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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險利益保險合同保險事業

保險利益原則

保險利益原則是保險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又稱“可保利益”或“可保權益”原則。所謂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其所保標的具有法律所承認的權益或利害關系。即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可能遭受的損失或失去的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12條規定：“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法律上承認的利益”。保險利益是保險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說：“保險利益是產生于被保險人與保險標的物之間的經濟聯系，并為法律所承認，可以投保的一種法定權利。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必須具有可保利益，將與自己無關的項目投保，企圖在事故發生后獲得賠償，是違背保險損失補償原則的，對此法律不予保護”。

保險利益對保險合同的影響

（一）保險利益原則是保險合同生效的重要條件

保險利益是構成保險法律關系的一個要件，保險利益是保險合同有效的重要條件，保險合同有效必須建立在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的基礎上。具體構成需滿足三個條件：可保利益必須是合法利益。在英國，一般稱為“被保險人與保險標的物之間的關系是法律所承認的”。保險利益作為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享有的利益，必須是符合法律法規，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為法律認可并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對不法利益和違反善良風俗所產生的利益，不需問投保人是善意還是惡意，均無可保利益，因為這些利益是違反法律和公共利益的，雖然簽定了合同，但合同一律無效。

可保利益必須是有經濟價值的利益。這樣才能使計算做到基本合理。如果損失不是經濟上的利益，便無法計算。如所有權、債權、擔保物權、精神創傷、政治打擊等，難以用貨幣衡量，因而不構成保險利益。

可保利益必須是可以確定的和能夠實現的利益。“確定利益”指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現有利益或因現有利益而產生的期待利益已經確定。所謂“能夠實現”是指它是事實上的經濟利益或客觀利益。保險利益可以是現有利益和直接利益，也可以是預期利益和間接利益，現有利益比較容易確定，期待利益則往往引起爭議。

許多國家的法律都明文規定，無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不發生法律效力，各國法律都把保險利益作為保險合同生效的重要條件。英國早在1745年的《海商法》中就規定：“沒有可保利益的、或除保險單以外沒有其他合法利益證明的、或通過賭博方式訂立的海上保險合同無效”。1774年的《人壽保險法》也確立了保險利益原則，該法規定：“人壽保險的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必須具有保險利益，否則合同無效。1906年的《海上保險法》將沒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視為賭博合同而無效。我國《保險法》第12條也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

（二）保險利益原則決定保險合同的主體

保險利益學說發展初期，保險利益的目的在于區分有社會經濟作用的保險關系與純投機的賭博行為，技術性保險利益學說將其功能轉換為區分同一物之上各種不同保險利益，使在一物上可多重保險而并不構成復保險。而20世紀誕生的經濟性保險利益學說更強調保險的補償作用。保險利益解決的是投保人的主體資格問題。誰有權投保，誰就有資格成為被保險人，而且只能以保險利益作為衡量標準。現代各國保險立法均確立了一個基本原則，即只有對保險標的物有保險利益的人，才具有作為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的資格，否則所訂立的保險合同無效。

（三）保險利益對保險合同效力的影響

保險利益對保險合同效力的影響表現在：保險合同的標的是保險利益，就一般合同理論而言，欠缺標的合同為無效合同，因此，如果保險合同中沒有保險利益則保險合同無效。保險金額不能超過保險利益，超過部分應當為無效。在保險期間喪失保險利益，如果是全部喪失，則保險合同全部解除，如果是部分喪失，則保險合同部分解除。例如一批貨物全部或部分交付給他人的同時，風險全部或部分轉移給買受人承受，保險合同的效力就全部或部分喪失。限制保險補償金額。保險利益是確定保險金額的基礎，發生保險事故后，保險人補償金額不能超過原有利益，被保險人不可因投保而得到額外利益。保險利益的現實意義

（一）保障保險活動的健康發展

保險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險的發生。道德危險與保險相輔相成，就財產保險而言，如果以自己沒有保險利益的他人財產投保，他人財產即使發生危險，投保人也并無損失發生，但卻可獲得賠償，這樣就與賭博無異。更有甚者，投保人為了早日實現其利益，不去等待被保危險的自然發生，而是去設法造成被保財產的損失，其所誘發的道德危險，是不言而喻的。但有了保險利益的規定后，雖不能完全杜絕但卻可以大大減少道德危險的發生。

就人壽保險而言，如果沒有保險利益的規定，那后果不堪設想。如果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沒有保險利益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或身體作為保險標的而訂立合同，則投保人可能會采取各種手段傷害被保險人，以謀取保險金的給付。17世紀英國保險法就曾因沒有保險利益的規定，而出現殺害被保險人的情況，造成社會的極大不安定，英國立法機關遂在《1774年人壽保險法》中首次確立人身保險必須具有保險利益的原則。旨在消除以他人生命、健康為賭注，博取非法利益的壽險保險單，該法因而被譽為“禁止賭博法案”。

（二）保險利益原則隨保險業的發展而發展

現代保險業的發展使人們對保險利益產生了深刻的理解。目前有一種趨向，即財產保險的可保利益只要求在損失發生時必須存在，特別表現在澳大利亞保險法的有關規定上，《1984年澳大利亞保險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對于一般保險合同，保險人不能僅僅以被保險人簽訂保險合同時對標的沒有保險利益為由使合同失效。該規定不適用于人壽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

（三）對我國保險業發展的意義

從我國保險業即將全方位對外開放的趨勢看，在我國的保險立法中應進一步明確保險利益原則，對外可使我國的保險立法進一步與國際接軌，有利于提高我國保險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對內可以進一步完善保險立法，解決保險業務中產生的法律問題，改變立法滯后于實踐的狀態。

結論

自1745年英國確立保險利益原則以來，保險利益就一直是構成保險制度最基本的原則之一，它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不僅被各國立法確定為保險法的基本原則，而且在保險合同法、保險業法和保險監管法中都得到了貫徹和彰顯。在人類越來越尋求安全和保障的今天，保險業更加蓬勃地發展，保險利益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更加具有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1.鄭玉波.保險法論.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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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保險利益原則功能分析立足于保險利益原則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控制損害賠償程度。從法律角度出發，主要的目的是針對保險人或者投保人在偶然事故發生的過程中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經濟損失。由此可知，給予保險金主要是為了補償偶然事故所造成的損失，對于原有經濟損失以外的相關損失不予補償。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保險利益原則主要是針對保險事故發生時的投保人或者保險人所享有的法律利益而言，因此保險賠償范圍是在保險利益范圍之內，主要的判斷標準是保險利益損失程度；第二，防止出現賭博行為。賭博對社會具有一定的消極影響，為法律所不容。保險合同主要是以保險利益為基礎，與賭博具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來講，賭博是一種不正當的行為，主要是以自身為利益主體，沒有任何利害關系。因此，保險合同必須要求相關主體以保險利益為存在前提下，積極發揮保險人償付保險金的補救功效；第三，預防違法行為的發生。保險人以及投保人作為保險標的利益主體，制造保險事故的可能性很低，同時道德危險系數小。在合同義務履行性質上，投保人或者保險人只是單純性補償。在確定保險利益的情況下，有助于預防違法行為的發生。

1.2投保人、被保險人與保險利益原則分析在投保人與保險人簽訂保險合同過程中，投保人具有支付保險費義務。保險利益原則主體并不僅僅是投保人,在保險標的利益過渡過程中，任何受益者都可以視為投保人。在單一保險利益轉讓過程中，偶然保險事故損失主要由保險標的方承擔，而具有保險利益的一方才能獲得保險金賠償請求權。從本質上來講，投保人是保險利益原則控制對象。但是在實際過程中，保險金請求權不是投保人所有。在保險合同中，投保人主要是義務的承擔者，而不是權利的享有者。基于保險合同的保障作用下，被保險人作為保險金請求權的享有者，是保險合同中受約束的主體之一，在實際上與保險標的不存在利益關系。

2財產保險合同中保險利益原則適用問題

2.1財產保險合同中保險利益界定在財產保險合同中，保險利益界定不明確，當前保險法沒有具體闡述財產保險中的保險利益定義。通常情況下，財產合同保險中保險利益判斷標準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闡述：第一，從形式上來講，保險利益主要體現的是利害關系；第二，從經濟學角度出發，保險利益表現的是一種經濟利益；第三，從法律角度來看，保險利益屬于合法利益。由此可知，我國保險實務沒有對保險利益作出具體的概述，判斷標準不夠明確。基于這種狀況，在簽訂保險合同過程中，容易造成歧義。例如在倉儲責任保險合同簽訂過程中，由于沒有明確保險利益，標的可能以倉儲物為主，與投保人投保倉儲責任的目的相違背。

2.2財產保險合同中保險利益轉移在財產保險法中，若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沒有保險利益，那么保險合同將會失效。因此，在簽訂保險合同時，投保人以及被保險人必須要確保保險利益，當發生保險事故時，有助于依據保險利益原則得到相應的賠償。但在實際司法實踐過程，即使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沒有訂立相關的保險合同，保險利益不明確，但當保險事故發生時，雙方卻享有保險利益。按照相關的保險利益原則規定，財產保險利益能夠進行轉讓，但是對轉讓時間卻沒有相應的標準規范，因此導致發生糾紛的概率高。

3財產保險合同中保險利益原則適用完善策略

3.1重新界定財產保險利益定義首先要界定保險利益的性質，明確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與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從而具體分析被保險人或者投保者對保險標的所具有的法律利益關系。在現階段，由于人們的法律文化程度有待提高，在進行保險合同的簽訂過程中，投保人以及被保險人必須要明白保險利益的科學內涵，了解以及掌握保險利益范圍以及種類。對于保險利益范圍而言，在確定的過程中，主要的依據有四個：一是標的物，二是被保險人，三是賠償項目，四是投保人。在保險合同上，投保人以及被保險人首先要確認投保財產保險利益，說明保險利益的合法性。當不按照規定來進行時，財產保險合同將會失效。具體而言，在實際的保險實務中，大部分的財產保險合同在性質上屬于不定值保險合同。如果發生保險事故，那么將會損害保險標的，因此相應的保險人要依據市場價格做出一定的賠償。對于特殊保險標的而言，當事人要首先掌握財產保險標的價格，進而進行定制保險合同的訂立，出現保險事故時，按照財產保險合同明確價格，從而實現賠償。其次，要掌握保險利益種類以及范圍，主要體現在七個方面：第一，財產法律享有者；第二，保管者所保管財產；第三，占有者所占財產；第四，股東財產；第五，合同產生利益；第六，經營者對經營事業所期待的利益；七是財產保險標的其他相關利益。

3.2完善保險人的保險利益告知義務規定在保險法中，保險利益原則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保險合訂立過程中，對于保險人的保險利益而言，首先要規定告知義務。當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基于履行告知義務的基礎上可以承擔賠償責任。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保險人的保險利益告知義務規定，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共利益。

3.3強化財產保險利益轉移規定首先，要明確保險轉讓定義。在我國保險法中規定，只有在完成物權占有轉移下才能進行標的物轉讓。在具體標的物轉移過程中，要以實體利益為核心標準，明確轉讓定義。其次，保險利益轉移手續繁復，隨著保險標的的轉移，保險利益也會發生轉移，為了確保保險人利益，要及時告知保險人保險利益轉移狀況。再者，要掌握保險標的轉讓時間。標的物在轉移前，標的物所有人承擔風險。而標的物發生轉移時，風險也將會發生轉移，買受人承擔風險，因此要明確保險標的轉讓時間。

4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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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重復保險，法律構成，通知義務，效力

 

一、重復保險的概念界定

重復保險，也稱復保險，其具體內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重復保險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數個保險人分別訂立數個保險合同的行為，且各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金額總和超出保險標的價額。德國、法國、日本和韓國均采納此觀點。廣義的重復保險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數保險人分別訂立數個保險契約，而該數個保險契約，均須于同一保險期間內發生效力而言。[1]48意大利和我國的臺灣地區認同此種定義。兩者主要區別在于總的保險金額是否超過保險標的的價值。

新《保險法》第56條第4款規定：重復保險是指投保人對同一保險標的、同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分別與兩個以上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且保險金額總和超過保險價值的保險。與舊《保險法》相比，新規定由廣義說轉而采用狹義說，嚴格限定了重復保險的保險金額總和應該超出保險標的價值。事實上，由于重復保險的目的在于合理分擔各保險人的賠償責任，沒有過多考慮各保險人的賠償責任之和是否超過保險標的的保險價值。將重復保險限定于超額的重復保險，并沒有多少實益。[2]188-189因此，臺灣地區在2007年對《保險法》進行修訂時，仍然堅持廣義說。從這個方面講，大陸地區關于重復保險的新規定沒有充分考慮實際生活的需要，使一部分正當投保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護。當然，從民法角度思考舊《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不難發現法律論文，舊《保險法》存在同時使用廣義和狹義概念的體系沖突，造成該條文理解和適用上的困難。因此，新《保險法》雖然導致重復保險在事實與法律規范之間出現巨大隔閡，但仍有益于法律概念的精確和適用的便利，應予肯定。

二、重復保險的法律構成

根據新《保險法》對重復保險的界定，其構成要件如下：

（一）被保險人與保險標的特定性。現代保險理論和實務普遍認為，保險合同訂立時，投保人是否是保險利益主體并不重要，關鍵是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是否是保險利益主體。在財產保險中，只有被保險人有權依照保險合同請求保險人填補損害，“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是否具有保險利益并無實際意義”，[3]31因此，重復保險的要件之一是被保險人相同。投保人針對同一保險標的的不同保險利益投保，通常情況下，不構成重復保險，但是，若該保險利益存在權利混同或者吸收，構成重復保險。[4]103因此，重復保險的構成要件之一是同一保險標的，而非同一保險利益。但新《保險法》第56條第4款未明確指出重復保險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為同一人，因此難以避免投保人同一或不同一的情形下被保險人的不當得利，而若僅以投保人同一為構成要件，不論被保險人同一或者非同一，保險人都需要對同一保險事故進行兩次以上的賠償，造成不當得利的機率遠大于以同一被保險人為構成要件的情況。

（二）保險責任期間的重疊性。重復保險責任期間的重疊性包括全部重疊和部分重疊。全部重疊，則保險責任的起訖時間完全相同，亦稱同時復保險。部分重疊，則保險責任的起訖時間非完全相同，但存在部分相同，亦稱異時復保險。“不過保險期間之始期及終期， 并不以絕對相同為必要，只期間有一段重復，則在其重復期間內，仍為復保險契約。”[5]48所謂同一期間法律論文，不必數個保險契約之始期與終期，完全相同，只須其一部分的期間，立于交叉關系，而發生共利之利害者，即成為復保險。[6]115此外，有教材認為這里的“期間”是指數個保險合同的“生效期間”。[7]256事實上，由于保險合同的生效期間并不一定與保險責任期間完全一致，有時保險合同已生效，但保險責任期間未開始，因此，該這里的“期間，應指保險“責任期間”，而非保險合同“生效期間”。新《保險法》第56條未明確對此構成要件作出規定，實為不足。

（三）保險危險或保險事故的同一性。新《保險法》規定，同一保險事故是重復保險的必備要件。重復保險中，保險合同承保的保險危險或者保險事故并不要求完全一致，只需存在共性即可。一方面要求數個保險合同中約定的保險事故范圍有重合處，唯此種重合之保險事故方為同一保險事故；另一方面要求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所發生的是各保險合同中約定的同一保險事故。只有各個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是同一保險事故，且其與實際發生的保險事故亦均為同一事故，方構成重復保險的同一保險事故。若各個保險合同中的保險標的與保險利益是同一的，但其約定的保險事故各不相同，則不能構成重復保險。

（四）保險人與保險合同的復數性。各國保險法均規定，重復保險投保人是與數個保險人訂立數個保險合同，即保險人應當多數且不同，并分別訂立數個保險合同。如果對同一保險利益與同一保險人訂立數份保險合同，即使保險期間相同、保險事故相同、被保險人相同，也可能不成立重復保險，僅是單保險的一種特殊。但是新《保險法》僅規定了重復保險的保險人需為復數，這一規定未盡完善。在保險人為復數的情況下，并不能想當然的推理出多份保險合同，也可能會產生一份保險合同，所以，必須強調重復保險合同的復數性。

三、重復保險的通知義務

新《保險法》第56條第1款規定：重復保險的投保人應當將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各保險人。新規定對投保人課以主動向各保險人告知重復保險具體情況的法定義務，有進步意義法律論文，但卻在通知義務所涉及的通知事項、方式以及違反通知義務的法律后果都缺乏具體規定，使通知義務難以發揮真正作用。

（一）投保人的具體通知事項。韓國《商法》第672條第2款規定：投保人應當向各保險人通知各個保險合同的內容。德國《保險契約法》第58條第2款規定：通知中應包括與投保人訂立保險合同的保險人和具體的保險金額。臺灣地區《保險法》第36條規定：復保險，除另有約定外，投保人應將他保險人之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各保險人。由此得知，投保人的重復保險通知事項不僅應當包括與之訂立保險合同的保險人的名稱和住所，還應當包括保險標的、保險價值、保險金額、保險責任范圍和保險期間等事項。但新《保險法》關于投保人應予通知的“有關情況”顯得過于抽象和寬泛，令投保人難以明確具體內涵，不利于保險人“知情權”的保護。

（二）投保人履行通知義務的方式。各國法律原則上允許投保人采取口頭方式或書面方式為之。新《保險法》亦取同樣要求。但應當注意，重復保險的通知屬于保險人主動詢問的內容，如果保險人不加以詢問，投保人不為通知義務不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因為投保人和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信息不對稱，保險人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保險經驗，投保人只是偶爾為之，對保險本身及其相關規則了解甚少。可見，投保人履行重復保險通知義務的方式取決于保險人的詢問方式，保險人以書面詢問的，投保人應當以書面方式為之；保險人以口頭詢問的，投保人應當以口頭方式為之。但是投保人在以下情形應享有免除通知義務：一是保險人已經知道或者在通常的業務活動中應當知道的重復保險；二是經保險人申明不需告知的重復保險；三是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擔保條款不需告知的重復保險。[8]40

（三）通知義務履行的證明。各國保險法雖對重復保險的通知方式沒有作出任何規定，但以各國保險法所規定的對未履行通知義務的重復保險的嚴苛的法律后果而言，它要求投保人對于重復保險的通知應當承擔舉證責任。在我國新《保險法》中，關于重復保險中是否履行通知義務，沒有關于法律后果的規定，因此也就缺少舉證責任存在的意義，這是我國保險立法上的不足。

（四）通知義務的后果。其一，投保人故意不為重復保險通知或意圖不當得利而為重復保險的，其合同無效；其二，善意之重復保險，其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除另有約定外，各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之全部價值，僅就其所保金額負比例分擔之責。但賠償總額，不得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其三，善意訂立數個保險合同，其保險金額之總額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者，在危險發生前法律論文，投保人得依超過部分，要求比例返還保險費。保險合同因惡意重復保險而無效時，保險人如不知情，應取得保險費。雖然新法規定了投保人須履行重復保險通知義務，但卻沒有規定任何有關違反該義務后的法律后果。此種立法規定會導致以下不正常情形：一是使法律對重復保險通知義務的規定形同具文，因為不論投保人通知與否，法律后果均相同，而且投保人不履行通知義務，還可能造成保險人不知曉重復保險的存在，而使投保人有獲得不當得利的潛在機會；二是不區分惡意與善意的投保人，使有惡意的被保險人，在企圖以不正當手段詐領保險金，損害保險制度的誠實信用原則時，仍有取得保險金的可能。因此，缺少違反通知義務的責任內容規定，也是新《保險法》的缺失之處。

四、重復保險的效力

基于新《保險法》在重復保險的通知義務上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規定，保險實務中難以對保險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予以明確，進而產生許多的矛盾和糾紛。而這一立法缺失問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我國保險法在立法理念上，對于重復保險的法律效果未能從當事人主觀心態的立場加以劃分。[9]72解決這一問題，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采用各國保險法通例，針對投保人的主觀心態，在我國《保險法》中明確區分投保人的善意與惡意，給予不同的法律評價，通過增加重復保險強制通知義務規則，從而賦予重復保險通知以不同的法律后果，使重復保險的利益保護機制發揮應有的功效。

（一）惡意復保險的效力。對于惡意重復保險，由于投保人企圖謀取不法利益，破壞保險制度分散危險、填補損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各國和地區立法例多規定重復保險中惡意訂立的保險合同無效，我國新《保險法》雖沒有對惡意復保險做出規定，但第56條第1款關于“重復保險的投保人應當將重復保險的有關情況通知各保險人”的規定，在立法上已經實質上確認投保人在不為重復保險通知時，具有惡意的存在。因此，對有重復保險而未盡通知義務的投保人法律論文，仍可以適用保險法第56條第2款規定，即“重復保險的各保險人賠償保險金的總和不得超過保險價值。除合同另有約定外，各保險人按照其保險金額與保險金額總和的比例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據此，在我國保險法上，將惡意的不履行通知義務的投保人與履行通知義務的善意投保人相比較，其法律上的后果是相同的。這一立法目的，雖然是為了在保險司法實務中起到簡化規則、防止法官濫用司法裁量權的作用，但是因其不區別惡意投保人與善意投保人而使其承擔同等后果，顯然有失公正。

（二）善意重復保險的效力。對于善意重復保險，各國和地區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日本的優先承包主義。將重復保險分為同時重復保險與異時重復保險。同時重復保險時采用的是比例分擔主義；而異時重復保險，則按保險合同成立的先后順序，在保險價值額度內，前保險人先負擔保險金，對負擔不足以填補全部損害時，由后保險人繼續承擔填補損失的責任。[10]341二是法國和瑞士采用的比例分擔主義。不論構成重復保險的各保險合同是同時成立抑或異時成立，各保險人僅按照其所保金額與保險金額總和的比例，負分擔賠償責任。三是連帶賠償主義。在重復保險中，不問各保險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屬有效，各保險人在其保險金額限度內，對被保險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被保險人可向全體保險人或其中一人主張求償。保險人給付保險金超過其應付的保險金額后，就各保險合同的保險金額與復保險的保險金額總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險人行使求償權。但投保人的全部請求不得逾損害之總額。[1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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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保障奶牛養殖效益五措施

 

避免奶牛業的大起大落，使奶牛業健康發展，核心不是特大規模、特高產量，而是良好的經濟效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凡虧損的企業、行業均得不到良好的生存。飼養奶牛不管大與小都是經營單位，要持續健康發展奶牛業，其核心是提高奶牛業的經濟效益。如果沒有良好的效益，奶牛業無論產值再多，單產再高農業論文，都無法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中發展。下面筆者就提高奶牛業經濟效益的途徑談談的一些想法：

一、制定合理公平的鮮奶價格

鮮奶是聯結奶牛業和乳品業的中間物，它既是奶牛的銷售產品，又是乳品加工的原料，所以鮮奶的價格影響雙方的效益。在奶牛飼養成本之上結合市場價格制定合理的鮮奶價格，在開展以質論價、優質優價原則下，乳品加工廠檢測鮮奶的質量指標必須準確公平，杜絕壓質壓價，形成雙贏的鮮奶價格核心期刊。

二、應用新技術降低飼料成本

飼料占奶牛飼養總成本的60%以上，因此利用現代科技找到價格低的替代原料，使飼料配方既符合營養標準又降低成本，科學采購性價最優的粗飼料和精飼料。

三、抓好育種工作，提高牛群質量育種工作能改進與經濟效益有關的遺傳性能，即產奶量、鮮奶的質量、繁殖力、抗病力、體型及生產年限等，生產環節多，所需時間較長，它潛藏著巨大的長期性效益，所以全國要建立統一的牛群檔案，完善各種育種資料信息，科學地培養出優良奶牛群。如果只顧眼前利益農業論文，忽視育種工作，低質量的奶牛勢必造成產奶少、鮮奶質量差、增重慢，是一種極大的浪費。實行科學飼養管理，提高奶牛產奶量。

我國制定了《奶牛飼養標準》，出版了許多奶牛科學飼養的書籍，但多數奶農沒有科學地飼養奶牛，依然沿用落后粗放的管理方式。只有采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培訓等有效措施，使科學技術真正地應用到奶牛的飼養中，才能防止疫病和疾病。建立奶牛的會計核算，分析數據科學管理，從而提高奶牛的產奶量。

四、適度規模，提高規模效益

規模化牧場有利于專業管理，可以體現規模效益。目前，我國小規模經營的奶農(散養戶)生產的牛奶約占市場供應份額的60%。另一方面，在許多低收入地區，飼養奶牛帶來的收入是許多低收入家庭的主要生活來源。雖然這些散養戶目前確實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絕不能因此把他們排擠出牛奶生產者的行列。走以家庭農場為主、合作小區為輔的奶牛規模化之路，把一些具備條件的散養農戶逐步升級為家庭農場農業論文，將一些沒有能力飼養的農戶的奶牛出讓給具有專業管理水平的小區、合作社或奶牛公司，是一條適合我國基本國情的現代奶業的科學發展之路。適合中國的奶牛規模是小型50~100頭、中型100~1000頭、大型1000~3000頭，規模太大不利于疫病防治，管理難度也大核心期刊。

五、推行奶牛保險，保護奶農利益

奶牛作為大牲畜價格昂貴，一旦發生疾病及意外事故死亡或檢疫出傳染病必須撲殺時，損失較大。為了保護奶牛飼養戶的利益，采取奶牛保險形式是行之有效的好辦法，也是有效保證奶牛業良好經濟效益的重要措施。采取“宏觀調控，微觀放開”的政策，保護奶牛業持續穩定發展。

在市場經濟中，奶牛業也和其他行業一樣，并不是任其發展，撒手不管。縱觀奶業發達國家奶牛業穩定發展的經驗，需要政府部門在微觀放開的前提下仍然采取宏觀控制方法，適時調整奶牛業與乳品加工業合理公平利潤，在奶牛業處于困難低潮時，給予一定的補貼，保護奶牛業的穩定農業論文，損失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獲得社會利益和長期效益。

奶牛業是一個系統工程，它是聯結農業和工業的中軸產業；奶牛業也是一個脆弱的產業，總是處于弱勢地位，它的大起大落勢必影響廣大農民的致富和“三農”問題，制約著乳品加工業、飼料加工業的健康發展。采取“宏觀調控，微觀放開”的保護政策，通過奶牛業自身的科學經營管理，使奶牛飼養保持在可觀的經濟效益上，奶牛業才能穩定地發展。虧損的奶牛業無論你投資多大，技術多先進，單產多高都等于零，只有良好的經濟效益才是奶牛業持續、健康發展的真正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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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董事責任保險 合同 當事人

中圖分類號：D922.28 文獻標識碼：A

董事責任保險（又稱董事和高級職員責任保險），是英美等發達國家盛行的一種職業責任保險制度，近兩年才被引入我國。2002年1月，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美國丘博保險集團合作推出了中國第一個“董事和高級職員責任保險”。董事責任保險合同，是指以公司董事和高級職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因不當行為給公司和第三人造成損害而應承擔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而訂立的保險合同。廣義的董事責任保險合同除了包含上述內容外，還包含公司補償保險合同。豍本文主要探究狹義董事責任保險合同的當事人。

保險合同的當事人是指與保險合同有直接利害關系，直接享有合同權利、承擔合同義務的人。董事責任保險合同的當事人包括保險人和投保人。

一、保險人

從保險法律關系來看，保險人是保險合同的主體之一，是保險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依據我國《保險法》第10條第3款規定：“保險人是指與投保人訂立保險合同，并按照合同約定承擔賠償或支付保險金責任的保險公司。”董事責任保險屬于財產保險的范疇，所以董事責任保險合同的保險人應當是指具有從事財產保險經營資格的保險公司。

二、投保人

我國《保險法》第10條第2款規定，投保人是指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并按照保險合同要求負有支付保險費義務的人。如果公司董事為自己的利益訂立合同，則董事責任保險的投保人應為公司董事。在此種情況下，作為投保人的董事為了化解有可能遭遇的責任風險，分散責任損失，而與保險公司簽訂保險合同，繳納保險費來獲得保險保障，應無異議。依據職業責任保險相關理論的規定，職業責任保險合同一般是由被保險人所在的單位與保險人簽訂。董事責任保險是職業責任保險的一種，因此，董事責任保險合同也應由被保險董事所在的公司與保險人訂立，這也沒有異議。不過在董事責任保險的實踐中，對于保險費能否由公司支付存在著較大的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應當由被保險董事所在的公司支付。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由被保險董事個人支付。這兩種觀點的爭議焦點在于關于由公司支付保險費是否違反董事利益相反交易的規則。利益相反交易原則是指公司董事及高級職員違反其對公司的忠實義務，為謀取個人利益，與公司進行自我交易，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豎

有人認為，從法律上的利益相反交易規則的利益相反對象行為來看，董事責任保險是為了董事利益而設立的一種保險。為了簽這一保險，董事與公司之間達成一個意向，而這一意向的達成就可以看做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為。有人認為，從董事責任保險合同來看，公司將董事作為保險人來締結保險合同，當然也應該由公司來承擔費用。我認為，違反利益相反原則的前提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為使公司利益受損。公司支付董事責任保險的保險費，表面上看是公司利益受損（損失保險費金額）。細分析一下，當董事在經營決策過程因為過失給公司造成財產損失，董事對公司承擔賠償責任，但董事個人的財產時有限的無法彌補給公司造成的損失，而此時損失最大的是公司。若公司購買董事責任保險來分散責任損失，對公司來說是受益的，并沒有損害公司的利益。再者，由公司支付少額的保險費，可以保證公司擁有充足的董事人才，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就可以放心的去為公司最大利益積極行為，不用害怕因為判斷失誤、市場形勢的變化等正常的商業風險而導致公司蒙受損失。如果沒有董事責任保險，則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就會選擇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經營管理方式以防范風險的發生，最終會不利于公司的發展。所以我認為由公司公司支付董事責任保險的保險費并沒有違反利益相反交易規則。

中國證監會的《上市公司管理準則》規定：“經股東大會批準，上市公司可以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可見，我國法律允許上市公司為其董事購買董事責任保險并支付保險費用。因此上市公司董事可以成為董事責任保險的投保人。但是非上市公司是否可以為其董事購買董事責任保險，成為董事責任保險的投保人？我認為，董事責任作為完善董事責任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于非上市公司的董事而言同樣具有必要性。本質上看，保險合同屬于民商事合同，應遵循意思自治原則，所以董事責任保險合同的當事人也可以依據雙方的意思表示訂立保險合同。由此可推知，既然法律沒有禁止非上市公司為其董事購買董事責任保險的行為，那么非上市公司就有權依據自己的意思，為了公司的利益，替其董事購買該保險產品，并成為董事責任保險的投保人。當然，在公司沒有給公司董事購買董事責任保險的情況下，為了分散自己的職業風險，公司董事也可以自行購買董事責任保險。此時，董事責任保險的投保人為被保險董事本人。

董事責任保險制度是分散董事責任的新興的法律制度。董事責任保險合同作為董事責任保險制度的基礎，其當事人應該包括保險人與投保人（董事、公司）。通過分析董事責任保險合同的法律關系，有利于董事責任保險制度的構建。

（作者：山東財經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研究生）

注釋：

豍孫宏濤：《購買董事責任保險合同之主體：公司作為投保人之正當性解讀》載蘭州商學院學報2010年6月

豎劉莎；《董事責任保險研究 》大連海事 碩士論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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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保險法 近因原則 保險標的

一、近因原則的涵義

（二）多種原因造成損失

多種原因造成損失的時候，其中持續地起支配作用或決定作用的原因才是近因。多種原因造成損失又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情況。

1.多種原因同時發生

其具體又有以下幾種情況：（1）如果同時發生的原因均為承保危險，承保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2）如果同時發生的原因都是不保危險，承保人不承擔賠償責任。（3）如果同時發生的原因，有些為承保危險，有些為不保危險，并且承保危險或者不保危險都能單獨作用造成損失的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承保危險與不保危險之間能夠相互獨立，任何一個原因都能單獨造成承保損失。此時，承保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4）如果同時發生的原因中有些為承保危險，有些為不保危險，并且只有承保危險和不保危險共同起作用的時候才能導致損失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多個原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任何一個原因離開其他原因都不會單獨造成損失。此時，承保人是否需要承擔賠償責任，應當視不保危險的情況而定：不保危險為非承保危險（指既不是保險合同約定的承保人應當承擔保險責任的危險，也不是保險合同約定的承保人不承擔保險責任的危險），還是除外危險（指保險合同明確約定不承擔保險責任的危險），結果不同。如果不保危險為非承保危險，保險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如果不保危險為除外危險，根據除外責任優先與承保責任的原則，保險人對全部損失均不承擔賠償責任。

2.多種原因連續發生

連續發生多個導致損失的原因，并且各個原因間互為因果關系。如果前后各個原因都屬于承保風險，承保人當然要承擔賠償責任；如果前后連續發生的原因中含有未保風險或除外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導致損失的原因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因此前一個致損的原因就是近因。也就是說，前一個致損的原因屬于承保責任，但后一個致損的原因卻不是，承保人仍然要承提賠償責任。但是，如果前面的原因不屬于保險事故的范圍，那么即使后面的原因屬于承保風險，后面的原因是前面原因的必然結果，保險人也無需承擔保險賠償責任。

3.多種原因間斷發生

在前后發生的一連串導致保險損失發生的原因中，存在一個新的完全獨立的原因，因為該原因的介入，導致發生損失。如果該新介入的獨立的原因屬于保險事故，那么承保人需要承擔賠償責任；否則，保險人無須承擔保險責任。

五、完善我國保險法上近因原則的立法建議

近因原則作為保險法的重要原則之一，能幫助承保人理清承保的責任范圍，使被保險人在投保時能夠了解到一旦遭受損失自己能得到何種程度的保障，對于保險雙方都有重要的價值。筆者建議，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把近因原則明確化和成文化：

（一）在保單中寫入并進行明確說明

保險人應當在保單中以醒目的方式注明“近因原則”，并作出合理注釋（注明僅在承保的風險是近因的情況下才承擔賠償責任）。同時保險人應當用書面或者口頭的方式向投保人明確說明近因原則的相關概念和具體適用條件，保證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對該格式條款能完全了解。

（二）在法條中進行明確規定

首先，建議把近因原則在《保險法》第二章保險合同的第一節一般規定當中進行明文規定。因為該節本身是對保險合同訂立及其訂立過程中的相關原則和格式條款的各項規定；而近因原則是用來確定何為造成保險損失的近因，保險人是否應當承擔保險賠償責任的保險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將其寫入該節能夠更好地規范我國《保險法》的具體實施，更充分的發揮保險的作用，能更好維持保險雙方的利益均衡。

其次，建議在《海商法》等相關法律中，加入具體的法律條文，對近因原則的概念進行具體說明，明確保險損失發生后，保險人何時應當承擔保險責任，何時免責。這樣能使相關案件在審理過程中更有法律依據，使案件雙方當事人能夠信服，體現法律的權威，避免不必要的各類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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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會各行業中危險行業比例不斷增加，而這些行業又在經濟活動中必不可少，易受侵害的第三人的利益亟待保護。和其他國家相比，強制責任保險在我國還是一個新興的領域，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務上都還有很多問題處于研究階段，相關立法和制度建構起步較晚。文將通過對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的研究，以期探求強制保險制度的立法目的，并將目前經驗推廣到其他強制責任保險領域。

【關鍵詞】 強制 責任保險 政府干預

一、 強制責任保險概述

在對強制責任保險法律制度進行研究前，我們必須明確強制責任保險的法律內涵，以及是對誰強制、如何強制；強制責任保險的特點和與一般保險的區別；強制責任保險的基本種類等問題。

通觀我國相關立法和論文專著，我國學術界尚未對強制責任保險達成統一的定義。首先可以明確的是，我國《保險法》第49條第2款對強制責任保險的上位概念作出了規定，強制保險則又稱為法定保險，是由法律規定的股和條件的當事人必須參加的保險，其最主要特征是強制性。其次，在一些具體險種上規定了強制責任保險。我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3條規定了交強險，在被保險機動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車人員和被保險人）的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時，保險公司在責任限額內對受害人予以賠償。[1]

由此可以歸納出強制責任保險的定義：強制責任保險是指法律法規規定的，在某些特殊的群體或行業對其可能承擔的風險責任,不管當事人愿意與否,都必須參加的責任保險。在我國，強制責任保險主要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環境責任強制保險、雇主責任強制保險和旅游業

二、國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的現狀

（一）我國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的立法現狀

雖然我國責任保險起步較晚，但國家隊責任保險的發展還是較為重視。尤其是在近十幾年，除《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之外，1995年國務院辦公廳（1995）11號文件，公安部《公共娛樂長多消防安全管理規定》中都已明確規定，“重要企業、易燃易爆危險品場所和大型商場、游樂園、賓館、飯店、影劇院、歌舞廳、娛樂休閑等公共場所都必須參加火災和公眾責任保險”。 但是，由于中國長期受計劃經濟的影響，社會不重視保險，以致中國的強制保險在立法、覆蓋范圍、險種開發、監管制度等方面相對較為落后。依據中國保險法規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規有權規定強制保險。

（二）我國強制責任保險的立法缺陷

法律是責任保險來意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法律規定和約束，責任保險所承保的法律責任就無從談起。從法律環境來看，目前我國責任保險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在與國家保護民事責任受害方合法權益的法律制度還不夠完善，特別是對民事賠償責任的法律界定也有待進一步完善。

1、立法數量少，規則不夠細化

我國的強制責任保險在社會生活的很多領域還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造成實際生活中許多損害責任認定不清，責任保險的開展尚不具備必要的法制條件。責任保險保障的是被保險人由于自身的疏忽、過失行為而導致他人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失，根據法律應成安的經濟賠償責任。而在我國，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強制責任保險的法律法規相當有限，已有法律法規涉及的責任保險覆蓋面窄，從投保到監管都缺乏可操作的條款[2]。因此對企業和公民來說，當法律么有明確界定什么樣的情況下應該承擔多大責任時，當然不會向保險公司需求尋求責任風險的轉嫁，也不可能產生對責任保險的需求。[3]盡管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五十一、九十二條從法律層面上給責任保險提供了法律框架，但是其他的法律中，對強制責任保險的界定仍不夠清晰、充分，內容也多為籠統性規定，，未對具體操作進行進一步闡述。[4]

2、立法覆蓋面窄，危害大、涉及面廣的領域未納入強制責任保險范圍

如雇主責任強制保險僅適用于井下作業的煤礦工人，而未將同樣屬于高危行業的勞動者考慮在內，這明顯是不合理的；同時，涉及各行業的相關行業法律法規也還很不完善，雖然有些行業通過立法部門本部了航路也的法律法規，但其處罰力度和執法水平相當地下；一些傷亡重大、易損害巨大公共利益的事故如公共場所的火災事故也危納入強制責任保險范疇；在國外受到普遍強烈重視的醫療責任保險未在我國得到有效開展和普及，“看病難”已成為關系我國民生的重大問題，建立醫療責任強制保險有利于緩解醫療糾紛、解決看病難問題，有助于社會和諧，應得到足夠重視。[5]

3、上下位立法存在沖突

我國《保險法》第11條第2款規定：“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必須保險的以外，保險公司和其他單位不得強制他人訂立保險合同”。這一規定限制了強制責任保險的立法主體即只能是法律和行政法規才可以制定強制責任保險的有關法律。但存在著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特點出臺相應的地方法規或振幅規章 指定強制責任保險種類的情況，雖然對強制責任保險的推廣和實施具有積極作用，但因違反上位法《保險法》第11條的規定而無效。《保險法》第11條的規定使大部分關于強制責任保險的規則失去法律依據，限制了它的發展，擾亂了它的立法。

二、強制責任保險法律制度之完善

（一）放寬立法限制

保險法第11條第2款規定，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必須保險的以外，保險公司和其他單位不得強制他人訂立保險合同。這一規定明確了只有法律、行政法規有權確定強制保險。該規定出臺的背景是，當時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全國保險業只有3家公司，沒有形成市場競爭格局，保險公司不注重市場營銷和提高服務質量，而是通過公關和利益分配，由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發文以行政手段推銷商業保險，以至于有些地方將保險列為變相亂攤派、亂收費的一種，予以清理。正是針對這種現象，保險法嚴格限制了強制保險的權限，這對抑制利用行政手段推銷商業保險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保險業發生了巨大變化，現有中外資保險公司約100家，保險市場競爭激烈，特別是隨著保險在處理突發事件、穩定社會和促進構建和諧社會作用越來越突出，僅法律、行政法規有權確定強制保險顯得過于嚴格，而且在具體的運作中已經被突破。鑒于中國目前各地和各行業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可以考慮把確定強制保險權授予保險監管部門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聯合規章。[6]

（二）理順監管體制

由于一些法規沒有得到及時修改，社會對有的強制保險存在一定的疑慮，有的甚至引起行政訴訟。如目前仍在執行的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火車票中含有 2%的強制保險費，其依據是1951年4月24日政務院財經委的《鐵路旅客意外傷害強制保險條例》，保險金額為2萬元。依據保險法規定，只有行政法規有權確定強制保險，強制保險的條款和費率由保險監管部門審批。據鐵道部介紹，由于人身損害賠償標準的提高，2萬元的保險金額已遠遠達不到受害人的賠償要求，這一強制保險的條款、費率、保險金額等應盡快作全面修改。此外，有的地方法規和政府規章越權規定了強制保險，有的是在辦事程序中通過必須出具保險憑證，形成了事實上的強制保險。對此，應加強研究分析，及時清理和修改。

（三）加強監管

加強對強制保險條款和費率的審批。中國保險法規定，保險監管機構在審批強制保險時，應遵循保護社會公眾利益和防止不正當競爭原則。因此，在審批強制保險條款和費率時，應當特別注重條款的公正性，非盈利性，保護被保險人的合法權益。因為在強制保險中，投保人和被保險人處于被動地位，對條款的公正、費率的高低等均無選擇權和談判權，特別是強制保險中的被保險人往往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沒有特定的利益主體關心被保險人的權益。20__年3月國務院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規定，保監會按照總體不盈利、不虧本的原則審批保險費率。

這一規定為以后審批強制保險費率樹立了典范。推動強制保險的目的，是利用保險的市場手段幫助政府處理事故和突發事件，維護社會穩定，從而服務構建和諧社會，而并非幫助保險公司擴大業務范圍或盈利。因此，在審批費率時，應當扣除盈利因素和部分展業成本，要特別注意程序公開，原則上開聽證會，聘請有關專家參加，將精算數據公開，支持媒體報道，來年再對強制保險業務情況進行核查，用程序的公正保證實體的公正.

參考文獻：

1. 鄒海林著：《責任保險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 喬衛兵、陳光著：《高危行業安全生產責任保險研究》，中國財經經濟出版社20__年版。

3、郭鋒、胡曉珂：《強制責任保險研究》，《法學》20__年第5期。

4、張卉芳：《 強制責任保險制度法律問題研究》，河北大學，20__年學位論文。

5、/view/38324.htm 強制保險

[1] /view/38324.htm，2013年4月3日訪問。

[2] 郭鋒、胡曉珂：《強制責任保險研究》，《法學》20__年第5期。

[3] 郭頌平主編：《責任保險》，南開大學出版社20__年版，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