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文化的統一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發揮統一戰線聯絡廣泛、凝心聚力的優勢，努力建設工業強市

發展是第一要務，工業是第一方略。近年來，我們堅持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工業發展取得了較好成效，保持了良好勢頭，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面臨較大壓力，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發展步伐。統一戰線匯聚了一批實業精英和經濟能人，具有聯絡廣泛、凝心聚力的獨特優勢，是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是工業強市建設的重要引擎。我們要加強組織，注重引導，讓統一戰線在工業強市建設中積極扮演好三種角色。

一是當好外來資金項目的引薦者。要充分依托統一戰線工商社團平臺，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的人脈優勢，不斷挖掘統一戰線的資源潛力，加強對外聯絡和交流，宣傳推介常德悠久的歷史、豐富的資源、優惠的政策、巨大的潛力，積極為他們來常德投資牽線搭橋，幫助他們在常德興業發展，力爭在招引重大項目、促進交流合作上尋求突破，有所作為，以實際行動推動常德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開放開發。

二是當好非公企業發展的引導者。動員激勵廣大非公經濟人士在“愛國、敬業、誠信、守法、貢獻”十字方針指導下，積極投身經濟建設主戰場，進一步解放思想、勵精圖治，爭當帶頭興業創業的表率，在市場經濟大舞臺上施展才智、創造業績。要通過合法經營，努力做大做強企業，帶動全市非公經濟蓬勃發展，在我市形成非公經濟“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濃厚氛圍。

三是當好轉方式調結構的建言者。組織引導統一戰線廣大成員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緊扣常德發展大局議大事，圍繞常德發展戰略謀深遠，要緊抓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產業提升、加快城鄉統籌、加強環境保護、注重生態建設、發展循環經濟等重大事項和全局性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參政議政，多進發展之言，常獻發展之策，善聚發展之力，真正將統一戰線的人才優勢、智力優勢轉化成我市的發展優勢。

二、發揮統一戰線人才薈萃、智力密集的優勢，努力建設文化名城

文化既是一種精神力量，也是一種物質資源，推動著地方發展，塑造著城市性格。常德歷史文化底蘊十分厚重，是中華道德文化、中國農耕文化、湖湘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當前，我市已經把建設文化名城作為全市發展的重大戰略，大力倡導“德行天下、和諧奮進”的常德精神，明確提出了建設“善卷之都”、“詩詞之市”、“文化名城”的發展定位。統一戰線人才薈萃、智力密集，廣大統一戰線成員特別是黨外知識分子，既是文化生產力的開拓者，又是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在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和提升文化影響力方面承擔著光榮使命。我們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按照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基本要求，立足我市實際，抓住關鍵環節，引導和激勵廣大統一戰線成員積極投身文化名城建設，努力推動我市文化走上科學發展軌道。

一是要積極參與常德的文化事業。要引導廣大統一戰線成員參與城鄉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參與善卷文化產業園、常德文化創意產業園建設，在中國·常德桃花源旅游節、中國·常德詩人節等品牌節會中注重發揮統一戰線人才的作用，在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化旅游、體育等各項事業中注重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二是要積極參與文化人才隊伍建設。要進一步加強統一戰線文化人才培養工作，不斷鞏固和加強統一戰線人才隊伍力量。要充分搭建統戰工作平臺，大力引進文化領域的領軍人才、拔尖人才、高端人才，重點引進文化管理、文化創意、動漫游戲、文化營銷等復合型經營管理人才及專業人才，努力打造常德的文化人才高地。

三是要積極參與地域傳統文化的發掘傳播。引導廣大統一戰線成員加強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發掘，如搞好澧陽平原史前文化遺址群的保護開發，做好《常德文庫》、常德文化名城建設系列叢書的編纂出版工作，打造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精品旅游節目等，積極對外宣傳推介常德的歷史文化，展示常德的文化魅力，打響常德的文化品牌。

三、發揮統一戰線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的優勢，努力建設和諧常德

穩定與和諧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和要求。當前，我們正處于一個重要的社會轉型期，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多樣化，各種矛盾層出不窮。統一戰線是大團結、大聯合的象征，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特殊作用。在實踐中，我們要堅持把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體現到統戰工作的各方面，貫穿于統戰事業發展的全過程，積極協調各種關系，化解各種矛盾，努力形成全市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良好局面。

一是要搞好合作共事。在統一戰線內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學習教育，堅定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自覺抵制西方敵對勢力在思想領域的侵擾；尊重和保障各界代表人士充分發表意見的權利，進一步擴大各階層、各黨派、各界人士的有序政治參與，努力營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融匯和諧的政治氛圍。充分發揮包容各界、聯系廣泛的優勢，加強各黨派、團體間的聯系，密切各族各界的關系，進一步鞏固和諧社會的政治基礎。

篇(2)

[關鍵詞] 文化；產業園區；概念界定；構成要素；園區類型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3. 100

[中圖分類號] G1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6）23- 0187- 02

園區一般是指政府集中統一規劃指定，專門設置某類特定行業、形態的企業、公司等進行統一管理的區域。文化產業園區是園區的一種形式，它具備特定的業態組合要求、是新形勢下文化產業集聚的載體，具有文化創新力和經濟效益統一的實際意義。文化產業園區的構成要素研究應從屬性定位、構成原則、作用機制、架構模式等角度出發，即文化、產業、管理、政策、服務、創新、整合、集聚。

且文化產業園區與其他類型園區的構成要素具備基本定位的聯系性與區別性，即社會屬性與經濟屬性的演進與承遞關系，及發揮作用的不同層級和角度的區別；構成內容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即基礎要素如都需具備統一管理、產業集聚、市場資源、配套服務等構成要素普遍性特征，也具有統一生產、生活、生態三方要素融合統一的特殊性特征。

1 園區概念的界定支撐要素分析

對于文化產業園區的概念，國內外近些年對此探討的研究越來越多，對文化產業園區概念進行的探討有德瑞克?韋恩提出的文化園區概念，Hilary Anne frost-Kumpf提出的文化區概念[1]。其共性是提出文化園區是具備一定文化娛樂、生產消費相結合的，是具有多功能性的、提供就業的、社區性的地理區位。

在我國，對于文化產業園區的概念則包含了集中不同的稱謂，如創意產業園區、文化產業園等，對于文化產業園區概念的界定，則偏向不同的著重點。如陳少峰認為文化產業園是以產業集聚的方式來推動文化產業發展。趙迎芳則強調文化產業園區的孵化器功能、創新研發能力、專門的服務管理機構、公共服務平臺、基礎設施保障和公共服務能力的集聚區特征[2]。

2 園區類型及特征要素分析

產業園區的發展歷經了工業園區、生態工業園、后工業園幾個主要的階段，文化產業園區便是后工業園的主要表現形式。在這一系列的發展過程中，對生產、生活、生態的態度則由對立逐漸走向統一，而文化產業園區在對此三者統一的基礎上也根據不同的側重點，按園區發展的模式劃分出了幾種不同的類型。

2.1 政策導向型園區

此類園區是在地方政府規劃和推動下建立和管理的園區，具有很好的經濟支撐和政策支持，“政策”、“產業”是重要構成要素。此外，政府作為規劃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因其調動資源的廣度和力度，在服務園區企業、搭建服務平臺、提供市場資源等方面具有優勢，具有溝通內外的中介連接功能，“中介”也是其構成要素之一。

2.2 開發商導向型園區

此類型園區一般是民營或私企對其進行統一管理，側重經濟效益，在園區開發和經營模式上具有一定的創新思維，能夠吸引企業入駐并形成產業集聚。此類園區以“資金”“資本”為主要構成要素。但因其對商業經營和經濟效益的側重，對產業鏈培育、和產業的成熟完善則需要進一步提升。

2.3 資源導向型園區

如對傳統文化或特色文化資源依附型園區。

這類園區具有一定的先天資源優勢，內涵上側重地方文化、藝術和工藝傳統為特點，主要以“文化”、“感官”、“體驗”為要素特點；以大學或特殊人才聚集地為依托型園區。此類園區依托“人員”優勢，集聚創意人才、學術能力和研究能力，能夠在“學術”、“學習”、“教育”要素中體現優勢；先進科技資源為依托型園區。此類園區一般依托高新技術密集，科技產業發達、高科技企業聚集、科研機構和人員資源豐富的地區為依托，其構成要素著重以“研究”、“研發”、“技術”為要素特點。

3 文化產業園區的構成要素

通過以上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得出文化產業園區的構成要素的基本框架：直接或間接受宏觀政策及區域政策的影響、并對其規劃、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依托雄厚資本和社會、文化、環境等資源；具有產業及產業鏈培育或集聚能力；具有學術、研究、研發水平；具有服務管理功能、溝通內外市場及要素間流通；具有明顯文化屬性特點、滿足特定文化需求、形成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統一生產、生活、娛樂、消費的有機體。在其基礎要素、發展要素、功能要素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出文化產業園區的構成要素包括：政策、產業、文化、研究、學術、資本、服務。

由于文化產業園區的概念在不斷完善，園區發展也在不斷升級，對于文化產業園區構成要素的研究和分析也將從不同的角度逐漸完善和成熟。

主要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國際評估準則；評估準則國際化；主要障礙；實現路徑

在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資本實現了全球性流動，國際分工細化，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擁有統一市場規則的“世界經濟集團”(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已經形成，其標準將成為其他國家(或地區)進入該經濟領域的潛在規則。從發展趨勢看，國際社會對資產評估國際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評估準則國際化問題已成為各國評估取向的重要視點和張力。

一、評估準則國際化內涵

資產評估國際化的核心是評估準則的國際化。評估準則是指導和約束評估行為向著合法化、合理化、有效化方面發展的標準，是一種能促進評估結果可靠性、降低交易費用、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制度安排。評估準則國際化是指各國在制定評估政策和處理評估事務時必須遵循國際通行的評估慣例，以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需要，提高資產評估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可比性和一致性。這里所謂的“國際通行的評估慣例”一般是指由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制定的《國際評估準則》，評估準則國際化實質上是各國評估準則與《國際評估準則》的協調、趨同和統一。這與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制定《國際評估準則》的宗旨是相符的，按照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的表述，《國際評估準則》的目標是在世界各國之間統一評估準則，滿足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對制定本國資產評估準則的需要，促使《國際評估準則》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認可和遵守，促使其他專業領域理解專業評估和評估師的作用。評估準則國際化應該包括評估準則的國際協調化、趨同化和統一化，具體分析如下：

(一)評估準則的國際協調化

協調就是意圖歸納不同的制度，并把多樣化的實務融入和組合成能產生合作結果的有序結構的過程，是減少差異的過程。評估準則國際協調的目的是促進評估的可比性，為削減差異提供參考，以便參與協調的國家均能接受，實現評估標準各國間博弈的納什均衡。多年來，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致力于評估準則的國際協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2006年6月19日，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與美國評估促進會簽署了合作趨同備忘錄，雙方承諾采取措施促進現行評估準則趨于一致，并協調各國今后的準則計劃，促使其以后的評估準則與《國際評估準則》兼容。

(二)評估準則的國際趨同化

《國際評估準則》作為公共產品，其學習、利用、借鑒成本要低于研究、制定成本，長遠來看，各國評估標準將趨于收斂。評估準則的國際趨同是對評估準則國際協調化更深層次的描述，是長期協調的必然結果。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逐漸掌握了國際經濟發展與評估的內在規律和必然聯系。各大洲、各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都已參與到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事務中，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成為覆蓋面廣、具有一定規模和影響力的國際公認評估專業組織。目前，原則導向的《國際評估準則》易于被各國評估界接受，支持或認可《國際評估準則》的會員國(地區)已達53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羅馬尼亞等國家已將部分甚至全部《國際評估準則》納入了本國的評估體系。

(三)評估準則的國際統一化

評估準則的國際統一是指通過特定世界性評估專業組織的有意識行動，吸收各國評估文化的精髓，制定出各國共同遵守的、可監督實施的全球通用評估準則，以達到全球范圍內財務報告透明、評估結果可靠的目的。1985年以來，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七次修訂了《國際評估準則》，《國際評估準則》現已發展成為一部綜合性、國際性的評估準則文件，其指導性、普適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越來越期望，《國際評估準則》能夠在目前國際資本市場公認評估準則的基礎上，成為全球通行的統一評估準則，實現從趨同到統一的轉換。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不再繼續實施或制定本國的評估準則，轉而采納《國際評估準則》。例如，巴塞爾委員會在其為各國監管機構和計劃向《新巴塞爾協議》過渡的銀行所的指南中，強調采用《國際評估準則》。

與協調相比，趨同就是因不同而求同，是存異基礎上的同，是發展趨勢中的同。對于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而言，趨同決非評估國際化的終極目標，接受和應用一套統一的、高質量的核心準則是未來的趨勢。筆者認為，評估準則國際化時代已經來臨，而評估準則國際化的實現，協調是手段，趨同是過程，統一才是結果。

二、評估準則國際化的障礙

評估準則國際化并非朝夕之功。因為評估準則在形式上表現為評估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實際上，評估準則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則就是適應環境，是各國文化、經濟利益和政治博弈的結果，文化沖突、經濟后果和政治尋租成為阻撓評估準則國際化的主要因素。

(一)文化沖突

任何一個國家的評估活動都有一個傳統沿襲問題，文化因素是導致評估準則國際化難以施行的成本。評估文化是特定國家傳統文化對評估影響、滲透的結果，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評估特征必然會打上傳統文化的烙印。亨廷頓的文化沖突理論指出，文化的差異必然導致沖突。評估準則國際化進程是一個不斷出現沖突的過程，各國評估準則的差異是不同文化間價值或價值體系的沖突表現。

(二)經濟后果

評估作為資本流動的媒介，其發展狀況對經濟利益的實現有重大影響。評估準則具有經濟后果，這種“經濟后果”一方面將導致資本的跨國流動；另一方面也會使評估準則的制定、人員的培訓、政府管制等方面產生巨大成本。評估準則的發展是資金發展以及利益團體的博弈過程，是一個經濟行為，其實質是一份“社會契約”。尋求更多使用資源的經濟人遇上了資源稀缺的限制，就發生了資源如何分配和依靠什么樣的機制實現分配的問題。因此，各經濟利益集團圍繞著《國際評估準則》將展開較量，最終的《國際評估準則》將更多地體現強勢集團的利益。

(三)政治尋租

評估準則國際化是一場利益之爭，經濟的一體化需要政治的一體化推動。在評估全球趨同的過程中，必然會導致不同國家之間利益的重新分配。根據尋租理論，評估準則國際化是一個政治過程，為了避免其既得利益受到損害，縮小本國評估準則變遷的幅度，各國將盡可能對國際評估協調施加影響。有人認為，缺乏政府間的合作，國際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任何改變都將是一個政治性的，無論其是否是由全球化引起的。由于各國都希望將世界上的所有資源聚集到本國之中，因此，評估準則國際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各國之間進行討價還價的過程。

三、評估準則國際化的實現路徑

按“自增強理論”，如果外界不輸入能量的話，一個國家的評估系統將長期處在一種相對低效的均衡狀態，因為該系統是自增強的，它本身有能量來源(如文化、經濟和政治等)，從而使得這種選擇處于“鎖定”狀態，以便與制度變遷路徑相吻合。要使各國評估系統從這個劣等均衡退出，轉移到另一個潛在的優等均衡，關鍵是要積累充分的能量，足以克服劣等均衡自身所積累的“選擇優勢”。評估準則國際化路徑，就是如何擺脫阻撓各國評估準則協調、趨同和統一的障礙，實現從“劣等均衡”到“優等均衡”的轉變。

(一)促進各國評估文化的融合與同化

文化沖突的結果，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矛盾雙方融合成一對新范式。只有各國把最具“特色”的評估經驗與實踐貢獻給國際社會，用優秀的文化影響《國際評估準則》的形成和發展，才能使《國際評估準則》永保活力。評估準則國際化不僅僅表現為各國評估準則向《國際評估準則》的單向靠攏，而且表現為利益兩方面或多方面的互動和融合。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需要各國及其他國際性組織的支持和努力；各國評估準則制定機構應與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達成共識，明確雙方對評估準則國際化的基本觀點以及實現路徑。

(二)評估準則的制定應以用戶需求為中心

變革準則制定模式必須對現實成本和預期效益進行權衡，而社會公眾接受與否是判斷準則制定模式是否可行的關鍵。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應本著“為公共所需、為公眾所信”的原則，盡量減少差異、尋求一致，致力于制定一套高質量的、全球性評估準則，以利于社會公眾決策。評估準則應堅持以用戶需求為中心，而不是以制定者為中心，這樣才能實現從“供給驅動”向“需求驅動”的實質性轉變。在國際化過程中，國際評估界將更加重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要求和主張，以便使《國際評估準則》成為“最好中的最好”。

(三)評估準則的實施應具有法律的強制性

法規的多樣性影響各國之間貿易的發展，且阻礙經濟一體化目標的實現。因此，評估準則國際化的前提就是要保證評估規范全球或區域的統一化；評估準則國際化的制定和實施對于各國現有法規有著間接的影響，評估準則本身的國際化與強化評估準則的執行機制應當并舉，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必須在各國評估法律框架中進行綜合，各國應排除不利于經濟合作的法律方面的障礙，使評估準則國際化的問題具有法律的保障。

(四)構建能夠為全世界所接受的組織結構

評估準則國際化并非競爭性的，而是一個共同協作的過程。由于評估準則變遷成本的存在，各國都會尋求在《國際評估準則》制定中的主導權，誰掌握了《國際評估準則》制定中的主導權，《國際評估準則》將更多地體現誰的利益，從而減小《國際評估準則》和本國評估準則的差異，最小化準則變遷成本。制度與組織的關系是互動的，各國均應為改進《國際評估準則》提供支持，構建能夠為全世界所接受的、合理科學的、兼顧各利益群體的組織結構。因此，評估準則國際化還需要大量具有較大影響力或實際管制權力的國際組織的參與和認可，還需要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的準則制定機構的支持和配合。

四、結語

隨著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的影響力和《國際評估準則》質量的不斷提高，世界各國都加快了評估準則國際化步伐。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也已經是一個不可扭轉的趨勢，中國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一個全球公認的、又易于操作的評估準則。中國是一個經濟大國，具有龐大的評估實體。中國是《國際評估準則》的參與者與借鑒者，在評估準則國際化問題上，“借鑒”、“協調”、“一致”等的提法開始成為我國評估界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評估接受《國際評估準則》的速度和程度，遠遠出乎世界的意料。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從2001年起，經過十幾年融合、吸納，中國資產評估行業已制定并了7項評估準則，目前正在研究制定評估程序、業務約定書、評估報告、工作底稿、價值類型、機器設備評估等準則。1995年3月，中國資產評估協會經批準加入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成為正式會員；1999年中國資產評估協會當選為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常務理事，并成為其專業技術委員會的委員；2005年4月，中國資產評估協會正式加入世界評估組織聯合會并當選常務理事。新晨

面對《國際評估準則》的發展取向，中國應該密切關注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的動向；積極參與評估準則國際化的活動，促進評估準則國際化的進程，比如積極參與全球性或地區性的評估專業團體和政府有關的評估協調組織，利用國際講壇介紹中國文化、政治、經濟格局，實現雙向協調；大力支持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的工作，對《國際評估準則》應采取吸收借鑒、為我所用的態度；爭取在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中擁有更重要的地位和發言權，參與《國際評估準則》的制定，使其能夠比較適合我國的情況。

【主要參考文獻】

[1]王誠軍.國際評估準則委員會及《國際評估準則》[J].中國資產評估，1999(1)：41-44.

[2]Authur，W.經濟學中的自增強機制[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5.5.

[3]約翰·埃居.《國際評估準則》(2005年，第七版)序[J].中國資產評估，2005(6)：20.

[4]劉萍.走向成熟的中國評估準則[J].中國資產評估.昆明國際評估論壇專題，2006.30-34.

篇(4)

首先,在前殖民地時代,撤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發展進程,總體上還未達到民族國家的發展階段,大多數地區只存在一些部族社會范疇的政治共同體,在少數地區則只形成過一些規模較小、結構松散但體制功能發育程度還較低的古王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成和穩定存在所必需的政治發展階段和前提條件尚不具備,諸如制度化了的國家體制結構的初步發展,統一國民經濟體系或經濟生活紐帶的初步形成與建立,各個民族或部族雖然差異很大但已有聚合在某個統一的政治實體內長期共處的共同生活經歷與習慣,一份長期積淀而成的富于凝聚力和整合力的國民文化遺產等等,所有這一切,在前殖民地時代的黑非洲大陸的許多地區,都還沒有獲得充分的發展。

其次,近代時期西方殖民者對非洲的殖民分割及其統治后果,又更加劇了獨立后非洲國家構建現代民族國家、實現民族一體化和追求統一國民文化的迫切性與艱巨性。非洲各國基本上都是以原殖民地的疆界為框架建立的,但西方人留下這份殖民地"政治遺產"本身問題眾多,遠不足以作為獨立后新國家穩固生存的基礎。

在民族一體化與統一國民文化的構建方面,當代非洲各國面臨復雜而艱巨的任務,非洲各年輕國家有著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許多國家很不一致的形成背景或創立模式。

非洲國家的產生先于民族的形成,是先人為地構建起一個國家,再來為這個國家的生存尋求必要的經濟、文化、民族基礎。而在西方,現代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經濟、歷史、文化與民族一體化發展所導致的結果,比如近代產生的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等國家,它們都是在各自社會內部民族文化融會、社會經濟聯系紐帶形成、統一王權興起等力量的推動下,形成了同質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基本上是單一民族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產生,是其民族一體化發展的結果,是其社會經濟整合與聯系發展的產物,因此這些國家創立時,已大體上具備了使自己生存鞏固下來的經濟、文化、民族基礎。正因為如此,西方近代史上形成的國家,基本上是民族構成單一的國家,即所謂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這些國家中,民族與國家具有同構性與兼容性。

當然,現代"民族國家"也可能是由眾多個民族構成的"多民族國家",但這些眾多的民族,相互間卻必須或者存在著某種共同的文化紐帶、精神認同,或者是有過共同的政治生活經歷,或是有某種內在經濟聯系,有某種共享的利益。東方國家大多數是多民族的國家,國家與民族并不完全等同,但盡管如此,其內部往往都有較為復雜的民族結構和宗教文化背景,各民族也多有自己的語言、宗教、文化傳統,經濟生活上的差異也是長期存在的,但是,這些有著多民族背景的國家,卻已經有久遠的生存歷史了。在這些國家內的各個民族,已有在同一個古代國家機體內、在一個王權統治下,長期共處生存的歷史經歷與交往過程,相互間已形成程度不同的或緊或松、或強或弱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社會生活上的聯系與依存關系,并且因為這種聯系與依存關系的長期存在,在那些眾多的民族間逐漸形成了某種共同的國家觀念意識與情感,一種對某個"中央集權"的統一政治實體(國家、政府、君主、首都等等)的認同與共擁感。東方國家也曾經成為了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受過像非洲那樣的西方統治命運。但是,這些古老國家在前殖民地時代便已經形成的那種較為成熟規范的古代國家歷史文化與政治實體,使它們"非殖民地化"的結果,大多表現為國家和獨立地位的"恢復",一種失而復得的"再生"。也就是說,它可能是古老國家的"重建"與"復國"。

然而,對于這些年輕的非洲國家來說,情況卻很不一樣。

一方面,當代非洲年輕國家的產生模式,不同于近代西方國家那樣是經過民族、文化、社會經濟的一體化發展而導致現代國家的產生。非洲的模式基本上是先宣布組成國家,建立政府,然后依靠政府人為的力量,借助于國家和政府機構的有組織的政治權力來推進民族一體化進程,來為這個新國家的生存、穩定與發展尋求必要的文化紐帶、國民意識和社會經濟基礎。于是,政府權力與國家機構,在當代的非洲大陸一開始就被賦予了太多太復雜的政治職能、經濟職能、文化職能,政治或政府成為獨立之初這些非洲國家最為可以憑藉的"發展資源",而社會的、民族的、文化的資源卻相對地不足或功能很弱。

篇(5)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 地方保護主義 創新

一個國家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省市按共同的目標協調其經濟活動、促進其經濟聯合的過程。而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改革過程中最核心、最關鍵當是理念改革。

理念改革存在的問題

政府意愿和制度安排

目前，政府意愿一直是推動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縱深發展的主要因素。制度安排是支持區域一體化的有效工具。歐洲的經驗告訴我們，區域一體化有多種模式，一體化的具體模式取決于有關國家的意圖以及實現這些意圖的相應機制。然而，這種政府主導型的區域一體化經濟，可能會產生地區封鎖、畫地為牢的弊端。

官本位和地方保護主義

區域經濟一體化源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場主體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經濟一體化就是通過在經濟上某種方式的聯合來共同分享分工協作帶來的經濟利益。但由于長期的行政區劃和經濟區的不一致和傳統的官本位和地方保護思想的影響，導致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經濟發展格局。由此，引發不同行政區經濟上的重復建設，產業結構趨同，經濟資源配置效率低，浪費十分嚴重。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區域之間的利益摩擦因之激化，各級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和保護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區為依托，構筑貿易壁壘，實行市場封鎖，阻礙經濟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在現行行政區劃條件下，行政邊界的“硬”約束，在很大程度上卻阻礙了城市“集聚功能”和“輻射功能”的正常發揮，從而極大地損耗了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整體效益。

理念改革的具體措施

形成市場主導的一體化格局

統一規劃區域經濟難度很大，因為從現在的發展趨勢看，市場主導是一個基本的趨向，區域經濟一體化更多的是發揮市場的作用，尤其是產業布局，起主導作用的更是市場而不是政府的規劃。但從現實看，又確實需要統一規劃，避免盲目發展、惡性競爭、區域不協調等。因此，區域規劃的一個指導思想應當是規劃與協調并重。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主要是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以正確的產業導向推動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的發展。各區域經濟可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針，突出不同區域的特色。這樣，一方面國家有總體的戰略，另一方面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又有適合各區域實際情況的不同的發展戰略和規劃。

區域規劃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產業發展，若牽涉到一些重大的、影響到國計民生的項目布局，應當由國家統一規劃和實施；二是地區的產業重點，包括產業發展的方針和空間布局，國家應有一個指導性的意見，即在國家戰略下，各地區應有一些支柱企業和產業；三是地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也要由國家來統籌。如港口、道路、橋梁、信息等，要充分發揮國家的協調管理作用，而且有些問題牽涉到構筑統一的投資發展環境、政策平臺、市場體系，比如長三角地區金融市場的分割問題，問題的解決關系到統一的投資發展環境的優劣。而一些具體產業的問題，比如汽車、醫藥，有一些在國家的戰略中已有安排，有些可以交給市場來進行整合。

建立權威性的一體化協調機構

國內外的實踐表明，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有一個代表各經濟體利益共同組成的機構。因此，根據我國的國情，可以考慮由中央授權，建立具有權威性的一體化協調機構。在統一的利益補償機制保證下，從體制上實現行政區局部利益服從經濟區全局利益的可能性。協調機構的主要職能包括研究制定經濟圈統一發展規劃和統一政策、組織利益協調、以及仲裁經濟糾紛。目前我國“三大經濟圈”的作用在現有行政區劃下難以充分體現，因而從制度、體制和組織諸多方面來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非常必要。協調機構具有不同的具體組織形式，如美國的區域開發委員會及區域規劃協會；德國的區域聯合體，加拿大的大都市區政府，歐盟一體化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確立創新和合作的一體化競爭觀念

在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同時，要確立一個觀念：競爭力的提高源于創新，同時也源于合作。這個觀念的確立，就要求我們通過自身的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工具創新等來提高內在的競爭力，同時在與其他城市的合作過程中提高整體競爭力，即通過合作、優勢互補和利益共享使整個地區的競爭力都有所提高。首先要把人才作為第一資源，形成多層次、多功能的教育體系，構建人才高地。其次，鑄造城市的靈魂。深入研究和分析各城市文化個性，弘揚先進文化，培育創新精進的城市精神。最后，以創新為動力，通過理論創新，推進科技創新、體制創新、文化創新和環境創新，增強城市創新能力。在文化創新方面制定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改革文化管理體制，不斷強化文化產業，進而形成區域經濟發展新的效益增長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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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體制改革;國有文化企業;資產管理;特殊管理股

〔中圖分類號〕G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5）03-0096-03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完善管人管事管資產和管導向相結合的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建立黨委和政府監管國有文化資產的管理機構，實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實行“四管”，既是文化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也是當前文化體制改革的焦點〔1〕和難點所在。如何做到“四管齊下”，是當前文化建設中必須回答的一個迫切而緊要的問題。

一、問題是怎么來的

在文化體制改革前，“四管”問題是不明顯的。因為文化單位大多數是事業單位，資產屬于國家所有，資源由國家統一調配，人員是國家事業或行政編制，領導層級清晰，不存在復雜的管理問題。

但文化體制改革后，事情就起了變化。只有少數國有文化事業單位能保留在事業單位序列，大多數轉變為企業，成為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管理的市場主體。然而，文化企業與一般企業不同，具有經濟形態和意識形態的雙重屬性，經營過程中，不僅要注重經濟效益，更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主力軍的國有文化企業，其性質決定了它不僅要肩負著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經濟責任，更要承擔起引領社會風尚、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文化企業的管理就不能簡單一放了之。既要發揮企業的自主經營積極性，又要確保黨和政府對重大事項的決策權、資產配置的控制權、宣傳文化內容的終審權、主要領導干部的任免權，從而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這必然要求我們對傳統的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制和企業運行機制進行革新。但在收放之間，尺度的拿捏、責權的梳理、制度的設計，卻不是件易事，“四管”問題也由此產生。事實上，從建國以來，對如何做好國有文化資產監管的探索，一直就沒有中斷過（見表1）。

表1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探索演進

監管階段監管主體管理內容全面管理

（1949年-1988年）企業主管部門對企業資產、財務、人事和投融資事項進行全面管理。聯合管理

（1988年-1998年）國有資產管理局在服從國家統一政策前提下，接受國有資產管理局、行政主管部門、同級財政部門管理。分工管理

（1998年-2010年）財政、宣傳、文化行政主管部門2007年財政部等五部委聯合發文，財政部門資產監管+行政主管部門具體管理+宣傳部負責主要領導干部監管、組織協調、宣傳指導，重大國有文化資產變動審查把關。專門管理

（2010年以來）國有文化資產監管專門機構2010年，中央文化企業國有資產監管領導小組以及辦公室成立。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黨委和政府監管國有文化資產的管理機構，實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二、當前的發展形勢

圍繞國有文化資產的管理，近年來中央和地方都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但整體而言，對國有文化資產的管理，當前正處于轉型、轉軌的初級階段，還有待深化。重點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機構設置不統一，主要體現為中央和地方設置不統一，各地設置也不統一。

2010年，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發文明確設立中央文化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領導小組，并成立辦公室，掛靠在財政部，具體履行國有資產管理職責。在此前后，一些地方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也探索出了不同的監管方式（見表2）。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監管方式的不統一，這讓中央在進行統一指導和標準制定上存在了困難，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地方管理的混亂現象。

表2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模式

模式中央、省及直轄市領導小組+辦公室辦公室設在財政部中央辦公室設在財政廳山西、四川、云南、湖南辦公室設在宣傳部海南、河北、湖北辦公室分設在宣傳部和財政廳山東直轄市模式宣傳部內設機構上海設立公司重慶機構單設北京宣傳部內設機構廣東財政廳內設機構吉林、甘肅、陜西、浙江、福建（據高書生《感悟文化改革發展》相關內容整理〔2〕）

第二，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機構責權邊界還處于探索期，出資人機構、宣傳部門、文化主管部門、企業主體等關系還需理順。

目前國有文化資產監管專門機構以資產基礎管理為主，兼負重大事項和企業負責人管理職能，整體上覆蓋了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范圍，但出資人機構與宣傳部門、文化部門、以及企業主體的權責關系還處在磨合期。〔3〕出資人機構對如何參與和落實導向管理、行業管理、企業宏觀管理，還有待進一步探索。整體來看，當前還沒有形成邊界清晰、運作高效的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機構。

第三，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機構運用資本紐帶，推進企業改制重組、做強做大處于起步階段。

根據文化體制改革的戰略設計，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機構一個重要職責即是推進國有文化單位進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推動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并重組，進而提高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發展水平，打造一批文化航母，提升國際競爭力。但就目前而言，許多管理機構，還停留在負責簡單的管理登記等事務上，在資本運作、做強做大等方面的探索和成就并不多。

三、如何才能做到“四管齊下”

面對當前的問題和挑戰，要推進“四管齊下”，核心應從轉換文化發展思維、創建資產管理機構、完善基本制度設計、加快監管立法、創新資本運營手段等五個方面著力：

第一，以“四個分開”為引領，推進文化發展思維轉換。

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和文化發展特殊論的影響，雖然轉企改制后文化企業被賦予了更多的經營自，但仍沒有從根本上理順黨委、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因此，要做到“四管齊下”，當務之急是要按照中央要求，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推動黨政部門與其所屬的文化企事業單位進一步理順關系。徹底改變過去領導意志導向和行政思維，取而代之的是市場思維、法制思維，通過市場、法律手段去管理市場主體。

第二，創建資產管理機構，以此為平臺實現“四管”匯流。

首先，在還沒有清晰出資人單位的省市，要加快確立出資人單位，將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開來，推動組建起相對獨立的、專業化的文化資產管理機構，這是提高管理效率，實行“四管齊下”的前提。

其次，以管理機構為平臺，厘清出資機構、宣傳部門、主管部門和企業的責權邊界。鑒于文化的特殊性，我們認為宣傳部門應發揮主導作用，通過管理平臺對企業文化生產導向進行宏觀指導，并派出管理機構首要負責人（其行政級別應高于所監管企業領導層級），確保實現“導向管理”;出資單位將管理權委托給專門管理機構，由其履行法定出資人權利，對下屬企業進行事務、人事和資產管理;文化行政主管部門通過與管理機構協同合作，對企業進行行業指導和監管（見圖1）。

圖1國有文化資產管理“四管匯流”示意

再次，要推動中央與地方管理模式逐漸走向統一，建立覆蓋全部國有文化資產、統一協調、穩定一致的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系，便利對全國進行統一的布局和指導，改變各自為政、政出百門的現象。

第三，完善國有文化資產管理的基本制度設計。

首先，完善現代國有文化企業監管制度。重點是在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加快推進監事和獨立董事派出制度，推進職業經理人制度、審計制度，加快制定企業負責人“雙效”（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業績考核及薪酬制度等，實現企業自我運營和機構有效監管的有機統一。

其次，探索實施特殊管理股制度。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制定相關規定，在企業改制過程中，選擇一批出版社、非時政類報刊社、重點新聞網站等傳媒企業，探索實行特殊管理股制度。在確保黨和政府對意識形態控制權的基礎上，通過股權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市場化，拓展企業資金來源渠道，調動企業自主經營的積極性。

再次，應建立社會效益鼓勵專項基金。通過加大財政出資并吸引社會捐贈的方式，設立專項基金，對國有文化企業的生產創作進行引導，鼓勵文化企業生產出具有“精氣神”、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高度統一的文化產品來。

第四，加快國有文化資產監管立法，讓管理有法可依。

法制作為具有權威性、穩定性、強制性的社會規范，是實現我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五位一體、全面發展的制度保障。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要立法先行，并將文化立法作為重點的立法領域。目前我國現行的文化領域法律約占全部現行法的比例為1.68%，遠低于經濟（31.5%）、政治（52.1%）、社會（7.56%）等領域的立法數量。〔4〕

特別是國有文化資產監管領域，基本處于空白狀態。當前對國有文化資產監管主要是政策和行政手段，帶有很強的權宜性和過渡性。著眼長遠，中央有關部門應從保護國家文化安全、把握意識形態導向、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高度出發，將國有文化資產管理單獨立法。從法律高度明確出資機構、宣傳部門、主管部門和企業的責權邊界， 確立“人事資產導向”相統一的國有文化資產管理制度，逐漸建立起依法管理為主，行政手段、經濟手段和思想政治工作為輔的文化管理體制，實現良法善治。

第五，創新資本手段，讓資產管理機構發揮更大作用。

國有文化企業大多剛剛脫胎于事業體制，規模都比較小，實力都比較弱。2013年全國國有文化企業12159戶，但資產總額僅22420億元，營業總收入10715億元，利潤總額1081.2億元，而美國僅迪斯尼營業收入就高達423億美元，利潤57億美元。①

國有文化企業是我國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和傳播權、在全球文化競爭中發揮主導作用的企業。因此，必須積極鼓勵各級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根據資產規模和營運需要，建立多渠道投融資機制，通過資本紐帶，推進文化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戰略性重組，形成一批航母型、旗艦型文化企業，調控更多的社會資本，提高國有文化企業在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在全球文化發展中的競爭力，真正達到“四管”戰略目標，成為中華文化崛起的脊梁。

〔參考文獻〕

〔1〕〔2〕高書生.感悟文化改革發展〔M〕.中信出版社，2014.62，63.

〔3〕王家新.關于完善文化企業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思考〔J〕.中國財政，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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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經營模式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4）08-0115-05

西部地區是我國目前傳統文化特別是農業文明保存最完好的地區：從資源稟賦看，首先，西部農村地區擁有迷人的田園風光、濃郁的民族風情、獨特的地理區位，成為后現代話語中的文化優勢。“其次，西部農村文化產業避開了土地、資金等要素稀缺的經濟發展劣勢，扎根鄉土卻又以非農經濟為主的要素組合來構筑自己的產業基礎。”[1]（P15）目前，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總體上處于“跟進”狀態，各省區市都已初步形成了各具自己特色的農村文化產業發展雛形，在局部地區、一些重點領域有了突破：農村文化旅游蓬勃發展；逐步走出了一條打造民間工藝美術品生產加工和銷售為主的工藝品發展道路；文化名村名鎮開發成為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引擎；文化“農家樂”廣泛興起，特別是中心城市附近和旅游景區景點附近，已形成一定規模；農村節慶民俗文化的開發形成熱潮，為農村文化產業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

一、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現實悖論

（一）本體困境

文化產業最重要的指征是大規模復制和批量化生產，“文化產業發端于城市，依托大規模復制技術和數字化手段以及來源于大工廠的微觀組織方式，構成文化產業發展的主流……但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是借助了現代社會對文化的消費需求，不具有產業發展的內生性，也不是自然演化的結果……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意味著傳統資源與自然生發條件的剝離及現代生產方式的嫁接，需要恰當的市場運作。”[1]（P24）農村文化產業受制于農村生產方式，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從經濟體制模式上來看，經歷了天然經濟、自然經濟、集體經濟（計劃經濟）等階段。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改革，商品經濟逐漸滲透到農村領域，但由于長期的自給自足經濟，在外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形勢下，農村經濟沒有完全按市場經濟軌道發展，而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從事經濟活動，農村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說，沒有形成規模化的生產力集團，沒有形成優勢互補、資源整合、人財物得到合理配置的經濟運行模式。農村家庭既是社會機體中的一個元素，又是一個生產單位經營實體，在外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形勢下，而農村卻以農戶為基本單位從事經濟生活。“產業發展的微觀基礎是企業，農村文化產業的主要微觀基礎包括農民（農戶）、個體戶、私營企業、集體企業等。從整體來說文化產業明顯帶著小農經濟的典型特征，以小型化、松散化為主要特點。以家庭為單位，以戶主為主管，以親朋為主力，在原材料采購、生產組織、市場營銷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沒有形成完整的價值鏈。”[2]（P66）西部農村地區不同于城市，產業發展起點低、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大多數處于分散狀態、產業自發性強、規范的公司化生產和運作少，制約了產業的整體影響和帶動作用的發揮。

近一百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伴隨全球化浪潮，我國經濟經歷了兩次轉變：一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二是從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轉變，社會變遷的各個環節之間并非是單向的因果關系，而是相互作用的一種關系，農村文化伴隨著整個經濟社會被裹挾到現代社會的場域。在此背景下，一個居于強勢地位的生活方式在不同地區之間轉換，并被爭相移植，文化消費逐漸趨同。西部雖然農村文化豐富多彩，但由于受經濟交通條件限制，很多農村文化形成自娛自樂的內循環格局，無法走入現代主流文化視野。博厄斯在談到一個民族文化特殊性時認為：“現存社會的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各種文化形式之間的相互關系，以文化和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一是個人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3]（P255）他強調這一方面取決于社會內部發展，另一方面取決于外部的影響。社會生活的重構并不是簡單的變化，有時候是一種被動的接受，是一種背離原來發展態勢的認同。“隨著資本的不斷擴張，經濟成為統治一切的力量，一切都被納入到市場交換的制度體系之中。原來鑲嵌于社會各種制度的經濟體，現在卻成了一個巨大的母體，反過來把一切都納入它的體系之中了。”[4]（P92）在經濟擴張中，中國社會被劃為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二元結構，在這個二元結構中，城市充滿現代氣息，相對弱勢的農村文化既缺乏載體，又缺乏投入，極度膨脹的都市文化娛樂對農村文化的發展空間形成擠壓。農村原有的文化體系和社區記憶在咄咄逼人的現代消費趨同下逐漸式微與妥協。

（二）發展危機

1.農村文化產業組織化、集約化程度低，產品附加值低，經濟效益不高

由于缺少黨委、政府系統和社會組織的設計和介入，農村文化產業發展起點低、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大多數處于分散狀態，產業自發性強，規范的公司化生產和運作少。同時，產業布局分散，缺少主動自覺的引導和規劃，產品低附加值情況突出，特別是一些粗制濫造的旅游服務的產品，價格低廉，損害了農村文化，制約了產業的整體影響和帶動作用的發揮。

2.產品和服務的文化內涵、文化引導性不強，缺少現代科技和先進文化的支撐

農村文化產品和服務總體上處于低層次開發階段，更多是以傳統文化工藝品、傳統文化旅游、農村文化演藝等形式體現，科技含量、文化含量低，難于全面反映深厚的文化內涵。同時，引導傳統文化與現代消費需求相結合、并促進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的引領能力低下，一些群眾自編自演的節目、一些文化旅游產品存在低俗、庸俗、媚俗問題，急需提升品質和檔次。

3.農村文化資源流失、破壞嚴重

由于農村舊房改造等原因造成文化特征突出的傳統建筑損毀嚴重；由于缺乏有效管理，致使農村有形的文化遺存被破壞；大量民間保存、流傳的文化典籍流失，如東巴經、貝葉經等被外國人收購事件每幾年就會發生；同時，農村古樸的生產生活方式、文化生態環境不斷消失，也日漸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二、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經營模式的實踐分析――以云南為例

（一）農村文化產業梯次發展和單兵突進趨勢

總體上，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將呈現出梯次發展和單兵突進的態勢。梯次發展是指經濟相對發達的區域，農村文化產業相對起步較早，有一定創新意識，附加值高，有一定的規模化和產業化水平，市場消費能力較強 ，既是城市文化產業的溢出效應的顯現，也在一定意義上承接了城市文化產業的不同分工，相對而言發展得比較成熟。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受制于薄弱的文化基礎設施和狹小的市場規模，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單兵突進是指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而資源豐富的地區，借助資源優勢，通過金融支持、政府引導扶持以及社會力量的支持，實現跨越式發展，把當地豐富的文化資源優勢通過市場配置轉化為產業優勢，成為拉動當地經濟發展的引擎。

1.消費市場將不斷擴大，產業業態不斷創新

農業傳統文化對自然的敬畏、對人生的感悟及文化的原生性等特質，符合國際國內市場的消費偏好和需求態勢。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閑暇時間增加，城鄉居民的文化消費能力不斷增強，將不斷擴大對農村文化產品的消費，潛在文化消費需求將會進一步釋放，農村文化消費市場將不斷擴大。在產業融合發展的背景下，通過傳統文化的深度挖掘和運作模式的創新，帶動農村文化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不斷創新產業業態，增加多元、多樣、多層次文化產品，以滿足城鄉居民的精神文化和休閑旅游需求。

2.農村文化企業不斷壯大，產業集群不斷形成

隨著產業的發展，農村文化企業不斷整合各種文化資源，推動了企業結構調整和資產重組，不斷發展壯大了企業的實力。為有效克服農村文化產業分散經營、產業化水平不高等問題，促進節約集約使用土地、有效保護資源環境，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將不斷整合各個產業要素，形成集約化開發經營，不斷向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主業突出、產業配套的特色產業集群方向發展。

（二）經營模式選擇意義

農村文化產業化經營其本質是用現代工業管理辦法來組織實施文化產業的生產和經營。它以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目的，以科技進步為支撐，圍繞支柱文化產業和主導產品，優化組合各種生產要素，實行區域化布局、一體化經營和企業化管理。而經營模式是基于某種較穩定的交易結構的可盈利方法，合理可行的經營模式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主要源泉。在農村經濟目前處于市場經濟與原有的經濟模式相互銜接融合的背景和條件下，發展農村文化，如果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在現階段是很難做到的。但我國農村文化產業實現市場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村文化的產業化、規模化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農村文化要發展，我們既要把眼光放在農村經濟目前處于市場經濟與原有的經濟模式相互銜接融合的背景和條件下，也要放在農村經濟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看農村文化如何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有效的經濟組織形式是社會經濟發展中極其重要的社會資源。隨著現代化進程，西部農村經濟迅速發展，形成農村經濟剩余，如何重組農村生產要素，激活農村文化資源稟賦，選擇合理的農村文化產業的經營模式改變西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推動農村文化走上產業化道路，把豐富多彩的農村文化資源轉變為文化產品，對于調整優化西部農村產業結構、促進和諧農村建設、傳承民族文化遺產等具有重大意義。

在不斷的摸索中，云南省農村文化以家庭、村組為單位的作坊式生產，逐漸向分工合作、規模經營的方向發展，走出一條區域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創新之路，不僅促進了鄉村經濟的發展，也為目前尚處在萌芽階段，規模較小、市場化、科技化程度低、文化產業發展格局遠未形成的我國大多數農村文化產業建設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

（三）云南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經營模式分析

1.農民自辦、政府引導型――曲靖農村文化戶

曲靖市的農村“文化戶”，開始僅是以一個或幾個家庭自發組織起來的沒有報酬和收入“自己快樂大家歡樂”的自娛自樂形式。后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傳統體制下形成的政府辦文化的運行方式已遠不能滿足農民群眾的需要，在這種客觀條件下，由政府引導，一些具有文藝特長和經營意識的農民群眾，利用農閑時節、茶余飯后、傳統節日、村戶辦大事的時機開展起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開始收取一定報酬作為補貼，使之逐步轉化為了具有市場經濟特征的經營活動，一些農戶還充分利用寬敞的庭院，開展圖書音像制品租借、文化娛樂、影視放映、文藝演出和網絡服務等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久而久之，農村文化產業開始在曲靖逐步興起并蓬勃發展起來。目前，曲靖市農村“文化戶”（文化聯合體）已發展到1600多戶，從業人員達2萬多人，年經營總收入接近1億元。農村文化戶（聯合體）成了曲靖市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提高農民收入的一個好載體，也成為全國推廣的典型經驗。

2.公司+協會+農戶――石林阿著底刺繡

隨著石林旅游日益火爆，阿著底村以普菲為首的普氏三姐妹于2002年成立了普氏民族繡品廠，采取“繡品廠+會員”的經營模式。每年帶動農村婦女近千名，城區下崗婦女近百名。2005年3月，成立了石林阿著底民族刺繡產品開發技術協會，將分散的刺繡婦女組織起來，整合了當地刺繡人力資源，使彝族民間刺繡走上規范化、產業化發展道路，形成“繡品廠+協會+會員”的經營模式。2012年底，會員增到2700人，實現銷售收入7600萬元。刺繡協會不但開發了彝族文化資源，也為消化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做出了重要貢獻。刺繡業還帶動了周邊地區農民發展致富。阿著底刺繡協會2700名會員中，周邊6個村就有2000多人。阿著底村從民族刺繡中獲得經濟利益，傳統刺繡在產業化過程中激發了傳習保護和利用的動力。

3.公司+農戶――西雙版納傣族園

西雙版納傣族園由云南農墾集團公司橄欖壩農場投資開發建設，主景區由曼將、曼春滿、曼乍、曼嘎、曼聽5個保存完好的傣族自然村寨組成，園內共326戶，1533位村民。傣族園公司制定了《公司幫助村民致富的具體實施辦法》和《保護干欄式建筑的具體措施和辦法》。公司對村民實施獎勵措施，對新建、改建、擴建后符合條件的，每戶給予4000元獎勵。從2001年起，著力打造“百名小卜哨――天天歡度潑水節”、百人大型歌舞民俗精品系列活動及《潑水節印象》實景演出活動，解決了1000多人的就業問題，帶動周邊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傣族園公司投入改造基礎設施、接待環境，統一策劃、統一包裝傣族園，與村民形成了相互依托、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魚水關系，贏得了村民的理解支持。傣族園大力弘揚傣文化，促進了園區村民對干欄式建筑和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被評為國家4A級景區、“中國首批旅游文化示范地”，成為西雙版納農村旅游文化產業和諧發展的成功典范。景區收入從1999年的246萬元上升到2012年的1.2億元，上繳稅收640萬元，接待游客量達660萬余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2.2億元。

4.文化產業合作社+農戶――騰沖大村文化產業合作社

隨著騰沖旅游業的興盛，部分行政村率先成立農村文化產業合作社作為農村文化產業新興經濟實體，下設若干分社，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制定合作社章程和內部管理制度，明確發展方向和經營范圍，形成了“合作社+農戶”的生產經營格局、“產、供、銷”一體化的市場模式和“技能培訓+骨干培養+品牌培育”的效能機制。騰沖縣大村文化產業合作社創建以來，下設石材產業分社、刺繡產業分社、“農家樂”產業分社，實行“統一組織、統一管理、統一營銷”，刺繡產業在成立不到3個月的時間從業婦女達145人，高收入者每月增加700～800元，少收入者每月也可增加200～300元。附近的江東村文化產業合作社有刺繡從業人員1300多人，年收入600多萬元，產品遠銷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騰沖大村文化產業合作社整合文化資源，推動農村文化產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發展，集聚生產要素，增強農村特色文化產品的競爭力，有效抵御市場風險，提高組織化程度，實現統一組織、統一管理和統一營銷，形成農村文化產品特色和品牌，爭取金融部門的支持，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招商引資，促進文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文化與旅游的互動發展、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持續發展，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文化產業“小”、“弱”、“散”、“難”、“軟”的問題。

此外，西部其他農村地區還有一些成功的經營模式，如：前店后坊式。前店負責零售或接收訂單，后坊則組織雇工進行文化產品生產，前店后坊式便于就近組織人力，管理成本較低，運作靈活，最重要的是較大程度地保留著文化的傳承和記憶，這種經營模式與大規模復制為特征的產業化生產不同，強調個性化生產，滿足的是追求農村文化產品原真內涵的小眾高品位需求，適用于傳統農村文化內涵豐富、工藝復雜、不適合規模化發展的產品；此外公司+農戶合作模式衍生下的：消費者+經銷商+批發商+經銷公司+中間人+農戶；經銷商+合作經濟組織+農戶，等等。

三、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經營模式選擇的思考

西部農村文化產品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符合現代國內外文化消費者崇尚自然的價值取向，都市消費人群對農村文化產業形成消費輻射和市場期待，進一步擴大鄉村文化市場總量。對文化產業經營模式的研究，本質上是對文化產業經濟性的認識和研究，文化產業對經濟的影響力決定了其重要性，它的經營模式決定了其競爭力。農民一般被定義為風險規避者，“農民微薄的經濟利潤使他要選擇那些較為安全的技術……從社會層面看，原則上也力圖把自己的經濟風險盡量轉移給其他社會機構，寧愿以收益獲取安全”。[5]（P44）產業化的內涵是經營一體化，農村文化產業化經營以市場為導向，以千家萬戶組成的農戶為基礎，以企業或合作經濟組織為依托產生“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經濟共同體，形成了專業化生產、規模化經營、企業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的“一條龍”的發展格局，較好地解決了農民與市場，分散與集約之間的矛盾，可以成為西部大多數農村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的選擇。

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進程，基于時系演變中農村文化產業經營加入當下經濟社會需求的印記。文化產業包含了三個層次：文化產品豐富階段、文化企業林立階段、文化產業形成階段，西部農村文化產業很多處于第一、第二階段。在西部農村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盡管出現了部分較為成功的產業化經營模式，但多數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作坊式、前店后廠式、簡單的合作社生產方式。雖然這種簡單、松散、粗放的發展方式規模效益低下，抗御風險能力弱，后勁不足，但仍然是西部文化產業發展的主基調。農村文化產業發展具有演進性特征，隨著城鄉二元壁壘的破除和現代社會對農村文化消費需求的遞增，農村文化的傳統資源與生發條件會更為合理地實現與現代生產方式的嫁接，農村文化產業經營模式也會更趨多元。

文化產業作為一種產業，與其他一般產業一樣，具有商業化的共性，可以通過商業模式進行運作。但是文化產業的微觀組織方式內生于農村長期經濟結構發展并在與市場的博弈中生發，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發展文化產業的資源稟賦各不相同、所面臨的市場不同、不同文化產品和產業對產業化程度的要求不同、產業化在不同階段上的利益機制也有差別。尤其是很多農村文化產品內生于特定文化中，不適于進行現代工藝和機械化生產，基本不按發端于城市大規模復制的路徑發展，這一部分農村文化產品在產業規模上需要一個合理的空間，決定了其經營不能急功近利、涸澤而漁。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在自由契約下，自發出現的多樣化制度是在不同條件下對各種復雜兩難沖突的最優折中。”[6]農村文化產品生產的特性決定了它的經營形式并非是單一的或固化的，“如果以某種特定的組織形式或生產模式為唯一標準， 來規約文化產業的發展， 這種單一性的狹隘視角， 會導致文化產業在現實的發展中喪失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潛在機會或可能”。[7]（P87）西部農村文化產業內涵豐富，表現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非均衡特點，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中沒有固定的標準，應該根據地區、產業、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化特征選擇不同的發展模式，將農村文化產業發展與地區特定文化資源、文化消費空間、產業發展基礎、發展態勢相結合，因地制宜、順勢而為、彰顯特色、突出重點，尋找最佳的農村產業發展經營模式，在農村文化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走出一條新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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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M].程立顯，劉健等，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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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慶德.論文化產業的生產特征與組織多樣性[J].思想戰線，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