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危機的基本階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

資本的本質就是生產剩余價值。資本作為無限的貪欲，總要不斷超出自身力量的限制，它只有不斷增殖，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質。生產力在資本主義追逐剩余價值，不斷采用高新技術的推動下迅速發展，必然造成與國內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銳。壟斷資本為了追逐最大利潤，必須從對國際市場的不斷擴張和壟斷中尋找出路。資本的擴張以全球為最大邊界，它就要停止擴張的腳步了，它就要失去其本性了，資本就要消亡了。全球壟斷資本主義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新形式、新階段，它為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這種變化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和時間，但也是有限的。它進一步在全球范圍內導致了資本主義各種內在矛盾的激化，加劇了資本主義對全球市場的依賴，也加大了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風險。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擴展到全球范圍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表現為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就是以全球壟斷資本主義為中心，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外圍的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剝削體系。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必然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加深和擴展。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附屬國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三大矛盾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仍然以變化了的形式存在和發展著。首先，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資本主義的主要的階級矛盾。資本主義在其任何發展階段上，不論是自由競爭、私人壟斷、國家壟斷還是全球壟斷階段都不能改變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本質。其次，在全球壟斷資本主義體系內，原來的帝國主義同殖民地附屬國之間的矛盾演化成東西南北矛盾。但主要的斗爭矛頭都指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三，在全球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并進一步發展。帝國主義國家綜合實力的消長變化以及爭奪世界市場、全球霸權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并非常尖銳復雜。

全球生態危機

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的根源。首先，全球生態危機是全球壟斷資本主義無限追求壟斷利潤最大化的必然結果。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動機和目的就是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全球生態危機是全球壟斷資本主義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造成的。全球壟斷資本主義在不斷強化資本對人的剝削的同時，也不斷強化資本對自然的剝削。其次，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結果。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它就必然不斷向全球擴張，最大限度地掠奪全球資源，把污染環境的產業甚至垃圾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改善自身的生態環境。這種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生態危機的生態帝國主義行徑加速了全球環境的惡化，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金融危機爆發的必然性

篇(2)

內容摘要: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仍然存在用馬克思理論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行分析的某些情況,必須透過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對我國出現經濟危機的風險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并加以防范,才能避免經濟危機的爆發,并不斷地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馬克思 經濟危機 風險

馬克思《資本論》中經濟危機理論的基本思想

(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起源

馬克思認為,在貨幣產生之前, 物物交換的條件下, 買和賣的行為在空間和時間上是同步的, 因此, 總供給和總需求總是平衡的, 沒有什么生產過剩的危機。但是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貨幣作為流通手段, 使商品的買和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分成兩次過程, 從而出現了買與賣脫節、商品賣不出去的可能。流通“能夠打破產品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的限制”。“在這里,一方面,我們看到,商品交換怎樣打破了直接的產品交換的個人的和地方的限制,發展了人類社會的物質變換。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當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會聯系發展起來了”。

貨幣產生以后, 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使商品交換潛伏著經濟危機。貨幣作為支付手段, 會形成支付的連鎖關系, 一旦有債務人到期不能支付, 就會引起連鎖反應, 使一系列支付關系不能實現, 影響整個信用關系和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進行。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發達商品經濟階段, 商品經濟在一國經濟中居統治地位, 一切生產都是商品化的, 社會資源的配置通過市場來實現。在這個基礎上, 一方面, 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每一個企業生產和經營的目標, 這種商品本性決定企業生產經營的逐利性, 必然迫使企業生產有著無限擴大的趨勢,致使市場的發展落后于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 由于市場經濟體制下, 市場配置資源有其自發性和滯后性的弊端, 容易產生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 資源的優化配置難以一次到位, 因為,市場經濟無法合理解決個別企業投資、生產的有組織性同整個社會投資、生產盲目性之間的矛盾。因此, 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產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是資本生產相對過剩引起的危機。“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經濟危機的社會基礎和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斷擴大的社會生產能力與相對有限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追求剩余價值是資本家和社會生產的目的,剩余價值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駕馭一切的絕對規律。追求剩余價值和外部的市場競爭促使資本主義生產的無限擴大,生產資料和生產越來越社會化了,生產的社會性導致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與此同時,卻沒有顧及到需求的限制,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所生產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決于這種生產的規模和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需要,而不取決于需求和供給、待滿足的需要的預定范圍”。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代表,資本家唯一的目標就是對價值的無休止追逐,從而導致資本積累的螺旋式上升與生產能力的無限擴張。 當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成本資本主義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產生了,這一矛盾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

(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杠桿

馬克思認為,信用制度成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強化和加速了危機的出現。信用制度,一方面加強了貨幣的支付功能 ,提高了資本的流動性,“誘人的高額利潤,使人們遠遠超出擁有的流動資金所許可的范圍來進行過度的擴充活動。不過,信用可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但是在另一方面,“這種制度 …… 很快就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為獲得貸款而實行委托銷售的制度。結果就必然造成市場商品大量過剩和崩潰”。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促進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要素”。這實際上是說,信用一方面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種虛假的需求,隱蔽了生產過剩的事實,促使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擴大和投機活動,最終必然導致生產的過剩,這個時候會出現債務償付危機,信用出現緊縮。

馬克思認為,信用危機只有在轉化為貨幣危機的情況下,經濟危機才會全面爆發。“貨幣會突然作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價值存在 ,絕對地和商品相對立。”人們對貨幣的追求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所以,“這種貨幣危機只有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才會發生” 。信用制度的最大益處在于促使人、 財、 物的高度集中化和生產組織的高度社會化。這又使貨幣資本、商品資本、生產資本分開,造成危機的可能性。信用制度的范圍越大,造成危機的可能性越大,危害性也越大。

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倘若沒有信用體系,資本積累所導致的生產擴張將不斷遭遇到工人工資收入和消費需求的限制,呈現為可以伸縮的再生產過程,但是貨幣經濟中的信用關系不斷打破對生產擴張的束縛和限制。 “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產業資本的最充分的動用,也就是等于產業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而達到極度緊張”。其結果是信用創造的虛假需求并不能真正解決生產與消費間的尖銳沖突, “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因此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往往會表現為貨幣流通的危機和信用的危機。

(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往往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才會發生,并且是隔一段時期發生一次。從一次經濟危機的發生到下一次經濟危機發生之間間隔可稱之為經濟周期。馬克思認為,固定資本更新的平均時間決定了經濟周期的長短, “預付資本價值必須完成一個包含多次周轉的周期,這個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資本的壽命決定的,從而是由它的再生產時間或周期時間決定的。……可以認為,大工業中最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的這個生命周期現在平均為10年。……這種由一些互相連結的周期組成的長達若干年的周期,為周期性的危機造成了物質基礎”。

馬克思認為經濟周期由危機、蕭條、復蘇、繁榮四個階段組成。“在周期性的危機中,營業要依次通過松馳、中等活躍、急劇上升和危機這幾個階段。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終存在,經濟危機每隔若干年爆發一次的“周期性現象”不可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從出現一次危機到新的危機出現,就會形成一個經濟周期。危機發生后,由于商品大量過剩,商品價格就會暴跌,促使大批企業倒閉,社會生產規模急劇縮小。經過一段時間,隨著過剩商品的破壞、浪費和減價賣出,再加之企業的大量倒閉,商品的供應量大幅減少,商品的供求關系趨向平衡,商品的價格逐步回升,大量企業重新組織生產活動,資本主義生產暫時恢復平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發生經濟危機的風險

貨幣的出現,買與賣的分離,是經濟危機的起源,只要存在市場經濟,存在信用制度,就有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只不過在馬克思看來,簡單商品經濟僅僅提供了經濟危機爆發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是伴隨著人類社會形態的更替來完成的。在科技革命與社會生產力的共同推動下,封建社會落后的生產關系逐漸被資本主義先進生產方式所取代,簡單商品經濟逐漸發展成為發達的商品經濟。與此相適應,經濟危機爆發所需要的“一系列關系”也初步形成,這就是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逐漸演化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這一轉化的過程本質上就是經濟危機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過程。基于此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它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經濟現象,“現實危機只能從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競爭和信用中引出”。雖然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然有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也出現過類似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經濟波動。這需要運用的基本原理,結合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際,從理論上探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原因,在實踐上吸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加強宏觀調控,努力使我國的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

從理論上講,我國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它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有很大的區別,但也有一定的共性,即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生產急劇下降所導致的經濟混亂。并且,這個體制還在不斷的完善之中。經濟危機不僅資本主義社會有,社會主義也可能發生商業危機、財政危機、工業危機等。因此,經濟危機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經濟現象,而是各種社會形態共有的。因此要提高警惕,多管齊下,努力防范經濟危機風險。

我國防范經濟危機風險的基本思路

(一)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努力刺激內需以避免經濟大幅波動

我國的宏觀調控要堅持科學的方法和適度的原則,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政府應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也要注意區分市場經濟常態下的干預和某種特殊條件下的干預。在常態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經濟職能主要在于引導市場健康發展。在某種特殊時期,政府加大對市場的干預力度,使經濟運行盡快回歸常態,但是,政府的干預也應該合理有效和公平正義,不可任意而為。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在遵循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積極借鑒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在實踐中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

在刺激內需方面,要注意從消費和投資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加大財政對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投入;另一方面,實行較為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改善投資結構,降低貸款利率,擴大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

(二)完善信用體系建設,增強判斷風險的能力

在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中,信用評級制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信用制度作為經濟危機爆發的杠桿,往往會成為危機的導火線。目前,我國的信用評級制度還很不完善,必須盡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統,有效進行信用等級的區分,以降低金融機構的風險。

(三)審慎推行資產證券化,防范金融風險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提醒我們在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時要更加謹慎。資產證券化有助于釋放風險、活躍金融市場,但也要注意到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產品是一把“雙刃劍”,它也是金融市場的一個風險源。這就需要加強監管力度,提高監管效率,以穩妥的態度逐步開發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產品,以保證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真正讓金融創新產品為經濟發展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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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偉光.運用立場、觀點和方法,科學認識美國金融危機的本質和原因――重讀《資本論》和《帝國主義論》[J].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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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巍.經濟周期、經濟危機與危機治理理論的再研究[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

篇(3)

    在《資本論》中,生息資本的運動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職能資本增值過程,可見生息資本與職能資本應是緊密聯系的。然而,隨著各種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創新,以及現代銀行制度的不斷成熟,金融資本幾乎完全脫離了實際經濟,通過買空賣空的投機行為就可以迅速實現G-G’的價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桿性,資本回報率可以達到自身價值的數十倍至數百倍,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虛假財富急劇膨脹。

    (二)新自由主義推波助瀾

    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實際是為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正如西方學者約翰·B.福斯特所說,"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的復活,而是日益表現為全球規模的大資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產物。"[2]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聲稱要取消對金融的監管,使金融運作自由化,但在面對金融損失時,他們則拋開了"市場化"、"自由化"的原則,積極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機構,并社會化這些損失,而在金融泡沫擴大時期,則恢復了不干預政策,放任金融泡沫無限膨脹,使企業充分獲利;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工人貧困化程度加深。對于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級抵押貸款償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篇(4)

前段時間，一家研究機了一份關于中國經濟形勢的研究報告。聲稱：“除非中國實施深層次改革，縮小其龐大的國有企業的規模，使它們的運營接近商業化企業，否則中國可能會面臨經濟危機。”

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避開了危機

我們聽慣了“國有企業效率低”、“腐敗”、“壟斷”等五花八門的指責，將國有企業與經濟危機聯系起來指責國有企業，還是第一次。這種指責頗有想象力，可以說是一大發明。可是，其想象力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只能說是一種偏見，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看到，美國1998年爆發金融危機，至今已近四年，迄未見底。歐盟國家只能在負增長中徘徊。政府赤字增加，債臺高筑，失業人數居高不下，美國失業人數達到9%-10%，歐盟有些國家青年的失業率高達30%—40%。勞動群眾示威此起彼伏，表達自己的不滿。

我國則是另一番景象。美歐經濟危機雖然對我國有所波及和影響，但由于我國迅速果斷采取措施，擴大投資，調整經濟結構，改變發展方式，將影響降低到了最低程度。2009—2011年，我國經濟以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高2倍以上。我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0%-50%。整個經濟平穩協調發展，工業增長超過10%，高技術制造業增長高于15%，農業連年增產；城鎮每年新增就業人口1000多萬人，農民工達到2.5億多人；城鄉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高于14%，人民生活明顯提高。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呈現一片興旺繁榮景象。人們稱“中國一枝獨秀”，是符合實際的。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截然不同的情況？根本原因在于具有不同的社會制度，走的是不同的社會發展道路。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次美國金融危機雖然是由虛擬經濟惡性發展引發的，但它不是一般意義上虛擬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虛擬壟斷金融資本本質的暴露和反映。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都反映著一定的生產關系，其性質和內涵都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的。只要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資本主義制度，就必然存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這一矛盾又表現為生產不斷擴大與消費相對不足的矛盾。虛擬資本天馬行空式的發展，暴露出資本逐利的本性，逐利達到反常的程度，不僅使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激化，而且使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矛盾激化，虛擬資本之間的矛盾激化，危機必然爆發。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是一種存在于一切經濟關系和一切國際關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說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馬克思說：“金融資本渴求貨幣這一唯一的財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樣。”，“如果一個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間變成了百萬富翁，那必然有一千個擁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內淪為乞丐。這種變化，神奇的交易所轉瞬之間就能辦到，完全不用依賴現代工業的緩慢集中財富的方式。”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資本階段發展到金融壟斷資本階段，金融壟斷資本勢力日強，玩弄神奇交易的辦法更多，手法更老辣狡猾熟練，加上互聯網和通信手段的進步，金融詐騙及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必然得到高度發展，金融危機就難以避免。

社會發展規律告訴我們，社會制度是決定性的東西。只有消除產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我國之所以蒸蒸日上，興旺繁盛，在西方經濟危機蔓延情況下平穩發展，并將西方經濟危機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根本原因在于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表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國有企業是宏觀調控的有力杠桿

說到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不能離開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導力量和堅強支柱。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確保國有經濟的主導支柱地位，并使之不斷發展壯大，才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生產關系和物質技術基礎，保證人民當家做主，不斷鞏固和發展人民政權，確保社會主義制度鞏固和發展；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產生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讓勞動人民共同創造和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回到勞動人民手中，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才能避免經濟危機。同時，國有經濟是宏觀調控的生產關系基礎和物質基礎。如果沒有公有制為主體，沒有強大的國有經濟為主導和支柱，作基礎和后盾，我們就沒有能力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宏觀管理，無法對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和影響進行應對，宏觀調控就會成為空話。

篇(5)

[關鍵詞]馬克思；凱恩斯；經濟危機；危機；資本

[中圖分類號]F0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國爆發的第一次經濟危機引發了學術界對經濟危機問題的不斷探討，相應地形成了解釋這種經濟現象的不同理論，其中尤以馬克思危機理論和凱恩斯危機理論為重要的經典危機理論文獻。由于馬克思危機理論深刻指向資本主義制度，所以當世界經濟良好運轉的時候，某些人便把馬克思危機理論拋至腦后，認為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機理論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經濟危機讓人們重新審視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試圖尋找不同于西方經濟學僅停留于現象層面的論斷，于是馬克思危機理論重獲人們的青睞。一時間《資本論》在各地的暢銷榜榜上有名，據報道，2008年該書在柏林的銷售量是過去一年銷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這種在經濟運行良好時就說馬克思過時主張凱恩斯，而在經濟蕭條時又主張馬克思而批駁凱恩斯的“功利性”傾向，蓋源于對這兩種危機理論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尤其是對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沒有準確的把握。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危機理論在研究方法、研究領域、階級立場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運用這兩個理論來分析經濟危機前，有必要對其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和把握。

二、馬克思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

雖然馬克思沒有將其經濟危機理論以專著的形式展現出來，但只要對《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及一些有關信件中的“重要論點和思想加以綜合”，危機理論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則躍然紙上。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層面，亦未孤立于某個時代，而是將其置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加以考察分析，以獲得一般性的結論。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的運動中，去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源、具體原因和演變趨勢的。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機的可能性與實現條件

馬克思認為在直接的物物交換中，買與賣是同時完成的，即消費與生產能夠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風險。但當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換中，之前不可分離的相互聯系的買和賣便可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完成。由于商品生產并非為了滿足自身消費需求，所以為完成下一步的生產商品必須交換出去，且必須先轉換為貨幣再交換，但是貨幣卻不需要立馬轉化為商品。這種由買賣分離引發的危機可能，被馬克思稱為“危機的第一種形式”。伴隨商品的買和賣發生時空上的分離和對立的還有貨幣所起的作用，它會從簡單的交換媒介分別擴展到價值尺度和價值實現。如果在這兩個分離的時刻，商品的價值發生了變動，就可能引發支付能力問題，進而發生危機，故馬克思認為這是“危機的第二種形式”。馬克思認為危機的以上兩種形式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可能，且在沒有第二種可能性的情況下，“危機的第一種形式”也可能出現，但“危機的第二種形式”要以第一種形式的產生為前提。

上述兩種形式只是經濟危機爆發的一般可能性，要將這種潛在可能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危機還需要一定的條件。“危機的這種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還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這些關系還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見，危機成為現實所需的關系是在簡單的商品流通擴展為資本流通之后，即貨幣轉換為資本之后。也就是說，經濟危機爆發所需的“一系列關系”是伴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貨幣的介入使簡單的物物交換轉變成資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發展加速了資本周轉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產力的發展催生了大規模的生產，這些都為資本家實現追逐剩余價值的沖動和欲望提供了條件。在把握了單個企業資本流通的運行規律之后，馬克思從宏觀上對全社會資本的流通過程進行分析，將微觀的流通中的矛盾擴展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認為，社會總資本的循環與周轉不過是相互交錯的單個資本循環的總和，通過這種單一到總和的擴展過程，局部的危機也就演變成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普遍的經濟危機。

（二）危機的根源

通過把經濟危機放置于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考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危機絕非一種偶然事件，而有著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對于無限擴大的生產規模之間的矛盾；二是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這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危機是一種相對的危機，是一種有限支付能力相對無限擴張生產的危機，即生產相對剩余的危機。它還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與勞動間的根本對立。一方面，作為資本人格化代表的資本家，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會不斷增加資本積累擴大生產，并通過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的方式壓低工人工資。另一方面，作為消費者的工人創造了包括勞動力價值、剩余價值在內的價值，但得到的僅僅是勞動力價值這一部分。從全社會來看，工人只得到相當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資，資本家卻不斷進行擴大的生產，兩者間的不匹配毫無疑問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觀經濟狀況。所以，在資本主義中，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激化是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且這種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危機而非狹小范圍內由于個體消費受限引發的經濟危機。

（三）危機的周期性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植于資本主義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種矛盾，當這些不可調和矛盾間的沖突達到一個極值時，經濟危機就爆發了。經濟危機給緊張的矛盾一個舒緩的機會，使長期積累的矛盾壓力得以舒緩，也使資本主義經濟暫時恢復正常。但經濟危機只是對資本主義矛盾的暫時緩解，其并沒有消除或觸動危機爆發的社會制度，因而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危機爆發的可能性、現實條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來，危機不過是一種緩沖劑，當緩沖效果過去之后矛盾依舊會尖銳化，到那時新的危機又會出現。經濟危機的根源不消除，危機和矛盾就只能處于一個死循環當中。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亦有所體現，整個經濟發展而言會經歷為以危機為起點的蕭條、復蘇和高漲四個階段。馬克思認為危機階段是經濟周期的決定性階段，“它既是上個周期的終點，又是下個周期的起點”。

獨立資本家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參與成員，其自身的生產決策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經濟危機的發生，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對固定資本安排。經濟危機爆發于矛盾最尖銳的時刻，這個時刻往往是經濟繁榮的時候，面對危機資本家不得不縮小生產；經濟蕭條時期固定資產價格相對較低，因此會以較低的成本進行固定資本的更新；當經濟開始復蘇時為獲取更多的利潤其又會更新固定資產；這種投資的沖動在繁榮時期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單一資本家更新固定資產除了利于恢復生產，還會提高資本構成加速資本積累，為下一次更新產生新的需求。所以，“雖然資本投入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

（四）危機的世界性

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資本將突破一切阻礙無限制地追求剩余價值，它一方面會沖破自身現有規模的限制，不斷地擴張膨脹；另一方面，資本會沖破所在環境的局限，尋找新的土壤。隨著資本在國內的發展，國內資本規模和市場都變得越加狹小，甚至成為其發展的障礙。于是，在剩余價值的驅動下資本開始突破國家的限制走上國際舞臺。馬克思認為，“資本一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剩余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從本質上來說，就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為自身的發展開辟國際市場，是資本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資本市場的形成，使得資本的生產和流通以及他們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經濟關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來。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本質的闡述，不難發現經濟危機只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擴展開來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種矛盾綜合作用的一種結果，是其經濟關系中所有矛盾的暫時緩和的一種強制平衡，將這些特征放置于一個更大范圍來看正是世界市場危機。由此看來，世界資本市場的形成既為資本追求剩余價值提供了舞臺，也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階段和更廣范圍。當世界經濟關系中的各種矛盾激化時，就以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集中暴露出來。

（五）危機的結果

通過對資本主義全面的分析，馬克思認為它所特有的各種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后果的復雜性。隨著矛盾的逐步激化會促使“暴力”的方式來消解沖突，危機的爆發導致勞動被暫時中斷、資本被部分消滅，采用這種強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資本回復到合理水平。雇傭勞動者作為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獲取勞動力價值的經濟活動參與者，受到的沖擊是最直接的，他們將喪失收入來源或者收入銳減，只要危機不散去、其處境只會日益惡化。第二個受到沖擊的就是資本，為了保證整個社會水平上的資本繼續發揮職能，很大一部分資本會被消滅，甚至單個資本家的資本會全部消滅。當然這種以生產力的巨大浪費和破壞為代價的方式，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那就是使資本主義經濟中已經尖銳的矛盾得以緩和，已經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復。但是馬克思指出，這種解決只是暫時性的，它預示著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機的開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如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存在的制度基礎不能消滅，那么它就會不斷地周期性地出現。故而，要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離不開資本主義的制度基礎，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三、凱恩斯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

面對上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這本經典著作中，凱恩斯對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作用機制進行了詳細論述，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謂有效需求，只是雇主們從決定提供的當前就業量上，所可預期取得的總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針對整個社會的總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總需求上之一點，這一點之所以成為有效，因為如果就業量在該水準，則供給與需求兩種情況，恰好使雇主之預期利潤成為最大量”。“需求”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之和，消費需求形成的基礎是真實所得，取決于實際就業量；投資需求的基礎是資本的未來收益，會影響資本家的生產規模即供給。所以，從就業的角度來看，由總需求的不足引發的危機就會以失業的形式展現。

凱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為邏輯起點，引入經濟行為主體的心理因素，從“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動性偏好”間的相互作用解釋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這三個心理因素中，凱恩斯認為“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即“資本之邊際效率”最為重要。原因有兩個：其一，“長期利率基于成規，相當穩定，而資本之邊際效率則變化多端，非常不穩定，故有效需求很難維持在一個高的水準，足以提供充分就業”；其二，“商業循環之所以可以稱為循環，尤其是在時間先后上及期限長短上之所以有規則性，主要是從資本之邊際效率之變動上產生的”。

他認為心理因素的作用機制大致如下。首先，經濟危機源于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塌。“預期之基礎，非常脆弱……故預期常有驟然而劇烈的變化”，“一個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漲，而是資本之邊際效率突然崩潰”。經濟繁榮的后期，人們表現出對資本未來收益過度樂觀，對資本存在過度投資，因此當資本邊際效率“驟而奇烈”的崩潰時，流動性偏好增強，利率上漲，投資下降，危機爆發。其次，資本邊際效率決定于人們的心理狀態，并作用于消費傾向。“決定資本之邊際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無法管理的市場心理”。通常在這三個心理因素中消費傾向是比較穩定的，但是“若資本之邊際效率降得很厲害，則消費傾向也受到不利影響”，以至于出現消費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會加劇經濟危機。利率與資本邊際收益率密切相關，影響著人們在資本市場的投資決策。如果利率上升發生在危機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會使人們對未來收益的預期下降，進而導致資本邊際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潰，爆發危機；如果利率上升發生在危機之后，在流動性偏好和低未來收益預期作用下，人們更不愿意投資資本市場，資本邊際效率會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經濟繁榮，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許可使繁榮延長下去”。

四、兩種經典經濟危機理論的比較分析

（一）馬克思與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的共同點

1.兩種經濟危機理論都具有系統性。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從商品經濟出發，研究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根源、推動力、周期性以及危機的后果和治理。凱恩斯的危機理論也同樣論述了經濟危機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機的后果和治理。

2.兩種經濟危機理論中都非常強調投資在經濟波動中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大規模更新固定資本在為擴大生產提供條件的同時，也在為經濟危機提供物質基礎。凱恩斯則認為，投資會使企業凈儲蓄增加導致消費下降，從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兩種經濟危機理論都認為，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證券市場通過作用于實體經濟加速了危機的爆發。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為虛擬資本積累和現實資本積累的分離提供了條件。當兩者之間確實發生脫節時就會產生經濟泡沫，當泡沫破滅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也就來臨了。凱恩斯則將資本市場作為三大心理因素發揮作用的媒介，消費者是通過利率、資本市場預期收益和流動性偏好在資本市場和消費之間做出選擇和平衡的。

（二）馬克思與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的不同點

1.兩者研究方法不同。馬克思立足于人類社會發展歷程，重點運用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構成的循環體，系統剖析了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如何引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相對于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凱恩斯運用的是唯心主義，他將經濟危機的原因歸結于人們的心理因素。認為危機源于人們心理上對資本未來的預期的崩潰，這種崩潰又來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會加速這種崩潰。

2.兩者的階級立場和研究層面不同。與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不同，凱恩斯公開宣稱自己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正因為兩者的階級立場不同，決定了他們研究的層面不同。馬克思從制度的層面去把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問題，將對經濟危機的整個分析放置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而非停留于顯現表層。他通過抽象的、辯證的分析，指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為前提的。凱恩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認為危機客觀存在，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所以凱恩斯的危機理論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對一些表面層次的調整和修正，以此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3.兩者研究的領域不同。在探究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時，馬克思強調生產、交換、流通、消費中的生產領域，而凱恩斯則注重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領域。當然馬克思也有論述商品流通、貨幣流通和資本流通對經濟危機實現的作用，但是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在于社會再生產，“危機的一般條件必須用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來說明”。認為，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積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領域當中嚴重的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時，危機已是勢不可免。凱恩斯也承認過剩，但他認為原因不在于社會再生產而在于人們的有效需求不足。雖然有需求，但是沒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無法使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出去，完成流通。雖然凱恩斯提出從分析經濟危機的新視角，但遺憾的是他對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沒有去觸及資本主義制度，不過是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進行的表層分析。

4.兩者對待危機的處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場、研究層面、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馬克思和凱恩斯對危機的解決方式上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觀點。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與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組織性、資本追求最大剩余價值與勞動者只能獲取勞動價值、生產的不斷擴大與有限的消費能力、信用推動下的虛擬資本積累和現實資本的脫節等一系列的對抗關系只能通過危機的方式獲得暫時的緩和。矛盾對抗的結果必然只能是生產力破壞所換來的暫時的平靜，矛盾進一步運動所帶來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意味著，只有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危機。

凱恩斯依據有效需求不足理論，提出了以國家干預為核心的經濟危機治理政策。他認為，要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就應該利用國家的力量來進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財政政策（包含財政支出和政府稅收）和貨幣政策（由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和再貼現率三個工具組成），并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貨幣政策為輔助。具體來說是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資和消費，利用這兩種力量來轉變需求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導致的經濟危機。必要時還可以輔以以下措施：減免稅收增加購買力、采用公開市場操作或其他貨幣政策影響利率增強對資本市場的信心。

五、小結

綜上，我們認為，強調“制度是根本的”、著眼于經濟制度深刻層面的馬克思危機理論，與強調“運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經濟運行層面的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實際上從不同角度啟發我們以馬克思危機理論為基礎，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鑒凱恩斯危機理論的合理成分，嘗試構建起一個全面的、綜合的、包括經濟制度層面和經濟運行層面的經濟危機的理論分析和解釋框架，從而為我們擴展研究、充分解釋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危機現象，提供了兩種理論資源和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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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1972，133，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198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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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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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過剩危機；凱恩斯主義；；中國的經濟過剩

一、引言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活動是呈周期性波動運行。經濟緊縮或經濟過剩是經濟周期的一個方面。依據經濟學對經濟過剩的界定與我國目前市場商品全面供大于求、物價持續下降、生產能力過剩、產品積壓等經濟表現，無疑，我國是處于經濟過剩運行階段。由此，分析我國經濟過剩運行的成因與尋求刺激經濟增長、走出經濟過剩階段的政策措施，則成為目前經濟理論界與實踐界的一個非常關注的經濟焦點問題。

檢閱現有的有關經濟文獻，絕大多數是套用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來分析我國經濟過剩（目前我國有的經濟文獻稱“買方市場”）的成因，由此自然地選用了刺激需求（重點是刺激內需）的需求管理政策。筆者認為，這種分析問題的思路，雖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是，（1）沒有認識到我國經濟過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給方面的原因，還有市場不完善方面的原因；（2）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從完整意義上說，是市場機制與市場制度的有機統一，因此，分析經濟活動的波動原因與治理，既要從市場機制上求解，又要從市場制度上探尋，應著重考慮到我國市場經濟賴以運行的制度結構特征；（3）沒有認識到我國的市場經濟是人為推進的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在市場運行過程中，伴隨著市場化的制度改革，我國的經濟運行狀態，既為市場規律作用所決定，也為市場化的制度改革所決定，因此，分析我國經濟過剩的成因與治理，不能簡單地套用在私有制市場經濟實踐上所產生的西方經濟周期理論，必須分析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經濟運行狀態的特殊決定作用；（4）沒有考慮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國情，分析治理經濟緊縮的政策，既要從市場經濟角度選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結合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積極地探索集治理經濟緊縮與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于一體的政策。

以經濟制度分析見長的經濟學，不僅從市場機制上分析生產過剩危機的原因，而且從社會經濟制度上深刻地剖析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過剩危機的制度原因。應該說，生產過剩危機理論，對于分析目前我國的經濟過剩運行的成因，更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

本文側重于理論角度，述評凱恩斯主義與對生產過剩成因、治理的不同分析，并從中得出分析我國目前經濟過剩運行的成因與治理的幾點現實啟示。

二、凱恩斯主義關于經濟過剩危機成因與治理的理論分析

自1825年英國爆發世界上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經濟便在繁榮與蕭條中交替運行，由此而產生了解釋這種經濟現象的各種經濟周期理論。其中，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對西方各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影響更為深遠。作為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直接產物——凱恩斯經濟學，其突出貢獻是從理論上解釋了自由市場調節下的均衡為什么在通常情況下是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他以有效需求不足為邏輯起點，側重從經濟行為主體的心理角度分析經濟緊縮與蕭條的原因。① 他認為，一個經濟社會的總收入與總就業量決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決定于“消費傾向”、“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偏好”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的綜合作用。在通常情況下，三個基本心理因素的綜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為，在他兩部門理論假設下，社會總需求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和所組成，心理上的消費傾向使得消費的增長趕不上收入的增長，因而引起消費需求不足；心理上的靈活偏好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使預期的利潤率有偏低的趨勢，從而與利息率不相適應，這就導致了投資需求的不足。在這三個產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凱恩斯特別強調資本邊際效率的作用，他認為危機、蕭條的產生是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潰。根據他的解釋，在經濟繁榮后期一般人對資本品未來收益作樂觀預期，不過成本和利率上升。這時投資必然導致資本邊際效率下降，投資吸引減弱和人們對貨幣流動偏好加強。結果會因資本邊際效率突然崩潰和流動偏好的加強，投資大幅度下降，經濟危機爆發。危機使投資和消費水平都迅速下降，加之利率的提高，必然出現蕭條階段。對于經濟危機的治理，凱恩斯以乘數原理為根據，主張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自發運行，通過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由于消費傾向在短期內相對穩定，因此凱恩斯更主張通過增加投資（由于蕭條時期，私人企業家因悲觀預期而不愿增加投資，所以他主張以政府投資來替代私人投資）來刺激有效需求，治理經濟危機。根據他創立的乘數原理，投資的變動會引起收入和產出的倍數增長，所以治理經濟危機的最佳政策選擇就是擴大投資特別是擴大政府投資。

在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的基礎上，卡爾多從凱恩斯的投資決定儲蓄、儲蓄與投資相等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均衡出發，并從儲蓄函數、投資函數的非線性特點入手，通過兩條曲線的疊加把凱恩斯的兩個靜態模型改造為一個動態多重均衡模型，在此基礎上形成動態循環性周期模型。② 依據他的經濟周期模型可以得出理論要點：（1）當事前儲蓄（即人們愿意儲蓄的量）與事前投資出現差異時，必然要引起經濟活動水平的波動：如果事前投資大于事前儲蓄，就會引起經濟擴張；相反，則會引起經濟收縮。（2）經濟周期是由經濟本身一些內在因素引起的，投資與儲蓄的變動和經濟活動水平的變動相互引起、相互作用，由此引起經濟周期性地變動。他強調，使經濟向擴張變動的因素沒有使經濟向收縮變動的因素那樣穩定。因此，長期蕭條的危險大于長期繁榮的危險，如果讓經濟自己調節，則經濟中的波動與蕭條就難以避免。（3）經濟周期的長短，其一取決于儲蓄和投資對經濟活動水平變動反應的大小與快慢；其二取決于完成一次累積性趨勢所需要的時間。（4）經濟波動的幅度取決于投資與儲蓄曲線的形態。（5）政府抵制蕭條的擴張性政策在蕭條的較早和較遲階段比極度蕭條階段更有效，政策只能緩和經濟波動、推遲蕭條，不能完全消除波動與蕭條。

與卡爾多不同，哈羅德在凱恩斯儲蓄－投資分析基礎上，把乘數原理與加速數原理結合起來解釋經濟周期，提出乘數－加速數模型的原始形式。③ 在這一模型中，哈羅德把消費、投資和國民收入作為引起經濟周期的主要內生變量，并在凱恩斯乘數原理（即在分析消費和投資對國民收入單向影響）的基礎上，把加速數原理引入國民收入決定理論中，動態地分析了消費、投資和國民收入之間的相互作用，由此來分析經濟周期。根據他的分析，隨著經濟的增長和收入的增加，消費增長率會因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與利潤份額更多地用于儲蓄而致使消費增長對國民收入增長的擴張影響；另一方面又會通過加速原理的作用引起投資增長率的下降。這種乘數和加速數的共同作用最終會由消費－投資－國民收入之間的連鎖反應而引起經濟危機，所以他認為“經濟周期產生于關系（加速數）和乘數的聯合作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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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均發電量與人均GDP之間的關系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具有相似性，即在人均GDP低于8000國際元時，人均發電量隨人均GDP的變化非常接近，都呈相似的線性關系。美國在人均GDP超過8000國際元后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曲線斜率明顯降低。而中國和日本具有相似性，即日本的人均發電量—人均GDP曲線在人均GDP低于8000國際元時，呈現非常好的線性關系。尤其到2001年為止的數據，中國均與日本保持基本相同的線性關系。這是因為中國和日本均屬于人口密度很高的國家，相比之下，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則屬于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國家，這就導致在經濟結構、發展方式相似的情況下，人均發電量—人均GDP曲線卻呈現兩種態勢。由此推斷，中國電力工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很可能更與日本相似。（二）達到3000千瓦時／年以后，主要發達國家人均發電量與時間之間的關系西方發達國家往往以年人均發電量達到3000千瓦時為基準年。在基準年10年以后，五個發達國家年人均發電量增長的情況非常相似，如圖3所示。截止到2010年，中國年人均發電量超過3000千瓦時，這就意味中國未來發電量隨時間增加而變化的情況可以通過這五個發達國家的情況進行推測與分析。在進入基準年后的10年里，五個發達國家年人均發電量均以相似的速度從3000千萬時／年增加到4500－5000千瓦時／年。而在此之后，五個發達國家的年人均發電量的增長速度發生變化，不再具有相似性。其中，人均發電量增速最高的是美國；德國年人均發電量高于金融危機時期的日本，此后德國的人均發電量開始下滑，特別是東西德合并后使德國的人均發電量進一步下滑，而日本則在基準年20年時超越了德國；由于法國和英國互相輸送電力，這導致兩國的數據不具可比性。從基準年以后10年，五個發達國家年人均發電量均以相似的速度增長，而基準年10年以后，五個發達國家人均發電量的增速出現了明顯的差異。這是因為基準年以后10年是主要發達國家工業化的主要時期，電力消費主要是工業用電，而基準年10年后，這些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用電水平出現了差異，這導致此后年人均發電量發生變化。綜上所述，發電量增速與GDP增速直接相關。此外，經濟結構、節能降耗力度、生活用電比重的變化也與發電量相關，這些因素對發電量增速上的作用力可能大于GDP增速，也可能小于GDP增速。因此，對這些因素的解構本文在此不作贅述。還有一個指標通常被用于分析發電量增速與GDP增速之間的關系，即電力彈性系數。

二、電力彈性系數變化情況分析

電力彈性系數是電能消費增長速度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比值，又稱電能消費彈性系數。因電能消費增長一般快于國民經濟增長，在前蘇聯和東歐等國家稱作電力超前系數。電能消費增長速度用發電量增長速度表示；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一般用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增長速度來表示。它是反映電力消費的年平均增長率和國民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之間的關系的宏觀指標。電力彈性系數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表示：b＝AY／AX。式中：b為電力彈性系數，AY為電力消費年平均增長率；AX為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電力彈性系數反映電力工業發展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宏觀經濟學中說明發展總趨勢的一種概括性指標，可以作為衡量電力發展是否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參數。從世界各國長時期的電力工業發展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關系中可以看出，由于各國在經濟發展中都致力于不斷提高電氣化程度，充分利用電力所具有的方便、清潔、高效率等優點來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在生產和生活領域中，用電范圍不斷擴大，用電數量迅速增長，電力工業的發展速度一直快于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因此，電力彈性系數一般大于1。為了便于分析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電力彈性系數，本文按照人均GDP將5個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分為4個階段，即第一階段為5000－10000國際元；第二階段為10000－15000國際元；第三階段為15000－20000國際元；第四階段為20000國際元以上，如表1所示。本文認為，表2中一些國家個別階段的電力彈性系數是無效的，因為各個國家在一些階段受到戰爭、經濟危機、石油危機和電力輸送協議等因素的影響，在這些非正常時期，電力彈性系數并非是正常值，因此這些階段的電力彈性系數本文視為無效數據。例如，美國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電力彈性系數即為無效數據，因為第一階段的美國正經歷第二次經濟危機（大蕭條），這次經濟危機一直延續到第二次大戰開始，貫穿整個30年代。第二次大戰拯救了美國經濟，由于戰爭的刺激，從1941年開始，美國各項經濟指標才超過了1929年。美國經濟經歷了40年代的戰爭紅利后，50年代增勢較緩，60年代增長較快，這就是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二階段。該階段的電力彈性系數受到戰爭刺激，因此也是無效數據；日本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和第四階段里，由于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其電力彈性系數也被視為無效數據；1990年隨著柏林墻被推倒，東西德國統一。這件具有廣泛影響意義的事件恰恰發生在德國經濟社會的第四階段，因此該階段的電力彈性系數無效；如前文所述，法國在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大規模向英國和德國輸送電力，因此該階段的電力彈性系數也是無效的；英國自第二階段至第四階段，大規模從法國購電，因此英國在這三個階段的電力彈性系數無效。根據表2中的有效電力彈性系數來看，5個發達國家在不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電力彈性系數變化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第一階段各國電力彈性系數較高，平均值為1．33，由此可以認為該階段是初步工業化階段，因此電力消費主要集中在工業用電領域；第二階段電力彈性系數最高，平均值高達1．71，可以認為該階段處于全面工業化時期，電力消費主要集中在重工業生產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第三階段電力彈性系數較前兩階段而言呈下降趨勢，特別是較第二階段下降幅度較大，該階段電力彈性系數平均值為1．20，該階段已經基本完成城市化，電力增長主要集中在居民電力消費領域；第四階段的平均電力彈性系數繼續下降，并低于1。該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集中在能耗較低高科技和金融等行業。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