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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旅游業的蓬勃發展，旅游業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旅游業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被學者們所重視。本文利用1998-2012年上海市旅游業增加值和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數據，從旅游貢獻率、拉動率和旅游收入乘數等角度分析了上海旅游經濟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上海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較為顯著但有逐漸減弱趨勢。

關鍵字：旅游經濟；經濟增長；貢獻率；拉動率；旅游收入乘數

旅游業有“21世紀的朝陽產業”之譽，具有關聯度廣、帶動性強等特點，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旅游業的發展不但對國民經濟的增長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能夠更快更好地實現產業結構調整、推動產業升級優化。上海的旅游產業發展一直領先于國內其他省市，2012年上海市的旅游收入達到3650.55億元，位居中國國內第一，旅游業在上海國民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上海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本文通過上海1998—2012年的相關數據主要分析旅游業對上海區域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從而為上海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依據。

一、文獻綜述

Wall和Mathieson（1982）最早提出了旅游乘數的概念，認為最初旅游消費和旅游乘數相乘后能在一定時期內產生總收入效應。Fletcher和Snee（1985）把旅游乘數分為產出乘數、銷售乘數、收入乘數、就業乘數、政府收入乘數、進口乘數，并對這六種主要乘數進行了鑒定分析。Seong?seopKim、KayeChon 和KyuYoopChung（2003）利用投入產出模型從收入、就業、創匯等方面研究了旅游業對經濟的影響。Kim et al.（2006）利用臺灣地區1977-1992 年的相關數據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得出旅游和經濟增長互為格蘭杰原因的結論。

國內在旅游經濟對區域經濟影響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張凌云（1998）在乘數公式的基礎上，總結了旅游業乘數發生作用的三個前提，認為旅游業乘數作用是有條件和范圍的。何佳梅、賈躍千和周昌軍（2005）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礎上推導出了旅游收入乘數模型，并測算、比較了區域間的旅游收入乘數值。陳斐、張清正（2009）以江西省為例，從收入、創匯、就業以及產業關聯等方面定量分析了旅游經濟的效應。孟祥偉、金浩（2010）運用計量經濟學知識，對河北省的旅游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進行了協整分析和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法，進而研究旅游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二、旅游業在上海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改革開放后，上海旅游產業的規模有一個明顯的劇增，從20世紀80年代僅能接待上萬人次游客到如今的全年旅游數2億多人次，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飛躍。1997年，上海明確了都市旅游的產業發展定位，至此，上海的旅游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從圖1 可知，上海旅游業增加值從1998 年的171.84 億元，提升到了2012 年的1497.68億元，增長了近9倍，是西藏地區生產總值的2 倍多，年均增速達16.89%，說明上海旅游經濟的規模在不斷擴大。不過，無論是通過旅游業增加值的絕對數大小，還是旅游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大小來衡量旅游業的發展狀況都較為單薄。因此，本文借助旅游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更好地說明上海旅游業的發展水平問題。

1998—2012年上海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快速，雖然年均增速高達12.59%，但旅游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仍在不斷提高，從原本的4.52% 上升到了7.42%，平均值為6.10%，高出國內水平近3個百分點。2003年和2010年是兩個特殊時期。2003年，由于受“非典”影響，上海旅游產業遭受了較大打擊，因此當年旅游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為5.05%，比上年減少0.6個百分點。根據《上海年鑒2004》資料顯示，“非典”對上海市旅游業帶來了巨大損失，據估算2003年上半年的直接損失約為50億元，影響了約10萬名旅游從業人員的收入。相比之下，2010年是上海旅游業蓬勃發展的一年。“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為上海旅游業發展帶來了巨大商機，全年旅游收入及國內外旅游人數均大幅增長，旅游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達7.93%，比上年增加1.3個百分點。

三、旅游經濟對上海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與拉動作用

雖然旅游業占GDP的比重能反映出區域旅游業的發展水平，但無法衡量旅游業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文選取了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率兩個指標來分析旅游在區域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程度。其中，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用旅游業增加值的增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量之比表示；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則用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國民經濟增長率之積表示。

如表1 所示，1998—2012 年間，上海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波動趨勢，但整體有所提高，相對而言拉動率則起伏較大。1998年以后，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4.86%，經過4年的緩沖，2002年提高到了9.61%，翻了近一番，其增長速度相當可觀。在此期間，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拉動率除了2001年有所下降外，基本保持增長態勢，2002年旅游經濟拉動GDP增長近一個百分點，約為1998 年的兩倍。2003 年由于遭遇“非典”，上海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跌到谷底，僅為1.51%，拉動率也降低至0.25%。2004年，上海通過加大旅游會展、旅游節慶等項目的宣傳力度，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再創新高，為11.60%，比上年增長約十個百分點，帶動了GDP近2.5個百分點的增長。之后的五年里，旅游業的貢獻率始終在6%的水平上下浮動，而拉動率則經歷了先增長后降低的過程，2007 年提高到1.54%后，2009年又跌至0.35%。2010年，上海召開“世博會”，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達到峰值，高達16.69%，旅游業的拉動率也相應增加至2.35%。之后，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下降，僅為2.49%，對GDP 的增長的拉動率也只有0.29%。2012年，旅游業的貢獻率又有顯著提高，為8.76%，而拉動GDP增長的效果并沒有顯著提升，僅有0.45%。

四、上海的旅游收入乘數效應分析

旅游業除了通過直接收入影響國民收入外，還通過由旅游直接收入產生的誘導收入和間接收入對國民收入產生隱性的影響，旅游收入與其所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長量之間的倍數關系被稱為旅游收入乘數，該數值的大小反映了旅游收入對區域經濟促進作用的強弱。

旅游業總收入與旅游業增加值（增加值法下的旅游收入），是學術界測算旅游收入乘數時采用的兩種核算方法。雖然旅游業總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但由于國內生產總值GDP是各產業扣除了中間投入后的增加值之和，因此，本文選取同樣扣除了總收入中對旅游業的中間投入的旅游業增加值來測算旅游收入乘數。

首先，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Kαβ·L的基礎上，構造旅游收入生產函數Y=A·Iα，其中Y為國內生產總值，I為旅游收入，A為常數項，代表其他投入因素對國內生產總值產出的影響。對函數進行微積分處理后，可知α為旅游收入產出彈性，又可表示為

然后，對旅游收入生產函數取對數，并引入時間趨勢變量i 以消除時間趨勢的影響，得到方程: 1nY =1nAα +I ?i1n 。利用Eviews7.2軟件對1998-2012年的上海市國內生產總值和旅游收入進行回歸，可求出旅游收入產出彈性α 的值為0.45。由于旅游收入乘數K = ΔY/ΔI，所以可以推出Kα =Y ?I ，通過計算求出，如表2所示。

從表2中的測算結果來看，2012年上海的旅游收入乘數為6.01，意味著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上海的國民經濟總產值可提高6.01元，從相當高的數值中可見旅游經濟的發展對上海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深遠影響。1998—2002年，上海的旅游收入乘數從9.87逐年下降至7.91；而2003年突然上升，為8.83；之后，上海旅游收入乘數的值又有兩次波動，2004—2008年，先是持續下降再緩慢增長，但始終保持在6.5 以上的水平；2010 年該值僅為5.63，2011 年增加到6.07，而2012 年又略有下降，為6.01。總體來看，1998年至2012年間，上海的旅游收入乘數呈逐步減小的趨勢。

由公式可知，在旅游收入產出彈性α的值固定不變的情況下，旅游收入乘數的大小取決于國內生產總值與旅游收入的比值。當旅游收入的增長率大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時，旅游收入乘數變小；反之，則變大。1998-2012 年，上海的旅游收入增長率整體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從而導致旅游收入乘數整體呈減小趨勢。2003年和2010年的旅游收入乘數有明顯起伏也是這個原因。前者因為“非典”的影響，旅游收入僅比上年增加4.43%，而國內生產總值仍保持高速增長，旅游收入乘數因而突然變大；后者是由于“世博會”的緣故，旅游收入大幅上漲，增長率高達35.12%，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導致旅游收入乘數突然變小。

五、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述對上海旅游經濟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上海旅游業發展速度穩定增快，產業地位穩步攀升。1998—2012年間，上海旅游業增加值的增速除了個別年份以外均高于GDP 的增速，年均增長率更是比GDP高出了4.3個百分點，與其他產業相比上海旅游業的發展水平較高，發展潛力依然很大。2001年以來，上海旅游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在5%以上，且該數值總體呈不斷上升態勢。從國際經驗來看，旅游業儼然已經成為上海的支柱產業，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也不斷提升。

第二，旅游經濟對上海區域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較為顯著，但總體呈減小趨勢。剔除2003年、2010年的數據后，在過去15年里，上海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率平均為7.52%，拉動率平均為0.97%，旅游收入乘數平均為7.47，反映出上海旅游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容小覷的帶動作用。但從三個指標的數值來看，旅游業對上海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與拉動作用走向一致，均呈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2012年又有所回升；而旅游收入乘數則持續下降。這說明上海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正在減弱，需要進一步加強旅游業與相關產業的關聯度，提高旅游業在上海國民經濟中發揮的作用。針對上述情況，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加強旅游業與工業歷史積淀的融合。上海作為一座擁有100多年悠久歷史的工業城市，擁有豐富的工業資源，雖然目前上海已經開發了200多處工業旅游景點，但是工業旅游發展長期受到開放程度不夠、游客認識不足、參與性不強等因素限制，對此更需進行更好的宣傳包裝。進而，應把寶山鋼鐵、嘉定汽車、閔行航天、長興島造船、洋山深水港等工業旅游景點打造成集文化傳承、成果展示、科普教育、生產實踐于一體的綜合性旅游基地。

二是加強旅游業與現代農業的融合。上海共有9個郊區縣，占地約為全市總面積的93%，不僅農業旅游資源豐富，而且還擁有先進、成熟的現代農業技術，應充分發揮并結合上海自然資源和現代農業技術的優勢。例如加大對崇明島生態旅游的開發，豐富生態旅游的內涵與形式；抓住長興島建設一級漁港核心功能區的機遇，大力發展漁港風情旅游，與橫沙島旅游聯動發展；利用現有現代農業園區的資源，開發觀光旅游、科普推廣、產品展示等體驗活動。

三是加強旅游業與現代服務業的融合。旅游業是上海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服務始終貫穿在整個旅游過程中，因此，要將旅游業滲透入現代服務業中，與之形成互動雙贏局面。要加大金融、通訊、住宿、交通、娛樂等服務性資源與景點、旅行社等旅游性資源整合力度，為游客提供高科技與高技術含量的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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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東省區域旅游經濟差異分析

本文采用旅游總收入作為衡量指標對山東省行政區劃所劃分的17個地市進行研究，利用2005-2011年的統計數據分析其區域差異性。通過計算各地市旅游總收入與全省平均旅游收入的比率來反映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差異性。計算結果見表1。

根據表1的計算結果，從總體上看，2005年到2011年期間，比率大于1的地市與小于1的地市比例為1：1，這表明全區旅游收入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地市與低于全省平均值的地市數量基本持平。在旅游收入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地市中，青島市的旅游經濟遠高于其他城市，為全省平均水平的3～4倍，是旅游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從2005年到2011年以來，青島、濟南和煙臺一直占據省內旅游經濟前三名的位置，濟南與煙臺旅游經濟是全省平均水平1.7～1.8倍，旅游業發展迅速，是旅游經濟發達地區。比率值都在1.0～1.5之間的泰安、濟寧、威海、淄博、臨沂、濰坊等地，屬于旅游經濟較發達型，這些地市的旅游資源還存在較大的開發潛力，旅游經濟或可謀求新的增長點。比率值在0.5～1.0之間的日照市僅有全省平均水平的0.68，屬于欠發達型，旅游業的發展并沒有因毗鄰青島而受益，亟待進一步開發。聊城、德州、東營、棗莊、濱州、菏澤、萊蕪7個地市的旅游收入與全省平均旅游收入的比率值在2005～2011年中發生了不斷增減的變化，但均沒有超過0.38，遠低于全省平均旅游發展水平，未能對全省旅游經濟做出較大貢獻。地市間旅游收入與平均水平比率的差距表明山東省區域旅游經濟空間差異存在嚴重的不平衡現象。

二、區域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的形成原因

（一）旅游資源稟賦

旅游資源稟賦決定了一個特定地理區位上發展旅游產業的潛力。旅游地的旅游資源的品位度壟斷度和集聚度等稟賦是刺激旅游者產生旅游動機的根本原因。東部地區旅游資源及其景區開發明顯優于西部地區，特別是青島、煙臺、威海這三個地區旅游資源種類繁多、數量龐大，有較高的豐度與良好的地域組合。屬于旅游經濟較發達型的城市也依賴于旅游資源稟賦。泰安的泰山、曲阜的孔子故里都被列入世界物質文化遺產中，吸引了大量游客；淄博是齊文化的發祥地，文物古跡眾多；濰坊作為“風箏城市”而聞名，一年一度的風箏節更是熱鬧非凡；臨沂的沂蒙山區風光也是紅色旅游的必選之地；威海作為典型北方海濱城市，以其特色海景風光成為游客的優選城市。

（二）區位因素

區位因素在區域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的形成中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東部沿海城市由于靠近韓國、日本，吸引了大批國外游客入境旅游，形成了外向型的旅游經濟，旅游業起步較早，后期發展表現出良好的持續性；而西部的內陸城市，由于不具有海港、空港優勢，未能成為國外旅客的旅游首選城市，加之起步較緩，后期投入不大，旅游業發展緩慢。

（三）交通可達性

現代旅游業的產生和發展與現代交通業的發展是緊密相連的，旅游交通便利程度，不僅是開發旅游資源和建設旅游地的必要條件，而且是衡量旅游業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旅游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交通可達性，開發旅游資源發展旅游業的前提條件首先是要具備航空交通方式和高速便捷的道路。東部沿海各地的水路、陸路交通都相對比較發達，濟南、青島、威海、濰坊與煙臺等地有發達的航空體系，極大地推動了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西部內陸地區有山區阻隔，交通不便，制約了旅游經濟的發展。

（四）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基礎對于旅游目的地旅游業發展的作用表現為供給能力，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為旅游業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配套旅游服務設施完善的能力就越強。東部沿海地區處于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兼之較為優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外向度較高、投資與融資能力強的旅游經濟，同時沿海地區擁有無法替代的黃金海岸線，濱海旅游資源優勢十分突出。而西部內陸地區由于經濟發展起步較晚，經濟基礎薄弱，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導致旅游接待能力相對較差，旅游經濟的發展受到了限制。

（五）產業結構

旅游業的發展需要不僅依賴于城市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也至關重要，尤其是需要商業、餐飲娛樂等第三產業的支撐，才能形成良好的發展態勢，維持穩步增長的局面。東部沿海地區有較發達的工業基礎，第二產業的發展增強了對基礎設施和旅游設施的投資能力，進而帶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較為完善，對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相比較東部而言，中西部地區不利的區位條件和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使得旅游業的發展遲滯不前，與東部地區的絕對差距逐漸拉大。

三、區域旅游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目前山東省的旅游經濟處于非均衡發展的狀態。沿海地帶旅游經濟的發展水平遠遠高于內陸地帶。但是，由表1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地區間旅游經濟不平衡的發展態勢并未使差距無限拉大，反而呈現縮小的趨勢。作為旅游龍頭的城市青島由2005年的全省平均水平的4倍縮小為2011年的3倍水平，其它城市的旅游經濟正蓬勃發展，發達旅游城市與欠發達的旅游城市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因此，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現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如何把握這種非均衡的發展態勢，適當引導非均衡發展，對促進山東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全面提高至關重要。

為了協調區域旅游經濟的平衡發展，提高山東省旅游經濟的整體競爭力，在此提出以下幾點對策：

（一）開展區域旅游合作

觀光時代，旅游主要靠文化的差異性與唯一性吸引游客。各地市應根據當地旅游資源稟賦，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旅游形象品牌，采取差異化發展的競爭策略，避免地區間低水平的重復開發利用，從而防止惡性競爭等不良局面的出現。各地方政府之間應加強合作，不能僅僅局限于行政區域分割的限制，應加強聯系建立區域旅游聯盟，推進區域間旅游經濟的橫向聯動發展。與此同時，各地區旅游企業之間也應在多個層面上建立合作機制，擺脫地方保護主義思想的束縛，對各地市的不同旅游資源進行空間上的優化組合，最終達到山東省地市間旅游資源的整合，實現城市共贏。尤其是要加強東西部的區域合作。西部固有的天然旅游資源可以借助東部先進的人才、設備及理念，吸引東部地區資金、技術，真正成為資源型旅游目的地。

（二）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力度

對西部地區旅游經濟發展提供一些優惠政策，促進東西部旅游經濟的協調發展。在保證青島、威海等旅游經濟發達城市為發展中心的前提下，政府應在政策上適度向旅游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偏移，加快對德州、聊城、濱州、東營、萊蕪、棗莊、菏澤旅游欠發達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步伐，依托西部地區自身旅游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開發城市內部潛力，化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加大對相關支撐產業發展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形成良好的旅游經濟發展環境，帶動當地旅游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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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區域旅游線路旅游經濟設計原則邊權值

旅游線路是游客活動的主要場所，是旅游業的主要產品,它包括景點、交通、住宿、輔助設施等，不同的線路選擇直接影響到客戶滿意度，一個良好的旅游線路，不僅有助于提高游客疏導效率，更能夠提高消費者的滿意度，是旅游業存活發展的基礎，而加快旅游業的發展，必將促進和帶動文化產業和休閑產業發展,形成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一、合作開發區域旅游線路的新形勢

目前，全國各省市的“十一五”旅游發展規劃大多已完成，從規劃安排來看，加快開發旅游產品、整合供給、注重營銷已成為規劃的重心。加強地區合作，發展區域旅游是現代旅游業發展的新趨勢。區域旅游線路是指對旅游資源密集的省際范圍或毗鄰幾市配置合理的旅游線路，最大限度的以點帶面，有效的發揮景點的輻射功能，對周邊省區經濟起到了促進和帶動作用，且毗鄰地區季節相近，一經設計推出的旅游線路變更受季節影響不大。

二、設計旅游線路的前提條件

新形勢下日益增大的旅游客源市場，促使區域內省市各方都把旅游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加之相應的政策扶持，簽署旅游合作協議，積極建成較發達的交通、通訊、營銷等配套體系，投資修復和建設重點景區，篩選旅游精品，培訓合格的旅游宣傳、管理、服務人才，達到“三有”條件：即有豐富的旅游資源，有較完善的基礎設施，有持續高質的旅游服務，為聯合推出精品旅游線路做準備，為旅游合作生存和不斷發展提供基礎。

三、區域旅游線路的設計原則

1.研究消費者心理，滿足市場需求。旅行社推出的線路方案將面對消費者的選擇，它必須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通過市場調研，消費者要求旅游線路具備省時、路徑短、景點內容充實,線路消費比高等特點；而消費者旅游動機則分為滿足好奇、長見識、娛樂、購物、療養、商務、休閑等，區域旅游項目因幅員遼闊、旅游資源類型眾多、備選方案靈活多樣，更易迎合消費者的各種旅游需求，綜上因素設計線路時，需考慮空間跨度和交通工具的選擇，力求以合理的消費和旅游時間使消費者獲取最大的信息量。

2.整合資源，主題特色突出。每一個旅游線路方案應特色鮮明，主題突出，在旅游資源風格上應具有較大反差和互補，唯此才對消費者具有較大的吸引力。例如觀光型旅游線路常以自然風光、民族風情、飲食文化來滿足消費者的需要，這是目前多數游客消費的基本層次。

3.項目安排的順序與節奏感。市場調研表明，消費者對服務價值的評價取決于期望與感覺差異、個人需要、服務預期，而消費者對旅行質量的感知包括過程質量和結果質量兩個方面，在設計旅游線路時, 項目安排的順序與節奏感應充分考慮消費者的心理與精力,區域內景點布局避免太密集或太稀疏，應有張有弛,而非走馬觀花,疲于奔命。

四、區域旅游項目選擇及最優線路配置思路

旅游線路是構成旅游產品的主體,是景點,住宿,交通和娛樂活動等多要素綜合性的產品，策劃旅游線路就是在線路上合理布局景點，尋求其間最優的游覽順序.作為區域旅游合作，由毗鄰省市選擇精品景點，由線路設計部門完成如下工作：

1.根據游客的旅行動機和期望，對景區、景點按主題進行大體分類，綜合交通、專用設施等信息，必要時可增減景點，以選定景點作為節點，以選定路線為邊制定最優路線。

2.利用多目標綜合評判法來確定各邊的邊權值

，其中表示兩節點間距離表示各節點的重要度，表示對該景點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及未來發展趨勢的綜合評分，表示該景點的觀景指數或景區級別，表示該景點在此路線中的相對重要度，上述參數的取值需建立在大量資料分析及市場調研的基礎上，必要時借助統計學知識。

3.最優旅游線路的配置。區域旅游線路必須統籌規劃，考慮到毗鄰區域內景點密集，在尋求大區域最佳路線之前，以省市為小區域，借助軟件將小區域內景點的最佳路徑討論出，并以本區域的起點和終點與其他區域的起點終點進行銜接，此法提高了最短路算法在大區域范圍內的可操作性。利用景點首尾銜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以點帶面，區域銜接處的起點終點也可作為各區域旅游服務人員的接力點。

好的旅游線路是旅游業迅速發展的關鍵，區域最優旅游線路的配置思路在邊權值的確定上提出新的量化標準，對線路配置提供了一個操作性強的方法；一條貫通良好的區域旅游線路，具備省時、經濟、高效的特點，能夠更好的適應消費者需求，從而輻射和帶動旅游經濟的穩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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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業 區域經濟 發展關系

1 旅游業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旅游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旅游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旅游開發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同時區域經濟的發展又為旅游產業的開發提供基礎和保障。

1.1 旅游業對區域經濟的正面影響。隨著旅游產業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研究的不斷深入，關于旅游產業的區域經濟效益的研究文章越來越多。王瑜在《旅游業對福建經濟發展貢獻研究》一文中從產業發展，經濟總量增長，勞動就業，區域經濟發展等方面分析了旅游業的發展對福建經濟發展的影響。針對旅游業對區域經濟發展研究的文章還有一些，如《旅游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研究――以秦皇島為例》，《青海省旅游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旅游區域經濟效益――安徽黃山市案例研究》等。從以上學者的研究結論來看，旅游產業對區域經濟的正面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點：

1.1.1 優化產業結構，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從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來看，產業結構的合理變化是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上升，第一和第二產業逐漸下降。旅游產業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行業，可以優化國民經濟結構，并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作用。此外，旅游產業的相關產業眾多，旅游產業的發展具有先導作用，能夠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從而使國民經濟各個產業優化和互補。按照中國國家標準《國民經濟行業的分類與代碼》，根據國民經濟各行業間的內在關系，將旅游業的相關行業部門分為旅游直接影響，間接影響和引致影響三個層級。其中旅游直接影響的行業有14個，間接影響的行業有41個，引致影響的行業有21個。由此看來，旅游產業的發展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旅游業的發展不僅能夠調整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而且也帶動各個產業的相互發展。

1.1.2 增加就業機會，穩定社會秩序。中國人口眾多，就業問題始終是一個很難解決的社會問題。旅游產業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對政府解決就業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主要原因有三個：①旅游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②旅游業的就業層次比較豐富，其職位也不需要太多的技術，可以為大量的婦女和剛步入社會的青年提供就業機會。③旅游業的發展可以帶來更多的相關行業就業機會。中國擁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而且勞動力的技術水平普遍較低。在這種情況下，發展旅游業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不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

1.1.3 改善投資環境，推動經濟發展。旅游業可以改善區域經濟的投資環境，反過來良好的投資環境可以促進區域經濟得到平穩和迅速的發展。首先，旅游作為一個窗口，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本地的經濟情況和地理優勢，能夠促進地區之間的相互合作和了解，為投資提供了前提條件;其次，旅游業的發展也為經濟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極大方便了投資者開辦企業，考察，談判等活動;第三，旅游業可以促進人員和信息的交流，這樣可以促進區域經濟、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和發展。

1.1.4 增加經濟總量，提高區域財政收入。旅游業的發展可以增加地方的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尤其是增加相關行業的稅收收入。一個區域的旅游總收入是指區域內外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購買商品和服務的所有消費的綜合。旅游的財政收入是指與旅游所有相關行業的稅收總收入之和。因此，旅游收入對一個區域的GDP 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不僅可以直接增加區域的GDP，而且還可以間接促進區域的GDP。旅游業的發展促使相關產業企業的迅速增長，可以增加區域的經濟總收入和地方的相關財政收入。

1.2 旅游業對區域經濟的負面影響。目前大多研究都集中于旅游業對區域經濟的積極效益，很少有人研究旅游業的負面效益。依紹華在《旅游業的負面效益》一文中指出旅游業的發展雖然給區域經濟帶來諸多好處，但也不可避免的有許多負面影響。文章還從物價上漲，區域收入漏出，影響當地居民的復利收益等方面分析了旅游業的不利影響。從分析可知，旅游業的不利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2.1 影響產業結構。產業多樣化不僅可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也有利于國家的經濟安全。大力發展旅游業，會使區域經濟傾向于旅游相關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這會使大量的勞動力從事旅游產業，導致其他產業，特別是農業和制造業的衰退。旅游業的發展一方面增加了當地農副產品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又使大量勞動力拋棄農業轉向旅游等服務行業，使農副產品的生產力下降。這樣會使區域經濟發展走向惡性循環，導致產業結構單一化，而單一化的產業結構會影響社會和經濟的穩定和協調發展。

篇(5)

[關鍵詞]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結構；社會網絡分析；旅游產業專業化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7-0015-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07

引言

自1999年實行黃金周假期起，中國旅游業迅速發展。尤其是2004年之后，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閑暇時間的增多，中國旅游業迎來了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從2004年到2014年，國內旅游人次從7.44億人次增長到36.11億人次，年均復合增長率11.87%；國內旅游收入3716億元增長到3萬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18%。2015年中國國內旅游人數更是突破40億人次，國內旅游收入超3.42萬億元；入境旅游人數1.34億人次，實現國際旅游收入1136.5億美元；旅游總收入達4.1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1%1。據世界旅游業理事會測算，中國旅游產業對GDP綜合貢獻已達10.1%2，由此可見，旅游業對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巨大。

然而，在高速發展背后，中國不同地^的旅游經濟發展卻具有明顯的不平衡性特征。以2015年為例，廣東省旅游總收入達到11 478.95億元，位居全國第一，而寧夏回族自治區則只有161.3億元，僅相當于廣東省旅游總收入的1.55%；人均旅游收入最高的內蒙古達到2651.79元，最低的重慶為574.79元，最低與最高之間相差高達2077元；即使排名前兩位的內蒙古和北京，兩者之間的差額都達到了946.21元，不同省份間旅游發展的不平衡可見一斑3。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區位、資源稟賦、經濟背景和政策等基礎條件使得區域旅游吸引力、旅游市場發育程度和旅游發展理念截然不同，導致旅游發展存在顯著差異[1]；二是區域旅游產業結構不同，使得區域旅游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水平[2-3]；三是伴隨著旅游經濟的發展，區域間旅游互動關系持續演變，旅游經濟發展呈現出復雜的空間關聯結構[4]，這對區域間旅游經濟差異存在較大的影響，使得區域間旅游發展速度和發展效率有領先與滯后之分。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們也正是從旅游經濟的空間結構演進、空間差異分析及其影響因素等方面來研究旅游經濟空間關聯結構問題。國外早期研究大多以地理學的區位理論[5]與核心-邊緣理論[6]模型為主，研究的內容主要側重旅游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7]、空間分異特征及其外部效應[8-9]。國內學界對于該論題的研究也大多以地理學者為主，如楚義芳[10]等，此后逐漸轉向運用經濟學方法或多學科方法融合對此進行研究，國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1）旅游經濟空間結構的動態演變。如齊邦鋒等運用加權變異系數、基尼系數、泰爾指數等方法研究發現山東省旅游經濟發展空間差異較大[11]。郭永銳等綜合運用ESDA、LISA時間路徑和時空躍遷等方法，研究發現中國入境旅游經濟的局部區域結構和空間自相關性非常穩定，具有一定的路徑依賴或鎖定特征[12]。陳剛強和李映輝運用ESDA空間分析技術研究發現中國旅游規模的空間分布總體上具有較強的正空間集聚性，且存在不斷增強的趨 勢[13]。薛領和翁瑾基于經濟學演繹模型與自主體計算實驗相結合的研究路徑，分析了沿海與內地兩大區域的旅游空間結構變動的動態過程和微觀機理[14]。沈驚宏等利用GIS技術模擬安徽省旅游空間結構五階段模式的動態演變過程，發現安徽省區域旅游發展不平衡[15]。黃雪瑩等研究旅游空間結構極化態勢演變，指出旅游空間極化狀態短期內難以改變[16]。吳玉鳴運用空間面板計量經濟學模型對2001―2009年旅游經濟發展數據分析指出，中國省域旅游經濟空間依賴性和集群趨勢不斷加強，鄰近省域的經濟增長及旅游資本投入的空間溢出效應明顯[17]。孫盼盼和戴學鋒綜合運用ArcGIS技術和空間統計分析方法，以人均旅游收入數據為研究對象，得出中國省域旅游經濟差異在不斷演變中呈現出新的空間格局[18]。（2）旅游經濟發展的時空差異及其影響因素。陸林和余鳳龍利用旅游外匯收入數據分別計算了旅游經濟發展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揭示了區域旅游經濟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的分異規律，闡釋了影響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的主要因素[19]。蘇建軍運用區域經濟學差異分析方法，分析了山西省各地市旅游經濟非均衡發展的總體水平及其時空特征[20]。宋慧林和馬運來運用莫蘭指數分析方法得出我國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地區在空間上呈現出聚集分布的特征，省域旅游經濟空間差異典型存在[21]。方葉林等綜合運用主成分分析及探索性空間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研究認為中國31個省市旅游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種持續的非均衡態勢[22]。汪德根和陳田利用二階段嵌套泰爾系數分解方法，分國內和入境兩大塊，研究揭示了中國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省內、省間和地帶差異及其對全國總體差異的貢 獻[23]。趙磊運用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分析方法，全面解構了中國旅游經濟發展的時空差異結構[24]。（3）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結構形態及其優化。張洪和夏明基于旅游空間結構相關理論，運用因子分析法與引力模型，測度了安徽省17個地市旅游中心度，實證研究了其對旅游經濟聯系度與旅游經濟聯系量的影響[25]。彭紅松等以瀘沽湖為研究對象，借助社會網絡理論與方法，構建跨界旅游區空間網絡結構模型及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發現瀘沽湖旅游空間格局存在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26]。王永明等綜合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技術及GIS空間分析與數理統計等方法，分析了中國12個重點城市入境旅游空間網絡的節點結構特征和整體結構特征，并提出了旅游空間網絡結構優化相關策略[27-28]。周慧玲和許春曉以湖南省為研究對象，借用社會網絡方法，研究得出湖南省旅游經濟空間網絡結構松散、區域旅游一體化基礎好及省會中心性明顯等特征[29]。

很顯然，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結構對整體旅游經濟的提升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現有文獻更多的是關注區域間的差異程度，鮮有對旅游經濟空間關聯結構形態對整體旅游經濟發展效應的研究。對上述文獻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旅游經濟空間關聯結構的研究有兩大問題值得深入討論：一是在旅游經濟發展的時間序列中，各省在整體旅游經濟空間網絡關聯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二是旅游空間關聯網絡結構本身對中國整體旅游經濟發展及各省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多大，如何優化？

就研究方法而言，上述文獻要么采用純地理學方法，要么采用ESDA空間分析技術方法，前者只能簡單計算和描述區域旅游經濟空間結構屬性，后者只能刻畫旅游經濟“量”的影響程度，而事實上，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結構的研究應該更多考慮關系數據而不是屬性數據。盡管關注關系數據的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已初現端倪，但研究的重心仍然集中在旅游空間結構的描述性特征和差異方面，旅游空間關聯結構對旅游經濟發展的效應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此外，在研究區域上，大多數研究只考慮鄰近地區或單個省份，缺乏對中國整體旅游經濟空間結構關系的實證分析。

基于此，本文重點關注中國整體旅游經濟空間結構形態及其效應。首先，運用修正的萬有引力模型對中國31個省份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關聯關系進行分析，構建整體網絡空間關聯關系矩陣，以期彌補此前研究大多只關注屬性數據和鄰近地區的缺陷；其次，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結構，并利用Ucinet軟件對其進行可視化處理，明確各省份在整體旅游經濟關聯網絡中的地位，拓展旅游經濟空間網絡關聯結構研究的內容；最后，考慮到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空間網絡關聯結構對旅游經濟發展的效用，利用面板數據回歸測度了旅游經濟空間網絡結構指標對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及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的影響程度。

1 空間關聯結構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1.1 中國省際旅游經濟發展關聯關系測定

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囊括了省際間旅游經濟發展的所有關系，各省份是該關聯網絡中的“節點”，各省份旅游經濟發展之間的空間關聯關系是網絡中的“線”。這些“節點”和“線”的集合便構成了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測定省域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關鍵是找出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網絡中的“線”，即關聯關系。現有文獻顯示，空間關聯關系的確定一般采用引力模型、莫蘭指數分析方法和VAR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基于研究目的考慮，本研究選擇引力模型來測度省份間空間關聯關系，原因有三：其一，該方法在確定空間關聯網絡關系的研究中已有成功案例[29-30]；其二，該方法能夠分年度測量各省份間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關系，有利于研究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結構隨時間的動態演變；其三，該方法更加適合用于對省域旅游收入等總量數據的考察，且可以綜合考慮經濟地理距離對整體網絡結構的影響，有利于保障測度結果的準確性和科學性。

基于上述考慮，考察兩區域的關聯關系時先引入引力模型，并結合本研究的需要對其做出相應的修正，公式如下：

[ Yij=KijPiTiGi3PjTjGj3Dijgi-gj2，其中，][Kij=RiRi+Rj] （1）

式（1）中，Kij為引力系數，Yij為兩省之間旅游引力，Pi和Pj為兩不同省份當年旅游人次數，Ti和Tj為兩不同省份當年旅游收入，Gi和Gj為兩個不同省份當年GDP總額，Ri和Rj為兩個不同省份當年的AAAA級與AAAAA級旅游景區總數，Dij為兩不同省份省會城市之間的距離，gi和gj為兩不同省份人均GDP（gi～ gj代表不同省份的經濟距離）。

依據式（1）的計算結果將屬性數據轉化為關系矩陣，具體做法如下：先計算各省兩兩之間的旅游經濟發展引力值矩陣，再取引力值矩陣的各行平均值為衡量基準。同一行中引力值高于該衡量基準值的賦值為1，表示該行省份旅游經濟發展與該列省份旅游經濟發展具有關聯關系；若引力低于該基準值則賦值為0，表示該行省份旅游經濟發展與該列省份旅游經濟發展不存在關聯關系。

1.2 省際旅游經濟發展網絡特征指標

1.2.1 整體網絡特征指標

本文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通過計算網絡密度、網絡關聯度、網絡等級度和網絡效率的值來刻畫中國省際旅游經濟發展的整體空間關聯網絡 特征。

網絡密度（density）為實際擁有的關系數與整個網絡最大可能關系數之比，其值大小反映的是省域間旅游經濟關聯關系的密疏，其計算公式為：

[D=LN×（N-1）] （2）

式（2）中，D為網絡密度，L為實際擁有的關系數，N為區域個數。

網絡關聯度（connectedness）反映的是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自身的穩健性和脆弱性，如果省際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的很多線都通過某一個點（省份），那么該網絡具有較小的關聯度，網絡穩健性越弱；反之，如果該空間關聯網絡線不是圍繞著一個點展開的，那么該網絡將具有較大的關聯度，網絡越穩健，其計算公式為：

[C=1-VN×（N-1）2] （3）

式（3）中，C為關聯度，V為網絡中不可達點的對數，N為區域個數。

網絡等級度（hierarchy）測度的是網絡中省際間在多大程度上非對稱地可達。網絡等級度越高，網絡等級越森嚴，越多的省份在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處于從屬和邊緣地位，其計算公式為：

[H=1-Kmax（K）] （4）

式（4）中，H為等級度，K為網絡中對稱可達的點的對數，max（K）為網絡中最大可能的可達點的 對數。

網絡效率（efficiency）反映的是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各省域之間的連接效率。若網絡效率越低，則說明省份之g存在更多的連線，各省旅游經濟發展的聯系更加緊密，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就越穩定，也越容易通過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促進旅游經濟發展。其計算公式為：

2.2.2 接近中心度

從表1可以看出，全國31個省份的接近中心度最低值為53.571，最高值為88.235，均值為61.653，整體較為均衡，這說明全國31個省份在旅游經濟發展的的空間網絡中均能較快地與其他省份產生關聯，原因在于：一是旅游經濟是人流動帶來的經濟，隨著大眾旅游的深入發展，各省旅游經濟的互動不斷增強，關聯關系也越多；二是各省旅游資源賦存不同，使得各省在旅游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能夠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尋求與其他省份的差異化合作以滿足多元化的旅游市場需求，實現旅游經濟協同發展。此外，接近中心度高于均值的省份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和甘肅。除甘肅外，這些省份多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及環渤海地區，而甘肅所處區位是游客前往西北地區旅游最主要的集散中心，這一方面說明經濟發達省份在旅游資源配置和市場營銷方面做得更好，與其他省份旅游經濟合作的程度更高，旅游經濟發展的效率也更優，在旅游經濟發展空間網絡中的中心行動者的地位也越明顯；另一方面也說明，作為區域旅游集散中心的省份其在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的中心行動者的地位同樣明顯。

2.2.3 中介中心度

表1的中介中心度的計算結果顯示，全國31個省份的中介中心度總值為69.654，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為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廣東、甘肅、山東、內蒙古和遼寧，總和為62.813，占總值90.178%，除甘肅外，這些省份均為東中部旅游經濟發達省份，在網絡結構中的掌控能力更強，整個網絡中大多數旅游經濟的關聯關系通過這些省份來完成發揮著強有力的中介和橋梁作用。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為湖南、江西、重慶、安徽、廣西、河北、寧夏、青海、黑龍江和吉林，總和為1.656，占總值2.377%，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經濟發達程度不高或地理位置較偏遠，使得其在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起支配作用。

3 中國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效應分析

刻畫中國省際旅游經濟空間關聯關系及其結構特征是研究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考量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結構對省際旅游經濟發展的差異作用，及其對中國整體旅游經濟發展的結構效應。基于此，本文以整體網絡結構指標和個體中心度指標為解釋變量，分別測度中國省際旅游經濟空間關聯網絡結構對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及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的影響。

3.1 整體網絡結構效應

3.1.1 回歸方法說明

本文參照蘇建軍[20]的做法，首先計算各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在此基礎上計算考察期內各年各省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的變異系數，計算公式如下：

[Zi=Pi×Qi] （9）

式（9）中，[Pi=mimi×nini]，[Qi=][ai×nini]，Zi為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Pi為旅游產業規模指數，Qi為旅游產業素質指數，mi、ni、ai分別為i省旅游總收入、旅游接待人次數和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而后將計算所得的省際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的差異系數和全國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各省旅游總收入加總額除以各省旅游GDP加總額）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對整體網絡結構指標中的網絡密度、網絡等級度和網絡效率進行簡單的OLS回歸，為了消除量綱的影響，所有數值均取自然對數處理。回歸結果見表2。

3.1.2 整體網絡結構指標對省際旅游經濟發展差異的效應

根據表2的回歸結果，網絡密度、網絡等級度及網絡效率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605、1.266、1.106，且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R2較高。回歸結果表明，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關聯結構對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差異具有顯著影響，網絡密度的提高、網絡等級度和網絡效率的降低能顯著降低省際間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差異。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網絡密度的提升說明省域間關聯關系數的增加，促進了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與市場互通，強化了省域間的旅游經濟合作，從而有效提升省域間旅游經濟的發展水平并進一步縮小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差異；二是W絡等級度的降低使得各省份參與旅游經濟活動的主動性增強，以往處于從屬和邊緣地位的省域旅游經濟體能從越發平等的旅游經濟發展網絡中獲益；三是網絡效率的降低意味著網絡中有效連線的增多，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的聯系也就更加廣泛和緊密，從而促進旅游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形成優勢互補，縮小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的相對差異。

3.1.3 整體網絡結構指標對旅游專業化水平的影響效應

表2的回歸結果表明，網絡密度、網絡等級度和網絡效率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999、-2.117、-1.877，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R2值較高，這說明網絡密度的提升、網絡等級度的降低和網絡效率的降低能夠有效的提升旅游專業化水平并增加旅游對GDP的貢獻。原因在于：一是網絡密度的提升顯著增加了整體網絡中省域之間的旅游經濟聯系，促使整體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的提升；二是網絡等級度的降低使得原本經濟發展水平高、旅游資源等級高及可進入性強的省份主導的旅游經濟發展已經開始向全域旅游經濟協調發展轉變，龐大的國內旅游市場、旅游投資的進一步合理化，使得以往等級森嚴的旅游經濟發展網絡體系正在被打破，省域間旅游經濟的交流得以加強，促進了整體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三是網絡效率的降低有助于網絡結構的穩定，使得在旅游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各省能穩步推進，從中獲益，進而提升整體旅游專業化水平。

綜上，政府部門應在改革和戰略層面支持跨區域旅游合作，著力跨區域旅游經濟帶（圈）建設，培育區域旅游經濟合作的現實土壤，以促進整體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的提升。

3.2 個體網絡結構效應

3.2.1 指標說明及模型構建

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旅游資源稟賦、旅游接待能力、區位可進入性、旅游人力資源儲備、政策因素等因素是影響區域旅游產業專業化的主要因素[13，15，18-19]。然而，由于點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以及中介中心度的計算已經使用了GDP、旅游人次數、高等級旅游景區數量等反映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旅游資源稟賦的數據。為了消除變量之間相關性帶來的影響，本文最終選取個體網絡指標（點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旅游接待能力、旅游人力資源、區位可進入性6個解釋變量來反應其對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的效應。個體網絡指標數據由本文計算而得；旅游接待能力用各省星級飯店數量表征，數據來源于考察期內《中國旅游統計年鑒》；旅游人力資源用各省旅游院校在校生人數表征，數據同樣來自考察期內各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區位可進入性用考察期內各省鐵路、公路里程密度表征，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分地區年度數據庫以及各省歷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據此，本文構建如下面板計量模型：

[lnYit=lnXit+lnCit+lnH_Rit+Rit+εt] （10）

式（10）中Yit表示i省t年旅游產業專業化，Xit表示i省t年的點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Cit表示i省t年旅游接待能力；H_Rit表示i省t年旅游人力資源；Rit表示i省t年區位可進入性。

3.2.2 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以5%的顯著性作為模型選擇基準，模型（1）和模型（3）采用隨機效用模型，模型（2）采用固定效用模型，表3報告了Hausman檢驗及回歸結果。

表3的回歸結果表明，點度中心度的回歸系數為0.334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點度中心度每提高1個百分點，個體省份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將提升0.334個百分點，進一步說明個體省份在整體旅游經濟發展空間網絡中與其他省份之間的關聯程度越高，越能從整體旅游經濟發展中收益，從而提升其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接近中心度的回歸系數為1.274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接近中心度每提高1個百分點，個體省份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就上升1.274個百分點，接近中心度的上升使得各省在整體旅游經濟發展網絡中的聯系越密切，旅游合作的程度也越高，資源配置的成本和旅游營銷成本得到大幅降低，有利于提高個體省份旅游對GDP的貢獻度。中介中心度的回歸系數為0.095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個體省份中介中心度每提升1個百分點，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將上升0.095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個體省份中介中心度的提高能夠在整體網絡中充分發揮自身較優勢，有效地引導旅游流，使得龐大的旅游市場更趨于有序與合理，有效提升了旅游對GDP的貢獻度，提高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

結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對于點度中心度較小但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較高且旅游資源特色鮮明的中西部省份（如，四川、貴州、云南、山西、青海等），應加強鄰近區域間的旅游合作，提升點度中心度，提高旅游收入水平。對于點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均較高、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廣東等，應充分發揮其在整體網絡中的中心地位優勢，對其他省份進行反哺，重點支持中西部旅游資源特色鮮明的省份旅游經濟發展，實現對其他省份的帶動。對于接近中心度較小的省份，如吉林、黑龍江、青海、寧夏、河北等，可加強與旅游經濟發展空間網絡中心省份之間的旅游經濟交流，實現其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的提高。

4 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4.1 主要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結論如下：

從整體網絡特征看，在樣本考察期內，中國省域間的旅游經濟發展空間網絡關聯度為1，網絡關聯關系數從2000年的136上升到2015年的211，各省份之間旅游經濟發展關聯關系更加密切，旅游經濟空間網絡結構更加緊密，整體旅游經濟關聯效應明顯。網絡效率和網絡等級度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網絡的穩定性在逐漸增強，整體網絡帶來的結構優化效應在逐步提升。然而，中國旅游經濟發展空間網絡密度的值比較低，最高的2015年也僅為0.2268，同時網絡密度在上升的過程中伴隨著一定程度的波動，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還有很大的提升和優化空間。此外，網絡等級度和網絡效率仍然維持在較高的水平，最低值都維持在0.5以上，整體網絡等級特征明顯，網絡中各省旅游經濟有效聯系有待進一步增強。

從個體網絡特征看，全國31個省份在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結構中的點度中心度均值為35.484，高于該平均值的省份為11個，分別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蘇、廣東、浙江、福建、山東、河南、內蒙古、遼寧，其中，上海、北京、江蘇和天津點度中心度數值超過80，在網絡中地位較高。區域旅游發展水平較高的東中部地區省份在旅游空間關聯網絡中影響力也更大，地位更高，旅游經濟發展馬太效應明顯；全國31個省份的接近中心度最低值為53.571，最高值為88.235，均值為61.653，整體較為均衡，這說明全國31各省在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中均能夠較快的與其他省份產生關聯；全國31個省份的中介中心度總值為69.654，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為上海、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廣東、甘肅、山東、內蒙古和遼寧，總和為62.813，占總值90.178%，這些省份在網絡結構中的掌控能力更強，發揮著強有力的中介和橋梁作用。

從整體網絡結構效應看，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結構對各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顯著影響。整體網絡密度每提升1個百分c，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的相對差異將減少0.605個百分點；網絡等級度每提升一個百分點，省域間旅游經濟的相對差異將提升1.266個百分點，較高的網絡等級度明顯影響著省域間旅游經濟的差異；網絡效率（網絡中無效連線數量占比）每提升1個百分點，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的相對差異將提升1.106個百分點，網絡效率的下降將有助于縮小省份間旅游經濟發展的相對差異。

從個體網絡結構效應看，個體中心性指標同樣對個體省份旅游產業專業化有著顯著的影響。個體省份點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每提升1個百分點，其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將分別提升0.095、1.274和0.334個百分點，個體中心性指標的提升有助于各省積極參與到整體旅游合作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合作共贏，從而提升其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

4.2 政策建議

為了促進我國旅游產業的均衡發展，發揮旅游經濟空間網絡結構的效能，可供采取的政策建議如下：

旅游發展政策應考量中國省際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結構指標和特征，創新旅游發展思路。充分利用部級聯席會的平臺，結合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網絡結構特征，給予跨區域、跨部門旅游合作更多的支持，以增加省域間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關系，為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空間互補創造條件，實現旅游協調發展。

實施旅游經濟發展“一對一幫扶計劃”，促進旅游經濟發展要素的協調利用。鼓勵旅游經濟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中心性強的省份（如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廣東等地）與中西部省份（尤其是要加強西北地區、東北地區）開展旅游經濟發展一對一幫扶與合作，將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高省份的資金和旅游客流帶到中西部旅游資源特色明顯的省份以提高網絡關聯數、提升網絡密度，優化網絡結構，縮小省份之間旅游經濟發展的相對差異。

制定綜合型跨省份旅游線路專項規劃，全面提升省際間旅游合作水平。旅游經濟發展應結合供給側改革的指導思想，從宏觀層面規劃和設計跨省份跨區域的綜合性旅游線路（如之旅、絲綢之旅、泛長三角旅游綜合線路等），將東中西部省的旅游經濟發展串聯起來，在降低旅游經濟空間網絡等級度的同時實現優勢互補，培育區域旅游經濟協調發展的土壤，讓更多的省份從中獲益。

借力“互聯網+”，創新省際間旅游經濟合作模式。“互聯網+時代”、大數據的充分運用，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迅速升級為旅游者帶來了海量的旅游信息，使得消費者成為了旅游市場的主導力量。因此，應充分發揮“互聯網+”的融合功能，在政策上支持發展一批省際旅游互聯網合作與交易平臺，通過信息技術連接各省之間的旅游經濟合作，優化旅游經濟網絡結構效率，減少無效連線，提升個體省份與整體旅游產業專業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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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鄉村旅游農村旅游經濟區域發展

現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眾性。所謂的普及性和大眾性，實際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和閑暇時間來開展旅游活動，旅游業也采取各種措施吸引盡可能多的人消費自己的產品，使企業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大眾旅游興起以來，經常性的休閑度假已漸漸取代一年一次或幾年一次的觀光型旅游而成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歐發達國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國已占到全國人口的55%，瑞典更高達75%，休閑度假已成為發達國家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我國現階段，雖然人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數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節余卻不足以很風光地遠行逍遙。而社會時尚的召喚、追求生活質量的意識，促使現今中國平民十分渴望休閑度假。但是，國內旅游業卻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視他們的需求。在我國，因為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旅游者占總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對大多數人來說，旅游還是奢侈品，只有少數市民節衣縮食一年或幾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這種“打牙祭”式的消費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市民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渴望和高漲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對國內游客的旅游熱點，因季節性強、旅游交通擁擠、旺季人滿為患和價格上漲、質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卻步或掃興而歸。旅游熱點的門中門、票套票和部分旅游業的不規范操作行為，也使某些旅游企業聲名狼藉，為人詬病。一邊是豪華賓館的冷若閑置、國家財力的耗費，一邊是廣大工薪階層因阮囊羞澀而無力消費、望洋興嘆；一邊是旅游熱點的季節性人口過密，一邊是大眾化旅游產品的缺少。高漲的旅游需求與旅游產品不如人意之間的尖銳矛盾，使國內旅游市場上形成一個巨大的空白和廣闊的真空地帶。在普遍的返璞歸真、回歸大自然的休閑度假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幾個人自發去郊游，在農家短暫歇腳休息卻產生了國內旅游業一個影響深遠的新生事物——“鄉村旅游”，即以農業文化景觀、農業生態環境、農事生產活動以及傳統的民俗為資源，融觀察、考察、學習、娛樂、購物、度假于一體的旅游活動。

一、鄉村旅游的興起無疑帶動了農村旅游經濟文化的發展。

1.吸納農村多余勞動力，增加農村收入。鄉村旅游以“離土不離鄉”的形式為農民提供了新的就業門路。廣東河源市的蘇家圍景區，自2000年開展鄉村旅游以來，當地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從當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鄉村旅游，使祖祖輩輩靠老天吃飯的農民，也享受了經濟社會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進農村文化發展。鄉村旅游在城鄉之間架起了文化傳播的橋梁，城市居民在鄉村旅游活動中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風貌，同時傳播了城市文明。農民群眾在旅游服務實踐中開闊了視野，學習了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旅游活動包括吃、住、行、游、購、娛六大主要要素，這使得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經濟結構得到優化和補充，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鄉村旅游出現的諸多問題抑制了農村旅游經濟的發展。

1.各區域“各自為政”，難成規模效益。鄉村旅游一般以戶為單位，沒有統一規劃，盲目開發資源，不做切實可行的旅游發展規劃，導致農村旅游業不能健康持續發展。

2.缺乏宣傳，沒有品牌效應。一些鄉村旅游經營者市場促銷意識不強，缺乏主動宣傳和參加集體促銷的積極性。

3.鄉村旅游開發資金嚴重不足。旅游資源的開發需要強大的資本做后盾，農村旅游資源的開發更需要大量資金做支撐。農村一直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其經濟實力還很薄弱，由于鄉政府不可能對其旅游發展做大規模投入，加之農民收入有限，因而資金短缺就成為制約農村旅游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4.基礎設施建設仍需不斷加強。由于資金投入不足，一些鄉村旅游點在交通、食宿、衛生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制約著進一步發展。

5.鄉村旅游總體水平不高，資源開發力度小、層次低，特色不夠明顯，內涵不夠豐富，缺乏上規模、上檔次的名牌拳頭產品。尤其是在鄉村文化方面的發掘和運用不夠。一些鄉村旅游點在開發建設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趨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農家本色。

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推動鄉村旅游經濟發展。

1.制定科學的高水平的區域發展旅游規劃。資源要轉化為現實的產品必須實施科學的規劃。在發展旅游經濟的大好形勢下，鄉村旅游必須適應形勢，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個科學的、高層次的、高水平的旅游發展規劃。在區域旅游發展中突出重點，形成特色，這樣才能保障鄉村旅游業健康有序的發展。

2.加強宣傳,樹立企業良好形象。積極向相關媒體提供新聞線索，想辦法通過電視臺、日報、周刊、廣播電臺、旅游網等媒體的報道（轉載），把一塊荒廢的沙灘從零開始搖身一變成了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的“寶地”，逐步擴大了知名度和影響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錢、做較大的宣傳”。

3.多渠道籌集旅游發展資金。制約鄉村旅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開發資金，因此如何籌集資金發展農村旅游成為鄉村旅游開發中的一個難題。鄉村旅游經濟發展，在融資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資。一是充分利用國家發展農村經濟的大好時機，抓住政策大力發展農村旅游經濟。二是利用各種優惠條件，豐富的旅游資源吸引各種投資，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和利用民間資本等多種形式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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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產業結構；區域旅游經濟；結構優化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8-0082-02

在經濟領域，產業結構主要指的是經濟活動中的各個領域在市場經濟環境的作用下所形成的經濟技術聯系的一種表現。旅游產業結構主要指的一種與旅游經濟活動有關的聯系性要素，可以被看做是旅游產業中的旅游景點、旅游商品業和與旅游經濟之間存在一定聯系性的交通運輸業、飯店業和餐飲業之間在經濟技術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比例關系的表現。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旅游產業成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生活需求的一項重要因素。在對旅游業成為國家經濟體系中一項重要的產業以后，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成為了各地政府部門在推動本地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所關心的一個問題。

一、旅游產業結構的相關概念

（一）旅游產業結構優化的內涵

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主要指的是旅游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的發展進程。從這一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來看，從現有的技術條件入手，通過旅游產業結構中的各項產業之間比例關系進行合理配置的方式，為旅游產業領域中的各個系統的協調發展提供保障，是旅游產業結構合理化發展的主要表現。在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旅游經濟結構效益的發揮，是有關部門在制定旅游發簪戰略的過程中所要關注的問題[1]。

（二）旅游產業結構優化的制約因素

從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問題來看，在區域旅游經濟的增長過程中，旅游產業結構優化的制約因素的存在，也是無法忽視的一個問題。從學者對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問題所進行的研究來看，我們可以把基礎設施建設情況、旅游資源的自身狀況、旅游科技水平和旅游人才狀況等問題看做是這些制約因素的主要內容。從旅游產業的自身特點來看，勞動密集性是這一產業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性，在旅游產業的結構變動過程中，旅游業從業者的個人素質問題的變化，往往會對旅游產業的部門重心帶來一定的影響。這就可以說明人才因素在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過程中發揮這樣較為重要的作用[2]。

（三）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原則

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在世界旅游組織的旅游產品統一技術標準的影響下，一些旅游經濟相對發達的國家已經開始從旅游供給規范問題入手，對旅游產業結構進行完善。針對我國旅游業目前所面臨的發展現狀，從產業結構入手，讓我國旅游產業結構與國際旅游產業結構實現有機契合，是促進我國旅游經濟增長的一種有效措施。針對旅游業各個要素之間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問題，從旅游業的自身特點入手，對旅游業的產業結構進行{整，是國家在對旅游產業結構進行優化的過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則。

二、旅游產業結構優化問題的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旅游業是我國的一項重要的新興產業，從我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我國旅游業發展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隨著市場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在國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背景下，作為一項新興產業，旅游業在單純依靠自身力量的狀況下是難以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下發揮出自身作用的。因此，為了有效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在國家對旅游業進行大力扶持的背景下，國家旅游率所提供的一些數據就成為了學者在對旅游產業結構優化問題進行探究過程中的主要數據來源。根據國家旅游局2015年的旅游行業發展數據，2014年，我國的入境旅客數量為1.52億人次，入境旅游所帶來的旅游收入達到了518.48億美元；國內旅游的總人數為32.6億人次，總收入為2.63億元。到了2016年，從國家旅游局的相關數據來看，2015年中國的旅游總收入已經超過了4萬億元[3]。從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對中國旅游業發展的測算結果來看，旅游業在GDP的綜合貢獻中占據著11%的比重；在社會就業問題領域，我國旅游業為就業所做出的貢獻已經達到了10.26%。從我國旅游市場的發展現狀來看，我國的旅游業還蘊涵著較為巨大的發展潛力。

（二）研究方法

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探究問題可以被看作是對某一地區進行區位分析的重要內容，這樣，在對旅游產業結構的發展問題進行探究的過程中，專門化率問題就成為了學者無法忽視的一問題[4]。

其中，LQ是某個區域的部門m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專業化率，Dm指代的是m部門的高層次區域的相關指標，K可以被看做是某一類產業的部門數量，dm主要指的是區域中m部門的生產能力和就業人數等問題。在對某一地區進行區位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專門化率的指標愈高，這一產業的專業化程度愈高；從旅游產業結構所表現出來的特點來看，在專業化率值大于1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這一地區的旅游專業化水平要高于全國其他地區，反之我們也可以認為其專業化值要低于全國其他地區。

在對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問題進行探究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針對我國旅游業在未來發展中所面臨的產業結構優化問題，從生產函數、旅游經濟的投入產出和產業結構的統計數據入手，對這一問題給旅游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是對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問題進行探究的一大參考要素。從建立在生產函數基礎上的旅游經濟結構測算模式來看，這一模式與實際經濟生活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在對與之有關的樣本數據進行探究以后，我們會發現，缺乏可比性是這一類數據在研究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主要特點。在對建立在旅游產業產業結構技術上的測算方式進行應用以后，我們可以發現，旅游產業的產出分析是這一測算模式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而產出分析過程又是一個較為煩瑣的過程，因此復雜性就成為了這種測算模式的主要特點。

相比于上述兩種測算方式，與旅游經濟機構統計數據有關的計算模式可以對上述兩種測算模式在實際應用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問題進行充分解決，計算結果的準確性也可以被看作是這一模式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征[5]。在對這一結構模式進行應用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旅游產業結構的變化問題是主要借助以下公式來進行計算的：

Gt=ΔFt?Yt

ΔFt=Ft-Ft-1

在這兩個公式中，Gt主要指的是旅游產業結構的變動情況在某一年內對當地旅游經濟的增長問題所帶來的貢獻值因素，Ft可以被看知識某一年內旅游部門的旅游經濟收入在當年的旅游經濟領域中所占的比重的行向量。Yt主要指的是某一年內各部門的旅游經濟增長問題有關的列向量因素，在對旅游產業結構變動對我國旅游經濟所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的過程中，這一模式可以從旅行社、星級飯店和旅游汽車公司等旅游企業在旅游經濟結構中的產業構成比入手，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三、旅游產業結構變動對旅游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

從前文的探究論述來看，在對旅游產業結構的變動問題進行探究的過程中，通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值進行計算，我們可以發現，1992―2008年，中國旅游產業結構變動對旅游經濟增長的貢獻值為3.118%。在對同時期其他產業結對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影響來看，這些產業對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貢獻值要略高于旅游產業結構所帶來的貢獻值，這一現象的出現與旅游業自身的特點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1992年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旅游業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對的壁壘得到了有效掃除，旅游業的市場規則的初步建立，讓旅游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6]。也正是由于我國旅游產業出現了開放較早的特點，在其他產業在產業機構調整過程中獲得較快發展的情況下，旅游業已經行成了優于其他產業的產業機構。可以說，1999―2008年，我國的旅游業進入了發展較為平穩的一段時期，建立在港澳回歸、昆明世博會和共和國五十周年等歷史性活動基礎上的旅游市場促銷活動，讓我國的旅游產業表現出了一種多元化的發展特點。以旅游觀光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產業結構已經逐步被以觀光、度假、紅色文化專項旅游項目等多種旅游形式為核心的新型旅游發展模式所取代。2004年國家對旅游業所采取的扶持政策，讓我國旅游業在經歷“非典”打擊以后呈現出了復蘇的趨勢。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召開，對提升我國在國際旅游市場的知名度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7]。

2010年以后，我國的旅游產業進入了穩定發展的階段。從國家的相關政策來看，201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國務院辦公廳2016年出臺的《關于加強旅游市場綜合監管通知》的出臺，對旅游部門、公安部門、共生部門和文化、稅務等部門在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所擔負的職責進行了進一步的明確[8]。在“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的影響下，商務旅游消費開始成為了我國旅游消費形式的主要表現。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旅游產品類型的多樣化會成為我國旅游業的主要發展特點。

結語

穩定性是我國旅游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性。針對旅游產業對交通運輸業、餐飲業等多個領域的輻射作用，通過對這一產業的規范性強化，可以讓這一產業結構在國家現階段的產業結構發展過程中保持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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