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化哲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教學內容突出價值導向性長期以來，高校傳統文化教學以應試教育為導向，偏重對大學生進行知識型灌輸教育，這與傳統文化課程的教育目標并不相適應。因此，明確教學目標、設計精到的課堂教學內容至關重要，是當前高校傳統文化課程建設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也是決定課程成敗之關鍵。就課程目標而言，中國傳統文化課程重在喚醒和引導學生身上的“人文需求”，開發其內在本具的善性、德性與智性，培養綜合人文素質，使其成長為一個大寫的、真正意義上的“人”。因此，遵循“人格養成，道德提升”的教學目標和原則，針對當代大學生的思想和心理現狀，我們在《中國哲學史講座》、《中國佛教文化》、《大學生生命教育》、《社會實踐》等多門課程中，皆以專題形式對傳統文化蘊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養進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宣講，客觀詮釋和彰顯儒、釋、道思想中厚重深沉的文化內涵，充分體現傳統文化教學的價值引領性。例如，在《中國哲學史講座》課程中，對儒、釋、道三大專題的講解，皆落腳于結合當代社會、日常生活凸顯三家思想的當代價值。儒、釋、道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三大思想支柱，在古代有“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之文化定位。而在信仰缺失、道德失衡、行為失范、價值觀失落的今天，三家共通的深厚的心靈之學不啻為救治迷茫、困惑中的當代人的精神良藥。在厚重的歷史文化沉淀中，師生一起追尋哲人智慧的思想足跡，領略天地萬物運行之道、人生之理，追問“我”之存在。通過哲學的反思，以“萬物一體”的宇宙觀重新審視這個世界，客觀理性地定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同時，反觀內在生命，思維個體“安身立命”之處，從而建立健康而通達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并將傳統倫理、道德的精神漸漸落實到當下的生活中來，達到和睦家庭、和諧人際關系，及變化氣質、提高修養的目標。可以說，大學生如能在生活中依自然之道，行“孝悌”、“仁愛”為人之本，便是尋得人生的密碼，開啟真正的幸福之門。在傳統文化系列課程中，《中國佛教文化》引人注目且不同尋常。長期以來，很多人包括有些大學生在內將宗教等同于迷信，或簡單地以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或視宗教與科學水火不相融。這種對宗教不正確的定位和認識上的偏頗，既使人們喪失了正確評判文化現象的是非標準，也錯失了弘傳優秀傳統文化的良機。宗教同哲學一樣，是文化形式中非常特殊的部分，它為人類提供終極關懷和精神皈依之處，也是人類為自身創立的撫慰心靈、尋找精神家園和自我解脫的獨特方式。因此，關注精神與靈性的宗教與注重物質現象研究的科學，不但不互相沖突對立，反可互相補益，共助共創人類幸福生活。佛教雖為外來宗教，但在兩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已與本土文化水融，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處世原則等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可以說，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國哲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就不了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所以，專題內容首先設置導論，主題為重新認識宗教，了解宗教的產生及其功能，區分宗教與迷信、，梳理宗教與哲學、科學之關系。事實上，只有去除內心深處科學本位的傲慢與偏見，客觀理性地定位宗教，并對其持有同情之理解，才能還原并走進中華文化，開始佛教文化的學習。現代人包括大學生在內，精神上最大的迷茫和痛苦莫過于“自我”的迷失，而這種迷失正是由于越來越被自己所創造的科技環境所支配。當人的生活越來越多的物質化，當人淪為物欲之奴隸而不自覺時，即會越來越喪失個體自我本有的自由，越來越找不到人生真實價值之所在，這就是馬克思所說“人的異化”。而佛學對宇宙人生、人類生存狀態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有著極其深刻而獨到的見解，能夠給予人們精神生活極具震撼力的新啟發。在人生觀上，佛教更強調主體自覺，崇尚變革生命，尋求生命實相，更把一己之覺悟和解脫與他人乃至一切有情生命之覺悟和解脫緊密相聯，所謂自度度人、自覺覺他。在專題講授中，我們充分發揮多媒體教學的優勢，適當借助優秀的佛教紀錄片、影視作品，展示出佛教開闊宏大的宇宙觀、生命觀、道德倫理觀、修行實踐觀。而在講述佛教歷史、哲學、文化時，其落腳點依然在結合時代熱點問題、現實生活，通過課堂及課外討論，凸顯佛教在凈化身心、道德重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的當代價值和現實意義。讓佛教回歸現實、回歸生活，不僅激起了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內在學習興趣，變被動的灌輸式教學為自覺式主動研習；更使他們直觀地感受到佛教文化的無窮魅力和高度實踐性特征，自覺地反觀內在生命，確立止惡行善的行為原則。同時，端正價值取向，從生命深處自覺生起慈悲仁愛的力量，以自利利他的精神接人待物，促進道德的提升乃至開拓更深層次的生命境界。

2.教學方法創新之實效性實現傳統文化價值導向的教育目標，除需精要的內容安排，亦需生動、活潑的授課形式和教學方法為助，最忌“灌輸”和“絕對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可以活躍課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動學生對傳統文化特質與精神的領會，當下啟發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國哲學史講座》、《中國佛教文化》課堂教學中，梵樂靜心、經典誦讀、內觀靜修幾大亮點設計使課堂教學大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樂或佛教梵樂靜心、凈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過程中，音樂之教化作用非同尋常。昔日孔子在齊國聽“盡美也，又盡善也”之韶樂，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嘆音樂之美竟達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極之音樂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統一，給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靈魂的凈化，故儒釋道三家皆以音樂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來說，八萬四千法門皆為凈心之法，其中梵樂更是極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導和啟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嚴經》中說：“此方真教體，清凈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屬耳根最利，最為靈敏。因此，音聲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產生教育效果。傳統文化課堂當然也離不開音樂化人之絕佳手段，創設優美、寧靜、高雅的課堂音樂情境是非常獨到的教育手段。在課前二三十分鐘，我們選擇與本次課程內容相關的儒道音樂或佛教梵樂進行播放，或課中讀誦、講解儒釋道經文時配以背景音樂。儒道音樂清雅、寧靜、中和，佛教梵樂則具虛、遠、淡、靜、莊嚴肅穆之內涵，可謂雅而不俗、覺而不迷。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樂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帶給青年學子的心靈震撼是無與倫比的。大多數學生會主動提前到教室，靜靜地聆聽梵樂，感受音樂帶給他們的全新心靈體驗，雖未上課卻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狀態之中了。課前和課中的音樂不僅達到靜心、凈心的效果，更創設了寧靜、愉悅、平等、高效的課堂氛圍。尤為難得的是，師生在共享美樂的同時得到了身心的凈化，不自覺敞開各自的心靈，無形中消除了彼此間的心靈隔膜，加強了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進一步激發了教師內心對學生的愛與期待，亦大大增強了學生對教師的認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親其師，信其道。”學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納教師，在人格上尊重教師，才能聽從師之教誨。從教育心理學角度來說，師生之間建立的“愛”與“尊”的情感認同，是實現教學目標的重要前提，因為從本質上說教學過程就是建立起教師和學生之間一種“坦誠、平等和接納”的人際關系的過程。所以，一切課堂之成敗關鍵在于“師”與“生”、“教”與“學”這些關系通道是否通暢，而傳統文化的課堂因更多人文關懷、終極關懷，更具打通這些關系通道之優勢。觸動靈魂深處的儒道音樂和梵樂教學法，便是打通關系通道的極佳手段，成為傳統文化課堂不可替代的教學方法。其二，課堂內外開展經典和美文誦讀。儒釋道經典是經過歷史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的、具原創性、奠基性的書籍或文章，蘊含無量智慧精華。經典誦讀是傳承中華文化的鑰匙，也是中國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啟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著深刻的科學內涵。孔子曰：“誦書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書，與古人謀。”專心誦讀不僅可達到攝心、靜心、提高專注力、記憶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復誦讀、吟詠、熏修就是與古圣先賢進行精神對話，必能促使人見賢思齊、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說，如能長期凈心誦讀漸次達到“隨文入貫”，將智慧經文一一消歸自性，便能直契經典深義，這就是經典內化、智慧開啟的過程。當經典已然化為生命中的一個部分，必將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導作用，完成倫理道德的養成及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的構建。此為從誦讀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過程。因此，從教育角度看，經典誦讀是達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簡單、高效、科學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來對傳統文化的極端否定使經典教育法被長期摒棄遺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損失。而在今天的傳統文化課堂上，經典誦讀法無疑是還原傳統文化、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學生每日晨讀、午讀或晚讀經典，為了創造高效課堂氣氛，我們還在上課之始，讓幾十名甚或近300名學生齊誦儒學經典《大學》、《中庸》，道家經典《道德經》，或佛學核心經典《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金剛經》等。從教學反饋來看，學生非常肯定和喜愛讀經尤其是莊嚴肅穆的集體誦讀環節。當經典在他們的生命中產生作用，內在的純真、良善、光明被激發出來時，他們的文字感受讀來也是令人感動，甚至唏噓不已的：“每次背誦心經，都有種清涼的感覺，如夏日一陣涼風襲過……。又好似與心靈進行了深層次的對話，對周圍萬物都有了一種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觸與交流，真想熱情地擁抱自然，給與他人和社會最清新恬美的奉獻。這讓我感覺到了久違的輕松和自在，這是一個自我放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徑。還有一種有與無之間的奇特感悟，一種大到沒有邊際又明凈勝過月光的空間感，妙哉妙哉！”下課前，再讓學生齊誦短文《能量朗讀》。此文彰顯中華文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特質與精神，多次誦讀強化，不僅能激揚志氣，幫助學生重獲人生之希望、重尋人生之夢想，亦能促進學生樹立感恩、包容、尊重、精進的人生態度和原則。“《能量朗讀》很勵志，激發人心中的希望。‘愛’不是口頭上的，愛就在身邊，原來生活如此美好。在誦讀后，常常會釋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壓力，能心平氣和地處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確了應該心中有大愛，要放開心靈的境界，容納整個世界。”其三，課堂內觀靜修體驗。中國哲學是高度實踐性的心靈學問，教理教義的理論探究并非談玄說妙，而是用來指導身心變革之實踐。儒釋道三家皆有內觀靜修之法，其不僅可以修身養性，更是求學問道之入門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導其學生：“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3.而在佛學中，禪即為靜慮，亦指“心一境性”。禪的智慧不僅可以促進對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幫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園，理性對待塵世的喧囂和功利，還可以開發自性潛能，創造安樂祥和、灑脫自在、富有價值的人生。更為現實的是，禪的具體修習為現代人提供了一種消除熱惱、平復情緒、撫慰心靈的方法和途徑。在西方國家，一些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就很樂于用禪來引導人們順歸人性和自然，還有一些心理學家和精神病理學家，更把禪與西方心理治療方法結合起來，將其作為調節心理和治療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學生也是社會中人，面臨著來自學習、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壓力，內心有著諸多的焦慮、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內觀靜修開啟的智慧之引導，在實際生活中學會疏導情緒、掌握認識自心、調控自心、凈化自心的方法與技巧，以擺脫痛苦、憤怒、沮喪、忌妒等負面情緒，改變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個良好積極的心態面對生活。課堂內觀靜修雖然條件有限，沒有專用的靜修室和坐墊，時間也很短暫，但是同學們頗感新奇，整個過程都能主動、積極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極其明顯的。在靜定內觀的體驗與學習中，同學們初次品味了禪的清涼甘露，驚異、震撼地體會和享受到內心深處久違的寧靜、安詳與博大。“課堂體驗內觀靜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覺得內心非常安寧，更加遠離物質社會的喧囂與煩躁，讓人通達，讓人更加冷靜地去應對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禪修啟發人思考人生的意義是什么，它不是無盡的物質財富，而是無窮的、廣袤的心靈世界……”而這種來自心靈深處的美妙感受，又會進一步促使學生以全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看待世界、社會和周圍的人，體悟“萬物一體”之真實內涵：“課堂音樂禪修時，覺得身心正漸漸趨于平靜與淡泊，此時周圍的一切都已無法干擾我。而我，正全身心地與宇宙融會貫通，每一個細胞都是打開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斷傳輸，輸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環著。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響著整個宇宙萬事萬物的我，我的情緒、心境、思想正時刻傳向宇宙萬物，影響著整個世界。”可以說，雖然課堂的內觀靜修因時間、地點等限制，不能深入內觀修習，但正如運動可以促進身體健康，幾次這樣的課堂精神訓練不僅已起到了培養心的專注力、控制力，激發學生自覺調控內心的目的，還讓學生直觀內在地體驗到個體與他人、社會、宇宙的和諧一體，從而在內心中生發起平等、感恩、愛與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內觀靜修還初步培養了一定的覺知力，這種覺知力會隨著日常練習的增加不斷增強。而這份覺知在平日生活中極其有用，它能讓人洞察問題的實質，不會被錯覺、假象所蒙蔽，不會盲目地跟隨舊有的習氣產生恐懼、焦慮、嫉妒和憎恨等等，進而以真實、自由、有創意的行動來幫助他人。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獨立人格的建立。顯然，內觀靜修的作用，是言語說教所根本無法企及，也無法代替的。課堂內觀靜修體驗，將成為傳統文化課堂教學中必不可少、頗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國傳統文化課外實踐模式體驗式情景式拓展

鑒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高度實踐性之特質，必須積極探索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多元化教學模式，注重學與思結合、思與行結合，大力提升課程的教學實效性。長期以來，不少課程的課外實踐僅僅停留在參觀游覽的層面，難以取得良好的實際效果。中國傳統文化課外實踐是輔助課堂教學的重要部分，應引入現代教學理念的開放性、情景性、體驗式教學理念，達到全面提升教學效果的目標。事實證明，實地參訪的體驗式新教學模式在開拓學生文化視野、激發學習興趣、開發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實非課堂教學所能比擬。幾年來，《中國哲學史講座》、《中國佛教文化》課外實踐以帶領學生多地游學、拓展體驗的多內容、多形式展開。儒家文化課外實踐以合肥國楨書院為本校實踐基地，學生在基地先后開展為期一周的活動。活動以儒學文化為背景，結合現代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時代性，實為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有益嘗試。如，家庭禮儀實踐以“孝”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感恩知恩”、“反哺圖報”的家庭禮儀意識，并學習家庭禮儀知識，開展家庭禮儀訓練；職業禮儀實踐以“敬”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處事敬”、“與人忠”的職業禮儀意識，并學習職業禮儀知識，開展職業禮儀訓練；生活禮儀實踐以“謹”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居處恭”、“言行謹”的生活禮儀意識，并學習生活禮儀知識，開展生活禮儀訓練；社交禮儀實踐以“信”為核心，幫助學生樹立“誠則明”、“信則任”的社交禮儀意識，并學習社交禮儀知識，開展社交禮儀訓練。同時，還指導學生面向社會公眾開展了文明禮儀現狀調查和文明禮儀宣傳，具體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誠實守信、愛崗敬業等四個主題內容。整個活動過程由國楨書院老師全程帶領，以講座、觀看影片、小組體驗、討論、分享等形式展開，實現了“探索中認知”、“體驗中學習”、“行動中教育”的教學目標，在大學生中引起很大反響，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學效果。佛教文化課外實踐更是依托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場所，開展情景式、體驗式學習，形成了一個新型立體、系統有序、頗具震撼力的參學模式。為開拓學生文化視野，盡可能實現多地參訪，。寺院實地參訪由法師全程帶領，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參觀以上四大寺院及東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聽儒學講座，了解儒家文化實質，把握孝道、人倫精神；聆聽佛學講座，把握佛學文化特質，了知佛學精神對凈化心靈、和諧身心、促進向上人生的積極作用；體驗晨鐘暮鼓的叢林生活和禪修實踐，掌握心理調控的方法、感受心靈的震撼及來自生命深處的寧靜感、愉悅感、尊嚴感和崇高感；舉行傳燈活動，體驗合作、奉獻、愛和感恩的真義；品味素齋，思惟五觀堂“五觀”之義，體會儉以養德、節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報恩、敬畏生命之心。從活動現場及學生的反饋信息來看，已采取的參觀、聽講座、傳燈、叢林生活體驗等活動方式，文化內涵深厚、新奇多樣，且緊緊貼近現代生活和大學生思想狀況，學生們頗感歡喜，也收獲良多，耳濡目染中不僅對儒釋文化有了較為準確的理性認知、啟迪關于生命、道德等問題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內省、確立止惡行善的人生原則。幾天的體驗式生活雖然短暫，卻得以零距離的感受佛教文化，成為大學生活中難以忘懷的記憶，其影響是長久而深遠的。從這幾年的教學過程來看，課外實踐起著全面提升教學效果的關鍵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學環節。當然，還可以就實踐地點、活動內容及形式等多個方面進一步調整完善，形成更為成熟、高效的參學模式。比如，在實踐地點方面，為解決因經費缺乏導致的課外實踐難以可持續的困境，計劃通過多方溝通、協調，以合肥開福寺為大學生傳統文化實習基地，長期合作開展活動；在有經費來源的情況下，則應盡可能拓展外出實踐地點，如可就近參學古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廬山白鹿洞書院，了解古代書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學精華。而就活動內容方面來說，可安排更豐富多元的課程內容，如可在參觀、聽講座、禪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腳的活潑內容。在叢林山水間一路行腳、聽法，參與討論與分享，帶給大家的感受應該是長時難忘的。既可沿途游訪多個人文景觀，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讓學生舒展身體、放飛心靈，培養堅強的意志品質。更重要的是，在親近自然的行腳活動中，極易打開塵封已久的心靈，不管是老師與學生之間，還是學生與學生之間，都會顯現出率真自然的一面，營造出一種自由輕松的學習與交流氛圍。在融于自然、回歸本真的狀態中，享受聽聞真理帶來的內心的深度喜悅，感受生命的律動，啟發內在的精神資糧，從而達到開拓生命深度與寬度的目標。而這些，其實就是大學素質教育的根本實現，僅憑課堂教學是無法達到這種效果的。

三、后課程建設新型模式探索

篇(2)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使得社會對大學英語人才的需求量逐步增加，于是大學英語課程不得不進行全面改革升級。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教師應該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和知識實踐的能力，使學生能夠適應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因此，探索一條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新道路成為了高校迫在眉睫的任務，大學英語改革中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提高學生的綜合文化素質，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這些方面成為了英語教學改革的內在動力[3]。

2大學英語文化哲學中滲入傳統文化元素

隨著全球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先進科學技術的高度應用，國家之間形成了文化傳播以及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全球化一體化的發展要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間更進一步的相互學習交流和借鑒優秀的文化元素，然而在這過程中也帶來了一定的矛盾和沖突。針對不同文化間的矛盾沖突問題，許多學派進行了討論并提出了觀點，從總體來看，大部分研究者都把問題的焦點放在了外語教育的目標文化語上。在大學外語教學的過程中，通常強調的是對英美文化的學習，主要培養學生使用英語時的交際能力以及英美文化敏感度，很少在外語學習中加入本民族語言的文化學習。在跨文化交際方面，主要培養學生分析西方文化在行為規則、價值取向、思維模式等方面的能力，在西方文化模式的認同、適應方面得到了過分的強調。這樣，使得具有深遠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傳承受到了威脅和挑戰。目前，大多數高校開設的課程中，僅有大學語文等少部分學科與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相關，而且都基本上被設置成了輔修的課程，較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4]。在大學英語教學中，不僅應該把其中的英語綜合能力以及英語跨文化交流作為主要的學習內容，而且還應該注重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中國文化進行傳承和傳播，從而增加我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3增強學生自主學學英語文化哲學的能力

大學英語在高校課程設置中屬于一門知識面廣、學習量大的基礎公共課。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存在師資力量嚴重缺乏以及學生英語水平高低不一等問題，導致教師注重集體同步走的效果。教師忽略了英語優秀學生不能深層次的學習英語知識，而英語基礎知識薄弱的學生則跟不上教學的步伐，從而不能很好的達到教學效果[5]。在多元化的教育模式推動下，大學英語課程相應的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的人文關懷理念逐步發生了轉變。大學教師在英語教學中逐步轉變了傳統的以教學為主、學生被動聽課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科學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教材，并合理選擇學習的方式方法，使學生學會獨立思考學習。同時，當學生在自主學習英語的過程中遇到難題和疑問，教師可以及時給予指導和幫助，從而有效提高學生的英語學習水平。

4大學英語教學中創設外國文化學習氛圍

在開展大學英語教學工作時，教師適當創設外國文化學習的氛圍，讓學生更進一步的了解外國文化，有助于學生文化素養的提高。教師在課堂上除了傳授書本上的知識外，還應該結合課本知識收集一些有關的實物信息或視頻資料等，當講解到某一相關的部分時，利用多媒體進行多方面的展示，使學生產生身臨其境之感，從而更為真切全面的了解外國文化。除此以外，大學英語教師還應該鼓勵學生進行相關資料的搜集和學習，從而開拓英語視角，廣泛認識外國文化。因此，教師在英語教學中應當培養學生的人文特質，對國際文化中的知識進行傳授，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并努力提高學生的綜合文化素質。

篇(3)

關鍵詞：形合，意合，翻譯策略

 

“就英語與漢語而言，也許在語言學上最重要的一個區別在于形合與意合的差異。論文大全，翻譯策略。”(Eugene. A. Nida 1982: 16) “就句子的結構而言，西洋語言是法治的。中國語言是人治的。”（王力，1954）“法治”和“人治”的區別，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區別。（申小龍，1996）

一、國內外對形合意合的研究

早在1936 年王力發表的《中國文法學初探》就談到了英漢的形合和意合的現象，這是形合、意合首次的提出；隨后他又解釋了形合、意合，比如：“你死了，我做和尚。”（《紅樓夢》）“在西洋語里是一種變態，在中國語里卻是一種常態。咱們不能說‘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為在平常的語言里不用連詞的時候比用連詞的時候更多。”但是在書中王力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定式，他只是指出形合和意合復雜的句子之間的條文語義關系的翻譯途徑。

19 世紀做出卓越貢獻的德國語言學家威廉·宏包特，對漢語有過深入的研究。他沒有用意合這個詞語，但他研究指出:“任何語言的語法，總是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標記和語法規則顯示出來的，另一部分是隱藏著的，是假定不借助標記和語法規則可以設想的”，而“在漢語里，跟隱藏的語法相比，明示的語法所占的比例是極小的”。

二、形合意合的哲學文化差異

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氣候相對惡劣的海洋環境中，這使得英美民族有很強的戰勝欲和征服欲。因此，他們把宇宙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認為世界上萬物都是對立的。論文大全，翻譯策略。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傳統哲學，主張把物質與精神、社會與自然、本質與現象對立起來。16世紀理性主義在歐洲盛行，它強調科學的實驗，注重形式論證，同時主張客體分明，因此西方民族在思維形式上具有重個體、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的鮮明特征。英美民族思維模式的特點表現在語言上，就是重形合、講形式、求結構上的嚴謹。一般認為，西方的哲學思維總體而言是分析性的，他們習慣于把考察的對象從其所在系統中分離出來，實質原因在于西方哲學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系統論傳統，它著力探究的是名與實、形式與物質之間形而上的區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類概念之間形式邏輯的推理。邏輯范疇觀使語句中各成分依約定形態按邏輯等級各處其所，進而要求每一成分自身須具有顯著外在特征以昭示它與其他成分的位次關系，從而使英語等西方語言呈現出形合的外在特征。

中國地處較為封閉的大陸型自然地理環境，較少受到來自外部大自然的壓力，因此人們習慣于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緊密聯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機體，這就促成了中國古代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漢民族的哲學思維總體而言是綜合的，它與中國古典哲學上的“天上、物我皆可合而為一”的整體觀相伴而生。中國哲學注重整體觀，體現的實質在于對事物進行系統評價和綜合把握，使漢民族在思維運用上呈現長于整合、善于提綱挈領的綜合性特征。論文大全，翻譯策略。整體思維有整合作用，使我們輕于對句子成分的細微分析，重于對語句的融會貫通，憑著經驗和上下文語境去意會和補充語句的整體內容。因此，中國人重視不同事物間的聯系，注重整體，做事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我們現代所說的“宏觀調控”、“顧全大局”、“構建和諧社會”也都體現了這一思想。在中國傳統哲學及文化的長期影響下，漢民族從總體而言表現出一種重整體、重主體意識的思維模式，體現在詞和句法上就是文、質合一，言、象合一，象、意合一，體、用合一。這一思維模式，反映在漢語這門語言中，就表現在漢語在造句、謀篇上注重內在關系，隱含關系的語言結構特點。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語形態突出外顯，思維通過形態變化等程式整合才投射為言語形式，過程一般比較復雜，而漢語則在幾千年的重意、重神的哲學和美學傳統影響下，形成了一種注重內在關系、隱含關系、模糊關系的語言結構素質，采取詞語直接對接的組合方式體現為言語形式，直接實現思定于言的特點，意念少受形式的匡馭，呈現出意念主軸的簡約性和便捷性。對于這一點，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評論道：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古典漢語具有一種驚人的高雅之美，它拋棄了一切無用的語法關系，只憑語言本身而不必憑借語法形式來充分表達純粹的思想。他認為漢語的獨特長處在于它比任何其他語言都更突出思想內容，將詞與詞的聯系幾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關系之上。

三、形合意合的美學文化差異

《紅樓夢》中對諸多人物體貌、秉性進行描述的語言特征均體現了美學認知層面的問題。

黛玉：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迎春、探春：第一個肌膚微豐，和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采精華，見之忘俗。

這些語符組合中所蘊涵的“言外之意，韻外之致”的美學因子，本身就蘊涵著“可意會，難言傳”的人文詩性意趣。這些朦朧模糊的詩性意趣必然要求譯者在解碼和重構的過程中對個性加以張揚，從而讓譯者潛意識地體現自身的審美傾向，發揮個人的才情秉賦和語言表現力。然而，基于科學純理性主義的西方美學恐難以勝任此體認和品鑒的功能和作用。論文大全，翻譯策略。

四、翻譯策略

漢語中的大量句式都是多個小句并列組合， 很少或者沒有相應的連接詞來表明小句之間的時間邏輯關系， 漢語中的這種現象就叫“意合”；而英語中，小句之間的連接詞是不可或缺的，這種現象就叫“形合”。針對這種翻譯難題，大量使用的翻譯技巧是：增譯和減譯。論文大全，翻譯策略。

（1）從形合語到意合語 （增譯）

①為了語法上的需要

an elephant 一頭大象a pen 一支鋼筆

②為了意義上的需要

Long-stemmed models ankled through thelobby.

身材修長的模特裊裊婷婷地從廳中走過。論文大全，翻譯策略。 （增補副詞）

③為了修辭上的需要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the sun has flung diamonds down on the meadows and banks and woods.

此時已是萬里藍天，太陽把顆顆光彩奪目的鉆石灑向草原，灑向河岸，灑向樹林。（增補形容詞和重復動詞）

(2) 從意合語到形合語 （減譯）

① 從語法角度進行減省

As it is late, let us go tobed! 不早啦，睡吧！ （省略連詞as和祈使結構let us）

② 從修飾角度進行減省

有些詞語在英語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漢語中卻并非如此，翻譯時如保留下來往往使譯文顯得累贅啰嗦。要使譯文表達簡潔通暢，有些詞語必須省去或精簡。例如：

To learn is not easymatter and to apply what one has learned iseven harder.學習不容易，應用更不容易。

五、結論

英漢互譯時，無論從綜合型的形合語向分析形的意合語轉換，還是從分析形的意合語向綜合型的形合語轉換，根據需要，譯文有時可以同時以形合和意合的語言來進行處理：

If you don’t let me go, I’ll miss the train.

你不讓我走，我會誤了火車。（意合）

如果你不讓我走，我就會誤火車的。（形合）

參考文獻：

[1]Nida, E.A.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California: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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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史》雜志主要刊登中國哲學最新研究成果，它順應時展的要求，與中國哲學一起共同成長發展，見證了中國哲學由偏重儒學研究轉向密切關注多種哲學派別、現實社會領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發展態勢。中國哲學發展既受外在社會條件的影響又有其內在自身演化的獨特邏輯進程。

一、大力發展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哲學史》雜志中最為穩定且刊發比率較大的就是對儒家哲學和道家哲學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學仍占主流。從儒道兩家的橫向比較中可知處在世紀之交的儒學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儒學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基石，經過長達2000多年的積淀與傳播，已深深根植于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養的主張更是當今時展的迫切需要，特別是我國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更是很好的繼承和發展了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紀儒學思想仍然保持著一貫性的優勢發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漸上升。2000年，《中國哲學史》上討論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關于儒學的論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為12篇，2001年差值縮小為5篇，2006年的差值為8篇，2007年差值為7篇，總的來說儒道兩家平穩的保持著較小的差距。當前，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日益凸顯，若想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必須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而道家著力倡導的“天人合一”觀，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觀，是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傳統道家思想對現代科學思想具有重要的啟發性，當代新道家又與新科學有著深刻的聯系。[2]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尋求寶貴的思想資源成為現實的選擇。

再次，大量高價值的出土文獻的研究也引發了新的傳統文化研究熱潮。《中國哲學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簡和上博楚簡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論文進行了針對郭店竹簡的學術爭鳴，2001年03期幾乎用了整個版面來安排“出土文獻與中國哲學思想史專輯”，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獻研究，而且研究內容不再以單一的儒家學說為主，而是關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諸多內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簡帛文獻的方法論進行了思考、總結。大量出土文獻的研究拓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視野，加大了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力度，特別是為早期儒家研究開辟了新的境地。

無論道家還是儒家哲學研究都在不斷創新，屏棄不合時宜的封建社會的思想糟粕，更加關注現實，不斷地吐故納新來完善與提高自身，不斷探索新的問題，老問題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國現代哲學和現實問題研究得到長足發展

2000年“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加強了中國哲學與現實經濟社會的密切聯系，《中國哲學史》雜志進行了報道，并加大了傳統哲學與現實相結合的研究力度，而且這一重要角度也成為期刊導向之一。

（一）現代哲學研究逐漸呈上升趨勢。中國現代哲學研究從“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著非常強的現實感。2000年以來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呈多專題發展，人們將目光鎖定于對現代哲學的反思上，這一類型論文的刊文數量在2007年達到近7年以來的新高。時代的發展要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創新現代哲學。馮友蘭、張岱年等現代哲學巨匠的思想精華既是對傳統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又為我們確立新的思想體系指引了正確方向，是溝通傳統哲學與現時代的橋梁。為了適應國內外客觀現實的變化《中國哲學史》對中國哲學進行了現代性探索，開始注重哲學研究方法的探討，不斷創新適應當代社會發展的新的哲學概念、觀點和原理，數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長了近3倍。（二）中國哲學與現實聯系增強，正在逐步構筑新的哲學體系。中國哲學與現實的聯系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2006年探討儒學與和諧社會建構、環境保護及生態平衡關系方面的文章達到6篇。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為中國哲學與現實的密切結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另外，儒學為了適應新的社會歷史發展狀況，也在不斷地進行內部思想資源的整合及與外部社會思潮的融合，不斷創新思想形態與理論內容。儒家所倡導的以“仁”為核心的和諧思想對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2000年04期發表了湯一介的《孔子思想與“全球倫理”問題》，認為孔子時代存在著嚴重的“道德危機”，如今的人類社會面臨著更多、更復雜的文化道德問題。孔子思想能夠為建立“全球倫理”提供極其重要的資源，成為不同國家和民族能夠共同接受的倫理準則。[3]《中國哲學史》期刊也更多的關注儒學與生態問題。儒學對宇宙和人生關注較多，深入探討了人與生命、人與自然的關系，可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實踐的指導思想。當前，時代對中國哲學提出了新的挑戰，面對新的現實它需要其進一步反思和創新，2007年討論社會現實問題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學思想正在醞釀。

三、邁向中西交融---中國哲學的國際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學交流一直保持著明顯的遞增趨勢。進入新世紀，中國哲學全球性發展意識增強，拓展了國際視野。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對話、溝通和交流日趨加強。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文化思想也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開始了國際化的進程，中國哲學要應對這一新的趨勢，并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積極推向世界。中西哲學交流內容涉及倫理、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哲學研究方法論等諸多內容，逐步構建起交流與融合的大平臺。

《中國哲學史》雜志大力介紹中國哲學在國外的研究情況。2000年04期，介紹了德國漢學界的中國哲學研究狀況，德國的中國哲學研究涉及哲學理論的諸多方面，但研究重點為儒學與現代化，中德之間的哲學交流和比較是倍受學者們關注的熱點。2000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東亞哲學與21世紀”學術研討會，同年7月，第十二界國際中國哲學會議在北京舉行，這些會議使中西哲學進一步走向了多元對話。《中國哲學史》雜志對這兩次會議都作了報導，足見它的辦刊宗旨和發展動向。2007年03期與2007年04期分別開設了“東亞思想中的道學”和“域外儒學研究”專欄，主要論述了中國哲學在朝鮮、韓國等國家的傳播和發展。這些研究打破了封閉保守的地域界限，開始關注其他國家和民族如何評判中國哲學文化，用一種創新、開放和包容的眼光來從另一個角度審視中國傳統文化。

中西哲學的融匯與貫通，不是對西方哲學的簡單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國哲學為主體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拿來主義”原則。《中國哲學史》正是以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為中心課題，將中國哲學推向世界，并推進中國哲學的創新與發展。未來世界的文化呈現出多元化與多極化的趨勢，中國哲學必將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參考文獻

[1]孫立真，從三大期刊看我國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趨向，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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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這并未影響與西美爾同時代的人和后輩學子對他的尊敬和高度評價。他的學生就“覺察出那個時代的天分”和他“從現代主義者角度對那個時代的解釋”。有人把他的《貨幣哲學》推許為“這個時代的哲學”。盧卡奇認為沒有人不對西美爾的思想著魔，后者是現代哲學領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興趣的過渡現象。鮑曼對西美爾也贊不絕口，認為后者是非常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現代性分析家，同時還是一位敢于發表言論的作家、一位思想家和開創了社會學風格的人。雷克稱贊西美爾奠定了德國社會學的現代規則，為德國的美學社會學注入了鮮活力量。諸如此類，西美爾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他對他的學生、同時代人乃至后輩學者有著深遠影響，布洛赫、韋伯、盧卡奇、舍勒、布伯、克拉考爾和本雅明都因為從其思想中汲取了營養而受益匪淺。

一.西美爾的現代性研究特色

西美爾在現代性研究方面的獨特之處或貢獻在于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獨領。首先，與傳統研究不同的是，如果說韋伯是從宏觀的角度展開現代性研究的進程，那么西美爾則是從審美的心理感受的角度即從現代都市生活體驗的微觀角度來界定現代性，以此凸顯現代個體的內在心靈。與韋伯致力于用理性來描述現代性不同的是，西美爾特意強調文化的感覺性，同時用個體的生活感受來建構社會整體。故而他的現代性理論研究不是采取歷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種對現代性社會現實體驗方式的言說。西美爾經常聚焦于人的內在生活和現代性心理學，他將現代性界定為心理主義，并要求按照內在現實來體驗世界。因此，對于那些分析現代性體驗方式至關重要的心理過程，西美爾保持著高度的敏感性。正如劉小楓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所說：“西美爾以一種審美（感覺）方式來確定現代經濟制度與現代社會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質之內在關聯，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現代人的生活感覺。”[1]在《哲學文化》一文中，西美爾寫道：

現代性的本質是心理主義，……是固定內容在易變的心靈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實質的東西都被心靈過濾掉，而心靈形式不過是變動的形式而已。[2]

構成西美爾現代性洞識的社會經歷與他個人內在體驗相結合不是偶然的，這尤其適用于他對大都市生活和成熟貨幣經濟的異化關系所引發的內心緊張。我們可以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發現現代性的社會心理學痕跡。而且對個體內心生活的強調，與西美爾保護個體性的意圖以及后來重新構建個體性的意圖妙合無痕。因此，在西美爾那里，現代性是時下社會中一種特殊的人生體驗方式，也就是說現代性存在于一種體驗世界的特殊方式之中。它不僅被歸結為人們對于它的內在反應，同時還被歸納為人們內心生活對它的接受。

其次，從心理感覺經驗出發，西美爾并非是從社會總體上對現代性作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而是從日常具體生活中“現實偶然性碎片”出發對后者進行研究。換言之，他的現代性分析不是去考察社會系統或社會制度，而是通過社會現實中“看不見的線索”、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現代社會生活中形形的“瞬間圖像”或“快照”去建構現代性理論，他走的是從碎片到整體的研究路徑――目的在于從生活的每一細微末節中發現其意義總體性的可能。正如陳伯清所說：“……西美爾好像一個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邊現成的材料，甚至邊邊角角，補裰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來。”[3]從前面劉小楓和西美爾自己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因為現代生活的現實情況已經使總體化理想變得舉步維艱，后者關注的并非現代性產生及發展的歷史進程而是此過程中的碎片化體驗。西美爾研究的出發點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實在的東西”，其整個研究的一致之處就是在每個生活細節中發現現代性意義的總體性。西美爾深信，生活的細節與表象乃是和它那最深奧、最本質的部分密不可分的。因此，他盡可能捕捉那些化約為個人內心體驗的生活細節，以林林總總的碎片而不是以社會制度或社會系統為切入點來闡釋碎片背后的內在實質和總體性存在。“他很早就證明了自己是一個闡釋世界碎片意象的大師”（克拉考爾語），西美爾對現代性的研究是煞費苦心而且匠心獨具的。

從審美的維度出發，西美爾賦予一切看似平庸的生活碎片以審美特征。日常生活中的橋、門、首飾等社會碎片或時尚、、調情、冒險、旅游、、貨幣、陌生人等社會現象也因此具有了審美意義。也就是說西美爾想通過審美的方式來確定現代文化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內在聯系。在他那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現代性的一個特征。借助審美轉換，我們可以通過碎片探尋到生活的終極本質。在《社會美學》中，西美爾這樣表達自己的見解：“對我們來說，從偶然生成的東西中可以發現規則，從表面和短暫的東西中可以發現事物的本質和意義。”[4]

二.西美爾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

如上所述，由于西美爾的學術價值長期以來未被足夠重視，導致了對他思想研究的嚴重滯后，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世界其它各國，即便在德國亦是如此。

首先是同時代人對于西美爾的研究，他們的結論大多是流于對西美爾的思想的評價和并不深入地分析，且語焉不詳。如弗里塞森?科勒的《論西美爾》中從文化-社會角度出發，認為西美爾是“表現主義藝術的思想家”，后者那隨筆式的哲學是表現主義式的生命創造的嘗試。克拉考爾（西美爾的學生）則從他老師那獨特的思考風格出發，承認西美爾是一個哲學意圖超越經濟和歷史的觀察者。從后者那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出發，克拉考爾判定西美爾是把玩世界碎片的大師，并對那個時代的精神生活影響巨大。馬克思?韋伯則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評價西美爾，他對西美爾社會學知識的本質和方法論予以批判。盧卡奇對西美爾的研究乃是從哲學社會學角度，研究了后者哲學思想的特點――多元性和不成體系，并將其稱為“印象主義哲學家”。從“印象主義”到“玩世主義”，盧卡奇對西美爾的評價是毀譽參半的。哈貝馬斯同樣從社會學的立場出發，斷定西美爾并非社會學的古典思想大師，而是帶有社會學科性質的推究哲理的時代診斷者。

西美爾研究中的主將并且頗有建樹的當推英國學者戴維?弗里斯比，其理論在學界影響甚大。他在第一屆西美爾國際研討會上的論文《西美爾的現代性理論》開啟了西美爾研究的主要思路。在此之前，弗里斯比還和另一位學者波多莫爾合譯了英文版的《貨幣哲學》，在《譯者導言》中他梳理了西美爾貨幣哲學和的關系，作出了《貨幣哲學》是從審美主義出發的論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弗里斯比的一系列研究西美爾審美印象主義和現代性理論的佳作不斷問世，他和西美爾在德國的主要研究者奧特海因?拉姆施特德共同發起對西美爾現代性資源的勘探和挖掘。隨后出版的《現代性碎片》即主要討論齊美爾、克拉考爾和本雅明的現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辟專章研究西美爾后認為，西美爾的現代性研究是從破譯現代性碎片的奧秘入手的，后者對現代性的貨幣經濟和大都市的考察，集中在它們對個體的日常生活的現實體驗和內在精神生活的影響上，如精神衰弱、大都市生活體驗與商品和貨幣經濟等。該書可奉為西美爾研究成果中的經典之作。此外，弗里斯比還主編了三卷本的《喬治?西美爾：批判性的評論》，撰寫了著作《社會學的印象主義》和《現代生活的審美》等論文，這些著作與論文對西美爾的美學思想都有指涉。

與弗里斯比的研究類似，格羅瑙的《趣味社會學》從社會美學的維度對西美爾的思想進行了考察，該書集中探討了后者的“趣味”、“時尚”和“游戲”等概念。格羅瑙認為西美爾的時尚理論是解決現代性悖論（普遍性和個體性、主觀性和客觀性）最典型的社會結構之一。從時尚的社會游戲入手，著者把西美爾的社會學定義為“美學社會學”。還有戴維斯的《西美爾與社會現實的美學》、狄塞的《西美爾的藝術哲學》、勒曼的《烏托邦的美學》、胡布納?凡科的《社會認知的審美化構成》、華斯的《超越藝術：論西美爾的藝術哲學》等亦是從美學的角度進行研究。

還有研究西美爾的宗教社會學的，如格羅斯的《宗教社會學導言》、科瑞奇的《西美爾的宗教理論》、羅伯斯的《社會學視野中的宗教》、韓夢德的《西美爾論宗教文集（前言和導言）》等。有專門研究西美爾女性思想和文化的，如魏茵戈特納的《西美爾與女性的文化困境》、提森的《女性與客觀文化》、伊克哈德的《西美爾關于“女性問題”的闡釋》、克塞的《受忽視的西美爾對女性社會學的貢獻》等等。一般說來，對西美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學和現代性方面，如貝勒的《反諷與現代性話語》、布羅迪的《西美爾作為都市文化的批評者》、達美的《西美爾的性別社會學》、雷威因的《西美爾論個體性和社會形式導言》、穆勒的《社會分化與個體性：西美爾的社會診斷和時代診斷》、絲柏科曼的《西美爾的社會理論》、斯卡夫的《韋伯、西美爾和文化社會學》

此外，拉爾夫?雷克的《西美爾與先鋒社會學：現代性的誕生》一書堪稱西美爾研究的新聲，它提出了許多關于西美爾研究的新觀點和新發現。雷克將西美爾塑造成先鋒的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性別論者，使后者從哲學沉思者搖身一變為社會革命家。在書中，雷克還強調西美爾思想與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并認為西美爾思想是尼采和馬克思哲學的辯證結合，分析了西美爾對早期表現主義藝術運動以及對表現主義哲學的貢獻。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西美爾研究更是重視不夠。長期以來，學者們只是做些表面性工作，如翻譯和介紹西美爾的思想。目前被翻譯成中文的西美爾著作有：《社會是如何可能的》（林榮遠譯）、《貨幣哲學》（陳戎女等譯）、《金錢、性別和現代生活風格》（顧仁明譯）、《社會學》（林榮遠譯）、《宗教社會學》（曹衛東譯）、《生命直觀》（刁承俊譯、《叔本華與尼采》（朱雁冰譯）、《現代人與宗教》（曹衛東譯）等。

國內真正對西美爾進行研究并形成專著的人屈指可數，根據統計，僅有楊向榮、陳戎女、劉小楓、陳伯清等幾人而已。對他的時尚理論進行專門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從研究的內容來看，陳伯清的《現代性診斷》主要是探討西美爾的生平、他的社會學和社會學的片段以及他的現代性的理論和他的歷史影響等，重點是研究西美爾的社會學和現代性思想。陳戎女的《西美爾與現代性》主要討論西美爾的文化哲學思想，嘗試整體性地把握他的思想脈絡，以專門的個案，從女性主義、貨幣文化、審美和宗教等方面具體解讀西美爾思想的不同層面，勾勒出其思想的基本輪廓。同時，又圍繞文化的現代性來展開西美爾思想不同層面的論述，凸現出西美爾文化-現代性思想的不一樣的現代性理論形態和理念旨趣。楊向榮的《現代性與距離》選取了西美爾思想中的三個關鍵詞：現代性、碎片和距離來對西美爾的美學思想展開研究，該書偏重于美學和文化社會學的探討，從美學的層面來討論作為社會學家的西美爾，審美現代性的視域和美學的維度是貫穿全書始終的主線。而最終目的也是以西美爾的現代性理論為背景，以“距離”為聚焦點，進而從文化社會學、美學、藝術以及現代日常生活的審美等層面窺探西美爾的文化、美學與藝術思想。研究西美爾現代性思想的還有劉小楓，他的《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對現代性的審美特性和西美爾的現代性體驗美學進行了初步探究。該著以現代性問題為焦點，審視百年來的歐美社會理論對現代性的觀察和把握，力求通過進入現代性問題的縱深來討論迄今的社會理論的問題性。在考察歐美社會理論、探析現代性問題的思路中，著意引入現代中國的基本問題。由于涉及西美爾的研究內容只是以章節形式出現，嚴格說來，它并非研究西美爾的專著。此外，順便需要提及一下的是蘇國勛的《西美爾》，也只是《現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上卷）中的一個部分，在此也不計入專著之列。

在論文方面，從中國知網上搜索到的以西美爾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44篇）和學術論文（不足200篇）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西美爾的宗教理論和社會學思想、他的貨幣理論；西美爾的現代性理論、他的女性主義思想；現代性文化危機理論、有關時尚的理論（8篇）等方面。

從上述國內外對西美爾研究現狀的綜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迄今為止，人們對西美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領域：其一，從宗教、文化、藝術等方面來挖掘西美爾的社會學思想；其二，以文化、審美、心理等關照方式為依托，從他的社會學、貨幣哲學理論中發掘西美爾的現代性理論資源；其三，從文化、歷史和經濟等角度來闡釋其哲學思想。

參考文獻：

[1]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M].上海：三聯書店，1998：337.

[2]轉引自弗里斯比.現代性的碎片（周憲、許均主編）[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62.

[3]陳伯清.現代性的診斷[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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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學

251《遼金元文學研究論叢》，高人雄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252《宋遼金元歌謠諺語集》，程杰、范曉婧、張石川編著，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253《古詩行旅：宋遼金卷》，馬世一編著，語文出版社，2014年。

254《故事里的文學經典：遼金元文》，張增吉著，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

255《故事里的文學經典：遼金元詩》，慶振軒、牛思仁著，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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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中國文學五千年：遼金元》《上、下冊），四川美術出版社編，四川美術出版社，2014年。

258《遼代散文創作的整體評估與價值發掘》，蔣振華，《學術研究》，2014年第1期。

259《對當前可知遼金女性作家及作品資料的分析和比較》，王榮華《遼金元文學研究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260《論遼金時期渤海遺民詩文的三種特質》，宋巍《渤海大學學報x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261《黃龍戲遼金史劇的悲劇性研究》，潘薇、楊雅婷，《吉林藝術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262《論遼代文學翹楚——蕭觀音詩詞的藝術特色》，蘇婉環《北方文學》《中旬刊），2014年第8期。

263《品評遼代詩壇的一座高峰——從<焚椒錄>看蕭觀音的文學成就》，陳姍姍《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264《生機與匯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遼金元詩歌》，張晶《遼金元文學研究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265《遼代騷體詩與歌行體詩藝術探析》，張偉紅《長城》，2014年第12期。

八、宗教

266《普天佛香：宋遼金元時期佛教》，熊江寧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267相契與互融：遼代佛儒關系探論——以石刻文字資料為中心》，張國慶《浙江學刊》，2014年第5期。

268《遼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資料為中心》，張國慶《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

269《遼代佛教信徒持齋與禁屠考略》，張國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4年第2期。

270《通過鮮演的事跡看契丹遼）后期政權下的學僧和佛教》（日）藤原崇人著，姚義田譯《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1《契丹遼）的授戒儀與不空密教》‘日）藤原崇人著，姚義田譯《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2《10-12世紀中國北方民族的佛教思想與文化認同》，袁志偉，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273《涅槃道場與僧傳敘事》，王磊《漢語佛學評論》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74《中晚唐幽州地域禪宗考述》，尤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4期。

275《略論遼金時期佛教在北京地區的發展》，安寧《民族論壇》，2014年第7期。

276遼代燕京地區佛教研究》，李俊琴，河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277《從金人王寂所記佛寺、高僧看遼金佛教文化傳承》，王彥力、吳鳳霞《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278《遼金時期渤海遺民佛教信仰淺談》，李智裕、苗霖霖《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 9《遼金時期東京地區渤海遺民佛教信仰初探》，李智裕、苗霖霖《東北史地》，2014年第1期。

280《佛教傳入遼朝原因及來源探析》，孫國軍《赤峰學院學報x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281《論遼代的觀音信仰》，徐效慧《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

282《論佛教與遼朝政權的興廢》，王麗歌《蘭臺世界》，2014年第28期。

283《崇佛”政策與遼代滅亡的因果探析》，胡躍豐、陳清春《蘭臺世界》，2014年第33期。

284《從石刻史料看遼代女性的崇佛》，呂富華《蘭臺世界》，2014年第30期。

285《房山云居寺遼代刻經述略》，王德朋《蘭臺世界》，2014年第24期。

286《淺談山西天鎮地區在遼代的佛教發展情況——以慈云寺為例》，張峰《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17期。

287遼代佛教刻經述略》，孟亮《法音》，2014年第7期。

288《赤峰地區遼代、清代時期的佛教寺廟文化調查》，雪蓮《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1期。

289《遼三彩與佛教文化》，李慧凈、李曉艷《收藏》（拍賣），2014年第8期。

290《試論景教在遼金的流傳》，陳廣恩《暨南史學》（第九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九、歷史地理

291《遼宋夏金時期鄂爾多斯高原的行政建制》，保宏彪《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

292《宋遼夏金政權在鄂爾多斯高原地區的疆界變遷》，陸瑤，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293《11-13世紀初鄂爾多斯高原及其鄰近地區城市地理研究》，婁娟娟，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294《遼代白川州沿革及其經濟文化發展》，任仲書、洪嘉璐《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295《通州、長春州與泰州簡析》，張福有《地域性遼金史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296《論科爾沁地區在遼代的重要地位——以長春州為侈1》，孫立梅、鞠賀《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

297《黃龍府”若干問題述論》，姜雅迪《長春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都城

298《沈括、陳襄使遼所達單于庭”今地考——兼論沈括、陳襄二使者在巴林的行程、頓舍等問題》，王玉亭、田高，《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

299《金代詩人筆下的遼上京故地風貌》，張興國、于靜波《大眾考古》，2014年第11期。

300《兩度為都的也迷里古城》，劉向暉《新疆地方志》，2014年第2期。

301《試論遼朝京城體系演變過程與特點問題》，孫偉祥《東北亞研究論叢》（第七輯），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302《對契丹西樓”的新認識》，劉一《黑龍江民族叢刊》，2014年第1期。

303《遼代上京道烏州考》，劉喜民《地域性遼金史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304《赤峰地區遼代城鎮分布及其文化屬性》，張瑞杰，遼寧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305《遼代饒州城址相關問題》，李非《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306《遼代饒州相關問題研究》，李非，遼寧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307嫩江流域遼金古城初步研究》，劉加明，大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308《城四家子古城的興衰》，宋德輝、宋美萱《地域性遼金史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309《遼泰州故城建筑時間考》，孫文政《地域性遼金史研究x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310《朝陽縣大青山城址略考》，杜曉紅、宋艷偉《遼金歷史與考古》（第五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14年。

311《遼代錦州城市建置與區域經濟文化的發展》，任仲書、高玉平《東北史地》，2014年第4期。

312《牡丹江流域遼金時期女真筑城分布研究》，王禹浪、于彭《滿族研究》，2014年第3期。

313《遼代木葉山淺析》，劉喜民《地域性遼金史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314《遼代馬盂山考》，汪景隆《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7期。

315《遼代馬盂山考》，汪景隆《松州學刊》，2014年第4期。

316《遼中京馬盂山峰）及其狹義廣義域考》，胡廷榮、李俊義《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9期。

317《遼代興道兩朝冬捺缽駐地中會川”再考》，李旭光《東北史地》，2014年第5期。

318《遼代大凌河流域手工業探析》，肖忠純《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32《遼代對草原絲綢之路的控制與經營》，武玉環、程嘉靜《求索》，2014年第7期。

323《遼代東西交通路線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為中心》，鐘焓《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24《陳襄使遼終點及其前五驛館和路徑考》，胡廷榮、李義《地域性遼金史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十、考古

325《遼代貴族喪葬制度研究》，內蒙古博物院編、鄭承燕著，文物出版社，2014年。

326《林東遼代遺跡踏查記》（日）三宅俊成著，戴岳曦譯，李俊義等校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327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法）閔宣化撰、馮承鈞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28《走進千年遼上京》（全三冊），劉喜民、劉浩然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篇(7)

槐樹舊街，傳下三世文采；

鐘山新硯，送來六代風流。

這副對聯是馮友蘭送給女兒宗璞58歲生目的禮物，作者自注：璞女生日，適接到《鐘山》編輯部所寄石硯一方。海淀區成府槐樹街，璞女出生地也。

百歲繼風流，一脈文心傳三世：

四卷寫滄桑，八年鴻雪記雙城。

此聯是馮友蘭于1988年7月給女兒宗璞60歲的生日禮物。

上聯指“家傳”，宗璞不專攻哲學，但她的文化素養離不開“一脈文心”的傳承。家學傳統，出于河南唐河的馮氏家族，書香門第，世代綿傳。馮臺異是馮友蘭父親，字樹侯，清光緒戊戌年(1898年)科進士，自幼發奮讀書，為縣內鴻儒。曾任崇實書院山長，任內修繕院合，整肅院紀，建樹頗多，為唐河縣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能詩文，著有《復齋詩集》。馮士均是馮友蘭姑姑，是一位早慧的女詩人，18歲青春早逝，留下了許多意蘊深厚的舊體詩詞，生前出版詩集《梅花窗詩草》。馮沅君是馮友蘭之妹。文學史家、戲曲史家、作家、教育家，是“五四”以后新文學史上出現的第一批頗有影響的女作家之一，曾與蜚聲文壇的女作家冰心、廬隱齊名。著有《中國詩史》《南戲拾遺》《古劇說匯》《馮沅君古典文學論文集》等。而馮友蘭自己則是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教育家。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等書。

下聯主要指宗璞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

“雙城”此處指宗璞的《野葫蘆引》，該小說最初名為《雙城鴻雪記》。另一方面，“雙城”也是指時期北校南遷，又于勝利之日北返的北平和昆明。，爆發，宗璞和全家隨父親馮友蘭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了8年時光。亡國之痛、流離之苦，父輩師長們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輟，堅忍不拔，給宗璞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

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讓新編代雙城。

此聯為1990年7月宗璞生日時，馮友蘭為她寫的最后一副賀壽聯。作者自注：友人謂璞女為余之守護神，使余得以專注《中國哲學史新編》。唯誠恐誤其創作耳。此時的馮友蘭，經常生病住院。宗璞在《霞落燕園》中說：在父親最后幾年里，經常住醫院，1989年下半年起更為頻繁。寫這副對聯時，距離他去世差不多五個月左右。

上聯贊美宗璞的犧牲精神。魯殿靈光即魯靈光殿。漢景帝子魯恭王所建。《文選’魯靈光殿賦序》：“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后因稱碩果僅存的人或事物為魯靈光。此為馮友蘭自稱。守護神：在這里指宗璞。贊揚宗璞自我犧牲精神。馮友蘭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的主要撰寫工作都在他的晚年重新開始。為了照顧老人生活，正值盛年的宗璞，暫停多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創作計劃。宗璞在《霞落燕園》中說：“父親對女兒總是看得過高。‘雙城’指的是我的長篇小說，第一卷《南渡記》出版后，因為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便停頓了。我必須以《中國哲學史新編》為先，這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當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飯食尤其不能與母親相比，有的朋友都驚訝我家飯食的粗糙。而父親從沒有挑剔，從沒有不悅，總是興致勃勃地進餐，無論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