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美貿易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美國貿易立法中美貿易

一、美國貿易立法的回顧

1、二戰以前美國的貿易政策和立法

美國貿易政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貿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這體現在美國國內眾多的貿易立法及其發展演變上。美國早期的貿易立法基本上是圍繞著關稅政策來制定的。本世紀30年代對于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國的經濟大蕭條和貿易戰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國歷史上最高的一般關稅水平,標志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最高點。1934年美國出臺了《對等貿易協議法》,它成為美國貿易政策史上的轉折點。該法案旨在降低關稅稅率以及通過雙邊談判和協定來降低對美國產品的歧視,以此擴大美國產品的海外市場,通過出口的增加帶動美國經濟走出蕭條。該法案標志著通過協議進行關稅減讓的時代的開始。這種通過雙邊談判和簽署貿易協定來解決貿易爭端和推進貿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簽署之后擴展為多邊主義。除了規定有關關稅減讓談判的事宜,美國的貿易立法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減少貿易自由化對國內工業的嚴重沖擊和負面影響,依法對因進口而造成的損害提供某種形式的幫助。美國根據國際國內經貿形勢的不斷變化而不斷修改和補充其貿易法規。

2、二戰以來美國的貿易立法

(1)《1962年貿易擴大法案》

二戰后,特別是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來自國外的越來越強大的競爭沖擊了美國國內的部分工業。1962年,出于保護國內工業和減少競爭壓力的考慮,美國出臺了《貿易擴大法案》,推出“貿易調整援助計劃”(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簡稱TAA),為受到沖擊的行業的工人提供正常失業福利之外的的調整津貼、援助和再培訓機會,以幫助他們轉移至新興的、更具競爭力的行業,對受到外國競爭威脅的公司提供技術援助、貸款和貸款保證以及稅收優惠來減少產業調整中的損耗。TAA計劃還授權美國總統對外國在農產品貿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動,這也就是1974年貿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貿易法規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損害”并且損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國的關稅減讓而導致進口增加的行業才可以援引該立法得到補償。美國專門研究貿易政策的學者德爾塔在對反貼補和反傾銷案例進行統計分析之后得出結論說,由于1962年貿易法的授權條款和《貿易調整援助計劃》將受益的標準訂得很高,使受到沖擊的部門和公司很難獲準接受有關的補償。

(2)1974年貿易補救法案的201條款和301條款

70年代以來,美國國會一步步放松了進口補救的標準,更加滿足了受沖擊行業和公司的要求。1974年貿易法的201條款是《關貿總協定》第XIX條款即保障條款的對應條款,它規定對美國廠商因關稅減讓和進口激增而遭受的損害進行補償,或者阻止這種損害的發生。該法案第一次授權私人企業可以就國外產業的非公平競爭行為直接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提出上訴。如果達到預定的標準,ITC會向美國總統提出建議,總統則有權下令提供包括關稅、配額或其它進口限制在內的臨時性補償措施。1974年貿易法將1962年法案中規定的“嚴重損害”的標準降低為僅僅要求證明進口是“嚴重損害”的“重要原因”,或者是嚴重損害威脅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而且,這種損害也不必源于美國的關稅減讓。此外,TAA計劃的標準也有所降低,這些法律規定的變化使得遭受進口沖擊的工人、公司和行業組織更容易獲得法定的調整援助。

301條款是美國向所謂“不公平貿易”進攻,迫使其它國家對美國開放國內市場的主要武器,1974年立法將301條款的有關權力由總統轉至美國貿易代表(USTR)。后者在接到私人部門的投訴后,負責進行調查并向總統提出建議以便總統采取行動(征收額外關稅或者實施其它進口限制),針對其它國家所謂“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視性”的貿易作法進行反擊,以保證實現美國各項貿易協定項下的權利。這些由美國單方面定義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視性’的貿易作法以及美國提出的貿易報復和制裁措施常常會招至貿易對方的譴責和批評。

(3)1979年有關反貼補和反傾銷的貿易立法

東京回合之后,美國國會通過了1979年《貿易協議法》,將美國在多邊談判中的承諾法律化。東京回合上所通過的關于貼補和反貼補以及反傾銷的準則,要求對承諾遵守國家的產品反傾銷案例進行“嚴重性損害”的調查。然而,這些多邊的規定和標準在美國1979年的立法中得以放寬,比如該法案縮短了對所有的反貼補訴案的時間限制,并且將不公平貿易補償法的執行責任由財政部部長轉交給商業部部長。這些措施旨在加強反貼補及反傾銷立法的實施和執行,為申訴的美國企業和公司提供更加有效的幫助。貿易補償法標準的放松、規定調查時間的縮短和貿易執法機制的強化,導致70年代以來美國不公平貿易訴訟案件的數量迅速增加。相對于保障條款和貿易調整計劃而言,反傾銷和反貼補立法成為各個工業部門尋求進口保護的“通常”的“第一選擇”。

(4)80年代貿易立法及301條款的各種變形——超級301條款和特別301條款

進入80年代,美國進一步強化了貿易立法的301條款,以便更好地為美國的商業利益服務。1984年的《貿易和關稅法案》要求美國貿易代表每年提供一份《全國貿易評估報告》,對重要的國外貿易障礙及其對美國的影響進行量化分析。該法案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可以主動發起301條款的調查,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強對付貿易壁壘的打擊力度。1988年的《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中的301條款要求美國貿易代表每年提交關于外國貿易壁壘的報告,列出所謂“重點國家”和“重點貿易作法”,并將此作為同其它國家進行貿易談判的主要目標。它強調了美國的所謂的公平貿易規則,加強了對國外“不公平貿易”的進攻和報復性,是強化了的301條款,因而被稱為“超級301條款”。

特別301條款作為301條款的另一發展,是用于加強美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利益,促進國外知識產權方面的立法。該條款特別創立了“觀察國”、“重點觀察國”和“重點國家”名單,加強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國家的政策威懾,促進美國維護其知識產權領域的利益。中國曾幾次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列為特別301條款的“重點觀察國”和“重點國家”,并以法定調查和貿易制裁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5)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案

1996年美國出臺的旨在制裁古巴、伊朗和利比亞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軒然大波,遭到世界其它國家的一致譴責和反對,就連美國的老朋友英國也站到了它的對立面。1996年6月4日,與古巴、伊朗和利比亞年貿易額為18億美元的歐盟,正式就赫—伯法向美國提出抗議,就連被美國認為最保險的第26屆美洲國家組織大會,也譴責美國“執行損害其它國家的法律”。10月16日,歐盟把這個問題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后者警告美國不要采取單方面的措施。1996年11月12日,聯合國大會以137票對3票通過了反赫—伯法的決議。赫—伯法一出臺就非議紛紛,結果克林頓政府不得不宣布推遲6個月生效,同年10月16日又決定將赫—伯法第三條推遲到1997年2月執行。美國還曾表示,達—馬托法的實施也可以考慮靈活地進行。

二、美國貿易立法與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

戰后美國的貿易立法的演變過程集中體現了其貿易政策的發展變化,也是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和調整。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退和競爭者的興起是美國貿易政策的轉變的根本性原因。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不僅表現在其對外貿易在世界總額中的份額下降,也反映在美國同其主要貿易對手的人均收入差距和技術水平的縮小上。70年代世界經濟的“滯漲”嚴重打擊了美國的制造業,使得貿易問題異常突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浮動匯率制的實施,更增大了美元匯率的波動和經濟活動的風險,美元從1981年到1985年期間升值了40%以上。美國同期商品貿易逆差由2.8億美元增至122.22億美元。美元突然大幅度的升值是當時美國貿易差額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對美國貿易政策的變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相對實力的衰落和歐洲、日本的興起推動了世界經濟向經濟多元化格局的演變,冷戰的結束更加速了這一趨勢。冷戰后的世界經濟是以各國為爭取在未來世界經濟中的份額而進行日益激烈的經濟和技術競爭為特征的。美日歐這三大經濟集團為了加強各自的經濟實力和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紛紛參與到地區經濟一體化和地區經濟貿易安排當中,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崛起和地位的上升也加劇了世界經濟競爭的激烈程度。為了適應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維護美國經濟利益,美國不斷地調整其外貿政策和貿易立法。

1、貿易政策范圍的日益廣泛,與其它國內經濟政策的關聯性增強

70年代以前,美國的貿易政策主要針對關稅和較為明顯的非關稅措施(如數量限制)。隨著關貿總協定主持的多邊貿易談判的成功進行,各國的關稅水平大大降低,美國的貿易政策也從單一考慮關稅措施逐漸擴展為包括政府采購、衛生和技術標準、政府補貼等相當廣泛的領域。從行業政策來看,美國的貿易政策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針對傳統的制造業如紡織業、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等。近年來,美國的貿易政策也開始更多地針對計算機、半導體和通訊等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中存在的貿易問題和爭端,加強政府部門的監督和管理。同時,貿易政策的觸角也從制造業開始伸向服務貿易、有貿易關聯性的知識產權問題和對外直接投資。1984年通過的綜合貿易法案號召不發達國家杜絕侵權和仿造行為,放寬對美國企業投資的限制,并將301條款的適用范圍由商品貿易擴大到服務貿易與投資問題,貿易政策范圍的擴展在1988年的《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案》中反映得更為充分,它涉及國際金融政策、外國賄賂作法、技術競爭力、教育以及培訓等諸多方面。這個法案的名稱使用“綜合”一詞,其原因顯而易見,加之該法案長達一千多頁的文本,其政策范圍的廣泛性可見一斑。

2、貿易政策基礎觀念由“自由貿易”轉向“自由和公平貿易”,更強調對等觀念

戰后的幾十年中,美國一直宣揚其追求“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立場。然而,70年代以來,美國自由貿易的目標卻逐漸地被一種“自由和公平貿易”的論調所代替,1985年里根政府的“貿易政策行動計劃”標志著美國政府由主張自由的多邊貿易轉向主張“自由的”和“公平的”貿易,其重點則是所謂公平貿易。70年代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改變了美國人對自由貿易的看法及處理貿易關系的方法。美國人開始抱怨美國市場的開放程度遠遠高于其它國家,要求貿易對手國單方面進行貿易減讓以“擺平競爭基礎”的呼聲越來越高。由于美國對所謂的國外“不公平貿易作法”越來越難以容忍,貿易當局開始積極行動。他們更多地利用態度強硬的雙邊談判和單邊的貿易制裁和威脅以迫使談判對手作出讓步。例如,日本和東南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60年代以來經濟有了飛速發展,美國認為,這些國際市場上的新的競爭者一方面十分積極地為其出口擴展創造條件,他們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迅速提高;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卻不愿意開放極其封閉的國內市場,亞洲國家不同于美國的商業做法和市場結構在美國看來更是無形的貿易障礙,嚴重阻礙了美國企業的進入。美國特別強調指出,這種所謂在其它國家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免費搭車”的做法使得美國的生產廠商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不公平貿易”論調同美國的對等觀念的轉變密切相關。最早的“對等”觀念(Re-ciprocity)出現在1934年的《對等貿易法案》中,它強調對等的關稅減讓即在雙邊貿易談判中等幅的關稅減讓,并鼓勵以經過談判協商的同等的步伐來推進貿易自由化。然而,近年來美國國內不公平貿易論調的興起扭曲了貿易對等原則。原來意指在具體貿易談判中各方減讓程度的對等性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到整個市場狀況的均衡方面。這種新的對等觀念的產生將美國其國內的市場開放以及其程度完全建立在其它國家能否為美國的商品和服務提供令其滿意的市場準入的基礎上。而且美國通常把雙邊貿易是否平衡作為美國是否享受公平的市場準入的判斷尺碼。、貿易政策的重點由注重限制進口轉變為加強政府在出口拓展方面的作用

美國傳統的貿易管理是注重對進口貿易的管理,主要是通過對國外進口商品的實施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來保護國內的產業部門。六七十年代以來,美國貿易政策的側重點開始由進口管理轉向加強對國外所謂不公平貿易作法的重視和對策研究,美國政府也開始更多地出面,更加積極地為美國公司的出口掃清障礙,打開封閉的國外市場。

六七十年代興起的“自愿出口限制計劃”在80年代以后逐漸喪失了存在的基礎,由“自愿進口擴展計劃”取而代之。很明顯,后者的進攻目標轉向打開對方緊閉的市場大門,美國這種貿易策略主要是用來對付外國所謂的“結構性貿易障礙”,抵消它們對美國出口的不利影響。它的1988年貿易法主要內容涉及放松出口管制貸款條件以幫助美國的高技術產業、促進政府行政部門更積極地為出口創造良好條件、擴大“不公平”貿易做法的定義范圍等等,克林頓上臺后,美國政府及外交官員對涉外合同予以大力支持,多次通過美國駐外使館建立的經援機構來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他們還減少了對與安全有關的出口的控制,尤其是在高技術方面的出口管制。此外,美國政府機構還修改相應的財政規定,與進出口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一起為美國的出口提供優惠貸款。

4、美國貿易強硬化、法律保護主義和貿易立法治外法權主義

近年來,美國越來越多地依靠直接的行政手段來管理貿易事務,處理對外經貿關系,并且顯示出更強的主動性和進攻姿態,美國單方面定義所謂的不公平貿易做法,其中的許多做法在關貿總協定中都沒有明確規定。它還單方面決定貿易對手國是否存在不公平做法,在它認為必要時并不提交進行多邊仲裁,而是要求對方同美國的貿易代表直接進行談判來解決問題。這種做法被其貿易對手稱為“侵略性的單邊主義”(AggressiveUni-lateralism),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貿易法的301條款及其各種變形,它們是美國“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政策的核心所在,同時也是遭受國外抨擊和譴責的主要目標之一。超級和特別301條款的出臺與實施使80年代美國反貼補稅和反傾銷稅的征收迅速增加,嚴重損害了其它國家的貿易利益和出口產業。他們紛紛指責美國貿易政策和立法的變化,指出其實質是貿易保護主義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和表現,是“過程保護主義”或者“法律保護主義”。

美國為了維護其經濟利益,以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為后盾,動輒抬出國內貿易立法,宣布對所謂國外不公平貿易做法進行單方面的報復和制裁,其實質是大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貿易領域里的典型表現,美國這種貿易法的治外法權主義不僅違反了國際法的有關準則,也是對多邊貿易體制基本原則的嚴重破壞。它惡化了國際貿易環境,增加了貿易環境中人為的不穩定因素,不利于多邊貿易體制取得進展,而且美國的單邊主義和301條款的濫用很容易激發各國之間的貿易大戰,不利于國際經濟的發展。作為美國“治外法權主義”典范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一出臺就遭到了包括歐盟在內的各國一致的強烈反應和抨擊。西方新聞機構評價說,美國可能是繼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南非的“種族隔離”之后本世紀受譴責最多的國家。1996年,不僅聯合國、美洲國家組織、歐盟、里約集團、南方共同市場等國際組織對美國的貿易沙文主義加以公開抨擊,就連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另外兩個成員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加入了指責美國貿易做法的行列。在冷戰之后的新經濟形勢下,各國都在努力發展民族經濟,加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美國越來越難以行使其個人意志。美國的這兩項法律只不過起到了一個稻草人的作用而已。

三、從美國貿易政策與立法的演變看中美貿易爭端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與美國的經貿關系得到了迅速發展,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美國也成為僅次于日本的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但是,由于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風土人情和價值觀念上都存在著重大差異,兩國經貿關系的發展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磨擦。近年來,兩國在諸如紡織品貿易、市場準入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對華最惠國待遇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問題上都發生過糾紛。加深對美國貿易政策和立法的演變歷程及其經濟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確認識中美貿易關系和糾紛,為改善兩國經貿關系、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1、正確看待中美貿易爭端

(1)中美市場準入爭端

市場準入問題是中美貿易的本質問題,也是中國加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核心問題。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是導致該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近幾十年來,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的經濟貿易飛速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和活力的地區之一。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這對美國拓展出口意義重大。因此,美國近年來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打開中國市場,為美國公司占領中國市場創造良好的條件。美國多次指責中國對美國產品封閉市場,批評中國的貿易制度和貿易中存在的許多“障礙”和“壁壘”,如繁瑣和復雜的進口管理和許可證制度、進口限額管理的不公開、貿易管理和法規透明度不夠等。此外,美國還指責中國對服務行業過度保護,特別是在美國特別具有競爭力的金融、保險和會計師事務所、運輸等領域中國的開放度太低。美國在市場準入方面做文章,并頻繁地向中國施加壓力,充分體現了美國貿易政策及策略由追求競賽規則的公平合理轉為追求競賽結果的對等性,由單純限制進口轉變為限制進口與積極擴大出口相結合,通過增加出口,改善貿易狀況,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和解決失業問題。

(2)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與美國的阻撓

我國根據通行的國際標準和自己的國情,堅持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多邊貿易體制,這是我國的一個根本立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改革外貿管理體制和開放市場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進口關稅水平大大降低。而美國無視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已取得的成績,以成熟發達國家市場開放標準和經貿管理的做法來要求中國,要求中國承擔與自己的國力和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過高的義務和責任。美國還抬出其國內的貿易立法單方面給我國施加壓力,以貿易制裁和報復主義的措施相威脅,力求迫使中國作出更多的開放和自由化的減讓,擴大美國從中國發展中所獲取的份額。

(3)中美知識產權爭端

中美近年來在知識產權領域屢有爭端。早在1989年和1990年美國就根據美國特殊301條款,把中國列入“重點觀察國家”名單。1991年4月26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又以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沒有采取有效措施為由將中國列為特殊301條款“重點國家”之一,并以價值28億美元的貿易制裁和對中國某些出口產品征收高額進口關稅相威脅,要求中國與之簽訂旨在制止對計算機軟件和音響制品的盜版行為的貿易協定。此后,美國又于1994年和1996年多次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做文章,并以高額的貿易制裁相威脅。美國的做法其實質是將知識產權同貿易利益、經濟實力掛鉤,利用貿易問題和貿易手段外交手段將一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法規強加于其它國家,其實質是一種美國利益至上的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政策。從表現上來看特殊301條款執行一套嚴格的程序,但是它的實際執行往往取決于美國當年的貿易狀況和對因貿易伙伴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而損害的美國利益進行的判斷。對此,美國貿易代表有較大的自由裁定權。

2、采取正確的策略對付美國的貿易政策和貿易立法

(1)堅持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和經濟技術競爭力,這是提高我國的政治經濟地位,加強同貿易對手談判和協商中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維護我國經濟利益。只有經濟強大了,外國才會以更加平等的態度來處理雙邊的經貿磨擦。

(2)進一步改革我國的貿易管理體制,積極向國際標準靠攏。改善進口管理體制,增強貿易政策的透明度,促進貿易自由化是國際貿易發展的大勢所趨。當前,我們應該加強對國際經貿管理和規則的學習,認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國現行的貿易制度和貿易管理模式,對于那些已經過時的和不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的做法要下決心進行改革和創新,對于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我們應該有計劃、有步驟的逐步實現,然而,對于危害我國基本經濟利益和屬于原則性和立場性的要求和做法我們要堅決頂住壓力,維護我國基本的經濟利益。

(3)爭取早日加入到多邊貿易體系中,利用多邊機制的約束來抵制霸權主義的貿易,爭取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現階段所應得到的適當保護的權力和我國正當的經濟利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大勢所趨,我國應積極利用多邊機制來妥善解決同其它國家的貿易爭端,更好地協調對外經貿關系。依靠多邊規則和爭端解決機制有效地限制和約束個別國家的貿易單邊主義和貿易制裁的泛濫。

篇(2)

（一）貿易摩擦是中國崛起的伴生現象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上升。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僅206億美元，居世界第32位。35年間，中國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6.4%，幾乎每4年翻一番。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取代穩坐60多年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交椅的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國的崛起不僅改變了亞太地區的經濟格局，而且在國際經濟上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2006年美國是127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是7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僅僅5年之后，兩國的地位就互換了，中國成為124個國家的最重要貿易伙伴，而美國的數字減少至76個。2014年前9個月，中國對海外投資額同比增長了22%。投資分布從非洲到拉丁美洲、從美洲到歐洲。2014年全年，中國對海外的直接投資將首次超過外國對中國的投入。中國將在國外擁有大量股本，成為美國越來越強勁的競爭對手，對美國產生了無形的壓力。因此，美國采取多種手段延緩中國崛起的步伐。加之，美國當前正處于金融危機之后制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的關鍵時期，國內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對華巨額貿易逆差是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乏力乃至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重要原因，所以對華實行貿易救濟調查等的貿易保護愈演愈烈。據統計，在中國2001年入世之后，美國已經15次把中國告上世貿組織，是該組織其他成員中國次數的兩倍還多。在2014年年初僅44天中，美國平均每4天發起一場對華的貿易調查或爭端。

（二）中美貿易持續增長，依賴加深中國在過去35年能實現令世界矚目的迅猛增長,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美國大量進口中國產品。中美兩國互為主要貿易伙伴，1981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僅為50億美元。2013年，中美雙邊貿易額5590億美元。在21世紀以來的13年中，中美貿易年均增長17.6%。即使在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加劇的情況下，中美貿易也不減反增，中國已經連續10余年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國際貿易增長乏力的情況下，美國對華出口仍增長迅速，這為其創造出許多就業崗位，對降低失業率和經濟復蘇有著重要意義。

二、中美貿易摩擦成常態，合作互利是主旋律

（一）中國與美國差距依然巨大，美國在世界的優勢地位將繼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的研究報告中預測，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14年的GDP將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2019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20%。但是，按人均計算，中美差距仍很大。按IMF數據，假設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的人均GDP（購買力平價法）年均增長速度是6%，美國是3%，中國要趕上美國還需52年。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已經持續了一百三十多年，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的產值占世界的份額一直在1/4左右。雖然受經濟危機沖擊，美國經濟增長乏力，但仍居世界強勢地位，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軟實力、世界一流的科研創新能力，無以倫比。

（二）中美貿易摩擦將長期存在，呈常態化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和貿易上地位的不斷強大，以及中美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美國從維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戰略考慮，都將在各個領域打壓中國，阻礙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間的貿易摩擦將只會增而不會減，而且必將長期存在。縱觀歷史發展，經貿關系密切的國家產生摩擦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美歐之間、美日之間等都曾有過貿易摩擦的經歷。

（三）與中國合作是解決美國經濟脆弱問題的出路歐盟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與美國一直有良好的經濟關系。但是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使歐盟經歷了宏觀經濟的嚴冬，失業率一直高企，正處于6年來第三次衰退的邊緣，走向停滯和通縮。奧巴馬政府為復蘇美國經濟，提出大力振興國內制造業，推動出口大幅度增長的再工業化戰略，美國產品的出口只能倚重中國正在迅速擴大的市場和強大的購買力。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2013年美國對華出口比2012年增長10.15%，美國對歐盟出口比2012年減少1.22%。“中國需求”能為美國經濟和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能實現經濟繁榮，創造眾多就業崗位，增加收入。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需要美國大量的服務產品、高技術、人才和經驗，是美國的重要機遇。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3年美國對中國出口1220.2億美元，增長10.4%，占美國出口總額的7.7%，提升0.6個百分點；美國自中國進口4404.3億美元，增長3.5%，占美國進口總額的19.4%，提升0.7個百分點。從投資領域看，截至2013年底，中美雙向投資累計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達到10年來的最高水平，英特爾、百勝餐飲集團等37家標準普爾500指數成份股公司約18%的營業收入來自中國。中國始終穩居美國最大債權國地位，持有美國國債約1.3萬億美元。中國是支持美國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

三、理性處理貿易摩擦，促進中美貿易持續發展

篇(3)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的影響

（一）基于實證的分析

為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出口額的影響，本文首先利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兩者的關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單位：千美元），從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搜集了同時段各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幣（平均數）。對兩個時間序列分別取對數，然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不能拒絕兩者分別不是對方的格蘭杰原因的虛擬假設。因此，從實證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影響不大。

（二）基于美國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國際經濟學理論，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匯率下降，本國貨幣升值，那么外國出口商品以本國貨幣標示的價格就會降低，從而外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提高，本國從外國的進口量增加，進口額增加。人民幣升值，可以使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變得更便宜，從而增加中國對美國的進口。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我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美國出于政治戰略的考慮，對我國從其企業進口該類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使我國從美國的進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對我國從美國的進口額不會產生很大影響。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結構的影響

中美貿易是典型的互補型貿易，但是，在這種互補型貿易中，我國處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計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貿易結合度。結果表明：美國對中國各年的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即貿易聯系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都大于2，即貿易關聯較緊密。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中美貿易中所處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為我國出口市場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市場，二是因為我國出口到美國的是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從美國進口的卻是附加值較高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而這兩個原因又同我國目前的比較優勢和貿易形式相關。由于我國技術水平不高，但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低廉，我國出口企業長期以來是依賴勞動力成本低帶來的價格優勢在美國市場競爭，出口的產品大多是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形式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在相當數量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我國企業僅僅扮演了裝配工廠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貿易出口領域，有些高科技產品如電視機、手機等的確是中國生產，但這些產品的核心部件卻全部是中國從國外進口的。因此，我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主要通過低價大量銷售保證利潤，由此引起了美國市場上同業惡性價格競爭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形象。

人民幣適度升值，將導致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上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樣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經營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業和產品排擠出海外市場，還可以迫使優勢企業積極改善經營管理，力爭在技術、品牌和營銷策略等方面取勝，依靠科技進步、品牌設計和產品質量獲取競爭優勢。同時，人民幣升值會降低先進設備的進口成本，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生產部門的技術進步與出口結構升級。另外，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成本，有利于企業走出國門，進行產業轉移和技術學習，從而促使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另外，從我國對美國的進口貿易結構來看，人民幣升值會使美國的出口產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降低，只要美國對華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動，我國就會加大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

四、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雙邊貿易條件的影響

中美雙邊的商品價格貿易條件為我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與我國從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之比。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市場份額減小或者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利潤下降；而美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市場份額擴大或者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利潤增加。中美出口商面臨人民幣升值會選擇哪種價格調整的方式，取決于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市場競爭狀況以及中美雙方的貿易政策等。我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國市場上，我國的產品質量要優于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因此，在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能會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標示的價格，因為這樣并不會使我國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大幅度萎縮。而美國出口到我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的商品，且在我國市場上，美國廠商要面臨歐日等廠商的競爭，因此，美國出口商會選擇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來擴大市場份額。綜合這兩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我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而美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我國對美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另外，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可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為商品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我國出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與美國生產我國進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的比率。人民幣升值能促使我國出口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技術進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以保持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

五、幾點結論和建議

1.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幣適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進出口額的影響不大，從而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并且適度的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價格貿易條件和中美雙要素貿易條件。這會使我國在中美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而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剛性和良好的經濟增長態勢又對人民幣升值形成壓力。從長期來看，這樣會造成人民幣的惡性盤升。如果這種盤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將不僅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而且會超過我國經濟的消化能力，給宏觀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國政府要積極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堅持小幅度、漸進式的原則，而我國企業也應采取措施來應對外匯風險。

3.宏觀上，我國政府應采取措施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稅，緩解經常項目順差的壓力；大力發展內需，減小外貿依存度；擴大對美國的進口，實行以出口帶動進口，以進口促進出口的貿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戰略的發展力度，緩解資本項目持續保持高額順差的壓力；加快建設人民幣遠期外匯市場以及加大對企業匯率風險的宣傳，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微幅、雙向、穩重爬升”的調控藝術，適當放大浮動區間，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

4.微觀上，我國企業要靈活采用金融手段規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風險；提高談判能力，與上下游廠商共同分攤匯率變動的影響；加強管理，提高效率，降低生產經營成本。長期來看，企業要加強技術創新，增加產品附加值，實現產品升級，打造品牌。

篇(4)

關鍵詞：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對外投資

根據WTO分類，服務貿易包括過境交付、消費者移動、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四種方式，即服務貿易競爭力應指一國服務業出口和對外投資能力。因此，通過運用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計算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等來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因此，較全面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還應考慮服務業對外投資及由此引發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本文旨在通過比較中美跨境和商業存在模式(某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對外國公民的服務銷售模式)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以期為中國鼓勵服務業對外投資而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出建議。

中美總體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

為全面比較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對兩國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業存在（附屬機構模式-ForeignAffiliatesTrade）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進行比較（見表1）。

表1顯示，1996年，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順差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國BOP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遠低于美國，且處于逆差地位，即中國跨境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遠弱于美國。

因中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嚴重滯后，所以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及FAT模式服務出口也很滯后、競爭力極其薄弱；FAT模式服務進口方面，即在中國境內的非金融類服務業外國附屬機構境內銷售收入，2005年總計739.74億美元，2006總計913.2億美元，遠遠低于美國水平。總體而言，中國在FAT模式服務貿易方面處于明顯競爭劣勢。

中美雙邊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及服務業FDI比較分析

為深入分析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分析中美雙邊服務貿易(見表2)。表2顯示，無論是BOP還是附屬機構模式的雙邊服務貿易，中國競爭力均遠遠落后于美國，特別是附屬機構貿易模式，中國更顯薄弱，2005年逆差額2倍多于BOP模式。

無論是總體還是雙邊服務貿易額，美國兩種模式均處于競爭優勢，且FAT模式強于BOP模式；中國兩者均處于劣勢，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鑒于FAT模式已成為國際服務貿易的主要形式和趨勢，所以需對FTA模式的來源——服務業FDI進行比較（見表3、4、5）。

表3、4、5顯示，無論是服務業FDI總額，還是雙邊服務業FDI額，美國都遠高于中國，使得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發達于中國。美國服務業FDI處于凈流出地位，而中國處于凈流入地位，故美國FAT模式服務業處于競爭優勢，而中國處于競爭劣勢。

美國鼓勵服務業FDI的政策

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表明，某國服務業FDI對其服務貿易競爭力，特別是對占主導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務貿易競爭力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薄弱的中國應借鑒美國經驗，通過促進服務業FDI來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一）重視國內服務產業發展，并重點進行產業培育

美國服務貿易和對外投資之所以發展迅速，與其國內發達的服務業分不開。服務業已是美國經濟中最龐大、發展最快的部門。美國支持服務業發展的措施很多，較有特點的是：

主要通過宣傳、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和管理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為使國內服務產業發展服從服務貿易全球戰略發展的需要，適度放松反壟斷限制。注重國防工業，特別是軍民共用技術對國內相關服務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保持其競爭優勢。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特別是自實施“國家出口戰略”和“服務先行策略”以來，其服務貿易和投資的產業發展重點愈益清晰，即將促進重點放在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旅游、商務與專業技術服務(包括環保、能源等)、交通運輸、金融保險、教育服務、影視娛樂、電信服務等領域，并由商務部分別與能源部、環境保護署、衛生部、教育部等相關機構及行業協會組成專門小組，采取針對性促進措施。

（二）加大人力資本和研發投入，創造并保持服務業競爭優勢

隨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人力資本/技術密集型已成為服務產業的主要屬性，人力資本/技術對保持服務貿易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進，為美國帶來豐裕的人力資本，美國已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最具優勢的科技人才隊伍，促使為美國服務貿易提供競爭優勢的產業基礎持續得到發展，發達的服務業又反過來促進和擴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形成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使得美國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保持優勢地位。

為爭奪國際市場，使美國跨國公司在與國外公司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美國政府充當為其跨國公司在研發方面保駕護航的角色，如制訂出一定的科研計劃，采取各種措施推動跨國公司科研與開發的發展；通過延長跨國公司研究與實驗機構的課稅減免，來鼓勵跨國公司進行科學研究，推動新型科技產品的開發，以便使美國的跨國公司能夠在技術上領先別國，從而為跨國公司提供創造和發揮比較優勢的機會和手段，增強美國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

（三）提供資金扶持與援助，為跨國公司提供“基礎支持”

利用各種渠道和機構對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資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國政府的一貫政策。

金融支持。美國進出口銀行的對外貨款業務中，有兩項貸款是專門支持跨國公司向外直接投資的：開發資源貸款和私人對外直接投資貸款，即對跨國公司給予貸款，幫助擴展業務，提高在國外的競爭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主要有兩項業務：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投資保險和對私人投資者提供融資活動。

因中小企業開展海外投資面臨更多風險，所以應更重視對其開展海外投資的鼓勵和保護。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日益重視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如建立小企業發展中心，對高科技小企業提供資金援助及實行小企業技術轉讓計劃等。

稅收支持。稅收政策是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而提供稅收優惠則成為政府鼓勵私人資本進行跨國投資和經營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國政府鼓勵和支持公司向國外擴大投資的重要工具，如除與許多國家在雙邊協議避免雙重征稅外，還通過分類的綜合限額稅收抵免、延遲納稅制度、在稅收協定中不列入稅收饒讓條款、經營性虧損結轉制度、在進口關稅減免制度、國外投資收入優惠稅率等方式鼓勵和促進企業開展海外直接投資。

設立扶持企業海外投資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為政府資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職能是通過資助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許培訓、商業研討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技術輔助等，增強美國公司的對外競爭力，幫助美國公司獲得海外商機。其中，資助項目可行性研究的費用約占美國貿易發展署整個預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資保障制度，保障跨國公司對外投資

美國于1948年首創官方海外投資保證制度；1969年，美國再次修訂《對外援助法》，規定設立直屬國務院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正式開業，從此確立沿襲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管理海外投資保證業務的體制，即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美國的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承擔特別風險和綜合風險保險，如禁兌風險、征用風險、政治暴力風險，大大減少企業海外投資風險，促進跨國投資事業的發展。

（五）為海外投資者提供系統、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務，以降低投資風險

美國政府主要通過國家行政機關或國內特別機關駐外使領館所設的經濟與商業情報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等機構形成的信息網絡為企業提供從項目考察設計、論證到組織實施全過程的信息咨詢服務等來實現對投資者的情報服務。

（六）與企業密切合作，注重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

美國商務部等主要貿易促進機構除注重通過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法規體系和促進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外，特別注重與企業間密切合作，更多地應用深受服務出口和投資企業歡迎的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如大量通過派出政府與企業聯合商務團組，包括利用類似于召開美中商貿聯委會等雙邊貿易協商方式開展游說與促進工作，以及舉辦各種商務對接、商務會議、展覽等商務促進活動，幫助企業尋找商機；針對服務出口和投資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點，舉辦大量技術性、務實性很強的專業培訓活動，幫助分析出口和投資目的地國家的市場和投資做法、消費趨勢及習慣等，以幫助中小服務企業提高服務出口和投資技能等。

（七）改進跨部門合作及與各州的合作，提高促進與服務效率

1994年后，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專門組成由各部門專家組成的服務業出口工作小組，主要集中進行跨部門合作與協調：數據采集與分析；共同確定為推動促進工作所必須的各服務行業的專業技術與專家人選；研究建立與民間企業最為有效的聯系與溝通辦法；共同制定在傳統市場和新興市場的出口促進活動計劃與方案。由于服務貿易涉及面很廣，有許多州的法律在服務貿易市場準入等方面的規定與雙邊談判或多邊談判存在矛盾，因此，“國家出口戰略”還要求聯邦政府與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員建立合作伙伴關系。

結論

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中國無論是在BOP模式還是FAT模式服務貿易上均處于劣勢地位，且后者的劣勢更為明顯；而美國服務業對外投資發達對其服務貿易，特別是FAT模式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中國應把握服務貿易發展趨勢，特別是服務產業國際轉移和FAT模式服務貿易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通過大力發展國內服務產業、豐裕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等高級生產要素、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建立和完善企業海外投資綜合服務網絡、建構各級政府、行業、企業充分合作、協調互促的服務產業出口和海外投資促進體系等，以推動中國服務產業海外投資，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郭根龍，服務貿易自由化和競爭力[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2.中國商務部服貿司.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M].中國商務出版社，2007

3.中國商務部服貿司.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M].中國商務出版社，2008

4.李敏，美國、法國、日本鼓勵對外投資稅收政策比較[J].涉外稅務，2006（8）

篇(5)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失衡；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2

根據傳統彈性理論，本幣升值有利于進出，而抑制出口。近幾年來，人民幣一直在升值，貿易順差反而繼續擴大。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貿易收支究竟有多大的改善作用值得商榷。

近年來，中美雙邊貿易迅速發展，貿易額持續快速增加。美國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美雙邊貿易的擴大為兩國經濟增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中美貿易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美國常指責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從而造成美國巨額貿易逆差，因而多次要求人民幣升值。但是，匯改以后，中美貿易失衡的狀況并未得到改善。面對貿易差額繼續擴大的窘境，美國仍然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那么，人民幣幣值的變化與中美貿易之間究竟有沒有相關性？人民幣被低估是否是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因素？這些問題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正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獻綜述，評述了國內外學者對該問題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實證分析，選取了2005年匯改以來的月度數據，驗證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美貿易之間的相關性。第三部分根據實證分析結論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一、 文獻綜述

從目前國內外理論界的研究成果來看，有關匯率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還沒有一致的結論。但通常分為兩類：中性論和非中性論。中性論，即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匯率的變動對一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趨于零；非中性論指匯率變化對貿易收支有正的影響，或負的影響。①

（一）國外研究

國外很多學者對此問題做過研究，主要有兩類觀點：

1.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美中貿易

BaaK Saang Joon（2008）②選取1986―2006年的季度數據，用協整向量回歸模型檢驗中美雙邊實際匯率對兩國貿易的影響。研究表明，人民幣貶值時，中國對美出口提高，即美中貿易收支改善。Krugman和Baldwin(1987) ③、Heikie與Hooper(1987)④及Moffett（1989）⑤分別對美元實際匯率與美國的貿易收支進行研究，得出結論：匯率貶值有利于改善一國貿易收支。Won W.Koo和Renan Zhuang(2007)⑥ 認為，匯率在中美貿易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人民幣升值有助于中美貿易狀況的改善。Jaime Marquez和John Schindler（2007)⑦認為，人民幣升值10%會使中國出口額下降1%，對進口貿易的影響并不明顯。這樣會使中國貿易順差減少，甚至出現逆差，從而改善美國的貿易收支。Chou.W.L.(2000)⑧發現，匯率波動對中國總出口有長期負影響。因此，人民幣匯率的不確定性波動會對中國外貿產生阻礙作用，也意味著對美國外貿有利。Menzie D.Chinn(2004)⑨通過對美國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認為美國大量的貿易逆差，特別是對華貿易赤字需要通過匯率和收入的綜合調節才能得到緩解。Pingfan Hong，Rob Vos和Keping Yao(2008)⑩通過吸收理論、彈性理論等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認為中國應通過人民幣升值、刺激本國消費來改善目前全球經濟不平衡的狀況。Zhenhui Xu(2008)也認為，長期內美國的貿易失衡需要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緩解，盡管這個影響在短期內不明顯。

2.人民幣匯率與中美貿易失衡關系并不顯著

Rahman & Mustafa(1996)對美國1973―1992年季度數據研究發現，美元實際有效匯率與其貿易收支之間沒有系統的長期影響關系。Stephen Jeffrey(2006)從理論和實證角度說明人民幣升值難解美國貿易失衡。 Guangzhong Li，Jan P. Voon 和Jimmy Ran(2006)提出，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將會被人民幣實際匯率矯正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所抵消。

（二）國內研究

中國入世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也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

1.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收支有顯著影響

許少強和馬丹（2005）采用Johansen檢驗對1994―2003年的季度數據對人民幣實際匯率和中美貿易收支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能夠緩解中美貿易順差，且實際匯率是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影響因素，因而提高人民幣匯率可縮小中美貿易順差。盧向前、戴國強（2005）運用協整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了1994―2003年的數據，證實人民幣實際匯率對中國進出口存在顯著影響。李海菠（2003），宋兆晗、卜建明、楊曉森（2008），曹瑜（2008）分別選取不同時期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都顯示：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美貿易收支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指出實際匯率的變動可改善美中貿易。

2.二者關系不顯著

沈國兵（2004），任兆璋、寧忠忠（2004）分別對不同時期中美貿易關系進行計量分析，都認為中美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匯率之間沒有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也不能解決美中貿易逆差的問題。謝建國、陳漓高（2002）分析了1978―2000年的數據，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對中國貿易收支的改善沒有顯著影響。曹陽、李劍武（2006），用AR-GARCH模型分析了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進出口貿易影響并不顯著。王細芳、葉全良（2008）對2005年8月至2008年2月的月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二者不存在因果關系。葉永剛（2006）也發現：無論長期還是短期，二者之間均不存在因果關系。王中華（2007）運用協整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實際匯率和需求等因素對中美、中日雙邊貿易收支的影響。他認為，實際匯率并不是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因素。并指出，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真正影響中美雙邊貿易的因素是美國的需求。鐘永紅（2007）選取2001―2007年的季度數據，討論了實際匯率和收入等因素對貿易收支的影響。結果顯示：無論短期還是長期，人民幣實際匯率并非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影響因素，而美國的國內需求才是罪魁禍首。因而人民幣升值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中貿易逆差的問題。

二、實證分析

根據彈性理論，本幣貶值會減少進口，刺激出口，從而減少逆差，改善貿易收支；而本幣升值會惡化貿易收支。無論是根據美方數據,還是中方數據,中美貿易逆差持續增加都是不爭的事實,那么中美貿易逆差擴大是否與人民幣幣值有必然聯系？本部分通過建立模型，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與中美貿易收支進行實證分析，檢驗二者的相關性。

（一）數據選取

本文選取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66個月度數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源自國際清算銀行, 匯率指數上升（下降）意味著人民幣升值（貶值）。中美貿易差額TB取自中國海關統計。考慮到其他可能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因素，本文又添加了諸多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資額FDI,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C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A。外商直接投資額FDI源自和訊網。由于國際上只有季度和年度GDP，故此處用工業生產指數Industrial Production替代月度GDP。美國工業生產指數IPA源自美聯儲（以2007年為基期）。中國因為沒有直接的統計數據，故通過各月工業增加值來計算，同樣以2007為基期，得到各月工業生產指數IPC。

為降低異方差問題造成的影響，本文對相關變量均取自然對數。即主要討論LNTB、LNREER、LNFDI、LNIPA、LNIPC等五組變量序列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二）單位根（ADF）檢驗

由于宏觀經濟的時間序列往往都是不平穩的，若直接進行回歸估計，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因此，在正式回歸估計之前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ADF檢驗。即xi=θ0+θ1t+(ρ-1)xt-1+ΣφiΔxt-i+εt。其中，表示一階差分，θ0表示截距項，t表示時間趨勢項，εt表示隨機誤差項。滯后階段根據AIC和SC準則進行選擇。原假設：H0：ρ=1；備擇假設：H1：ρ

雖然上述數列未通過ADF檢驗，但對其進行一階差分后若能通過檢驗，依然可以運用協整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框架進行協整檢驗，從而得到回歸結果。表2是對各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的ADF檢驗結果。

根據表2得出：各變量的一階非平穩序列檢驗的ADF統計量均小于1%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這五個時間序列經過一階差分滯后是平穩的，不存在單位根，所以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

（三）協整檢驗

協整理論用于描述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的長期均衡關系。對于非平穩序列，只有當它們存在協整關系時，才能表明變量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通過ADF檢驗，證實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美貿易差額、FDI及中美兩國的工業生產指數各時間序列都為一階單整。那么就可以進行協整檢驗以得到回歸結果。

1. E-G協整檢驗

設定中美貿易收支的方程為

LNTB=α+β1*LNREER+β2*LNFDI +β3*LNIPA +β4*LNIPC+ε。其中β1、β2、β3、β4分別表示中美貿易收支對各種因素的彈性。

協整分析一般用E-G兩步法和Johansen協整檢驗兩種方法。本文采用E-G兩步法：先使用最小二乘法對因變量和自變量進行回歸，然后再把回歸得到的參數進行單位根檢驗。若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則回歸方程的設定就是合理的，說明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反之則不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

首先對各變量進行OLS回歸，得到的回歸方程為：

LNTB=-5.029635-0.311991*LNREER-0.171339*LNFDI+1.998521*LNIPA+0.630654

(-1.096837) (-0.565038)(-1.974597)(3.368937)

*LNIPC

(5.916940)

R2=0.509978 D.W.=1.235412 F-statistic=15.87108

結果顯示：回歸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t=1.296），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t值都不顯著，而其他幾個因素的t統計量都是顯著的。這說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中美貿易收支沒有顯著影響，而其他幾個因素對中美貿易收支都有顯著影響。其中，FDI增加1%，中美貿易順差減少0.171339%；美國工業生產指數增加1%，中美貿易收支增加1.998521%；中國的工業生產指數增加1%，中美貿易收支增加0.630654%。

第二步，檢驗殘差的單整性：與上述ADF檢驗步驟類似，對殘差序列et進行ADF檢驗。經試驗發現，ADF檢驗式中時間趨勢項和截距項均不顯著，因此應用模型1的形式進行檢驗，結果如下表：

從該表的檢驗結果來看，在1%顯著性水平下，可拒絕原假設，即殘差序列是平穩的。這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LNREER與中美貿易順差LNTB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2. 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由協整檢驗結果可知，序列LNTB、LNREER、LNFDI、LNIPC和LNIPA均是I(1)，而對它們進行協整回歸后得到的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因此，序列LNTB、LNREER、 LNFDI、LNIPC、LNIPA之間存在（1，1）階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以穩定的時間序列et作為誤差修正項，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誤差修正項ECMt-1為：

et =λ*[LNTBt+θ1*LNREERt-1+θ2*LNFDIt-1

+θ3*LNIPAt-1+θ4*LNIPCt-1]

用直接估計法來估計ECM模型，估計式為：

DLNTBt=β1*DLNREERt+β2*DLNREERt-1

+β3*DLNFDIt+β4*DLNFDIt-1+β5*DLNIPAt+β6

*DLNIPAt-1+β7*DLNIPCt+β8vDLNIPCt-1+λ

*LNTBt+α1*LNREERt-1+α2*LNFDIt-1

+α3*LNIPAt-1+α4*LNIPCt-1

同樣，對此模型進行估計，得到：

DLNTBt=0.456468*DLNREERt+2.566025*

DLNREERt-1-0.025863*DLNFDIt-0.046421

*DLNFDIt-1+0.506698*DLNIPAt-0.922723

*DLNIPAt-1+0.156257*DLNIPCt+0.708610*

DLNIPCt-1-0.543386*LNTBt-0.520638*LNREERt-1

-0.223588*LNFDIt-1+0.829341*LNIPAt-1

+0.472616*LNIPCt-1

R2=0.629978.

將上式寫成誤差修正模型的形式為：

DLNTBt=0.456468*DLNREERt+2.566025*DLNREERt-1-0.025863*DLNFDIt-0.046421*DLNFDIt-1

+0.506698*DLNIPAt-0.922723*DLNIPAt-1+0.156257

*DLNIPCt+0.708610*DLNIPCt-1-0.543386

*[LNTBt+0.958137*LNREERt-1+0.411472*LNFDIt-1-1.526247*LNIPAt-1-0.869761*LNIPCt-1]

從上式可看出，LNTB關于LNREER的短期彈性為0.456468，LNTB關于LNREER的長期彈性為0.958137；LNTB關于LNFDI的短期彈性為0.046421，長期彈性為0.411472；LNTB關于LNIPA的短期彈性為0.506698，長期彈性為1.526247；LNTB關于LNIPC的短期彈性為0.156257，長期彈性為0.869761。

（四）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分析只是幫助我們分析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沒說明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此處要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證明。

從表4分析結果可以看出,LNREER在1%和5%顯著性水平下都不是LNTB的Granger原因，而且LNTB也不是LNREER的Granger原因。即LNREER與LNTB之間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

（五）檢驗結果說明

本文采用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數據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及其他因素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美貿易收支與REER、FDI、中國GDP、美國GDP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即人民幣升值一定程度上會擴大中美貿易順差。

第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中美貿易收支之間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即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并非中美貿易收支變動的主要原因。

第三， FDI、中美GDP與中美貿易收支之間也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其中，美國的GDP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彈性更大，即美國GDP的增加會使中美貿易收支有更大程度的增加。

三、政策建議

鑒于第二部分的實證檢驗結果，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并不是影響中美貿易收支的主要因素。但實證分析中列舉的其他因素，如美國的GDP對中美貿易收支則有顯著影響。這就屬于美國內部因素，并非人民幣匯率所導致的。因而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對此部分貿易逆差是沒有影響的。這就要求美國及其他指責人民幣被低估的人士重新認識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

對中國來說，我們更應該正確看待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中美貿易失衡不僅是單純的貿易不平衡問題，而且是世界性的經濟失衡問題。為改善中國對外貿易失衡，我們需要采取的措施有：

（一）擴大內需

一個經濟體的運行，主要通過需求來拉動。從需求的空間構成看，出口需求屬外部需求，而投資和消費屬內部需求。擴大內需實質就是擴大國內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重。

一方面，隨著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各國之間的經濟聯動性提高，一個經濟體出現漏洞，就有可能波及整個國際經濟體系。因而，我們必須構筑一道堅實的防火墻，使中國的經濟體系不至于被國際經濟動蕩所動搖甚至摧毀。那么，內需才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經濟體過于龐大，中國的產出需要比本國現有的需求更為廣闊的市場。而國際市場是有限的，并不能全部吸收中國的巨額產出。如果內需過少，過多地出口，勢必會造成國家之間較強的貿易摩擦。事實上，多年以來，中國的出超地位使得中國頻遭各貿易伙伴的責難，貿易糾紛也源源不斷。因此，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和平穩運行，主要還是靠內需。

（二）完善人民幣匯率改革

近些年來，很多國家認為，人民幣被低估是造成全球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實證檢驗表明，人民幣匯率并非全球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也無助于解決全球貿易失衡。目前我們應該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這既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經濟復蘇和穩定發展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更加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根據全球經濟波動的形勢，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適時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應該是一個更加靈活的、可以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雙向運行機制。因此，人民幣匯率也應該反映市場的實際供求關系。應該按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原則，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穩定。

（三）加快國內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要改善對外貿易結構首先應調整國內產業結構。不僅要增強產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而且更要提高其質量和技術性能上的優勢，逐步減少對國外尤其是美國高新技術產品的依賴程度，提高我國自身制造業的水平，盡快完成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勞動、資源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轉變，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巨大調整和升級。

與此同時，應該提高對外貿易產品的質量和檔次。雖然我國出口大于進口，但是進口的主要是高新技術產品，而出口的大都是廉價低質的產品。一方面，這種低檔商品不能滿足歐美發達國家消費者的需求。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些低檔商品的市場越來越小。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很快就會消失。另一方面，我國出口產品存在很多質量問題，很容易遭受歐美發達國家各種質量認證體系的責難。鑒于這些方面的因素，在加強國內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我們應該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逐步改善以初級產品和制造品為主的貿易結構，逐步樹立中國“貿易強國”的地位。

注釋：

① 周惠：《人民幣匯率變化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8頁。

② BaaK Saang Joon. The Bilateral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J].China Economic Review, Jun 2008, Vol.19 Issue:1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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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論文摘 要：通過對近些年美對華貿易政策總結，研究其現狀和發展趨勢等。

中美兩國現已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的戰略組合之一。多年來美國對華政策時冷時熱，軟硬兼施，對我國經濟產生絕對性影響。在研究中美貿易的時候，有必要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研究。

本文將近幾年關于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問題的研究成果總結，分析其發展歷程，并預測未來趨勢。

一、盧榮忠.孫忠《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變化的特點、原因及其影響》

八十年代末期以來，由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巨變，美國對華政策滲透著強烈的政治因素，日益表現為：第一，加強單邊行動，雙邊談判強硬；第二，以貿易立法為武器，日益突出歧視性；第三，加強非關稅壁壘的作用；第四，有多邊主義轉向雙邊主義和區域主義；第五，貿易優惠制度的地區化傾向。

美國對華的戰略已經轉變為：對經濟迅速增長的中國予以支持，加強"和平演變"攻勢。

二、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分析美中貿易政策評估報告》

三項對華貿易核心原則，即推動日益開放、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為美國人民贏得該體系的經濟利益；追求更平等、更持久、具有平衡的機會、能夠為美國創造對稱的出口部門就業機會的貿易關系。

具體政策：第一，美國即將針對美中貿易采取一些行動，包括強化美國貿易代表署執法能力，以便更好地確保中國履行貿易義務；第二，強化美國貿易代表署獲得中國貿易體制和實踐的信息的能力；強化對華貿易談判能力；就對華貿易增強與其他貿易伙伴的協調等；第三，為保護本國跨國公司的利益，美國政府采取經濟外交手段為本國跨國公司進入他國市場提供服務支持，同時采取歧視性貿易政策即通過“出口自愿限制”和針對性的反傾銷措施等，把具有競爭力的產品拒之門外，以確保美國跨國公司產品在國內市場銷售；第四，對中國商品連連設限和反傾銷；美國把經濟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認識，尋找各種借口對中國的發展設置障礙，除了向中國施加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之外，在貿易政策上實施歧視性待遇是實現牽制中國的有效工具；第五，美國對中國實施歧視性貿易政策，更能刺激美國的貿易伙伴積極尋求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近年來，美國加緊與其他國家建立FTA，一方面是美國政治經濟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與中國有競爭關系的那些國家要維持或增加在美國市場中的地位，并且那些國家的出口產品也都集中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而美國用更大優惠的市場準入換取那些國家非經濟方面的承諾，如柬埔寨承諾實施勞工標準，中美洲五國承諾與貿易開戰、促進民主和環境保護，與摩洛哥、巴林建立FTA有利于美國在中東的影響。

三、余利紅.劉海云《對外反補貼的最新動態、發展趨勢與因應對策》

（一）最新動態

多國運用其國內法對華反補貼：

1.加拿大和美國是對華反補貼的先行者好主力軍：美國2006年對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發起的“雙反”調查，是1991年以來首次對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發起反補貼調查。雖然該案最終因無損害而以無措施結案，但美國卻掃除了對華實施反補貼的法律障礙，到今年3月底共對華發起13起“雙反”調查。 轉貼于

2.反補貼和反傾銷雙管齊下，對中國涉案出口產品造成雙重救濟：對于“雙反”調查，尤其是美國的“雙反”調查，中國在多次抗辯后，發現抗辯并不能起到實質作用，中國產品的出口仍然面臨雙重救濟的風險。

3.對華反補貼已經蔓延到其他一些重要的貿易伙伴：就在加拿大、美國對我國緊鑼密鼓進行反補貼之后，澳大利亞，南非和印度從2008年開始也拿起了反補貼大棒。

（二）將中國補貼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

未來趨勢：在未來幾年中，對華“雙反”調查仍將在高位運行，但隨著世界經濟的好轉以及中國補貼制度的規范和相關立法的健全和實以及反補貼應訴能力的提高，對華“雙反”調查將逐步回落。

四、《中國加入WTO以來的美國對華貿易政策》

相互依賴、相互受益的經貿合作模式決定了中美兩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繼續在總體上保持互惠互利的經貿關系，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也將保持穩定的、開放的格局。但無論如何，巨額貿易順差在政治上仍然是相當敏感的，并常常被聯系到國家競爭力這類有煽動性的概念上。美國受到影響的利益集團、國會和政府，都十分關注這一問題，并進而在上述諸多貿易政策議題上對中國采取日益強硬的立場。

五、美對華現行貿易政策

（一）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

（二）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

（三）貿易制裁與貿易補救措施：特別301條款；“非市場經濟國家條款”； 特保條款與保障措施；“337條款”

（四）歧視性政策

六、結束語

上述研究成果說明，美對華貿易政策，在中國加入WTO前后，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美對華貿易政策基本上都是保護性和歧視性的，并手段多樣。在幾年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對華貿易政策會更加強硬，至少不會放軟，將對中國經濟產生絕對性影響。

參考文獻：

[1]盧榮忠，孫忠.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變化的特點、原因及其影響[J].國際經貿研究，1995.

篇(7)

論文摘要：隨著中美雙邊貿易額的不斷增大，美中貿易逆差已成為雙邊貿易摩擦的主要焦點之一。通過對近30年來美中雙邊貿易數據的分析，并在結合維農(RaymondVernon)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的基礎上，通過相似性比較分析，得出美中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結論。另外，這種結構性的逆差對中方也是不利的，但會隨著中方的經濟發展而逐漸縮小，甚至消除。如果雙方加以不適當的人為干預，不但不能達到預期效果，還會損害雙方的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政策建議。

1、前　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特別是通過大力引進外資來發展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美貿易也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美國在2004年成為了我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占我國對外貿易的14.8％，僅次于歐盟(15.5％)。1997年美國超過日本成為了我國最大的海外市場。根據美國2000年的統計數據，我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國是我國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三大進口國。2006年，我國取代墨西哥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由此可見，中美雙邊貿易已經成為兩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美中兩國自1979年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不足25億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億美元，短短的30年時間增長了146倍之多。近幾年來，美中雙邊貿易額增長迅速，根據美國官方統計，在美中貿易中，美國自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2009年貿易逆差達到2268.3億美元。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在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國對外貿易一直為逆差，1993年開始轉變為順差，2009年底順差為1960.7億美元。

由于巨額貿易逆差的存在，導致美中經貿關系引發許多問題，如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紡織品配額問題等。本文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從兩國貿易逆差總量、商品結構和貿易方式對美中貿易逆差進行分析。

2、中美貿易額及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產品周期理論主要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如果要分析美中貿易逆差是否是符合產品周期理論假設條件所規定的結構性的，那么就不僅要討論中美間雙邊貿易總額之間的關系，還要深入探討中美貿易產品的結構性差異，只有結合了這兩方面的因素，才能說明美中貿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貿易額的總量分析

為了更真實客觀的反映數據的可信性，本文分別采用中國官方公布的中方貿易順差數據和美國官方公布的美方貿易逆差數據，雖然雙方的加總并不是平衡數據，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哪方的統計存在誤差，只是統計范圍的差別，比如對直接外資投資企業進出口統計標準和統計口徑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則，本文整理了美中雙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間的貿易總量的統計數據，見圖1：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1)中美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特別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雙邊貿易額以每年約20％以上的速度增長，到2006年美國成為中國的僅次于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同時，美國也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場。(2)盡管中美雙方的統計口徑存在上億美元的差距，但是縱觀美中貿易26年間的差額變化，總體趨勢是不可爭議的，即中國的貿易順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緩；美國的貿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擴大也呈逐年減小趨勢。

2.2中美貿易的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對中美兩國的歷年貿易總額進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還應對美中貿易逆差的商品結構進行仔細分析。本文選取的數據來源于聯合國統計署貿易數據庫(UNCOMTRADE)，根據中國從美國的分類商品進出口值，我們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分類商品值。本文選取的時間跨度為1995-2006年進行分析。數據的選取標準采用SITC一位數，本文將兩國出口商品按1位數的SITC代碼分為農產品(0＋1＋2)、初級產品(3＋4)、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對資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體分析時，本文將0-9類商品劃分為農產品、初級產品、相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圖2形象地顯示了美中貿易在這四類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圖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間，中國的農產品一直處于逆差狀態；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從1996年開始由逆差轉為順差，雖然2001年出現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長迅速；而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處于緩慢上升的順差狀態，但是其比重卻占了美中逆差額的絕大部分；初級產品相對處于較低貿易額平緩發展的狀態。

2.3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分析美中貿易逆差的性質。

經濟學家維農(Raymond Vernon)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他認為某種產品從生產到消費完成一次循環，需要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初始期、成長期和成熟期。在這三個階段中，各國由于自身的發展階段和比較優勢的不同，貿易的形式、范圍和數量都有所區別。如圖3所示，t0-t1時期是產品的研發期，t1-t2時期是貿易的初始階段，貿易主要發生在少數發達國家之間，這兩個時期共同構成了比較優勢理論中的初始期；隨著國際貿易的深化，在t2-t3時期擴展至新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由于工業基礎薄弱，進口需求旺盛，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海外市場，在t3時期，次發達國家基于自身比較優勢成為凈出口國，在t4時期，首要發達國家由于競爭激烈，研發、管理、營銷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逐漸由凈出口國轉為凈進口國，這三個時期就是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長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產品已實現了標準化，并普及到廣大的市場匯總，參與國際貿易各國廠商的生產基本達到了最佳規模點，勞動力紅利成為發展中國家后發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業的長足發展使發展中國家在t5時期由凈進口國轉變為凈出口國，這一轉變即意味著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熟期的到來。

通過對比筆者發現，根據產品周期理論繪制的圖3中代表中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3曲線和代表美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1曲線，與根據中美貿易實際發生量繪制的圖2.1種的中國順差額和美國貿易逆差額存在驚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貿易逆差額主要來自相對勞動密集型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線上的“驚人的相似性”轉變為實際貿易狀況符合產品周期理論的指導。

綜上，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額是結構性的，是美中兩國在長期經濟發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經階段。圖2.3中標出的t5時期即是中國加入WTO組織前后的時期，是中國經歷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卓有成效的積蓄性發展所達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表明，美國向中國出口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和中國向美國出口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國際貿易形勢在一定時期內存在一定的穩定性。結合產品周期理論，本文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并且隨著中國的發展，這種貿易逆差將會經歷一個峰值，隨后逐漸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數據顯示，美中貿易逆差額的擴大趨勢正在逐步放緩。但是，由產品周期理論(圖2.3L2)可知，即使中國發展到與美國的雙邊貿易能夠實現零順差的地步，即中國發展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時候，美國仍會面對著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這些問題不是美國施加政治壓力、外匯壓力以及輿論壓力所能克服的。這種貿易逆差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發生自由國際貿易時所必然產生的。

另外，美中貿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經濟潛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所處的發展階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這種貿易順差對中方來說也是不利的。

綜上，我國應該繼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改革，建設創新性社會，加大創新投入在企業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實現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轉變。這一轉變需要長期的、漸進式的進行，因此，本文建議尊重國際貿易發展的客觀規律，不人為的給雙邊貿易加以負面限制，這樣對雙邊貿易各國都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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