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美貿易戰的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受中美貿易戰影響，23日早盤兩市大幅低開，未能形成有效的反彈，維持綠盤震蕩。

知名投資人吉姆.羅杰斯預計他即將迎來一生中最慘烈的股票熊市，而這一預測還沒有考慮貿易戰的因素。

“因為債務的原因，下一個熊市將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但是如果我們還遇到貿易戰，那么情況將會比災難還要糟糕，”今年75歲的Rogers Holdings Inc.的董事長羅杰斯在莫斯科接受采訪時表示。“我極度地擔心。我讀了足夠多的歷史，經歷了足夠多的市場變化，所以知道貿易戰通常都是災難性的。”

羅杰斯發表上述講話之際，一場全面貿易戰爆發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兩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計劃最早本周決定對中國產品征收最高達600億美元的關稅，以懲罰所謂中國竊取知識產權的行為。與此同時，據《華 爾街日報》引述未具名人士的消息報道，如果特朗普實施大范圍關稅舉措，中國將針對那些特朗普支持者所在的行業和州進行反擊。

“你覺得中國會無動于衷？” 羅杰斯說。“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的巨大買家，所以顯而易見這是中國將會反擊的地方，因為這對特朗普先生的打擊最嚴重。不是美國民眾，而是特朗普，特朗普和他身邊的那些人，才是中國必須要打擊的。”

羅杰斯表示，在美國和歐洲股市接近歷史高點之際，他正在關注俄羅斯、中國、日本甚至越南的投資機會。他說，他周三買進了短期的俄羅斯本幣政府債券，原因是盧比穩定和高實際利率具有吸引力。他還投資了俄羅斯公司Qiwi Plc和Rosinter Restaurants Holding的股票。

篇(2)

一、《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改革的必要性

（一）課程性質的要求

《國際貿易理論》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開設的專業基礎課程，其教學目標是通過教學使學生掌握國際貿易的基本知識和理論，并對國際商品交換的一般規律進行探索，為后續《國際貿易實務》等專業課程奠定知識基礎。從中可以看出《國際貿易理論》既涉及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中的具體實用，又為以后實踐類課程提供理論指導，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學生應用能力培養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更應該以學生應用能力培養為核心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上進行變革，體現地方應用型本科高校的辦學宗旨，同時，引領其它專業課程的教學改革。

（二）社會和市場的要求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化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日益增大，一方面畢業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企業對高校畢業生應用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要求入職后，能迅速進入工作狀態，為企業創造效益。因此，轉變傳統知識灌輸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學生應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已經成為了高校刻不容緩的任務。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明確指出要加大應用型、復合型、技能型人才培養力度。所以，為適應社會和市場的需求，為學生就業奠定基礎，《國際貿易理論》也應該以知識為基礎，以外貿應用能力為導向，不斷進行教學改革。

二、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教學方法單一

《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涉及面廣、理論性強，理解和掌握相對較難；同時，由于就業的壓力，學生中普遍存在輕理論課、重實務課的現象，為吸引學生興趣，對《國際貿易理論》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傳統教學中，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接受知識，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的積極性和參與教學過程的主動性。導致課上教學效果不好，學生課下也難以主動預習，只是期末時為應付考試才會死記硬背，對知識本身并沒有深入了解，短時間內又會很快忘記，嚴重影響了教學目標的實現。

（二）教學內容重理論、輕實踐

高等院校中的專業教師大都是從學校畢業后直接到高校工作，有著深厚的理論功底，但缺少在外貿企業工作的實際經驗，對國際貿易知識的傳授只能依靠書本知識，很難結合國際貿易發展的現實以及外貿企業實際運營展開，不僅無法體現《國際貿易理論》課程理論指導實踐的作用，內容也相對枯燥，學生很容易產生抵觸心理。

（三）教學手段落后

目前，多媒體授課已經在高校內普及，但效果并不如預期得好。一是國際貿易專業課教師多專精于本領域知識，多媒體技術有限，難以設計出高水平的多媒體課件。二是一部分教師雖然使用多媒體，但只是將教案內容的要點簡單復制到了多媒體課件上，將多媒體看成了電子的教案，并沒有發揮多媒體在教學中應有的作用。

（四）考核方式單一

當前大多數學校的國際貿易課程的考核方式仍然是采取傳統的“一卷定終身”的期末考試方式。但單純的一次考試并不能真正反映學生對課程知識的掌握情況，無法排除偶然性因素對成績帶來的影響，對學生來講并不公平。同時，大多數學生只要在期末死記硬背，就可以應付過考試，只鍛煉了學生的短期記憶力，無法考察學生靈活運用知識，解釋現實的能力，對于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作用并不大。對于教師來講，也無法及時通過考核反思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高教學效果。

（五）教材內容滯后

教材是教師授課和學生課下學習的重要參考，教材選用是否合適直接關系著教學效果的好壞。現有的教材中知識更新速度較慢，無法緊跟國際貿易發展實際與理論發展的最前沿。如國際貿易理論部分，教材的重點依然在古典貿易理論與要素稟賦論，二戰后的新貿易理論只是簡單介紹，而21世紀以來新興的新新貿易理論更是少有涉及。在非關稅壁壘部分中，對于日益流行的環境壁壘和道德壁壘也少有教材能夠詳細的分析。

三、《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改革的探索

基于以上《國際貿易理論》教學中常見的問題，以及多年的教學實踐，對于課程的教學改革，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以學生為中心，建立現代化的教學模式

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現代教學的需要，要將學生的注意力從手機上吸引回課堂上，必須要加強師生互動，建立起以教師主導、學生為中心的現代教學模式。具體可以有以下幾種做法：一是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法靈活多樣，在任何知識點上只要選擇好合適的案例都可以采用；同時，對真實案例進行分析，與貿易發展實際結合，不僅可以培養學生分析現實問題的能力，也可以最大限度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在貿易摩擦的講解中可以以2018年中美貿易戰為例，從經濟、政治、文化多個角度分析貿易戰爆發的原因、影響和后果，不僅可以吸引學生的興趣，通過分析也使學生對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有了深入的理解。二是翻轉課堂。教師課前提前準備好如文獻、慕課或微視頻等資料，設定問題，讓學生學習、思考，課上一起交流討論。可以最大限度調動學生課下學習的主動性，也能鍛煉學生的表達、思辨和搜集資料的能力。

（二）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師資隊伍是課程建設和改革的關鍵，要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一是要鼓勵授課教師外出學習或進修，積極參加本領域的學術會議，不斷更新專業知識，緊跟國際貿易的最新動態與學術前沿，提高傳授知識與分析現實的能力。二是選派教師到外貿企業掛職鍛煉，熟悉對外貿易的具體操作環節，提升教師的實踐能力，才能在教學中有的放矢，不會造成教學內容與現實的脫節。三是可以從外貿企業引入工作經驗豐富的兼職教師，組建高水平的校外兼職教師隊伍，以解決校內教師實踐經驗不足的問題[1]。

（三）善于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

首先，要使教師樹立正確多媒體教學觀，多媒體是可以激發教學活力和學生學習興趣的有效手段，而不是減少教師付出，輕松復制教案內容，懶漢式教學的工具。要認識到多媒體可以在單位時間內立體形象地傳輸和表達大量信息[2]，可以更好的將知識展示給學生，提高教學效果。特別是在《國際貿易理論》教學中，涉及世界及其他國家的地理、經濟和政策，學生理解起來比較抽象，而通過視頻、圖片等方式展示更具體形象，學生理解和記憶也較為容易。其次，要通過定期培訓與多媒體課件競賽等方式提高教師多媒體技術，鼓勵教師制作好多媒體課件，利用好多媒體教學手段。院系還要定期對教師多媒體課件進行檢查，督促教師不斷更新、完善多媒體課件。

（四）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方式

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方式，是課程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培養學生應用能力的有力支撐。要改變以往單一的期末考核方式，強化“知識與能力并重”的過程性考核，通過過程性考核跟蹤反饋教學信息，掌握學生學習動態，不斷提高教學效果。同時，科學多樣的過程性考試方式，也可以全方位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主。考核方式要盡可能的采用主觀性題目，具有創新性、競爭性和發散性，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從被動的考試為學生主動的學習[3]。具體考核方式可以平時成績占10%，過程性考核占50%，期末考試成績占40%。平時成績主要考察學生出勤、課堂表現等內容；期末考試則是通過試卷方式綜合考察學生對本門課程知識掌握的總體情況。而過程性考核方式則應采用探究式的學習任務來體現，如小組討論、課程論文、指定文獻的讀書心得匯報等方式。全面考察與培養學生綜合素質。

篇(3)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學會副會長、第三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曾四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和論文獎。

貿然浮動匯率,將被洶涌的投機資本淹沒

沒有宏觀經濟穩定、沒有完善的市場體制以及金融體系,貿然提高或降低匯率,都可能對中國的外匯體系造成較大的沖擊

記者:近期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以異常直率的語氣呼吁中國允許人民幣兌歐元升值,這似乎是歐洲貨幣當局第一次公開提到人民幣應該升值。近期,人民幣升值為什么又變成了熱點？

李揚:匯率這幾年被炒得沸沸揚揚,全中國人都卷入了匯率問題的爭論。但仔細想一下,中國關于匯率的問題基本上是沒有爭論的,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需要條件,需要步驟,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實際上是實踐的問題。

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表述,有幾個經常被引用的,到現在還是權威的表述,一個就是溫總理的兩次表述,在出席第七次中歐領導會議時,溫總理說了幾條:第一是要實行彈性匯率機制,這將是一個復雜但堅定的過程;第二要有條件有準備,宏觀經濟穩定,金融體系健全,有科學的方案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第三要考慮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中國要對周邊國家負責,要對全世界負責。周小川行長也在多個場合說,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改革的出發點主要是內部的動力和壓力。改革的關鍵還是要遵循我們自己的邏輯和步驟,制定改革的出發點、目標和順序。

記者:您認為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應該如何選擇？

李揚:匯率形成機制是比調整匯率更急迫的事情。包括長期的升值趨勢并不是人們的分歧所在,重要的是升值時機和幅度,調整匯率不如說是調整機制。因為銀行間外匯市場不成熟、國有商業銀行問題成堆,而國有金融和國有企業機構對匯率信號不敏感。沒有成熟的市場,連匯率價格都無法確定,在這種情況下貿然浮動匯率,將迅速被洶涌而來的投機資本淹沒。

中國最終的目標是實現彈性匯率機制。宏觀經濟穩定、市場體制完善以及金融體系健全都是實現彈性匯率的條件,而這些都需要按步驟來實施。貿然地提高或降低匯率,都可能對中國的外匯體系造成較大的沖擊。

在整體形勢不錯的時候出臺改革措施,改革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可以得到不斷提高。時機的選擇還取決于“政府和市場的博弈”。政府在制定匯率調整政策的時候,需要考慮市場可能的反應。如果市場反應過激,會導致調整的風險和成本增加。

記者:您曾指出目前匯率改革的技術條件正在完備,但制度條件還不完全具備。那么制度都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

李揚:第一,資本項目管制。因為資本項目管制決定著外匯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是否是自主的。由于資本項目管制,在市場上形成的供求是受約束的。其實我們的外匯市場非常發達,非常市場化。人民幣可兌換,至少機制已經形成了,比如CEPA以后,香港銀行可以吸收人民幣存款,我們銀行卡可以到韓國、泰國刷卡,在這三個國家和地區局部可兌換。反過來說,因為這一段時間貨幣可兌換的實踐以及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廣泛的使用,使得匯率以后調整的震動大大地減輕了。

第二,匯率市場化。當匯率有更為彈性的時候,當局應該有手段調控它,因為這時候不能用行政手段。因為匯率涉及到國際關系,不能你說了算,必須用市場化接受的手段。

第三,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商業銀行是外匯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需要一個正確的理念,一個很好的財務基礎。還有就是完善金融監管的框架,要具有熟練的干預市場能力。

關于匯率改革的條件,可以說,現在制度條件還不完備,技術條件正在逐漸完備。再有就是,現在外匯市場具有非常強的投機氣氛。可能的選擇就是一次性改變評價,然后繼續釘住,擴大浮動幅度,伺機而動。改變釘住的目標,可能解決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果性不平衡問題。中國實際上要改變的是匯率形成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改變浮動和釘住,制度變革的含義更濃一些。

匯率能夠做什么？

變機制是出發點,而變的基礎是國內需要

記者:目前中國政府頂住市場的強大壓力不調整人民幣匯率,意圖等待更好的時機再作調整,這跟中國與美歐的貿易摩擦有什么聯系嗎？

李揚:美國促使人民幣升值,可以緩解其國內經常賬戶逆差。2004年美國貿易逆差超過6000億美元,占到GDP的5.5%。美國可以選擇的政策十分清楚,實行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減少財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壓縮消費,從而扭轉國內儲蓄持續低于國內投資的格局。這顯然要經歷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的痛苦調整,可能還會遭遇不小的政治阻力。

這樣,美國政治家的一個回避內部經濟調整矛盾的選擇,就是推動美元的貶值。如果完全期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化解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問題,美元至少要再貶值30％－40％。這同樣不是美國所希望看到的。實際上,急劇的美元貶值會引起美國通貨膨脹、利率水平急劇提高,因此,美國希望其他國家的貨幣升值以緩解美元的貶值壓力。從客觀上說,這是美國積極促使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5年在人大會上,溫總理說人民幣匯率調整要“出其不意”,我們體會就是在大家不關心的時候出來,在熱潮的時候不能出來,要不然就反而不升了。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在匯率改革方面有自己明確的目標,并將根據實際情況改革,人民幣匯率改革已經不存在障礙,我們不會屈就于外部壓力。

升值的理由是什么呢？是順差。原意是什么呢？匯率升值了,順差就減少了。但這是就總量而言的,貿易差異的結構矛盾使得匯率問題復雜了。目前,中國產品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占領是全球性的,無論日本、美國還是歐盟。中國已經在事實上成了世界的加工廠,加工廠一邊要原料,一邊要市場,所以要大進大出,原油依賴越來越高,對發達國家依賴也越來越高,所以摩擦度就高。在世界分工當中,你在中間,屬于加工。我認為貿易摩擦的問題,不是必然要用匯率來解決。最近,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來中國談貿易摩擦的問題。公正地說,中美貿易戰對誰都沒有好處。

中國貨幣匯率制度面臨巨大的抉擇。關于調整方案,主要則是技術問題。到時候要變的話,大家應該注意變的機制含義和變的評價含義是不一樣的。變機制是出發點,而變的基礎是國內需要,而且已經準備好了。

記者:自去年10月央行加息以來,很多輿論認為中國走上了加息通道,今年1－4月份累計數據,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2.6%,并且逐步走低,是否意味加息的壓力逐漸變小了？

李揚:把利率和價格捆綁在一起的觀點是不對的。利率政策不能惟一地以物價的走勢為參照體系,不能一公布物價變化就認為應當調整利率。利率是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當然要和宏觀經濟聯系在一起。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始終未能展現出一個讓人有把握下斷語的狀態。

中國的價格體系本身存在缺陷,所以揭示出來的信息有時候不一定很充分。再加上宏觀經濟運行當中的政府、企業、居民、國外等很多很復雜的要素構成,而這些要素的走勢常常不相同,這時候你就斷言該如何,這是不慎重的。

我們想變動利率的時候,要知道中國的利率體系狀況是怎樣的,這非常重要。首先你為什么動利率？你動了這個利率能否達到目標？如果動了它而不能達到目標的話,那動它干什么。中國利率體系的幾個特征會影響我們利率政策的效率。

中國利率體系是一個很復雜的體系,是“雙軌制”的。有正在市場化的利率,比如銀行貸款的利率,現在上限沒了,還有下限。企業發展利率也在市場化,有嚴格的規定,現在是市場詢價。還有一部分是已經市場化的利率,包括人民幣協議存款利率、美元為主的貸款利率、除企業發行利率以外的金融市場利率,以及覆蓋面非常大的貨幣利率,這些利率現在都市場化了。還有就是央行手里還有幾個利率,比如再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這些極具中國特色。

央行的利率,在市場經濟看來,是非市場利率,是行政利率。我們知道各國貨幣當局在貨幣操作當中的所謂三大法寶有些已經取消不用了,如再貸款利率。現在主要依賴于公開市場操作。市場經濟向下調整利率,就同時意味著調整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減少,利率上升;貨幣供應增加,利率下降,這兩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聯儲加息,通過紐約聯儲,找到一級分銷商,然后往下賣,然后市場利率被逼著往上走,加息的行為是通過減少頭寸實現的。中國不是這樣,原因在于它是管制的,利率是管制的,信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被管制的,至少是窗口指導的。

在“雙軌制”的情況下,利率傳導的機制是不順暢的,貨幣調整通常很難產生覆蓋全部金融交易的效果。“雙軌制”導致利率政策作用不能充分發揮,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盡早結束“雙軌制”的狀況。

中國需要多少外匯儲備？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中國以及亞洲地區國家都將長期處于美元和歐元兩大貨幣區的擠壓下,這個地區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狀況將是長期現象

記者:目前中國缺乏匯率風險管理經驗,如果采用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制度,是否可行？

李揚:釘住一籃子貨幣,是匯率制度從完全固定走向基本浮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安排。實際上, 釘住一籃子貨幣離自由浮動匯率僅一步之遙,它作為一種匯率制度,其自身是不安定的。

國外曾有人想把它變成一種匯率制度,但很少有成功的。我覺得,一籃子貨幣的功能,是在于它是一種過渡性安排,使匯率制度從完全走向基本浮動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因為,一旦改為釘住一籃子貨幣,就意味著人民幣對所有的貨幣都可以浮動,只是這個浮動的范圍被人為地限制在了一個可控范圍之內。從這個角度看,它是一種平滑的過渡方式。

實際上,我國外匯儲備中已有大量歐元和日元。國家外匯管理局使外匯種類多元化,以對沖匯率變動的風險。相對而言,釘住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比較溫和。因為一個籃子中的幾種貨幣之間是獨立浮動的,其匯率的變動方向不盡一致,往往會起到相互抵消的作用。監管機構也可以調整一籃子貨幣的組成來穩定人民幣幣值,新加坡和印度采用的也是這種辦法,但具體模式有所不同。對我們最合適的方式是什么,則需要謹慎、細致的研究。

記者:到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6591億美元,我們確實需要這么多的外匯儲備嗎？

李揚:外匯的流入是比較難控制的一個過程。中國國際儲備的來源有四: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不明資金流入、國內居民（包括企業和居民）的外幣存款。在中國官方統計中,居民手中的外匯是不算在內的。到去年底,這筆外匯存款約2000億美元,居民和企業各占一半,按照今年的狀況,可能還是上千億美金。這種情況會積累通貨膨脹的壓力。由于人民銀行一天有七個億到八個億美金的進入,貨幣供應壓力大增。

盡管中國的金融體系存在一些漏洞,但有近6600億美元外匯儲備,就穩定多了。這些錢可以增加我們干預外匯市場的能力,影響國際投機資本。外匯儲備可以提高貨幣政策信譽,穩定匯率預期。儲備主要不是為了用,而是保持人們對本國貨幣的信心,保持政府對市場最后干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