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醫療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投保人在購買保險時,保險公司都要求以被保人的身份證或戶口簿為準填寫一般項目。在理賠時這是最基本項目,為避免錯誤賠付,保險公司要求被保患者病歷的一般項目與保單及身份證一致,如出現一項不符合,都會拒絕賠付。所以在病歷書寫時要求絕對準確。姓名錯誤多是由于書寫時使用別字,常于入院時發生。如姓名由別人,而患者本人由于病痛很少去核對,住院治療期間如仍未發現,出院后病案歸檔就無法更改。因此建議在掛號時盡量由患者自己書寫姓名,入院后醫務人員在得知其商業保險被保人身份后,再次提醒患者核實;年齡錯誤通常因為虛歲的原故。書寫病歷時要求詳細詢問,填寫實足年齡;與年齡相比,出生日期更為重要,但很多患者,尤其老年人,有時不能提供準確出生日期,而由醫務人員隨手填寫,造成與身份證不一致。避免上述問題的最好辦法是要求患者在住院期間提供身份證或戶口簿。

2提醒患者及時報案

保險公司規定被保人在因病住院后的三天內要及時通知保險公司理賠部門,稱為報案。理賠部門在收到報案后核實情況,并告知被保人注意事項。這樣在患者出院后才能及時得到賠付。所以醫務人員有必要在患者住院時提醒其及時與保險公司聯系,以保證將來能夠順利理賠。

3要求患者提供準確病史

商業保險一般規定自投保之日起三個月后生效,這樣就有效地避免了被保人在已獲知病情后的臨時投保,減少保險公司的損失。有個別投保患者為了獲得賠付,在醫務人員詢問病史時,部分隱瞞病史、作虛假陳述,故意提前或推遲發病時間,這就會誤導醫生臨床思維,導致錯誤的診治結果,給醫療工作帶來安全隱患。因此在實際工作中,醫務人員在得知其保險背景后,更要仔細詢問病史,并告知患者隱瞞或虛假陳述病史可能會嚴重影響疾病的診治,給自己造成不良后果。避免由此可能產生的不必要的醫患糾紛或保險糾紛。

4注意合理用藥

在臨床工作中,對商業醫療保險投保患者,一般都按照自費處理。其實在治療用藥方面,保險公司也是有規定的。通常規定在基本醫療保險用藥范圍內賠付。患者在出院后辦理理賠時,都被要求復印醫囑單,保險公司一旦發現有基本醫療保險規定的自費類藥品,一概不予賠付。

5進口材料使用告知

外科病人在治療中可能使用一些進口材料,很多保險公司規定,有國產材料的情況下,如患者選用進口材料,保險公司不予賠付。因此患者住院期間如需用進口材料,醫生應提醒患者就此征詢保險公司意見,減少理賠糾紛。

6住院時間合理

如果被保人投保了住院安心附加險,保險公司會在其住院期間按住院天數每天給予金額不等的補助。因此患者在住院時會要求延長住院時間,醫院往往也樂意這樣做。但是對于明顯違反醫療常規的住院,保險公司往往也不予賠付。因此,醫生一定要根據患者治療的實際情況,嚴格按照疾病的診斷和治療常規控制患者的住院時間,而不能一味遷就病人。

7及時提供病歷

現在保險公司已更改以往抽查住院病歷的做法,而要求每位被保人在理賠時首先提供自己住院病歷的復印件及出院錄。因此患者在出院時醫務人員不僅需要為其書寫出院錄,還應按照病歷書寫規范及病案管理規定的要求,及時完成住院病歷的書寫,盡早送至病案室,供患者復印。

作為基本醫療保險的有利補充,商業醫療保險在老百姓醫療保障中的地位日趨重要,被保人與保險公司的理賠糾紛及由此產生的醫患矛盾也逐日增多。作為臨床工作人員,有必要熟悉商業醫療保險有關知識,減少醫療糾紛,為患者提供優質服務,維護其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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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醫療制藥裝備集成化與模塊化

1.1裝備集成化。以中藥生產為例

其整個制藥過程包括制劑、前處理（藥材清洗、干燥、粉碎、滅菌、提取等），這是其與化學制藥最為顯著的區別之一，由此也決定了中藥制藥裝備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傳統的中藥制藥裝備之間的聯系性較差，彼此相互脫節，嚴重影響了生產過程的連續性。為了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可對制藥設備進行集成化，即將制造過程中聯系較為密切的幾個單元工序集成到一起，并使其在一臺設備上完成，這樣一來，不但能夠有效克服各道工序之間銜接帶來的污染，而且還能減輕操作人員的工作量，更加符合新版GMP（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對制藥過程的要求。

1.2裝備模塊化。制造裝備的模塊化

具體是指為達到對系統整體控制的目標，并使設備滿足客戶的某些特定要求，利用模塊的不同組合方式，將特定功能的管理、設備等裝置連接到一起，使之形成一個整體。基于模塊化設計出來的制藥裝備，其人機界面更加人性化，更易于操作和維護。

2醫療制藥裝備自動化及智能化

隨著新版GMP的頒布實施，國家對藥品質量的控制越來越嚴格，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制造裝備進行改進和創新已成為必然趨勢。將自動化與智能化技術應用到制造裝備的研發上，不但能夠提升裝備的整體性能，而且還能簡化操作，降低勞動強度，更為重要的是可以減輕制藥過程帶來的污染，有助于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提高。智能控制與遠程監控是制藥裝備未來一段時期的主流發展方向，其中在線監控主要是指設備具有分析、處理系統，可以自行完成預先設定好的步驟或工序，這為設備的聯動和控制提供了可能。為此，在對制藥設備進行研發設計的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隨機控制、實時分析、數據顯示、程序控制、自動報警等功能。

3醫療制藥裝備的環保化和高效化

近年來，我國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對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在這一背景下，國家對環保和資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問題愈發重視。雖然與工業企業相比，醫療制藥行業造成的污染較輕，但在生產中也會排放出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質，為此，醫療制藥裝備的環保化及高效化將會成為未來一段時期裝備研發的主流方向。采用快速、高效的制藥前處理技術和裝備是目前制藥行業實現環保化和高效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具體可應用如下技術：多級逆流提取技術、超臨界提取法、微波瞬時滅菌等。此外，實現生產過程的自動化、連續化，也可以有效降低能耗，提高生產效率。

二推進醫療制藥科技化及信息化的兩點建議

1加大投入力度

醫療制藥裝備行業的快速穩定發展需要以明確行業發展方向為前提，同時還需要在技術創新方面提供充足的資源和資金作為有力保障。醫療制藥裝備行業不僅要加快新產品的研發，而且還要重視對現有產品的不斷改造，以此提升醫療制藥的科技化水平。尤其在配套加工制造、生產工藝等領域，要持續加大改進投入，使資金投入滿足新技術產品的開發需求。除此之外，建立一套嚴格的研發資金申請程序，有效控制研發資金支出，提高研發資金的使用效益，避免出現資金浪費現象。

2加快新產品的研發速度

醫療制藥裝備的研發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改造和提升現有醫療制藥裝備。如，組合現有清洗機和滅菌器，實現兩者的功能整合，制造出清洗消毒滅菌器；又如，改造消毒滅菌設備，提高消毒滅菌設備的技術水平，使其既能夠滿足醫療制藥行業對滅菌提出的高要求，又能夠適應更為復雜的生產工藝。另一方面，加大全新產品的研發力度，開拓市場空間。如，研發西林瓶灌裝機、凍干機、粉液多室袋生產系統等產品，不斷提高我國醫療制藥裝備行業的科技水平。

三結語

篇(3)

資料回收后，用MicrosoftAccess軟件建立數據庫，錄入數據。數據邏輯校對后，用SPSS11.5進行統計分析。

2結果

2.1醫務人員基本情況為統一操作，本次調查分別向二級醫院和三級醫院發放《人員表》共計2040份，剔除無應答和無效問卷后，有效問卷為1796份，有效率為88.04%。在調查的1796名醫務人員中，二級醫院醫務人員有996人，占55.46%，三級醫院醫務人員800人，占44.54%。醫務人員性別、工作崗位、年齡、學歷、工齡和職稱職務等情況見表1。

2.2醫務人員對不良事件報告的認知

2.2.1對醫療不良事件含義的了解76.23%的醫務人員表示清楚或非常清楚醫療不良事件的含義，20.27%的人員表示基本清楚，不清楚或非常不清楚的占3.5%。不同工作崗位、年齡、學歷、工齡、職稱、職務、醫院等級分組醫務人員對醫療不良事件的了解差異有統計學意義（2分別是26.699、32.886、18.648、53.066、38.817、28.988和24.497，P值均小于0.05）。

2.2.2對醫療不良事件報告作用的認識對于不良事件報告能否可以改善醫療安全的問題，82.60%的醫務人員表示可以改善，高于國外的相關研究[1，2]，但略低于國內的某項研究[4]。12.77%的醫務人員表示不清楚，只有4.63%的醫務人員表示不可以。說明醫務人員基本都認可不良事件報告對醫療安全的促進作用。分組分析后發現，不同工作崗位、年齡、職稱、職務、醫務人員對醫療不良事件作用的認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2分別是18.949、13.097、15.413和11.020，P值均小于0.05）。

2.2.3對醫療不良事件報告系統的知曉本次研究調查了醫務人員對衛生部制定實施的系統A和系統B、以及中國醫院協會實施的系統C的知曉情況。40.48%的醫務人員表示3個系統都知道；42.48%的醫務人員表示不全知道，只知道其中的一個或2個系統；17.04%的醫務人員表示對3個系統都不知道。不同工作崗位、學歷、醫院等級醫務人員對3個報告系統的知曉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分別是5.529、5.087和3.533，P值均大于0.05），但是根據年齡、工齡、職稱、職務分組后，各組之間存在統計學意義，詳見表2。

2.3醫務人員培訓情況就是否接受過醫療不良事件報告培訓方面，80.07%的醫務人員表示培訓過，高于北京某醫院醫務人員的培訓率[3]。培訓情況對醫務人員對醫療不良事件含義的了解、報告系統的知曉和報告作用的認識有顯著影響（2分別是353.161、309.709和139.220，P值均小于0.05）。除學歷分組外，不同工作崗位、年齡、工齡、職稱、職務、醫院等級的醫務人員之間接受培訓情況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2.4醫務人員對醫療不良事件的處理情況被調查的醫務人員中，64.53%表示在工作中遇到過或看見過醫療不良事件。在這部分人當中，有71.52%表示報告過所遇到或看到的醫療不良事件，高于現有文獻中報道的數值[4]。二、三級醫院醫務人員之間、不同職稱醫務人員對醫療不良事件的處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不同工作崗位、年齡、工齡、學歷、職務、是否參加過培訓和對報告系統知曉情況分組之間存在統計學意義，見表3。

2.5醫務人員對影響不良事件報告因素的認識醫務人員對不良事件報告影響因素的認識顯示，不能匿名報告是影響醫務人員報告不良事件的首要原因（37.42%）。醫生、護士、醫技人員對不良事件報告影響因素的認識有所不同。醫、護、技人員在14個方面的認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4。另外，針對影響醫務人員報告行為的因素，提出了3個可能促進報告行為的因素，對醫務人員進行調查。如果報告是匿名的，有52.95%的醫務人員選擇會報告，40.81%的醫務人員選擇可能會報告；如果報告行為受到鼓勵，55.35%的醫務人員選擇會報告；39.70%的醫務人員選擇可能會報告。如果醫療不良事件當事人不會受到處罰，則有56.18%的醫務人員選擇會報告，另外有37.25%的醫務人員選擇可能會報告。醫、護、技人員在這三個方面差異無統計學差異。

3討論

醫務人員是醫療不良事件報告的重要主體。醫務人員對不良事件報告的認知程度直接影響著其報告意愿和報告行為[5]。本文通過對山東地區30家醫療機構1796名醫務人員的問卷調查，對衛生政策制定者和醫院管理者了解醫務人員不良事件報告認知現況提供較好的參考。

3.1醫務人員對不良事件報告的認可度和知曉率調查顯示，76.23%的醫務人員表示清楚或非常清楚醫療不良事件的含義，并且82.60%的醫務人員表示不良事件報告可以改善醫療安全，但是對不良事件報告系統的知曉率低，只有40.48%的醫務人員知道3個報告系統的存在，42.48%只知道其中的一個或兩個系統，有17.04%的醫務人員對3個系統全不知曉，并且這個結果受醫務人員年齡、工齡、職稱、職務的影響較大。年齡大、工齡長、職稱高的醫務人員，對報告系統的知曉率要高于年齡小、工齡短、職稱低的醫務人員，有職務的醫務人員也要比無職務的醫務人員的知曉率高。但是不同工作崗位人員對報告系統的知曉率無差異，即知曉率與醫務人員的工作崗位無關，這與Evans等[6]人的“護士對報告系統的知曉度高于醫生”研究結果不同。

3.2醫務人員參與不良事件報告的培訓率較高80.07%的醫務人員表示參與過醫療不良事件報告方面的培訓，其中，護理人員的培訓率最高（84.53%），醫技人員的培訓率最低（67.82%）。此外，醫務人員的年齡、工齡、職稱、職務和醫院等級對培訓率都有影響。年長，工齡長、職稱高、有行政職務的醫務人員比年輕、工齡短、職稱低、無行政職務的培訓率高，三級醫院醫務人員的培訓率高于二級醫院醫務人員的培訓率。醫務人員的培訓率反過來影響醫務人員對醫療不良事件含義的了解、報告系統的知曉和報告作用的認識。研究結果表明，參加過不良事件報告培訓的醫務人員對醫療不良事件含義的了解、報告系統的知曉和報告作用的認識明顯高于未參加培訓的醫務人員。因此，還應該加強對醫務人員教育培訓，讓其了解目前國家的報告制度和報告系統，不良事件報告的目的、作用、報告的工作流程等，盡快提高不良事件主動報告率。

3.3不同醫務人員的不良事件報告率存在差異64.53%醫務人員表示在工作中遇到過或看見過醫療不良事件。其中，有71.52%表示報告過所遇到或看到的醫療不良事件，報告率相對較高。但是不同醫務人員的報告率存在差異。醫務人員的報告率受其工作崗位、年齡、工齡、學歷、職務等因素的影響。護理人員的報告率高于醫生和醫技人員，與國外的一項研究結果一致。30～49歲人員、工作時間在1～29年的人員、本科學歷、科室主任和護士長等有職務在身的醫務人員的報告率相對較高。此外，不良事件報告率還受醫務人員培訓情況的影響，參加過不良事件報告培訓的醫務人員的報告率明顯要高于未參加培訓的醫務人員。醫務人員對報告系統的知曉率也影響其報告率。

篇(4)

1.1一般資料

調查對象為牡丹江市某三甲級醫院（以下簡稱“該院”），實行院長負責制，設施齊全；共有員工1430人，其中：博士生導師9人，碩士生導師29人，全院正高職136人，副高職164人，中級技術人員485人，初級技術人員595人；全院具有博士學位專業人員5名，碩士學位專業人員50余名。選取2013年醫院152名具備代表性的臨床工作者、16名相關管理人員、10名老專家和教授，合計入選178人。

1.2研究方法

發放自填式“醫院醫療風險調查問卷”，調查問卷采用Likert李克特（低、較低、中度、較高、高）五級量表，運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對結果進行分析。

2討論

醫院醫療風險評估，是指患者在整個就醫過程中可能或已出現技術風險、服務風險、管理風險以及法律風險，且該風險超出患方或醫方可承受的期望值；避免醫院醫療風險，需要醫方通過加強診療技術、提高服務質量、強化管理等手段來預防或消除醫療糾紛和事故的發生，保證醫療安全，和諧醫患關系。該院主要風險因素有內部風險、外部風險、綜合風險，其中內部風險所占比例最大，為43.58%，主要包括學習成長風險、戰略風險、人力資源風險和財務風險；其次為綜合風險37.74%，主要包括醫療風險和社會責任風險；信譽風險、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風險等外部風險僅為18.68%。從表2、表3可以看出，該院手術各種穿刺損傷及并發癥、告知不得體、違規操作、濫施輔助檢查等風險時有發生，門診醫療風險形勢比較嚴峻，2013年檢查、診療風險已達到276起；住院醫生、護士治療風險形勢不容樂觀，2013年已經達到181起，占92.82%。表5顯示，醫療風險、學習成長風險、人力資源風險排序主要風險因素前三位。

篇(5)

運用SPSS17.0統計軟件對收回資料進行篩選及統計分析。對醫療機構及康復醫學科設置等進行描述性統計；對有序分類等級計數資料采用秩和檢驗，對無序分類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比較各級醫院康復醫師、康復治療師、康復護士職稱結構、學歷結構、執業資質結構等。

2結果

2.1新疆醫療機構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中220家機構均完成了《新疆康復醫療資源調查表》，其中216家為醫療機構，4家為醫學高等院校。調查顯示216家醫療機構中：①經營性質：非盈利性公立醫療機構215家，非盈利性民營醫療機構1家；②隸屬關系：衛生系統201家、兵團系統10家、部隊系統3家、民政系統2家；③醫院類別：綜合醫院149家，中醫醫院61家（中醫院23家、中西醫結合醫院1家、民族醫院37家），專科醫院6家；④醫院分級：三級醫院34家（綜合醫院26家、中醫醫院5家、專科醫院3家），二級醫院182家（綜合醫院123家、中醫醫院56家、專科醫院3家）（注：182家二級醫院中，其中有4家為未定級醫療機構，按現行政策歸入到二級醫院）。調查結果顯示220家機構中含有康復醫學內涵的機構有68家，其中64家為醫療機構，4家為設有康復相關專業的醫學高等院校。調查顯示64家醫療機構中：①經營性質：非盈利性公立醫療機構63家、非盈利性民營醫療機構1家；②隸屬關系：衛生系統49家、兵團系統10家、部隊系統3家、民政系統2家；③醫院類別：綜合醫院54家，中醫醫院7家（中醫院5家、民族醫院2家），專科醫院3家；④醫院分級：三級醫院21家（綜合醫院19家、中醫院2家），二級醫院43家（綜合醫院35家、中醫醫院5家、專科醫院3家）；⑤4家醫學高等院校中：3所為三年制大專康復專業，其中1所目前已取消；1所為四年制本科中醫康復專業。調研中64家醫療機構科室注冊名稱分析：①單獨以“康復醫學科”注冊35家，占總數54.69%（35/64）。其中三級醫院16家，二級醫院19家（包括專科醫院2家）；②以其他名稱注冊29家，占總數45.31%（29/64）。其中：中醫康復科7家，康復理療科6家，理療科3家（內設運動、作業療法室），兒科康復室3家（其中2個為掛靠兒科），疼痛康復科2家，針推/針灸康復科2家，中醫康復理療科1家，中醫理療科1家，針灸理療科2家，精神康復治療中心1家，掛靠神經科1家（康復治療室）。

2.2新疆醫療機構康復病區床位設置及康復專業人員情況

216家醫療機構中：編制床位共77089張，其中三級醫院30830張、二級醫院44532張、專科醫院1727張。設有康復內涵的64家醫療機構中：編制床位數共40370張，其中46家醫療機構設置康復編制床位共計1287張，其中三級醫院19家，康復床位數700張，占三級醫院編制床位數的2.97%；二級醫院25家，康復床位數477張，占二級醫院編制床位數的2.98%；專科醫院2家，康復床位數110張，占專科醫院編制床位數的13.46%。見表1。64家醫療機構中：共計康復醫師436人，其中三級醫院214人，占49.08%；二級醫院198人，占45.41%，專科醫院24人，占5.51%。康復治療師352人，其中三級醫院188人，占53.41%；二級醫院147人，占41.76%，專科醫院17人，占4.83%。康復護士412人，其中三級醫院208人，占50.49%，二級醫院184人，占44.66%，專科醫院20人，占4.85%。床位/醫師/治療師/護士比：三級醫院1∶0.31∶0.27∶0.30；二級醫院1∶0.42∶0.31∶0.39。見表2。

2.3新疆康復醫師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64家醫療機構中康復醫師共436人。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的康復醫師在職稱結構中無明顯差異（Z=－0.294,P＞0.05）。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的康復醫師在學歷結構中差異存在顯著性（Z=－6.545,P＜0.01）。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的康復醫師在執業資質結構中差異存在顯著性（χ2=37.962，P＜0.01）。見表3。

2.4新疆康復治療師基本情況

64家醫療機構中康復治療師共352人。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的康復治療師在職稱結構中差異存在顯著性（Z=－2.654,P＜0.01）。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的康復治療師在學歷結構中差異存在顯著性（Z=－3.621,P＜0.01）。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的康復治療師在執業資質結構中差異存在顯著性（χ2=8.380，P＜0.01）。見表4。

2.5新疆康復護士基本情況

64家醫療機構中康復護士共412人。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的康復護士在職稱結構中差異存在顯著性（Z=－2.003,P＜0.05）。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的康復護士在學歷結構中差異存在顯著性（Z=－5.953,P＜0.01）。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的康復護士在執業資質結構中顯著性存在顯著性差異（χ2=20.535，P＜0.01）。

3討論

3.1康復醫療現狀不能滿足剛性需求

3.1.1新疆康復醫療機構基本情況：2011年4月衛生部制出臺了《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建設與管理指南》（衛醫政發〔2011〕31號），要求“二級及以上綜合醫院應當獨立設置科室開展康復醫療服務，科室名稱統一為康復醫學科”[3]。本次對新疆地、州、縣各級醫療機構康復醫療調查結果顯示：有康復內涵的醫療機構64家中獨立以“康復醫學科”注冊的醫療機構只有35家，占54.69%，其中符合衛生部規范的僅有23家。余各醫療機構的科室名稱多不統一，以“中醫康復科”、“康復理療科”居多，也有些其實就是中醫針灸推拿科。在以“康復醫學科”注冊的35家醫療機構中首府烏魯木齊就占14家(三級醫院10家，二級醫院2家，專科醫院2家)，占40%。新疆優勢康復資源集中在首府，與區域經濟、衛生情況相匹配。2011年5月衛生部制定的《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基本標準(試行)》（衛醫政發〔2011〕31號）（下簡稱標準）要求：“二級及以上綜合醫院獨立設置病區，應為醫院總床位數的2％—5％，但不得少于10張床”[3]。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在46家獨立設置康復醫學科病區的醫院中，康復編制床位占總床位的比例合適（3.19%），但相對于新疆二級以上的醫院的77089萬張床位，它的比例就跌至1.7%，實際數字還遠低于此。

3.1.2新疆康復醫師、康復治療師、康復護士基本情況：部頒標準要求康復科“每床至少配備0.25名醫師、0.5名康復治療師”。本研究調查顯示三級醫院的康復專業人員職稱結構、學歷結構、執業資質結構均明顯優于二級醫院。但三級醫院與二級醫院康復醫師職稱整體情況相比差異無顯著性，考慮與新疆整體康復醫療起步較晚有關。三級醫院康復醫師晉升較為規范，而二級醫院康復醫師多由中醫醫師轉崗而來，既往已獲得相關職稱，因此，不能真實反映康復人才儲備情況。調查顯示從事康復醫學的醫師持有康復執業醫師資格證的只占13.07%，其余主要以中醫、內科等執業醫師資格證為主，也從另一層面上反映了疆內康復醫學的發展歷史較短，康復人才的專業性不強。新疆目前的床位/治療師比明顯不能滿足要求。具有資質的康復治療師有199人，多為中醫資質，13位具有高級職稱的康復治療師走技師職稱的僅3人。康復治療師群體從人員數量到質量都很薄弱。康復護理是患者整個康復治療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正確而有效的康復護理對早期介入，改善病情，減少患者的相關并發癥尤為重要。康復護士中同樣存在數量及質量的問題。多數護士工作僅限于基礎護理，接受過康復專業護理培訓的更是鳳毛麟角，如何提高護士在基礎護理基礎上的康復專業護理內涵是一個切入點。參照歐美標準，康復醫師/治療師比例為1/5—1/10，康復護士/治療師比例為3/5，治療師占人口比例為5/1萬人口[3]。考慮到我國2萬醫療機構和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需求，有研究表明[4]，我國目前亟需康復技術人員約30余萬人,其中PT18萬人,OT9萬人,ST115萬人,PO315萬人。但目前全國從事康復工作的專業人員還不到2萬人[5]。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新疆常住人口為2181萬，本研究調查顯示新疆康復醫師共436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9.99/100萬；康復治療師共352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6.14/100萬；康復護士共412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8.89/100萬；因本調查未涉及全疆內社區醫院數量，故無法按照衛生部制定的《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基本標準》測算新疆康復人才的缺口，但結合以上數據可初步預測新疆康復專業人才缺口巨大，不僅與歐美存在差距,與國內發達城市，譬如上海，也存在差距[3]。

3.1.3康復醫療服務能力不高：新疆的康復機構和人員遠達不到衛生部制定的《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建設與管理指南》的具體要求。調查顯示能夠全面發展康復物理治療、作業治療、言語及吞咽治療、認知治療、傳統中醫治療的醫療機構少之又少。康復專業和臨床醫務人員不具備早期康復的意識，康復醫師多由其他臨床科室轉崗而來，缺乏系統訓練。或很多醫院康復的實質是理療、中醫按摩等，或康復基礎設備簡陋，不具備康復醫療的基礎條件及服務能力，診治的多為頸肩腰退行性病變或后遺癥者，致使許多患者恢復期轉入后功能狀態不再進步，甚至退步。同時醫療機構臨床能力不足的問題普遍存在：一些醫院康復醫學科不能有效處理早期重癥患者，患者滯留在臨床科室，無法和康復醫學科進行有效對接，早期介入受到制約；或者二級醫院不能有效處理患者伴隨的臨床問題，包括癲癇、感染、心血管問題等。

3.1.4康復醫療服務體系不完善：優勢資源集中于首府，各地州的康復醫療資源較為薄弱且康復質量不高，服務能力差，甚至大部分醫療機構康復醫學科為零基礎，致使患者大量滯留于有能力的三級醫院找不到出口；不同層級的康復醫療機構在自身提供服務有限的情況下，層級之間缺乏患者流動、上下轉診的機制與渠道。醫療資源的集中必然引起患者的集中，這種雙重集中的現象增加了患者就醫的成本，同時也增加了醫務人員的工作負擔及醫院的管理成本。由此導致建立和完善分層級、分階段的康復醫療服務體系存在困難。

3.2部門協調任務較重

2010年元月五部委已聯合出臺將9項基本康復醫療服務納入基本醫療保險的政策，但在新疆雖經多方努力，政策至今仍未落實。烏魯木齊市醫保出文要求患者的康復醫療限定在醫療費用的15%以內。顯然沒有考慮到殘障患者回歸家庭及社會，以及社會發展對現代醫學治病-保命-提高生存質量醫療服務模式的需求。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醫療技術進步及重大災害發生，國家對康復醫療的重視日益提高，康復醫療技術迅速發展，但現有康復醫療收費項目卻停留在十年前，不能與康復醫療技術的發展相匹配及滿足患者需求。這些都成為嚴重制約康復醫療服務利用的主要因素。總之、康復醫療涉及衛生、民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財政、殘聯及教育等部門，協調任務較重。

3.3思考和建議

我國的康復事業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不論是在機構建設上還是在醫學技術上均取得了較大的成績，逐步建立了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但目前仍處于發展中階段。為此，衛生部在全國范圍內啟動了康復醫療服務體系試點工作。2012年衛生部印發《“十二五”時期康復醫療工作指導意見》，提出我國將初步建立分層級、分階段的康復醫療服務體系。經兩年的試點，新疆同全國一樣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對康復醫療重要性及必要性的認知度提高到一個新的層面，初步構建了局域性層級流動模式。康復醫療和臨床的有效銜接初步得以展開。康復內涵和素質得以不斷提高，康復機構增多、人員增長，經不完全統計，康復醫療體系試點前后，新疆康復醫療機構增長18.5%；人員增長17.8%。康復醫療服務體系是整個醫療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讓各級各類的康復機構充分發揮自身價值，為更多的病殘、殘障人士提供康復服務是我們在研究我國康復醫療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6]。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康復醫療服務提供能力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康復醫療服務需求。主要表現在科室建制、設施配置、人員配備、機制建設、專業人員培訓、技術規范與普及等方面均亟需規范與提高，康復醫療服務體系不完善，患者在不同層級、不同功能的醫療機構之間“流動”不暢通等[7]。這些問題不僅在新疆而且在全國都廣泛存在，且存在著區域之間的不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全國一盤棋，統籌規劃康復醫學的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結合新疆實際情況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3.3.1加強對醫療機構康復醫學科建設管理：整合康復醫療資源，全面落實衛生部《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建設與管理指南》，統一標準，提升醫院管理執行力，加強對康復醫學科的建設和管理，建立三級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二級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康復專科醫院社區/鄉基層醫療機構層次明確的體系。醫療機構依據不同的社會責任充當不同的角色：三級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為急性期及疑難重癥患者提供早期康復醫療服務，實施與相關臨床科室的無縫對接；二級綜合醫院康復醫學科/康復專科醫院為疾病穩定期患者提供專業、綜合的康復治療，并具備其他疾病的一般診療、處置能力和急診急救能力；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和鄉鎮衛生院為疾病恢復期患者及社區居民提供基本康復服務，逐步將居民康復醫療服務信息與現有的居民健康檔案相結合[7]。依托區域性質量控制中心加強監督力度，針對相關醫療機構對政策的執行力度不強、管理效能低下、康復醫學內涵缺乏、康復服務能力不足等現狀進行持續性監管及促進整改；規范康復醫療服務，加強對二級以上康復醫學的規劃和管理，逐步提高康復醫療服務水平，促進實現康復醫學的前移及各層級醫療機構之間的雙向轉診。新疆首府與各地州縣級之間交通不便，如何實現康復醫療各層級醫療機構間的雙向轉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體系試點以來，通過以點帶面，層層深入的形式，同時結合《綜合醫院等級評審》，依據標準，通過對疆內部分三級、二級綜合醫院康復科的學科定位、業務布局、工作流程、診療規范等進行嚴格評審，規范了醫務人員的執業范圍及行為，提高了服務能力，促使了康復醫學科建設向規范化、科學化方向邁進。

3.3.2加大康復人才培養力度：進行康復專業規范化崗位培訓：應找到切入點，從“數量、質量、業務能力”等方面著手加強人才的培養，向康復醫學的整體發展不斷注入源動力。①應從國家宏觀層面及兼顧區域性情況，制訂培訓計劃，進行重點培訓及針對性培訓。統一考核，考核合格者給予相應資格的認證。②三個層級的醫療機構對各自的培養人才目標明確，三級負責二級、二級負責社區/鄉鎮，形成鏈式結構，定期對所負責的醫療機構康復專業人員進行培訓指導。③充分利用遠程網絡平臺，特別是針對偏遠地區，加強遠程會診及在線培訓指導等，充分發揮輻射作用。注重高層次康復人才隊伍的建設：高層次康復人才隊伍是康復醫學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應充分利用衛計委多點執業的政策，開放醫療市場，引進人才，啟動競爭機制，使人員流動起來。傾斜政策，鼓勵在崗人員利用多種渠道、多種方式進一步深造，進行國內外學術交流，掌握康復醫學發展的前沿，提高創新能力。加強進修、培訓，促進學歷、職稱提升。住院醫師的規范化培訓及專科醫師相結合：住院醫師工作在臨床第一線，處在將知識轉化為能力的階段。康復專科醫師的培訓除掌握一般住院醫師的技能外，更應注重康復專業相關能力的培訓，提高自身素質。美國的康復住院醫師必須掌握電診斷技術(肌電圖)、肌肉骨骼系統疾病的注射方法(如關節腔內注射、神經阻滯注射)、超聲對骨骼肌肉疾病的診斷技術、超聲引導下的注射技術、肉毒毒素注射、巴氯芬泵的管理和硬膜外注射技術等[8]。國內目前也已著手啟動康復專科醫師培訓。大力推動康復治療師上崗培訓：康復治療師是康復醫療得以實施的關鍵人物，提高康復治療師人員的數量、專業技能及服務質量是我國目前的緊迫任務。我國較歐美國家存在差距，許多醫療機構的康復治療師未受過相關專業培訓。衛生部已在2012年底啟動了全國康復治療師培訓計劃，通過制度和行政干預，提高及規范康復治療師的理論及技術水平，進行治療師認證已勢在必行。隨著康復醫療的進步和亞專業的分化，細化到PT師、OT師、ST師等的培訓和培養將是21世紀康復專業技術進步的保障。發展康復醫學教育：康復人才是康復發展的根本保障。新疆調研的結果顯示醫學院校康復醫療起步晚，康復師資嚴重不足，教學力量薄弱、水平低下，項目不全，遠不能滿足局域康復醫療需求，這種情況在所有欠發達地區非常普遍。建議對外加強全國康復教育研討及對口扶持，邀請高級教師提高教學質量，促進教學相長；對內進行教育資源共享及聯合，改善康復教育局面，為康復醫學發展儲備生力軍。

3.3.3開展康復醫學科教研：科研是驅動學術發展的杠桿，結合國內外康復發展動態，鼓勵和支持醫療機構實時開展新技術、新業務，進行康復醫學基礎研究、臨床研究及高科技康復治療的開發對推動我國康復醫療向更一個臺階邁進有著實際的意義。

3.3.4繼續推進康復醫療服務體系建設：康復醫療體系建設試點工作從一個層面探索了患者分層級分階段醫療的轉診模式，促使患者在層級中流動起來，以緩解大醫院人滿為患，小醫院沒有患者的現狀；從而解決患者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并早期從源頭上防治功能障礙，為醫療體系改革提供新思路。但從調研情況來看，康復醫療體系建設目前還是只是一個宏觀的政策型框架，各層級醫療機構間患者轉診尚需探索配套的經濟支持政策確保其可持續性。另外，如何提高公眾對康復醫療重要性的認知；如何解決醫療機構對康復的定位及認知；如何完成對康復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解決康復資源不均，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改革同步推進；如何有效進行機構間轉診的管理及隨訪信息統計等都需深入解決。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的支持、需增大財政投入。

3.3.5加強宣傳力度：因歷史原因，醫務人員普遍存在對康復醫學的認識模糊，對康復醫學的概念、內涵、服務對象與范圍、康復的目標等不甚清楚，對早期康復介入重要性認識不足，患者對康復醫療的知曉率低。因此，借助多方合力普及康復醫學知識、加強宣傳尤其重要。可通過衛生行政部門的規范、指南及政策在醫療機構的解讀、宣傳與強化；加強與殘聯、民政部門的協作，利用大型公益活動，提高對康復醫學的知曉程度；結合本地情況，通過宣傳片、宣傳冊、影視媒體、報紙、義診、下鄉醫療指導等多種方式普及提高疆內全民的康復意識。

篇(6)

建國以后，中國機關事業單位實行公費醫療制度，企業實行勞保醫療制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這種制度的弊端愈發明顯。首先，醫療費用的增長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跟不上消費水平。不僅如此，這種醫療制度還造成企業之間負擔差距過大：新興產業老職工少，醫療開銷相對少，而老企業背上的是總也甩不掉的包袱。另外，個人也被免費醫療制度慣出了毛病。“一人看病，全家吃藥”，“小病看成了大病，沒病看成了有病。”圖的是什么？報銷。賺的是誰的錢？國家和企業。造成了什么后果？浪費。

基于日益沉重的醫療費用包袱，1994年國務院在取得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實施方案，并于1998年底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低水平，廣覆蓋，雙方負擔，統賬結合”。“雙方負擔”即基本保險由單位和職工雙方共同負擔：“統賬結合”即保險基金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已實行40多年的公費、勞保醫療制度就此告終。到2000年底，我國已基本建立起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人口5000萬。

2002年4月份在哈爾濱召開的社會保障工作會議上，要求全國各地加快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改革工作進程，切實保障職工基本醫療需求，確保完成今年醫療保險90%以上統籌地區啟動，覆蓋8000萬人的工作目標。中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已取得相當成效，到今年6月底，全國349個地級以上統籌地區中，307個已經啟動實施，占全國的88%；覆蓋人數達到5026萬人，占全國應參保人數的30%.

二。新醫療保險制度中現實存在的問題

1.會帶來醫療風險

新制度僅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險，并不是覆蓋所有的醫療費用，所以，享受了幾十年免費醫療的老百姓似乎一下子難以接受自己要交錢看病這個“殘酷”的現實，明顯地流露出對過去醫療制度的留戀。以個人賬戶為例。規定要求個人交納月平均收入的2%，單位總共承擔墊，其中的30%以內劃入個人賬產，也就是總數的1.8%，折算一下是個人月收入的38%以內。北京市員工平均年收入是一萬多元。因此中等水平的職工個人賬戶只有不到300元。這就是他一年的門診醫療費用。社會統籌還好，可是，要是得一場大病個人帳戶的資金就很捉襟見肘了。因此，可能很多人舍不得看病而影響到自己的健康。

另外，新制度中沒有把小孩包括進去，而以往的勞保醫療和公費醫療孩子的醫藥費用基本是父母所在單位共同承擔的。

新醫療制度對預防問題準備也是不足的。以前的醫療重視預防，單位有定期的體驗，有固定的醫務室、還有兒童防疫站。這些在新醫療保險中屬于門診的范疇。也就是說要從個人賬戶中花錢。這樣很可能導致：本來應該看的病沒看，本來是小病結果耽擱成大病。而國外歷來將“預防是控制大病的最有效方法”視為至理名言。

2.醫院可能拖醫保改革的后腿

醫療保險改革是所有社會保障項目中最復雜的，它牽涉到社會保險機構、醫院、個人、企業和醫療行業。錯綜復雜的關系再加上過去醫院醫藥不分，就變得更復雜。醫療保險改革難，不是難在本身，而是難在醫保之外。醫院體制的改革和醫藥體制的改革很可能會拉醫療保險改革的后腿。

醫療保險改革的總體思路是“用較少的費用為老百姓提供比較優質的服務，滿足他們的基本醫療需求。”控制費用是醫療保險的根本問題。這是醫保本身無法解決的，只能訴諸于醫院。造成目前醫療費用過高的主要原因是藥品價格太高。醫院是出售藥品的主要渠道，向出售藥品是醫院收入的重頭戲。醫院作為非贏利性機構，要維持日常運轉，國家財政撥款只能滿足它50%的需要。另外50%則主要靠賣藥。

另外，醫療資源結構不合理是另一個突出問題。拋開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占總人口不到30%的城市人口享有全國70%的醫療衛生資源），就城市醫院的結構來說，就相當不科學。90%的人生的是一股的小病，沒必要去綜合性的大醫院看。而現在恰恰是大醫院過多，服務于社區的小醫院少。大醫院多，建設成本高，收回成本的愿望就更強烈。沒有發達的社區醫院醫療網絡，個人疾病醫療的代價更高，醫療保險的代價也會更高。

3.新制度規定中本身的漏洞

依據新的醫保制度，當事人只要付相當少的一部分費用，便可在不超過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額（以上海為例：新醫保為累計超過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4倍，2000年為5.6萬元）內隨意使用醫藥費。一些醫院和醫生為了將更多的醫保資金劃進自己醫院的賬戶上，也不限制開出藥品的數量和金額。這樣，持卡人就有可能與醫院或某些醫生聯手將國家醫保資金騙入私囊或小團體的賬戶中。另一種情況則是一人醫保，全家享用，因為醫保卡劃賬時，醫院并不要求持卡者本人到場。

[NextPage]

我國現在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處于道德失范的混亂階段，新規矩和老規矩并存，原有的社會道德規范和道德底線受到侵蝕和破壞在所難免。

三。針對問題初步探討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

中國醫療保險改革確實有難點。承認難是為了慎重、積極地改。中國醫療保險改革會非常艱難，不會一步到位，可能經歷一個比較長的時期，需要不斷提出適應的方案。

方案1要堅持醫療保險、醫療衛生和藥品流通體制改革的“三改并舉”（三個方向一是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改革；二是醫藥公開核算，分別管理；三是醫院分類管理）進一步強化和完善醫療服務管理。

近期社會保障會議指出，經濟條件差的地區可以先建立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對無力繳費的困難企業職工也可以采取先參加統籌基金支付范圍的基本醫療保險的辦法，解決好職工住院和大病醫療問題，使醫療風險達到最小化。

實行醫療保險制度，必須解決當前存在的以藥養醫問題，必須切斷醫療機構和藥品營銷之間的直接經濟利益聯系。醫院的門診藥房要改為藥品零售企業，獨立核算，照章納稅。中國衛生部已經明確要求藥品要集中招標采購，以后逐步將基本用藥目錄中和臨床用量大的藥品都納入集中招標采購的范圍。

醫院改革首先要求醫院分類管理。非贏利性醫療機構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而設立，主要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并執行政府規定的醫療服務指導價格，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贏利性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價格放開，根據市場需求自主確定醫療服務項目。這樣有利于醫院之間的競爭，并且有利于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系統。

方案2優化醫療資源的配置，提高使用效率。要對定點醫療機構建立實施真正的競爭準入機制和“退出”機制。據統計，中國醫院的腦CT機擁有量是美國、日本的好幾倍。每個醫院都想通過給病人做CT來賺錢。不僅增加了病人的醫療負擔，也造成資源浪費。因此對高檔醫療設備，國家應該統一配置和管理。而針對大型醫院相對過剩社區醫療服務相對不足的情況，應該倒入真正的競爭機制，按照市場法則優勝劣汰，政府則不宜保護過度！

篇(7)

1實驗材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我院有普外科、骨科、神經外科、婦產科等多個科室，收集使用后并滯留10小時以內的醫療器械400件，隨機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使兩組間無統計學差異P＞0．05。

1．2實驗材料

臨床使用過的醫療器械，多酶清洗液（魯沃夫高效多酶清洗劑1∶270），劑（利爾康劑1∶200），帶光源放大鏡，新華單腔清洗機。

1．3醫療器械預處理方法

1．3．1特殊情況的預處理：醫療器械在使用過程中，常會發生特殊情況，如被損壞、變鈍或是被特殊病菌感染后的患者使用，有時還會碰到很難清洗干凈的污染，如生銹、畸形瘤感染等［2］。對待此類器械，為提高清洗的效率與質量，可采用分組標記制，將使用后的器械清點無誤后交于巡回護士，巡回護士根據器械遇到的不同情況貼上不同的標簽，以便分類。

1．3．2避免污染物干涸的預處理：此時的預處理是保證清洗質量的中重要步驟，由于供應中心為白班制，大部分的器械不能得到及時清理，影響清洗效果，同時無形中增加了患者交叉感染的幾率，所以醫療器械的預處理至關重要，預處理過程即是將多酶清洗液噴與器械表面，由于多酶清洗液含蛋白水解酶、糖酶淀粉酶、纖維素酶、脂肪酶等多種酶及表面活性劑，能有效分解各種污染物［3］。

1．3．3保濕預處理：保濕處理也是保證器械清洗的重要步驟，器械在清洗不徹底時容易殘留一些有機物，如黏液、血塊、蛋白質等，會妨礙消毒氣體與微生物接觸，影響滅菌效果。所以在清洗完后要注意用油清潤保存［4］。

1．4檢測方法

對清洗并保濕后的醫療器械用目測法及光源放大鏡法判斷器械是否清洗干凈，目測法檢驗的合格標準：器械表面與關節較為光潔、無污漬殘留及銹跡者為合格；光源放大鏡法檢驗的合格標準：在光源放大鏡下觀察醫療器械的表面、齒牙、關節較為光潔，無污漬、銹跡與黃灰印記者為合格；細菌培養法檢驗的合格標準：用棉拭子涂抹，細菌總數小于5cfu／cm2，且無致病菌者為合格。

1．5統計學方法

用SPSS17．0軟件對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等級指標用χ2檢驗，檢驗水準α＝0．05（雙側檢驗）作為統計學的評定標準，P＜0．05時，兩組間的差異具有顯著性。

2結果

2．1兩組目測法的合格率比較

根據1．4的檢測方法判定兩組的合格率，并進行統計比較，見表1：由表1可知，實驗組的總合格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兩組間的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

2．2兩組光源放大鏡法的合格率比較

根據1．4的檢測方法判定兩組的合格率，并進行統計比較，見表2：由表2可知，實驗組的總合格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兩組間的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

2．3兩組細菌培養法的合格率比較

根據1．4的檢測方法判定兩組的合格率，并進行統計比較，見表3：由表3可知，實驗組的總合格率明顯高于對照組，兩組間的差異具有顯著性（P＜0．05）。

3討論

器械預處理不當的危害主要有：（1）增加了處置難度和成本；（2）增加了對器械的腐蝕；（3）增加了環境和人員再次污染的風險。全院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一下幾點，

1．意識問題，認為預處理理應由消毒供應中心負責，跟臨床無關。

2．預處理流程不規范，如無預處理步驟；

3．預處理方法有誤，使用生理鹽水擦拭；或使用消毒劑浸泡，由于消毒劑有腐蝕性，使蛋白變性，增加清洗難度。

4．不及時保濕，使有機物干涸造成醫療器械腐蝕。

5．不及時丟棄廢棄物，如棉簽，紗布，刀片，針頭等一次性物品，致使細菌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