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綠色技術創新理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排污權交易； 綠色技術創新； 排污模型

中圖分類號：F27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315（2014）05-176-001

本文討論在完成排污權的初始分配后，在排污權交易市場存在的情況下，企業的決策行為及博弈對策行為，排污權交易市場均衡價格的形成等問題，從而得出排污權交易對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定量分析模型。

一、基本模型

1.模型假設

假設1：設總的污染量上限為M，政府向第i個排污企業分配的初始排放許可證mi(i=1，2，…n)。

假設2：設某企業排污需求量qi為企業產量Qi的單調遞增函數，其比例系數為r，則Qi=r×qi。

假設3：污染控制區內有n個排污廠商，廠商i的排污水平為mi，污染治理能力為xi(i=1，2，…n)，獲得的初始排污權為vi。

假設4：廠商i的交易成本T(vi)是交易量vi的函數，廠商i的污染治理成本函數為C(xi)，廠商的生產成本函數為F0。

假設5：假定政府實行嚴格管制和罰款制度，即企業不存在超標排污情況，并且選擇固定價格出售的排污權分配方式，許可證價格記為PC。

2.模型提出

根據成本最小化原則，企業的最優化問題為：

MinC=Pc×mi+p×qi-mi-xi+C(xi)+T(Vi)+F0（1）

其中：P排污權交易的市場交易價格，p×qi-mi-xi表示用于在排污權交易二級市場購買排污權的成本；C(xi)表示用于治理污染的成本；T(vi)表示交易成本；F0表示生產成本。

以污染治理能力xi為自變量對（1）式求偏導并令其等于0。

分析：

a.如果企業i是排污權的購買者，則企業的邊際治理成本為：

■=p+(B'×r)+■（2）

b如果企業i是排污權的出售者，則企業的邊際治理成本為：

■=p+(B'×r)-■（3）

二、企業決策選擇

2.1企業選擇綠色技術創新來出售排污權

當企業進行排污權交易，其交易價格大于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邊際治理成本時，即P＞■時，排污企業會選擇進行綠色技術創新，進而出售富余的排污權以獲得更多的收益。所以，是否存在交易成本，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會毫不猶疑的選擇繼續綠色技術創新。

2.2企業在原有技術水平下購買排污權

當排污權市場交易價格大于排污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邊際治理成本時，即P＜■時，排污企業不會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它將選擇在二級市場上購買排污權來節約成本，而不選擇進行綠色技術創新。

文章建立了企業排污模型并利用其模型分析排污決策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以期帶動更多綠色技術創新的應用，使技術與經濟發展更加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為企業轉換和改進綠色技術創新模式提供理論支撐和路徑參考，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環境的和諧統一。

項目資助：河北聯合大學輕工學院科學研究基金資助

2013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項目HB13GL022《企業價值鏈重構與碳排放研究――以河北鋼鐵集團為例》的子課題。

參考文獻：

[1]VAN EGTEREN H WEBER M. Marketable permits,market power and cheating[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0:161-173

篇(2)

關鍵詞　企業綠色創新；環保約束；企業績效：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X1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0)06-0111-07

對環境保護問題關注的與日俱增已是全世界范圍內普遍現象。企業要生存發展必須通過改進環境績效以遵循環境管制、滿足客戶對環境的關注、減輕產品或服務對環境的影響來提高競爭力。中國長期以來沿襲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使得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尤為突出，2008年的金融風暴對我國的影響更是清晰的暴露了傳統增長方式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弊端，而強調發展綠色經濟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再一次顯示了未來經濟發展走綠色、可持續道路的必然性。面對環境保護的約束，廣大工業企業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的路徑選擇成為需要探討的重要問題。根據波特提出的理論，政府環境管制通過激發企業創新而帶來經濟效益，在我國現階段的政策、市場下，激勵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驅動力是否有效?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對績效提高是否有積極作用?綠色創新活動能否成為企業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的“橋梁”?本文試圖從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中介效應的視角來分析環保約束和企業績效的關系，為企業實施綠色創新戰略，實現環境績效和經濟績效雙贏提供依據。

1　理論模型構建

1.1　相關文獻回顧

對企業因環境保護而帶來的對競爭優勢的影響，一直是國外很多學者所研究的熱點。傳統的觀點認為環境保護和績效之間存在固有的沖突，這類觀點或是認為環境保護只能增加成本、占有生產資金，從而對企業績效產生負面影響。美國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rter教授和Porte與Vander kinde提出了有創造性的“波特假說”(Porter hypothesis)。Porter認為：“恰當設計的環境規制可以激發被規制企業創新產生效率收益”，達到“雙贏”。波特的這一想法遭到了很多經濟學家的質疑，例如Gray和sha~g4an對美國的紙漿與造紙、石油提煉和煉鋼業的研究發現，反映規制嚴格程度的企業污染治理成本與生產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提高環境績效并未給企業帶來足以彌補遵循成本的收益；然而很多經濟學家接受并論證了這一觀點，如B C Bonifant，M BAmold和F J Long提出通過創新，減少在環境方面的成本從而獲得競爭優勢。兩方的爭論一直沒有達成共識，Jaffe，Peterson，Ponney，和Stavins在回顧超過100篇研究文獻后，發現幾乎一半的研究發現環境保護對企業績效有積極作用，而另一半發現有消極作用或是沒有影響，這似乎使得研究陷入了混淆中。

出現這種研究現狀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家把關注的焦點過多的集中在環境保護是否會給企業帶來成本負擔上，對于環境保護所可能激發的企業創新的作用缺乏更多深入的探討。Porter提出環境管制通過激發創新而產生經濟收益，而在“波特假設”的研究文獻中，對企業在環境方面所采取的創新策略是實現環境保護和經濟績效“雙贏”的中介這一重要思路的研究論證相對較少，對質疑者提出“即使環境保護能推動新技術的采用，但是新技術是否能彌補以前的投資或是在環保標準上升以后是否還能增加企業收益還未可知”沒有給與有效的回答。

Xepadeas和Zeeuw論證了在合理的情境下，環境保護激發的創新也許能減輕甚至完全抵消環境規制帶來的成本。Ursula Tr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以德國慕尼黑地區汽車工業為案例驗證了環境管制壓力下推動的創新對企業競爭優勢有促進作用。而對于處于經濟發展轉行期、制度環境不是很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實施嚴格的環境管制所帶來的環保壓力對企業績效的有何影響?環保壓力能否激發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綠色創新能否為企業帶來的經濟績效的提升?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和認識，對于指導全球綠色化經濟、科學發展的浪潮中，中國企業主動處理好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路徑選擇以及建立綠色創新戰略，能夠提供切實可行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借鑒。

本研究旨在回答兩個問題，一是環保壓力能否促進企業進行綠色創新活動?在本研究中企業所面臨的環保壓力除了直接的政府環境政策造成的推動力外，還包括來自綠色市場的拉動力，把這兩種力作為促進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驅動力進行分析。二是綠色創新策略能否在環保壓力和企業績效間起到中介作用?目前大部分的實證研究都傾向于直接驗證環保壓力對企業競爭績效的影響，而忽略了綠色創新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在波特假說的基礎上，構建模型來檢驗綠色創新在環保壓力和企業績效之間是否有中介作用，以驗證“雙贏”的實現路徑，確認綠色創新的重要地位。

1.2　理論假設

基于以上兩個問題設計本文的基礎理論模型。模型設計涉及兩個部分的路徑：一是解釋企業綠色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二是分析企業綠色創新本身受外部環保壓力的驅動。

1.2.1　環保壓力對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驅動

(1)環境政策推動力與企業綠色創新。波特假設認為，企業主動采取環境防治措施而獲得競爭優勢的前提是存在政府政策約束。因為在沒有政府規制的情況下，環境污染外部性的存在導致單個企業沒有主動進行污染治理的動力，企業寧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獲得經濟收益與競爭優勢。根據這一理論，企業面對來自各方面的環保壓力而進行污染治理的初始驅動力在于政府的環境經濟政策。Brunnermeier和Cohen對美國146個制造業的分析表明，環境專利數量與環境規制強度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許慶瑞通過對江浙50余家企業62項環境技術逐一進行案例分析，發現政府政策法令的強制是企業外部環境技術創新最重要的動力源。黃德春和劉志彪通過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術系數分析發現，環境規制在給企業帶來直接費用的同時，也會激發一定程度的技術創新，部分或全部抵消這些成本，因此環境規制可以同時減少污染和提高企業生產效率。據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一個假設：

H1.外部環境政策對企業綠色創新活動有正向推動作用。

(2)綠色市場拉動力與企業綠色創新。企業對環保壓力的響應與市場機制本身有著最為直接的關系。當綠色

滲入競爭格局，消費者、供應商、其它競爭企業等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各利益相關者對綠色的選擇和重視，將推動企業為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適應市場需求、得到獲得更大利潤的機會而主動進行綠色創新，如積極開發綠色產品。因此，市場的力量是企業綠色創新最有力的拉動。YousefEiadat，Aidan KeHy，等論證了企業進行環境方面的創新與受包括消費者、供應商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在內的壓力有關；Ursula Tfiebswetter，Johann Wackerbauer也分析了綠色創新受消費者壓力驅動。據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二個假設：

H2.綠色市場的拉動力對企業綠色創新有正向促進作用。

1.2.2　企業綠色創新與經濟績效

創新對績效的促進作用已得到廣泛公認，而在此基礎上擴展出的旨在節能、降耗、減少污染、改善環境質量的綠色創新對企業績效也應有正面的促進作用。綠色創新對績效的促進作用可能源于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綠色創新鼓勵資源的合理使用，減少浪費，從而帶來“資源生產力”的提高；二是綠色創新帶來的新的發展思路，引導企業通過新的方法節能降耗中獲益，改變傳統只從回收“三廢”排放物中的有用物作為副產品獲取經濟效益的單一途徑；第三，綠色創新可以為企業帶來的“技術補償”效應，有助于降低生產的“x－非效率”的影響或實現生產的“x-效率”，從而提高經濟效益。據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三個假設：

H3.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對企業績效有明顯正向影響

1.2.3　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中介效應

波特假說與傳統理論相比創新就在于他強調政府環境管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問接的，必須通過刺激企業采取環境創新策略才能達到，這種間接影響的觀點事實上就是認為綠色創新在環保壓力下實現經濟效益的提高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當企業把綠色放進整個改善生產力的流程中，通過創新的綠色設計、綠色生產、綠色經營帶來的資源生產力的改善和提供綠色產品帶來的溢價效果，抵消或超越因改善環境影響所帶來的成本，就能獲得新的競爭優勢。Yousef Eiadat，Aidan Kelly，等以約旦化工行業企業為案例，對企業環境創新戰略和企業績效之間的聯系進行了實證檢驗，證明了企業環境創新戰略是一定外部環保壓力和企業績效之間的中介。據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四個假設：

H4.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在環保壓力和企業績效之間起中介作用，企業通過變環保壓力為創新動力，達到提高績效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構建出本文的基礎理論模型。

2　研究方法和數據

2.1　量表設計

根據前文的研究假設和理論模型，本研究通過搜索國內外的相關文獻設計了各個變量的測量問卷，需要測量的變量包括：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環境政策、綠色市場、企業績效。綠色創新按照創新活動涉及的不同方面設計，初始測量條款設計了包括四個方面共13項指標在內的指標體系；環境政策從國家、地區、行業三個層面設計了3個測量指標；綠色市場從國際市場、市場利益相關者(顧客、供應商、競爭企業)方面設計了4個測量指標；企業績效設計了3個財務指標和2個定性指標。問卷采用likert5點量表設計，對每一個問題根據實施情況與效果設計了5個等級。

初始量表設計完成后首先采用專家調查法進行測評調整，將調查問卷發放給了10個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回收后根據專家意見進行了修正。第二步進行了小樣本預調查，在南京選擇了5家企業(本研究預計調查的企業中選擇)發放問卷進行與調查，根據回收的問卷數據分析對量表進行進一步修改。經過指標的刪除和歸并后，得到如下表1所示的量表。其中技術創新、生產創新、營銷創新三個方面設計，共計11個測量指標；環境政策從國家、地區、行業三個層面設計了3個測量指標；綠色市場從國際市場、市場利益相關者(顧客、供應商、競爭企業)方面設計了4個測量指標；企業績效指標選擇了3項財務指標。

2.2　數據收集分析

本研究將研究對象樣本選定在制造業企業。制造業是國家生產能力和國民經濟的基礎和支柱，是創新的主要承擔者，以制造業企業為樣本進行研究既兼顧了重污染行業的代表性，又體現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本研究的數據收集采用了問卷調查的方式，為了確保問卷的回收和調查內容的準確，問卷發放和回收均采用現場發放和回收。在調查前首先對調查者詳細說明了本研究的目的、內容以及各個變量測量項目的含義。考慮可操作性，選擇以筆者所在的江蘇省為調查問卷發放地，因此研究對象樣本就鎖定在江蘇省的制造業企業。鑒于問卷中涉及一些企業經營管理方面較專業的問題，問卷要求由被調查企業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填寫。

問卷發放250份，收回242份，按是否缺漏和是否認真填寫剔除無效問卷，最終得到的有效問卷為230份。蘇南地區企業為84家，蘇中地區為35家，蘇北地區為30家，行業涉及幾乎所有的制造業行業，其中化學化工行業樣本占38.69％，機械、電氣、電子設備行業占20.86％、金屬非金屬行業占8.26％，其它等制造占32.45％。從調查企業性質看，國營、集體樣本占35.65％，民營、私營樣本占30.43％，合資、外資33.92％。從企業資本規模看，資本額在1億以上的企業約占31％，1000萬以下的企業占15.72％，其余企業在1000萬～1億元之間。

2.3　量表信度分析與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問卷使用修正后項總相關系數(c1TC)來凈化測量項目，利用Cronbach’s a系數檢驗問卷的信度。計算結果顯示問卷項目各部分信度皆在0.7以上，說明問卷有良好的信度。同時每一部分的C1TC和信度分析均大于0.5，都不需要刪除。

經過主成分法提取出6個因子，其累計解釋方差百分比為84.06％，表示6個因子很好的反映了樣本的信息。經過方差最大旋轉后得出的因子載負荷矩陣顯示，因子分析法的分類結果和本研究預先假設的測量量表分類十分吻合，從而驗證了量表的結構效度(限于篇幅的原因，具體計算過程略)。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將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分成技術、生產、營銷這3個活動的要素來測量，據此將假設修正為：

H1a.外部環境政策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1b.外部環境政策對企業綠色生產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1c.外部環境政策對企業綠色營銷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2a.綠色市場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2b.綠色市場政策對企業綠色生產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2c.綠色市場政策對企業綠色營銷創新有正向驅動作用；H3a.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績效有明顯正向影響；H3b.企業綠色生產創新對企業績效有明顯正向影響；H3c.企業綠色營銷創新對企業績效有明顯正向影響。

2.4　結構方程模型

本研究主要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SEM)，使用AMOS軟件進行實證分析。分析分

兩步進行，第一步是測量模型的驗證，對于觀察變量指標與潛變量間的關系，驗證所設計的變量是否適合進入結構方程；第二步是結構模型評價，驗證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的潛變量共有6項，分別是環境政策、綠色市場、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生產創新、綠色營銷創新、企業績效，觀察變量共有21項(見表1)。

測量模型和結構方程的適配度檢驗均參考Bollen的建議：“應該慎重地參考多個不同類型且性質穩定的指數報告多項測量結果，而不能只依賴某一種選擇”選擇包括x2/df、RMSEA、GFI、AGFI、NFI、IFI、CFI在內的各項指標。

3　結構方程分析

按照前文的設計分兩步進行結構方程分析，驗證設計的模型并分析潛變量關系，并進行模型的擬合和評價。

3.1　測量模型的驗證(驗證性因子分析)

所有變量的測量模型如圖2所示，觀測指標和潛變量之間單箭頭上的數字表示因子負荷。通過對整體模型的潛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可以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區別性。驗證性因子分析的擬合效果比較理想，x2/df=2.109，RMSEA=0.034，GFI=0.911，AGFI=0.906，NFI=0.873，IFI=0.929，CFI=0.903，除NFI指標略低于理想值0.9外，其余指標均優于理想值，測量模型有效。而從測量模式各因子的信度和效度看，所有測量指標的標準化因子負荷均大于或接近0.7，R2值均大于0.5，因子信度較高，AVE均大于0.5，可視為有很好的聚合效度。

3.2　整體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3.2.1　綠色創新的中介效應分析

為了驗證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在環境與績效關系中起到了中介效應，本研究按baron和Kenny所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四個條件展開分析：第一，中間變量對自變量的回歸，即計算外部環保約束對綠色創新的影響；第二，因變量對自變量的回歸，即計算環保約束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第三，因變量對中間變量的回歸，即計算綠色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以上三步計算結果除第三步中企業績效對綠色營銷創新的回歸路徑系數不顯著外，其他路徑系數均顯著，說明環保約束對綠色創新的影響模型、環保約束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模型成立，綠色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模型基本成立，判斷中介作用的條件1、2和3得到證實。(限于篇幅的原因，具體計算數據不在此詳細列出。)

第四，企業績效同時對環保約束和企業綠色創新回歸。在中介模型下，環境政策、綠色市場影響企業績效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均明顯下降為不顯著，因此，根據判定中介作用的條件：企業績效同時對環保約束和綠色創新回歸，綠色創新的回歸系數達到顯著性水平，環保約束的回歸系數明顯下降甚至減少到不顯著水平，說明綠色創新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設4得到了驗證。

3.2.2　模型擬合與比較

在確認綠色創新起完全中介作用的基礎上對模型進行擬合和評價比較。模型1是本研究設計的基礎理論模型，結構路徑設計為從環境政策、綠色市場到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生產創新、綠色營銷創新，再從綠色技術創新、綠色生產創新、綠色營銷創新到企業績效。另外構建2個測試模型，模型2從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分別增加一條直接的路徑到企業績效，模型3中刪除了基礎理論模型中不顯著的路徑。模型運算結果如表2所示。

從三個模型的數據比較結果來看，比較模型3在各項指標方面要略微優于理論模型1和比較模型2；而理論模型1和比較模型3除了在x2/df方面有略微差異外，其他指標方面沒有差異，比較模型3剔除了理論模型中1關系不顯著的路徑，因此略有改善。雖然比較模型3的擬合程度較高，但是并沒有改變理論模型的變量間關系結構。此外，比較模型2中從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到企業績效的路徑，在P

3.3　假設檢驗的驗證及結果分析

理論模型的假設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兩條影響路徑、一個中介作用假設基本得到驗證。驗證后理論模型見圖4。具體來看，除假設Hla和H3c外，其余均得到驗證。

(1)環境政策與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環境政策總體上看對綠色創新起正向促進作用，其中環境政策對綠色生產創新的影響系數最大，其次是綠色銷售創新，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不顯著。從這一結果中可以看出，由于目前國家對企業清潔生產、產品的綠色或環保標準都有了比較嚴格的強制規范，并進行了必要的檢查和監督，因此企業的創新活動也多在這兩個方面展開。而目前的環境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還不能起到很好的激發作用，出現這一現象可能源于并非所有的環境政策都能刺激技術創新，目前我們國家的環境政策還多以行政命令的“外部約束”為主，缺乏更有效的與綠色技術創新相關的專利保護制度、經濟手段、財政手段等“內部激勵”，這都可能影響對創新活動的驅動。

(2)綠色市場與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綠色市場是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正向驅動力，其中綠色市場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綠色營銷創新，再次是綠色生產創新。這說明綠色市場的壓力是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主要驅動力，大部分企業都已經意識到，要在現在的綠色化的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必須進行創新，創造自己的綠色技術優勢，領先一步。而面對越來越多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青睞，企業也已基本具備綠色營銷的意識，用綠色產品吸引消費者，標新立異。

(3)企業綠色創新活動驅動力比較。從總體看，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相比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刺激較弱，這也說明市場這一手段是刺激企業創新的主要驅動力，而我國目前的環境政策仍是以行政強制命令為主，缺乏有效的環境經濟手段，因此，大部分的企業面對環境政策，仍然是被動應對為主，政府強制的規定則執行，未強制的則避開。所以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仍要強化環境經濟手段的運用，以激發企業的創新積極性和主動性。

(4)企業綠色創新活動與企業績效。整體來看，企業綠色創新活動對績效起正向促進作用，從創新活動3要素具體分析看，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績效的直接效果最明顯，其次為綠色生產創新，綠色營銷創新對企業績效的效果不明顯，這似乎與一般認識不同。我們的解釋是相對于技術創新和生產創新直接從節能、降耗、節約和循環使用資源上人手提高資源生產力，降低成本從而提高效益相比，綠色營銷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有一個被市場接受的過程。同時也說明目前企業受綠色需求驅動，綠色產品的開發上已經有了足夠的重視和認同，但是在綠色營銷手段的創新上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綠色溝通手段或是綠色品牌的樹立還有待加強。

4　結論

在大樣本調查的基礎上，本文通過構建結構方程，實證檢驗了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這兩類環保約束對企業綠色創新的驅動和企業綠色創新對環保約束影響企業績效的中介效應。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

(1)環境政策和綠色市場是企業實施綠色創新活動的驅動力，其中綠色市場的拉動力要強于環境政策的推動力。企業績效與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直接正相關，其中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的正相關最明顯。根據這一結論和模型計算結果，可寫出本研究的結構方程：

企業績效=0.34×綠色技術創新+0.33×綠色生產創新+0.07×綠色營銷創新+d4(殘差)

綠色技術創新=0.13×環境政策+0.43×綠色市場+d1(殘差)

綠色生產創新=0.24×環境政策+0.25×綠色市場+d2(殘差)

綠色營銷創新=0.23×環境政策+0.28×綠色市場+d3(殘差)

(2)企業綠色創新在環保約束和企業績效之間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企業所受的環保壓力必須轉化為綠色創新動力、通過綠色創新的中介作用才能達到正向影響經濟績效的目的。因此，在綠色發展的大環境下，企業只有重視創新、實施創新，才能變壓力為發展動力，達到“雙贏”的狀態。

篇(3)

關鍵詞：生態倫理；技術創新；綠色技術創新；價值觀

在傳統技術創新的影響下，企業只是單純的追求經濟上的利益，忽視企業行為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利用大量的新技術加大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力度，從而造成了自然資源，如森林、荒地、湖泊、沼澤、海岸、礦產等的不斷減少，也造成了日益加劇的物種滅絕、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等生態災難。綠色技術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手段，得到了廣泛的重視和運用，綠色技術創新成為創新理論和實踐研究上的新視點。綠色技術創新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人的生態化的技術生存，即實現綠色的價值觀、文明觀的回歸。

一、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機制的優劣分析

（一）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機制

1、 政府角度。政府在綠色技術創新中占主導地位，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通過制定法律政策和發展計劃宏觀引導綠色技術開發，主要從環境保護的立法、執法與監督上深入研究；強調經濟手段的運用，主要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用來保障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排污稅、燃料稅和污染產品稅；強調政府資金投入的傾斜，如對企業和相應科研機構的直接撥款、信貸優惠、政府購買企業綠色技術產品等。

2、企業角度。主要強調市場利潤的驅動，通過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與綠色產品的生產引導消費者的綠色消費傾向，從而獲得巨大的利潤，并支持企業不斷深入的綠色技術創新與綠色產品的生產供應。

3、科研機構角度。形成了多層次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強調科研機構與政府發展規劃的協調，透析政府的環境發展戰略目標；強調科研機構與企業的聯系與合作，在企業苦于技術匱乏的時候，科研機構可以與企業聯合，既能解決經費問題，又可為企業攻克綠色技術的難題；強調科研機構的國際合作與對話，充分引進與吸收國內外的先進成果。

（二）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機制的優劣分析

政府機制在綠色技術創新機制中起主導作用，引導著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為綠色技術創新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一是法律手段。法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促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最重要、最有效的外部強制力量，政府通過制定法律政策，為若干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法制定實施細則，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有良好的制度環境，編制環境科技發展計劃，推動建立國家環保產業技術創新。二是經濟手段。通過計劃、立法等手段能讓企業利用環境時付出相應的經濟代價，提高企業的生態意識。把超標收費改為排污收費，開征環境資源稅，將污染環境的成本內在化，對采用綠色技術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和補貼等。三是資金投入。政府的投資是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資金投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政府遠離市場，由政府直接組織和推進技術創新，很難有效利用技術創新與市場之間的反饋回路，也不能根據市場變化對技術創新進行適時調整。市場的需求是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原動力，如何有效地引導與增加市場對綠色食品的需求，關系到綠色技術創新的順利進行。目前機制強調市場利潤的驅動，通過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與綠色產品的生產引導消費者的綠色消費傾向，從而獲得巨大的利潤，并支持企業不斷深入的綠色技術創新與綠色產品的生產供應。科研機構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這種獨立經濟效益對自身的制約可以激勵科研機構走向市場。但是同時，科研機構又必須考慮政府的宏觀經濟發展戰略。所以，科研機構在透徹分析了政府的環境發展戰略目標之后，可以與企業聯手合作，一起開發綠色技術創新項目。

（三）基于生態倫理的企業綠色創新機制的提出

從目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機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論從現行機制的哪個方面出發，優或劣，其約束都是來自外部約束，是一種外部行為，一種強迫的行為，它缺乏一種內部的約束，當這種外部約束手段減弱或不完善時，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動力就會減弱或喪失。而綠色技術創新不僅僅是強調其科技價值和經濟價值，更主要的是把保護生態環境，減少資源消耗，將維持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平衡作為追求的價值目標，所以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更需要內部的約束――生態倫理思想，讓企業從自身出發，自覺、主動地進行綠色技術創新。

二、基于生態倫理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機制的構建

（一）基于生態倫理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內部機制的構建

生態倫理觀就是把協調人與人關系上的倫理道德規范拓展到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從理性角度去維護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生態倫理觀指導著企業在日常的經營過程中，處理好企業與外部生態環境的關系，影響到企業的技術創新決策。樹立企業的生態倫理觀，首先，要認識到實施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加強對綠色技術創新的認識。其次，應對員工進行綠色教育，加大綠色創新和生態倫理思想的宣傳力度，使員工認識到綠色技術創新的實施關系到企業自身乃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自覺地樹立、維護企業的“綠色”形象。再次，通過實施有效的生態管理，不僅可以促使單個企業的生態化轉變，還可由點及面、推廣普及，引起宏觀經濟環境及整個社會風尚的生態化轉變。綠色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企業，而在企業當中實行創新行為的是人，人是理性的，如果可以讓進行技術創新的人，本身就意識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意識到生態利益相對于當前的經濟利益更為重要的時候，作為創新主體的人在進行技術創新的時候就會把生態倫理的因素考慮在內。企業家作為企業文化價值觀的培育者和倡導者，是決定企業文化價值觀發展方向的主導力量，對企業生態倫理的建設起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企業家必須具備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生態意識和生態行為。只有企業家在企業創辦初期就樹立生態倫理價值觀，認同這種觀念，增加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并在自己的日常行為及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貫徹這一觀念，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才能成為一種可能。生態倫理必須回歸到企業當中，結合其生產經營管理，由純粹的經濟型管理向生態型管理轉變，勢在必行。實踐表明，中國企業微觀生態經濟管理薄弱是造成綠色技術創新開展不力的主要障礙因素之一。建立企業綠色技術創新體系，要求企業進行管理創新，建立一種能夠取得社會、生態、經濟與人的發展綜合效益目標的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以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為中心，調整變革企業內的組織結構和功能，要進行企業制度創新，要創建生態企業文化，這就是生態管理。企業在管理的對象、目標、任務、職能等方面都應體現出生態與經濟的兩重性，不僅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還要遵循生態規律的要求，自覺協調經濟與生態環境的發展關系，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三贏”。

（二）基于生態倫理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外部機制的構建

1、政府宏觀調控體制的生態化。生態經濟型宏觀調控體制是國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局的駕馭，其基本要求是國家為實現生態與經濟的協調一致，以保護生態環境的政策為導向，以生態經濟法律、法規為保障手段調節、干預和控制體系。政府利用這一調控體系，可以矯正企業生產的負外部效應，形成一種保護生態環境，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氛圍。就綠色技術創新層面上講，國家的生態經濟型宏觀體制要體現國家對綠色技術創新項目的支持，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要有所傾斜。具體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選擇有利于環境保護與經濟健康發展相統一的產業結構、生產結構、能源結構、技術結構和消費結構；淘汰存在嚴重污染的產品和工藝，大力發展綠色產業。政府的宏觀政策不僅要考慮社會全局、整體和長遠的利益目標，還要考慮到制約全局、長遠利益的生態平衡問題，中央或地方政府在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時候要加大生態平衡因素的權重，這樣資源才能向有利生態環境建設領域流動。

2、建立符合生態平衡要求的法律制度。現行科技法律制度主要以傳統人類中心思想為指導，表現出十分明顯的經濟至上性，難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時代要求。同時，中國現行科技管理的法律制度對科學技術可能給生態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考慮不夠，缺少前瞻性和預警性。在中國生態法律制度的建設過程中，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在現有的科技立法中導入生態理念，科技立法將綠色技術創新作為科學技術發明、應用和推廣的標準，考慮其環境效益、生態標準；健全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法律制度，使耗費自然環境對社會產生的成本能夠計入產品成本中，充分反映自然資源與環境價值；健全促進和引導生態消費的法律制度，提高綠色技術的市場競爭力，以利于綠色技術的推廣。建立生態平衡的法律制度，要明確各種造成生態破壞后果的經濟行為的法律責任，明確企業應該承擔的生態責任，提高企業在經營創新決策過程中的生態平衡目標選擇權重。

3、建立綠色生態消費倫理觀。綠色消費是以精神需求和生態需求的增加來換取物質需求數量的降低的體現，當前大量綠色消費者的涌現就是對這一規律正確性的很好例證。“調查表明89%的美國公民對其購買產品的環境影響十分關心，大約有78%的人愿為購買綠色產品多支付5%的費用。在荷蘭，大約70%的人在購物時會選擇有綠色標志的產品”。根據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的一項專題調查顯示：71.3%的人認為環保產業、開發綠色產品對改善環境狀況有益處，53.8%的人愿意使用綠色產品，37.9%的人表明購買過綠色產品。綠色消費需求是綠色技術創新的基本動因和最終目標，它引導企業技術創新的生態化發展方向。沒有大量綠色消費者的有力支撐，生態化技術創新就無法實現。因此，樹立消費者環保意識，提高消費者素質，規范和培育綠色市場，是促使企業走生態化技術創新之路的強有力的措施。

4、建立科研機構生態倫理觀。科研機構是獨立于企業的，主要從事基礎科學技術研究的機構，為國家與企業的發展提供基礎科學技術支持，這些基礎科學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企業，特別是沒有太大技術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方向。由此，有必要構建一種新的生態倫理價值觀氛圍，促進科研機構加大對綠色基礎生態技術的研發，加大對企業在綠色技術創新行為上的支持。為此，國家或地方政府要從宏觀上指導各類科研機構的科研方向，如制定相關綠色產業發展政策，保證科研機構科學研究的生態化，加大對綠色基礎技術的開發；加強科研機構內科技創新人員的生態價值觀教育，使其認識到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性，自覺地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加大對科研人員的激勵，特別是精神方面的激勵，強調科研人員的人生價值、社會生態價值的實現。

參考文獻：

1、俞國平.試析綠色技術創新的制度障礙[J].生態經濟,2001（12).

2、彭福揚,王勝.以綠色消費創新促進技術創新生態化轉向[J].求索,2005（2).

3、李鴻燕.淺析綠色技術創新主體系統的構建[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

4、（德)赫爾穆特?施密特著;柴方國譯.全球化與道德重建[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5、鐘建平.生態倫理與綠色經濟[J].麗水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3（6).

6、吳禮民.略論企業的環保責任和社會責任[J].武漢工業學院學報,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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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空間計量經濟學 綠色創新 節能減排

1、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研究的主要進展

1.1、應用領域廣泛

一些領域明確結合了空間因素的模型以及相應的空間計量經濟學應用，如區域科學、城市和房地產經濟學、經濟地理；而且在更多的經濟學傳統領域的各種經驗調查研究中，也越來越多地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如需求分析研究、國際經濟學、勞動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和地方財政、農業和環境經濟學。在一些涉及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文獻中，對如何處理與結合數據的地理屬性的模型相適合的備擇模型、估計量和檢驗統計進行了越來越多的討論。

1.2、理論驗證增加

空間經濟學應用領域的廣泛發展，重新對與經濟地理學有關的馬歇爾外部性、聚集經濟及其他溢出效應的空間特征進行了評論。基于應用空間計量經濟學進行驗證的理論不斷增加。

1.3、與 GIS等空間數據分析和模擬技術融合

2、綠色創新的測度研究

基于產品創新、技術創新、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等途徑實現的，能夠推進能源、經濟、環境系統協調發展的創造性活動，都可稱之為綠色創新，其結果都將體現為有益于節能減排的技術進步。現階段，國內學者對綠色創新的度量尚處于起步與嘗試期。陳勁等就曾構建過適合我國國情的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審計指標體系，包括環境績效指標、創新績效指標、創新過程指標、創新投入指標，這些審計指標與方法能夠對單個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進行診斷，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審計指標的測度奠定了基礎。

已有研究一般都是通過問卷調查來測度綠色創新的。比如，童聽等重點關注了通信設備、電子計算機，以及電子元器件等三類企業，通過電話向樣本框內的2600個企業發出面訪請求，成功訪問266個樣本，受訪率約為10%，此項調查通過企業是否采用了“無鉛焊接技術”來度量其綠色創新水平。唐建榮采用問卷調查方法，選擇了全國20個城市，覆蓋了東部、中部及西部地區，有效樣本數為1653份，采用多元統計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對所有24個原始變量進行因子分析，目的是找出可以有效描述綠色消費者的若干公因子，并解釋各主因子的經濟含義。

學界已建立了對微觀層面的綠色創新指數的度量方法，但對地區、行業乃至國家層面的綠色創新水平尚缺乏合理、有效的度量。測度“傳統創新”的方法已經非常成熟，主要集中為3個方面：數據包絡分析（DEA），隨機前沿分析（SFA），指標體系法。俞立平認為：數據包絡分析（DEA）能在一定的投入產出下，對經濟系統進行綜合效率評價，其方法成熟，被應用到許多領域；隨機前沿分析（SFA）需要事先確定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函數關系，在復雜經濟系統中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指標體系法存在著指標權重的賦值問題，存在著人為因素。應用DEA方法并結合Malmquist（后文簡稱為GM）指數來分析經濟系統的創新水平，往往更加成熟可靠、更為學界所認可。

3、空間計量模型的研究結果

我國各個地區隨機效應的LR值均高于固定效應，因此本文選擇了隨機效應模型。由于綠色創新指數（GM）相當于一階差分值，因此本研究也將自變量做了相應的差分處理。從空間相關系數可知，我國綠色創新確實存在明顯的正向空間相關性，空間溢出效應顯著，基于此，僅用普通的面板模型估計，確實會造成估計結果有偏，研發存量（RD）的估計參數在全國及西部地區模型中顯著為正，這意味著科研投入可以有效增強綠色創新過程中的物質資本積累，對綠色技術進步有著積極作用，在全球日益高漲的環保意識下，新技術的應用往往比原有技術更加環保。人力資本（HC）在東部地區，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但是在中部、西部乃至全國模型中的估計參數卻為負數，并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顯著。原因可能在于，由于中、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本仍比較匱乏，加上配套設施及專利技術的缺失，致使人力資本不能有效的轉化為綠色創新力。外資依存度（FDI）對東部、中部、西部各地區綠色創新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貿易開放度（TRADE）僅在東部地區發揮了積極作用。外資對綠色創新的技術溢出效應要優于外貿，以FDI為渠道的技術溢出是各地區綠色創新的重要源泉。從環境規制的角度看，排污收費（GCHAR）、排污許可證（GPERM）、污染治理成本（GCOST）對綠色創新的影響并不顯著。

我國能源資源分布很不均勻，石油稟賦（PRODO）在西部地區，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在東部和中部地區的估計參數皆不顯著。煤炭稟賦（PRODC）在全國、東部、中部地區，在10%或1%的水平上顯著，而在西部地區的估計參數不顯著。研究發現，各地區并未呈現能源稟賦越緊缺、綠色創新水平越高；或能源稟賦越豐裕、綠色創新水平越低的現象。我國各省市并未鑒于煤炭等能源稟賦的稀缺性，而從事更多的節能型綠色創新活動，他們面對稀缺性問題時，往往更多的依賴于國內或國際市場的貿易流通，而非綠色創新。

4、空間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和展望

我國省際間綠色創新活動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資源稟賦（特別是煤炭）與綠色創新之間呈現了良性互動機制，豐裕的資源稟賦往往更有益于形成促使能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綠色創新動力。我國綠色創新的激勵機制主要源于能源的污染性、而非稀缺性，各地區的綠色創新主要面向減排，而非節能。

4.1、我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是亟待優化的。由于煤炭的高污染性，以低碳經濟為主要建設目標的綠色創新應被予以更多重視，長期看來，太陽能、風能、水電、沼氣、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的大規模采用應是綠色創新的重要攻關方向。

4.2、我國的能源價格改革仍不充分。扭曲的能源價格體系是導致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綠色創新動力不足的罪魁禍首。在扭曲的能源價格體系下，綠色創新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失效的，它使節能環保型的綠色創新效益被嚴重低估。當前，我國有必要加速能源的市場化改革，讓能源價格能夠反映出資源稀缺性和環境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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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haveoccupiedsizableproportioninnationaleconomy,havingcreatedalargenumberofemploymentopportunities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chievement.Itisoneoftheimportantsources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playinganimportantroleintechnologicalinnovation.Thiscompositionintroducesthemaintype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of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Anditintroducestheresearchanddevelopmentactivity,functionofgovernmentandinfluenceofgovernmentontechnologicalinnovationof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thecurrentsituation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ofChinese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and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s.

Keyword: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Technologicalinnovation

GovernmentProductsinnovationServeinnovation

ThecraftinnovatingResearchanddevelopment

Currentsituation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

企業是現代社會的細胞，是市場經濟的主體，而占企業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則是這一主體中最活躍、最富有活力的組成部分。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技術創新成果，而且，中小企業文化及其培育出來的企業家精神和風險意識，已經成為現代文明和市場經濟的精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創新和發展的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中小企業，就沒有市場經濟。

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作為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對于一個國家維持其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和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在這一大背景下。各國政府紛紛采取措施鼓勵和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及其技術創新活動。

一、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概述

中小企業是技術創新的重要源泉之一，在技術創新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還可能遠遠超出一般人的預料。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不僅在數量上占有相當的份額，而且其創新的水平和影響也并不亞于大企業，中小企業創造了許多被認為是當代最重要的工業創新成果。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與大企業既有相似之處，也有獨特之處，特別是中小企業在其技術創新過程中面臨著許多不利因素。

（1）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主要類型

由于中小企業所處行業、技術水平、規模、發展環境以及企業體制等呈現無限的多樣性，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技術也必然表現出不同的類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新的類型也將更加豐富多彩。

u產品創新

產品創新是指中小企業在產品的生產和經營過程中，對其自身生產或經營的產品所從事的改進、提高或發明的創新活動。它可分為重要創新和漸進創新兩類。一般說來，重要創新對企業的發展影響較大，漸進創新對企業的影響有小有大，但前者往往比較難以實現，投入也大；后者較易做到。

u服務創新

服務創新是近些年服務業，尤其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興起的結果，它既包括新構思、新設想轉變成新的或者改進的服務，又包括改變現有的組織機構推出新的服務，目前興起的網絡服務是服務創新的成功例證。由于服務創新投入較小，而且市場需求變化快，因而是最適合中小企業特點的技術創新類型之一。

u工藝創新

工藝創新是指研究和采用新的或有重大改進的生產方法，從而改進現有產品的生產或提高產品的生產效率。由于工藝創新對開發新產品、改進原有產品以及提高原有產品的質量和產量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其重要性并不亞于產品創新，一般情況下大多數工藝創新是漸進的，投入大小和難度都比較適合中小企業的特點，因而也是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途徑之一。

產品（服務）創新和工藝創新之間常常互相影響、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并與中小企業的直接經營活動密切相關，因而具有較大的普遍性，在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中占有重要位置。

（2）研究與開發

中小企業研究與開發活動可以分為自身的研究開發和合作研究開發兩種類型。其中自身的研究開發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對企業的要求比較高，只局限于一些基礎（包括人力資源和資金支持等）較好的企業，但提高自身的研究與開發能力應該是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主要努力方向；合作研究開發包括中小企業與大學、研究開發機構以及大企業等的合作，對于缺乏信息、人才、技術等的中小企業來說，合作研究開發活動更加合適和普遍。統計資料顯示，在依靠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幫忙，以及利用各種公共資源方面，中小企業表現出更大的效率和熱情。另外，積極參與政府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也是一種越來越普遍的形式。比如近些年歐盟中小企業政策的核心就是引導更多的中小企業參與到歐盟的研究與開發計劃的框架之中。今后隨著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將越來越多地參與高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活動。

二、政府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和影響

盡管政府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的程度與方式還有很多爭論，但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考慮到中小企業在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過程中面對的種種不利的因素，政府在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活動中的作用至關重要。

（1）政府扶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必要性

中小企業在現代社會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但處于不平等的市場競爭條件下，而且市場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調節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種種都迫切需要政府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扶植。現在很多國家政府都已經把促進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作為維持本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的重要舉措。

府扶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基本原則

由于國情不同，各國政府所采取的扶持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政策措施也各不相同。但無論如何，各國政府采取的扶植措施都應遵循下述一些基本原則。

u政策性扶持為主的原則

u公平與公證的原則

u公開原則

u分類指導的原則

u直接支持方式和間接支持方式相結合的原則

（2）政府扶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方式

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是多種多樣的，范圍也是相當廣泛，加之國情不同，因而，各國政府扶植中小企業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各國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扶植方式大致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u法律規范

u組織管理

u政策指導

u財稅經融支持

u提供信息、技術、人才培訓等服務

u實施具體的科技計劃

三、中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現狀

中國是一個中小企業眾多的國家，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數的99%以上，且大多數是在改革開放之后誕生和發展起來的，其中鄉鎮企業和民營科技企業的迅猛發展，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成果，同時，他們對于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統計研究表明，技術創新對中國中小企業的作用是非常顯著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研究所對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的一項調查分析顯示，在所調查的1051家企業中（其中大企業229個，中小企業797個），通過技術創新，有93.2%的企業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增加了產品品種，有96.7%的企業提高了經濟效益，96%的企業擴大了市場，91.5%的企業提高了產品的質量，88%的企業提高了產量，77%的企業降低了材料消耗，69.4%的企業降低了能耗。不久前，由農業部、國家科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進行的鄉鎮企業技術創新調研結果顯示，在被調查的4530家企業中，70.7%的企業有技術創新活動，34.4%的企業從事了研究與開發活動，22%的企業有研究活動與開發機構。鄉鎮企業技術創新經費住處主要用于購買機器設備，占技術創新總支出的73.4%，用于購買技術的費用僅占9.3%。調研結果還表明，鄉鎮企業技術創新的主要動力是市場需求，創新的主要目標是開拓新市場；在影響創新活動的主要因素中，列前三位的是資金缺乏、技術人才短缺的市場信息不足。

四、新事物-----綠色技術創新

綠色技術創新起步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興趣，得到人們的認同和推行。綠色技術創新是既要社會經濟發展又要保護環境不受污染的產物。對綠色技術的研究經歷了末端工藝、無廢工藝、廢物最少化、清潔技術、污染預防五個階段。E.Brawn和D.Wield于1994年提出了綠色技術的概念，概括地說，綠色技術是指能減少環境污染、降低和節約原材料與能源使用的技術、工藝或者產品的總稱。它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綠色產品創新，指產品在使用過程中及使用之后不危害或少危害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以及可回收利用和再生的產品。另一類是綠色工藝創新，指能減少廢氣污染物的生產和排放，降低工業活動對環境的污染以及降低成本、物耗的工藝技術。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但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只有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才能化解這個危機。作為可持續發展主體的企業在充分認識到減少環境污染、節約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重要性后，應及時把綠色技術創新提到日程上來，作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

盡管中小企業在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但目前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更深入的研究有待更多的研究者的努力，從而使技術創新理論不斷深化，是之成為中小企業更好地發展的武器。最后，我引用薩繆爾森（Samuelson,P.A.）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創新與市場力量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許多大廠商對研究與創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使得那些相冊地摧毀大廠商的人或宣稱大就是絕對的壞的人舉棋不定。同時，小企業或個人也做出了某些最有革命性的突破。為了促進迅速的創新，一個國家應該允許各種不同的方法與組織并存。”

參考文獻：

劉東杜占元：《中小企業與技術創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6月

萬興亞：《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與政府政策》，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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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產業結構優化 企業家創新 社會偏好

一、引言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已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而產業結構優化是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內涵，探求產業結構優化的決定性因素并分析其作用機理，將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各項改革內容的深化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產業結構偏差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受到需求制約，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2000年以后，經濟中的產業結構開始成為經濟增長的阻礙力量，因此，確定了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與程度，也就把握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內涵。

產業是由企業家主導的企業組成，企業家精神中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具有創新性。企業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企業家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最大化自身收益，同時改變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和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產生了根本上的促進作用。但企業家的缺乏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依然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企業家創新引起產業技術創新進而產生了不同的產業結構升級模式，現實所發生的技術進步由于部門特點的不同并不是全都按照中性技術的性質進行，故在分析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時，須考慮不同部門所擁有的技術性質。

那么企業家為何會進行持續創新？這種企業內部微觀層面的創新通過何種路徑作用于中觀層面的產業結構？除了供給層面之外，通常假定的不變社會偏好從需求層面有沒有對產業結構產生優化作用？本文將嘗試對這些問題加以分析。

二、產業結構的影響因素分析

為便于分析，在分析問題之前先作如下假設。

第一，經濟體系有兩類產品提供部門，分別提供兩種產品。綠色部門采取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產方式生產出綠色產品，灰色部門采取有悖于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產方式生產出灰色產品。同一種產品可能屬于灰色產品也可能屬于綠色產品，主要取決于采取何種生產方式。綠色產品與灰色產品并不是區分產品使用性質的標準。

第二，產業結構優化就是指灰色部門向綠色部門轉移、綠色產品數量不斷增加的過程。

第三，經濟體系中的主體有三個：企業家、政治家和其他社會群體（以下簡稱社會群體）。企業家為產品提供者，社會群體為產品需求者，政治家根據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進行制度創新。

第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群體對綠色產品和灰色產品的總需求由社會偏好決定，社會偏好由文化、價值觀決定。社會偏好滿足完備性、自返性、傳遞性；社會偏好線呈現嚴格凸性，表示邊際替代率遞減。

第五，生產可能性集合為閉集和凸集。

第六，產品現實提供點總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即生產要素總被充分利用。

1、社會偏好的變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由微觀經濟學理論可知，社會偏好曲線與生產可能性曲線（PPF）的切點決定了產品最優提供點。當社會偏好發生變動時，偏好曲線與PPF曲線的切點也發生了變化，如圖1所示。偏好曲線發生移動，最優產品提供點也轉移到了B點，但由于現實中產品結構的調整需要一個生產過程，就造成現實產品提供點A和最優產品提供點B的偏離，這種產品結構上的差異可以由A、B兩點邊際轉換率的差異體現出來，這種差異以產品相對價格比的形式被企業家觀察到，企業家將據此價格比來調整綠色產品與灰色產品的提供，以完成產品提供點從A到B的轉移，即差距是創新的動力源泉。這個過程被稱為效率改善，效率改善的結果使得灰色產品提供減少，綠色產品提供增加，產業結構得到優化。

2、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現假定社會偏好保持不變，可用生產要素不變，考察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技術創新引起部門內技術進步，現實中不同部門所表現出的技術性質并不相同，故在此分別分析。

（1）當灰色部門與綠色部門都使用中性技術時，生產可能性曲線按原邊際轉換率向外擴張，與更高的社會偏好曲線相交于B點，如圖2（a）所示。在產品最優提供點B，綠色產品與灰色產品的提供量均較技術進步之前的最優點A有所增加，各產業技術含量提高，產業結構得到升級。

（2）當綠色部門使用非中性技術而灰色部門使用中性技術時，技術進步的發生會使得PPF曲線向外擴張，但擴張的幅度并不相同。綠色行業與灰色行業相比屬于新興行業，技術進步對邊際收益增加或邊際成本降低所產生的作用可能十分巨大，使得企業家也熱衷于在綠色部門進行技術創新。當這種不均衡的技術進步發生時，引起部門間生產效率的不均衡提高，導致部分灰色部門生產要素流入綠色部門。如圖2（b）所示，新的PPF曲線更加平坦，B點為新的產品最優提供點。從原最優產品提供點A到新的最優產品提供點B，綠色產品提供量的增加程度較灰色產品更大。這種由于部門技術性質不同所產生的技術進步結果在改變最優產品提供的同時優化了產業結構。

3、包含制度創新的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經濟中的企業同時面對技術和制度邊界：設想一種限制灰色部門擴張同時鼓勵綠色部門擴張的制度頒布，在生產要素和社會偏好不變的情況下，這將使得PPF曲線產生異常的移動，如圖3所示，縱軸截距下降表示由于制度的約束作用，現有資源按照許可的方式全部用來進行灰色產品的生產，總提供量反而較之前有所減少；同時橫軸截距有較大增加，表示由于制度的激勵作用，綠色部門在發生技術進步的同時，現有資源按照許可方式全部用來進行綠色產品的生產，總提供量較之前有很大程度增加。加入制度創新因素的技術創新使得PPF曲線發生異常變動，產品最優提供點為B2，產品現實提供點為B1，這種現實與最優的差異要求企業家對自身行為做出調整，轉而提供更多的綠色產品，優化了產業結構。例如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工業改革，在一些國有部門留下的未被滿足的需求場合，鄉鎮企業的進入有助于矯正過于重化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可以看出當加入利于優化產業結構的制度創新因素時，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將被擴張。

三、包含社會偏好的企業家創新與產業結構優化模型

Crépon提出了一個包含研究與開發、創新、生產力三塊內容的模型，按照研究與開發――知識資本――創新――生產力的分析邏輯，綜合其他影響研究與開發的因素，采用計量方法分析了研發、創新對生產力的影響。Griffith（2006）按照創新努力、知識生產、生產力的分析思路對原始CDM模型進行了修正，并采用歐洲四國的相關數據對其進行了分析檢驗。上述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把分析范圍限制在企業內部，且假定產品的社會偏好不變。實際上在改革范圍與程度不斷加深的情況下，由文化、價值觀決定的產品社會偏好將不再是一個長期不變的外生常量。

下面將在修正后的CDM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擴展，結合其他相關研究，構造一個包含企業家創新描述與產業結構動態演變的模型，分析包含社會偏好因素的企業家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

1、模型介紹

設i=1，2，…，n表示企業。

方程一：企業家創新努力ri?鄢描述

ri?鄢=zi'?茁+ei（1）

ri?鄢是個不可觀測的潛在變量，zi'是創新努力的決定向量，?茁是利益（interest）參數向量，ei為殘差項，可以用企業的R&D支出來估計ri?鄢。

方程二：知識生產方程

gi=ri?鄢?酌+xi'?啄+ui （2）

gi表示知識量，可用產品與流程創新指數來代替，創新越努力知識產量越多，知識產量越多，技術進步越快；潛在創新努力ri?鄢作為解釋變量，xi表示其他決定知識生產的因素向量；（?酌，?啄）表示利益參數向量；ui為殘差項。

方程三：產業演化方程

X=X（t）表示某個產業在時刻t的產值，是描述產業系統演化過程中的狀態變量。a是產業成長速度系數，主要反映產業系統的生產率，即技術進步狀況，a=pgi，p是技術進步以外的其他客觀因素所決定的控制參數，假定其為大于零的常數。Ne表示包含企業家在內的社會群體對某產業產品增長極限值的加權預期值，上標e表示預期，或者說其表示的是該產業產品市場需求量極限的預期值。在影響社會偏好的文化、價值觀等因素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 Ne值不發生變化。

2、模型分析

根據（1）、（2）所表達的各變量關系，不失一般性，令參數?酌，?茁，?啄>0。（4）式表示產業演進的速度取決于產業內企業家創新努力zi'和社會偏好決定的產業增長極限Ne，?淄i為誤差項，?淄i＝p（ei?酌+ui）X（Ne-X）。

考察企業家創新努力對產業演進的影響，（4）式對zi'求偏導有：

用（6）式描述綠色部門的產業演進狀態對綠色部門企業家創新努力的變化：由于社會偏好向綠色產品的不斷轉移，使得綠色產品Ne增加。在此另假設X0Ne>X02（因正常產業發展的極限值通常遠高于其初始發展狀態），結努力對產業的演進，即產業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如圖4所示，社會偏好加強了綠色部門企業家創新對本部門增長的影響，綠色部門產值不斷增加且產值增加速度也不斷提高。

用（6）式描述灰色部門的產業演進狀態對灰色部門企業家創新努力的變化：由于社會偏好向綠色產品的不斷用不斷加強，即灰色部門企業家進行著不利于灰色部門擴張的創新努力，結合社會偏好使得這種創新對灰色部門的收縮作用不斷加強。灰色部門擴張速度的不斷下降最終將使得灰色部門消失，如圖4所示。

四、結論與啟示

1、結論

第一，在制度、文化環境沒有發生明顯變化的經濟體系內，企業家創新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的根本動力。

第二，企業家創新的作用通過部門內向部門外的延伸，改變了產品的最優提供結構，最優提供結構與現實提供結構的差異推動了企業家持續創新行為的形成。

第三，制度創新由文化、價值觀決定，社會偏好的改變會加強技術創新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

2、政策啟示

第一，政府可以通過進行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的制度創新，例如生態保護、特殊行業準入等制度的頒布和實施，向社會公眾、企業家發送對要素使用或產品提供的調整、限制信號，進而引導企業家不斷調整技術創新，產生微觀主體效率改進、資源從低效率產業向高效率產業轉移等一系列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的效果。

第二，政府應充分重視營造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的文化氛圍，引導社會群體對現實可提品的需求結構朝著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的方向進行調整，這種社會偏好的變化將加速企業家持續創新努力對產業結構優化的推動作用，加快產業結構演進的進程。

【參考文獻】

[1] 郭克莎：總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產業結構偏差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制約及調整思路[J].經濟研究，1999（9）.

[2] 徐瑛、陳秀山、劉鳳良：中國技術進步貢獻率的度量與分解[J].經濟研究，2006（8）.

[3] 王誠：增長方式轉型中的企業家及其生成機制[J].經濟研究，1999（5）.

[4] 張軍：資本形成、工業化與經濟增長：中國的轉軌特征[J].經濟研究，2002（6）.

篇(7)

[關鍵詞] 循環經濟 制度創新 技術創新 環境監測

一、贛州市發展循環經濟存在的問題

目前在贛州發展循環經濟首先是認識上存在問題，如對末端治理的局限性認識不足，末端治理使得企業滿足于遵守環境法規而不是去投資開發污染少的生產方式。其次在經濟制度上沒有形成適合區域性循環經濟網絡發展需要的經濟機制和政策體系。再次沒有建立完善的循環生產技術體系，雖然循環生產技術的各種要素并不缺乏，但由于沒有進行自覺的開發和組合，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循環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技術上的制約。最后環境與資源監測的科學化、信息化和網絡化有待提高。

二、發展贛州循環經濟的制度創新

1.大力宣傳循環經濟的知識和理念

發展循環經濟要求公眾樹立循環經濟的理念，在報刊、政府網站開辟專欄舉辦循環經濟講座和培訓等形式開展循環經濟知識的普及和意識的培育，引導大眾參與和支持，從而形成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氛圍。另外還必須建立起健全的公眾參與監督機制，積極擴大居民的環境權益，切實提高公眾參與循環經濟建設的積極性。

2.加強循環經濟立法工作

(1)完善環境資源財產權，確立環境產權制度。確立贛州市環境產權制度主要應從以下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完善自然資源財產權，確立自然資源產權制度；另一方面界定環境容量資源產權，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

(2)加強地方立法。要把“預防為主、污染者付費”的原則貫徹到產品生命周期全過程，明確消費者、生產者、公眾、企業以及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中的責任和義務，逐步完善建設循環型城市。

3.高素質人才隊伍的培養及相關政策引導

要實現技術創新，離不開一支高業務素質的科研人才隊伍。為此，贛州市可以充分利用擁有三所高校的優勢，結合贛州實際，多與學校建立科研合作，充分利用高校人才和技術優勢，在循環經濟發展中注重技術創新，整合企業布局、資源分配和循環，快速發展循環經濟。

三、贛州市發展循環經濟的技術創新

贛州市發展循環經濟的技術創新應當從綠色技術創新、企業增強創新能力、相關人才培養等方面加以完善。

1.相關綠色技術的研發及創新

發展綠色技術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必然選擇，基于循環經濟的技術創新也要以生態效益為導向，需要將技術創新由過去的以滿足市場為目標轉變為適應人的生存環境的需要為目標。為此，我們需要大力發展綠色技術來支撐循環經濟的良好發展。

2.積極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企業作為最基本的直接面向市場的經濟實體，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至關重要。上面提到的綠色技術的研發關鍵還是要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作為企業要增強自身的原始創新能力，在清潔生產領域，需要靠自己的力量研發許多以前沒有的技術。

四、 努力實現贛州環境和資源監測的科學化、信息化和網絡化

1.大力推進生態監測，支持生態城市建設

贛州應將生態環境監測作為重點發展項目，針對生態城市建設考核指標形成生態標志物、生物多樣性和生物毒性監測能力；通過調查生物豐度、植被覆蓋、水網密度、環境質量和污染負荷指數進行生態環境質量評價；通過對森林覆蓋率、受保護地區占國土面積比例、退化土地恢復率、城鎮人均公共綠地等指標的遙測分析，科學預測生態環境變化趨勢，從而為贛州市生態環境建設提供動態的科學依據。

2.結合現代化監測站建設，全力發展信息化、自動化監測技術

(1)建立現代化監測和管理信息系統。建立以數字地圖為平臺的環境監測信息管理系統和專用網絡通訊系統，采用技術完成監測數據錄入、統計分析、審核、查詢、傳輸上報等程序，建設辦公自動化系統，實現行政工作計算機管理。

(2)提高污染源自動監控系統應用能力。在贛州市現有的監控基礎上擴大監控范圍和監控項目，對重點企業及集中式污水處理廠實施相應的COD、PH流量、氨氮和煙氣污染在線自動監控；全面發揮自動監控系統在環境管理與執法、排污收費及總量監測統計中的作用。

(3)強化贛州環境安全應急處置系統建設。運用決策系統形成應對各種應急污染的處置救援方案，形成以市環境監測站為中心，各區縣環境監測站參與的應急監測處置系統。

五、結論

通過對贛州市循環經濟發展的研究，我們認為發展循環經濟要進行技術和制度的創新，同時必須加強環境和資源監測的科學化、信息化和網絡化。另外,我們也深刻體會到城市選擇循環型經濟發展模式還有許多復雜的技術、管理和體制問題有待研究，務必在深刻理解其內涵和外延的基礎上，結合本地實際和經濟發展要求，用其理論特別是創新的理論來指導經濟發展的實踐，使經濟、生態和社會三維效益統一，真正實現多維一體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毛如柏馮之浚:論循環經濟.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