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綠色資產證券化案例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相較于美國10萬億美元存量、2萬億美元年發行量的資產證券化市場，中國的ABS市場顯然才剛剛起步。而在資產證券化的大浪潮中，券商們正以承銷商和計劃管理人的身份積極參與其中。 荀慧/文

近年來，各種金融創新產品被人們熟知，其中資產證券化產品（ABS）憑借盤活存量資產、轉移風險、提高資產流動性的特點，正在國內市場高速發展，并已逐漸成為創新型融資渠道的主流。

早在2005年，中國就已經開始了資產證券化市場的探索，但由于資產證券化產品CDO（擔保債務憑證）成為了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的導火索，國內ABS產品的發行曾一度被叫停。隨著2012年政策的放松以及試點的恢復，中國資產證券化市場才得以重啟。2014年，中國資產證券化市場迎來了井噴，當年的發行量較前一年增長了10倍， 2015年再度同比增長79%。

2016年，市場整體延續了高速增長，共計發行499只ABS產品，較2015年增長62%，發行金額達8630.16億元，同比增長42%。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盡管整體增長有所放緩，但企業類ABS的大漲、不良資產證券化的正式重啟以及基礎資產種類的層出不窮，都成為促進2016年ABS行業增長的主要推手。

企業類ABS迅猛發展

國內首單信托型ABN面市

目前我國資產證券化產品基本為三類：由證監會監管的企業類ABS，由銀監會監管的信貸類ABS以及由交易商協會監管的資產支持票據ABN。

其中，企業類ABS產品在2016年迎來了暴增，共發行385只，幾乎是2015年的兩倍，金額達4587.44億元，較2015年增長134%，占比甚至超過了往年持續占據大部分市場份額的信貸類ABS產品，占總發行金額的53.16%。相形之下，不論是發行數量還是金額，2016年信貸類產品都較上年有所下降，全年共發行107只產品，比2015年少了1只，而金額也減少了5.22%，僅為3888.15億元，占比更是由67.3%減少為45.1%。而起步最晚、基數最小的ABN增長最為迅速，同比增長342%，全年共發行7只產品，發行金額為154.57億元（圖1）。

企業類ABS 的“一路狂飆”，不僅僅是因為國家政策的促進，也有 “資產荒”大環境的影響，更有企業本身發行動力的推動。

眾所周知，企業發行企業債有一定的額度，許多2015年集中發行公司債的企業已將額度用完，況且在人民幣貶值以及脫歐的背景下，海外融資也不現實。而目前我國企業融資的主要手段仍是銀行貸款和發行企業債兩種，一些手握優質資產的中小微企業由于受公司自身資質不達標的影響仍難獲得銀行資金的支持。于是ABS這一創新型金融工具，憑借其不增加杠桿、減低企業負債率以及降低融資成本的特性，又因為能夠助推經濟結構的調整及實體經濟發展的優勢，成功激發了企業的發行熱情并逐步成為企業融資的新寵。

相形之下，信貸類資產證券化市場卻意外低迷，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幾點。第一，在實體經濟處于下行壓力較大、整個市場處于“資產荒”、企業貸款動力不足和利率市場化的大背景下，符合銀行收益率和風險率目標的優質資產越來越少，因此銀行對于需將已握有的此類資產打包出售的業務明顯動力不足。第二，之前銀行因為存貸比的要求，可能會將信貸類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作為調控比例的手段，然而隨著2015年下半年存貸比的取消，銀行在這方面的需求也消失了。第三，2015年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規模發展迅猛，但在2016年“資產荒”的新形勢下，相應監管及配套措施并未隨之同步完善，這也可能是阻礙信貸類ABS快速增長的一個因素。

不過，由于2014年11月銀監會推出的信貸ABS備案制以及2015年4月央行推行的信貸ABS注冊制，信貸類ABS產品的發行在2015年實現井噴。所以2016年市場的低迷也可能只是信貸類ABS趨于平穩發展的一個體現。

在企業類ABS和信貸類ABS的此消彼長之間，國內首單信托型ABN、由平安信托發起的“遠東國際租賃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信托資產支持票據”面市，同時亦是ABN產品及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的首次公募發行，具有實現企業資產出表及破產隔離的功能，為今后信托型ABN的發行樹立了典范。自該產品發行以來，前幾年一直不溫不火的ABN產品也漸漸受到市場的青睞，2016年發行的7只ABN中，僅有1只為非信托型ABN。

在此之前，我國市場ABN的發行規模一直處于低位。由于此前發行不要求成立特殊目的載體（SPV），故無法真正實現資產的“真實出售”與風險隔離，這與Y產證券化的核心要求也有所背離，從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ABN的發展。

2016年12月12日，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公布了《非金融企業資產支持票據指引（修訂稿）》， 正式引入SPV，并重點對ABN的資產類型、交易結構、風險隔離、信息披露、參與各方權利義務、投資人保護機制等都進行了相應的規范。相信這一系列舉措和創新，將對未來ABN的發展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2017年ABN可望迎來發行大爆發。

基礎資產種類創新井噴

不良貸款ABS有望擴容

2016年企業類ABS的各細分類目，絕大多數都有很大幅度的上漲，比如租賃租金、應收賬款、信托受益權、小額貸款、保理融資債權、REITs等資產支持證券，年內發行額都翻了一倍多，增量大的甚至有4、5倍。其中，最大的變化在于，信托受益權和小額貸款分割了大部分原為基礎設施收費的市場份額。這是因為，信托公司紛紛加入發行信托受益權ABS的浪潮，小額貸款ABS則由于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而漲勢迅猛（圖2）。

另一邊，信貸類ABS總額的表現雖不盡如人意，但其主要是受占比最高的企業貸款資產證券化產品（CLO）發行減少的影響，年內僅發行40只產品，金額則連上年的一半都不及，同比下降了55.52%。除此之外，汽車貸款（Auto-loan ABS）、個人住房抵押貸款（RMBS）、消費類貸款ABS產品均有較大增幅。

整體而言，2016年來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種類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格局，業內首單也頻頻出現。例如，首單互聯網保理業務ABS、首單抵押型類REITs、首單綠色ABS、首單醫療行業應收賬款ABS、首單公寓行業ABS、首單雙SPV教育類ABS以及首單“雙資產服務機構”消費金融ABS等。而基礎資產種類在逐步拓展和完善，交易結構也得到了不斷的創新和探索。

至于未來ABS創新的發展關注點，PPP項目資產證券化或成重點。2016年12月26日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證監會聯合印發了《關于推進傳統基礎設施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資產證券化相關工作的通知》，并且隨后在2017年1月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投資司、中國證監會債券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與有關企業召開了PPP項目資產證券化座談會，標志著PPP項目資產證券化工作正式啟動。PPP項目ABS之所以能得到國家的大力推崇，一方面是因為它能夠盤活固定資產、增加PPP項目的流動性、給予社會資本參與到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當中的機會； 另一方面，“ABS+PPP”也是農業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推手。盡管2017年初期剛剛開放首批PPP項目證券化的資格，離大規模發展還有一段距離，但各券商已然躍躍欲試，爭取能在新一波“PPP+ABS”的浪潮中搶占先機。

而2017年最值得關注的焦點便是不良資產證券化。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大，企業償還債務的能力下滑，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連年攀升。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5%，較2015年一季度末的1.39%，上升了0.36個百分點，增長速度之快使得不良資產的多元化處置刻不容緩。

交易商協會《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指引（試行）》公告僅1個月后，中行和招行同時公布了首只不良資產支持證券產品“中譽一期”和“和萃一期”的發行文件，發行金額分別為3.01億元和2.33億元，這意味著一度暫停的商業銀行不良信貸資產證券化正式重啟。不良資產證券化不僅能夠降低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率、提高不良資產的流動性和處置效率，還能盤活銀行的金融資產以及分散金融體系風險，是對商業銀行非常有益的金融創新。

除了基礎資產類型的創新，由于不良資產本身具有資產池風險更大、現金流更不穩定等特殊性，在產品結構上也增添了不同類型的外部流動性，并且為了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充分利用現金儲備賬戶，設計了資產處置顧問，甚至采用了有權機構、持有人大會的機構。自重啟以來，2016年共發行不良貸款證券化產品14只，金額156億元。盡管這距離首批試點規模500億元仍有差距，但若是新的一年里加大試點范圍，讓更多的銀行能夠參與其中，不良資產證券化將會迅速搶占市場份額，成為信貸類ABS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ABS成券商新業務增長點

“黑馬”德邦證券成功逆襲

2016年參與承銷ABS項目的券商和券商資管等金融機構共有56家，而2015年有60家，競爭愈發激烈。為了在該領域脫穎而出，成功擠入承銷商前十，各大券商正在ABS各領域不斷推陳出新，創新基礎資產和產品結構，培養自身獨特的競爭優勢。

根據Wind提供的數據統計，2016年招商證券和中信證券仍然穩坐行業第一梯隊，分別承銷46只和45只ABS，金額為874億元和846億元，相較2015年，均有小幅增長。二者不僅與第三名差距較大，且新發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產品中僅有一只沒有這兩家承銷商的參與，可見國內ABS市場對招商和中信的充分肯定與信任。

然而，與往年信貸類產品占據大部分市場不同，2016年企業類產品意外超越了信貸類，這也就意味著那些在信貸類ABS產品上并不具備優勢的券商，如今有機會能夠“飛上枝頭變鳳凰”。最典型的代表即是2016年承銷額第三、2015年發行金額僅10億元的德邦證券。

在螞蟻金服宣布收購德邦證券后，德邦證券便作為計劃管理人與主承銷商參與到花唄和借唄系列ABS項目中，2016年總計承銷了35只產品、608億元，其中僅有5只產品、不到15億元是來自花唄和借唄系列以外的項目。由此，德邦證券一躍成為2016年企業類資產證券化產品承銷額第一的券商，可見互聯網消費金融市場的龐大。

德邦證券在小額貸款和互聯網金融領域已經形成優勢，2016年8月掛牌總額為300億元的互聯網消費金融產品德邦花唄消費貸款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登陸上交所，這既是上交所首單儲架模式發行產品，也是國內市場規模最大的儲架發行產品。之后德邦C券又在上交所獲得了借唄消費貸ABS的無異議函，共計有600億元的儲架發行額度。截至2016年底，花唄和借唄共發行的30期產品，幾乎已將額度全部用完。憑借如此龐大額度支撐的項目，德邦證券雖然起步晚，但早已比絕大多數的券商更有發行小額貸款和應收賬款一類的項目經驗。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以19單、總計239億元的成績名列市場企業ABS發行第一的恒泰證券，2016年并未進入排行榜。據了解，此前擔任恒泰證券副總裁、主要分管ABS等創新金融業務的鄧浩，已轉去2016年新掛牌的新券商華菁證券，分管固定收益業務。

另一方面，從發行產品的基礎資產種類來看，招商和中信幾乎囊括了信貸類ABS和企業類ABS的所有類目，并且信貸類產品占比更高，在2016年發行的107只信貸類ABS中，招商和中信參與的項目共有60只，已經超出總項目數的一半，而剩下的信貸類ABS市場份額再分攤到其余承銷商手中，已是少之又少。甚至承銷額前十中的德邦證券和國金證券，當年也僅參與承銷了企業類ABS。

由于招商證券和中信證券在信貸類ABS產品上擁有絕對的優勢，在過去的市場行情中可謂是“得信貸類產品者的天下”，因而基本奠定了二者在資產證券化行業里承銷商兩大龍頭的地位。在企業類ABS超越信貸類占據了大部分市場的情勢下，會不會有其他券商借此迎頭趕上，躍居市場發行額第一？答案是，發行額并不代表一切，完成項目的領域涉及之廣、技術含量之高、質量之優，才更能顯現出券商的綜合實力。

那么，資產證券化能否成為券商接下來的業務增長點呢？就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近幾年的發展來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也僅僅是成為新的業務增長點，并不會很快成為券商的主要業務。

原因有三。第一，資產證券化畢竟才剛剛在國內市場復蘇，即便這兩年發展勢頭十分迅猛，但目前仍處在初期的探索階段，相比于其他融資方式，發行規模仍然很小，所以想要成為主流業務還需要一段時間發展；第二，目前券商對于承銷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收費仍是按照發行其他普通債券的標準，但其實ABS項目由于涉及包括發起機構、受托機構、資金保管機構、貸款服務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資產評估機構等遠比普通債券更復雜的交易結構，其承銷難度明顯也是要大于普通債券的，所以收入與付出不對等，券商的積極性并沒有很高漲；第三，由于ABS在中國處于發展初期，因此相關政策以及法律法規、交易結構的設計還不夠標準化，這些都會成為資產證券化行業蓬勃發展道路上的“絆腳石”。

盡管如此，目前資產證券化市場不僅有國家政策的支持、市場需求的增加，還有發行機構本身動力以及投資者信息的增強，這一“香餑餑”必會引來各券商的爭搶。如何利用自身的設計和承銷能力以及實戰經驗在眾多承銷商中脫穎而出，將成為未來券商發力的重點之一。

首單違約乍現

查漏補缺方能迎來“黃金時代”

盡管增勢喜人，但2016年8月國內首單ABS違約事件，“大成西黃河大橋通行費收入收益權專項計劃”的優先A檔“14益優02”到期未兌付公告，給包括發行方、投資方以及監管層在內的資產證券化各方參與機構都“敲了一記警鐘”。

這是一只在2014年成功發行的基礎設施收費ABS，以每年3月到12月的通行費作為資產池。由于該類資產的付款人和金額都存在不確定性，其資產池先天就有風險巨大且集中的缺陷，而產品的結構設計也未能在增信措施上很好地防范這一風險，從而使得一旦資產池出現現金流大幅下降的情況，該項目償付便會發生嚴重問題，最終導致違約。

首單ABS違約事件無疑暴露了國內ABS市場存在的問題。

首先，未謹慎篩選基礎資產。國內市場剛起步，需要探索和嘗試，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基礎資產本身的風險就很大，中介機構應當采取適當的措施來降低風險。此次違約事件中的資產池，是大城西黃河大橋每月的通行費收入，如此單一又沒有固定付款人和金額的資產池，風險不僅大且高度集中，但若是將其與其他的收費權合并，當一組收費權現金流出現問題時，其他的收費權也能相對補足一部分，從而分散風險。

其次，增信措施仍不夠完善。即使資產池風險集中，一般來說也可以通過交易結構設計、超額抵押設置、保證金和現金儲備賬戶、差額支付承諾、回購承諾和流動性支持等內部及外部多種信用增級措施來實現風險分散和投資者權益的保障。然而在我國，交易結構的復雜化似乎更像是為了迎合監管要求、規避監管限制，或者是以獲得更高信用評級為目的，并沒有真正地從投資者利益出發。

最后，則是項目參與方對于資產池現金流的監管問題。此次違約的專項計劃報告顯示，自2015年三季度開始，過橋費就再沒有足額歸集繳付過，而直到2016年二季度違約，期間從計劃管理人到評級公司再到投資者都是集體不作為。若是在項目進行的過程中，各參與方都能保持對項目情況的實時跟蹤調查分析，出現問題立即披露并協商解決，出現違約的概率將會大大降低。

除了違約事件暴露出的問題，因為市場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我國ABS行業當前仍面臨諸多挑戰。

第一，信息披露機制不完善。當前的信息披露仍不夠規范統一，信息不透明、不對稱等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投資者的培育工作，也間接增加了投資者的投資成本。

第二，缺乏活躍的二級市場。目前國內的ABS很少在二級市場流通，大多數會被投資者持有到期，這既不利于資金流動性的增加和ABS的推廣普及，更不利于風險的分散。例如，信貸類ABS常常被同業互持而不在二級市場交易流轉。這種情況下，信貸資產的風險仍然存在于銀行同業之間，并沒有得到分散。

第三，缺乏成熟的定價及評級體系。現有的信用評級制度相對落后單一，合理的定價體系更是缺乏，這也會阻礙資產證券化市場健康快速地發展。

第四，監管政策仍需進一步改善。針對信息披露機制、定價體系、評級制度、基礎資產、風險隔離機制等的制度需要相關規定并加以完善，從而對市場的各個參與者進行有效的監督和規范。

資產證券化案例篇

招商銀行和萃2016年第三期

不良資產支持證券項目（和萃三期）

發起機構：招商銀行

基礎資產類型：不良貸款

聯席主承銷商：招商證券、中信證券、中銀國際證券

背景信息：

2016年國務院重啟了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就銀行方面來說，在經濟下行壓力大、信用風險高發導致不良資產率節節攀升的形勢下，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重啟試點，不僅能夠緩解金融體系風險、拓寬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渠道以及豐富金融市場投資品種，還能提高不良資產的處置效率以及盤活銀行的金融資產，無疑是“江湖救急的一招妙計”。

自5月試點推行至2016年底的7個月內，不良資產證券化項目已經發行14只共計156億元的產品，不論是發行效率還是發行數額都在行業內屬較高水平，可見不良資產證券化項目已然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2016年和萃系列不良資產支持證券項目共計發行四期產品，基礎資產分別為不良信用卡貸款、不良小微貸款、不良對公貸款以及不良小微貸款，在國內率先現了對主要不良資產類別的全面覆蓋，且四期產品都是由招商證券牽頭主承銷商協助發行。

“和萃三期”為國內首只以對公貸款不良債權作為基礎資產的ABS。此產品由招商銀行發起并委托華潤信托發行，且由招商證券、中信證券和中銀國際證券作為聯席主承銷商共同完成，于2016年9月26日在銀行間債券市發行，發行總額6.43億元。其中，優先檔發行占比62.21%，評級AAA，票面利率3.29%，全場認購倍率2.83；次級檔發行占比37.79%，無評級，采用溢價發行，全場認購倍率1.95。

項目亮點：

首先，此次基礎資產質量優良。盡管是不良資產，但單筆金額較小，分散性較好，其中抵押擔保貸款的占比為73.77%，相對較高。多數借款人分布于東部沿海地區，具有良好的司法和經濟環境，抵押物交易市場也較為活躍，且抵押物本身也多為折現能力較強的房產和土地。這些條件都有利于提高資產池的回收比率并提升現金流預測的可靠性。

此外，該項目在交易結構上有多處創新設計。通過設置流動性儲備賬戶和外部流動性支持的差額補足，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流動性風險；設置貸款機構的超額收益分成機制，能夠有效地激勵貸款機構盡職履責意愿；而“貸款服務機構-資產服務顧問”監督約束機制更是能夠對貸款服務機構的清收職責進行約束和監督，從而提高資產池的回收水平，保障了投資者的利益。

除“和萃三期”是首單不良對公貸款ABS外，“和萃二期”也是首單不良小微貸款ABS，和萃系列在多項基礎資產類型和交易結構方面的創新突破，為國內市場樹立了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創新標桿。

華馭第五期

汽車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華馭五期）

發起機構：大眾汽車金融（中國）有限公司

基礎資產類型：汽車貸款

主承銷商：中信證券

聯席主承銷商：匯豐銀行、工商銀行

背景信息：

中國市場是大眾汽車金融服務股份公司全球業務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之一，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中國市場的存量合同已經超過77.5萬單，相比上年同期增長了將近23%。隨著大眾汽車在中國業務的持續增長，其融資需求也不斷攀升，資產證券化業務也就自然加快了腳步。自2014年和2015年“華馭一期”和“華馭二期”分別在國內市場發行，2016年共發行三期產品，其中“華馭五期”為大眾汽車金融在全世界開展的“Driver”系列汽車貸款證券化產品在中國發行規模最大的一期。

2016年也是汽車貸款資產證券化產品蓬勃發展的一年。貸款買車的普及以及投資者認可程度的提升，發行總額較2015年增長了74%。而華馭系列產品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不僅是因為它與眾不同的交易結構設計，更主要的是其與國際的接軌能夠吸引到更多的國際投資者，為國內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其他參與者提供了示范性的標桿。

“華馭五期”是由中信證券擔任主承銷商，以汽車抵押貸款作為基礎資產發行的產品，其具有較高的信用評級與國內外市場認可度，于2016年11月25日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獲得了海內外投資者的積極認購，規模約40億元。其中包括優先A級證券35億元，占比87.5%；優先B級1.5億元，占比3.75%；次級3.3億元，占比8.25%，以及超額抵押0.2億元，占比0.5%。

項目亮點：

第一，相較國內其他的資產證券化產品，“華馭五期”所屬的華馭系列ABS在自身交易結構上就具有很大的創新性，包括超額抵押擔保的設置、“紅池黑池”轉換機制、現金流的非完全順序支付、由評級觸發的貸款服務機構預付機制、現金儲備賬戶和月度儲備賬戶的設置和折后本息余額機制等。這一系列的設計都是大眾金融在全球范圍內采用的“Driver”系列高度標準化的證券化結構，一定程度上緩釋了交易中可能出現的風險，提高了融資效率。

第二，“華馭五期”是華馭汽車貸款資產證券化系列首單循環結構產品，首次引入了持續購買機制，成功將“Driver”系列的循環結構引入中國，實現了設計結構上的完全接軌。盡管持續購買結構以及發起機構篩選資產的標準和能力會使得未來的資產池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超額擔保目標水平的設置、提前攤還時間等觸發機制以及引入折價購買持續購買標的資產的機制等，都能為證券的償付提供一定的信用支持和保障。

德邦花唄第十四期

消費貸款資產支持證券

發起機構：螞蟻小貸

基礎資產類型：小額貸款

計劃管理人、承銷商：德邦證券

背景信息：

2016年“雙11”總交易額再一次打破紀錄，達到了1207億元。作為其金融支撐力量的螞蟻金服功不可沒，全天完成支付10.5億筆，其中余額寶占比11%，花唄占比20%。如果說余額寶讓理財走進每個人的生活，那么花唄則是將貸款消費帶入尋常百姓家。從以前的貸款買房，到后來的貸款買車，再到現在的貸款買日常消費品，民眾的消費理念和習慣正在慢慢轉變，而這正是新金融服務給社會帶來的改變。

2016年2月開始被螞蟻小貸接手的花唄消費貸款業務，作為一個新興金融服務產品，用戶通過花唄完成的每一筆支付，其實都相當于螞蟻小貸公司的一次信用貸款。而一個融資額度不能超過凈資本2.3倍的小貸公司，想要實現10.5億筆消費貸款，尋求各種融資渠道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種途徑就是資產證券化。2016年8月螞蟻花唄消費信貸資產支持證券項目于上交所掛牌，總額為300億元，發行期數不超過20期。截至當年底，德邦證券已協助螞蟻小貸成功發行了十四期德邦花唄消費貸款資產支持證券。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消費金融問題頻發，年底監管開始收緊，互聯網金融消費貸款類的ABS發行一度受阻。而德邦花唄第十四期消費貸款資產支持證券正是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成功發行，可見螞蟻小貸旗下的花唄系列資產證券化產品設計具有獨道之處。此產品由德邦證券擔任計劃管理人和承銷商，發行總額為25億元，其中AAA評級的先A1級占比80.7%，AA-評級的優先A2級占比7%，次級占比12.3%。

項目亮點：

首先，由于花唄用戶的還款期較短，想要發行期限一兩年以上的產品，需要使用循環購買機制來解決期限錯配的問題，這種設計也給資產池帶來了一定的不確定性。而該產品為循環購買機制設置了折價購買機制，最低折現率為 9.00%，使得資產池的加權平均收益率遠大于相關費率和優先級以及次級證券的收益率之和，以及超額利差和現金流超額覆蓋的設計都可以對優先級的證券形成一定的信用支持。而此次計劃設置的資金管理、加速清償、收益分配環節等，也有助于提高優先級證券本息償付的安全性。

其次，阿里的大數據風控系統有助于篩選出合適的資產，從而組成集中度較低、信用風險低的資產池。眾所周知，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在信用審核和業務流程上較為格式化和固定化，而互聯網消費金融的用戶群體本身存在分散且貸款金額小的特征，如果采用傳統金融機構依靠人工來進行風控和信用管理模式，很容易出現風險和信用把控不準確從而導致后期不良資產的形成。而阿里的大數據風控使得其消費金融業務的不良率控制在1%以內，可見大數據風控的作用及重要性。

遠東國際租賃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

信托資產支持票據（遠東一期ABN）

發起機構：遠東國際租賃

基礎資產類型：融資租賃債權

承銷商：國家開發銀行、渤海銀行

背景信息：

資產支持票據（ABN）自2012年在國內資產證券化市場推出，當年信貸類和企業類ABS也正式重啟。5年過去了，信貸類和企業類市場取得了巨大的發展，2016年發行規模突破了8000億元。反觀ABN市場，2012-2015年共發行24只產品，規模229.2億元，盡管2016年表現優異，發行7只產品，規模達154億元，但與ABS數千億的規模相差仍甚遠。

ABN未能有大發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不能真正實現破產隔離和負債出表等條件的限制，而這一問題可以通過設立特殊目的載體（SPV）來解決。信托型ABN就在傳統型ABN的基礎上引入了SPV，使得產品更受投資者的青睞，也吸引更多的銀行和企業參與進來。尤其是2016年12月12日交易商協會的《非金融企業資產支持票據指引（修訂稿）》中對于基礎資產類型的進一步明確、引入SPV、商業銀行的主角地位、40%額度限制的突破等一系列舉措，結合信托型ABN的模式，都促使未來ABN千億市場的發行規模成為可能。

“遠東一期ABN”作為銀行間市場首單信托型ABN，是信托公司作為主要發起機構的一次重要嘗試，其由遠東國際租賃作為發起機構，平安信托作為發行載體管理機，國開行作為主承銷商，注冊發行金額為20.68億元，其中優先A級占比84.9%，評級為AAA級，優先B級占比9.06%，評級為AA級，次級占比5.96%。作為市場發行的第一例信托型ABN，其有望成為主流模式，引領整個行業。

第一，引入特殊目的信托作為發行載體，創新了傳統ABN的交易結構，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破產隔離和負債出表。傳統型ABN沒有設立該類載體，就難以實現資產出表，并且其信用評級也會受到發起機構本身的信用影響，從而很難增信到AAA級的最高信用評級。而如今信托型ABN成功引入SPV，實現風險隔離，優質資產本身的優勢得以發揮，再通過一定的增信措施，就更容易獲得較高評級。“遠東一期ABN”無外部增信，僅靠資產池的內部增信，其優先A級證券就獲得了AAA評級。

篇(2)

那么你有屋頂嗎？他們想用屋頂幫你賺錢。不管你是工商業企業主還是家庭居民。就在幾天前，平臺公測版正式。這也是國內首個光伏資源撮合交易平臺。

免費，賺錢，全民？或許在你看來，這實在是難以置信――分分鐘傳銷即視感――你看，會現場，所有人統一T-shirt，Boss們頻頻站臺“叫賣”，不時引得臺下捧腹。

開個玩笑。很顯然，事實絕非如此。

他們自詡光伏領域的“搜房網”，勢要打造一個將光伏電站項目與互聯網、投融資、保險風險、用電終端用戶等各環節相結合的網絡平臺。

“往淺的說，是我們幾個合伙人觀察到了商機，做這個平臺能掙到錢；往深里說，是我們發現了光伏電站行業的各種不成熟，各種痛點，各種劣幣驅逐良幣。我們覺得生態型平臺的出現，可以大大促進光伏產業的良性健康發展。所以我們就做了。”全民光伏聯合創始人歐文凱解釋。

牽絆的痛點是什么呢？在公司董事兼COO劉楊看來，一是優質的屋頂資源，二是融資問題。而PV Plus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提供一個線上線下信息平臺，將優質的屋頂資源和投資商對接起來，解決信息不對稱的現狀。

最重要的，平臺向社會公眾開放，無論你是工商業企業主還是居民。

互聯網思維嘛，特點就是免費。如果你是業主，他們會免費幫你做這些：

免費提供技術勘查和評估，從技術和經濟層面看是否合適安裝光伏；

免費提供光伏電站設計方案服務，業主可以拿著方案招標安裝服務商或投資商；

免費為業主對接優質可靠安裝服務商；

免費為不愿意自己投資但想出租或享受優惠電價的業主對接優質可靠投資商。

當然，我知道，大家更感興趣的是如何賺錢。

我們用具體案例來說。

以上海地區1MW工業廠房屋頂分布式光伏發電系統為例，占用屋頂面積1.5萬平方米。白天（8：00-16：00）工業10KV用電加權平均電價為0.93元/kwh，自發自用比例70%（光伏電力70%自用，30%余電上網），年滿發小時數為1150小時。

你有三種合作模式可選：

模式一：屋頂企業自投自建，獨享光伏項目收益；

模式二，第三方投資公司投資建設，屋頂企業通過合同能源管理（EMC）方式購買優惠綠色電力，節省電費支出；

模式三，第三方投資公司投資建設，屋頂企業通過出租屋頂面積獲得租金收入。

當然，如果你沒有屋頂資源，但知道哪位熟人有合適的屋頂資源，可以通過全民光伏平臺進行推薦，自己也就成為了中介，賺取中介費。

很多人說互聯網平臺是一個燒錢的行業，尤其在前期基本是虧錢的狀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從“先驅”淪為“先烈”。那么對于全民光伏這樣一個平臺呢？他們怎么賺錢？

在劉楊看來，如果一個模式靠“燒錢”才能運營，就不能稱之為商業模式，PV Plus不會靠“燒錢”生存下去。

他們認為分布式光伏是未來能源利用的方向，PV Plus的服務是業界所需要的。

篇(3)

自1995年擔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至今的16年間，除卻1998至2002年擔任深圳市副市長，其余的12年，莊心一從事的一直都是證券監管工作。接近證監會的人士稱，莊心一爽朗健談、踏實嚴謹，卻行事低調。作為證監會分管上市公司和券商監管工作的副主席，他所主管的工作有條不紊，但他的名字卻很少見諸媒體。

2004年前后的中國股市風雨飄搖，證券行業資金缺口巨大，挪用客戶資產、坐莊等違規問題普遍，全行業幾近崩盤。證監會及時啟動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對行業“刮骨療傷”。艱難的三年“券商綜合治理”，以及緊隨其后的行業“分類監管”，不僅沒有再讓一家券商出現過財務危機或重大違法違規，還推動了一批券商以不同方式做大做優做強。

“在危機中要給希望，在發展中要做到風險可測、可控、可承受。”莊心一說。“市場向前進，監管往后退”，是他的一個核心思路。在他看來，監管邊界設定的原則，是伴隨著市場發育發展，凡是市場主體能夠自主負責的，市場開始顯效的地方，行政監管就要相應收縮、適時淡出。

并購重組審核“分道制”蓄勢

《財經國家周刊》：2010年7月，您在“全國企業兼并重組工作經驗交流會”上首次提到了針對并購重組審核工作的“分道審核制度”。請問這種審核“分道制”的內涵和具體做法是什么？對并購重組工作有什么意義？

莊心一：“分道制”是對上市公司的并購重組申請分不同通道進行審核，簡單說，就是對并購重組申請按設定的公開標準自動分類，區別對待，有條件地簡化審核程序，減少審批事項。

我們設想的分類標準針對的主體，將分別是上市公司的誠信狀況、中介機構的資質和水平、產業政策以及交易類型。一旦出現并購重組法定審核事項，即可根據上市公司的日常監管記錄、行業自律組織對財務顧問的專業評價結果以及國家公布的產業政策等客觀可辨的既有元素，綜合生成分類結果，同時把項目的審核分為豁免、快速、常規和審慎四類，自動“對號入座”，區別對待。

舉個例子，在“分道制”實行之后，對豁免類項目，也就是“好公司”與“好中介”做的“好項目”，它的一些審核事項將被豁免掉，不用審了。豁免不掉的，就走綠色通道，證監會方面不再預審，直接提交并購重組審核委員會審核。對那些“差”的公司、中介或項目，審核時就審慎對待。

說到意義，我想最直接的就是要簡化審批、提高效率；第二個，說直白一點，就是要獎優限劣，鼓勵“好公司找好中介，一起做好項目”。我們相信，這種制度的示范效應將有利于激勵更多的上市企業更加誠信、公開、透明，也能鼓勵中介機構更加盡職，提升業務水平，把好項目質量關。

這首先要求監管部門日常監管工作做到公平準確，監管檔案與誠信記錄也要跟得上。因為，一旦這些內容直接影響上市公司的重組效率，大家就更要較真了，你得經得起檢驗。其次，大量的監管信息中哪些是最能反映上市公司規范性與誠信度的，影響程度有多大，如何搜尋集成歸類，都需妥善解決。與以往一樣，這項制度設計過程實際也是調查研究、集思廣益的過程，用我的話說，叫“充分搜集相關元素，尋求最大公約數”，叫“沙盤推演、模擬攻擊、極端情況假設”，要通過反復分析論證，使出臺的規則盡可能達到“想得透、說得清、站得住、行得通、可持續、少后患”。以往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這樣做，局限性會克服一些，失誤或折騰會少一些。

兩年多的方案論證和前期準備工作還豐富了我們自己對“分道制”作用的認識，它的準備和實施必然要帶動財務顧問資格管理、持續督導制度的落實，帶動證監會提高日常監管質量。“分道制”將隨著與其相關的配套項目、基礎工作逐項出臺實施或準備到位而啟動并逐步推開。考慮到相關各方情況的差異，此項制度也可能先從具備條件的地方做起，進度服從質量，實踐中不斷完善，逐步擴大。

《財經國家周刊》：這種制度設想是怎么產生的？感覺這個制度和券商“分類監管”制度異曲同工，都是劃定標準，用差異化政策對待。

莊心一：“分道制”的思路框架其實是2009年4月在上海與一批證券公司專題研究后就基本形成了，初衷是想在現行并購重組審核制度下找一個突破口，解決困擾大家已久的審核效率不高和部分重組項目質量不高、誠信不足的情況交織并存的難題。同時還想在貫徹國家政策、服務實體經濟方面作些新的探索。

大家贊成搞“分道制”，確實與券商“分類監管”的經驗有關。2004年證券行業風險爆發，證券公司的信用幾近喪失，坊間甚至還有“防火防盜防券商”的說法。行業內部也很悲觀。怎么辦？！病要治，日子也得過，資本市場的運行又離不開證券公司，再說一百多家券商病情也不一樣，有輕有重，還有基本健康的。當時證監會就委托證券業協會搞了一套公開標準，實施“創新類券商”、“規范類券商”的專業評價，由此將一批相對好的、比較好的篩選出來，實施相對寬松的監管，并使其恢復了應有的市場信譽，在全行業清理整頓期間獲得了經營優勢。這套東西一推開，業內真當回事，主動整改、努力達標的積極性上來了，我們也騰出手來去抓那些風險大的券商，在當時確實管了用。綜合治理后期，在此基礎上建立并實施了全行業的分類監管制度。目前看效用是明顯的。

但是，上市公司和證券公司畢竟不同，比如像證券公司那樣每年用監管標準定個“A、B、C、D”，這恐怕對上市公司就未必適宜，很可能會影響各公司股票的交易價格，所帶來的副作用非同小可！

《財經國家周刊》：您剛談到“分道制”的制度設計已經快三年了，但到目前都還在研究之中 。我們想了解一下，在這個制度設計過程中主要的困難有哪些？

莊心一：其實對券商“分類監管”的思路，早在2000年業界就有人提過。2002年我到證券業協會工作后，就此與業內人士、監管部門有過深入探討，達成了基本共識。但你們看到真正實施已是2007年了。

而這個并購重組審核“分道制”涉及面更廣泛，復雜性更多一些，其中國家產業政策相對好辦些，有公布的產業目錄和行業振興計劃，但限制類產業通過兼并重組實施整合，提高行業集中度也是受鼓勵的，必須考慮到，不能疏忽。

中介機構的資質水平怎么評價，誰來評價；如何觀察并購重組項目的質量，又如何將項目質量與中介機構的執業水準、履職盡責狀況聯系起來；如何將中介機構的合規守信情況引入到評價標準中，等等，要做到真實客觀、合理公正，既讓大家對結果認同服氣，又減少行政色彩防止變相審批，是需要花點功夫的。

上市公司的分類是當其涉及并購重組審批事項時根據以往監管記錄即時形成。前面說了，這對監管工作的質量和效率提出了較高要求，還要求相應建立一套依托日常監管的信息分類集成，自動生成不同結果的完整體系，包括交易所的、轄區監管局的、稽查部門的，都得覆蓋到，還要考慮這個集合點設在哪個環節最合適。這方面工作量挺大的。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預則立，不預則廢”，任何制度設計都應論證充分，準備周密，將可能發生的問題想在前面，有備而動總比倉促上陣要有利。

“負向清單”鼓勵券商創新

《財經國家周刊》：從2002年進入證券業協會主持工作，從三年綜合治理到轉入常規監管，近10年的經歷一定讓您對這個行業有很深的理解。但我們也從業內聽到一些反映，認為目前仍需進一步放松管制，您是怎么看的？

莊心一：從我個人經歷看確實與證券行業有緣分。上世紀90年代我曾在信托公司工作，當時信托業從事的主要業務之一就是證券業務，后來又去交易所工作，與證券業的工作關系更加緊密。長期以來，業界的想法意見，我一直愿意傾聽，能夠聽到，也能夠聽懂。內心深處始終為這個行業的發展和進步而欣慰，為它的困難與不足而不安。

說到管制問題，首先要厘清管制與監管的關系。我個人認為，區別在于管制針對的主要是空間問題，監管針對的主要是行為問題。由此推理，需要在各個階段都給行業自我管理、自主發展提供相對足夠的空間，同時又對市場約束、自律管理失效的區域，特別是引發外部性風險、社會性矛盾的環節，從行為約束入手，實施有效的外部監管。形象點說，要給行業提供面積寬敞的“毛坯房”，至于內部格局、設計裝修和日常衛生就不用代勞了，由他自己定，自己辦。但“承重結構”你不能破壞，“水電系統”不能打斷，半夜三更不能“卡拉OK”，臟物異味不能弄到樓道，對這些行為就要有外部約束。

這個問題，監管部門也是在實踐中逐步認識，逐步去解決的。記得在綜合治理后期，一批新的監管規則陸續制定或修訂，期間我們在討論如何促進證券公司實現“差異化”發展這個問題時，開始意識到“同質化”監管問題不解決，“同質化”經營狀況就很難改變！從那時起明確了監管要“設底線、留空間”的思路，有意識地給證券公司留出自我管理、自主經營、探索創新的制度空間，不再強求一致，并下決心主動推進陽光審核，簡化審批程序，取消或下放審批事項等改革措施。當然，這個底線、空間也是隨著行業、市場的變化而變的，最近我們將此調整為“定準底線，放大空間”，就是根據行業實際，監管與此動態互動的結果。我認為，這是今后我們在證券公司監管活動中應長期堅持的做法。

《財經國家周刊》：您剛才談到給行業留夠探索創新的空間，那么在鼓勵券商創新方面，證監會的監管思路是什么？

莊心一：自主創新是國家戰略，證券公司創新是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重要力量，是保持行業生機活力的不竭動力。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作用，就證監會工作而言，首先是要牢牢樹立市場化創新意識，除了要在全局性基礎制度改革創新中充分聽取、吸收市場意見，發揮市場主體的重要作用外，還必須要尊重各類市場主體的創新權利，鼓勵支持和保護各類自主創新活動；其次是要引導行業在創新中把握好風險控制這道閘，提高創新的成功率和可持續性，涉及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監管部門要主動作為，考慮在先，防范為本，提供適當可行的解決辦法；再次要做些協調組織，對市場創新中單個主體推不動、做不了而又繞不開的障礙和困難，要有針對性地給予幫助支持。

針對證券公司的創新，證監會在這些年的實踐中作了一些探索。2004年了“關于推進證券業創新活動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提出：只要市場有需求，公司有能力，法律不禁止，在風險可測、可控、可承受的范圍內，證券公司都可以研究提出有操作性的創新方案，經行業協會組織業內外專家論證認同后均可進行試點。這是我國證券業內第一次將“負向清單”理念引入有效力的監管規則中。此后，券商集合理財、資產證券化產品、直投業務、現金管理產品、約定購回式交易、境外證券業務都是順著這條道走過來的。所以這些年來，證監會相對主動了，對業界創新呼吁，我們有了積極回應機制。對于有創新業績的公司，還在年度分類評價中得到加分鼓勵。由此也引導全行業將創新意愿與自身實際工作結合起來，既務虛提建議，也務實“做作業”。

從綜合治理前后的變化看，大家認為我國證券業發展顯著，進步喜人。近些年，大家時常感嘆，過去股市一低迷，券商就惶惶不安，危機重重，每輪都得倒一批，2007年以后全行業穩健意識、風控能力不斷增強，規范狀況和財務基礎持續改善，這類擔憂總算不再伴隨這個行業了。這是事實。

但是從中介機構服務功能看，大家認為我國證券業不適應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需要，不適應實體經濟、各類客戶的多樣化、精細化服務需求。目前，這個行業的進取性、創造力總體較弱，激情活力總體不足。這也是事實。

當下，行業改革創新發展又處在一個重要歷史階段。作為監管部門絕不能滿足于以往，更不能停留在今天。我們要認真反思剖析監管工作的不適應、不適當、不適合之處，從自身進一步轉變觀念，改進工作做起，在新形勢下為行業抓住機遇、發奮進取、科學發展做得更多點，更實點，更準點，更好點。

具體講幾點，鼓勵行業創新要體現在包容探索失誤上；體現在以積極開放的心態熱情對待行業各類新點子、新想法，包括各種埋怨牢騷上；體現在引導鼓勵業界將想法深化、細化，轉化成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上；體現在實事求是地把握促進創新與控制風險間的均衡關系，務實合理地設定風險管理的適當尺度上。這些是監管部門要做的“作業”。

目前，我們要求券商在推出涉及客戶的創新產品或服務前，必須讓證監會知道并納入風險管理體系內。對此，部分業內人士有些不同看法。我與他們探討中說過，暫且摁下國際國內經驗教訓和眾多案例不提，僅就你的創新能不能讓我們聽明白這一點，這樣做也是有道理的。因為任何新產品都必須得讓客戶知道是怎么回事，假定監管部門聽不懂，恐怕絕大多數投資人理解起來也有不少困難。

《財經國家周刊》：您前面提到券商創新試點先行，并購重組審核“分道制”也可能先從具備條件的地方做起。我們發現除了分類監管、扶優限劣之外，您還喜歡用“試點”。這方面的心得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莊心一：其實這是一個常理。對新事物大家認知有限，經驗尚無，且認識也不一定統一，先試點，探探路，搞成了，總結幾條有針對性的辦法，心中有數了再放開。遇到問題了，試點中糾錯解決，給后面提供點“疫苗”，即使搞砸了，損失也控制在小范圍內，不致于驚天動地，難以收拾。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是一條重要經驗。

也有不少教訓。當年搞國債期貨，短短幾年內熱火朝天，結果1995年一個“327”事件（“327”是一個國債產品），投資人損失重大且不說，市場也給毀了，至今還沒能恢復。還有早先的券商委托理財業務，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大家都搞起來了，結果是“全軍覆沒”，不但客戶損失慘重，還成了2004年證券公司危機爆發的一個主要風險源。

“齊步走”本身也是個問題，好比有一群人，體質不同，老少不一，興趣各異，怎么能“一二一，齊步走”呢？再則，“齊步走”不又走到同質化經營上了嗎？所以，我一直認為應該分步走。試點先行，逐步擴大，實踐中總結經驗，形成制度，然后再轉為常規業務。這個辦法，我看行！

莊心一簡歷

1955年4月出生，漢族，上海人，經濟學博士。

篇(4)

投資銀行是從西方引入的一個概念，狹義的理解指專門服務于資本市場， 主要從事證券發行、承銷、交易、咨詢、風險投資等業務的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類似于集我國券商、信托公司、私募風投、資產管理公司等機構為一體的一個綜合復合體，是與商業銀行相對應而存在的一個獨立的金融機構。如世界知名的高盛、摩根士丹利、匯豐、瑞銀等投資銀行。

而我國商業銀行投行是在我國分業經營監管環境中派生出來的一類銀行業務板塊，并非是一個獨立的金融機構。其是依賴于商業銀行的資源和渠道，從事著區別于傳統信貸業務又與其他金融機構業務緊密聯系的各種創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廣義理解來說，包括商業銀行自身領域的資金直投、資產管理、債券承銷、并購融資、財務顧問以及與各類金融機構合作的銀信、銀基、銀證、銀租、銀資、銀保等各類表內外創新業務都可以歸類為商業銀行投行業務范疇。

二、商業銀行發展投資銀行的必要性

首先，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國金融改革的深化，過去我國企業的投融資結構單一、直接融資渠道不暢、實體經濟過分依賴銀行融資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商業銀行傳統的金融產品已無法滿足企業在初創、發展、并購、上市各過程中多元化投融資需求，商業銀行必須開展投行業務進行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 提供一攬子金融產品的綜合服務方案來滿足客戶的差異化需求。

其次，我國的金融創新推動了商業銀行、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業務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各類金融機構產品的相互競爭對商業銀行業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這種情況，商業銀行必須進行戰略轉型，大力發展投行業務來擴大產品和服務的覆蓋范圍，打造可持續的核心競爭力來應對金融機構的綜合經營趨勢。

最后，在我國商業銀行具有其他金融機構不具有的優勢：客戶、資金和信用。商業銀行依賴龐大的客戶資源、強大的資金后盾及市場中最值得信賴的信用，可以較其他金融機構更容易做大、做強投行業務。而該幾個優勢在傳統信貸業務中發揮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隨著存貸利差的逐步壓縮，商業銀行意識到必須通過投行業務為支點，充分挖掘自身潛力才能更有效地放大客戶、資金、信用方面的優勢以獲得超額收益。

總而言之，在“新常態”經濟形式下，商業銀行面對日益復雜的金融環境必須實施從傳統信貸業務向全能型經營模式轉變，大力發展投行業務以擴大生存空間、增強客戶忠誠度，提升商業銀行收益。

三、我國商業銀行投行業務存在的問題

（一）投行業務缺乏戰略部署，產品結構、業務種類單一

現階段國內商業銀行對投行產品的構建、投行業務的營運及風控模式等都缺乏全面清晰的認識，并沒有長期的戰略部署和業務規劃，往往都是為滿足客戶需求在傳統信貸之外派生出來一些融資產品，最終又僅是服務存、貸款業務，并沒有對投行業務進行戰略部署實行專業化管理，從而沒有形成有競爭力的、相對完整的產品線，不能使之成為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此外，國內金融業仍實行分業經營和監管，這使商業銀行的投行業務發展受到限制，大部分商業銀行的投行業務品種局限在企業債券承銷、理財顧問、銀團貸款等領域，而對企業資本運作、并購重組、創新金融衍生品等投行核心業務涉及較少。

（二）內、外部認知度低，投行業務意識薄弱

就內部而言，投融投資創新業務雖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在銀行各大業務版塊中仍扮演著配角，商業銀行現階段業務重點仍是傳統信貸業務。大部分商業銀行對投行業務的定位不清晰，很多只是將投行業務作為利息轉化中收的一種手段，還有甚多只是利用投行業務來規避政策、實施監管套利，并沒有挖掘投行業務的內在價值；從外部來看，雖然客戶對財務咨詢、資產管理、投融資顧問等業務需求不斷增加，但由于投行業務起步較晚、成功案例有限，尤其如資產證券化、股權融資、并購重組等業務客戶認知度低，對投行產品的信任度不高。許多商業銀行提供的創新投行服務和產品雖具有一定的優勢，但不能得到目標客戶的認可或大范圍的推廣。

（三）傳統的風險思維制約著投行發展，業務流程不順

商業銀行傳統的風險思維更強調安全性、審慎性，“萬無一失、不留死角”是商業銀風控思路的關鍵和核心。而投行業務則更強調依靠專業技術和手段，對大概率事件進行研判而做出決策，同時運用金融工具進行風險控制和風險分散以獲取超額回報。兩種經營風險的思維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就決定了兩種風險文化和態度的碰撞和沖突。而目前大部分商業銀行仍然用傳統的風控手段和思維來評價投行業務，導致了銀行內部創新部門和中后臺部門之間產生嚴重的分歧和沖突，進一步致投使行業務的審查、審批流程不順，阻礙著投行業務的良性發展；此外，投行業務產品交易結構復雜多樣，專業度高，涉及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聲譽風險往往難以精準識別，而國內商業銀行受限于客觀技術條件和人才條件，普遍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風險識別方法和風控工具，相應的風險管理制度和管理技術較落后，這樣又加劇著投行創新與傳統風控之間的矛盾。

（四）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不高，監管滯后

雖然近些年國內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及資本市場快速發展，但相對于國外發達國家我國金融市場還呈現出很多短板，例如金融工具不夠豐富、產品流動性差、信息透明度低、行政干預較大等，這些都是金融市場發展還不夠成熟的表現。因此國內商業銀行投行也不能按照完全市場化、完全價值投資的導向來發展，只能按既定的“規則”在摸索中成長，在發展中促進市場完善，表現出一種“過渡”的特性；此外，現階段我國分業監管理念往往造成了多頭監管態勢，例如各部門以各自的認知角度和立場推行了各種政策法規，但這些政策法規往往重點不同、前后不一甚至相互矛盾，讓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投行開展業務時無所適從或者不知所依。

（五）投行專業人才缺失，人力制度不健全

投行業務涉及知識領域廣，專業要求高，業務涉及的信息量龐大且更新快，這就要求商業銀行開展投行業務必須要配備高素質、高水平人才隊伍。而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受制于客觀環境，從事投行業務的人員大多是從銀行內部選聘出來，經過簡單的培訓即上崗，這些人員沒有經過系統的、專業的訓練，從業人員專業基礎、業務水平參差不齊，這些投行從業人員帶著商業銀行傳統思路經營投行勢必導致創新能力弱，缺乏系統的投行思維和戰略眼光；此外，商業銀行對投行業務部門團隊的組織架構搭建、人才隊伍培養、考核機制的等尚未形成一套科學、健全的模式，這些因素都是制約投行業務在商業銀行中的發展。總之，人才的缺失和人力制度的不健全，投行業務發展必然只能停留在表面。

四、發展發展投行業務的一些建議

（一）轉變投行定位、樹立投行戰略

要實現商業銀行“新常態”下的業務轉型，首先要一改將投行業務服務傳統業務發展的定位思想。綜合經營是未來商業銀行適應金融混業的必由之路，商業銀行存、貸、票業務已逐步顯露出競爭乏力、無法支撐商業銀行持續盈利需求的態勢。隨著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和變革，各家商業銀行誰能在投行業務領域快速占領市場，誰就具備了未來金融市場競爭的核心競爭力，這也勢必會成為未來商業銀行競爭的關鍵領域。因此管理層需高度重視投行業務發展，調整投行業務定位，加大對投行業務的資源配置，制定長期投行業務發展戰略，充分挖掘投行業務的潛力，利用銀行的資金、客戶、機構、品牌等優勢全方位支撐投行業務發展，將投行業務打造成為商業銀行的一項核心業務，以投行業務拉動對其他公業務發展，與傳統信貸品種逐步形成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局面，發掘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

（二）優化投行業務環境、打造聯動協作機制

投行不像傳統信貸業務那樣，有標準的業務結構、風控方式和制式合同，每一筆投行業務都不具有可復制性，需根據業務自身特點“量身定做”。可以說投行業務的專業技術占三分，協調解決問題占七分，因此投行業務各部門之間的配合協作、聯動作業尤為重要。要做到這點，商業銀行應首先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要建立良好的業務協調機制，為投行業務發展創造良好內部環境。尤其是審批、風險、法規、金融市場、會計運營、財務等部門要與投行部建立有效的溝通和協作機制，發揮各自所長，集中力量解決問題；其次，商業銀行高層管理者應充分重視部門聯動工作的重要性，發揮總行管理層的統籌協調和推動作用。管理層應從全行整體發展和綜合效益角度出發，促進銀行內部各部門之間的橫向聯動，有效整合各部資源優勢，發揮協同效應，增強核心競爭力；最后，對一些諸如資本市場等時效性要求較高的投行項目，應在商業銀行內部建立快速聯動作業小組，并建立一套綠色業務通道，小組成員部門之間圍繞項目充分溝通信息，快速響應，平行作業，保證工作效率和質量，提高業務審查、審批效率，強化對客戶需求的反應力。

（三）轉變風險思維，重樹風控體系，提高審批效率

商業銀行要發展投行業務，建立與投行業務發展相匹配的風險管控機制是投行化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商業銀行必須要轉變傳統的風險管控思想，充分理解和認識投行業務風險，要逐步樹立既要敢于承擔風險又要善于管控風險的風險理念，創立新型的適應銀行綜合化經營的風險文化。不解決這個我問題投行業務就沒有成長的土壤，又會回到信貸業務的老路上來；其次，商業銀行須建立一套具有一定風險容忍度的風險管理體系，允許在承擔一定風險的前提下獲得相應的風險溢價，給予投行業務一定范圍的靈活度并充分發揮和運用投行創新工具和手段規避、分散風險，增加盈利空間；再次，可逐步安排一些從事投行前臺的專業人員加入風險管控隊伍，鼓勵其充分參與市場調查和同業交流，及時掌握市場熱點和產品，加強中后臺對金融市場業務的理解，減少溝通成本，提高審批效率；最后，可持續穩健的投行業務發展，必須建立和完善一套風險識別方法和風險管控工具，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來。目前建議可借鑒發達國家的金融風險識別和管控技術，并在實踐中逐步修正以適應自身的發展。

（四）加大創新力度，防范創新風險

“以變應變”是投行業務的特質，只有持續的創新才能打破目前商業銀行投行產品單一的局限，商業銀行投行要善于創新、不斷創新才能適應快速多變的金融市場環境。首先，創新意味著要敢于打破傳統的業務運營模式、風控模式、機構設置、人力管理模式的制約，建立適合投行業務發展的新架構和新制度；其次，在保障投行業務風險可控前提下，推行以點帶面的形式，鼓勵總行投行部或分支機構業務創新符合客戶需求的金融創新產品和服務，并在個別分支機構試點，待取得一定成效后建立規范性產品制度在全行范圍內推廣；最后，總行范圍內可建立一支投行創新基金，激勵創新并對有效成果予以獎勵。同時還可以從投行業務利潤中提取一定金額建立投行創新風險金，規避投行創新而帶來的經營風險，對投行創新帶來的風險進行有效覆蓋，強化商業銀行的風險緩釋。

（五）重視人才隊伍建設，完善激勵機制

投行業務屬于智力密集型產業，技術專、水平高、品行端的人才是發展投行業務的保障，商業銀行高層管理者應從投行戰略發展眼光來選聘和儲備人才。首先，要打破舊的選人用人的思路，不局限于本單位、本地區的選聘范圍，摒棄原來“有背景，有客戶資源，能拉來存款能疏通關系”的選人思維，選聘投行從業人員應當從具備專業的知識技能，具有積極探索市場的興趣，具備發掘客戶需求的洞察力以及具有較強統籌協調能力的人才為出發點。投行業務無界限，人才選聘也應該無界限，對財務管理、投資分析、法律方面的人才可考慮引進有國外工作經驗的專業人才充實隊伍；其次，科學的機構設置和合理的授權是這些高素質人才充分發揮用武之地的重要保障，商業銀行可以嘗試建立“事業部制”的投行專營部門，對某些業務和產品賦予投行部相對獨立決策權，便與其及時把握市場機遇，迅速決策業務；最后，商業銀行還應當在原有薪酬文化的基礎上，創新促進投行業務發展的薪酬體系，增強員工的忠誠度和歸屬管。設計出合理的差別性薪酬對從事投行人才的高風險、高強度的工作付出進行補償，保持員工的斗志和積極性，鼓勵其責任承擔和業務創新。

五、結語

我國商業銀行開展投行業務雖已有十幾年，但相對西方發達國家來說發展還較為滯后，國內商業銀行投行業務還存在許多問題和困難。但在社會經濟快速轉型的態勢下，商業銀行發展投行業務已然成為大勢所趨，要下好投行業務這盤棋，商業銀行需要盡快轉變經營和風險觀念，打造良好的投行發展環境，充分挖掘自身潛力，整合優勢資源創新投行業務，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

篇(5)

[關鍵詞]金融支持；節能減排；開發性金融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09)09-0163-03

[作者簡介]劉 曲，國家開發銀行江西分行員工，博士，研究方向為電力和能源經濟；

王茜。國家開發銀行江西分行副處長，高級經濟師，研究方向銀行金融。(江西南昌330009)

一、金融支持節能減排的背景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把“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一。因此，堅持減少能源浪費和降低廢氣排放，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迫切需要，是維護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的必然要求。我國能源消耗和能源效率水平與國外先進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間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等指標。完成這些約束性指標是我國政府作出的莊嚴承諾。但是，根據國務院《2009年節能減排工作安排》披露的數據來看，從2006年-2008年3年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0.1％，可以看出，我國“十一五”節能目標完成進度仍落后于時間進度，形勢嚴峻，任務艱巨。

節能減排需要大量的技術和資金投入，這需要相應的金融支持。2007年底中國銀監會制定了《節能減排授信工作指導意見》及一系列配套政策，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充分認識節能減排的重大意義，切實做好與節能減排有關的授信工作，加強金融創新，積極開發與節能減排有關的創新金融產品。

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從戰略規劃、內部控制、風險管理、業務發展著手，防范高耗能、高污染(簡稱“兩高”)帶來的各類風險，加強制度建設和執行力建設，全面支持我國的節能減排。銀行業金融機構需要把促進全社會節能減排作為本機構的重要使命和履行社會責任的具體體現，全面掌握節能減排政策法規和標準，通過信貸導向、金融創新等多種方式支持地區和企業開展節能減排，積極參與到支持與環境承載力相適應的生產能力重新配置的過程中，同時注意防范風險。

二、金融機構支持節能減排必要性

金融機構應充分認識到節能減排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牢固樹立環保和節能減排的社會責任意識，利用金融工具在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促進經濟發展。

1　金融支持節能減排是金融機構貫徹國家政策，履行社會責任的需要。從國際金融業的發展來看，對環境和社會風險進行控制和管理已成為金融機構的重要社會責任。金融機構改變過去單一地強調對股東負責的理念，開始主動地履行對經濟、社會、環境的責任，這是金融業發展的一個全球趨勢。認真貫徹和執行國務院、人民銀行、銀監會關于加強環境和資源保護，節能降耗減排的工作部署，積極維護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是銀行必須履行的社會職責。

2　金融支持節能減排是金融機構拓展業務空間，實現金融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在能源和環境的雙重壓力下，節能環保產業成為以國家政策需求和社會需要為拉動力的產業。2008年財政部安排了270億元專項資金推動節能減排，加上中央建設投資中安排的148億元，共計418億元用于支持推進節能減排工作。據預測，2010年我國環保產業收入將達到5000億元左右。巨大的潛在市場已吸引國內外投資者和企業。節能減排為商業銀行開拓了新的市場、新的業務、新的項目、新的客戶，拓寬了金融發展的空間。按照國家產業政策投放信貸，改進和加強對節能減排產業的金融服務，將成為商業銀行實現經營安全性和盈利性的重要途徑之一。綠色信貸、可持續性融資(sustainable Financing)等概念的提出旨在希望通過金融業有意識的行為引導社會資金流向，促進社會主體注重減少環境污染、保護生態平衡、節約自然資源，避免嚴重依賴資源和消耗資源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全社會形成科學、和諧的可持續性發展機制。這是對傳統金融觀念的改變和發展。這一理念強調和維護人類社會的長期利益及長遠發展，要把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統籌協調考慮，減少金融業對于環境、資源保護的負面效應。

3　金融支持節能減排是金融機構防范各類風險的需要。國家把節約資源、削減污染物排放作為突破口，促進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的調整將會有力地帶動信貸結構的調整，因此，在支持節能減排的同時，積極調整信貸結構是商業銀行加強信貸風險管理的理性選擇。金融機構應該根據本機構的業務特點、風險特征和組織架構，制定各類防范風險的工作方案。據國家統計局測算，火電、鋼鐵、化工、建材、有色金屬、石油加工及煉焦等6個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增加值占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33％左右，用電量占工業用電量的64％左右，能耗占全國工業能耗的70％左右。隨著國家政策導向的調整、有關法制的健全和監督檢查執法力度的加大，不符合環保和節能減排要求的行業和企業將面臨更為嚴厲的政策環境。各銀行類金融機構應保持高度的政策風險意識，對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落后企業的信貸風險予以足夠的警惕。當前一些資源型地區經濟結構導致兩高貸款占比過大，貸款風險集中。另外一些中西部地區受到加快經濟發展的壓力，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容易引入淘汰產能或污染落后的項目，使得節能減排壓力增大。因此，需要嚴把“兩高”行業的信貸閘門，這樣有助于實現節能減排目標，也有利于銀行業金融機構自身的健康發展，符合銀行的商業利益。

4　金融支持節能減排是金融機構樹立社會形象，獲得良好聲譽的需要。金融支持節能減排具有極為豐富的經營管理內涵，將給金融機構帶來許多新的挑戰和發展機遇，它將全面推進銀行業務的戰略轉型，也有助于金融機構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國際金融機構推行的赤道原則很好地反映了這一理念。赤道原則是2002年10月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和荷蘭銀行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知名商業銀行會議上提出的一項企業貸款準則。這項準則要求金融機構在向一個項目投資時，要對項目可能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桿促進該項目在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和諧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在國際上承諾以特定的社會和環境標準約束考察銀行貸款項目的赤道原則，已經運行了5年。

目前包括花旗、渣打、匯豐在內的60多家大型跨國銀行已經明確采用赤道原則，在貸款和項目資助上強調企業的環境和社會責任，接受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項目融資總額占全球項目融資市場份額的80％以上。2008年興業銀行正式成為我國首家執行赤道原則的商業銀行。

三、金融支持節能減排的方式

金融既能夠通過信貸手段為節能減排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又能夠發揮杠桿的作用，引導社會各方面加大對節能減排的資金投入，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金融支持節能減排可以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1　加強與政府的合作，幫助政府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國家將會積極支持節能減排項目，并且鼓勵銀行對有償還能力的環境基礎設施項目和企業治污項目給予貸款支持。預計政府機構將會通過進一步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完善有利于節能減排的財政政策，落實鼓勵節能減排的稅收政策等方式，支持全社會節能減排的開展。金融機構可以運用開發性金融原理，與政府密切合作，建立融資平臺，以市場化運作方式，積極配合投資重點和方向的調整。這樣，既能實現政府的節能減排的目標，又能有效防范項目風險。

2　調整信貸政策，探索支持節能減排的金融服務。金融機構應通過調整信貸政策，完善信貸管理制度，積極支持節能環保的重大工程和環境治理項目建設，建立起支持節能減排的金融服務體系。積極開展金融產品和信貸模式創新。創新貸款抵押擔保方式，拓寬抵押擔保范圍，合理降低節能減排融資的準人條件。做好節能減排項目的投資咨詢、財務顧問、資金清算、現金管理等金融服務，提供資產證券化、股票、債券和項目融資等多種金融服務，豐富和完善融資產品體系，為節能環保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3　設立投資基金，促進節能減排產業的發展。國際上一些大銀行的節能減排投資業務主要是通過設立基金，投資節能減排項目或參與到碳信用等金融衍生品市場的交易中…。“十一五”期間，我國將有大量的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環保改造項目上馬，也有大量配套的支持節能減排的優惠政策實施，這給環保產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對于金融機構而言，可以發起和參與基金，通過開展投資業務，促進環保產業的升級，為節能減排提供更好的技術支持。

4　積極探索開展排放權交易，運用市場化手段節能減排。國際上活躍的是根據《京都議定書》實施的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涉及發展中國家的有清潔發展機制(CDM)。目前，國內多家銀行分別與國際金融機構開展CDM項目的開發。2008年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相繼成立。今后，我國將建立起排放權一級和二級市場，逐步實現主要污染物排放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因此，需要認真研究金融機構在交易中的作用空間。

5　加強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利用國際資金和經驗幫助節能減排。節能減排是個全球問題，因此，國際上不少金融機構在支持節能減排方面做了很多的嘗試，并有了一些成功的經驗。國內金融機構可以積極和國際金融機構開展合作，爭取國際金融機構的貸款、政府間貸款和國際銀行組織的專項貸款。從2006年開始，國際金融公司(IFC)通過提供貸款本金風險分擔，和興業銀行、北京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開展了能效貸款的合作。華夏銀行、浦發銀行、招商銀行分別與法國開發署(AFD)開展節能轉貸，支持能源效率項目和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融資。能效貸款主要包括生產型企業的節能技改直接融資模式、能源合同管理(EMC)服務商融資模式““、設備供應商買方信貸模式、設備供應商增產模式和公用事業服務商模式等。

四、開發性金融支持江西節能減排的案例

2008年江西省提出用兩年時間完成全省80個縣(市)污水處理設施及配套管網建設，確保2010年全省城鎮污水處理率超過70％，該項目是江西省實現“十一五”節能減排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的重要工程，項目總投資高達66億元。對于一個經濟不發達的省份來說，項目資金籌集、監管和貸款償還的確具有一定難度。

國家開發銀行運用開發性金融原理，以市場路徑實現政府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將政府的組織優勢與開發性金融融資優勢相結合，通過與政府合作，共建信用體系和制度安排，設計了全省污水處理廠建設的創新方案。一是通過指定成立江西省行政事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全省污水處理設施建設融資平臺，由該公司統一向銀行貸款融資，統一安排各縣(市)建設資金。二是各縣(市)政府組建實體公司，承擔資金管理和項目建設職責，其項目、資金管理與財政往來結算約束掛鉤。三是污水處理廠建設要按市場規律操作，建成后可整體出讓特許經營權。積極爭取國家資金支持，采取以獎代補形式支持各地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建立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專項以獎代補資金。

按照統一投融資主體、統一項目審批、統一融資模式設計、統一考慮資本金和還款資金來源、統一構建信用結構的“五統一”模式開展的污水處理設施建設融資體系，大大簡化評審流程，提高評審效率，鎖定了信貸資金風險，加快貸款進度。此外，國家開發銀行作為牽頭行，集合江西省內多家銀行，在2008年上半年規模從緊的背景下，通過組織銀團貸款的方式，短時間內籌措了大量資金，把政策性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聚集一起，為江西節能減排提供了金融支持。

開發性金融支持江西省污水處理基礎設施建設開創了全國污水處理設施建設的新模式，為下一步垃圾處理等省級綜合建設項目以及中西部地區政府開展節能減排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這個案例說明通過運用開發性金融理念指導金融創新，金融機構通過和政府的密切合作，發揮自身優勢，創新信貸管理模式，通過金融機構的合作，能夠為實現節能減排目標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篇(6)

截至2010年底，中國已擁有近萬家汽車租賃公司，其中50%的企業位于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大城市，而目前市場上的汽車租賃公司，平均車隊規模不超過50輛汽車，這樣的車輛數很難達到規模經濟效應。

中國汽車租賃行業仍處于早期發展階段，市場汽車租賃滲透率（租賃汽車的數量占乘用車總保有量的比例）遠低于歐美等成熟市場。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相關的交通政策措施（如部分城市的限購令），都為中國汽車租賃行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租賃公司、經銷商及廠商均是汽車租賃市場積極的參與者。在汽車市場增速回歸正常、新車銷售利潤下滑的趨勢下，融資租賃可以有效降低消費者的購車門檻，從而促進新車銷售并隨之帶來后續的后市場服務，并成為新的盈利增長點，經營性租賃也可以有效實現批量銷售。因此，除專業汽車租賃公司外，廠商及經銷商亦都積極投身到汽車租賃這片藍海中（見圖13：租賃公司分類）。

在汽車市場增速回歸正常、新車銷售利潤下滑的趨勢下，融資租賃可以有效降低消費者的購車門檻，從而促進新車銷售并隨之帶來后續的市場服務，并成為新的盈利增長點，而經營性租賃也可以有效實現批量銷售。

可是，礙于不完善的融資租賃法律法規各展所長加強合作，共促汽車租賃發展、不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及風控體系，以及缺乏殘值市場和完善退出機制的情況下，租賃產品較其他汽車金融產品而言尚未展現特殊的優勢。

所以，中國汽車租賃行業仍處于早期發展階段，目前市場積極的參與者為租賃公司、經銷商及廠商。但因為行業的發展潛力和空間，參與者開始結成緊密的合作伙伴，互補長短，打造更有競爭力的租賃商業模式。

汽車租賃商業模式及典型案例剖析

汽車租賃商業根據發展主體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其分為五大類。

汽車經營租賃公司。隨著人們消費習慣的改變及個人征信體系的完善，經營性租賃市場日趨壯大，目前神州租車、一嗨租車、至尊租車等汽車租賃服務提供商都建立了龐大的車隊規模（見圖14：經營性租賃公司示例）。由于網點建設、車輛采購都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作為一個重資產行業，經營性租賃公司普遍面臨高負債率的困擾。

發達國家成熟的租車公司面臨同樣的問題，美國赫茲租車（Hertz）在其2011　年年報中披露的風險就包括巨額負債風險：截至2011年12月31日，赫茲有113.17　億美元的未償有息債務。赫茲較高的資產負債率有可能對其經營業績、現金流、流動性及行業競爭力造成重大不利影響（見圖15：美國租車公司財務數據分析）。

目前我國經營性租賃公司債務融資主要依靠商業銀行及融資租賃公司，而在成熟市場中，租賃公司擁有豐富的融資渠道，以赫茲為例，其資金來源包括貸款、公司債及車隊債券（Fleet　Debt）等。

汽車融資租賃公司。專業汽車融資租賃公司起步較早，運營體系較成熟，新世紀租賃是國內最早從事汽車融資租賃的公司之一，為了加強對汽車板塊融資租賃業務的專業化經營，于2009年9月單獨成立先鋒國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美元，服務項目包括1～5年車輛融資租賃、售后回租及公務車改革項目等（見圖16：汽車融資租賃公司商業模式）。

銀行系融資租賃公司。傳統銀行系租賃公司的租賃標的物仍多集中在資本性貨物（capital　goods）　上，如飛機、輪船，大型成套設備等，但已有銀行系融資租賃公司憑借雄厚的資金實力，嘗試大規模的開展汽車融資租賃業務，　需管理的車輛規模可達數千臺甚至上萬臺，因此完善的專業租賃車隊管理系統顯得尤為重要。

以在國內率先啟動商用車租賃業務的國銀租賃公司為例，以廠商租賃與經銷商租賃為主要模式，結合不同商用車的特點與需求，系統開發租賃業務，降低了制造商的銷售成本，實現大批量銷售，為國內商用車制造企業進入研發、生產、銷售、發展的良性循環提供了專業的金融租賃服務。

目前，國銀租賃已租賃車輛近3700　臺，用戶基本覆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與一汽解放、福田汽車、陜西汽車、東風汽車、北方奔馳、紅巖汽車、華菱汽車等11　家商用車生產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合作金額超過84　億元人民幣。

廠商主導租賃公司。租賃對于整車廠商來說是銷售促進、利潤提升的重要手段：直接促進新車銷售；增加車輛路面可見度（Road　Visibility）；增加二手車供給；增加金融服務盈利；提升客戶體驗。

廠商的租賃業務在發達市場已非常成熟，美國汽車批量銷售中，接近1/4　銷量是通過銷售給租賃公司實現的，并且以租賃為代表的金融服務已經成為成熟市場整車廠商的重要利潤來源（見圖17：福特、寶馬金融服務盈利分析）。

經營性租賃及融資性租賃均是二手車輛的主要來源之一，整車廠商將租賃與二手車業務緊密結合將形成良性循環，大大拓展價值鏈業務（見圖18：整車廠商租賃與二手車商業模式）。目前國內已有廠商試水租賃業務，包括經營性租賃及融資租賃。

廠商主導經營性租賃，我們以東風日產2009年12月推出的“易租車”項目為例。它是東風日產以專營店服務網絡和服務能力為支撐的汽車租賃品牌服務，通過租車網點、電話預訂中心、專用網站等全方位服務平臺，并采用NISSAN全新車型和車輛為NISSAN保有客戶及潛在客戶提供全面的、多樣化的、各種情況下的用車解決方案，形成全價值鏈汽車服務能力（見圖19：東風日產易租車收益分析）。

整車廠商有廣泛的經銷商布局，解決了服務網絡問題，但經銷商長期持有車輛，導致資金較為緊張，而經銷商持有車輛不足，又將影響消費者充分享受易租車業務的便利。金融服務的深入將有效緩解經銷商資金壓力，形成良性循環。

廠商主導融資租賃，我們以2012年6月成立的梅賽德斯-奔馳租賃有限公司為例。它的營業范圍涵蓋融資租賃業務、經營租賃業務、向國內外購買租賃資產、租賃財產的殘值處理及維修以及租賃交易咨詢與擔保等，目前僅提供融資租賃服務。作為中國第一家向個人與企業同時推出汽車租賃產品的汽車品牌，奔馳租賃在創立之初推出了梅賽德斯-奔馳租購悠享計劃（見圖20：梅賽德斯-奔馳租賃產品及流程示例）。

融資租賃相比于汽車消費貸款及信用卡，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低的首付，更靈活的月付方式，更全面的融資需求覆蓋（包括維修、保險等費用均可以劃入分期支付范疇）。對于整車廠商來說，融資租賃公司產品將會是汽車金融公司產品的有效補充。

經銷商主導租賃公司。目前中國汽車經銷商超過80%的利潤來源于新車銷售，來源于售后服務的利潤占比不到20%，利潤來源過于依賴新車銷售，導致經銷商受行業周期波動影響較大，而以租賃為代表的金融服務可以有效促進銷售，拉動售后業務，提升后市場盈利，增強經銷商抵御周期波動的能力。

部分實力雄厚的經銷商集團利用渠道基礎紛紛推出自己的租賃業務，以下為具有代表性的模式。

商用車融資租賃――龐大樂業租賃。這是龐大集團在開展汽車消費信貸業務中，經過逐步探索、完善和提高，所創立的“幫助用戶申請貸款、幫助用戶選車上牌照、幫助銀行收繳貸款本息、全程為用戶擔保”的銷售模式，通過龐大集團構筑的由風險預警、風險控制及風險化解組成的六級風險防范體系，既確保了銀行投放資金的安全，又推動了汽車分期付款業務的發展，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見圖21：龐大樂業租賃模式）。

建立在其六級風險防范體系的基礎上，龐大集團2010年上半年末的分期付款違約墊款率為1.29%，其中不良墊款比率為0.07%。龐大集團近期推出的“租賃貸”模式，同樣是基于其良好的風險把控能力及較低的不良貸款率，由龐大樂業租賃承擔部分管理職能，整合金融資源為商用車及乘用車用戶提供分期付款金融服務，該業務在近兩年更是成為龐大集團利潤增長重要的助推器（見圖22：龐大集團金融服務盈利分析）。

乘用車融資租賃――易匯資本。經銷商集團亦可成立單獨的融資租賃公司，為本集團或集團外客戶提供汽車融資租賃服務。2010年成立的易匯資本（中國）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注冊資金4000萬美元，是經國家商務部批準的第一家全國性的汽車融資租賃的外商企業。

依托豪華車經銷的豐富經驗及網絡布局，易匯資本不僅提供個人購車融資租賃、試乘試駕車融資租賃、長租、企業車改等傳統產品，更提供機場綠色通道、酒店/　旅行社用車解決方案等多種特色服務，并能夠為租賃用戶帶來高品質的售后服務體驗。

融資租賃及經營性租賃――廣匯汽車租賃。大型汽車經銷商集團已發力著重發展以二手車、租賃、保險為核心的金融后市場板塊，以2011年3月成立的廣匯汽車租賃公司為例，目前在全國擁有數萬名客戶、為數千企事業單位集團公司提供用車金融方案，與1076家經銷商合作，分布于國內23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全服務網絡。

在融資租賃方面，廣匯汽車租賃已推出以“匯購”為主題的融資租賃形式，并提供堪比汽車金融公司的豐富產品選擇，包括氣球融、515　輕松融等。

在經營性租賃方面，廣匯汽車租賃推出的全新CGA經營性租賃主要面向企業客戶及高端個人用戶，出租的車輛由廣匯進行專業化管理，減少了用戶自行購車的管理和養護成本。與融資租賃不同，車輛到期后可以多種后續方案選擇，經營租賃期滿后車輛可歸還租賃公司，客戶也可選擇按照市場處置價支付租賃公司相應殘值，獲得車輛的歸屬權。

汽車租賃業的困境與變局

中國汽車租賃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受到五方面因素的制約。

汽車租賃業的法律法規亟待進一步完善。雖然我國在1998年出臺了《汽車租賃業管理暫行規定》，但是很多內容已不能適應現在的發展，且針對融資租賃的相關條例與針對經營租賃的條例相比較更為不完善，目前商務部主要依據商務部2005　年3月5日實施的《外商投資租賃業管理辦法》進行監管，而銀監會主要依據《金融機構管理規定》、《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取締辦法》，以及2007年3月1日起施行的《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

為了規范我國融資租賃活動，維護融資租賃市場秩序，保護融資租賃方的合法權益，促進融資租賃事業的健康發展，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融資租賃法（草案）》（共三次征求意見稿）。但成型的《融資租賃法》，以及成熟的相關會計準則都還沒有問世。

社會信用體系及風控體系尚不成熟。租賃業是一種對信用保障要求很高的信用消費，沒有較為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汽車融資租賃風險很難控制。同時，內控機制不完善的融資租賃公司運營的風險較大。我國融資租賃業普遍使用直接租賃的方式，即出租人承擔了全部的風險責任的形式，公司面臨著包括經營性風險、信用風險、金融風險、經濟環境風險等諸多風險。

殘值定價和租賃車輛退出機制不完善。租后車輛（Off-lease　vehicles）是二手車的重要來源，而二手車的殘值定價又能決定租賃的定價，但是二手車的殘值定價的準確性取決于是否存在充分競爭的、車源豐富的二手車市場，因此目前我國二手車市場的不成熟導致殘值定價機制不完善，進而影響汽車租賃產品定價，使租賃產品較其他汽車金融產品而言尚未展現特殊的優勢（見圖23：租賃市場與二手車市場的良性循環）。

在美國，Automotive　Lease　Guide（ALG）　是提供汽車殘值分析的專業機構，能夠通過數據分析為汽車制造商、金融公司及車隊管理公司提供咨詢服務、建模工具及資產組合風險分析，協助客戶建立自己的殘值計算模型（Residual　Value　Workbench）、再營銷定價模型（Remarketing　Pricing　Model）　及車隊殘值模型（Fleet　Residual　Model）　等，提高盈利能力并有效降低風險。ALG公司的Guidebook　以其專業性及權威性被多家廠商、金融機構采用，作為租賃產品定價的重要依據（見圖24：ALG　的產品及服務）。

對于金融機構來講，ALG　可以通過殘值風險分析、回報率分析、市場數據分析來對資產組合進行評估，從而使汽車投資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獲得最大回報。

對于廠商來說，ALG　可以幫助廠商了解決定該品牌車輛殘值的關鍵要素，制定品牌戰略、優化產品生命周期，幫助廠商提高車輛殘值，有效提升車輛競爭力并促進銷售。

對于規模龐大的車隊公司來說，ALG　可以通過折舊曲線分析、轉售價值分析等幫助公司更精確地控制成本提高收益。

但是在擁有專業第三方殘值管理機構的成熟市場中，殘值風險仍然是租賃公司要面對的主要風險之一，即預測殘值與實際殘值仍然會有一定偏差，以2006　年型（Year　Model）的SUV的租賃計劃為例，2008年的實際殘值與預測殘值有差異（見圖25：2006年型的SUV實際殘值與預測殘值的差異）。

再融資手段不夠豐富及汽車金融的介入不夠深入。汽車租賃公司屬于典型的重資產行業：大量的網點建設投入、高額的車輛購買投入以及巨額的市場營銷費用，而因多數合同較長，資金的回籠相對較慢，且經營過程中更新車輛又需要大量的后續資金，因此高負債運行是租賃公司的普遍特征。

目前租賃公司的融資主要來自于股權融資及債權融資，但是國內再融資渠道有限，投貸聯動正在逐步推進，股債結合短期難以實現。股權融資帶來了良好的治理結構及管理經驗，但稀釋了創始人及管理層原有股份。在債權融資過程中，除非有來自股東的強擔保和不動產抵押，否則，租賃公司需協助銀行對所融資車輛逐筆進行抵押登記，手續的繁瑣導致大多數銀行對該類業務望而卻步。未來，多種融資方式包括資產證券化、公司債、各種票據將會有效降低租賃公司資金成本，擴大業務規模。

另外，目前影響金融機構介入汽車租賃業務的主要原因還包括殘值預測的風險。前文提到，成熟殘值市場及第三方殘值評估機構的缺失，導致金融機構無法評估租賃車輛的殘值以確定融資金額。未來，隨著二手車市場的完善及專業殘值評估機構的建立，基于可信賴的汽車殘值預測，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將為汽車租賃業提供更高額更靈活的融資。

整車廠商、經銷商和租賃公司的合作還不夠緊密。目前融資租賃商業模式中各參與主體都有各自的優勢與劣勢，例如整車廠商擁有廣泛的網點覆蓋及服務體系，但是品牌單一；經銷商擁有豐富的渠道資源，但是資金規模有限，車輛需要外采；租賃公司本身各有其優勢和短板，或資金的優勢、或專業的優勢、或地域的優勢、或項目信息源的優勢。因此，大家結成緊密的合作伙伴，各展所長，將會打造更有競爭力的租賃商業模式。業內已經開始有成功的實踐經驗。

商用車廠商與融資租賃公司：租賃公司根據廠商的推薦，從經銷商處購買產品，租賃給用戶使用，此間用戶可以分期向租賃公司支付租金直至租期結束。借助融資租賃公司的車輛管理系統、資產管理能力及雄厚的資本實力，既能促進商用車品牌銷售，又能滿足用戶及時用車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