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地理學的發展史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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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學與數學的聯系

地理學與數學知識聯系非常密切，很多問題必須借助數學知識才能解決。地理計算是地理學能力考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時間的計算、經緯度計算、正午太陽高度的計算、晝夜長短的計算、比例尺的計算、海拔與相對高度的計算、面積的計算等，這些都必須建立在數學模型的基礎之上；地理統計圖表、地理要素等值線圖、地理坐標圖等的判讀，也離不開數學知識；再如，涉及地球儀、經緯網、球面上兩點之間的距離估算、太陽光照圖的判斷、最短航向的判斷等，需要用到立體幾何的知識。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可見，地理學與數學聯系密切。

二、地理學與文學的聯系

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而古今中外以地理環境為題材的名作名篇不可勝數：有描述名山大川的，有描述天氣、氣候的特點及變化的，有描述地球表面各圈層運動狀況的，有描述人類生產生活活動的，也有描述人地關系及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這都與地理學有密切聯系。課堂教學中如果能信手拈來，不僅能增強說服力，也可使知識性與趣味性融為一體。近些年的高考題中，就出現了以古今詩文為背景材料的地理試題。

三、地理學與物理學的聯系

組成地理環境的各個要素，諸如大氣、水、生物、巖石、土壤等，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運動、發展、變化的，在四大圈層中進行著物質的遷移和能量的交換，這使得地理學與物理學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

四、地理學與生物學的聯系

生物是地理環境的組成要素之一。多姿多彩的動植物才使地理環境變得生機勃勃。生物是地理環境的產物，生物又不斷改造著地理環境。生物的生存環境，生物的生活習性，生物對環境的適應能力，生態系統及生態平衡等都是地理學與生物學共同的研究對象。

五、地理學與歷史學的聯系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也就是人地關系的演化史。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影響也不同。因此，研究不同歷史時期地理環境以及人地關系的特點，就必須研究這一時期社會歷史發展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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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學地理學科中人文精神教育的基本內容

1.尊重與保護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人與地理環境相互關系的知識是地理教學最基本的內容之一，其內容闡明了人類活動對自然施加的種種影響及其帶來的后果。它的內容包含如下人文精神教育因素：人屬于自然的一部分，人既不能屈服于自然，做自然的奴隸，同時也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無休止地破壞和掠奪自然[5]。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會人，人文精神在人的雙重身份之間起著重要的協調作用，在人類傲視大自然時警醒人類別忘了自己的自然屬性。

2.人口、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人口、資源和環境是制約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地理學科在人口、資源和環境教育的內容比較全面，如人口激增將給資源和環境帶來巨大壓力，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和提高人口素質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注意節約和綜合開發是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前提[6]。在地理學科中，環境道德教育是三維目標中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所重視的教育目標之一，任何破壞環境的行為都是不可持續的。中學地理教學不僅要讓學生掌握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知識，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7]。

3.了解歷史文化，樹立全球意識

通過對一些主要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狀況的了解，使學生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有一個大體的掌握，了解文明古國所創造的燦爛文化及其對世界產生的重要作用。意識到，一個民族的文化，政治、經濟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化的集中表現[8]，是一個民族發展的核心力量。全球自然人文環境的整體性和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有助于學生全球意識的培養和確立，如氣候變化、經濟危機等局部問題，都會帶來全球性的影響。

4.熱愛祖國、培養地理美感

我國地域遼闊、地貌氣候多樣、民族眾多、風光迥異，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力逐漸增強吸引著全球的目光。身處自然和人文環境都比較優越的中國，人們更應當刻苦學習，熱愛報國，獻身社會。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層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相互關系與作用的學科，其獨特的研究對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審美對象[5]。地理事物和現象在大自然和社會中進行著有序的整合，形成了雄、奇、險、秀、幽和意蘊深長等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它們是最具體、最直觀、最現實的審美教育內容，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中的部分內容就是地理學科教學進行審美教育的重要資源。

二、 農村中學地理教學中的人文教育現狀及原因分析

1.地理教學不受重視

扭曲的環境氛圍影響地理教學的順利進行，在生活中，人們認為利用地理知識為自己生活服務的機會少，且在多數農村學生和家長潛意識里受光宗耀祖，“跳農門”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思想的影響，大部分農村家庭認為地理可學可不學[9]，這種錯誤的觀念及輿論環境，使學生在心理和行為上傾向于數理化等學科，輕視地理學科。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學校及家長對地理學科便有所忽視。在許多發達國家，中小學地理課時一般都占總課時的6%左右，而在我國卻只占總課時的2%[10]，在我國農村的中學地理課時更少，多數被搶占去填補“主科”的補充課時，身在農村的學生，幾乎沒有課余時間來學習地理和培養對它的興趣，部分農村中學對地理學科的教與學的監督完全處于“真空”狀態，而人文教育幾乎是一片空白。

2.地理教學內容的分離

教學內容的分離一般體現在人對課程教學內容的分割上，具體到農村中學地理教學主要體現在：第一，教學內容的實踐與學生生活相分離。新課改后，地理教材融合了很多與人地關系緊密結合的內容和活動，但由于升學壓力和課時少等矛盾，大部分農村中學地理老師在教學中“穿新鞋走老路”將很多有意義的地理教學活動和案例一帶而過，甚至省略，使地理教學依然與學生的實際生活相分離。第二，教師對教學內容的自主安排使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相分離。目前我國地理教材的編排主要是“由偏重自然地理向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相結合的方向轉變、自然地理內容由集中講述向分散在區域地理中講述的方向轉變”[11]，這本是個好現象，但很多地理教師為了教學方便，人為地將兩部分知識分開，割裂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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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地關系論；歷史軌跡；哲學思考；預測

自人類自產生以來，人類便和地理環境之間通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形成了對立統一的人地關系，由此產生了相應的人地關系論，并影響著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通過對人地關系論演變的歷史軌跡的哲學思考，我們可以探討未來人地關系的價值取向。

1.國內外主要人地關系論梳理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可以認為是一部人地關系的演進史。在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點的人地關系理論。在傳統人地關系中，中國古代形成了以天命論、人定勝天論、天人合一論等為代表的人地關系論，尤其是“天人合一”論對人地關系的發展演變影響深遠。西方學者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早期既有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也有“把地球作為人類的家鄉來研究”[1]的觀點。文藝復興以后，J.博丹和孟德斯鳩等學者開始關注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重點研究了氣候條件對人類活動的作用[2]。近代地理學的開山大師AlexandervonHumboldt和KarlRitter對人地關系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Humboldt強調地表事物的整體研究，即地理學不僅關注人類社會活動，還要探討地表各自然現象；Ritter認為“地理學研究的目的，要求人們將其活動及其空間作為一個統一的舞臺，因而，要敘述的不僅僅是這個舞臺本身，而是其與人的關系”，主張通過研究自然現象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作用來探討地理學的人文方向。這些思想為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德國地理學家F.拉采爾詳細探討了居民分布、人口遷移和民族性格等對地理環境的依賴關系，并引入C.R.達爾文的生物進化思想，提出各地區人類活動受到地理環境的嚴格限制。這種思想被美國地理學家E.C.森普爾等廣為介紹，將其發展成為環境決定論[2]。20世紀初，法國地理學家P.維達爾•白蘭士等進一步發展了人地關系理論，提出或然論（可能論）的思想，指出要重視人類在適應和利用環境方面的能力；其學生J.白呂納深入研究了該理論，提出“心理因素”在人地關系中起著關鍵作用。此后，西方地理學界相繼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環境感知論、文化決定論、和諧論等著名的人地關系理論。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地理學計量化的發展，人地關系理論又取得了新發展。在生態論和文化景觀論基礎上發展形成了地理系統論，該理論強調人類社會系統和地理環境系統及其之間的動態聯系。

2.各種人地關系論的時間起點研究

2.1原始采集狩獵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沒有產生人地關系的思想理論。大約在200萬年前后，人類以小規模的群體即部落形式散布在地球上。由于處于人類的形成階段，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采集、狩獵是部落人群的主要生活方式，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文明采集文明得到創造和發展。但受生產力水平限制，人類與基本沒有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人與其他生物融洽共處。這一時期人地關系表現的最為微弱，甚至可以說是自然在掌控者人類，人類只能依附于自然環境。

2.2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的我國的著名觀點有：最早見于殷虛卜辭之中的“帝其令雨”和“帝其令風”等記載[2]，強調天氣晴雨變化和收成好壞都是由“天”定的。管仲在《管子•地員》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老聃在《道德經》中寫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軻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況認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強調自然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人類可以通過順應自然規律達到“有其治”的效果[3]。國外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古希臘著名學者希波革拉第在《論空氣、水和地方》中專門論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柏拉圖《國家論》中闡述了理想國的基本構想，認為對國家最有利的公民數量為5040人；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完美最美麗的國家，就是能夠維持人口數目使之不超過一定限度的國家”[4]，即一國的人口規模應當和土地規模相適應。在農業文明時期，隨著人口數量增加和人類生產、生活技能的提升，人類逐步從崇拜自然過渡為改造自然，由原始的依賴自然而直接消費變為自己生產而后消費。并且隨著人類對自然改造力度和廣度不斷擴大，人類活動對自然的作用強度不斷加大，這時候已經開始產生小范圍的生態破壞，例如水土流失等環境問題已經開始顯現。相對于原始時期而言，農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中的力量對比已經在開始轉變，人地關系中人的地位和影響力越來越大，而自然的力量卻相對的在減小[3]。

2.3工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的主要觀點有：地理環境決定論、可能論、人類中心主義、適應論、生態論等。其中，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可能論強調人類對地理環境提供的可能性的適應和選擇能力；人類中心主義則把人類視為自然界的主宰，認為人類完全可以控制自然；適應論則強調人類對自然地理環境的適應和人類與地理環境的協調；生態論主張研究人類對地理環境的反映，側重探討人類在空間上的關系。工業文明時期，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在工業化初期，機器代替了大部分體力勞動，生產力有了很大突破，對自然資源（包括土地資源、能源、礦產資源）開始進行掠奪式開發，人地關系性質有了新的變化。人類對自然開始進入到改造征服階段。到工業化中期，科學技術取得進一步發展，人地系統中人類與環境的對抗性表現非常突出，結果出現諸如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等問題。特別是到20世紀中葉，人類進入到工業化后期階段，工業化在全球迅速擴展，導致了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環境質量下降，同時也出現了全球規模的人口快速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現象，人地矛盾異常尖銳，人類生存的環境受到嚴重挑戰，人地關系的不和諧已開始震驚人類[4]。

2.4后工業文明時期的人地關系。這一時期的主要理論有：和諧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和諧論的核心觀點是人地關系應當“和諧”，強調人類在順應自然規律，科學利用地理環境的同時，要對不協調的人地關系進行優化調控，實現人地系統的良性互動。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是于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提出。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系統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并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理論是對傳統發展理論的創新和反思，強調區域發展中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相互協調，工業文明時期，人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人們開始意識到單純以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在以信息革命為標志的后工業文明時期，人類社會的組織管理機構和生產生活方式及思維習慣等都產生了一系列變革，信息技術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水平，同時人類對人地關系的認識進一步提高，開始利用高新技術等對人地關系進行模擬監測和優化調控，促進人地系統向和諧方向演進。

3.對人地關系理論的再認識

從對人地關系研究的各種流派來看，可將人地關系理論歸納為三類：①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以地理環境決定論為代表；②主張人定勝天，忽視或貶低自然環境的作用，以唯意志論、生產關系決定論等為代表；③關注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重視人地關系的協調與適應，以適應論、或然論、生態論和人地協調論等為代表。人地關系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受到特定歷史條件和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個人世界觀和生活經歷的影響。因此，在每一歷史階段都有特定的人地關系思想產生，即使是在同一階段也會有很多側重點不同的人地關系理論，且每一種理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在評價某一種人地關系理論時，不能片面地說其對或者錯，而要放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背景下進行綜合考察。

參考文獻

[1]趙榮,王恩涌,張小林,等.人文地理學(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組.中國古代地理學史[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

[3]香寶,銀山.人地系統演化及人地關系理論的考察[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0,10(專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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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地理學概述

經濟地理學是地理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之一，它所研究的基本問題就是為什么經濟活動在地球表層的分布是不均勻的。雖然經濟地理學家將人類的經濟活動看作是如同地質活動、氣候變化等一樣的地表現象，但該學科的宗旨卻是研究如何使經濟活動更符合自然、地理的規律，符合亙古不變的發展原則，如何在固定的地理因素上發揮其效用的最大化。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教育也不外乎是一種經濟活動和行為，并已經納入“準公共產品”的范疇。從這個角度考慮，用經濟地理學來分析不同地區間高等教育的區位差異、資源差異乃至水平差異等等就理所應當了。這也可以說明筆者為何將長三角高教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驗區這一區域性教育發展戰略視為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并加以解釋了。將經濟地理學的研究理論應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國內外已經有先驅在進行嘗試，并衍生出“高等教育經濟地理”的思想，力求將高等教育學與經濟地理學相結合。正如荷蘭蒂爾堡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羅伊·拉坦（RoelRutten）曾經所作出的斷言那樣：“高等教育經濟地理研究正徐徐拉開帷幕。”

二經濟地理學六大原理對長三角高教區域特征及戰略規劃的解釋

長三角地區的這一高教一體化戰略是從針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一系列創新性政策的制定和實行開始的：三省市率先進行區域性教育合作法律法規建設；率先探索高等教育現代學校制度建設和辦學模式改革；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設，建立優質教育資源數據庫、網絡平臺；建立高水平教育資源對等開放聯盟、共建長三角地區高校課程聯盟；在長三角地區開放教育市場，鼓勵民間投資等等。

基于以上具體措施，長三角高教綜合改革試驗區計劃通過教育聯動區域覆蓋面的“三次擴張”戰略，以逐步擴大長三角教育合作及聯動發展區域。即從主要城市的率先合作和聯動發展，逐步擴展到長三角全區域；從部分領域的單項合作擴展到眾多領域；從提升區域內部的聯動發展水平，通過擴大合作及輻射范圍，形成教育聯動發展上的“泛長三角區域”，從而發揮其輻射帶動作用。

經濟地理學的幾個重要核心理論，包括區位理論、區域空間結構（集群）理論、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其中之一是比較優勢理論）、區域經濟產業結構理論、人地關系理論以及經濟的全球化理論，一般用于解釋普通地理實體經濟活動。同時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對高等教育尤其是空間集聚的高等教育組織行為進行相應的闡述和論證。因此，本篇文章關于長三角高教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驗區戰略的經濟地理學闡釋便從以下幾個理論進行。

1區位理論———長三角占據優勢區位，有助于整合優質教育資源

區位是經濟地理學中的一個重要名詞，不同于“位置”，是在其上兼有“布局、分布、位置關系”等方面的含義，強調空間概念。[1]區位理論是該學科的核心理論之一，其思想在于兩個方面，即人類活動的空間選擇和空間內人類活動的有機組合。由于人類的經濟活動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對于這些活動場所的選擇往往取決于區位條件和區位因子。引申至教育領域，排除能源、資本等區位條件，高等教育活動同時具有其區位因子，如人口、生源、經濟、政治、文化、交通、信息等。綜合二者，一個具有良好區位因素的區域會對其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是高等教育機構設置、分布等需要充分考慮的重要因素。長三角地區土地、人口、GDP分別占全國的1%、6%和20%，可謂富庶之地，其區位條件可見一斑。

高校生產與分配的是知識，高等教育準公共產品的屬性決定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從空間區位選擇的角度來說，高校應該是一個綜合指向型的部門，這與工業布局中單純根據其產品的性質和生產過程特點而分為原料指向型、市場指向型和勞動力指向型等部門很不相同。[2]省域間的高校布局也就往往綜合考慮將文化環境因素、區域經濟因素、政治導向因素以及人才供需因素、信息流通因素、科技創新因素等區位因素作為前提，集生源指向、師資指向、政策指向、市場指向等為一體，并因此造就了諸如江蘇、浙江的文化大省和上海這樣的高科技人才聚集地。江浙滬三地的高等教育水平一直處于全國各省市前列，三地擁有“985工程”重點建設大學7所，約占全國總數的18%；國家重點實驗室34個，涉及學校37所，占全國高校的30.1%；擁有11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占全國1/4；另外還分布著130個國家重點學科，占全國總數的20.7%。[3]長三角地區所擁有的區位優勢將促進其區域經濟社會一體化的進程不斷提速，同時將推動高等教育的協作聯動發展，為高校間的合作提供契機，為三省市的高教一體化進程奠定良好的區位基礎。

2集群理論———試驗區構建高校集群，有助于促進高校校際協作

集群理論也是經濟地理學中的重要內容。美國商學院的波特于1990年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最早提出集群的概念：“那些在特定領域內既競爭又合作的互相關聯的公司、專業化供應商和服務商、相關產業的企業和有聯系的機構（如大學、標準機構和貿易協會等）的地理集中或所形成的地理集聚體。”同樣，高等教育的集群不僅要表現出如上述概念所描述的極強的空間效應，還要根植于地方經濟社會，與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保持緊密的聯系。在此基礎上，集群中的各組成要素建立了充分合作機制并形成復雜的地方網絡，既提高了整體的協作效率，又建立了相互依賴的關系，實現了“群”的優勢，從而增強了集群的競爭力和穩定性。

長三角高教一體化綜合改革試驗區戰略，則正是符合了這樣一種集群的思想。試驗區的構建，實質上是力求達到讓學術資本形成集聚效應，基于長三角區域經濟社會的實際，在努力尋求教育教學的生產要素交集最優化前提下，使合作與競爭共存，實現學術資本的充分共享和流動，從而有效緩解集群內資源的結構性不足，提高資源的整體配置水平和使用效率，使得在人才培養、人才開發、科研創新等等方面實現長三角地區的“高教一體化”與協同、均衡，實行跨省（市）之間的師資共用、資源共享、特色互補、合作共贏，建立跨省（市）的產學研合作平臺，促進三省市高校間的聯合博弈。

3比較優勢理論———試驗區積累要素稟賦，有助于提高高校競爭優勢

比較優勢是一個從古典經濟學中發展起來并借鑒至經濟地理學的概念，它是指一個組織或機構在與其相類似的組織或機構進行對比時所體現出來的優勢，因而常常被用于組織或機構在競爭中的特色比較，其內核在于要素稟賦。所謂要素稟賦就是一個組織或機構由于其內部要素的特征所形成的組織或機構的綜合品質。[4]在經濟地理學中，比較優勢理論往往用來解釋由于不同區位的內在差異（不同于區位差異）而導致的部門間生產分工和資源流動甚至貿易差異等等。

與其他參與經濟活動的地理實體（如企業）不同，高校是進行教育和培養人才的組織，它所“生產”出來的是知識和人才。那么它的要素稟賦包括課程、學科、人力資源、物質資源、財政資源、管理體系等。因此，基于不同的要素稟賦，高校的比較優勢在宏觀角度上有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等；微觀上科研又可以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教學則包括教學條件、教學方法、培養模式等，其中高校最重要的比較優勢還是在于學科建設上。在我國邁向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需要的是更多層次不同，各具特色的高校進行人才培養，包括公辦、民辦以及合作辦學等多種形式的學校，需要所有大學發揮多學科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實現學科交叉融合，開辟新的學科生長點。

從2010年上半年國家教育部鑒定與上海共建“國家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戰略合作協議；特立江蘇省高等教育改革試驗區、浙江省民辦教育改革試驗區等一系列的政策視角上看，兩省一市的高等教育一體化將摒除體制障礙、整合優質資源，給擁有相似優勢學科的高校間提供更多交流協作的平臺，三省市教育部門將制訂統一政策，建立統一的“長三角高校優質課程庫”和實時查詢平臺，使學生隨時隨地查詢不同高校之間的課程和學分交換和共享計劃，從而從整體上增強長三角地區高校的教育科研水平。這種高校間內化的比較優勢將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其成功經驗更可推廣至全國，推動我國高等學校辦學市場的良性競爭。

4人地關系理論———三地高校融合共通文化，有助于引領多元價值取向

人地關系與區域可持續發展是當今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重點問題。由于人類的參與，地理環境已經不僅僅局限于自然環境，還包括社會環境，這其中，文化的傳統對于經濟現代化模式和產業結構的構建及調整已經或正在產生深遠的影響，經濟與文化一體化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注重人力資源素質提高和人文環境建設，這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經濟發展奇跡的奧妙之所在。因此經濟生活不僅是經濟的，更是社會和文化的，經濟過程也是一個社會文化過程。

我國也在現代化經濟建設中倡導發展知識經濟和增強人力資本累積，并認為知識經濟可以推動我國發展方式的轉變，這無一不是強調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學的文化與制度轉向理論中的重要內容，其認為社會文化根植于經濟活動，并推動經濟制度調整。作為先進文化的制造者和傳播者，大學的多元文化價值取向直接和間接引領了區域社會人文環境的構建，并最終影響地區經濟建設。概括起來，高等教育在促進地區文化建設的表現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大學深厚的文化底蘊、學習氛圍、價值取向等對地區的強大輻射作用傳播先進文化；二是通過大學的文化批判和反思精神推動區域主流文化的形成并創造新的文化。

江浙滬三地文化相通，同屬于吳越文化圈，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緊密的地緣關系和經濟社會聯系，改革開放后又處于先期經濟貿易全面開放的地區，傳承了悠久的歷史文化并受到外來思想的浸潤，其高等教育也因吸收了多元文化的元素而蓬勃發展。文化上的高度融合以及學術思想上的相互碰撞，不僅可以為實現高教一體化綜合改革提供人文基礎，相應地，實行綜合改革后的高校一體化更可以通過發揮文化引領和價值導向作用，倡導尊重差異、包含多樣的社會文化建設，摒除之前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因過度注重效率而產生的種種負面影響，推進和諧文化環境的形成，使教育成為維護社會和諧的關鍵力量，實現長三角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5區域產業結構理論———試驗區明確高教結構，有助于促進區域產業完善

區域是經濟地理學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區域的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經濟地理學中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把區域產業結構看成是一個資源的“轉換器”，區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投入的各種資源和要素經過產業結構的轉換，就生產出了所需的產品，實現了價值的增值。所以，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高等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它的區域結構包括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類型結構、專業結構、課程結構和布局結構等。要實現一個區域產業結構的高度合理化，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則必然需要通過高等教育對人才培養的規格、質量、水平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區域產業結構的布局、影響到區域創新的能力、布局結構等，即高等教育的區域結構要與地區產業結構互補，制定科學的發展策略，加強區域內高校合作，優勢互補，資源共享，以點帶面，促進高等教育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利用人力資本實現雙贏，而高等教育在這過程中既是輸出者又是受益者。隨著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深入發展，高教一體化戰略也就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之下被確立和執行的。

高等教育通過與區域產業的結構互補，進而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長三角地區的現有經濟優勢也會為整個地區高等教育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提供強大支持。這無疑是該綜合改革試驗區戰略的一項重要價值支撐。與此同時，研究還發現高等教育投資與產出之間存在空間的溢出效應，應用于此，盡快做強長三角高等教育，就能有效擴大這種溢出效應，進而形成高等教育發展極，實現規模經濟，輻射并帶動其他周邊省市的整體高等教育水平提升。[5]

6全球戰略———三省市規劃戰略步驟，有助于實現教育國際思想

經濟全球化是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廣泛流動，生產過程和服務所涉及的地域不斷向全世界擴展，從而使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賴性增強的過程。

在高等教育領域，其全球化是需要經歷從地方化至區域化再到國際化，這是高等教育從封閉的地方教育走向交流頻繁的全球教育過程。[6]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方面，歐洲的博洛尼亞進程是其的最佳體現。該進程以建設歐洲高等教育區為目標、以“促進師生流動、調整學位結構、建立資格框架、加強質量保障、增強社會融合”等為主要內容，以“提高歐洲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競爭力”為宗旨，贏得歐洲46個國家的積極響應。[7]僅就參與國的廣泛程度與改革所涉及的深度而言，“博洛尼亞進程”堪稱是歐洲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并為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8]

高等教育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要求其打破傳統的條塊分割，在區域范圍內通過市場機制實現高等教育資源和其他資源的優化組合，從而促進區域內高等教育與區域環境、人口、政治、經濟等的協調發展，這一理念與當前江浙滬改革實現高等教育一體化的目標是相一致的，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地方化已經較為成熟，實現區域化迫在眉睫。以往對于高等教育區域化的界定，就是在“省”為教育區域的前提下，由過去的中央一級辦學變成中央、省兩級辦學，其宗旨在于促進高等教育與區域內部系統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而長三角的試驗改革在此基礎上又提升為三省市的聯動協作，將區域化向國家化推進。由此可見，作為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趨勢，全球化推動了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進程。這對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也提供了啟示，國際環境的不斷改善，促使了我國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等方面因素的推動下將國內的高等教育融入到國際化中去，而長三角的改革試驗區正是這個過程中的第一步，也是至為關鍵的一步。

總之，早在2008年國務院就頒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長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由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牽頭，江蘇、浙江兩省教育行政部門及研究機構組成的“長三角地區教育聯動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通過跨區域召開座談會、走訪調研等實證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高等教育的一體化發展一方面是一項立足民生的項目，另一方面又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質的重要工程。長三角兩省一市的帶動作用，必然起到模范作用，輻射帶動中西部地區的高等教育綜合發展，平衡地區間高教資源的不均衡，優化教育產業結構，促進地區間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從而增強我國高等教育總體水平，其必然的良好結果足可預見。

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出發闡釋長三角地區高等教育一體化戰略，只是眾多學科視角中的一項。對于如此之意義深遠的改革項目，單純從某一個理論觀點出發去解釋也是遠遠不夠的。教育作為強國大計，關系到經濟、社會、政治等等方方面面。就此綜合改革試驗區方案，就應從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乃至心理學、生態學等多方進行研究論證，從而更好更合理的規劃、實施。

參考文獻

[1][4]許長青.高等教育經濟地理:理念與實踐[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05(1).

[2]李萍.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06.

[3]余秀蘭.分工與合作:促進長三角高等教育新發展[J].教育發展研究，2004(1):8-9.

[5]龔放.整合與聯動:打造長三角高等教育發展極[J].教育發展研究，2004(1):5-7.

[6]蔡克勇.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國家化、地方化、個性化[J].中國高教研究，2001(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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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生活實踐設計決策情境，掌握影響工業區位的因素

20世紀初，美國學者杜威強調指出，學校的最大浪費是學生在學校接受一種脫離生活的教育，這種教育使學生對學習缺乏興趣和激情，使學生步入社會后發現所學知識與生活脫節，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因而感到學習無用。地理課程標準明確要求學習對生活和終身發展有用的地理。因此，在地理課堂教學中利用生活實踐，創設決策情境，可以更好地切入主題。

在“影響工業區位的因素”一節教學中，筆者設計“感受生活篇”這一決策情境，通過情境活動，讓學生掌握影響工業區位的諸多因素。

活動情境：假如要建一個加工廠，如服裝廠、蔗糖廠、蘋果汁廠、煉鋁業、動漫軟件開發園……在決定企業的區位時，要考慮的主要區位因素有哪些？

學生在分組交流中，完成對影響工業區位的諸多因素的列舉與歸類。注意點是設計的情境不能脫離生活實踐，要以培養對終身發展有用的地理素養為準繩。

二、通過列表比較設計決策情境，了解工業區位論的核心思想

列表比較是地理學科常見的學習方法，也是地理高考中的高頻考點。通過比較，不僅可以考查學生對地理事象間相互區別與聯系的認識，而且有助于考查學生對知識網絡化、系統化的過程，還可以較好地考查考生將各種地理事物的外部形態和內部結構聯系起來的能力。

在本節內容中，魯教版教材增加了對工業區位論的知識窗介紹。工業區位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學生如何在主體自學中了解工業區位論這一思想？

活動情境：表1是建廠地點與成本構成分析表，某加工企業如果單純從經濟效益考慮，最好把企業建在哪個地點？

在列表比較的情境下，學生閱讀韋伯工業區位論，得出其核心思想是工業效益的最大化。注意點是比較的目的可引導發現地理事象間相互區別與聯系，為獲得結論提供便利。

三、借助虛擬角色設計決策情境，學會工業區位選擇的基本方法

設計虛擬角色是地理課標要求的一種課堂教學方式。虛擬角色是指在課堂教學中，構建或模擬某種角色的真實場景，形成虛擬的活動氛圍，把學生引入教學內容所體現的情境中，創造性地學習，從而提高學習效果。

虛擬角色方式是基于建構主義提出的。建構主義認為，虛擬情境是學生知識建構中重要的環節，主體、情境、協作和資源是促進其教學的四個條件，主張學習情境要與實際情境相結合，讓教學更具生動性、有效性。

在本節教學中，筆者設計“體驗老總篇”這一決策情境，以求師生“雙向互動”，開啟思維。

活動情境：如果我是企業老總！

以下是甘蔗加工、蘋果汁加工、電解鋁、服裝廠、多晶硅行業的相關資料，讀后完成相關問題。

（1）蔗糖廠用9噸甘蔗可加工成1噸糖。

（2）飲料廠用1噸蘋果可生產出普通蘋果汁5噸。

（3）電解鋁企業生產1噸鋁，需要耗電17 000度。

（4）服裝生產成本中：原材料支出約占30%、工資占63%、折舊占4.1%......徐州公交車上有廣告：段莊徐州沈記西服制衣有限公司長期、大量招收普通女工。

（5）徐州中能硅業科技公司，屬中國礦業大學校企合作單位，專門從事太陽能光伏發電新材料多晶硅的高新技術研究、開發、生產與銷售。

如果你是上述某一企業的老總，你可能最關注哪項投資成本？請在表2中勾選出該企業最高成本（小組分工，每小組兩廠，各廠資料可見學案）。各企業應該接近哪些因素布局（表3）？

啟示：在建廠時要考慮的區位因素很多，但現實中，魚和熊掌往往不可兼得。工業區位選擇的結果應該由主導因素決定。通過連線驗證結論。

連一連：請用直線將對應的兩者相連。

注意點是設計的虛擬角色應便于學生實施操作，應有利于突破教學重點。

原料指向型 印刷、啤酒、家具制造廠

市場指向型 罐頭、水產品加工

動力指向型 鞋、帽、雨傘、電子裝配廠

勞動力指向型 精密儀表、航天飛機、計算機制造

技術指向型 有色金屬冶煉、化學工業

四、搜集發展史實設計決策情境，弄清主導區位因素的發展變化

人口、城市、農業、工業、交通、商業、旅游等區位因素的選擇，都需要學生考慮相關地理事象發生與發展的史實。搜集這些事象，合理設計決策型情境，讓學生弄清地理事象形成與發展變化的原因，可做到將知識前后對比，提高地理學習效益。

在本節學習中，筆者設計“案例分析篇”這一決策情境，讓學生弄清工業主導區位因素的發展變化及其影響。

活動情境：閱讀資料完成相關問題。

資料1：20世紀50年代擴建的鞍山鋼鐵企業，擁有職工50萬人。“鞍鋼”附近有鞍山和本溪鐵礦、撫順煤田等，并從山西、黑龍江等省運入一部分煤炭。企業距離原料、燃料地較近。

資料2：20世紀70年代末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等興建的上海寶山鋼鐵企業，規模與鞍鋼差不多，起初需職工3萬人，現在職工不足2萬人，且高學歷比例極高。“寶鋼”的煤主要從其它省份調入，鐵礦石主要通過海運，來自澳大利亞、巴西、印度等國。公司地處長江三角洲，水陸交通非常便利。

（1）根據資料，說明鞍鋼是什么指向型工業？寶鋼呢？

（2）從鞍鋼到寶鋼，說明工業主導因素發生什么變化？

（3）鞍鋼和寶鋼建廠時，產業工人數量和文化素質有何差異？這說明知識技術和勞動力素質起到什么作用？

注意點是選取區位分析的發展史料時，應有利于啟發學生的思維，調動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運用熱點問題設計決策情境，體會工業區位選擇的理想標準

從多年高考來看，試題從來就不回避社會熱點問題，許多引起人類關注的地理事件和社會熱點始終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關注新聞時事，引導學生從新聞事件中挖掘有用的地理信息，也是教師經常運用的一種情境設計手法。

在本節教學中，筆者搜集“印度班加羅爾軟件園成功之路”一文以及環境標準對工業區位影響的圖文資料等，結合魯教版教材的相關內容，設計情境。

活動情境：走進班加羅爾：閱讀學案材料和教材知識窗第2～3小節，讀后完成下題。

單選題：影響“亞洲硅谷”班加羅爾軟件園的區位優勢是：

①政策環境②科技文化環境③社會治安良好④氣候宜人⑤國防安全⑥鄉土情感

A.①②③④ B.⑤⑥

C.①②④⑤ D.②③④⑤

活動情境：隨著環保認識的提高，環境標準也已成為影響工業區位的重要因素。某鋼鐵企業考慮其環境效益，應布局在圖1所示M、N、Q、P四地中的哪一地最佳？討論完成。

篇(6)

一、明確學習地理的目的

在學習地理知識中開展目的性教育，是一種經常性的方式。利用這種方式時，要抓住時機，真實說理，融為一體，語言簡練。例如，學習我國34個省級行政區時，進行歌訣背誦、板圖練習、拼圖練習，讓學生對我國省級行政單位的名稱、形狀、方位達到準確而熟練的掌握，同時，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被調動起來。此時，只要教師強調本節知識是重要的地理知識，學好它對今后的工作學習、生活生產都有著重要的幫助和指導意義，不可輕視，就可以達到良好的目的教育的效果。

二、培養學生學習地理知識的興趣

1.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引發興趣。學生喜愛什么學科，往往與任課教師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教師應該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做好“言傳身教”。課堂上感情充沛，平等待人，語言生動準確，富有感染力；課后輔導，耐心細致，注重感情交流；批改作業，一絲不茍，多用激勵性評語。這樣，學生就會自覺地親近你，從而引起感情上的支持，對這門課發生興趣。

2.挖掘教材內在的吸引力，穩定興趣。課文中常有一些比較重要但內容又很抽象的地方，教師若能設計學生動手實踐，或者適當引用一些與教材有緊密聯系、真實、生動有趣的材料加以比喻、印證，既可深化所學內容，又能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例如：講解地球的運動時，學生沒有直觀表象，不易理解。此時，教師讓學生分組演示實踐，實際操作地球是如何自轉的，如何公轉的，這樣既直觀形象的理解了本節內容，又通過動手實踐提高了學生的興趣。

3.運用講畫同步教學法，增強興趣。地圖整體性、形象性、直觀性使它成了地理教學的重要支柱。講畫同步教學法是培養學生觀察能力和讀圖、繪圖、用圖能力的有效措施。“觀察”是思維的觸角，是學生認識世界重要的一步，是發展學生智力、培養能力的基礎。教師現場作圖，學生從驚訝、敬佩到愉悅，情緒高漲。教學過程中，教師講畫同步可使學生的有意注意和無意注意相結合。他們聽、看、寫、畫、想、問，課上課下雙方活動非常活躍，使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受到美的感染，不知不覺進入畫境。由于教師當堂作圖，學生有機會反復觀察作圖的筆順、作圖的步驟、作圖的技巧，以至于主動跟隨與仿效教師，在各自的筆記本上作圖，培養了作圖興趣和習慣。教學實踐證明，那些手腦并用、視聽結合、經常跟隨教師在課堂上作圖的學生，一般來說地理空間概念清楚，識記效果好，對所學的地理知識當堂鞏固率很高。

4.適時進行科學史教育，提高興趣。在地理學的發展史上，既有眾多的地理大發現，又有成千上萬的地理科學家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對人類的巨大貢獻，能給學生以深刻的啟迪，留下難忘的印象，使學生萌發探求的欲望。如：首次環球航行的航海家麥哲倫的事跡；我國科學家赴南極考察的見聞等等。

5.采用多媒體教學，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有效手段。地理教材中有許多難理解的圖表、地理成因、地理運動過程、復雜的地理方位，如果是采用傳統的方法進行講授，不但學生感到很難理解，而且時間長了，會產生一種厭煩的情緒。采用多媒體教學可以將一些枯燥無味的地理信息轉化為聲音、音樂、動態圖像、動畫展示給學生，使他們在吸收知識的時候產生一種愉悅感，從而對地理課堂產生更為濃厚的興趣。

三、啟迪思維，處理好“主導”與“主體”的關系

教師的主導作用，不僅在于系統講解，還在于設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啟迪學生的思維，使學生自己主動地思考和解決問題。

1.精心設疑，引起思考。“思考自疑問開始”，教師善于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設疑，會引起學生思維的波瀾，使學生體驗到通過自己思考來解決問題的樂趣。因此教師要把握教材和學生，講究方法。要了解學生何處會有疑，何處需設疑，哪些問題需設疑。

2.引而不發，促進思考。一個好教師往往通過巧設疑來抓住學生的注意力，同時又要留有一定的余地。當講解過程中，學生渴望知道很多時，教師并不傾囊倒出，而是提頭留尾，或擇舉一二，給學生留有思考的時間和回味的余地，保證學生旺盛的求知欲。

3.相機誘導，掌握方法。教師并不要教給學生思維的結果，而是教給學生思維的方法。教師不能僅僅滿足于設疑解惑，更重要的是相機誘導，授予學生思維的方法，提高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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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諸環境要素的歷史變遷

(1)氣候變遷。繼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后，氣候變遷的研究成果斐然。龔高法、張丕遠、張瑾瑢等指出仰韶時期普遍較現今溫暖，相應的氣候帶較現在偏北；歷史時期亞熱帶的北界，在最溫暖時曾達到華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時期卻移至長江以南(《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歷史地理》第五輯)。倪根全認為歷史時期氣候變遷造成了我國北方濕潤區和半濕潤區由北向南的退縮，使得我國農業地區不斷南退，這也是我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論氣候變遷對中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年第1期)。滿志敏《唐代氣候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紀中葉為轉折點，把唐代氣候分為兩個時期，認為從七世紀初至八世紀中葉，氣候冷暖特征與今相近，而八世紀中葉至十世紀中葉氣候轉寒，氣候帶要比現代南退一個緯度(《歷史地理》第八輯)。吳宏歧從唐長安馴象的史實入手，對滿志敏的上述觀點予以反駁，認為其論斷不足以否定隋唐溫暖期的存在，而傳統的關于隋唐溫暖期的劃分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唐都長安的馴象及其反映的氣候狀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4輯)。滿志敏還就歷史時期黃淮海平原的氣候特征進行了探討(《黃淮海平原仰韶溫暖期的氣候特征探討》、《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歷史地理》第十、十一輯)。鄒逸麟對明清時期北方氣候進行了研究(《明清北部農牧過渡帶的推移和氣候變化》，《復旦學報》1995年第1期)。何業恒分析了近五千年來華南地區的冷暖變化情況(《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1輯)。王開發、韓昭慶就歷史時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氣候狀況進行了探討(《根據孢粉組合推斷上海西部三千年來的植被、氣候變化》，《歷史地理》第六輯；《明清時期太湖流域冬季氣候研究》，《復旦學報》1995年第1期)。藍勇和于希賢則就西南地區的氣候變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國西南歷史氣候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蒼山雪與歷史氣候冷期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2期)。

(2)海陸變遷。李元芳分析認為：西漢黃河三角洲范圍以孟村為頂點，自西向東北方向發展，其沉積特征與近代黃河三角洲相似(《西漢古黃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學報》1994年第6期)。張忍順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蘇濱海平原成陸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紀末黃河奪淮入海給江蘇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響(《歷史時期的江蘇岸外沙州及其演變》，《歷史地理》第八輯)。張修桂、陳金淵分別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區的成陸過程(《上海地區成陸過程概述》，《復旦學報》1997年第1期；《南通地區成陸過程探索》，《歷史地理》第三輯)。景愛探討了科爾沁地的形成過程(《科爾沁地的形成過程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第七輯)。馮季昌等則全面系統地描繪了科爾沁河地經歷的四個變遷階段(《論科爾沁河的歷史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年第3輯)。劉德岑撰文探討了梁山泊的淤平過程(《從大野澤到梁山泊》，《西南師大學報》1990年第2期)；鄭寶恒等則就連云港市的水陸變遷進行了研究(《連云港市的水陸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此外，林汀水、張修桂還探討了海岸線的變遷(《遼東灣海岸線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2輯；《金山衛及其附近一帶海岸線的變遷》，《歷史地理》第三輯)。

(3)沙漠與沙漠化。李淼在《對歷史時期烏蘭布和沙漠成因的幾點認識》一文中指出，烏蘭布和沙漠屬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漢代以后形成和發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陳育寧考察了鄂爾多斯地區沙漠化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認為自秦漢以來的過度開墾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為因素(《鄂爾多斯地區沙漠化的形成和發展述論》，《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他又探討了寧夏地區沙漠化的情況，認為干旱多風，近百年來氣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寧夏地區沙漠化的歷史演進考略》，《寧夏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景愛、馬正林也對引起沙漠化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木蘭圍場的破壞與沙漠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2輯；《人類活動與中國沙漠地區的擴大》，《陜西師大學報》1984年第3期)。李并成從敦煌文書中發現了古代瓜沙二州間的一塊綠洲，并探討了這塊綠洲的沙漠化過程(《瓜沙二州間一塊消失了的綠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還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綠洲沙漠化區域的分布特點和結構特征(《河西走廊漢唐古綠洲沙漠文化的調查研究》，《地理學報》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變遷。對于歷史時期植被變遷史的研究，史念海貢獻最大。他認為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在遠古之時森林相當茂密；黃河中上游可以稱道的森林亦不少；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當普遍；東北地區直到清代尚極繁多(《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3期；《歷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總第6輯)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國天然植被分布概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總第6輯)和《歷史時期我國東北地區的植被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4輯)兩文深入分析了歷史時期植被的更替情況。文煥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別探討了歷史時期新疆、秦嶺、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變遷(《歷史時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點》，《歷史地理》第六輯；《秦嶺森林的歷史變遷及其反思》，《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輯；《塞外承德森林歷史變遷及其反思》，《河北學刊》1986年第2輯；《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災害》，《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時期黃土高原植被與環境》一文指出，明清時期黃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類的破壞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嚴重(王守春主編：《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貴樹種，藍勇認為先秦時期楠木的分布比現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時以今四川為多；明清時期由于采辦皇木，加之氣候趨冷，楠木資源日漸枯竭(《歷史時期中國楠木地理分布變遷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4輯；《明清時期的皇木采辦》，《歷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國古代黃河流域盛產竹子。文煥然指出華北西部歷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積大小不一，不連續的斑點狀，漢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現今似在36°N(《二千多年來華北西部經濟栽培竹木之北界》，《歷史地理》第十一輯)。

(5)野生動物的變遷。關于歷史時期動物的研究，何業恒成果頗豐。他先后出版了《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珍稀獸類(Ⅱ)的歷史變遷》(湖南師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鳥類的歷史變遷》(湖南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認為我國歷史時期金絲猴的地理分布遠比今天為廣；我國是曾見朱鹮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國家；而大熊貓的地理分布范圍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又縮小的變化過程；到十八世紀平原地區的華南虎相繼絕跡；歷史時期我國三種麝的分布范圍遠比當今廣；而揚子鱷由于氣候變化、棲息環境的破壞以及人類的亂捕濫獵，分布北界不斷南移(《試論金絲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4輯；《論試朱鹮地理分布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3期；《試論大熊貓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歷史地理》第十輯；《試論華南虎在長江三角洲的絕跡》，《歷史地理》第十一輯；《中國麝地理分布的變遷和麝香生產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壽辰學術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揚子鱷在黃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歷史地理》第十五輯)。裴修碧、文煥然分別探討了歷史時期揚子鱷、野馬野驢的分布變化(《上古時期揚子鱷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學》1996年第3期；《歷史時期中國野馬野驢的分布變遷》，《歷史地理》第十輯)。文煥然、王振堂、藍勇對野生犀象的歷史變遷進行了考察(《再探歷史時期的中國犀象分布》，《思想戰線》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國滅絕與人口壓力關系的初步分析》，《生態學報》1997年第6期；《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歷史地理》第十二輯)。此外還有劉洪杰《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4輯)等。

(6)水文的變遷。對黃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變遷研究的重點。鄒逸麟的《千古黃河》一書是繼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黃河的力作，是學術界有關黃河研究的最新總結(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5月版)。譚其驤等老一輩歷史地理學家認為黃河在東漢以后800余年間長期處于安流狀態。趙淑貞、任伯平對此提出了疑議。他們認為決溢次數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東漢以后黃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導致“安流”局面的因素(《關于黃河東漢以后長期安流問題的再探討》，《地理學報》1998年第5期)。徐海亮《歷史上黃河水沙變化的一些問題》一文推測黃河在歷史上的水沙變化可能存在更為宏觀的環境背景(《歷史地理》第十二輯)。史念海探討了黃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圍諸河流的流量變化(《黃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2輯；《論西安周圍諸河流量的變化》，《陜西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譚其驤、張修桂分別探討了海河水系分合離聚的歷史過程(《海河水系的形成與發展》，《歷史地理》第四輯；《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變的過程》，《歷史地理》第十一輯)。此類文章還有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化變遷述略》(《歷史地理》第五輯)；朱玲玲《明清時期滹沱河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1輯)；林汀水《遼河水系的變遷與特點》(《廈門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

長江江流的清濁變化引起了周宏偉的關注，他認為歷史時期長江干流出現過九次較為明顯且持續時間較長的清濁變化，而人類活動和氣候變遷可能是造成清濁變化的主因(《歷史時期長江清濁變化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4期)。對于河道變遷的研究有助于推動長江研究的開展。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編寫的《長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變》一書是一部關于長江中下游河道演變的綜合性論著，該書詳細論述了全新世以來長江中下游河道的變遷情況(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張修桂撰文討論了長江中游河床的演變過程，為三峽工程提供了背景資料(《長江宜昌至城陵磯段河床歷史演變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近代長江中游河道演變及其整治》，《復旦學報》1994年第6期)。周風琴對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荊江的歷史變遷進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區河道變遷與人類活動中心的轉移》，《歷史地理》第十三輯)；《荊江歷史變遷的階段性特征》，《歷史地理》第十輯)。張修桂推翻了荊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紀由水流切灘形成的說法，認為其演變過程是以漸變為主要形式(《荊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歷史演變》，《歷史地理》第八輯)。滿志敏對黃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進行了分析(《黃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復旦學報》1997年第6期)。

(7)災害史。請參見卜鳳賢《中國農業災害史研究綜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年第2期)，此不贅述。

二、關于環境史的綜合研究

(1)對環境的綜合評價。朱士光通過對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分布及目前殘存的植被的考察，對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變遷作了初步探討(《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境變遷初探》，《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則分析了歷史時期甘肅的環境變遷(《歷史時期甘肅黃土高原的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第八輯)。李民《殷墟的生態環境與盤庚遷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盤庚遷殷的重要原因(《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國時期京津唐地區的環境變遷研究》(陜西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探討了京津唐地區金到民國時期的環境變遷。此類文章還有徐海鵬《北京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地理環境》(《北京大學學報(專刊)》1992年7月)、于希賢《北京市歷史自然環境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1輯)、趙永復《歷史時期黃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二輯)、張寶秀《灤河潮河中上游地區三百年來自然環境的變過(《環境變遷研究》1996年第5輯)、高俊虎《三百年來承德地區地理環境演變趨勢初探》(《干旱區研究》1998年第2期)、張自強《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礎和先民文化之探討》(《東南文化》1996年第1期)、馬強《蜀道地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成都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關系研究。90年代以來，人們在加強對環境諸要素研究的同時，也開始探尋人類活動對歷史環境的影響。鄒逸麟在1998年長江洪災過后撰文呼吁：現在應該靜下心來，實事求是地研究迄今為止的我國全部人地關系發展的歷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關于加強人地關系歷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報》1998年11月6日)。韓茂莉則對歷史時期黃土高原人地關系研究作了總體性回顧(《歷史時期黃土高原人類活動與環境關系研究的總體回顧》，《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馬雪芹、王建革、賈毅等也對黃河流域的人地關系進行了探討(《我國黃土高原地區幾個主要區域歷史時期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概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1期；《明清時期黃河流域農業開發和環境變遷述略》，《徐州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馬政與明代華北平原的人地關系》，《中國農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環境演變的人為因素分析》，《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2年第4期)。

關于長江流域人地關系的研究也有很大進展。藍勇認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來長江上游地區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澇災害(《歷史上長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報》1998年9月25日)。劉沛林認為長江流域水災頻率的增強基本上是與歷史上地區開發的進程同步的(《歷史上人類活動對長江流域水災的影響》，《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張潤元、張國雄、龔勝生分別就長江流域各重點林區及沿江湖區的人地關系進行了探討(《清代長江流域人口運動與生態環境的惡化》，《學術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時期兩湖開發與環境變遷初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區人口壓力下的生態環境惡化及其對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期)。

此類文章還有祝功武等《廣東水土流失歷史變遷》(《歷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閩江上游山區的開發和生態環境》(《廈門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鄧輝《全新世氣候最宜期燕北地區人地關系研究》(《環境變遷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關系的演變》(《地理學報》1997年第1期)，韓光輝《清代以來圍場地區人地關系演變過程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等。

(3)環境保護史及古人生態哲學研究。羅桂環等《中國環境保護史稿》(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是一部系統論述中國環境保護史的專著。鄒逸麟以先秦兩漢為例，探討了我國古代環境意識產生的歷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環境行為及后果(《我國古代的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劉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態文明觀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態文明觀念》，《社科縱橫》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漢環境保護初探》(《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討了秦漢時期存在的環境問題、自然環境的保護措施及污染防治。陳業新則對秦漢時的生態職官進行了考察(《秦漢生態職官考述》，《文獻》2000年第4期)。劉華介紹了唐代環境的保護情況(《我國唐代環境保護情況述論》，《河北師大學報》1993年第2期)。張全明探討了宋代生物資源保護的特點和宋人的生態意識(《論宋代的生物資源保護及其特點》，《求索》1999年第1期；《簡論宋人的生態意識與生物資源保護》，《華中師大學報》1999年第5期)。王風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條款(《論元代野生動物保護條款》，《內蒙古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楊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態觀念(《明代的生態觀念和生態農業》，《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4期)。

(4)從文化角度研究生態環境的初步嘗試。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狀態，文化則是體現人類思想和實踐的現象。兩者相互影響，而其中生態對文化起著決定作用，這是王玉德、張全明提出的觀點。他們的《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論展開的。全書共十六章，分上下兩編，從橫、縱兩個方面對五千年來中華生態文化進行了探討。上編七章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個階段探討了中華五千年的生態環境的變遷及其與政治、經濟、民俗、學術的相互作用；下編九章分別分析了古代氣候、土壤、生物資源、水文、礦產、災害等諸生態因素的變遷和文化的相互影響，并探尋了中國古代生態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們的生態思想。余論部分則從生態文化的角度分析了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決策、土地、人口、水、大氣、森林、廢物處理、噪音、珍稀動物、交通等十大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此書作為從文化角度探索我國長時段生態環境的初步嘗試，無疑為我們開闊了視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關于理論、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環境史是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以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為對象的一門學科。包茂宏在介紹美國環境史學的發展史的基礎上提出了對環境史概念的新認識。他認為：“環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環境科學和生態學基礎上的當代環境主義為指導，利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歷史上人類及其社會與環境之相互作用的關系；通過反對環境決定論，反思人類中心主義文明觀來為瀕臨失衡的地球和人類文明尋找一條新路，即生態中心主義文明觀”。他把環境史分為三個階段：人與環境基本和諧相處的環境與前現代文明期，人類中心主義的現代文明對環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態中心主義的超越現代文明的新文明觀。提出了建立我國的環境史學派的大膽構想(《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