教授(Robert?A?Mundell)于1961年在 他的論文《最優貨幣區理論》中首先提出來的。蒙代 爾在該文中對最適度貨幣的概念、標準及特征作了 比較詳細的論述。最優貨幣區理論研究了某一區域 內一組國家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基礎上，可以組成貨 幣區，在經濟趨同的基礎上實行單一貨幣，這一學說 為實行區域貨幣一體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蒙代爾認為，在價格，工資呈剛性的前提下，是 否能組成最優貨幣區主要取決于相關地區的要素流 動程度。如果要素在國內能夠高度流動而國際問的 流動程度很低，基于國家貨幣的浮動匯率體系就會 有效地運轉；如果要素流動的區域不與國界重疊，而 是跨邊界在區域內自由流動時，會發生對真實經濟 中阻礙因素的調整，無需區域內各成員國之間大幅 度的、破壞性的物價和收入的變動，從而有利于抵抗 外部沖擊，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而日：生產要素(資 本和勞動力)若能自由流動，就可以實現資本和勞動 力從盈余國向赤字國的轉移，促使區域內各地區經 濟結構及時調整，經濟周期趨于同步，這樣可以促進 區域內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內部經濟均衡，促使區域 內各成員國向一體化趨勢發展。同時，蒙代爾教授 提醒我們注意，“從地理和產業兩個方面來說。區域 內的要素流動性最好被看作是相對概念而不是絕對 概念，他很可能因為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動而隨時改 變”。如果區域內每個國家都設置貿易壁壘，就不能 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要素完全流動。因此，發展區域 經濟一體化反過來又是促成區域內形成最優貨幣區 的基礎。

三、建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麥金農在1963年提出將經濟開放度(即一國生 產或消費中貿易商品對非貿易商品之比)作為建立 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認為，對于一個開放的經濟 區域而言，浮動匯率對校正國際收支失衡的效能不 高。由于開放經濟非貿易品部門規模不大，缺少“貨 幣幻覺”，進口需求彈性不高等因素的影響，匯率的 變動幾乎會被價格變動所抵消。所以，在一些相互 貿易關系密切的經濟開放區，應縱成一個共同貨幣 區?在區內實行固定匯率，以達到價格穩定；運用支 出變動政策來實現外部平衡，從而有利于實現內外 部經濟均衡價格的穩定。同時，他還指出相對于大 的開放經濟區域而言，固定匯率制更適合于小國開 放型經濟體，而在一些大帚進口消費品且需求彈性 較低的國家，匯率變動必須非常大才足以彌補失衡， 因此這種區域單獨成為一個貨幣區是非理性的。

經濟的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 一個重要特征，而金融一體化則是經濟一體化發展 的必然結果。英格拉姆提出與長期資本自由流動相 聯系的金融一體化才應是衡量貨幣區是否最優的標 準，當金融市場高度一體化時，一國就可以借助資本 的自由流動來恢復由于國際收支失衡所導致的利率 的任何不利變化，從而降低了通過匯率波動來改變 區域內貿易條件的需要，因此就適宜實行固定匯率 制：如果地區間國際收支赤字是山暫時、可逆的擾 動引起的，資本流動就可以成為使實際調整較小或 不必要的緩沖器。若赤字是由長期、不可逆的擾動 造成的，資本流動雖不能無限期地支撐赤字，但它可 使實際調整分散到一個較長的時期。通過價格和工 資浮動及內部生產要素的流動，能減少調整引致的 失業代價，而且，金融交易也加強廠利用不同渠道， 即財富效應的長期調整過程。這樣，在金融市場高 度一體化的情形下，國際收支失衡導致的利率微小 變動，就會引起足夠的資本流動來恢復均衡．從而降 低了通過匯率的波動以改變地區間(即區域內)貿 易條件的需要，至少短期內如此。考慮到匯率流動 及由此帶來的種種令人頭痛的風險，在金融市場一 體化的區域內，實施固定匯率更好。

基于對宏觀層面條件趨同必要性的理解和對現 實中宏觀結構差異的認識，英格拉姆等人先后提出 了達成最佳通貨區的政策一體化條件，為使貨幣區 能夠正常運行，各成員國必須對其貨幣、財政以及其 它經濟乃至社會政策進行協調，尋求一致。為此，各 成員國必須對其實行部分讓渡，核心是貨幣政 策的協調和讓渡。弗萊明還倡議建立一個超國家的 中央銀行，認為只有中央銀行才能刺激短期利率的 趨同。同時他們還提出了一些具他標準，諸如經濟 結構的相似性，財政一體化以及政治因素等。

20世紀80年代中期，歐洲經濟一體化經過近 20年的停滯后開始復興；新增長理論、博弈論等諸多 理論的新發展為這方面研究提供了理論與方法上的 支撐，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踐既構成了其研究叢礎， 又成為其研究動力、在傳統的政治制度中，強調的 是權力轄區的相互排斥，反映在貨幣關系上就是“一 個國家、一種貨幣”的貨幣觀。在”世紀以來 的相當長時期中，國家作為調節市場的核心主體地 位得以確認，相應地，國家在貨幣創造、貨幣供應、貨 幣信譽等貨幣制度方面享有高度統治權，以國家疆 界作為市場空間也就順理成章。但當市場融合對國 家疆界的超越形成一種趨勢時，以一個國家貨幣制 度或以各個國家簡單總和而成的國際貨幣制度安 排，便難以滿足市場對貨幣服務的要求，相反倒有可 能成為障礙因素。尤其在經濟全球化、一體化涉及 到貨幣層面的時候，市場驅動的貨幣競爭極大地改 變了貨幣關系的空間組成；顯著地侵蝕了國家的貨 幣壟斷權力。世界需要根據貨幣運行的功能性分 析。按每個貨幣的有效使用和影響力輻射的完整范 圍而不是政治疆界，來重新構筑貨幣層面市場一制 度關系的新框架，這便產生了“一個市場、一種貨幣” 的新思想、新理念。1992年；埃默生和格羅斯提出了 “一個市場、一種貨幣”的新思想。他們認為，貨幣選 擇根本上應由市場狀況?尤其是市場需求來決定，具 體的貨幣空間由實際的貨幣交易網絡來劃分，每個 貨幣的空間就是其功能性權威的影響范圍，即完整 市場在貨幣層面的響應――“貨幣圈”。顯然，這里 強調的是空間的功能性意義而不是空間的物理意 義。此時，貨幣作為一種交換工具和價值工具，開始 真正服務于市場，無論這個市場有多大，涉及多少個 國家，只要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那么單一貨幣就是 最佳選擇。愛默生和格羅斯的貢獻在于為國家問的 貨幣融合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以往，貨幣總是被 貼上國家的標簽，貨幣統一成為國家統一的關 鍵性標志，從而國家都不愿意放棄對本國貨幣 的控制權。在愛默生等人“一個市場、一種貨幣”思 想號召下，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貨幣從根本上是 服務于市場的，國際經濟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種形式 的貨幣融合。當一個國家無法更好地發揮貨幣職能 與作用的時候。如果貨幣權的讓渡有利于經濟的發 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應該將貨幣權上交給 更高層次的超國家機構。

四、GG―LL模型

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對共同貨幣理論與實踐 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隨著經濟全球化 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以及世界經濟形勢和格 局的巨大變化，其歷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漸 暴露出來。對貨幣一體化的重新評價從多角度、以 多重標準來考察最優貨幣區問題，必須采取比傳統 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更加廣泛的方法；這種方法強調 著眼于對貨幣一體化可預見的成本和收益范圍的把 握，然后根據所涉及的各個目標間輕重緩急的權衡， 并保證區域內各成員國及作為整體的集團聽有目標 的達成，從而試圖估算這些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及其 重要性。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歐元和拉丁美洲美元化 進程的加快，國際貨幣體系眼看就要分成幾個大的 貨幣區，每個國家都面臨著是否參與區域經濟和區 域貨幣一體化的現實選擇，于是關于一個區域內各 經濟體如何選擇是否參加貨幣區的理論便應運而 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克魯格曼以歐盟和芬蘭為例， 分析了芬蘭加人歐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線，得出了著 名的GG―LL模型，如圖1。克魯格曼認為，―體化 體系內成員國加入貨幣區的收益大小取決于該國與 貨幣體系成員國貿易關系的一體化程度。

圖l橫軸表示加入國與貨幣區的經濟緊密程 度，它可以用經濟交往占GNP的百分比表示；縱軸 表示加人國收益(即貨幣效率收益)與成本(當一千 國家加入貨幣區后，由于放棄了運用匯率政策和貨 幣政策調節就業和產出以保持經濟穩定的權力，而 引發的額外的經濟不穩定性，即所謂的“經濟穩定性 損失”)。圖中GG曲線為收益曲線，其斜車為正，說 明一個國家與其所在貨幣區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越 高，跨國貿易和要素流動越廣泛，加入單一貨幣區的 收益就越大；LL曲線為成本曲線，其斜率為負，說明 一個國家的經濟與其所在貨幣區的經濟聯系程度越 密切，加入貨幣區的經濟穩定性損失就越小，反之亦 然。總之，一個國家與其所在貨幣區的經濟一體化 程度越高，加入貨幣區就越有利。圖中GG曲線和 LL曲線的交點為E1，它決定了一同是否加入貨幣 區的經濟一體化程度的臨界點用，當該國的貨幣區 的一體化程度大于C2時，加科貨幣區有凈收益，否 則執意加入只會帶來凈損失。

此外，通過GG―LI模型的判斷，一國經濟環境 的變化是如何影響其加入貨幣區的選擇的。例如， 當某國出口需求增加，正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任何一 個水平上，匯率工貝的缺失使該國產㈩和就業的不 穩定性增大，于是LLl曲線上移到LL2，結果使加入 貨幣區的臨界點由C1變動到了C2。因此，其他條 件不變時，產品市場的變動性增大，使一國加入貨幣 區的意愿降低。

克魯格曼用GG―LL模型說明了最優貨幣區理 論，指出最優貨幣區就是通過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 以及要素的流動，促使多國經濟緊密相聯的地區。 如果各國之間的貿易和要素流動性較大，那么組建 貨幣區對各成員國均有益處，反之則不適宜。這對 貨幣一體化的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另一方 面，克魯格曼的GG―LI。模型借用傳統的成本一收 益分析方法，從單個國家是否加入貨幣區為切入點， 分析了加入貨幣區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們直 觀地分析單個國家加入貨幣區的利弊得失，從而成 為確定一國是否加入貨幣區的一個重要分析了具。

五、結論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趨加快，貨幣跨越國 界發揮作用的要求初見端倪時，人們開始討論滿足 什么樣條件的地理空間可以組建最優貨幣區。而歐 洲貨幣一體化的實踐為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提出 了發展方向。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貨 幣一體化理論的研究不能再停留于僅就有關成員國 的利弊得失來評估是否值得建立貨幣聯盟，而應該 同時考慮這些國家成立的貨幣聯盟對非成員國甚至 整個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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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世博會;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

一、引言

當前,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形式。近年來,中外學者圍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了不少研究。富萊希尼建立了俱樂部模型,指出每個俱樂部成員都期待凈收益最大化,俱樂部的產出在不同的國際經濟組織中是變化的。[1]袁家冬等指出了我國目前都市圈理論研究和規劃實踐上存在的一些誤區,對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質、形成機理、地域結構與空間形態、類型與規模等進行了分析。[2]彭際作把大都市圈作為一個整體,以長三角大都市圈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人口空間格局和區域發展的關系,并對其空間結構的階段性表現進行了總結。[3]李瑞林等指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途徑應該以市場化為基礎,以降低交易成本為核心。[4]從歷屆舉辦過世博會的城市來看,世博會帶動了舉辦城市的經濟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博經濟圈”,如1970年日本世博會形成了著名的“關西經濟帶”、2000年德國世博會造就了漢諾威國際會展業的龍頭城市。

長三角是由滬、蘇、浙16個地級以上城市組成的復合型區域,世博會對長三角會展、旅游、環境、就業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方面將產生直接影響。

雖然區域經濟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績,但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仍面臨著諸多障礙。長三角這一復合型行政區域,經濟運行帶有明顯行政區域利益特征,區域合作與摩擦并存,生產要素缺乏完全自由流動,各城市間的規劃缺乏統籌銜接。[5]區域內各城市招商引資呈“傾斜式”競爭態勢,相繼以過度優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資。區域各城市間產業結構趨同現象突出,使得區域內整體聯動效應的發揮受到極大抑制。此外,長三角跨省市的重大基礎設施未能實現統籌規劃、有效銜接,造成許多基礎設施(主要為港口和機場)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嚴重。

區域經濟發展中盡管存在諸多障礙,然而區域經濟合作已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主流趨勢。目前,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初步建立。為推動和加強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1997年成立了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在2006年的長三角經濟協調會第七次會議上,16個成員城市以“研究區域發展規劃,提升長三角國際競爭力”為主題,研究區域合作大計。2007年的第八次會議上又提出“調動長三角各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將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與世博會緊密互動”的主題,從而推動了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區域經濟合作以從一般的產業項目協作向資本融合方向發展,從單一的生產合作向科研開發合作方向過渡,從工業領域為主向金融、房地產、旅游等全方位拓展。在提出長三角地區要在信息、規劃、科技、產權、旅游、協作等六個領域進行合作的基礎上,2007年又拓寬了區域經濟合作的空間,環保與世博會成為了合作的新項目。區域經濟合作重點也在不斷深化中。在世博會舉辦這段時期,區域合作重點轉到了城市交通、生態環境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上。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交通等現代服務業的服務對象已經擴展到整個長三角區域,區域內服務業合作的空間和領域在不斷擴展。

本文依據長三角經濟發展軌跡及該地區城市間合作現狀,以合作博弈的視角對2010上海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對策思路展開深入剖析。

二、上海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影響

雖然區域經濟合作仍面臨一定障礙,但合作已成為長三角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2010上海世博會將成為推動長三角區域競爭、合作的重要契機。

(一)世博會與城市群的相關性

從歷屆世博會的舉辦(見表1)中,我們看到舉辦城市往往是有一個經濟實力強大的腹地區域作支撐。這是因為:

一方面,世博會的舉辦需要耗費大量物力人力,這要求舉辦地有一定經濟實力以保證一屆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美國的紐約、芝加哥、費城,歐洲的巴黎、漢諾威、倫敦,日本的大阪,都有著很強的經濟實力,是本國乃至世界的經濟發源地和經濟中心,這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成功舉辦世博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世博會的成功舉辦將使得區域經濟串聯起來,通過一系列局部多贏合作,推動區域內部從淺度合作進入深度合作,從而促進城市群的發展壯大。

(二)上海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效應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將促使長三角地區形成一個全新的“世博經濟圈”,成為長三角經濟圈加速融合,最終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利契機。當前,區劃經濟成為長三角各地區間深化協作的重要障礙。而世博會的舉辦將利于長三角各地區打破區劃阻礙,加強協作實現共贏。世博會的溢出效應首先輻射到長三角都市圈各城市,進而在更高層次上發揮整體優勢。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將使長三角地區生產要素跨地區的流動性明顯增強。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地區經濟的封閉性逐漸減弱,有利于在更廣范圍和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促進生產要素與產品跨地區的自由流動與整合,促成以資源有效配置和整體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的區域專業化格局形成。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將推進長三角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改變當前的產業同構現象,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優勢,加快區域內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整合,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三、長三角區域經濟的合作博弈模型

(一)合作博弈與非合作博弈

根據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論可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兩者間的主要區別在于博弈方的行為相互作用時,雙方能否達成具有強制約束力的協議。合作博弈強調的是集體理性,是一種“雙贏”策略,它通常能獲得較高的效益,而非合作博弈強調個體理性,其結果往往是低效率甚至無效率。

合作博弈研究的兩個重點:一是聯盟是怎樣形成,二是聯盟中的成員如何分配他們可以得到的利益。

(二)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依據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現狀可建立合作博弈模型。根據長三角城市等級體系,可將長三角城市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上海,第二層次是南京和杭州,第三層次包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寧波、湖州、嘉興、紹興、舟山和臺州。

設每個城市所在的層次為一個代表性成員來參與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則該博弈可看作是由三個成員參加的博弈。其中每個成員作為一個局中人都需要考慮是單獨行動還是與其他局中人進行合作的問題。因此,對每個局中人來講,重要的不是他在策略集中選取一個什么樣的策略,而是與哪些局中人結成聯盟以實現協調行動。可建立如下模型:

G(N,v)=S1,S2,S3;b1,b2,b3;v1,v2,v3

其中,G(N,v)為有3個局中人參加的合作博弈;S1,S2,S3為各個局中人的策略空間;b1,b2,b3為聯盟所達成的協議;vi為第i個局中人的特征函數(即得益函數),v(S)可以解釋為聯盟中當成員合作時所能實現的最大利益。其征函數具有可超加性,對任意兩個獨立聯盟S與T(即S∩T=),有V(S∪T)v(S)+v(T)

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的分配可表示為:在合作博弈中對三個局中人而言,存在一個向量X=(x1,x2,x3),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xi=v(N)(1)

xiv(i),i=1,2,3(2)

其中,xi表示合作博弈中局中人從聯盟的收益中分得的利益分額,v(n)表示3個局中人的總和收益。v(i)表示單個局中人的收益。條件(1)說明各局中人分配的利益總和正好是所有局中人的最大總和收益。條件(2)說明從聯盟中各局中人分配到的收益不小于單個局中人所得到的收益。

由上可知,合作博弈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對聯盟來說,整體收益大于其單個局中人單獨博弈時的收益之和;二是對聯盟內部而言,應存在著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分配規則,即每加盟的局中人都能獲得比不加盟時更多的收益。也即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只有同時滿足集體理性條件和個體理性的條件時,才能使得區域內各個成員為了長遠利益而放棄眼前短期收益,實現區域內一體化合作發展。

我們可利用公式化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在博弈G(N,v)中,局中人i∈N的Shapely值的正式定義如下:

φi(N,v)=∑[v(S)-v(S/i)]

其中,|S|表示聯盟中所含局中人的個數。進一步可知,長三角區域對參與合作博弈的成員按其收益貢獻率來分配收益,這一合作博弈具有穩定性。

(三)合作博弈與世博會

我們還可通過納什均衡理論進一步分析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的影響,從中求出合作博弈的納什均衡解。

設甲、乙為參加長三角區域合作博弈的兩個局中人,他們都有兩種策略可以選擇:競爭和合作。如圖1、2雙向量矩陣所示:

其中,圖1表示未受世博會影響的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圖2表示世博會影響下的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設b>c,e>f,且a,b,c,e,f,g均>0。

圖1,如果甲選擇競爭,那么乙選擇競爭將得到0的預期收益,選擇合作將遭受a的預期損失。所以在甲選擇競爭策略時,乙的最優反應策略為競爭。依此類推,最終可得到(競爭,競爭)納什均衡解。這也是當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存在很多制約性因素的原因。

圖2,如果甲選擇競爭,那么乙選擇競爭將遭受e的預期損失,選擇合作將遭受f的預期損失。由于e>f,所以在甲選擇競爭策略時,乙的最優反應策略為合作。

依此類推,最終可得到(合作,合作)是納什均衡解。這一結論成為破解長三角地區城市間競爭有余、合作不足的對策思路。

四、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區域內各地政府層面的合作

為改變區域內各自為政的現象,長三角區域各地方政府應以世博會為契機,加強合作磋商,突破區域間的障礙。緊密結合世博會的籌辦展開溝通與合作,充分重視與世博會相關的協調機構的作用,并賦予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與世博會舉辦有關的跨行政區的各項工作,建立區域規劃指導和政策扶持,提供適宜的政策環境與管理服務,以現有的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為依托,共同推動世博經濟發展。同時還可考慮設立長三角區域共同發展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和社會服務設施建設。

此外,長三角區域還應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依靠各種經濟手段,優化區域利益協調機制,從而實現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6]

(二)發揮區域市場的主導作用

長三角各地區應以世博會為契機,放開企業在區域內不同地區的流動,組建跨地區的企業集團,充分發揮其在建立共同市場、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作用。[6]根據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經驗,區域經濟、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大都市圈的快速發展,大都市圈的整體協調發展需要經濟要素的自由、暢通流動,在城市互動、城鄉互動的過程中,打破地區分割、城鄉分割的現狀,積極實現人才、能源、資金等的順利流通。打破市場的地區分割,消除地方行政保護,讓產品、服務在各個市場上公平、平等競爭,真正實現消費者導向,而不是政府導向的市場需求,積極實現市場的一體化,為大都市圈的發展提供活力。[7]長三角各地區應突出市場的主導作用,打破城鄉分割、地區封鎖的格局,盡可能減少市場運作的障礙,進一步改善區域內商貿流通體系,從而促進長三角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完善。[8]同時可通過促進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和組合,加強區域內各城市之間相互融合,形成以資源優化配置和整體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的區域專業化分工格局。

(三)合理分工,優化區域產業結構,促進各層級城市功能轉型

長三角各地區不應把眼光注重在自己的“小地盤”上,應加強溝通、積極配合,以世博會為契機,積極培育整個區域的優勢產業,放眼全國乃至世界的特色產業。區域內應積極主動地分工,減少、避免產業的同質和同構。服務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服務業的發展形成的網絡效應使得市場的范圍大大擴張,服務業尤其以商業、交通、通訊為代表的網絡服務業的發展將會促進制造業產業的分工;另一方面服務業的發展能夠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分工。上海正在成為現代服務業的中心,長三角各地區應大力發展服務業,促進制造業的分工,在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前提下,將核心城市上海對外開放的核心轉移到通過開放吸引更多的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的服務理念和管理經驗上,在提升制造業技術檔次的同時,提升服務業的績效,促進上海進而帶動二級城市功能的轉型,最終促進整個經濟結構的優化與發展。

(四)發揮輻射作用,整合資源,形成錯位競爭格局

長三角作為全國發揮重要輻射作用的地區,區內各城市應融入地區整體發展大局中,依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方針,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產業結構定位。要突破行政分割對科技資源的隔閡,整合區內各大專院校、科研院所、企業研究機構、科技中介的科技資源,建立起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使電子信息、生物制藥和新興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成長為長三角的主導產業。推動科研機構研究成果的產業化、市場化,開發科研機構與企業聯系的信息網絡、交易和協作網絡。應加快區域信息網絡化體系建設,注重區域內部信息基礎設施的統一規劃,推動信息要素交流,在區域內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資源共享,全面提升本地區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以信息化促進地區整體效益的提高。

上海與二級城市形成錯位發展,合理配置有限的城市資源。實現水平分工的關鍵在于:二級城市的主導產業必須實現與首位城市的錯位發展。長三角各地區要憑借“錯位戰略”的創造性發展思路,根據各自現有經濟狀況、自然稟賦及產業發展的不同層次,在提升產業競爭力方面的努力重點和方向也應有所差別。各城市在建設各自主導產業聚集區中,應尋找“比較優勢”,重點打造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形成各具特色、錯位競爭的主導產業分工格局。

(五)上海應成為現代服務業的中心

在世博會舉辦期間,區域內各城市要加強合作,舉辦有區域特色的展覽會,與世博會產生協同效應,帶動區域現代服務業的整體發展。根據國際大都市圈發展經驗,各大都市圈都有一個地位相當重要的中心城市,這個城市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前提和先決條件。并且,中心城市為大都市圈的發展、演化提供了強大的支持,作用無可替代。在我國的大都市圈發展中,特別是長三角的發展中,也應參照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發展的經驗,各地在產業發展上應根據自己的優、劣勢,以世博會為契機,在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自覺選擇各自的特色產業,并形成中心城市服務業主導、周邊城市制造業主導的局面。上海應著力吸引高級產業,這樣才能在產業體系的各種資源中占據主導地位,從而成為新型產業的策源地。

二級城市與核心城市、其他二級城市之間要實施錯位發展戰略,避免走產業同構、惡性競爭的老路子。從今后發展看,區內二級城市應努力承擔承上啟下的重要節點功能,努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成為區域現代生產業和技術創新中心。二級城市發展現代服務業既是產業發展階段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增強第一、第二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其發展目標是:順應產業結構高度化演進方向,以服務本地化和特色化為導向,建立具有一定功能特色的現代服務體系、產業市場服務體系,增強城市對資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力,增強城市活力,以符合區內核心城市的服務業發展趨勢。[9]

世博會影響下長三角各城市間采取合作策略,對各地經濟發展是有利的。世博會將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最終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如何克服發展中的限制性因素,如過分強調行政區劃、惡性競爭、產業結構趨同、基礎設施重復建設,充分利用世博會舉辦所產生的同城效應,突出區域統籌協調發展,加強對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組織協調,從而推動長三角大都市圈的加速融合,成為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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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際作.大都市圈人口空間格局與區域經濟發展——以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為例[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5).

[4]李瑞林,駱華松.區域經濟一體化:內涵、效應與實現途徑[J].經濟問題探索,2007,(1).

[5]陳升.上海世博會: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引擎[J].中國審計,2004,(12).

[6]陳信康.上海世博經濟研究專論[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7]谷永芬,宋勝洲等.大都市圈生產業——以長三角為例[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

篇(6)

廣州市“十―五”社科規劃項目(08Q13)

作者簡介：

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政治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方向為區城經濟合作、區域經濟政策。

摘要：區域經濟合作進程自身的動態演化路徑是邏輯自洽的，當前泛珠三角地區存在的次區域跨邊界經濟合作現象。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和過渡戰略。在正視區域發展落差與借助比較優勢互補的基礎上，推動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動力是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在考察雙方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為雙方推進合作的重要考慮因素。

關鍵詞：區域經濟合作；泛珠三角；動態演化；治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6-0061-05　收稿日期：2009-02-03

伴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議應運而生。由此，國內市場統合勢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概念一經提出，各種論壇、構想和項目協議不斷展開或簽訂。根據不完全統計結果，從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經舉辦以泛珠為名的論壇共31種46次。泛珠三角區域總計簽署各類合作協議65個，其中官方協議43個，非官方協議22個。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屆泛珠洽談會結束，合作各方累計簽約項目1.4萬個。總金額超過1.6萬億元。

伴隨著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推進。泛珠三角地區學術界和政府，尤其是廣東、香港、廣西、云南等地的學術界和政府對于該項議題的研究方興未艾，其中尤以廣東省為重。例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就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并在《廣東社會科學》上開辟泛珠三角研究專欄，深入探討泛珠三角區域的整合問題，并已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則借助學校中國一歐盟歐洲研究中心項目的資助，成功地舉辦了“歐盟經濟運行機制及其對泛珠三角經濟發展戰略的啟示”的國際研討會。2004年以來，暨南大學就主辦過數次有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國內大型學術研討會，并將參會論文整理成《CEPA與泛珠三角發展戰略》一書正式出版(龔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學珠港澳研究中心則已經在建立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研究數據庫。政府層面，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員會專門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辦公室以協調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問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研究項目仍然是十一五時期廣州市和廣東省社會科學規劃招標的重要選題。

(一)學術研究的現實理性與技術缺陷　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倡導初期，多數學者則對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態度，短期內，學術成果迭出。但也有厲以寧等甚至一度質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與科學性；有的學者則認為泛珠整合與大小珠三角的發展實際上構成沖突，運作好后兩者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近期形勢發生變化，有關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驟然變冷，客觀、理性、冷靜且能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深度研究成果闕如。概括起來現有成果：一類是經濟學、管理學與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以實證性的定量研究為主，但數據權威性且科學性也有待商榷，個別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結論。而另一類是國際關系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穎邏輯嚴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為主.以描述性的經驗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質量的技術手段。從整體上觀之，由于學科壁壘的存在.將戰略研究和技術分析結合起來的高質量研究成果還是非常匱乏。

(二)區域合作的功利導向與戰略缺位　有的省區政府和學術界的公開研究成果顯示，他們對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建設實際上持觀望態度，立場含糊。對于自己在國內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定位不夠清晰理性.對于自己參與國際競爭的定位更為缺失。且研究者多從地區本位或行業本位出發來展開研究，具體表現就是不少省區盤算著如何從粵港澳地區承接產業、資金、技術轉移，通過比較優勢的探討來確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區域治理的利益博弈與機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內生性和外源性動力機制的研究是核心問題。當前各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都存在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的預期，在跨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上，對己有利的就積極參與，不利的就消極對待甚至阻撓拖延。(周黎安，2007)在對外開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區資源與跨國資本融合，這樣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績，雖然會因此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變弱。于是，在招商引資、主導產業選擇、對外貿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競爭與政績沖動(陸銘等，2006)。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區域所屬省區缺乏有效的治理機制，區域整合缺乏明確的利益指向和戰略導向，那么泛珠整合勢必難逃短期行為的發展終局。

一、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態演化

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的推進曾經如火如荼。在地區政府層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關泛珠三角區域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討也是方興未艾。但是，這種區域合作形勢的背后實際上自其一出現起就存在重重隱憂，畢竟區域經濟合作進程自身的運行規律是邏輯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當不存在發育良好的市場機制的時候，如果政府出面解決市場機制缺失或不完善問題，用政府職能發揮出類似市場機制的作用，填補因為市場機制不完備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會加速經濟發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過現代經濟發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強迫舊的社會經濟結構趨于解體，采取強制性的行動來完成制度變遷.并克服制度變遷中的搭便車問題。但是，政府層面的干預效應和影響多是雙重的，有時可能會產生諸多負面效應。尤其是中國政府管理體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績沖動與發展戰略調整往往會帶來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擾甚至中斷，進而導致上屆政府的決策給下屆政府留下很多發展隱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區已經具有相對比較成熟穩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積極發展涵蓋粵港澳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處理不好，三個“成長三角”之間必然互相影響，抓不住區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微觀激勵機制的改進，借助增量改革進而松動資源配置制度，通過雙軌制形式推動價格體系的改革，與此同時通過新增資源的配置實現結構調整的漸進過程。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變革引發市場逐步成為調節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區經濟利益主體地位不斷加強，區域利益格局隨之發生顯著變化。基于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的區域分工與產業布局分散化平行發展，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不均和產業偏好，拉大區域之間產業發展的差異性。區域之間的交流合作發展變快，區域沖突開始日益嚴重(張可云，2005)。各種層次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大量涌現，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就是協調區域經濟關系的重要嘗試。泛珠三角區域

整合戰略首倡以來，不可否認，由于國內權威主義導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國家或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中不可忽視的關鍵干預變量。

其實，政府與市場是區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動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顯然就不會有泛珠三角區域今天的快速發展形勢，背后越來越起支撐作用的變量還是市場機制與經濟利益。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自然有針對咄咄逼人的長三角等地區合作形勢的考慮，然而與長三角地區穩妥漸進的誘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區域經濟整合則帶有明顯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烙印(青木昌彥，2004)。從根本上說，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是我國市場經濟不完善的產物，在一個區域經濟體系中，發展的進程是趨向均衡還是極化取決于擴散效應占據優勢還是回流效應占據優勢(陳秀山等，2003)。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共同的利益訴求會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就是要為區域合作各方提供一個有效的利益交換和利益補償的平臺。哪個區域經濟合作體系對參與方更加有利與合適，他就會更愿意參與和推動該合作體系的建設進程.這實際上是一個合作契約的自由選擇過程。2009年1月8日國務院頒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其中將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納入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則時下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中面臨的尷尬問題與不確定因素勢必將會有所緩解。作為一種相對開放松散的區域合作組織體系，未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成員可能會有所變更，不能排斥會有成員的增減和進退。其實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市場統合不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層，也需要圈層。然而，只要核心緊密圈層成員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保持相對穩定.并通過擴散效應逐漸外延(克魯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圈層的次區域經濟合作能夠深化與推進，形成次區域的經濟增長極，這反而會推動未來泛珠三角區域更有力的經濟整合。國內的區域融合應該與市場統合協調并進(徐現祥等，2005)。所以，當前泛珠三角區域存在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現象不是國內的區域分割和制造區域大戰.而是在認同國內區域經濟發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區差距的基礎上，實現國內市場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和過渡戰略。

二、區域合作的治理機制

從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經驗來看.要確保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的順利進展，除了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來約束與引導區域經濟合作的良性發展。任何區域經濟關系的發展嬗變，首先是政府內部與相互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如果沒有政府間的協調，區域經濟的合作發展最終會導致無序發展和惡性競爭(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區域的建立和運作。需要考慮建立政府間的協調機制。這種協調可以體現在中央政府的區域戰略規劃和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方面.更體現在泛珠三角區域各地區中長期規劃的協調、大型基礎設施的協調、大型項目的協調、產業發展方面的協調、政府間產業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協調、建立有序的產業轉移協調機制等(梁慶寅等，2007)。關于區域內部治理問題，筆者已經另有專文闡述。因此，下文主要側重外源性動力機制問題的研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國內特定區域發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在區域分工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與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強度的正相關。基于此，筆者判斷，推動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動力就是及早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在正視區域發展落差和借助比較優勢互補基礎上.謀求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和地區制度安排來實現區域戰略利益。在國際和區際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國家和地方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必然在區域合作中謀求地區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中，中國與東盟在主導產業選擇和產業轉移、吸引外資和國際市場開拓等方面的競爭有增無減。加速地區經濟整合.不僅要靠中國與東盟之間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觀戰略利益捆綁，在區域合作的深化過程中，更加需要實實在在的區域性和次區域性合作的微觀經濟利益推動。合作與競爭是加快雙邊經濟一體化的兩個方面.關鍵在于秩序與利益、公平與效率的合理結合。

泛珠三角區域是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影響深遠的國內區域組織.從戰略和技術層面研究泛珠三角與東盟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無疑將為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提供實質支撐和必要合作平臺，更是加快泛珠三角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銜接進程的重要路徑選擇。而且客觀上來說，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有著相通之處，前者作為國內的區域經濟戰略，將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與東部開放結合起來，實現東中西互動，尋求國內區域經濟的均衡良性發展與經濟增長。伴隨國內區域經濟梯度的拉大，彌補地區差異，協調國內區域平衡發展就具有國家戰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沒有進入國家戰略的規劃層次，一方面說明中央政府的審慎態度，泛珠三角整合還存在諸多戰略和技術障礙，需要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不能變成政績項目和短期行為。另一方面意味著中央政府對于國內不同行政區域的自發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其中可能既有權力分配方面的考慮和對地區自治傾向方面的顧慮，涉及到一些體制改革中的敏感問題(布羅姆利，2006)。同時也是保持對地方自行發展的理性態度：鼓勵探索。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實際上是中國參與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嘗試，具有先行區的功能.帶有實驗性質，是我國從相對內生型的大國封閉模型逐漸向外向型的大國開放模型轉變。兩大戰略的核心目標都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中國自身的發展問題。且泛珠三角區域也有對外經濟戰略.但是對外開放優勢的重要影響因素是區域經濟優勢。所以從地緣經濟上來說，泛珠三角區域對外開放的主要戰略方向應該首推東盟。這樣就出現了泛珠三角區域與東盟的區域經濟合作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區域和東盟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來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將泛珠三角區域的地緣優勢和區位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這勢必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在戰略層面加強協調和規劃，謀求實現公共權力對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與調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慮華南和西南地區的發展時.要注意將其和中國與東盟間的整體戰略以及政策進行協調安排，而在考慮和實施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時.泛珠三角區域的市場統合、產業發展政策的制定則要注意放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進行籌劃和實施。泛珠三角區域在加強與東盟的區域合作時。則要注意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對接。

對于東盟國家而言，由于他們越來越將重點放在集體聯合自主的區域政策上，區域一體化不再將

國家經濟作為惟一的合作內容，東盟國家傾向于采取共同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來應對第三國或區域外集團，并希望協調立場與政策。爭取在更廣泛的包括貿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領域內重新定義區域合作的內容(Narine.shaun，2002)。與發達國家的區域一體化進程相比較而言.東盟國家與泛珠三角在區域經濟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當的戰略風險，原因在于：第一，本國或者地區的發展目標和戰略取向成為東盟和泛珠三角地區采取區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動機，只有與本國或地區發展戰略相符的區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現實意義；第二，東盟部分國家內部近年來陸續出現嚴重的政府治理危機，維護政府權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區域合作的影響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東盟之間區域經濟合作建設進程勢必受到干擾；第三，伴隨東南亞部分國家與區域外部的美國、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國的關系演變。東盟和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是逐漸趨向戰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雙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動力，因此，當內部約束條件和外部戰略形勢發生改變時.與泛珠三角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雖是東盟的其中一個重要選項，但可能不是最優選項。

三、余論

要確保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的順利進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來約束與引導區域經濟合作的良性發展.而推動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動力就是及早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從地緣經濟層面分析，泛珠三角區域對外開放的主要戰略方向應該首推東盟。在考察泛珠與東盟未來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為雙方繼續開展合作問題的關鍵。從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對比或力量格局來看，西歐國家在區域合作下的機會成本比較確定.而東盟國家與泛珠三角乃至中國的合作情況則比較微妙復雜，當相對獲益不利于東盟國家時。區域經濟合作可能會受到影響甚至停滯。因此，滿足東盟國家的發展目標需要，又能確實對泛珠三角區域各個省區的經濟發展具有相當程度的促進作用.既不會造成各自部分國家或地區在區域利益分配中的邊緣化，又能提高整個區域的整體利益和實力的區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員或地區的大力支持和熱情擁護。東盟國家和泛珠三角地區在區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間的關系上.省略)

注釋：

①數據來自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秘書處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工作簡報[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國內學術成果眾多，代表性研究參見趙偉、汪全.2005.產業轉移方式的動態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3)，程玉鴻，2005，長江珠三角經濟圈區域差異分析[J]，學術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獻如朱羿錕、馬慧凌2005.泛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法律保障[J].財貿研究(1).王麗.2006.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的利益沖突與政府協調[J].特區經濟(7).韋以明、周毅.2006.區域合作經濟的國家立法回應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為主例[J].學術論壇(10)等。陳瑞蓮、劉亞平.2007.泛珠三角區域政府的合作與創新[J].學術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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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論文摘要]東亞區域經濟體貨幣合作的推進形式是一個典型的循序漸進、多軌并進和形式多樣化的過程。本文主要探討東亞區域貨幣合作問題過程中的有效的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機制。

一、對東亞區域經濟體貨幣合作的認識

國際開放宏觀經濟金融運行環境中,一個經濟體(或經濟聯合體)的貨幣匯率制度總是面臨著在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金融市場開放)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三者之間選擇的"金融三元沖突"。東亞地區追求貨幣匯率制度"金融三全其美"的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地經歷過1997年7月1日后的亞洲貨幣金融危機。理論與實踐表明,一個經濟的匯率制度選擇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是放棄獨立貨幣政策的自由,極端的情形是放棄本幣,加入貨幣聯盟。中國香港盯住美元的貨幣局制接近于這種情況。第二種是實施資本控制,放棄資本自由流動,如中國及1998年9月以后的馬來西亞。第三種是選擇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允許匯率浮動,如日本。這是三種極端的選擇,其實,每個亞洲經濟體還存在很多其他的選擇,因為無論是固定匯率、資本流動還是需求獨立貨幣政策的自由都存在一系列從零到百分之一百的不同狀態。不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歐元的成功啟動和東亞地區經濟的垂直專業化的國際分工等極大地推動了東亞地區建立更加緊密的、貿易和貨幣合作等區域經濟合作的構想和步伐。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的構想涵蓋諸多方面。一是,在匯率方面,通過采取統一的、盯住一個共同籃子的貨幣體系穩定亞洲內部成員國貨幣之間雙邊匯率的水平。二是,在合作方面,為補充imf機制下現行金融便利的可得性的需要,東亞區域成員國中央銀行之間建立了一套機制化的雙邊貨幣互換安排。三是,區域貨幣合作方面,加強經濟和金融監督和信息交換。可以說,東亞區域的雙邊貨幣互換安排機制、金融監督機制和信息互換機制就是亞洲貨幣基金(amf)形成的坯胎,也是東亞區域預防、克服成員國危機的、是imf國際金融便利的可得性的有力補充。四是,東亞貨幣合作旨在建立統一的區域債券市場以便利區域成員國家(經濟體)通過在區域性的債券市場發行(以美元標值或以其國內貨幣表值的)浮動債券來充分利用區域經濟體的巨額儲蓄資源。國內貨幣標值發行的亞洲債券能夠降低外匯交易風險。從當前東亞區域關于亞洲貨幣基金(amf)、亞洲發展基金(adf)、亞洲貨幣單位(amu)、亞洲債券市場(abf)等的設計、構架及推動過程來看,未來東亞區域的貨幣合作將提升到一個很高的程度。

二、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的推進形式

有效的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機制包括匯率協調合作機制、共同監督機制、短期融資便利機制和危機的預防和拯救機制。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的推進是一個典型地具有循序漸進、多軌并進和形式多樣化的過程。

區域貿易和投資一體化的推動作用東亞出口導向型的產業化政策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因此,貨幣間匯率較少波動及穩定性至關重要。穩定的匯率一方面既能夠避免浮動匯率機制下的貨幣競爭性貶值,同時通過推動區域投資和貿易深化區域性的垂直特點的專業化分工。目前,東亞區域內部"雁式"經濟發展模型從初期的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和資源型的產業正轉向資本和技術型的產業。為了推動東亞區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貿易和投資的更密切聯系,1967年太平洋經濟理事會成立(pbec)、1968年太平洋貿易與發展會議(paftad)召開、1980年在堪培拉啟動了一個非政府組織----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旨在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更為重要的是,1989年11月在堪培拉啟動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由初始的12個國家的貿易和外交部長參加的會議,已經很快擴展到太平洋盆地的21個成員經濟體,apec討論和關注亞太區域的經濟一體化,豐富了國際經濟關系的規則、國際標準的協調及其投資、消費者保護與知識產權的規則。從1993年起的一年一度的apec成員國政府首腦參加會議。apec的最初中心議題專注于亞太地區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便利以及提升經濟關系。

1995年,apec財政部長第一次與會。目前,apec議題涵蓋的領域已擴展到包括教育、政治和安全等問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因為區域內經濟體推行放松管制的政策,如取消非關稅壁壘、降低關稅、自由化服務業部門和接受fdi的國民待遇的觀念等而進一步深化。區域內成員經濟體市場化的經濟體系的轉變降低了進入區域的貿易和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值得指出的是,東亞區域成員經濟體因為人均國民收入和消費者購買力的上升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其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

大市場要求大的經濟規模,大的經濟規模推動大市場的發展,并引致進一步的經濟和市場結構性的變化。生產設施的重新定位推動了區域間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和技術型的人力資本的流動。由于區域內廠商間和產業間中間投入品、配件、半成品和服務業等構成的標準化引起的生產過程細分,因此引致的廠商間和產業間貿易增加導致區域內貿易進一步上升。私人部門的投資和貿易聯系已經成為東南亞、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asean內部的自由貿易安排(afta),asean與中國、日本、韓國等的asean+3的安排、及中國加入wto等都在進一步通過強化私人投資和貿易聯系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東亞區域經濟體通過貨幣合作、穩定匯率能夠降低國際收支帳戶中的經常性項目和金融資本項目的匯率風險。

亞洲貨幣基金亞洲貨幣基金(amf)最初的設想是:關于區域成員國共同利益、監測和監督的政策對話和討論;向成員經濟體提供流動性支持和成員國間匯率政策的協調。猶如imf、bis和世界銀行(wb),作為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ifi)。amf關注成員經濟體的共同利益。一是,確保成員國在全球性金融機構的決策過程中的參與和方向性。imf份額制投票權和執行理事會章程總是偏向美國和歐洲,不利于東亞國家。東亞作為一個整體,占世界gdp的五分之一,世界貿易的四分之一和世界外匯儲備的近一半。因此,東亞成員國可以通過amf團結在一起,對遲緩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施加影響。二是amf在制定國際游戲規則方面的作用。亞太地區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使許多國家的對外貿易(出口加進口)超過其gdp,amf作為一個整體應該給予更多的投入,突出亞洲的特點和價值觀對全球性的關系提出和制訂統一的規則與對所有國家適用的規制,影響世界性的貨幣金融決策機構,如bis謹慎性的規則和規制的制訂。第三,amf應該為成員經濟體之間預測未來危機的一個監督機制提供政策和協調的場所。imf在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以一概全"采取短期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結構性調整的拯救措施不利于恢復市場信心,imf反對資本管制作為政策工具及關于套利基金的不穩定性作用的看法也不適用于亞洲金融危機的解決。第四,amf集聚成員經濟體的外部儲備作為imf現行融資便利的補充的一個集體行動組織應滿足成員國流動性需求。為實現這一目的,amf采取三種機制:一是建立類似imf的借款總安排(gab),從成員經濟體借款,通過成員國在amf的部分儲備存款要求創造這種融資便利;二是協助amf成員經濟體從資本市場獲取流動性便利,amf可以通過從富裕的成員國獲取信貸增強資金向資金要求的成員國提供流動便利性;三是amf通過擔保借款直接從國際金融市場借款,向成員國提供緊急的金融支持。amf可以在東亞地區、東南亞國家聯盟和環太平洋國家之間通過發展貨幣市場向所有的成員國開放:中國、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asean成員經濟體地區。亞洲貨幣合作可以利用成員經濟體各自優勢,把"亞洲路徑"融入于全球化過程中并在全球"游戲規則"中積極發揮有利于東亞經濟體在國際經濟中的作用。

目前,東亞正積極建立區域性應對可能面臨的共同利益和經濟挑戰的關于政策制定的信息交換與政策對話機制,其主旨在于向區域成員經濟體發出經濟金融脆弱性和危機的發出預測與預防信號。在東亞匯率和貨幣政策合作過程中,對區域性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的道德風險進行監控和監督是區域貨幣安全機制的要求。1997年11月建立的馬尼拉框架組織(mfg)就是區域性的監督、經濟和技術的合作的一種形式,也是強化imf應對東亞區域金融危機能力的補充,同時發展了對imf資源補充的區域性合作金融的安排。1999

年,asean+3(中國、日本和韓國)區域性的監督機制擴展至經濟評價和政策對話,同時通過亞洲開發銀行(adb)的區域經濟監控單位(remu)提供監督報告。但亞洲區域監督機制的有效性取決于幾個因素:一是區域成員經濟體信息共享的意愿性傾向。信息共享的充分性與有限性將直接影響到監督機制的質量;二是監測能力的強化是東亞區域性監督機制提升的關鍵。經濟監督機制包括對成員經濟體宏觀經濟狀況、金融和結構性政策的監測,結構性問題、法律和會計體系方面的缺陷等信息對于增強區域性的監控能力特別重要。區域成員國的外部監督有效性賴于對成員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力。因此,在東亞地區形成超國家的相互監督發揮效力的明晰的程序和統一的規則使形式多樣性的"亞洲價值觀"在區域性的監督機制協調一致對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尤為關鍵。2005年5月,asean+3(中日韓)伊斯坦布爾財長會議關于共同監督機制納入cmi框架下以形成一個區域性的多邊化、統一協調的機構,cmi需進一步建立制度化的集體決策機制,制定統一的規則與清晰的程序,克服區域經濟體決策的分散性,提高cmi的及時性、靈活性,通過集中運用區域金融資源擴大融資規模,提高融資效率,有助于防范、化解區域內金融危機及傳染,為其他合作創造條件。

因此,東亞區域宏觀經濟協調首要是貨幣匯率的協調。方案有二:第一種方案提出在東亞地區采取有美元、日元、歐元以及成員國貨幣為基礎構成的共同貨幣籃子體系作為駐錨貨幣。東亞區域成員國可以選擇共同籃子盯住,或者盯住統一籃子貨幣并圍繞共同貨幣籃子進行不同幅度的貨幣匯率調整,實現成員之間貨幣匯率的穩定和維持與區域外主要貿易伙伴國貨幣的匯率相對穩定。第二種方案是在東亞地區采取共同貨幣籃子的兩階段聯系方式改進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第一步,在亞洲貨幣匯率體系內創造由成員國貨幣構成的"亞洲貨幣單位(acu)";

第二步,將共同貨幣單位與區域成員國主要貿易伙伴國貨幣構成的貨幣籃子聯系起來,穩定東亞區域成員國貨幣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之間的匯率。這樣,區域成員國既能實現其貨幣匯率的一致對外穩定,也不需要讓渡貨幣主權給一個超國家的國際貨幣金融組織。從長期來看,東亞區域為實現消除區域內部成員國貨幣的名義和實際匯率的多變性的長期目標要求建立單一的區域性貨幣。貨幣聯盟要求超國家的權力并體現參與貨幣聯盟的集體利益和經濟得益。但是,區域成員國向區域性金融機構轉讓其相應的貨幣金融主權要求區域成員國在政治決策、貨幣金融合作性安排和政治上的一致性,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但是,在東亞區域目前還缺乏這種基礎。

三、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未來之路的思考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增強了東亞地區成員國出于自身利益建立更緊密的區域性貨幣合作的認識和需要。清邁倡議框架(cmi)關于雙邊貨幣互換安排的機制和亞洲債券基金(abf)目前成為東亞地區額外流動性提供的兩個主要渠道。東亞地區已經建立起若干區域性的旨在促進區域宏觀經濟監督與監測的論壇,如apec的馬尼拉框架組織、asean和asean+3機制等,特別是東亞地區的fta機制的安排,要求本地區成員國之間消除貿易談判過程中及履行fta安排過程中可能的瓶頸,提升了東亞區域貨幣合作與貨幣一體化的要求。某種程度上說,東亞的貨幣合作因此具有自我確認的過程。由于東亞區域成員經濟體的貨幣金融合作是在無任何匯率安排承諾的前提下進行的,一個精心設計的貨幣金融合作的相互監控和政策協調機制安排在東亞區域不會在近期出現,未來之路還在于區域成員國之間對東亞地區貨幣合作目標及其進程的理解與認同,并具體到實際的行動方案推進過程中去。2005年5月,asean+3(中日韓)伊斯坦布爾財長會議關于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在貨幣互換安排、共同監督機制、債券資本市場的發展、集體決策機制等方面的共識知識為東亞乃至亞洲貨幣金融一體化指明了路途方向,至于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前景,相信歐元區發展的經驗和教訓能給東亞地區成員經濟體聰明勤勞的人們和決策者們遠見智慧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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