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漢字發展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近來，關于簡化漢字及其產生的年代，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說法。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產生于宋代說。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報·文化周刊》專版刊登了鄒曉明、唐信忠二先生《漢字簡體字九百年前就出現》一文，認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時期，簡體字已在人們的手書中流行，這是有關學者對最近發現的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碑刻進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并舉出“記、將、榮、蓋”等14個共17處簡化字作為證明。

1995年12月4日新華社又發了一條電訊稿《宋明清文物上發現簡體字》證實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報》予以登載。文中報道說，在江西吉安市興橋鎮釣源村“發現一北宋書法家米芾手書《晝錦堂記》的清代道光年間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個簡體字，這又將簡體字的出現前推了400多年”。

二、產生于唐代說。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報》刊載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簡體字》，謂《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記》碑文的撰刻時間為“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個可辨識的字中，發現‘彌、萬、將、與、繼’5個簡體字，與我國大陸現在通用的規范簡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彌’和‘萬’出現兩次。”

三、產生于晉代說。1996年1月3日《文匯報》載王春南先生文《中國何時出現簡化字》，說“現今通用的某些簡化字，豈但北宋的米芾用過，在米芾之前700多年，東晉王羲之就用過”，并舉出王羲之在《蘭亭序》、《游目帖》及唐懷仁和尚集王書《大唐三藏圣教序》等傳世墨跡、碑刻中使用簡化字22個。據此，該文認為：漢字簡化字出現的上限應在王羲之生活的東晉年間。

上述幾種關于簡化漢字出現的年代的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首先應弄清楚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學中，簡體字與繁體字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一般來說，經過簡化的漢字稱為簡體字，而已有簡體字代替的漢字，則稱為繁體字。因此，用筆畫簡單的字代替筆畫繁多的字，稱為漢字的簡化。其次，考諸漢字的結構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簡化的趨勢是從有了文字之后就開始存在，并且貫徹在文字發展的整個過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內在的規律”［1］。也就是說，簡體字是從漢字產生的時候起就出現的客觀實在。

下面依次加以說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國最古老而成體系的漢字類型，它以象形、會意等造字方法為基礎，同時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適應記錄語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識的甲骨文字約有2000個。從這些可識的甲家文字的筆畫和結構看，簡繁無定是這些鍥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個字出現幾種乃至數十種不同的寫法。如“貞”字，就有67個繁簡不同的形體［2］，“馬”字有50個繁簡不同的形體［3］，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文字學上把這種“一字多形”的字稱為“異體字”，也稱“或體”、“重文”。異體字是在漢字創始之后和新陳代謝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在與語言的適應過程中，往往導致獨立的記錄符號隨著語言表達的細密而相應增多，于是就產生了代表一個音節的符號出現幾種不同的形體和結構的現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幾乎每一個字都有異體。另外，與文字缺乏統一的規范標準亦有很大的關系。

甲骨文中的異體字，多數出現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復用字一般都保持著筆畫的一致。如果把這些異體字作一歸納比較，可以發現使用頻率越高的字異體越多。若進一步把同一字的異體按筆畫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筆畫越繁，其圖畫性越強，反之，年代較晚的字筆畫就越簡單。如“馬”字，商王武丁時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時期的字形簡單很多［4］。這種現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圖形向擔象符號發展的趨勢，也說明了使用頻率促進著文字的簡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書寫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字形的簡化產生了影響。從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類物品上殘存的少量書寫文字看，這些字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可見，在商代，毛筆已經是主要的書寫工具。“筆”字繁體作“筆”，從（附圖略）

在西周金文當中，文字雖然存在著簡化和繁化兩種傾向，但簡化始終是漢字發展的主流。

與甲骨文相同的是，兩周金文中的異體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國”字，不同的寫法形體仍有數十種，多數字仍是異體各存。這個時期的文字多是范疇于器物之上，工藝復雜，因而對一些字在筆畫上進行了較多的省簡，形體也逐漸規整。這是兩周金文發展的基本趨勢。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日漸繁復和人類思維的發展，相應地要求語言文字的表達與之適應，因而通過假借法賦予新義，或用指事法增加義符，或用形聲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筆畫以區別同音異義字等，創造了一些新字；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筆畫增多了，出現了所謂“繁化”現象。兩周金文繁化的另一個特點是圖畫形文字的復現。這主要是器物鑄造日益精美，在青銅器上采用了裝飾性極強的圖案花紋，這種裝飾意味也滲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說：“東周而后，書史之性質變而為文飾，如鐘磔之銘多韻語，以規整之款式鏤刻于器表，其字體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文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6］如東周時期的“鳥蟲書”，在筆畫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變形的鳥、蟲圖案，無疑使文字變得復雜了。但這些文字具有藝術性而無實用性，很快就因為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活的發展與實用漢字相分離，進入純藝術的殿堂；而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漢字，仍然沿著簡化的道路向規范化、科學化、抽象化、實用化發展。

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各自為政，“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文字的使用也產生了混亂狀況。正像唐蘭先生指出的那樣：“特別是到了戰國末年，貴族社會崩潰，在商人社會里，書法也不講究了，鍥刻文字筆畫草率，簡體跟破體盛行。”［7］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文字混亂的狀況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諸侯國各按所需、各自為文，任意增減筆畫，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難，影響了漢字的規范化進程；而另一方面，這種率意簡筆與破體省略，卻又在客觀上為新體漢字的產生準備了條件，促進了漢字向著簡化方向發展。

秦始皇統一六國，下令全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廢棄六國異文，這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規范化運動，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簡化運動。王國維曾經考證過秦統一文字的情況：“班孟堅言《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而字體復頗疑，所謂秦篆者也。許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說，小篆是經過“省改”大篆而產生的；所謂“省改”，即是簡化之意，通過對史籀大篆的規范、簡化，才得以使新的字體小篆作為統一文字頒行天下。相對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簡體字。

現代意義上的簡體字的大量出現，是在漢字完成了隸變之后。隸變是古漢字演變為現代漢字的關鍵，同時也是漢字的一次大規模的簡化過程。所謂隸變，準確地說應該是“草變”。郭紹虞先生曾指出過這個問題：“隸書對篆而言，是篆書的草體。”［10］這在已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中可以得到證明。事實上，古草書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馬盟書、溫縣盟書、信陽楚簡、仰天湖楚簡等文字都已出現了簡省連寫的筆畫，這些與常見的銘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寫的篆草書體就是古草書。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為這些古草書才形成了“書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書寫加大了文字與實用的距離。許慎說：“秦焚燒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11］趙壹說：“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12］秦代的隸書就是篆書的草寫，史稱“古隸”，以睡虎地秦簡為代表。古隸的發展分為兩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圓轉弧曲筆法的基礎上規則端正，形成左右對稱、方正波磔的“八分書”即今隸；二是在草化連筆快寫的基礎上規則簡率，形成了輕捷便利的章草。

從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書草化的進程肇始于戰國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戰國晚期墓葬中發現的木牘文字即有明顯的草化痕跡。省略、連筆、方折的筆法已經較多地取代了圓轉的篆書筆法。稍后一些，從睡虎地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銀雀山漢墓竹簡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隸的形體和章草的雛形。至少在西漢時期，章草已經成為可以應用于各種重要場合的正式字體，其使用范圍已相當廣泛。據筆者對現存已出土的西漢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時期至東漢章帝（76年－88年）時期的兩漢簡牘、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統計，當時使用并和今天簡化字相同的簡體字有30多個。如“記、興、為、東、張、問、來、時、麥、鋪、楊、書、倫、車、頭、陳、長、貫、鄲、孫、干、樸、夾、魚、蕭、賦、事、門、稻”［13］等字。這些字絕大多數來源于古隸的草寫，并且都有著較高的使用頻率。草寫在客觀上完成了對漢字繁復筆畫的簡化，因而在漢字簡化的歷史演進中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到了東漢后期至魏晉間，出現了現代形體的楷書。楷書又稱“真書”，它是從今隸和章草中演變而來的。從漢晉木簡的字體和筆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漸次具備了楷書的形體。從存世的碑刻、墨跡看，漢代沒有楷書的遺跡。現在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楷書，是鐘繇（151年－230年）所書《宣示表》、《薦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吳之《谷朗碑》，字體筆畫亦近楷書［14］。而流傳最古的西晉陸機《平復帖》，仍存章草筆法，可見晉初章草與楷書尚在進行嬗變交替。楷書的出現，使漢字在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漢字形體系統，使方塊漢字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固定下來。

楷書的定型是在對今隸的簡化和對章草的吸收和基礎上完成的。在筆畫上，簡化了今隸的波折和方撇；在結構上，吸收了章草的簡省和連寫替代，形成了科學的、規范的方塊漢字。因此，可以說，楷書又是對今隸的一次簡化。此后，簡體字隨著行書、草書的快寫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現了如“萬”、“無”等簡體字。晉、唐佛教譯經、寫經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為發展，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戲曲等市民通俗文藝崛起迅速，都促進了簡體字使用的社會化。特別是宋、元雕版書籍中大量出現的“俗字”，是刻工貪圖省工省時恣意簡省筆畫的結果。雖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違背了漢字簡化的規律而被淘汰，但這些“俗字”在漢字由繁趨簡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4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甲骨文編》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類編》第192頁。

[5]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42－43頁。

[6]郭沫若：《青銅時代·周代彝銘進化觀》。

[7]唐蘭：《中國文字學》第120頁。

[8]《史記·秦始皇本紀》。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論》。

[10]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

[11]許慎：《說文解字·敘》。

[12]趙壹：《非草書》，見《法書要錄》卷一。

篇(2)

而古代日本人又極其推崇漢字，所以日本人根據日語表達的需要，利用漢字的造字法，創造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國字。國字從奈良時期就開始使用，在平安初期《新撰字鏡》中，就已經收錄了400多個國字。另外，《古事記》中被發現有至今仍在使用的日本國字。因此，可以說日本的國字產生于7世紀。

日語的外來語原本應該用片假名來書寫，漢語詞匯對于日本人來說也是外來語，但是至今仍然使用漢字來書寫，這樣的情況在任何其他語言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日本人還利用漢字的結構特點創造了假名及“和制漢字”。>>>>漢字在日本的曲折發展如何成就日本國字

漢字就是日本文字的基礎。回顧日本的文化史，所有歷史文獻、文學作品等，都是用漢字或者漢字與假名共同記載的。我們可以說，漢字就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并已經深深的深入到每個日本人的血液之中。

篇(3)

關鍵詞：2011～2015年 文化語言學 綜述

一、綜述

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羅常培所著《語言與文化》一書是文化語言學的先導；80年代，陳建民開設“文化語言學”的課程以及周振鶴、游汝杰在《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中首次使用“文化語言學”這一學科名稱，標志著文化語言學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義《文化語言學》和申小龍《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出版，標志著文化語言學理論的基本形成。從此之后，出現了“文化語言學中國潮”，文化語言學得到了持續廣泛的發展。

二、總論

文化語言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理論建設意識，即對其對象、任務、性質以及方法有一個綱領性的認識。但在近五年間，這方面的研究卻不多，筆者查到的資料僅有《文化語言學初探》（《時代文學》，2014）、《淺談對文化語言學的認識》（《青年文學家?語言研究》，2011）、《從符號的角度看文化語言學》（《商業文化》，2015）等，這些論文所論述的要點大多在之前學者論述的觀點范圍之內。本文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以下兩點：一是經過近30年的發展，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已經先后建立了眾多較為完整的體系，現如今再想有所創新有一定的困難；第二，構建一套完整的關于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需要長時間的學術積累，但五年是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創新。

由于文化語言學經歷了近30年的發展，其理論建設已經非常之多，所以近幾年學者們開始對文化語言學進行總結性的認識。游汝杰、周振鶴的《耦耕集（文化語言學存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一書為論文集，這一系列文章的結集出版進一步梳理了文化語言學的發展脈絡，完整地呈現出文化語言學在國內的發展歷程；邱智晶、任雪蓮、竇晶主編的《回顧與展望：語言與文化問題研究》（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趙明發表的《近十年文化語言學研究：回顧與反思》（《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5）一文回顧了文化語言學的發展歷程，旨在促進文化語言學的發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對中國文化語言學理論的研究，所以這五年中許多學者將視角轉向少數民族語言和國外語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種語言的文化語言學體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語言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語，金榮晃的《文化語言學》（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鮮語等。

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雖然在之前就已經提到很多，但在這五年中不斷得到更新。隨著國外對比分析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度的增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采用對比的研究方法，并且這一方法幾乎涉及了文化語言學的各個具體領域，比如《法語時態與漢語時態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語文建設》，201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男女性別語言差異研究》（《語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斷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學科性也逐漸顯露了出來，比如和民俗學、新聞學等學科的結合，如《“真實的力量，民間的智慧”――方言節目的文化語言學思考》（《新聞知識》，2011）等。

三、分論

在近五年中，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領域不僅在原有領域的基礎上不斷擴展，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領域。下文分為8個部分進行論述。

（一）詞匯與詞義

詞匯與詞義研究歷來是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同以往該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時期的研究出現一些新的特點。首先，學者們研究關注的對象不再局限于對詞語文化意義的探求，開始關注詞語的文化意義對詞匯系統的影響，比如《文化語言學視域下的“盂蘭盆”一詞的內涵與外延》（《東北亞外語研究》，2014）、《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小清新”》（《時代文學》，2012）等；其次，S著語言的不斷發展，學者們開始關注到一些新詞與借詞，例如趙惠霞、周憬編著的《語言與文化闡釋》（西安出版社，2011）一書中將當代新詞語產生的基本途徑作為研究的對象之一；最后，這一時期對成語的研究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涉及文學作品、其他語言、動物等各種類型的成語，比如《分析來源于文學作品的俄語成語》（《北方文學旬刊》，2013）、《漢泰動物成語對比分析及其文化差異》（李智文，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等。

（二）專名

對專名的研究，伴隨著文化語言學發展的整個歷程。邢福義在《文化語言學》一書中將專名劃分為人名、地名、店名和數字。這一時期對地名的研究尤為豐富，涉及各個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鄉村，如海南州藏語文工作委員會主持編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釋義》（甘肅民族出版社，2011）、《山東省臨沂村名的語言文化研究》（顏廷花，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漢族姓名》（《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涉及數字的有《“二”字文化語言學考辯》（《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3）。

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專名研究：研究電視節目名稱的《電視欄目名稱的文化語言學分析》（梁艷，曲阜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研究粉絲團名稱的《從文化語言學角度分析粉絲團名稱對女性形象的塑造》（《時代文學》，2014），研究音樂專輯名稱的《音樂專輯命名特點的文化語言學透視》（《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1），研究飲食名稱的《蒙古族傳統飲食名稱文化語言學研究》（圖拉，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等。

（三）語法

這一時期的關于語法和文化語言學的研究資料并不多見，僅有《語法差異文化闡釋》（《南方論叢》，2011）、《現代漢語對稱結構的深度研究》（劉曉靜，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和《法語時態與漢語時態的文化語言學對比研究》（《語文建設》，2014），這幾篇文章都遵從了申小龍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從文化語言學研究語法的具體觀點，從一個具體的語法角度將漢語語法研究同漢人的思維和文化心理特點聯系起來，主要體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漢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記載漢語文化信息的重要載體。近幾年學界對文字與文化的結合研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漢字文化新視角叢書”，它是山東省宣傳文化專項基金項目，歷時5年打造，由山東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國文化地方性視界和世界性視界融通的過程中，該叢書重新確認了漢字在文化承擔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叢書中包括申小龍著的《漢字思維》和《中國網絡言說的新語文》、孟華著的《漢字主導的文化符號譜系》等。除了叢書，還有王寶珍的《漢字與中國文化》（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1）、李運富的《漢字學新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等。這些著作都科學地構建了漢字文化研究的理論體系，為日后的漢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研究漢字文化的論文，但總體上看，研究成果相當零散而不成系統。

（五）交際用語

在交際用語方面，稱謂語仍舊是人們研究的重點。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對一類的稱謂語進行了系統論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漢語稱謂研究》（中華書局，2011）。關于稱謂語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傾向性，即2傾向于跨語言的稱謂語的文化對比以及稱謂語在不同語言中翻譯的文化差異，比如《淺談中英稱謂語的文化差異》（《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中日稱謂語對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等。

除了稱謂語之外，在問候語、雙關語、禁忌語、委婉語、慣用語、諺語、俗語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學生微信問候語的文化語言學解讀》（《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4）、《合肥諺語的語言和文化特點初探》（《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3）等。

在交際用語中，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新出現的諸如對網絡語和廣告語的研究，比如《文化語言學視角下的中泰廣告語對比研究》（《中國報業》，2011）、《網絡語言的諧音現象》（任莎莎，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等。

（六）語言接觸與融合

語言接觸與融合，顧名思義，就是文化語言學跳出漢語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比如修剛主編的《外來詞匯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影響》（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別從日語、英語、俄語、德語、西班牙語、韓語和阿拉伯語等語言層面，對現代漢語中存在的外來詞進行了整體梳理。不過通過對近五年的資料進行梳理，本文發現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翻譯方面。

在翻譯方面，許多專著從總體上把握文化與翻譯。比如李珊、莫興偉著的《文化差異下的翻譯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語言、文化、翻譯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探討了英漢思維模式的差異對文化以及兩種語言間翻譯的影響。類似的還有楊懷恩著的《文化與翻譯》（新華出版社，2012）、楊蔚君著的《翻譯的文化回歸》（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譯方面的論文則主要是論述一個具體的角度，比如《文化語言學視點的漢語詞匯日譯文化信息缺失解讀――以井波律子日譯本為文本》（《凱里學院學報》，2011）、《多角度探討古詩英譯的策略》（《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等。

（七）方言與民俗

從游汝杰、周振鶴合著的《方言與中國文化》開始，學界對于方言與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由邢福義主編的《方言與文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可以說是這一時期該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內容綱領性地分為總論和分論，論及了方言與語言、文字、藝術、民俗等各方面的關系。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區的方言與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與文化叢書”，該叢書涉及多個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與文化》（2015）、王世凱及楊立英著的《東北方言與文化》等。

由于文化語言學跨學科性的特點日益突出，而民俗學又是與文化聯系最為緊密的學科，所以對民俗與文化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學家烏丙安編寫的《民俗文化綜論》（長春出版社，2014），全書共分八卷，內容既包含理論，也有具體民俗與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樣，這一時期對該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種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編的《藏羌文化與民俗》（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維吾爾語、蒙古語中基本顏色詞的民俗語義對比研究》（鬧爾吉，西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等。

（八）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中的文化研究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文化教學實質上是漢語文化語言學在漢語二語教學中的具體應用。該領域經歷了一個從不被重視到被注意、從被熱烈關注到趨于平穩的過程。隨著國家與學界對二語教學的不斷提倡，該領域發展到現如今已經成為了文化語言學的熱點及重點。

該領域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對文化教學的基礎理論以及根本原則的探討，比如王鳴主編的《外語教學與語言文化》（天津大學出版社，2011）、姜萍編著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課堂教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對文化教學方法論的研究，比如《英語為母語的中高級留學生漢語熟語的學習現狀及相應教學法》（陳瀅瀅，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再有就是對文化教學與第二語言教學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新認識，如趙明在《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誤區和目標》（《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3）一文中評述了國內外對第二文化教學目標的研究現狀，認為第二文化教學的目標不應該過于寬泛，而應該在梳理文化分類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重點與難點。此外，在唐智芳編著的《文化視域下的對外漢語教學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和覃俏麗發表的《略論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習得》（《語文建設》，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認識。除了以上三個主要方面，還包括諸如對課程教材、大綱、課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認識，但都不成系統，這里不再一一列舉。

四、結語

總之，近五年間，文化語言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僅在原有研究領域上不斷擴展與深入，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辭、翻譯、語言對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來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仍存在不少問題。第一，文化語言學各方面的發展不平衡。從該學科內部來看，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文化教學方面取得了較多的成果，研究相對深入，但對另外幾個領域基本理論的探討還不夠深入，對他們的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謂的“研究得比較多”的方面也存在著“大”而“空”的問題。從學科外部來看，與其他語言學分支相比，文化語言學學科研究開展得較晚、成果仍不夠豐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夠。在總論中也提到過，相較于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理論建設熱潮，近幾年關于文化語言學理論體系的建設較少，這說明文化語言學的學科理論在這幾年沒有創新，所以如何構建文化語言學的堅實的理論基礎是首要的問題。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問題。一些論文雖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沒有充足的語料來支撐其所得出的結論。另外，目前的文化語言學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沒有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有機結合起來。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發現，近五年來的文化語言學研究并沒有像20世紀90年代“文化語言學中國潮”那樣發展迅猛，但在某一具體領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對比與應用研究。文化語言學若想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語言學的理論基礎建設，只有充足的成系統的理論體系才能夠支撐文化語言學各具體方面的正確發展；其次，在學界應形成文化語言學風向標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較少的領域找到突破口，進而促進文化語言學的平衡發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換代，雖然近幾年對對比研究方法的運用很頻繁，但對比研究的層面亟待拓展，對比研究的視野也需擴大。同時應重視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綜合運用，提升文化語言學的研究高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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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劉冬雪.文化語言學初探[J].時代文學（下半月），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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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佩》 價值 綜述

一、郭忠恕其人與《佩》

《佩》的作者是宋人郭忠恕①，生年不詳，卒于公元977年。《叢書集成初編》本《佩》文后附有《郭忠恕傳》，其中說道：“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也。幼能誦書屬文，七歲童子及第，兼通小學，最工篆籀，又善史書。弱冠之年，漢湘陰公辟為從事公，在徐州同府記室，董裔與忠恕情意不葉，因爭事，忠恕拂衣辭去。周廣順初，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周易博士。皇朝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于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史奪其奏，毀之，坐貶乾州司戶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歟擅離貶所，削籍隸靈武。其后流落，不復求仕。……太宗初即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于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1]93

郭忠恕為后世留下了兩部文字學字書：《汗簡》和《佩》。關于《汗簡》，后代多有論述，如黃德寬先生的《漢語文字學史》將其列為“古文字書”，稱其是“對宋以前傳世古文的一次全面整理和總結”[2]74，并對該書作了具體介紹，此處不作詳述。

《佩》得名于《詩經?衛風?芄蘭》“童子佩”一語，所謂“佩”，是古人佩戴在腰間的佩飾。“”，指古代解結的工具。《說文解字》：“，佩角，銳Z可以解結。從角，`聲。《詩》曰‘童子佩。’”[3]88此書取名《佩》，是作者的謙虛之辭。

關于該書的性質，后代很多語言文字學著作都將《佩》定位為蒙童識字用書，如何九盈的《中國語言學史》、黃德寬的《漢語文字學史》，等等。但該書內容深奧，體例嚴謹，是一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字書，而非只是簡單的兒童識字用書。

《佩》成書于五代后周，而五代后周是傳統文字學發展的低谷時期。《佩》代表了當時的文字學發展水平。該書的體例為“三科十段”，上卷的內容總結為“三科”，主要闡述了郭忠恕本人對文字變遷的看法，總結概述了漢字結構、讀音的沿傳訛誤和撰寫偏差；中下兩卷的內容概括為“十段”，主要依據平上去入四聲編排，根據兩兩組合相對和自相對的規律列出十個組合，即平聲自相對、平聲上聲相對、平聲去聲相對、平聲入聲相對、上聲自相對、上聲去聲相對、上聲入聲相對、去聲自相對、去聲入聲相對和入聲自相對，以此編排進行音近形似字的辨析，這種編排方法簡單方便，多為后人沿用。《佩》在進行字音字形辨析時，多為兩兩舉例，如“庠癢：上序羊翻，庠序；下敘章翻，病也，一本作余庠翻。”[1]34也有三字比較辨析的，如“毋母：上古九翻，穿物也；中武扶翻，禁止之辭；下莫厚翻，父母。”[1]46更有極少是四字相比較的，通篇僅4例。中下兩卷是字與字之間的辨析，主要是注反切音（極少數注直音），再釋義，偶或注明出處，或說明古字，還有極個別析形的例子，如“：上遐甲翻，隘也，從二人；下矢冉翻，郡名，從二入。”[1]71卷末還附有與《玉篇》、《廣韻》音義不同者十五字，辨證訛誤者一百十九字，似乎并非出于郭忠恕之手。

二、關于《佩》的歷代研究狀況

清代以前是《佩》的傳播刊布階段。在這個階段學者對于《佩》的研究成果寥寥，但作為一本辨別音近形似字的字書來說，其使用還是相當廣泛的，這也是由當時特定的社會狀況決定的。五代后周，封建制度衰落，割據戰爭四起，當時的統治者急需通過文字的統一規范來穩定政治，而《佩》在當時就承擔著這樣的責任。特別是宋代，《佩》在當時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丞相宋庠“早以文行負重于時，晚年尤精于學，嘗手校郭忠恕《佩》三篇，寶玩之”[4]26。一代文學大家歐陽修在著作《歸田錄》意提及《佩》，由此可見此書在當時的地位。

清代以后至近代以前，此時是《佩》的校勘研究階段。這一階段可謂是《佩》研究的轉折點。此時學者們對此書不再局限于傳播刊布，而是涌現了王頌蔚、翁方綱、丁杰、謝啟昆等一批學者對《佩》的校勘研究。但他們的研究內容重在該書的版本與收藏情況，對該書本身內容的研究卻很少。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佩》進行了主要內容的概括，也簡要評價了《佩》的優缺點，論述較公允，并認為“忠恕所論，較他家精確多矣”[5]27。這可以說是當時對郭忠恕及《佩》最公允的評斷，且在如今看來，對該書這樣的評價也產生了比較重要的影響。

近代以來，對《佩》的研究就比較深入了，但縱觀近代以來的語言文字學、字典學方面的各家著作，雖對《佩》有所涉及，但都沒有非常詳盡地挖掘。

在語言文字學方面，胡樸安的《中國文字學史》是將《佩》介紹得相對來說比較全面的著作，他指出《佩》“三科十段”的寫作體例并分別加以簡單舉例說明，認為錢大昭《說文統釋》中的思想就是在“三科”的基礎上加以擴充的，并說惠棟的《九經古義》試圖批判《佩》的錯誤與不足，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郭氏的論述雖有偶疏之處，但仍無法抹滅此書的學術價值。黃德寬先生的《漢語文字學史》僅指出了該書是辨正文字之書，并對“三科十段”作了精簡的介紹。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認為《佩》與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及張有的《復古編》都是為漢字書寫規范化作出一定貢獻的正字法之書，除此外對《佩》并未深入論及。何九盈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對《佩》的書名及“三科十段”都作了分析，比較全面，但也將該書歸為正字形著作。

由此可見，在語言文字學方面，學者或僅重視《佩》的性質和體例，對其簡單介紹，或將《佩》列為正字法字書。其實《佩》重在音近形近字之間的辨析，是一部辨正文字之書，將其與《干祿字書》等并稱正字之書是不妥的。

另外，張涌泉先生的《漢語俗字研究》是必須一提的。在此書中，先生將《佩》列為俗字辨析之書，并從正反兩方面對其進行論述，為我們研究《佩》提供了新的視角。

《佩》在當時作為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辨別音近形似字的字書，在字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劉葉秋的《中國字典史略》認為《佩》是辨正形音義相近字的字典，同樣對該書的“三科十段”作了詳盡的闡釋，并從正反兩方面對其進行評價，比較客觀。

《佩》作為一本辨析音近形似字的字書，并非完美無缺，正如劉葉秋在《中國字典史略》中所述：“書中所論，大都精確多矣，但也不免有偶疏之處。”[6]101比如該書極力摒棄俗字。由于當時社會的戰亂環境，俗字大量產生，但郭氏卻一味摒棄。如“y亂”二字，《干祿字書》認為“上正下俗”，給俗字較寬容的態度。但《佩》中卻引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oy從舌”之語，推崇正字“y”，并將“亂”字歸為“訛俗”之列，認為訛俗破壞了漢字原有的表意和表音作用。這樣做雖然符合當時的社會要求，利于當時的社會統治，但不利于正確對待俗文字。其實所謂的正字都是在俗文字的運動發展下篩選變化而來的，我們需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俗文字，并不能一味排斥。但也誠如黃德寬先生所論《佩》：“均病微疏。無傷大雅。”[2]67

綜上所述，《佩》在語言文字學及字典學中都有所涉及，尤其是上卷“三科”所列的三十四種文字現象，大有可研究之處，我們今天研究它，可以探討其中蘊含的漢字演化理論，汲取其中豐富的文字學思想；該書產生于文字學的低落時期，當時的文字學著作相對較少，理性分析該書的價值，從而準確定位《佩》在文字學史上的地位，可以豐富完善漢語文字學史。

三、關于《佩》的成書年代

此書在這一時期得以完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客觀方面，首先要歸功于五代時期混亂的戰爭環境。這一時期，唐朝滅亡，割據戰爭紛起，導致文化交流加劇，文字在這樣混亂的社會環境中必然會受到影響；但同時，從另一方面加速了文字的發展，最顯著的表現就是俗字大量產生，這一特征在郭忠恕所論述的三十四種文字現象中得到廣泛體現，如：矛盾，淺陋，備率，謬誤等。

其次，歷代學者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輝煌成就是促成《佩》的主要原因。顏師古的《字樣》是“字樣”之書的開創之作，此后“字樣”學代有新作，如顏元孫《干祿字書》、唐玄宗《開元文字音義》、張參《五經文字》及唐玄度《新加九經字樣》相繼問世，這些“字樣”學著作都為《佩》的產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郭忠恕廣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卻又不拘于成規，在繼承與創新中完成了《佩》的寫作。

主觀方面，郭忠恕本人學識淵博也是此書得以問世的一個重要原因。郭氏“幼能誦書屬文，七歲童子及第，兼通小學，最工篆籀，又善史書”[1]93，再加上他少年得志，后周廣順年間被召為國子周易博士，這些都證明了郭忠恕有著非常深厚的小學基礎和廣闊的文化視野。

四、關于《佩》的漢字演化思想

文字總是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佩》一書用三分之一的筆墨在卷上“三科”，描寫了伴隨漢字發展形成的三十四種極其精彩的文字現象。這些文字現象對我們今天探索漢字演變原因，分析漢字形體結構，研究漢字發展規律都是非常有用的。

郭氏羅列的三十四種漢字演化現象，學術界歷來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僅見姜燕的碩士論文《〈佩〉研究》，對其中逸駕、立教、多僻、寓言、矛盾、聲近、尚俗、祛惑、備率、蕪累、謬誤、俗訛、獨擅、方言、遷革、避諱、務省、順非、浮偽這十九種文字現象有所論述，通過對這些文字現象的分析，可以看出郭忠恕學術眼光的前瞻性，他的很多文字思想是現如今很多文字理論的先導，為后人的研究帶來了有益啟示。

但姜燕在論文中對相承、淺陋、野言、濫讀、離合、不典、約文、求意、交相、疑韻、拘忌、變古、d音、淆溷、贅韻這十五種文字現象并未提及，這不得不說是一大遺憾，但也給我們如今再研究《佩》遺留了大量學術空間。

五、《佩》研究中還存在的幾個問題

（一）據《郭忠恕傳》推測，《佩》成書于951～960年之間，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這一千多年中，該書經多人之手，輾轉傳抄，不可避免有訛誤現象。如今我們研究《佩》，首要的是根據以往的不同版本細加檢核、校勘，在此基礎上加以分析研究，糾正訛誤。

（二）縱觀《佩》成書以來提到此書的相關著作，皆僅對《佩》的“三科十段”作了一些簡單描述，特別是其中對“三科”的理解，僅限于“造字之旨”、“四聲之作”和“傳寫之差”，而對“三科”之下的三十四種文字演化現象很少提及。目前僅有姜燕的《〈佩〉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淺析〈佩〉中郭忠恕關于漢字演化的觀念》和周玉秀的《〈佩〉簡論》等為數有限的幾篇學術論文，對這一現象有所涉及。而且上述論文也僅僅研究了郭氏所羅列文字現象的一部分，并不全面。所以，對漢字演化的這34種現象進行全面研究還是十分有必要的，應該從漢字學史的角度對其進行歸納比較分析，探索每種現象所代表的文字演化規律和這種文字演化規律對漢字學史的意義。

（三）對《佩》“十段”的研究也不容忽視。中下兩卷按四聲編排的十種組合為上卷的“三科”提供了強有力的輔證，是上卷理論部分的具體運用和實踐。這部分內容可以從音韻學的角度，探索音近字的語音演變情況；也可以從文字學的角度，剖析形近字之間的書寫演化狀況；在釋義方面，該書雖只收字的常用義，較他家并不算精確，但它只收常用義的特殊釋義原則，可謂開啟先河，前人鮮少有之，因此也可以從訓詁學的角度，梳理該書在釋義方面的特殊體例。

可見，《佩》的可研究之處很多，作為一本產生在文字學低谷時期的辨析音似形近字著作，它的學術價值是不可估量的，我們能做的是從漢字學史的角度，對其進行解釋、比較和分析，用辨正發展的眼光來研究《佩》，從中了解當時文字學的發展水平，探討關于漢字演化的理念，從中汲取豐富的文字學啟示，完善豐富當今的漢字學史。

注釋：

①關于《佩》成書年代，學界多以“宋代”為定論，但經推測，大致成書于后周，詳見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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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姜燕.《佩》研究[D].陜西：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2.

[14]姜燕.淺析《佩》中郭忠恕關于漢字演化的觀念[J].語言科學，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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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我們把漢語教育技術期刊論文的統計結果放在國內和國外大背景下做個比較，可以從中了解到漢語教育技術研究的相對狀況。與同期國內外教育技術期刊論文數量和年度走勢的對比分析與國內外教育技術期刊論文數量的對比分析國內教育技術論文數量為國外同期教育技術論文數量的7倍，至于國內教育技術研究是否真的產生了遠多于國外教育技術研究的成果，魏順平(2010)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漢語教育技術論文數量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只是某個學科中的某個領域;另一方面，相較于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語法研究、教學研究、習得研究等，教育技術研究相對薄弱。漢語教育技術相關論文的期刊類別分布，漢語教育技術相關在語言學及語言教學類期刊上的論文最多瑏瑥，其次是教育技術類。這從側面表明，漢語教學工作者更多地是從漢語教學的需要和應用出發來討論教育技術的相關問題。同時，也在探討教育技術的過程中，以漢語教學的實際應用進行說明和論述。與國內外期刊論文數量年度走勢的對比分析下圖是2005至2011年間，漢語教育技術、國內教育技術和國外教育技術論文數量年度走勢圖為便于觀察年度走勢，即曲線的斜率，此處我們把漢語教育技術論文數量放大100倍。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三個特點:(1)漢語教育技術發展與國內外教育技術發展走勢一樣，均呈總體上升態勢;(2)漢語教育技術與國內外教育技術發展走勢一樣，在近期均呈走低狀態，進入反思或審視階段;(3)漢語教育技術發展狀況相較于國內和國外走勢(從曲線別點上看)，更接近于國外。與同期國內外教育技術領域研究內容的對比分析《敏感詞數據表》中的敏感詞代表了近年來漢語教育技術研究的各項內容。通過對敏感詞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漢語教育技術研究的高頻范疇，與世界教育技術研究內容進行對比可以看出研究內容趨于一致的方面、不一致的方面和研究欠缺的方面。漢語教育技術研究的高頻范疇及特點《敏感詞數據表》中的敏感詞頻率信息可以顯示出漢語教育技術的研究內容受關注程度的全貌。頻率越高，受關注程度越高。為了相對集中地反映這期間漢語教育技術的研究特點，我們對敏感詞按類別(范疇)進行由高到低排列后總結為如下兩點:1)技術應用緊密圍繞“語料庫”、“多媒體”和“網絡”，相關論文數量最多者為語料庫，其次是多媒體，再次是網絡。樣本期刊論文反映出的相關研究細目報告如下:(1)“語料庫”的相關研究包括的語料(數據、資源)類型有漢語母語語料庫、中介語語料庫、多語語料庫、動態作文語料庫、學習者口語語料庫、學習者語音語料庫、錯字別字數據庫、教材語料庫和教學用字庫、詞庫等教學資源，涉及的研究內容有語料庫(數據庫、資源庫)的建設、加工、工具研發和應用等。這是語言教學中教育技術研究和應用的一大特色。(2)“多媒體”的相關研究涉及超媒體中的圖片、視頻媒體的應用瑏瑦，可視化、概念圖，編碼，多媒體教材和練習，多媒體課件設計、多媒體資源建設、利用和開發，多媒體教學方法、多媒體教學有效性，多媒體環境等。(3)“網絡”的相關研究包括網絡教學/學習環境，網絡文化環境，網絡虛擬社會，網站建設、網絡課程，網絡教師培訓，網絡教學設計、原則，網絡平臺需求、功能、開發等。2)“漢語知識教學”相關論文數量與“漢語技能教學”相關論文數量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樣本期刊論文反映出的相關研究細目報告如下:(1)信息技術支持的“漢語知識教學”相關研究包括漢字、語音、詞匯、語法和中國文化教學等;(2)信息技術支持的“漢語技能教學”相關研究包括口語、聽力、視聽說、視聽、閱讀、寫作教學等。

研究內容趨于一致的方面1)包含的研究層面和類型一致從總體情況看，近年來的漢語教育技術研究包括了三類:理論研究(如教學方法、教學模式、學習策略、自主學習、認知策略、教學環境)、相關技術研究(如多媒體、語音識別、計算機模擬、語料庫)和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研究(如計算機輔助教學、網絡課程、教學和學習資源)。這一結果表明:漢語教育技術的發展在總體上是全面的、積極的，從研究層次和類型來看，與世界教育技術研究是一致的。另外，世界教育技術研究表明，教育技術研究與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呈現出以技術為特征相繼變化的發展歷程(電視技術計算機技術多媒體和網絡技術)。我們的考察結果表明，漢語教學的發展也呈現出同樣的格局，并且漢語教育技術還受到一些專門技術發展水平的影響，如漢語語音分析技術、漢語語料庫技術等，這些技術的最新發展和應用都被積極引入到了漢語教學中。2)緊隨新技術創新出教學新方法關于聊天工具和博客在教學中的應用是目前教育技術討論和關心的熱點問題。在漢語教學中，它的交互性對語言教學無疑是有意義的，符合現代教育倡導的合作學習原則。它通過自發地、積極主動地進行任務或功能教學，開展相互交流，以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驅動，促進學生以文字或語音的形式練習漢語說與寫，也在文字或語音的輸入過程中習得漢語。此外，過去人們固有認識中不適合于成人學習的游戲軟件或游戲方式也受到關注。事實上，正是在現代教育技術發展和應用過程中不斷涌現出了一些新課題，寓教于樂又一次成為教育領域研究的熱點，探討如何促進“生活體驗、樂趣與學習的目的和手段相結合”等問題(祝智庭等，2010)，學者們提出游戲化學習(game-basedlearning)及教育游戲(educationgames)。教育游戲研究可以把傳統的游戲軟件提高到一個更有利于學習的角度去認識。值得一提的是，漢語教育技術領域出現了利用新技術、新方法創新漢語教學和學習的報告。涉及三種形式:第一，研究漢語教學中如何運用多種網絡聊天形式開展教學的問題，如何敏、張屹(2008)(利用郵件、網絡論壇)，袁偉、劉娜娜(2010)(利用聊天工具)。第二，研究應用博客、微博，乃至有聲博客開展漢語教學的問題，如陳育煥等(2009)(利用有聲博客)。第三，研究運用教育游戲開展漢語教學的問題，如蔡莉、劉芳妤(2011)。因此，可以說漢語教育技術在應用新技術創新教學方面，合著時代的脈搏走在形式和方法的前沿。研究內容不一致但有其合理性的方面1)多媒體技術受關注程度未呈現下降趨勢國外教育技術研究在有關技術方面的研究的變化趨勢顯示，課件(courseware)和超媒體(hypermedia)的關注呈下降趨勢;有關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研究的變化趨勢顯示，多媒體教學(multimediainstruction)呈下降趨勢。魏順平(2010)認為，“這應該是受當前網絡技術普及的影響，課件和超媒體是單機環境下用來呈現學習內容、開展個別化學習的媒體”;“這同樣應該是網絡技術普及應用的影響”。但是，我們對《敏感詞數據表》的分析表明，近年來漢語教育技術研究中多媒體技術受關注程度未呈現下降趨勢，而是受到持續性的關注(敏感詞“多媒體”的年度頻率未見明顯降低，其頻率也沒有被“網絡”的頻率所超越)。我們認為，這是學科特點使然。“多媒體”這一敏感詞在漢語教學論文中的使用頻率較高、年度受關注程度較高，顯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為漢語計算機輔助教學離不開多媒體技術的支持，各種媒體技術在漢語知識和言語技能教學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以漢字教學為例，漢字是形、音、義的結合體，漢字的讀音需要聲音媒體支持，漢字的筆順書寫作為動作技能的教學理應用動畫或影像技術支持，漢字的義項和構詞等用法信息離不開文字技術的支持。這些既是漢語教學的客觀需要，也是由漢語和漢字本身的特性決定的。“多媒體”受到持續關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漢語教育技術研究始終腳踏實地，更多地著眼于學科應用的具體問題，而不是單純地空談教育技術。2)網絡技術受重視程度未呈現明顯增長趨勢國外教育技術的研究結果表明，“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應用，網絡課程得到了更多的關注，Internet、信息技術、網絡課程和虛擬教室等與網絡技術密切相關的研究內容均呈上升趨勢”，“internet/網絡課程等與網絡技術密切相關的研究內容均呈上升趨勢”(魏順平，2010)，“基于網絡的教育技術研究是當前主要研究內容”(祝智庭等，2010)。但我們對敏感詞“網絡”(及相關)的考察結果并非如此，而是總體變化不大，按年度在較少的數量間略微波動。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三個。一方面，在我們所考察的樣本期刊上發表漢語教育技術相關論文的作者大多數為國內學者，他們的教學任務和關注的研究問題主要是針對成人的課堂面授，討論的內容主要是教育技術應用于課堂教學，且絕大部分為“1+0”模式，而非“1+n”模式瑏瑧;另一方面，在中國學習漢語的留學生身處優越的目的語(漢語)環境，他們課外利用目的語的社會環境學習遠比現在還不甚理想的網絡教學或遠程輔導的效果更優;第三，由于網絡教學受當前技術條件的限制(如面向外國人的漢語語音識別技術、人機對話)和理論研究的限制(如自主語言學習研究)，目前尚不能很好地解決聽、說這兩個語言技能教學的主要問題，或者說效果不理想所致。當然，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網絡數字環境和生態環境的構建定將為漢語教學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與服務，也將迎來漢語網絡學習的新局面。

在漢語教學中，由于該項研究與教師們的實際工作密切相關，因此歷年來與課程有關的漢語教育技術的應用研究始終受到關注。但遺憾的是，真正以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technologyintegration)為指導思想和理念，深入研究信息技術與漢語課程整合的論文相對匱乏。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漢語教育技術的相關論文后就會發現，大多數只是就教學中具體應用問題有感而發的教學體會或經驗，這與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的終極目標尚有距離，今后應開展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如從理論上探討媒體形式與漢語知識和言語技能的相關效應(如什么類型的漢語知識適合或需要用什么樣的媒體或它們的組合形式來表現?什么樣的漢語技能適合或需要用什么樣的媒體或它們的組合形式開展訓練?);根據Paivio(1990)雙編碼理論，言語能力、言語習慣與偏好、表象能力與偏好間是有一定關系的，那么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習者對學習材料的結構、內容、呈現方式是有一定偏好的，應研究如何根據學生的認知風格并從漢語學習的角度出發，立足學生自身特點，以信息技術為教學手段來組織教學;從整合的特點、作用和方法等出發進行研究，結合漢語教學的特點和實際需要，逐步形成切實可用的整合操作策略，真正體現AECT，04瑏瑨提出的創新宗旨。2)關于教育技術支持下的教學設計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design)是近年來國外教育技術研究中受關注的重點或熱點(魏順平，2010;祝智庭等，2010)，反映出教學設計是教育技術的核心內容。但是，從《敏感詞數據表》的年度分析來看，“教學設計”并非實際研究中的重點或熱點，也沒有被歷年來的漢語教學研究所關注。當前，漢語教學中的教育技術應用已經走過了探索和試驗階段，逐漸趨于成熟。或者說，技術因素已經成為教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不再是依附于教學的一種附屬品或點綴，也不是游離于教學之外可有可無的調味品。例如，當前大多數情況下的教學和學習環境是在信息技術支持下的，漢語教師備課離不開信息技術，漢語教學和學習資源是數字化的，教學手段和方法離不開信息技術。當信息技術已經潛移默化地全方位融入漢語教學之時，教學設計必然與傳統的教學理論和教學觀念有所不同。脫離教學設計的技術應用，片面強調技術的應用價值的思潮，不僅難以在教學中真正發揮作用，也違背了教育技術的宗旨。因此，重視信息化環境下的教學設計，廣泛地開展教育技術支持下的漢語教學設計研究，把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尤其要注重對教學和學習環境的設計與開發，努力實現教學設計與技術應用的深度整合，對漢語教學具有重要的意義。越來越多的人和組織將會認識到教學設計師這一職位和角色的價值、作用和需求。(桑新民，2009)3)關于應用教育技術的教學有效性和教學實驗國外教育技術研究顯示，教學有效性(instructionaleffectiveness)是歷年關注的重點，它表明教育技術的各項工作最終要落實到對教學效果的改進上(魏順平，2010)。我們通過對《敏感詞數據表》年度使用頻率的分析發現，在漢語教育技術研究中這個問題已開始得到重視，表現為漢語教師在應用教育技術的同時，能夠自覺地對教學效果進行審視的傾向。這種觀念可以幫助我們及時發現問題，并尋求解決和改進的方案。然而，關注和重視程度的提高并不能代表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成果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從近年來漢語教育技術的相關論文來看，對技術影響下的教學效果問題，談及的多，付諸實際研究的少;在付諸實際的實驗研究當中，嚴格意義上的實驗研究并不多。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由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者這個群體的特殊性決定的，他們的學習動機、學習背景的復雜性導致實驗研究有一定的難度。這方面的研究應加緊開展。因為基于信息技術，特別是多媒體和語料庫技術的語言習得實驗研究，可以回答雙編碼教學是否有助于語言習得的問題，可以揭示基于圖形和語言雙編碼輸入條件下的第二語言習得過程和機制。其研究結果可以為建立外國人漢語學習模型而開展計算機模擬，最終為設計出智能化的漢語CAI創造條件并奠定堅實的基礎。教學有效性問題應該用系統的方法去思考和解決，它與很多因素相關，如學習成績、教學管理的有效性、課程評價、教學質量、教學創新、教材評估、教師和教學方法等。鄭艷群(2012)指出，對漢語教學而言，應該更加重視對語言微教學環節和微技能教學的研究和把握，漢語教學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將更好地揭示漢語學習規律，指導和管理漢語教學。

余論:漢語教學敘詞研究與學科建設

篇(6)

一、開題背景：

1、指出：中小學要由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面向全體學生，全面提高學生思想、文化、科學、勞動技能和身體素質，促進學生生動活潑地發展，辦出各自的特色。為我們創辦書法特色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我校決定從學校的寫字教學入手，爭創特色，全面落實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軌。學校在全面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所規定課程外，開設了寫字課，以全面提高學生的書寫水平。我們認識到寫好漢字不僅是書法家的事，也是每個中國人的事。書寫對提高學生文化素質、磨練意志、陶冶情操、培養形成良好習慣、優秀品格都會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學校運用多種方式，加大宣傳力度，從多個層面分析，說明加強寫字教學對搞好義務教育階段的基礎教育及發展學生的文化素質和人格素質的重大意義。<

二、課題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本課題研究的理論價值

培養學生良好的寫字素質，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是學生自身之需，是基礎教育之需，是社會發展之需。通過本課題的研究，更新寫字教育觀念，促進教師形成“學寫字即學做人”的教育意識，讓學生成為寫字主體，成為學習實踐、創造發展的主體；更新寫字教育目標，讓教學不再只是讓學生學會了寫字，而是要教會學生學會求知，使之成為發現問題的探索者，知識信息的反饋者，學習目標的實現者和成功者；更新寫字教育方法，即根據寫字教材特點，尋找有利于發展學生主體性的教學形式、方法和手段；優化寫字教育資源，力求著眼于學生的終身發展，實現學生寫字的自主化，課堂教學的現代化，教育教學的民主化，達到寫字教育個性化、特色化，從而為培養學生寫字素質服務，為學校寫字特色建設服務。

本課題研究的實踐價值

從教育論角度看，教育不單單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獨立獲取知識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國內不少專家研究表明，漢字的書寫有利于人的左右腦的協調發展。寫字教育要努力喚起學生積極的需要，創造各種既能滿足學生的心理需要，又能鼓勵學生主動參與的機會，獲得多種心理上的體驗，進而提高其寫字素質。寫字的學習，是一種創造性的素質教育活動。要找到合理的寫字教育途徑，運用恰當的寫字教育手段，以漸變為指導，從傳統中捕捉精神，在創新中融進自我，急躁不得，虛偽不得。它要求學生不僅要練手、練眼，更要練心，需要學生巨量的實踐和閃光靈感，以透悟藝術規律，掌握精熟技巧，提高諸多修養，凈化心靈品格。進而才能培養學生具有漢字書寫所需的多種寫字素質和一些最基本的理論素質，達到健身怡情的目的，從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這樣，既為學生在日后的書法學習奠定了良好基礎，又使一些將要從事其他研究與工作的學生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與陶冶。同時，也能夠豐富寫字教育資源，提高寫字教育質量。讓我們在孩子們的心里根植一顆“寫工工整整中國字，做堂堂正正中國人”的中國心吧!

三、課題所達目標和主要內容

本課題的研究目標

創設良好的寫字教育環境，大力促進教師書法水平的提高。教師要結合新課程標準、教材和本班學生的年齡特征及寫字的實際現狀進行寫字教育。培養學生把字寫得準確、工整、整潔、美觀，提高運用漢字這一交際工具的準確性和效率。在寫字教育中，要發揮生活的主體性，培養學生的寫字素質、道德素質、意志毅力、智能素質、審美情操，健全學生人格，全面提高學生整體素質。

同時，要研究非智力因素在寫字教育中的作用，由點到面地完成培養學生良好品格的任務。并且讓學生熱愛優秀的傳統文化，培養并提高他們的審美情趣，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奠定基礎。讓學生充分體驗成功的喜悅，增強學習的信心和做人的信心，讓他們挺起胸膛做人，讓學生生動活潑、積極主動地提高自己的寫字水平和審美水平。本課題的主要內容

1、開創科學教育體系，培養學生具有一定的寫字技能，提升寫字教育質量。

2、開辟多種教育渠道，激發學生寫好字的興趣，形成“提筆就是練字時”的意識，養成良好的寫字姿勢。

3、開發寫字教育資源，培養學生的書法審美情趣，提高學生欣賞美、表現美、創造美的能力。

4、開展多種教育形式，培養學生良好的寫字道德情操，磨練學生的意志品質。

5、開辦各種培訓活動，提高教師自身的寫字水平及教育素質，形成良好的寫字教育氛圍，促進學校寫字特色的建設。

四、課題實施過程設計和主要措施

本課題的實施過程設計

1、準備階段

明確目標，進入研究。制定具體的研究計劃并實施。同時按照一定的方法，了解小學生寫字素質的現狀，找出存在的問題，并且通過學習理論經驗文章，在理論的高度審視自己的寫字教學，總結自己的得與失。撰寫相關論文。

2、實施階段

有了理論指導，有了案例分析，結合自身教學實際，以經驗形式提煉出教師在平時教學中所遇見的成功的做法。尤其注意學生個案的搜集和整理。同時針對學生的年齡特點，成立學校“云筆”書法班，制定各項制度和章程。在校內建立一套基本完善的寫字教育體系，發現學生中優秀的小小書法家，組織這些學生進行書法創造，提高學生的寫字素質，并向報紙雜志投稿，以厚實研究成果。

3、總結階段

總結課題運作情況，查漏補缺，收集、整理資料，撰寫課題終端研究報告。

做好實驗驗證，總結，撰寫有關經驗論文及實驗報告。

收集，完善各種資料，進行分類整理歸檔。

學校對課題進行自查。

準備驗收、評價。

推廣實驗成果，對課題實驗進行反思和總結。

本課題的主要措施

在培養小學生良好的寫字素質教育中，我們突出強調了課內與課外訓練相結合，寫字教育與其它學科教育的相配合。

1、激發興趣，引導寫欲。如創設想象、課件展示、實物演示、模型制作、律動表演、兒歌誦讀等。

2、多種途徑，科學練習。如執筆運筆新認識、先練長體字新方法、整體觀察漢字特點等。

篇(7)

關鍵詞：“六書”理論 對外漢字教學 應用價值 優劣

一、引言

根據語言學家們對對外漢語的研究和探討，以及對外國留學生學習漢字情況的調查與分析，我們得出漢字難學的問題主要歸結為：難認；難寫；字數多；形、音、義之間有交叉，容易搞混；難查等等。針對這些問題，一些學者們提出了運用“六書”理論進行對外漢字的教學。這樣不僅可以降低留學生學習漢語的難度，還可幫助他們弄清漢字的發展脈絡，了解漢字的字形和意義的變化，同時又使得課堂教學活動生動有趣，進而激發留學生學習漢語的積極性，對教師圓滿完成教學目標、教學任務也能提供很大的幫助。但也有學者對此持否定的態度，如卞覺非（1999）提出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漢字教學應該定位于現代漢字。雖然傳統的“六書”理論與現代文字學有相通之處，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六書”已不能完全適用于現代漢字的分析。同樣的術語有的名同字異。另外，其他一些學者提出如果字字都用“六書”理論進行解說，從古研今，這也未免太繁瑣，可行性也不強。所以，本文主要就“六書”理論在對外漢字教學中有無應用價值、應用價值的大小等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六書”的提出及發展

《周禮?地官?保氏》中最早提到“六書”一語，“六書”是“六藝”之一，“六藝”是當時周王朝貴族子弟們必須學習掌握的各種本領。雖然《周禮》中提到過“六書”，但對它的具體內容卻沒作解釋。

前人對“六書”的解釋比較權威的是鄭眾、班固和許慎的說法。鄭眾分“六書”為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六書”謂之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并以此六書來教育公卿大夫們的子弟。在從古至今的漢語教學中，我們普遍沿用的“六書”理論是東漢許慎的解說，他在《說文?敘》中將“六書”解釋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以上三位學者關于“六書”的解釋基本上相同，都是把“六書”解釋為關于漢字構造的六種基本原則。

后來有人對“六書”是造字之本提出質疑，如戴震認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是造字之法，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轉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它們并不能產生新字，故而提出“四體二用”之說。后來又有“三書”說，主要包括唐蘭認為的象形、象意、形聲；裘錫圭的表意、形聲、假借以及陳夢家的象形、假借、形聲等。此后又有詹鄞鑫、蘇培成提出了新六書說。

三、“六書”理論的應用價值優勢論

（一）對漢字教學的指導作用

從古代的“六書”被列入《周禮》的“六藝”之中，我們可以推斷“六書”是當時貴族子弟們必須學習掌握的一門本領，也是當時的老師們用以教育貴族子弟所參考的科目。雖然《周禮》中沒有明確具體地說明“六書”的內容，但它是用來教育子弟的項目，這說明“六書”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在今天的漢字教學過程中，其價值不言自明。不管是對本族的學習者而言，還是對外國留學生來說，如果教師能夠在教學過程當中適當地應用“六書”理論來指導學生，不僅會對學生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學生學習漢字的成果也能顯而易見，同時還可以增強他們學習漢語的自信和興趣。

（二）使留學生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首先“六書”抓住漢字“表意”這個根本特征，它基本上反映了漢字構造方式的客觀實際，對通過字形的分析來理解本義、對把握字義的演變線索以及創造新字都有重大意義。“六書”說不僅在中國古文字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還對我們當代人以及外國留學生學習漢字、掌握漢字的形體、了解字義的演變、理解音、形、義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參考依據。留學生即便面對龐大的漢字群體也可以對漢字字形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許多漢字字形中包含著豐厚的民族文化意蘊，教師如果能夠在課堂上運用“六書”理論來進行講解，留學生不僅能學到漢字知識，也能使他們對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有更加透徹、清晰的了解，對跨文化交際也具有重大實際意義。

（三）可以提高留學生學習漢字的興趣

在對外漢字教學中注入“六書”用法，如形象展示法（這種方法主要用于象形字），對“子、山、心、木、火”等字，通過板書、卡片展示或者運用現代多媒體技術等來表示物象c文字之間的關系，將生動的形象展現在留學生面前，使他們能夠通過視覺、聽覺等感官認知，聯系現實生活，更加直觀地理解每一個漢字的根本意義。既形象生動，使學生一目了然，又提高了留學生學習漢字的興趣，還會增加教師講課的激情，有效地調節課堂氣氛。讓留學生在愉悅的氛圍中學習漢字，進而從心理上減少他們學習漢語的焦慮情緒，改變他們認為漢字難寫、難認等想法，提高學習效率。

（四）有利于糾正學生的錯別字，讓學生從根源上重新認識漢字

在留學生學寫漢字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寫許多錯別字。如果能夠合理利用“六書”理論，將有效地幫助他們改正錯誤。例如，學生容易把“本”字和“未”“末”二字混淆。如果老師能告訴學生“本”字是個象形兼指事字，“本”字下面一畫表示樹根之所在，是“根本”之義，那么學生就很少會寫錯這個字。再比如“家”字，學生經常把它寫為“冢”字。如果老師懂得并且運用“六書”理論，向學生解釋“家”是個會意字，“家”字上邊的“宀”是屋子的意思，下邊的“豕”表示豬，因古代大多數家庭都養豬，所以就在“宀”下加“豕”表示“家”。這樣一來，學生對“家”這個字就有了新的認識，以后即便再遇到也不會搞錯。由此可見，在對外漢字教學課堂中運用“六書”理論講解某些漢字是非常有用且必要的，這可以大大降低留學生寫錯漢字的可能性。

四、“六書”理論的應用價值劣勢論

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中關于“六書”說提到過兩點：首先，“六書”說從來就沒有過明確的界說，每個人可有每個人的觀點、說法；其次，如果每個文字都用“六書”來為其分類，其結果就是常常不能斷定它應屬哪一類，因為有些漢字是兩類造字之法兼有的，還有一些是無法用“六書”來歸類的。裘錫圭在評論唐蘭的這一說法時指出：雖然此說法有點過頭，但并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對外漢字教學中，就象形法和字理析字法而言，它們實質上是利用古文字讓留學生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讓學生知道漢字的本源。但我們也應明確，許慎的“六書”說是根據小篆字體確定的，隨著時代的發展、漢字的演變，“六書”中的某些理論已不完全符合漢字的發展實際，“六書”也逐步失去了分析某些漢字的功能。現代漢字中有一大部分是簡化字，很多漢字的結構理據都已經被破壞，已看不出漢字的象形義。另外，用“六書”講解漢字，可能更適宜中高級班。初級班漢字的掌握量極少，教師講課的著重點在于聽和說，要求會書寫漢字的情況一般是在中高級班才出現，所以說“六書”方法適應的范圍有限。漢語中有些形聲字已發生變體，它的形旁已不具有表意效果，因此，如果還按形旁類推，就很難推出字義。

“六書”本身也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第一，“六書”是分析小篆的結果，它對古今文字的解釋具有局限性，并不能全部解釋到位。第二，對“六書”的闡釋有些地方含混不清、不夠明確，雖然歷代的理解基本相同，但也有很多相異之處。這些都不利于漢字的教學以及文化的傳播。第三，“六書”中各種造字法的界限不夠明晰，有些字既可以是象形，又表示指事或形聲等。例如“本”字，它既是象形字，也是指事字。第四，“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它們的性質并不完全相同，前四種是造字的方法，后兩種是用字的方法。如果人為地把兩類性質不同的東西放在同一個層面來處理，這種分類方法本身就不夠嚴謹，缺乏科學性。

鄭振峰（2002）認為，在運用“六書”理論通過分析漢字的構形來進行教學時，由于漢字的形體結構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演變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漢字具有不同的形體機制，如果不對各個時期的漢字進行斷代的調查與描寫，統而言之，是很難弄清其構形規律的。當代古文字學者趙誠提出另一問題：漢字的斷代研究太薄弱，我們并不能將漢字在各個時代的斷展了解、考察、研究得很充分、很全面，這自然會影響到漢字系統的研究、描寫。反映在課堂教學環節中，老師在給學生講解漢字在每一階段的發展演變時，可能會由于對漢字了解得不充分、有斷代，所以講解不夠準確到位。但如果對每一個階段的漢字都進行斷代的測查與描寫，這樣學者們的考察工作就會非常繁瑣，工程量巨大，實施的可行性很小。表現在課堂上，教師在給留學生講課時，如果把漢字在各個時代的構形特點、斷代研究都進行詳細的講解，不僅課堂時間不允許，也會加大學生理解的難度，還容易混淆。

再者，在課堂教學中運用“六書”理論，會受到中外文化差異、學習者自身接受能力的制約以及教師文字素養水平的高低等因素的影響，其最終達到的效果也未必理想。

五、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在對外漢字教學中運用“六書”理論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可以使留學生對中國漢字有更加準確、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六書”的局限性以及時代的發展、漢字的演進，它的適用性因時而異，因地而異。所以，關于能否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運用“六書”理論講解漢字，我們要視情況而定，要考慮到它的優劣，不可一味地濫用。還要根據學習者的實際狀況及其要完成的學習任務，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之后再采用。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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