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民間借貸案例經典案例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經濟下滑“穩”字當頭，民間資本有望再次接過投資接力棒。5月以來，鐵道部、衛生部、國資委、證監會、銀監會等相繼出臺鼓勵和引導“民資進入”的實施細則，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醫療、電網等壟斷領域紛紛放開限制向民資敞開大門。

多部委密集政策向民資示好，主要還是在落實國務院“新非公經濟36條”政策的細化執行，相比此前的“新舊非公經濟36條”，此次細則的表述語氣更加堅定，更具“民資進入”的操作性。

放寬民資進入壟斷領域即將成為現實，分析人士認為，其好處不僅可以疏導洶涌澎湃而又沒有投資方向的巨大民間資金，避免這些民間資金橫沖直撞、惹是生非，又可以逐步打破壟斷領域，嘗試性推動壟斷行業改革，可以起到一箭雙雕的良好作用。

民間資本正成為投資新動力，而曾經被認為民資最為活躍的溫州模式卻黯然失色，民間資本長期游走在非法集資和私募的紅線邊緣，最終引發轟動全國的民間借貸危機。

當溫州模式逐漸淪為溫州教訓，無論是否情愿，海淀都難以擺脫外界的強烈關注。在某種程度上，它已經成了這一輪激活民資發展的風向標——它于2001年成為全國創業投資的試點地區，歷經十余年發展，已擁有專業性的股權投資機構400余家，每年新創辦的企業達4000家；德勤近幾年的中國最具價值創投機構40%出自海淀，近五六年全國創投領域1/3的成功案例及創投金額均源自海淀，借助政府的積極引導，沉淀在海淀民間的資本已進入了專業化、規范化、國際化的投資運作渠道，并通過股權投資基金的形式，獲得了安全、長期、合理的回報。

民間資本在海淀發生了怎樣的改變，政府又如何推波助瀾，更多的民間資本在觀看，各地的政府在觀摩，媒體也在觀察。

寬松環境讓創投風涌

總部位于海淀的金山軟件公司，其創始人雷軍近日對外宣稱，“到今年年底，一個創立僅2年的公司，將創造一個憑借單一產品實現100億元銷售收入的奇跡。”雷軍所指的產品便是與蘋果公司iphone手機分庭抗禮的小米手機，這也是雷軍繼投資凡客誠品等公司大獲成功之后，又一個經典的投資案例。

盡管到目前為止，雷軍投資的公司百發百中，無一失敗，但雷軍坦言自己是稀里糊涂進入的投資圈，“總結起來，我主要為兩類群體提供了投資，一類是公司一直想挖過來做管理的人，對他們投資，也就變相實現了讓他們為自己打工的目的，投資的另一類群體則是想獨立創業的公司原同事，投資則是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幫他們一把。”

在海淀區，類似雷軍這樣從實業轉身的投資者大有人在，他們不僅向創業者投入發展資金，更重要的是這些成功的企業家通過自身的案例與創業者分享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創業者因此可以少走彎路。

傳承了雷軍“專注、極致、口碑、快”創業七字真言的小米手機便是成功佐證，這款國內基于WCDMA技術的雙核1.5G智能手機，上市一年之后，國內才出現與這一技術相媲美的產品，其不到兩年時間銷售將達百億的奇跡更被奉為投資界的經典案例。

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向自己熟悉的領域延伸投資，已在海淀蔚然成風，據了解，在IT領域掘得第一桶金的科技企業，直接或間接都進入到了投資領域，使其積累的財富在自己熟悉的領域獲得了更多回報，大量的民間資本都找到了適合的投資渠道。

不過，紅火的場面背后也有投資的短板。多位投資人向記者透露，海淀的創投機構有很大一部分源自成功的IT企業，這些企業雖然在投資上頗有斬獲，但投資的對象卻主要集中在互聯網或與互聯網相關的應用領域，其他領域由于相比互聯網領域投資回報周期較長，就如同為投資者劃定了難以觸及的紅線，而這也意味著，那些并非出身于互聯網相關行業，卻同樣積累起大量財富的投資者，投資渠道依然狹窄。

直到2008年聯想之星的出現，投資紅線才得以突破。“當時的想法非常樸素，聯想集團從科研企業轉身而來，背后所依靠的中科院雖有上百所科研院所，也有大量領先的科研成果，但卻鮮有像聯想一樣的成功企業。”聯想之星孵化器投資部副總經理周自強結合聯想集團的發展歷程向記者證實，由于中國對科研投入的機制不同，國內大部分科研成果都集中在科研院所，但科研院所專注研究卻對市場缺乏了解，致使技術與市場形成了天然隔離，而盡管國家對科研的投入動輒達上億元，卻沒有市場開拓的資金，更重要的是缺乏創業的帶頭人。

周自強表示，只要有科研成果產業化的領軍人才，體制的原因和資金的瓶頸都不是問題。2008年，聯想控股出資創辦聯想之星創業投資有限公司，開始深入中科院的科研院所尋找有發展潛力、有強烈創業愿望的科研人員，最終明確拿出資金免費為這些“潛力股”舉辦為期一年的“聯想之星創業CEO特訓班”，并對具有潛力的項目進行早期投資。

“聯想之星模式的出現，是因為背靠著聯想控股這棵大樹。”周自強坦言，在聯想看來，授人以漁遠比授人以魚來得劃算，雖然聯想控股為培訓創業者每年投入近2000萬元資金，但卻帶動了一批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成長。

經過幾年的摸索，聯想之星培訓的創業者已達數百人，其發展的模式也趨于成熟。2011年，聯想之星在原有創業培訓+天使投資的基礎上，結合創業企業對金融、政策、專業技術服務等方面的需求，建立了具有開放性質的創業聯盟，把學員凝聚在一起在創業的道路上相互支持，形成了中國最具潛質的科技創業團隊，并吸引政府、投資人、法律、會計等更多的社會資源向平臺集聚。

篇(2)

[關鍵詞]審計學教學　教學內容　實踐教學　授課時間

按高等教育專業課程大綱設置的要求，審計學與會計學、財務會計、財務管理、成本會計等課程一樣是會計類專業的主干課程，但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卻沒有體現出主干的作用來，其教學效果無論是對老師還是學生都遠遠不及會計學、財務會計、成本會計、財務管理等，導致審計學教學過程中存在一種“審計難教，審計難學”的說法，老師上課備課辛苦，學生上課反映平淡，這說明審計學在教學中存在很大的問題。本文將結合多年審計學的工作實踐，主要談談非審計專業審計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針對性的提出對策建議，以幫助提高非審計類專業審計學的教學效果。

一、審計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認識不足

學生對審計學存在認識上的誤區。目前我國大學教育階段，審計學課程的教學都是在“大會計”架構下進行的，審計相關課程的內容都是會計或者是與會計有關的知識，這種“就會計學講授審計學”的狀況必然造成學生審計基礎知識視野的局限性，使審計專業學生的適應性受到影響。學生拿學會計的思維和觀念來學審計，認為審計學是對會計學的總結，導致學生普遍認為審計學枯燥，沒有會計等課程生動，這是對審計的誤解。審計學屬于應用學科范疇，具有邊緣性和綜合性，審計不僅是對經濟活動的管理，而且是對國家政治活動的管理。審計行為橫跨了國家政治生活、資本市場運轉和企事業的內部管理，涉及了政治學科、經濟學科和管理學科，屬于大管理學科的概念。因此審計源于會計，但高于會計。對待審計學，就不能僅僅以為審計是對會計賬務的修改，審計教材的內容不局限于查賬的分錄。現代審計的重點(涵蓋國家、內部、社會審計)是基于風險的角度來對各種實體的活動進行判斷與評價，這一特點表明審計學不僅不枯燥，而且生動，飽滿。

2、教學內容單一

基于認識上的誤區，導致審計學在教學內容上比較單一。目前多數高校審計教學模式轉變為以注冊會計師審計(民間審計)為主，并不由自主地把傳授職業會計師所具備的知識作為審計教學目標，即會計學專業審計教學的首要目標是使學生能通過注冊會計師審計課程考試，使會計學專業的審計課教育變成了一種“應試教育”，這與審計學的多學科和綜合性是相矛盾的，審計學與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會計學、數學、統計學、計算機科學、信息科學等學科密切相關，為“應試教育”而圈定的教學內容是滿足不了審計學的特點。同時注冊會計師審計只是審計的一個分支，政府審計與內部審計同樣是審計中的一部分，而在審計學的教學中幾乎很少涉及到，這與當前政府審計、內部審計對審計人才的旺盛需求是不相稱的。教材是審計學專業課程的載體，同時也是將審計學專業課程傳輸給學生的一個重要工具，教材內容上的缺陷也導致審計學教學難以拓展。現有教材內容體系無法完全滿足現代審計理論的核心內容。近幾年出版的審計學教材，主要借鑒了西方審計學的內容體系，翻譯痕跡明顯，而內容主要以傳授民間審計的知識為主，涉及政府審計和內部審計的知識較少甚至沒有，教材內容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的不多，即使有所涉及也僅僅停留在一般的介紹，對我國審計理論與實務日新月異的改革和發展以及建設性的研究涉及不多。這些導致審計學在教學內容上局限于以介紹社會審計為主的理論與方法的單一學科。

3、教學方式單調

審計學是一門典型的應用學科，因此審計學的授業者應該經常參加實際的審計實踐，從實踐中理解審計學的理論和方法，利用實踐的經驗來提升審計學的理論和方法，在授課時從實踐的角度來講述審計理論和方法。目前大學的審計學教學基本上局限于課堂講授，即教師講，學生聽，教學內容局限于書本，教學方法局限于灌輸。審計學課程從性質上來看，與其他相關課程(如會計學)有較大的區別，它是一種逆向思維，它要解決的是“怎么樣”以及“為什么”的問題。純粹的理論教學和課堂講授不能適應審計學學科的特點，也易讓學生產生畏難情緒和乏味感。當然將理論與實務結合起來，通過案例來進行講授，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案例的選擇又是一個問題，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教師缺乏必要的實際工作經驗，憑想象編不出適合于各教學階段的案例，很多講授審計學課程的教師都是“從學校到學校”，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又缺乏必要的調研和實習，也就不足為怪了。二是國內的審計學教材案例不理想，更多的只是文字上對有關情況、背景知識的描述，而缺乏其中具體內容的介紹，這對審計學教學來說幾乎是無用的，因為審計活動充滿了審計判斷，審計判斷需要將具體情況、背景知識與審計理論結合起來。國外的經典案例盡管很多，但它是在國外的政治、經濟、法律環境下發生的，不一定適合中國的教學。三是受限于審計案例的保密性，國內有教學價值的審計案例應當說也不少，只是保密方面的因素，有關的會計師事務所和企業不會也不愿將其奉獻出來，這也嚴重影響到了這些案例應當發揮的作用。最后，市場上也有不少單位開發出有價值的案例，但各教學單位限于經費的不足，無力購買此類產品。以上原因導致真正意義上的案例教學在非審計類的單位是很難實現的。

4、教學時間不當

對于非審計類專業來說，不少教學單位安排審計學的教學在大四上學期(有些學校在大三下學期)，這種安排有它的合理性，審計的對象是被審單位的財務信息，那對學生的學習來說，當然要等到學完會計的有關課程后，才會知道審計是干什么，從這一角度來說是可行的。但現實情況是，由于就業的壓力，學生升到大四后目標就很明確了：為就業準備――考研、考證或奔人才市場，能留在教室里坐下來上課就寥寥無幾，還有部分是“人在曹營，心在漢”。同時審計學的教學時間相對較少，有些教學單位是72學時，有些64學時，更少的就只有48學時，連審計基本概念都難以講完，更別說讓學生參與案例討論。而且對于非審計類專業來說只開一門審計學課程，在教學大綱中沒有后續的補充課程。由于課時少，授課老師要完成教學大綱的任務。對很多問題就只能點到為止，再加上學生專心度不夠，致使很多學生在上完這門課后還認為現代審計仍然是查賬，這與審計學是會計類的主干課程位置不相稱，與其他主干課程的效果完全不同。

二、解決問題的對策

1、改變認識上的誤區

對于學生來說首先要改變認識，審計學源于會計學、財務會計、財務管理、稅法、經濟法、管理學等課程的知識。但又有別于這些。審計的目的是評價被審計單位的經濟活動的合法性、合規性和有效性，是否合法、合規、有效與被審單位所處的宏觀、微觀背景密切相關，因此審計過程充滿了判斷和分析，這與會計等是不同的，在學習與教學中的方法當然也不同了，學生在掌握基本會計等式、借貸記賬規則以后，每講授一個賬戶，學

生就會有所收獲，又會作賬了，這一成就感會激發學習興趣。同一種思維放在審計學學習上就失效了，審計學所依賴的理論和基礎知識更多，更廣泛，更復雜，對于連會計實務接觸都不多的學生來說，確實存在困難，但不是不能攻克，沿著“基本概念一基本理論一審計實務”這條線，步步深入，就迎刃而解了，這要付出時間，付出努力，才會有收獲，非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學生要改變傳統的觀念，才能學會、學好審計學。

2、擴充教學內容

當今的審計教學應該是全方位的審計，而不僅僅是社會審計、還有國家審計和內部審計，今后應還有一個大審計，既面向國家審計、社會審計，也面向內部審計。審計學課程的內容不僅包括審計學基本理論、審計程序和技術以及業務循環審計實務三大方面，還包括怎樣從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哲學、法學、政治學乃至于工程學等相關內容中獲取知識、重組知識，培養學生全面的思維方式，形成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發現問題的能力，引導學生運用已獲取的會計、成本管理、稅法、經濟法和計算機應用等方面的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課程內容的擴展對教材的開發提出新的要求，在現有借鑒和引進的基礎上，一方面加強教材的開發，另一方面，通過課程的設置，必修與選修相結合的方法，解決單純面向社會審計教學的局面。

3、強化實踐教學

實踐教學可以增強感性認識，縮短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差距。積極開展審計實踐活動，不僅可以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尤其是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技術應用能力，還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組織協調能力和合作精神，提高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在審計實踐教學中，可以從社會調查實踐、專業實驗教學、走進審計實務界實習等幾種方式設置實踐環節，像社會調查實踐、走進審計實務界實習可由學校組織，也可讓學生在暑期實踐過程中完成，對于專業實踐教學，要求授課老師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學校可支持教師不定期參加各類審計項目的實踐活動，一方面可提高實踐環節的教學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此作為開發適合于自己的案例教學的材料。或加大經費投入，購買已有的案例教學軟件，以提高實踐教學的力度，突出審計學的課程特點。

篇(3)

農村信貸主體分層與“草尖金融”

近些年,不少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和金融管理者,在一層層地哄,“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說支農資金連年在增長,農村信貸需求滿足程度逐年在提高。可背后的事實是,將化肥、農藥、農機具,甚至超市等城市工商業貸款,也作為扶持“三農”貸款了。只是由于他們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是給農民的。所以,我們必須對信貸對象進行相應的區分(見圖1),才有可能理解“三農”貸款的性質。

按借貸內容,我們可將對“農村”內部的貸款,簡單分為四個層次。最基本的層次,是生存需求(見圖1的第4類需求),主要表現為各類非生產性借貸。這在農村是很普遍的。普遍到什么程度,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90%以上的農民借貸是為了滿足家庭消費所需,是一種典型的生存借貸。由于生存是剛性的,需求也是剛性的。這就帶來了要么是零利率,要么是高利率的“兩點解”,經濟學和金融學所假設的平滑化的供求曲線和連續性的市場價格,根本就不存在。生存借貸的零利率,來自親友借貸;而高利率,來自商業借貸。由于當時借糧的發生率,都普遍超過了40%,借款的發生率,超過了60%,親友之處都無糧無款可借的情況,普遍發生。故此,生存經濟是高利貸盛行的基本土壤。與生存經濟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以高利貸盛行為特征的生存借貸。1990年代末,溫鐵軍通過大學生到中國各地下鄉支農的實踐,做了一次調查。這次調查表明,在1995～1999年間,35%～50%的農村借貸,還是出于生活性的目的。農村第二層的信貸需求,是農戶生產性需求(見圖1的第3類需求),包括種植、養殖、手工業、小型加工業等。這種典型的生產性目的,是為了滿足恰亞諾夫框架下的農戶家庭消費滿足的。由于需要進行一定的生產性投資,比如說買點小機械、化肥、農藥等,所以需要一些生產性借貸。農村第三層信貸需求,是農村集體性生產與公共事業興辦的需求(見圖1的第2類需求)。這些信貸需求,多是依托村級經濟組織進行,具有較強的公共物品性質,也有較強的正外部性。農村第四層信貸需求,才是經營性需求(見圖1的第1類需求),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貫徹效率的原則。這種信貸需求,可能是舒爾茨框架下的理性小農所具有的特征。提出這種需求的人,一般是農村的大款或者大戶,他們早已脫離一般的生存經濟境地。

由于位于底層的三類農村信貸需求,并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導向的,所以,真正的發展中經濟體的農戶經濟,與經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是不一樣的。

依據上述的農村信貸主體分層,我們可以稍微對照一下所謂金融支農的諸多表達。實際上,在金融機構事實上已經商業化的情況下,只有農村的經營性需求,滿足了商業信貸的基本條件。在政府號令金融機構支農的情況下,商業金融組織,也將目光普遍性地投向了這一類資金需求。由于這些信貸主體是浮在農村的上層階層,我們不妨將對他們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叫做“草尖金融”。而下面的三層金融服務,叫做“草根金融”。在支農的政策倡導下,“草尖金融”大行其道,“草根金融”則寸步難行。何況,諸多并非身在農村的金融需求者,比如農業龍頭企業、產業化示范園區、農資公司、農業綜合開發、農業機械和農用物質生產企業等,都計入扶持“三農”貸款的統計行列呢?金融界在放貸上,一直有個說法,叫做“傍大款、壘大戶”。在農村,諸多金融機構就是這么做的。為數不多的支農資金以及政策貼息優惠,都到了大款、大戶手里了,我們所關心的“草根金融”呢?支農政策所關注的廣大農戶呢?誰來給他們提供適合他們需求的金融服務?

實際上,對農村金融的經濟考慮,至少應該有兩個維度,一個是效率的維度,一個是公平的維度。如果區分放貸性質,可以分別將其叫做商業金融和普惠金融。商業金融貫徹的是選擇的原則,誰力量強我就放貸給誰。考慮重點是提高效率,實行差別服務。這些商業原則,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因商業金融機構的一個基本經營原則,就是以效率為中心。

不幸的是,我們考慮農村問題的時候,常常并非出于效率,而是出于公平的關懷。政府在推動農村金融的時候,更多考慮的,也是公平問題。在公平的關懷下,卻以增進效率的手段推進,這種表達與實踐的分離和“打左燈、向右拐”的慣性做法,效果如何,可想而知。畢竟,出于公平考慮的普惠金融,貫徹的是普遍服務與均等服務的原則。什么是普遍服務、均等服務?比如說通訊權利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所以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會在每個鄉鎮都設立郵政所,在每個村莊都有郵政服務點。不管有沒有效率,郵件有沒有那么多,郵局都得讓每個地區,每個人享受基本通訊的自由。無論大小、貧富,都應享受均等的服務。醫院、學校、水電等基本公共服務,也是貫徹同等的原則。如果將得到最起碼的通訊、衛生、教育、生活設施等基本服務,視為一項基本人權的話,是否將獲得起碼的存款、放款、匯款(簡稱“存放匯”)的金融服務,也視為國民最基本的金融權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么,在政策層面上,就要區分清楚商業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差異。在普惠制條件下,政府有義務像鋪設醫療、教育等基本設施那樣,在金融服務的推廣上,進行相關的政策扶持。

近些年的實際情況是,在不對兩類金融性質區分的現實條件下,各類金融機構既在事實上走著商業化的路子,又因為承擔了一部分政策性職能,而在屢次金融改革中可以得了便宜又賣乖。以一次又一次的政策性負擔為借口,要求政策性補貼。1998年以來對3萬億元呆壞賬贖買的中國金融改革成本,最終由誰來承擔呢?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思考。

依據圖1的信貸主體分層,我們可以簡單劃分一下中國不同類型的農村(見圖2)。

依據不同類型金融需求的多寡,我們可以判斷鄉村社會的性質。

傳統型農村。以生存性金融需求為主,生產性為輔,這是一個傳統型農村。在中西部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很多農村,可能屬于這一類性質。

過渡型農村。生存性金融需求比較少,經營性需求也比較少,信貸需求主要集中在集體生產和農村公共事業上。這是過渡型農村。可能,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村,屬于這類性質。

現代型農村。生存性金融需求很少,經營性需求很多,這是現代型農村。可能,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村,大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村,屬于這種類型。

由三種類型農村的劃分,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對農村的金融安排,無法一概而論。可在現實之中,很多時候我們是假想農戶是理性小農,農戶需求是經營性金融需求,按照現代型農村的模式來設計農村金融制度,這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狀況。

事實上,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農村金融的性質,有別于一般的商業金融。這也是中國不同于發達國家之處。在歐美發達國家,城鄉差距不大,他們無法親身體會二元經濟、二元社會的存在。自然也沒有二元金融的概念。沒有城市系統和農村系統二元劃分。由于實現了城鄉一體化,也沒有另立“農村金融系統”的必要。比如在美國,許多家庭農場的擁有者。農場多交由經理人打理,農場主一年都難得回自己的農場看一下。加上美國農場有完備的契約、賬目、信用記錄,也有充足的抵押品,辦理借貸非常容易,只用將城市的工商金融體系復制到農業經營領域即可。不同的是,政府會針對農業的自然風險和農場扶持政策,給予適當的補貼或者提供優惠利率。溫鐵軍老師曾經有過一個稍顯武斷的概括:“中國無農場、美國無農民”,說的就是這種差異。

中國的家庭農場生產方式,完全與美國不同。在中國,城鄉二元經濟和二元社會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要有兩套金融系統,才能與二元經濟與二元社會相適應。農民的經濟地位低下,和銀行沒有對等的談判權,加上大多數農戶沒有足夠的抵押品,一般的商業金融很難對其開展借貸業務。現實狀況,也要求在農村必須另立一套金融體系。在這一套體系中,商業金融并不應該占據主導地位,以普惠制為原則的政策金融,和農村內部相互融資和經營的合作金融,才是主要方式。1996年8月22日,國務院作出的《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為基礎,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等各種金融機構分工協作的服務體系。”這個定位是比較清楚和準確的。

農村剩余的三重剝奪

如下,我且用兩個例子,來講講農村剩余的三重市場剝奪。

我們知道,一個經濟體要想可持續經營,需要將其剩余作為儲蓄,進一步轉化為投資,才能進行持續性地擴大再生產。同樣,農村每年都在創造相應的剩余。但不幸的是,過去這些剩余被行政抽取機制拿走了。我在河北農村調查時,曾看到一副對聯“有余糧賣給國家,多儲蓄支援建設”,清楚表明了資金短缺條件下,農村和國家(實際上是政府)的交換關系。1996年中國出現資金富余后,金融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使得市場抽取機制居于主導地位,使得農村的經濟剩余、金融剩余和利潤剩余,都通過市場手段,從農村抽取走了。

首先舉一個廣西蔗農的例子

2009年9月中旬在廣西百色,我給農民做合作金融培訓。培訓期間,跟當地的蔗農聊天,和他們算了一筆賬。算完賬,我說你們在承受三重剝奪――經濟剩余、金融剩余和利潤剩余的剝奪。這三種農村剩余,通過市場機制,都流出了農村。農民聽完后,很認同,他們說“你說的三重剝奪很好,我們可能還有四重、五重剝奪”。我說,我知道你們另有所指,但我目前只能和你們分析這三重來自市場的剝奪(見圖3)。這三重剝奪,第一重是經濟剩余的剝奪。在當地農民與市場相交換的過程中,甘蔗的市場價格是政府作為蔗農的人,與當地的榨糖廠談判達成的。談判的底線,一方面是榨糖廠賺足利潤,愿意留在本地繼續經營,自然也就留下了政府需要的產值、利稅和就業;另一方面,是農民得從中賺錢,不然他們就不愿再種甘蔗,糖廠沒有原料來源,地方穩定也將難以保持。2008～2009年的協商價格,是270元一噸甘蔗。一位蔗農在培訓期間向我算了賬,我且以一畝坡地甘蔗為例做出說明。農民如果要雇工經營(60元一天),種甘蔗賺不了錢。只有自己家有兩三個棒勞動力,以自家勞動替代外來雇工,每畝地才能賺到兩三百元,甚至四五百元。從專欄1可見,每畝甘蔗的用工成本533元,在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行了30多年的中國,幾乎沒有任何農村蔗農家庭不需要、不雇傭外來勞動力,就能經營這么大規模的甘蔗田(該農戶40畝坡地甘蔗,屬于中等規模,當地丘陵眾多,水田都用來稻作,以滿足基本生存所需)。就當地人的經驗而言,一個棒勞動力,滿負荷工作,除了播種和收割時需要幫忙外,能夠經營的最大地蔗田面積是15畝。

借助專欄1,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種甘蔗的收入與成本結構,以及三重農村剩余的剝奪。第一重剝奪,是經濟剩余的剝奪。一畝山坡地所產的甘蔗,通常是3～4噸,按高限計算,每畝蔗田毛收入1080元,但每畝地的經營成本,也要923元。占了毛收入的85.5%,其中,凈流出農村社區的收入是化肥農藥費用(農機具還未計算在內),占了300元,即毛收入的27.8%。可見,從生產成本而言,農戶所得的毛收入,大部分作為成本支付出去了。其中近三成給了農藥、化肥等工商業部門。農民經營所得,還要應付日常支出。而現在除基本食物之外的大部分農村生活用品,都需要通過市場交換才能獲得。交換過程中,又有一部分流失出去。在這戶農戶的案例中,63.7%的農戶毛利潤,用于日常生活開支。經濟剩余流出去了。第二重剝奪,是金融剩余的剝奪。農戶經營和生活支出之余,還有一部分結余。但這部分結余資金,由于季節性生產、預防性儲蓄或強制性儲蓄等原因,以儲蓄存款等形式交給金融機構,將資金的控制權交出,金融剩余又流失出去了。第三重剝奪,是利潤剩余的剝奪。農民在來年需要投資或其他用途,常常需要借貸經營,但此時用錢,必須掏一個更高的價格――貸款利率,才能獲得這筆生產資金。通常,貸款利率是存款利率的四五倍。百色農民還對我說,他們為了得到這筆貸款,還需要支付“側面成本”。當地人所言的“側面成本”,就是要私下里與信貸員“研究研究”,送點煙、酒之類的,才能處好關系,才有可能從正式金融部門貸到錢。

專欄1 2009年9月廣西百色右江區永樂鄉一戶耕作40畝坡地甘蔗的蔗農收支結構

毛收入:畝產4噸,每噸270元。每畝收入1080元。

成本:第一年種下1噸蔗種,270元,100元播種工錢,第二年、第三年甘蔗自生。將370元攤入3年,每年負擔蔗種成本123元;每畝甘蔗每年需施化肥2袋,200元;農藥100元;收割工60元/天,100元/噸,400元;田間管理100元;合計923元(農機與其他成本未計),占毛收入的85.5%,其中化肥農藥占27.8%;經濟剩余流出。

毛利潤:每畝157元毛利潤,耕作40畝,得6280元,其中約4000元用于日常開支,大部分用于購買家電、衣服、工業化食品、日用品、建筑材料等,經濟剩余流出。

凈利潤:2280元儲蓄,金融剩余(資金的控制權)流出。

利息支出:每年向信用社借貸經營,付利息,利潤剩余流出。

再舉一個吉林梨樹糧農的例子

2008年年底,在吉林四平,我們召開了首屆草根金融論壇,意圖推進民間草根金融組織的發育。論壇之中,梨樹縣閆家九社的謝村長,聽我講到了三重市場剝奪,就給我舉了一個當地玉米種植的具體案例。東北對于土地的計算單位,是坰。一坰就是一公頃。一坰玉米的年產量為2萬斤,當時的價格,是5角錢1斤,則每坰玉米可得1萬元的毛收入。但要扣除種子、化肥、農藥、農機等共5000元成本,經濟剩余流出;在5000元毛利潤中,有4000元還要用于日常開支,其中大部分最終是購買了非農村社區生產的各類工業制成品,經濟剩余進一步流出;最后,能夠留下1000元的儲蓄,但作為金融剩余,交給農信社,資金的控制權讓渡出去;到了來年,又需要借貸經營,在東北,農信社的經營模式,就是春放秋收(春天放款,秋天收貸),支付高于存款利率四五倍的貸款利息,利潤剩余流出。

專欄2 2008年底吉林梨樹閆家九社一坰玉米的收支結構

毛收入:年產量2萬斤,5角錢1斤,1萬元。

成本:5000元種子、化肥、農機成本,經濟剩余流出。

毛利潤:5000元,其中4000元用于日常開支,經濟剩余流出。

凈利潤:1000元儲蓄,金融剩余(資金的控制權)流出。

利息支出:每年借貸經營(春放秋收),付利息,利潤剩余流出。

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上述兩個例子。在廣西百色,蔗農盈利模式的秘訣主要在于勞動力。若自有勞動力,則可有更多的毛利潤積累。若每畝能得到300～500元的毛利潤,則單位收益可以是雇工經營的兩到三倍,甚至更多。當地的種植結構,不僅坡地甘蔗是勞動密集型的。香蕉、芒果、荔枝、速生桉、木薯、龍眼、樹菠蘿,包括水稻等,都是勞動密集型農業。,這戶農民還有100畝山林,是他們家庭收入的最主要來源。當地水田很少,人均1畝水稻(其中人均0.6畝的水稻產量,就夠一個人食用),雖然有三季稻的耕作條件,但當地人幾乎全部只種一季水稻(約畝產800斤稻谷),大部分自食,少部分養豬,一粒稻谷也不往外賣。農民實際上對水稻生產,進行了反過密化,而解放出勞動力,更多地投入到經濟作物和經營上,進行勞動與資本雙重增密的過密化生產。

但對于吉林梨樹的玉米種植而言,盈利模式則主要在于經營規模了。由于當地的耕作幾乎完全實現了機械化,農機、化肥、農藥的投入,都來自農村社區之外,成本近乎無法壓縮。但是,現代耕作動力的獲得,使得耕作面積可以進一步擴大,至少能夠攤薄農機具投入的單位成本,同時,又會在毛利潤難以提升的條件下,同幅度地擴大利潤額。在此地,已有了土地與資本密集型農業的雛形,這是提倡各種規模化、產業化、西方化等橫向一體化觀點的人所樂見的。進行土地流轉,擴大耕作面積,在這里具有了基本的初始條件。

但是,無論是廣西百色的勞動密集型路線,還是吉林梨樹的土地與資本密集型路線。農產品的對外交易,仍然面臨著上述的三重剝奪。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解決農村融資的基本問題,至少面臨著農村產業利潤率低下、風險無法分擔、交易條件持續惡化等基本的農村外部體制問題。而且,如果我們滲入到農村金融體系的內部,還會發現這一體系也面臨著一些基礎性的結構失衡問題。

篇(4)

關鍵詞：農村；信用體系；二元結構；模式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ural economy and credit characteristics，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in rural areas，we consider th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unban areas in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Based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the paper theoretically designs a kind of rural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and provides some policies for the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rural areas，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dual structure，model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1）02-0003-05

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對提高農民信用意識，改善農村信用環境，緩解農民貸款難問題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近年來，人民銀行從建立健全組織領導體系和工作體系入手，以完善農村信用信息征集機制為基礎，以“三信”評定為重點，以農村征信系統為支撐平臺，著力打造誠信和諧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取得了明顯成效，農民信用意識顯著提高，農村信貸業務快速發展。截至2010年末，全省共建設74個示范縣、456個示范鄉鎮，比年初分別增加了20個、182個。全省已建立農戶信用檔案989萬戶，評定信用農戶871萬戶，貸款余額1979億元，涉及貸款農戶724萬戶，占比達73.2%。雖然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我國農村地區的發展和現狀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農村地區范圍廣、差異大、農戶多，農村信用體系建設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將在分析我國農村經濟特點及其對信用體系建設影響的基礎上，研究設計符合國情的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模式，進而提出加快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的政策建議。

一、農村經濟特點及其對信用體系建設的影響

經濟的運行方式決定了信用體系的建設方式。農村經濟的特殊性及其與社會化生產的融合趨勢，使農村信用體系在建設與發展過程中顯現出有別于一般社會信用體系的特征。盡管我國積極致力于縮小城鄉差別，并做出大量政策性和制度性的安排，但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研究適合農村經濟特點的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必須考慮到農村現實的金融生態環境，掌握農村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

（一）農村的經濟、信用規模遠小于城市

農村與城市市場化程度的差異，決定了農村的信用需求低于城市，對信用的重視程度不如城市，農村的信用形態也有別于城市。依存于農村經濟的信用及其信用供給長期處于量小零散的狀態，而脫胎于農村的中小及民營企業同樣具有這種特性。這種信用需求與供給狀態顯然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相距甚遠，與市場經濟要求也并不完全吻合，更不合乎以追求規模經濟和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商業性金融機構的“口味”。這也是造成農村資金持續外流、農村金融服務短缺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農村經濟的流動性和活動范圍也遠小于城市

首先，在農業經濟和國家土地政策的雙重作用下，農戶等農村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一般僅限于土地及其相關的狹小范圍內。其次，經營農副產品加工的部分農村企業，與農戶一樣受制于土地，另一部分農村企業經營其他行業，但規模相對較小，業務范圍亦較小。第三，受傳統文化影響，農戶或農民依賴土地，其滲入農業和土地的文化、尊嚴與情感難以割舍和替代。即使農民“進城務工，也僅是家庭農場的某種補充而不是替代”，副業和農業外就業并未改變農村的小農經濟，收入微薄的家庭依靠副業和農業外就業增加了收入，而非農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家庭農業經營的持續性和穩定性（黃宗智，1990）。因此，農村經濟相對于城市，呈現出明顯的區域范圍特征，經濟活動的流動性遠低于城市。

（三）農戶的收入結構遠較城市居民復雜

除農場收入外，農戶往往還包含了經營性、外出做工等其它非農收入。這些收入構成不僅復雜，而且不夠穩定，與城市居民收入狀況形成鮮明對比。以2010年前3季度山東省城鄉居民收入結構為例，在城市居民的收入結構中，工薪收入占比為72.6%，占據了絕大部分份額，而在農村居民收入結構中，經營收入占比為56.4%，其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分別占比為4.6%和9.5%。

（四）農村經濟主體的家族特征強于城市

以往研究表明，目前中國社會風險與收益的邊界往往是界定在家庭等核心組織的，而一般不針對個體。由此加以引申，即便是現代經濟規則與市場理念已經滲透到中國農村社會，但以家庭作為基本消費和經濟決策單位的傳統不會馬上改變。這種結構的根源在于中國文化中家庭獨一無二的地位。城市家庭做為經濟主體，通常僅包含夫妻2人，因此在信用體系建設上，可以簡單地通過以單個人為主體的個人征信系統予以囊括，而在農村，家族特征更加明顯，而且相對于城市，農村家庭人員組成更多，家庭成員間的相互關系也較城市復雜。

（五）農村信用與城市信用相比，具有特有的圈層結構特征

信用是人們之間建立的相互信任的關系。從這一角度觀察農村信用，我們會發現“農民最終認為可以真正信任的只有他們的直系家人”（福山，1995）。這種信用形態以家庭為核心，逐漸向外輻射延伸，從小家到宗族，由宗族到村落，由村落到鄉鎮，由鎮及縣等，一圈圈擴展開來，構成了中國鄉村社會所特有的圈層結構。這種圈層結構決定著中國社會特殊的信任結構。由于圈層之間的壁壘，阻礙了普遍意義上的信任體系的建立，使信任僅局限于圈層之內，而在圈層之外則戒備森嚴。因此，中國農村社會既有著小范圍內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著大范圍內的不信任和無序，導致了信用交易成本的大幅增加。

（六）農村融資渠道和信貸結構也較城市復雜

從銀行信用來看，首先，農村對信貸資金的需求與城市差異較大，對資金規模的要求不高，以小額信貸為主，持續經營能力較差，容易遇到資金短缺的情況。其次，農村經濟受自然條件和需求彈性的影響大，而資產規模小、缺乏擔保品，抗風險能力較差。第三，銀行在農村的信貸業務管理成本較高，投資回報率遠低于城市，難以形成信貸資金的大規模進入。這些原因導致了我國金融結構失衡、金融二元結構體制特征以及農村資金需求難以從制度金融渠道得到滿足，因此民間信用成為自發產物。目前民間借貸在我國農村普遍存在，并已成為融資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國農村社會的鄉土意識與家庭圈層結構決定了他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會認同與依賴傳統的借貸渠道和方式，而不是立即融入現代信貸制度。這一特點與城市恰恰相反，城市的正規商業性信用交易遠較農村發達，因此銀行信用占據了信用交易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而在農村，銀行信用卻與民間信貸大致相當甚至是弱于民間信用。

二、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模式的設計研究

基于農村信用體系區別于城市社會信用體系的特征，本文將設計出區別于一般信用體系的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框架和模式。同時，農村信用的特殊結構，需要我們除了考慮征信系統建設與守信激勵及失信懲戒機制建設外，需要增加聲譽機制建設的內容，我們將隨后討論加入聲譽機制的原因。

（一）農村信用體系建設中征信系統的設計

1. 農村征信系統的建立與管理。建立適合農村經濟特色的征信系統，是開展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的基礎。農村經濟的地域性特征、農村征信系統信息的多樣性，以及征信系統建設的成本，使得目前沒有必要建成全國統一的農村征信系統數據庫，而應以具備同樣經濟特點的區域為單位。從目前我國農村實際情況看，以縣為單位較為適宜。待農村經濟金融和信用交易環境發展到足夠高的程度后，再實施全國聯網，并將最終納入到全國統一的數據庫中。

2. 信息征集主體和主要內容。農村經濟以家庭（族）為最小單位，那么信息采集的主體也應當是以家庭（族）為最小單位。當然，從目前農村金融的實踐情況來看，農村信用主體不僅限于單一農戶，還包括合作組織（聯保體）、準企業組織：如公司＋農戶等形式，但其核心離不開家庭或家族這一基本單元。農村征信系統的重要目的是揭示信用交易風險。與城市不同的是，農村家庭的收入構成更加復雜，其收入包括“農業家庭收入加非農傭工（或經營）收入”（黃宗智，1995），而且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需要更加詳細的生產經營和非農收入信息來反映還款能力。除銀行信用信息外，農村征信系統還應包含民間信用的內容。但對民間借貸信息采集存在制度和實際操作上的困難，只能逐步推進。隨著條件的不斷成熟，再逐步將其它民間信用信息納入到農村征信系統中來。

3. 農村征信系統的采集機制和共享機制。凡開展涉農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都應加入到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工作中來。但金融機構并非農村征信系統的全部提供者和使用者。基于農村經濟區域狹窄的特點，農村征信系統的設置和共享范圍在縱向和橫向兩方面都具有特殊性。從縱向看，農村征信系統沒有必要擴大到全國統一的范圍，否則會造成操作成本極大增加，而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實際意義，尤其是在農村金融還不很活躍的當前，農民在本地獲得商業性信貸支持的能力很有限，更不用奢談在更大的范圍內融資。從橫向看，信息共享的范疇需要不斷地擴大，并需要法律或制度建設予以保證。從國家政策導向來看，除農發行、農信社及郵政儲蓄銀行外，會有更多的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進入農村金融領域，農村信用信息在這些金融機構間共享，具有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機制建設

1. 信用評價機制。信用評價是判斷“激勵”或“懲戒”的前提。鑒于農村信貸資金需求小，投資回報率低的特點，同時還具有企業和個人融資的共生性特征，導致農村企業和農戶的信用評價可能會比城市居民和企業更加復雜和困難。然而，由于農村經濟弱于城市經濟，相應的信用中介行業很不發達，加上農戶在購買信用評價產品上的支付能力較弱，市場化的信用評價體系目前很難在農村建立和發展。因此，人民銀行應組織農村征信系統的使用方，共同研究制定一套科學、簡約、統一的信用評分流程，并采用單體信用評定與打包信用評定相結合的方式，減輕農村信用主體成本，準確反映農村信用主體的信用狀況。當前各地普遍開展了“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的“三信”評定。這種信用評價方式適應了農村經濟的圈層結構特征，應當繼續堅持下去，以科學、簡約、統一的信用評分為基礎，使“三信”評定結果更加科學，進一步擴大應用范圍，提高社會各方的認可度，促進圈層結構壁壘不斷弱化。

2. 激勵與懲戒機制。信用機制包括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兩個方面，這兩方面機制是否完善是信用體系能否持續發揮作用的關鍵。一般而言，城市居民由于經濟行為活躍，經常與金融機構發生關系，不良信用記錄持有者處處受制，懲戒機制的作用明顯強于激勵機制。而農村與城市不同，由于經濟行為不活躍，與金融機構多次發生關系的概率小，僅依靠失信懲戒機制，并不足以發揮信用體系的作用。因此，更宜建立以守信激勵為主，失信懲戒為輔的信用機制。人民銀行應當在這一原則指導下，推動農村征信系統應用和信用評價機制發揮作用，促進守信激勵的實現。涉農金融機構也應當在信貸政策上提供相應的支持，推行“征信+評價+信貸”的業務模式，帶動信貸資產質量的提高和農村貸款投放的增加，促進涉農金融業和農村經濟的健康協調發展。政府部門也應將信用評價結果與國家相關惠農政策有機結合，推動守信激勵機制的建立。而激勵和懲戒作用的發揮，同樣需要適應農村信用中銀行信用與傳統民間信用共存的特點。

（三）聲譽機制建設

1. 聲譽理論的基本觀點及引入聲譽機制的原因。標準的聲譽理論認為“聲譽能夠增加承諾的力度”，其作用在于為關心長期利益的參與人提供一種隱性激勵，以保證其短期承諾行動。Pyle（2002）區分了兩種聲譽信息流動渠道：一種是通過經濟主體的自身行為自發產生的；另一種是由正式的第三方組織協調的，這種第三方組織可能是贏利性的，如信用評級機構，也可能是非贏利性的組織，如行業協會等。在前一種渠道中流動的聲譽信息通常是短期的，而在后一種渠道中的聲譽信息是長效的，通常以正式的信息報告的形式出現，并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引入聲譽機制來促使其發揮作用，是有著重要意義的。城市信用體系中，由于人員流動性大、地域范圍廣等特點，聲譽機制發揮的效用可能并不是很大。而農村經濟和信用有的地域狹窄、圈層結構等特征，恰恰吻合了聲譽的建立、傳播條件，聲譽機制作用在當前農村地區更能夠得到充分和有效的發揮。

2. 農村信用體系建設中聲譽的產生機制設計。結合Pyle（2002）聲譽產生渠道的理論，我們發現農村信用體系通過兩種渠道都能產生聲譽。一方面，不論是銀行信用還是民間信用上的履約行為，均能夠使農村經濟主體產生聲譽。這進一步證明了本文前述觀點，即農村信用體系建設首先應建立適合農村經濟特點的信用信息系統，不僅要實現金融機構對涉農信用信息的采集，還要逐步擴大到民間信貸的領域，并在縱向和橫向兩方面實現一定范圍的共享，從而促進農村信用體系中聲譽機制的產生。另一方面，對于無信用交易行為但參與“三信”評定的農村經濟主體，由于是第三方做出的信用評價，其產生的聲譽不僅是長效的，并且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因此，為推動農村信用體系中聲譽機制的產生，我們需要將“三信”評定的范圍擴大到無信貸關系的農村經濟主體，并通過大量的宣傳教育等方式，引導農戶提高信用意識，積極參與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和“三信”評定，在獲得金融機構認可之前，在一定范圍內積累良好的聲譽。

3. 聲譽的傳播與維持機制設計。由于聲譽依靠社會網絡建立起來，因此聲譽的傳播在具有地域特征和圈層結構特征的農村地區，比城市更加有效率。為促使聲譽信息的有效傳播，首先應加大農村的信用宣傳教育，做到廣覆蓋、可持續，提高農村的整體信用意識，使農村經濟主體充分意識到聲譽的作用，自覺維護自身在信用交易市場上的聲譽；其次要建立長效的聲譽信息公開機制，如定期把歷次信用評價結果在相關區域公開，或把聲譽信息納入到農村征信系統中，通過信息共享機制促進聲譽更廣泛地傳播。同時，由于聲譽還具有“逐步建立和逐步消失，也需要投資和維持”（George J?Mainlath 和Larry Samuelson，1998）的特點，需要我們將信用評價等工作堅持不懈地長期開展下去，為農村經濟主體保持良好的聲譽創造條件。

三、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的探索：山東案例

根據前述理論研究，人民銀行濟南分行在山東省對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模式進行了探索與實踐，通過現代化的技術和網絡手段，嘗試建立了以農村征信系統為核心，涵蓋信息共享、信用評價、信息服務等內容的農村信用體系管理信息系統。系統主要涵蓋三項功能：一是農村信用信息采集；二是農村信用評價；三是信息服務。該系統自2009年正式運行以來，已實現農戶信用檔案電子化358萬戶，部分農信社利用該系統審核發放農戶貸款，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農村信用信息采集

在農村征信系統建設的實踐中，充分借鑒了前文論述的農村經濟主體以農戶家庭為主要單位，采集信息應包含家族信息、經濟能力信息、民間信用信息和生產經營信息的思路，制定了符合農村經濟特點的信用信息采集項目。在信息采集內容方面：一是采集農戶信用信息，包含基本信息、農戶資產及收入狀況信息、銀行信用信息和民間信用等四個方面。二是采集信用村、信用鄉鎮信息，來源于農村信用社開展的“三信”評定。在信息采集方式方面，目前，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和信用企業等有關信息全部來源于農村信用社。隨著郵政儲蓄銀行、村鎮銀行等涉農金融機構的增加，以及非銀行信用信息來源的不斷拓展，信息來源范圍將不斷擴大。系統中所有農村經濟主體的信息采集均按期管理，信用檔案每年一期，一年內兩次評定的可以重復加載，覆蓋同期檔案，即保持每年最新的一條記錄。

（二）農戶信用評分體系

在對農村信用信息采集的基礎上，根據農村信用評價的特點，設計出一套科學、簡約、統一的信用評分流程，對農戶實施信用評分。評分指標使用的數據項來源包括農戶當期信用檔案的數據項、農戶信貸信息衍生出來的數據項、對外擔保信息衍生出來的數據項及家庭成員信息衍生出來的數據項等。為了適應不同地區農戶信用評分的實際情況，系統提供了指標調整功能，為了實現評分指標設置更加科學規范，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可以根據需要，在基本指標體系基礎上，對現有指標進行適當增減、調整和優化。目前，使用的基本指標設置，是在經典“5C”評分模型基礎上，結合農戶信用信息采集的實際情況，制定了農戶信用評分基本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涵蓋了4大類15小類指標，并分配了不同的權重，實行百分制評分。

（三）系統的查詢與使用

系統信息查詢包括農戶信用報告查詢；信用農戶評定情況查詢、統計和分析；信用村、信用鄉鎮評定情況查詢與各類信用檔案按金融機構網點口徑統計查詢。系統正在建設初期，從保護個人信息安全與共享角度綜合考慮，只對人民銀行和金融機構開放。人民銀行能查詢各類匯總信息即統計分析報表及信用村、信用鄉鎮的明細信息。同時，可以將信用評價匯總結果提供給政府部門等相關機構，為地方政府出臺扶持政策提供參考依據。金融機構用戶可以查詢本機構及下屬機構的單戶明細信息和信用報告以及評分信息。同時，可以查詢明細信息、統計信息，將該系統所展示的信息用于農村信貸政策的制定、農戶貸款發放前的審核以及農戶信貸對象的篩選。

四、政策建議

（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供基礎法律保障

信用體系建設事關每一個人，特別是信用信息的采集、應用直接涉及到居民個人的隱私，需要完備的法律法規作為保障。因此，一方面應盡快出臺《征信管理條例》及相關配套制度，明確信息征集的主體以及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規范信息采集、加工、使用的方法和途徑。使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工作有法可依。另一方面，盡快出臺法律來規范信貸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依法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保障涉農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業務的開展。

（二）構建適合農村經濟特色的農村征信系統

建立以家族（家庭）為主體的農村征信系統，全面采集農戶家庭的基本信息、收入信息、銀行與民間信用交易信息，更加全面準確地反映農戶信用狀況。首先，應結合當地農村經濟特點，對農村征信系統的數據結構進行充分的調研和論證，借鑒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的建設模式，在符合征信標準化的原則下，建立起農村征信系統框架。其次，將農信社等涉農金融機構在長期工作中已經積累的農戶信息，補充至農村征信系統內，進一步實現農戶信用信息電子化和持續動態更新。最后，建立農村征信系統的共享機制和信用評分系統，有效減少農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農戶貸款成本。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城鄉二元化結構逐步被打破，再逐步將各地農村征信系統整合到全國統一的框架中來。

（三）開展“三信”評定，建立守信激勵機制

借助農村征信系統和農戶信用評分，不斷優化“三信”評定的指標、范圍，大力開展信用戶、信用鄉鎮和信用村的評定，將評定結果作為地方金融生態環境考核的重要方面，由相關政府部門制定激勵措施，使信用鄉鎮、信用村在項目引進、貸款利率、公共服務設施等方面享受政策優惠。將信用評價結果作為信貸審批、風險控制的重要參考，根據評價結果的不同在授信額度、貸款利率、抵質押物等方面實行差別對待，對信用優良農戶提供一定的優惠政策，以點帶面，通過“三信”評定帶動整個農村信用環境的優化。

（四）加強宣傳引導，營造良好的信用氛圍

要通過多種方式和渠道開展信用及相關金融知識的宣傳、教育活動。針對農民整體文化水平和信用知識水平不高的現狀，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增強農村信用主體的信用意識和風險意識，讓廣大農民群眾認識和理解農村信用體系建設與其生產經營、增加收入、脫貧致富乃至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密切聯系，使其意識到誠實守信的重要性和失信付出的代價，樹立“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理念，從而自覺自愿地參與到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來。

參考文獻：

[1]黃海源.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研究――百色視角[J].區域金融研究，2010，（1）.

[2]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經濟 鄉村發展[M].中華書局，2000年.

[3]王富全.個人信譽評估與聲譽機制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

[4]王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構建一個動態改良的信用體系[J].濟南金融，2006，（4）.

[5]文亞青.國內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研究述評[J].中國鄉鎮企業會計，2009，（9）.

篇(5)

關鍵詞：訴訟時效 權利人利益 時效期間改變

訴訟時效制度是權利不行使的事實狀態持續經過法定期間而依法發生該權利不受法律保護的法律制度。權利人怠于行使權利，則其權利將受到限制或被剝奪。法律出于公平考慮，對訴訟規定了嚴格的時間限制，即訴訟時效，我國民事訴訟的一般訴訟時效為二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法律制定出此項規定具有其公平性，一方面對權利人能更好的行使自己的權利給予保障，另一方面又對權利人保障其權利以一定的限制。但是這種公平是否真的符合我國的國情、民情，而訴訟時效期間的長短是否真正妥當，是否能最充分的保障權利人權利。訴訟時效制度是民法本體論中重要的法律制度，該制度事關社會公共利益又和當事人的權益.密切相關。改變訴訟時效期間也必然對我國現行法律制度產生影響：一方面，訴訟時效期間的改變勢必會影響到我國當前的訴訟程序，而與訴訟時效相關的法律條文、法律規則也必然會受到牽連；另一方面，改變訴訟時效期間會影響權利人對自己權利保護的意識，試想如果將訴訟時效期間縮短，將促使權利人更加積極的尋求行使權利的途徑，相反的，如果延長訴訟時效期間，是否會給予權利人更大的保護，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是否會讓權利人對行使自己權利有所懈怠，從而無形中蔑視了法律的威嚴。

一、我國法律對訴訟時效期間的相關規定

民法通則是基本法律，對訴訟時效作了一些基本的規定。《民法通則》第135條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2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第136條規定："下列的訴訟時效期間為1年： （一）身體受到傷害要求賠償的； （二）出售質量不合格的商品未聲明的； （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 （四）寄存財物被丟失或者損毀的。"第137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但是，從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第141條規定："法律對訴訟時效另有規定的，依照法律規定。"

上述民法通則的規定告訴我們：第一，我國一般民事訴訟時效期間為2年； 第二，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從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起計算； 第三，從權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過20年的，法律不再予以保護； 第四，除了一般訴訟時效，還有特別訴訟時效。民法通則第136條直接規定了四種期間為1年的特別訴訟時效，同時規定，其他法律可以就特定的民事關系規定特別訴訟時效。

二、訴訟時效法律制度的重要意義

訴訟時效制度是一種由國家制定的并能夠體現國家意志的法律制度，它的運用能夠保障訴訟過程中的有序和穩定。其意義存在于對法律制度和對社會利益以及當事人的意義，表現如下：

第一，使長期存在的事實狀態得到法律的認可，使之與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相一致，結束經濟關系和法律關系的不穩定狀態，以維持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秩序。這也就是說訴訟時效針對現有的經濟高速發展的狀態，以其自身的時效限制的特性來約束，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促進法律關系與經濟關系的確認，從而使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達到最優，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法律發展的結果。

第二，促使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加快民事流轉，促進生產和經濟的發展。權利人身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大潮之中，雖然權利人是行使自己權利的主動者，但如果沒有法律對其作出約束，任憑權利人行使自己的權利，必然是對社會發展以及社會進步的阻礙，所以全面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只有促使權利人積極、及時的行使權利，才能促進發展。

第三，有利于司法機關調查搜集證據，正確高效地處理民商事糾紛案件。訴訟時效制度可以督促權利人積極行使權利。權利的本質是受法律保護的利益，著名法學家耶林認為："權利的真正實質是存在主體的利益，利益的實際效用和享受上"，現代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更是將權利與經濟效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安排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價值。"這一權利的背后是社會財富，代表著不同主體的利益，長期不行使權利必然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而救濟權的長期不行使，更會影響他人對社會資源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督促當事人盡快行使權利。

三、我國訴訟時效期間的改變及影響

改變我國的訴訟時效期間，在指導思想上，應該解決好以下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弘揚"權利本位法"精神，平衡對權利人利益的保護。第二，提高立法技術，增強法律規范的明確性和可操作性。在遵循上述思想的前提下，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改變。

（一）訴訟時效期間的延長

我國訴訟時效制度中，存在訴訟時效的中斷、中止和延長。其中的延長是指人民法院查明權利人在訴訟時效期間確有法律規定之外有正當理由而未行使請求權的，適當延長已完成的訴訟時效期間。我國《民法通則》對于訴訟時效的延長也有明文規定，訴訟時效延長具有不同于訴訟時效中止和中斷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它是發生在訴訟時效屆滿之后，而不是在訴訟時效過程中，而且能夠引訟時效延長的事由，是由人民法院認定的。延長的期間，也是由人民法院依客觀情況予以掌握。

而特別要注意的是，我們這里所提出的"延長"并不同于上述延長，而是在現有基礎上增加訴訟時效的一般期限（2年）和其他的特殊期限。我國《民法通則》規定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僅為2 年，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規定。這種規定對權利人來說是明顯不公平的，是犧牲權利人的利益而過分偏重對義務人的保護。學者李開國對這種現象有段經典的描述，"如果你曾在法庭上見到權利人力求證明曾向義務人行使過請求權的著急模樣和義務人一一否認的無賴嘴臉，權利人敗訴時的憤慨和義務人勝訴時的洋洋自得，你就會深深地感到這個太短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正在踐踏著市民神圣的私權，正在蹂躪著人間的正義，正在著市民社會和市場經濟最可寶貴的誠信'。"①訴訟時效制度的功能就在于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經濟秩序，但是如果較短的時效導致權利人的權利瞬間不受保護而義務人又昧著良心不去履行，權利人很可能會鋌而走險采取非法手段，如暴力或者限制義務人人身自由的方式去實現自己的權利，這樣一來反而不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從而，延長普通訴訟時效期間迫在眉睫。

1.訴訟時效期間的延長期限

對于如何延長訴訟時效時限的問題，我們依照現有期限，在其基礎上直接增加時限，與此同時并不改變訴訟時效的起算時間。具體延長多久，是以一個統一標準延長，還是根據不同時效的具體情況分別延長不同的時間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在這里研究者給出了相關的建議："更正我國短期訴訟時效期間的適用范圍，即在《民法通則》第136 條規定了四種訴訟時效期間為1 年的情形：（1）身體受到傷害要求賠償的；（2）出售質量不合格的商品未聲明的；（3）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4）寄存財物被丟失或者損毀的。筆者認為這些規定不甚合理。對于第一項規定而言，人身權是現代各國民法的一項重要內容，并隨著社會的進步越來越為各國所重視，我國的法律也在不斷加強對人身權的保護。對身體傷害適用1 年的時效期間，顯然和這種趨勢和潮流相悖。作為身體健康的利益，極有理由加強對債權人的保護，而不是削弱對其的保護。對于第二項規定而言，縮短對偽劣商品的時效期間也明顯不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對于消費者權益，法律應當加強對其的保障。因此，筆者認為，我國規定的1 年的短期訴訟時效期間所適用的范圍是存在問題的，應該予以更正。"②

我認為中國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應當規定為5年，原因有以下三點：①對于國家而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我國法律給予人民權利的保護應當不低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反而應當更全面，只有這樣才能凸顯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②對于國家法律而言，延長訴訟時效期間是符合訴訟時效的立法宗旨的體現，訴訟時效制度的重要的立法宗旨就是保障權利人權利的實現。將訴訟時效期間定為5年才能平衡法律的效率與公平；③對于個人而言，能夠充分保護權利人的私人利益。③

2.延長訴訟時效期間對當事人權益的影響

現實生活中經常會出現一些由于已過訴訟時效而使權利人喪失勝訴權的案例，而其中又以民間借貸最為典型，民間借貸常發生在親戚、朋友、同事之間，債權人不及時主張權利時有發生。如果超過訴訟時效，法律不再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到法院訴訟會失去勝訴權。

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權利人與義務人往往有著比較親密的關系，使得權利人缺乏自我保護的意識，往往是在相信義務人能夠主動承擔義務的前提下，消極的去等待義務的履行，倘若義務人抓住訴訟時效期間僅有2年這個"救命稻草"，會使得正常的經濟關系無法順利結束，造成權利人的利益受損。根據現有訴訟時效制度所遵循的保護權利人利益的宗旨，延長訴訟時效將會更大程度上保障權利人的利益，因為這樣權利人才會有更多的時間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極有必要延長訴訟時效期限來避免這種問題的發生。

（一）訴訟時效期間的縮短

這里所謂的縮短，既是在現有時效基礎上直接減少時限。看了諸多學者或者研究者的文章，他們普遍認為如果我國的訴訟時效制度需要完善，那么只是應該延長訴訟時效來保護權利人的權利。然而我并不這么認為，縮短訴訟時效并不全無它的道理，現代社會是一個整體，考慮問題不能只從權利人的角度出發，應當綜合考慮社會、經濟發展、現有制度和當事人利益等各方面因素。

縮短訴訟時效存在多方面的好處：首先，可以促使權利人積極行使權利，當今社會高速發展，各方面的運轉都提高了速度，在法律層面也如此，權利人積極行使權利有利于法律關系的確認，從而推動相關關系的確認，有利于社會發展；其次，涉及到人民法院審理的效率最優，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是一個耗時耗力的工作，權利人長時間不行使權利，不能使案件歸于完畢，會增加法院的工作量和負擔，僅根據上述幾點原因便可以看出縮短訴訟時效的可行性。

1.訴訟時效期間的縮短期限

如何縮短訴訟時效期間，并不比延長訴訟時效期間那樣，可以執行一個統一的標準。但可以在請求權不在法律規定的普通訴訟時效適用范圍的情況下，對此類請求權專門設定一個較短的訴訟時效期間，根據具體的實際情況來確定是否縮短訴訟時效期間以及縮短多少最為合適，而這個實際情況可以具體看做"由當事人雙方協議確定"。④比如說，在醫患糾紛中，由于對身體的侵害時間過長難于取證，在此如果規定較長的訴訟時效期間不僅不利于權利人維護自身的利益，也會使義務人長期陷于此種糾紛關系中，結果就是對雙方都不利。因此如果在此專門設立一個或者一組（針對不同的醫患關系制定）較短的訴訟時效期間一方面可以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自己的權利，盡早結束不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另一方面也符合公共利益，可以使義務人盡早的從這種請求權中"解脫"出來。

2.縮短訴訟時效期間對當事人權益的影響

當事人雙方協議縮短訴訟時效期間，實際上是給權利人加上了一道更緊的限制，更有利于財產秩序的正常流轉，更符合時效設立的宗旨，不但無損于社會公益，反而有利于社會公益。雙方當事人協議縮短訴訟時效期間并不會不利于債權人，從而危及以債權人為中心的現有及將來的財產秩序，因為縮短時效期間只是要求債權人更快地行使權利，行使權利越快對債權人自然就會越有利，進而也越有利于以其為中心的財產關系的正常維持與發展。而且即便訴訟時效期間沒有協議縮短，在原來的訴訟時效期間內債權人也可以在盡量短的時間內主張權利，而這也是法律所鼓勵的。此外，協議是雙方同意的，債權人也不至于發生因不知而錯過訴訟時效期間的現象。

從訴訟時效期間縮短的設想來看，能夠維護法律的平等，在保護了權利人利益的同時，也維護了社會的整體利益。權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權利將會對法律以及社會的發展不利，因為這會減慢民事流轉，因此縮短訴訟時效將會促使權利人積極行使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也更體現了法律的嚴肅面。

四、結語

訴訟時效的實際意義在于更好的維護法律的公平性、保護當事人利益以權衡社會利益。是否應該通過改變訴訟時效來促使這項制度更好地為當事人和社會服務，是當前我們應該積極探討的問題。延長訴訟時效期間與縮短訴訟時效期間兩者到底哪個更有利于平衡社會整體利益與權利人利益，平衡效率與公平，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現有訴訟時效期間規定的基礎上，首先應當將訴訟時效期間延長至5年甚至更久，以充分地保護權利人的利益；在設置較長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的同時，也應當設定一個或者一組短期的訴訟時效期間，以維護經濟秩序和法律秩序。可以說改變訴訟時效制度勢在必行，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現有的訴訟時效制度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完善訴訟時效制度才能更加有利于法律的發展。延長訴訟時效期間應當規定多長，規定的短期訴訟時效期間應當如何設置，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考察的問題。特別是要有相當的實證性調查研究作為支撐。也許經過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我們才能發現到底哪一種改變更適合我國的法律制度，才能更匹配社會以及經濟的發展。

注釋：

①佟林、佟楠《試論中國訴訟時效制度的完善》，經濟研究導刊，2012年版，第226-227頁。

②佟林、佟楠《試論中國訴訟時效制度的完善》，經濟研究導刊，2012年版，第226-227頁。

③如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245條規定："訴訟時效的一般期間為三年。"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197條規定："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

④霍海紅《對我國訴訟時效期間的多維反思》，法制與社會發展（雙月刊），2008年版，第138-147頁。

參考文獻：

[1]民法通則

[2]梁慧星 著《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王澤鑒 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4]李開國 著《民法總則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德]施瓦布 著《民法導論》，鄭沖編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6]霍海紅《對我國訴訟時效期間的多維反思》，法制與社會發展（雙月刊）2008年版。

[7]汪淵智、曹克奇《論訴訟時效制度的法律價值》，晉中院學報2009年版。

[8]劉苗《淺論我國訴訟時效制度的缺陷及完善》，金卡工程?經濟與法2009年版。

[9]杜貴波《訴訟時效功能的反思與重構》法學論壇2009年版。

[10]盧立太《民事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研究》，青年科學2009年版。

[11]徐鎮峰《我國訴訟時效效力新探》，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版。

篇(6)

記者: 天津城投集團的成立是天津改革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體制的產物，它是在什么樣背景下成立的?

王周喜:天津市委、市政府從2003年開始，進行了改革城市建設投融資體制的有益探索，力求走出一條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不依靠或少依靠財政資金投入、有天津特色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良性循環之路。2003年初，在國家開發銀行開發性金融理念的引導下，天津在全國率先實踐開發性融資，市政府將外環線以內96平方公里未來15年土地出讓的政府收益權作為質押，與國家開發銀行簽訂了大額授信貸款合同，專項用于海河開發、市區快速路、地鐵、城市環境、京津城際鐵路和土地收購整理項目。用這種方式進行融資并從整體上推動一個城市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在當時講應該是一大創新，這一經典案例必將載入中國金融發展史和中國城市建設史。

為管好、用好開行大額貸款，充分發揮財政投資和開發性金融的杠桿作用，把有限的財政投入和土地出讓金放大，實現對基礎設施的適度超前投入，天津市委、市政府決定搭建一個投融資平臺，構建一個市場運作的主體和項目實施的載體，通過不斷向其注入財政資金或土地出讓金收益的方式，做大這個平臺的現金流，使其具備承貸、償債和資本運作的能力。為此，天津市委、市政府組建了天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集團公司。城投集團作為承接國家開發銀行城市基礎設施大額貸款的投融資主體，負責海河、地鐵、快速路和城市環境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下轄海河公司、地鐵公司、道路管網公司和環境公司，與開行四大債項相對應。這樣，就搭建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責權利統一、借用還一體，能夠實現公司化、資本化運作”的城市基礎設施融資平臺和投資主體。

記者:天津城投集團的成立實現了對舊有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和創新，請您談談它在城建領域的經營機制。

王周喜: 天津城投集團成立于2004年11月26日，注冊資本金為161億元，天津市政府承諾到2007年，通過逐步向城投集團注入城建財政資金、規費收入和土地出讓金政府收益的形式，將資本金提高到300億元以上。

天津城投集團的經營機制是：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實行公司化規范運作，通過自我積累，滾動發展，實現城建資金“投資一經營一收益一再投資”的良性循環。其主要職能：一是負責城市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二是運用政府授予的特許經營權經營城建資產；三是通過培育上市公司，發行債券、招商引資、吸引國內外資金等途徑，募集各類社會資金，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四是負責城建相關資產的盤活和監管。

天津城投集團的成立，實現了對舊有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和創新：一是投資來源從單一財政轉向多元化，融資方式由單一借貸融資向借貸融資與直接融資并舉轉變；二是投資項目安排由行政主導型向市場驅動型的轉變；三是工作重點由項目融資推動向資本運作和資產經營的轉變；四是產權結構由單一國有型向多元主體轉變。截至2005年底城投集團及其子公司共有正式員工1000人左右,資產總量達到627.74億元，資本金到位205.91億元，累計實現融資376.6億元。

記者:天津城投集團的建立與成功運營，標志著新型投融資體制框架的形成。請您談談有哪些寶貴的經驗。

王周喜:天津城投集團的建立與成功運營，標志著一個“立足于不需政府擔保、實行政資分開，以市場為導向，有借貸銀行、有承貸主體、有項目依托、有監管機制、有償貸來源”的新型投融資體制框架的形成，使開發性金融理論在天津實現了實踐與創新，獲得了寶貴的成功經驗。

一是將土地作為資源和商品，實現城建資金的良性循環。與全國大多數城市政府一樣，天津如果僅僅依靠財政資金上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很不現實。因此，根據天津土地資源豐厚、土地需求穩定增長的實際情況，天津市政府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與加強土地管理有機結合，因"地"制宜，以土地出讓收益來償還銀行貸款本息和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進行開發性融資推動，創造了一種新的城市建設發展模式。

一方面，經過近3年時間的持續大額資金投入，使得天津市城市基礎設施水平有了一個質的提高，增加了政府收入，截止到2006年8月底，市土地整理中心已公開出讓、轉讓土地31宗、總面積337公頃(5055畝)，實現政府收益103億元。另一方面，天津市按照經營城市資源的理念，科學地制訂城市建設發展規劃，加強對城市土地的合理開發利用，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政府對基礎設施投資的價值轉移，形成了天津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后發優勢”。

二是推動了天津市相關政策的建立，帶動了城建領域投融資體制的深化改革。在開發銀行大額融資推動下，天津市委、市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帶動了城建領域的改革深化。2006年天津市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將天津市，作為開發性金融服務創新的試驗區，這也是列入全國省級政府報告的第一次。兩年多以來，天津市將地方政府的組織協調優勢和開發銀行的融資推動優勢相結合，運用組織增信原理和方法，不斷完善投融資領域的法人制度建設、治理結構建設、現金流建設和信用建設，形成了“政府導入、開發性金融孵化、市場出口”的開發性金融合作機制，帶動了城建領域投融資體制和運營管理模式的深化改革。這是國家開發銀行大額貸款項目在天津得以成功實施的突出經驗。

三是“借用管還”機制，豐富了開發性金融的實踐體系。城投集團按照天津市領導的要求，在市貸款資金使用監督領導小組直接領導下，圍繞“借、用、管、還”四個環節，從集團內外兩方面創造性地建立了對貸款資金使用監管的封閉管理機制：（一）由市貸款資金使用監督領導小組監督和審查項目進展、審批資金使用計劃，保證了使用資金目的明確；（二）是通過資金調度例會制度和干部交流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確保合法合規使用資金的銀企合作新模式；（三）對貸款資金實行追蹤審計，以預防為主嚴把資金使用關；（四）按項目類別實行切塊管理，根據要求平衡資金使用和項目建設計劃，落實責任分工；（五）對貸款資金的投放使用實行封閉運行，設立建設項目專門賬戶，對資金流向實時監督，同時加快資金周轉、提高效能。

記者:天津城投集團投融資平臺的成功運作，對加快天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對全市經濟社會發展起到哪些推動作用？

王周喜:天津城投集團不負重托，不辱使命，確實為天津加快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一是提升城市載體功能，整體交通水平進入全國一流行列。開行大額貸款項目經城投集團實施三年來，天津市區共新增道路面積1200萬平方米，建成區人均道路面積由2002年的8.46平方米提高到2005年的10.5平方米，增長24.1％。具有國內領先水平的市區快速路系統實現通車120公里，中心城區的行車速度和道路通行能力顯著提高。隨著地鐵一號線的運營和二、三號線的實施，我市的綜合交通體系開始出現，這將極大改變居民出行方式，使天津市的整體交通水平進入國內一流行列。

二是實施生態保護建設，促進了“創模”目標的實現。城投集團對大額貸款項目實施2年多以來，我市共新增綠地6000萬平方米，人均公共綠地由5.63平方米提高到9.6平方米，增長70.5％;鋪設各類市政公用管線3000多公里。污水和垃圾處理能力大幅提高，污水集中處理率從44％提高到75％，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從55％提高到81％;治理了長泰河、月牙河等10條總長104公里的市區二級河道。正是由于這些硬件條件的改善，使天津市形成了生態宜居型的新城區風貌，使創建國家環保模范城市的目標得以實現。

三是提高了城市經濟活力，增強了對內外資金的吸引力。基礎設施投資的不斷增加對拉動我市GDP連續兩位數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也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僅以海河開發為例，兩年來投入80多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已引來了近800億元的房地產投資。預計到2010年海河沿線新增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334億元，平均每年拉動全市經濟增長3個百分點，新增服務業增加值將達到172億元，增加就業崗位24.5萬個。自2003年以來，我市的GDP年均增幅達到15％左右，財政收入年均增長達到25％以上，均高于“十五”期間平均增幅。三年來，直接利用外資年均增長30％以上，兄弟省市來津投資年均增幅達到50％左右。

這表明，依托政策性銀行大額信貸資金支持，對城市基礎設施進行適度超前建設，不僅僅是做成了幾個項目，而且達到了以此促進財政增收、就業增加、城市競爭力提高的效果，從全市的宏觀層面形成了大的良性循環局面。2004年，我市被世界銀行評定為全球最具有投資潛力的城市之一。

記者:“十一五”期間，圍繞天津濱海新區的改革開放，天津城投集團的投融資規劃和主要建設目標是什么？

王周喜:天津城投集團按照《天津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總體要求，制定了《城投集團十一五發展規劃》，確定“十一五”的主要戰略任務是以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投融資為中心，實現融資1200億元、資產規模超過1500億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980億元，圍繞構建中心城區交通體系、海河開發、市區環境改造、區域軌道交通等方面，建成一批重點城市基礎設施，逐步把城投集團發展壯大為一個由政府主導的、以公益性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和政策融資為主、有一定的創利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能夠實現公司化、資本化運作的專業化投資集團。

十一五期間城投集團的主要建設目標：

建成海河開發上游段的全部基礎設施項目；建成地鐵2、3號線、東站樞紐和京津城際快速鐵路，開工建設地鐵5、6號線；全面建成總長220公里的市區快速路系統；以開放式街頭公園為點綴，以中心城區主次干道兩側綠化為骨架，以6大風景區建設為重點，全面建成綠色家園項目。

啟動海河中游段的基礎設施建設。“十一五”期間，計劃投資72億元，基本完成海河中游段的堤岸、綠化、水體治理、通航等配套工程建設等主要基礎設施項目；新建、改造總長146公里的13條骨干道路；完成6座橋梁的新建和改造工程；

加快構建市區綜合交通體系，進一步完善市區路網。到2010年，計劃新安排投資50億元，用于拓寬改造市區總長153公里的88條道路；開工建設環外快速環路，完成投資100億元；投資20億元，建成90處公交場站及部分公共停車場。

參與京秦城際鐵路、京滬高速鐵路建設，為構建城際區域交通體系貢獻力量。十一五期間，城投集團作為投資方之一，將承擔津秦鐵路和京滬高速鐵路天津段的投資建設任務，這意味著城投集團的經營態勢已經從構建城市交通體系上升到構建國家區域交通體系上來，意義十分重大，任務也十分艱巨。

“十一五”期間，天津城投集團將進一步發揮和完善投融資平臺的作用，在爭取獲得政府財政性資金注入以及增強自身造血機能的同時，采取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并舉的方式，將投融資平臺的功能發揮到更高的層次。主要融資模式有：

合理負債，利用政府規費預期收入貸款融資。繼續采用負債融資方式，依據已經政府批準劃撥的規費(如大配套費、環境改善費等)預期收入向銀行貸款貸款，同時積極尋求地方政府新的支持政策，增加新的規費收入(如中水管道和公交場站配套費、向機動車用戶開征擁堵費等)擴大融資資源。

發行企業債券，實現在國內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積極推進企業發債工作，將海河開發區域配套資金等作為還款來源，發行企業債券。目前在天津市領導和有關部門的支持下，發債方案已進入國家發改委審批程序。同時還推進資產證券化融資。計劃將我市貸款道路通行費配為快速路項目的經營收入，發行8～10年期，30億元規模的資產支持證券(ABS)。

滾動盤活存量土地資源，穩步實現內部資金良性循環。2006年10月，天津市政府專門下發了《關于加強城投集團大額貸款資金使用管理有關問題的批復》，同意在市“十一五”規劃確定的重大基礎設施周邊選擇部分地塊，將土地出讓、轉讓及經營開發的收益授予城投集團。“十一五”期間，城投集團將充分利用政府授權，加大利用土地融資和土地整理力度，穩步實現“利用儲備土地遠期收入融資進行地塊整理通過招拍掛實現收益土地再整理和設施建設”的內部良性資金循環機制。

增加自身盈利能力，多渠道吸引民間資本。城投集團還將在充分挖掘城市基礎設施可經營潛力，加強自身經營性項目的盈利能力方面著手，以經營性項目開發、特許經營權項目股權轉讓、房地產開發、項目BT／BOT／PPP等方式，吸引和引入社會與民間資本，參與到城市基礎設施的開發建設中來，逐步實現融資手段的多元化。

天津城投集團董事長王周喜最后講，“十一五”期間，天津城投集團要繼續堅持“用好城市資源，服務天津發展”的經營宗旨，牢牢把握集團發展的機遇期，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指導下，努力做到將“嚴格管理寓于熱情服務之中”，圍繞市政府確定的重大城市基礎設施項目，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建立規范運行的現代企業制度上下功夫，在增強公司創利能力和提高資金使用效益上下功夫，積極探索盤活存量和吸引社會資金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途徑和辦法，高標準、低成本地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繼續作城建領域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先行者，為天津城市建設和城建投融資體制改革做出新的貢獻。

篇(7)

回顧近幾年中國互聯網突飛猛進的發展，不難看出，互聯網已經在方方面面改變著國人的生活，利用互聯網提供的服務滿足了人們在信息、消費、購物等各方面需求。互聯網服務雖仍有賴于電信運營商提供的基礎設施，但已有了很大的獨立性；同時，隨著電信基礎設施的演進，互聯網服務的信息量和豐富度也不斷升級。互聯網本身用戶數量的擴大，需求的多樣化，也為各種互聯網商業模式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土壤。

產業新機遇

據統計，截至2014年底，我國網民人數近6.5億，擁有近5億智能手機用戶，其中網購用戶有3.61億。基于這樣一個龐大的數量，中國互聯網的未來在全世界范圍內都被看好。作為或許能領先全球的行業領域，中國的互聯網早已演變為提升傳統經濟效率的手段，也是中小企業進行業務創新的主要領域。一些新觸網的傳統行業、互聯網板塊內部細分行業的成長空間很廣闊，放眼中長期會有比較好的投資機會。近來，國內大型投資機構紛紛把投資重點轉向從事、布局互聯網相關產業的行業公司。

目前互聯網產業對所有產業呈現出加速滲透的趨勢，各種利用互聯網的產業創新層出不窮，未來互聯網的影響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都將越來越明顯。在互聯網蓬勃發展的大趨勢下，互聯網金融應運而生，這是一種利用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等一系列現代信息科技技術實現資金融通的新興金融模式。在此種模式下，市場信息不對稱程度非常低，資金供需雙方能夠通過網絡直接對接，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既擁有全球最巨大的市場，又面對著最嚴峻的挑戰。作為信息網絡技術與現代金融相結合的產物，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將對中國現行的金融組織體系形成強烈的沖擊，不同金融機構的差別分工將日趨淡化，混業經營將成為一種必然發展方向，金融監管體系也將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電子商務引發的全球商務革命和經營革命，預示著全球正在經歷從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轉移的重大轉折時期。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道路充滿挑戰，如何在挑戰中保持清晰的思路，準確地抓住機遇，積極有效地應對全球金融服務提供商的挑戰，建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新戰略，是擺在我國金融業界的新問題。

主流互聯網金融模式

1999年，中國服務于交易的支付網關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互聯網金融的興起。從最初的支付功能衍生出眾多結合傳統金融與互聯網結合的產品，互聯網金融悄悄地改變著中國金融市場的格局。互聯網最大限度地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讓更多的投資者享受到金融的便利。在此，簡要分析一下目前市場上主流的互聯網金融模式。

P2P

P2P是英文“Peer to Peer/Person to Person”的縮寫，即“個人對個人”，P2P網貸就是指個人對個人的線上借貸。P2P的實質就是把線下的民間個人私借搬到線上并打散，即單個債權人的錢借給n個人，同時，單個借款人借的錢來自n個人，以此分散風險。借款的形式分信用借款和抵押借款兩種，前一種是通過大數據分析借款人的授信額度來計算違約風險，后一種則通過傳統的信用審核流程來審核借款人信用。在互聯網金融的整個交易模式中，互聯網解決了三個問題：扭轉了信息不對稱、大數據對于個人信用的補充、交易成本的降低；來自傳統的民間借貸模式則解決了信用不足的借款人的融資需求，而且與同等金額的理財產品相比，還提高了小額投資人的投資收益率。

最早的P2P網貸模式出現在2005年的英國倫敦，這個模式在2007年被引進中國后得到發揚光大。互聯網與民間借貸的結合，造就了P2P網貸在中國的快速發展。截至目前，全國已有超過3000家P2P網貸平臺。但由于過去一個時期行業監管的缺失和網站管理人的道德風險，據不完全統計，自2014年以來平均每天至少有一家P2P網貸平臺倒閉或跑路。一些大型P2P網貸平臺，如宜信、信和貸，已經暫停了線上借款標的的功能，轉而向線下尋找借款人和投資人，并利用自有系統匹配成交。

延續P2P網貸的模式，伴隨近年來股市的火爆行情，P2P股票配資平臺應運而生。顧名思義，P2P股票配資就是借錢給別人炒股票并收取固定利息。2014年開始，線下股票配資業務在牛市的催生下火爆一時，以至于有人把線下業務結合P2P搬到線上來做。但此模式多以未實名的股票配資子賬戶來操作，具有很大的安全隱患和操作風險。2015年7月12日，證監會了《關于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活動的意見》，主流P2P配資平臺集體暫停配資業務。

目前，相當一部分P2P網貸平臺存在著以下一些市場亂象：平臺自融、期限錯配、資金池等。其中，平臺自融是指平臺發起虛假的借款標的向用戶融資，欺騙投資人，用融來的錢線下放貸或買賣股票。涉及此類行為的網站多以跑路告終，投資人的資金血本無歸。期限錯配是指利用各個借款標的之間的時間差，把新的借款用來還舊的利息，拆東墻補西墻，類似龐氏騙局。此類平臺最終的結局不是倒閉就是跑路。資金池是指所有借款先流入平臺賬戶，然后再劃撥出去，沒有第三方托管。此類平臺事實上已經涉嫌非法集資，投資人的資金風險非常巨大。最經典的例子是臺州的恒金貸，注冊資金5000萬元，上線當天的下午網站就關閉。全國各地有約30名用戶受害，總損失超過30萬元。

造成上述問題主要是P2P平臺進入門檻低和前一時期監管不明朗。在淘寶網上，一套像樣的P2P網站模板只賣13000元。2015年初，銀監會專門成立了普惠金融部來監管P2P，但細則一直未落地，使行業野蠻生長的亂象尚未得到扭轉。

股權眾籌

眾籌，即大眾籌資支持發起人（或組織）完成某件活動或項目的行為。歷史上最早的眾籌發生在1712年的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承諾，將向為他提供資金支持的每個人提供一本翻譯好的六卷四開本的引文版古希臘詩歌集《伊利亞特》。結果，這一史無前例的承諾帶來了575名支持者，最后這本翻譯著作也順利出版發行。

2009年，美國著名眾籌網站Kickstarter成立，它為大量科技產品和項目提供了融資的平臺。美國法律要求，眾籌網站只能給予提供資金支持的“股東”以實物回報，而不能給以金錢形式的回報。

很快，這種新興的模式也來到了中國。國內眾多回報式眾籌網站為許多優秀的產品和項目提供了展示和籌資的平臺。而眾籌與金融的結合，造就了股權眾籌。股權眾籌是指，普通投資人認購公司出讓的一定比例的股份從而入股公司，并在未來獲得收益，這相當于把私募股權互聯網化。具體操作流程是，項目方通過網站審核之后在網站上發起股權眾籌融資，投資人驗證成為合格投資人之后在網站上認購股權眾籌份額；若在目標期限內達到眾籌金額目標，網站便通過設立有限合伙企業等方式進入目標企業，投資人成為“股東”。等待未來企業成長之后，“股東們”通過并購、上市、回購等方式退出，獲得投資收益，此類有代表性的平臺包括京東眾籌、原始會、云籌等。

目前，股權眾籌主要服務于互聯網初創企業和實體消費型線下門店這兩類企業。前者的特點是收益不穩定，但一旦企業進入上升通道，投資者退出時獲得的回報巨大；后者的特點是收益穩定，但沒有太多上升空間。這兩種模式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只是面向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為想要當“股東”的投資人提供實現夢想的舞臺。

股權眾籌讓小額投資人有機會參與以往只有“高大上”的風投機構才能參與的一些早期的優質互聯網創業項目，并拉近了項目與未來用戶的距離，在創業初期就建立了一幫參與其中的種子用戶（“股東”）。股權眾籌平臺在這里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對接的角色：幫投資者過濾出優質項目，幫優質項目過濾出優質投資者（能帶來除資金以外資源的投資人）。平臺也會幫助包裝項目，這里所說的“包裝”是指突出項目的優點并把各項指標呈現出來，讓投資人最直觀地對項目進行評判。但目前的股權眾籌平臺大多剛剛起步，國家法律法規也還未正式落地，所以都還在摸索商業模式的階段，并沒有真正大規模盈利。

這些平臺容易出現項目風控不嚴、投資人審核寬松、退出機制無法預期、涉嫌非法集資等問題。風控不嚴主要是因為一些純線上的股權眾籌平臺沒有線下團隊，無法對目標項目做全面的審核，對于行業走向、團隊效率等風險點的把控不足。目前股權眾籌網站的投資人審核也是純線上，且不需提供資產證明材料和投資者風險測評，對于合格投資人的把關非常薄弱，未來項目風險發生后會產生眾多糾紛。

股權眾籌最大的風險還是來自于退出機制的無法預期，由于某些平臺前期的包裝過度，導致一些項目在進入時就危險重重，且和企業沒有完善的對賭機制和資金運用計劃，在若干年后如果企業無法通過資本運作方式退出，投資人的股份只是一頁白紙，最后會血本無歸。最后，這種資金募集的方式本身涉嫌非法集資，在未來兌付風險產生的時候，投資人很難用所謂的“合約”來保護自己，平臺也會陷入危機。例如，融資時簽的對賭協議在公司上市時就失去法律效應，對于投資人來說很難保障自己的利益。

互聯網金融代銷

互聯網金融代銷是指通過互聯網信息，把線下的傳統金融產品在線上撮合成交。互聯網可以解決金融產品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類似金融超市的概念可以讓投資者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和投資喜好來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這種代銷的模式也出現在了移動客戶端。

國內比較大型的互聯網金融代銷平臺都是線上結合線下的銷售模式，已經具備了財富管理的功能，例如諾亞財富、宜信財富、格上理財等，這些平臺銷售的產品大多金額比較大，適合有固定理財習慣的投資者。移動端的代表產品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余額寶”，通過在第三方支付軟件“支付寶”里植入余額寶功能，打通了網購用戶直接購買天弘貨幣基金的通道。該產品從2013年上線至今規模已經超過7100億元，成為全球第二大貨幣基金，在整個金融史上也算是空前的。

除了上述兩種通過投資門檻細分用戶的平臺，市面上還出現了全產品類別的代銷平臺，例如91金融超市、天天基金網、好買基金網等。這些平臺通過豐富的投資產品比價信息和行業新聞來引導客戶購買，賺取代銷費以維持平臺發展。最近又出現了以理財師為服務對象的私募代銷平臺“壹財富”，用“飛單”（轉推薦）的形式代銷金融產品。互聯網金融代銷平臺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為產品方和投資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乍看之下，互聯網幫助金融產品發行機構開辟了一條新的銷售渠道，但其實背后是金融數據和支付方式的創新。但如果僅止于此，互聯網代銷也只是“互聯網+金融”的簡單模式。目前的代銷平臺只是充當銷售渠道的作用，并沒有很好地通過分析客戶的個人數據，根據其風險偏好與財務狀況量身定做一套理財方案，即便是像余額寶這樣擁有龐大客戶群體的產品，也沒有利用客戶的個人數據進行產品的最優搭配和定制。

互聯網金融代銷平臺的運營策略多以銷售為導向，所以平臺聘用的大部分人員為線上和線下的銷售人員，平臺很難有足夠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所有產品進行風控把關。平臺作為信息、撮合交易的中間人，最終不出現在金融產品的交易合約里面，增加了平臺的道德風險。對于產品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平臺一般不會負責，而是由產品方和購買者直接協商。平臺在初期為了把產品推薦出去，一般很少大篇幅地在產品頁面詳述產品的風險，且一些平臺自身的風控人員很少實地考察項目，甚至有些平臺是按產品給的傭金金額大小來篩選上線產品。甚至有些基金經理會花錢讓自己的產品獲得網站首頁推薦，這中做法使平臺失去了應有的公允性。以上種種，非常容易給投資者帶來誤導。

從上面兩部分介紹中我們不難發現，在互聯網金融快速蔓延發展的時代，我們享受著互聯網帶來的便利，感受到打破時間和空間限制的優越性，但同時也必須面對其中暗藏的風險，諸如風控管理人的道德風險、平臺非法融資風險、退出機制無法預期風險、風控不嚴等。

易高能，打造高效互聯網金融平臺

互聯網的發展給金融平臺插上了翅膀，讓傳統的平臺沖破時間和空間的束縛，成為了極具統治力的商業模式。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屬于互聯網經濟。也是由此，互聯網與金融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基因沖突：互聯網要求快速、開放、創新，但金融要求穩健，要求風險管理，這就注定了互聯網金融獲得爆發式增長易，要穩健經營難。因此，對投資者來說，選擇好的金融投資平臺尤為重要，這樣不僅能保證收益，還能有效地控制風險。

“易高能”是高能資本旗下一站式的私募投融資互聯網金融平臺，它專注于私募市場的價值發現，通過專業團隊篩選私募市場的優質產品，供高凈值投資人和機構挑選投資。平臺銷售的私募產品囊括了私募體系中幾乎所有的產品類型，包括：并購重組私募債券、收益憑證、私募股權產品、私募基金、衍生品、證券公司次級債券、證券公司短期公司債券、資產支持證券、資管產品等。“易高能”平臺與國內多家大型金融機構緊密合作，為投資者提供覆蓋全方位、全行業類型的金融產品。

“易高能”借助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的優勢，打破傳統金融行業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通過線下資深團隊的配合，大幅度提高平臺產品質量，將更好的私募產品呈現給全國的優秀投資人。“易高能”以公平、公正、公開的理念將產品信息透明化，投資者可以方便地通過比較不同產品的主要元素，根據自身的投資習慣，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標的或投資組合。

“易高能”還提供優質創業項目與投資人的對接服務。企業可以項目形式發起融資，網站利用“微路演”等配套服務讓投資人與優質項目高效對接。無論機構用戶還是個人用戶，可以實時收聽語音路演并查閱項目文檔資料，無法抽出時間參加“微路演”的用戶還可以通過回放功能，選擇自己合適的時間觀看路演過程。這一功能解決了傳統路演在時間和空間上無法與用戶進行匹配的問題，同時，通過網絡路演，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參與人數，路演的效果也會大幅提高。“微路演”為廣大初創型項目提供了一個向大眾展示的機會，為“易高能”聚集大量的項目方資源。資深的線下團隊通過篩選和審核，幫投資者過濾掉不符合風險把控要求的企業，將真正有價值的項目與大眾分享。作為行業頂尖的投融資平臺，“易高能”利用大量的合格投資者資源優勢，可以幫助更多初創型企業發展壯大，最終達到投資者與企業方共贏的理想狀態。

從購買力到購買頻率，再到購買偏好，“易高能”平臺通過大量此類數據的分析，能夠鎖定高凈值用戶群體的購買習慣，然后根據客戶的需求，開發和尋找最適合高凈值用戶群體的產品，從根本上提高成功率。同時，“易高能”平臺通過對投資者進行適當性調查，對投資者的購買能力和風險投資能力進行評估，針對不同類型客戶量身定制與其投資風格相匹配的理財產品，同時，也為不同的產品找到最適合的合格投資人。

除了投資者管理，“易高能”的優勢還體現在對項目的把控上，其背后的高能資本是一支擁有專業經驗的投行團隊。高能資本于1999年成立，目前在北京、上海、廈門、江西、蘇州、無錫、深圳、香港等八地設有分支機構，擁有近百人的專業團隊。悠久的業務經營歷史及高知名度的品牌是公司成功的主要因素，并令公司先后獲得多個行業獎項及證書。2011年以來，高能資本被中國投資協會股權和創業投資專業委員會授予“年度優秀創業投資機構獎”，被清科集團、投中集團等業內知名研究機構評為“中國股權投資年度排名本土創投50強”。旗下多只基金的管理公司獲評中國投資協會年度投資案例數量10強、所投企業就業崗位數量增長20強及所投企業繳納稅金增長20強等，目前設立運營的十余只基金總規模近百億人民幣，涉及資產規模逾200億元人民幣。憑借多年的投行經驗，高能資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風控體系，無論是對內部人員的管控還是對外部項目資源的調查，每一處細節都能體現出高能資本對產品的用心。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公司投身互聯網金融行業，但其本質上只能算是代銷。它們通過傳統媒體來做通道業務，快速獲得媒體掌握的用戶和流量；另一方面，運用媒體的品牌優勢，廣鋪廣告，更容易獲得用戶信任。但金融最核心的還是風控，不接觸最核心的業務，僅僅作為代銷平臺，在互聯網金融這場大戲中，最多只是跑跑龍套。自己只做信息平臺，把風控職責交給第三方擔保機構，并將其稱為“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機構去做”，這種做法其實與廣告商并無本質區別。真正的互聯網金融應該是通過互聯網的力量，讓傳統的金融行業更上一層樓。多年來，高能資本始終堅持“發現價值，持有價值，提升價值，放大價值”的投資管理理念，不僅為地方政府、被投資企業、企業股東等創造了豐厚的經濟效益，還為各地提供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增值服務，貢獻了科學、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

資金的安全性也是互聯網金融平臺存在的風險之一，為了杜絕平臺自融、資金池和期限錯配等問題，“易高能”平臺結合了第三方支付來為資金安全把關。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和托管銀行對資金賬戶的監控，“易高能”平臺在處理業務過程中能夠做到直接對接資金與項目，不參與資金調撥，以防止平臺將資金歸為已有或是用到非平臺項目領域，這能夠完全免除投資者對資金安全的擔憂。

互聯網金融是整個金融市場的巨大創新，也是金融體系未來發展的大勢所趨。而要在這個新興行業里面可持續地發展，必須把握幾個原則：

第一，數據支持。互聯網的未來在數據，掌握了數據才能更好地為投資者服務，并配合產品方設計出符合不同偏好的投資者的產品。未來，大數據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掌握了數據就能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商業模式，真正回到交易的原點，為金融的交易雙方服務。互聯網具有分散和整合的功能，一定要利用這個天然的屬性來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和資源配置能力。

二是信用審核。平臺要為交易的雙方背書，切實地做好買賣兩端的信用審核工作和風險的充分揭示，讓互聯網更好地揭示風險并分散風險。

三是業務獨立。平臺就是平臺，不能逾越自己的權限，更不能管理和運作投資者的資金。

四是合法合規。從古至今，商業總是走在法律前面。互聯網的出現顛覆了人們消費生活中的很多習慣，但不能改變法制社會的本質。法律的紅線堅決不能觸碰，對于金融市場必須抱有敬畏之心。

易高能的未來

通過不斷的摸索和改善，“易高能”未來將打造成一個超級互聯網金融平臺（或稱互聯網金融超市），所有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的消費者（包括資金供需雙方），都可以在這個超級平臺上登記注冊，開展業務，通過開放的平臺進行透明化溝通，共享平臺服務。

要成為理想化的互聯網金融平臺，通過多元化需求無縫對接供需雙方，提高效率，規范市場，“易高能”將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作為平臺的建設者和維護者，將打造和維護一個功能健全、高效便捷、安全可靠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包括硬件、軟件和基礎設施），并為用戶提供接口或登錄入口，保持與用戶（包括金融機構）通暢的信息傳遞。

第二，建立完全真實、便于認證的用戶信息系統和數據庫。按照監管規定，認真核實用戶身份（確保用戶實名制），保留用戶身份核驗的基本信息（如身份證號、專用密碼等）并嚴格保密，保證用戶信息安全和方便交易認證。

第三，建立靈活便捷的信息索引和搜索引擎。金融產品或服務的供需雙方通過輸入供需基本信息，由“易高能”平臺提供快速便捷準確的查詢和交互，不斷縮小供需雙方的交流范圍，提高交易或借貸等金融活動的效率和成功率。

第四，提供中介服務。“易高能”平臺提供金融交易所必需的第三方支付、登記或托管服務，或交由專門的登記公司或托管銀行辦理。

第五，進行交易處理和信息采集與分析。對于所有用戶、交易、金融產品、賬戶余額等信息，“易高能”平臺都會進行全面的記錄和處理，這需要很好地運用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建立快捷、準確、安全的查詢系統、對賬系統、用戶分析系統、交易和產品分析系統、風險分析和控制系統、社會征信系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