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生態倫理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選題背景

隨著世界經濟的迅速發展，人類過度的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對自然無休止的索取使得人類面臨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世界環境危機的愈演愈烈是人類活動的結果，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等因素也是全球生態危機直接或者間接的原因。從表面上來看環境危機是經濟社會膨脹、人類無休止使用科學技術的結果，但從根本上來說，應該是人類環境價值和倫理觀念危機的表現。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許多學者開始從生態學、倫理學的角度試圖建立人與自然新的倫理道德觀念，環境倫理學在這樣背景下應用而生。

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的促進了物質生產組織、社會組織形式的發展和變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學等領域內部的組織性和復雜性也紛紛發生變化。這一系列的變化推動了現代系統哲學的發展，現代系統哲學用整體性的觀點看待世界，將社會系統當作有機整體，用系統的方法分析社會系統各子系統，為人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域。

環境倫理研究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的倫理問題，如生態整體主義從整體思維出發，將自然以及自然存在物納入道德評價體系，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整體性也是系統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環境倫理的研究方法同系統哲學的研究方法之間有著內在的統一性。現代科學研究表明生態系統是人類社會系統的子系統，生態系統本身又具有整體性，而當今環境問題本質上己經是復雜性和非線性的系統問題，因此環境倫理研究應該借鑒現代系統哲學的思維，運用系統哲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完善自身的理論體系，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2 選題意義   

系統哲學視域下的環境倫理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倫理觀念，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是當今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大量事實證明，自然環境的破壞嚴重阻礙人類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地球環境遭到破壞人類將失去賴以生存的家園。現代系統哲學用系統的觀點看世界，根據系統的特征、性質和規律，運用整體優化、協同進化、差異和諧等原理探究世界發展的新變化。以系統哲學為指導，從系統哲學視域思考環境倫理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它有助于人們更為清醒的認識環境危機產生的根源，提高公眾的生態意識，形成新的消費觀。同時以系統哲學為指導，運用系統哲學思維指導實踐，有助于當今生態社會的建設，以我國為例，運用系統哲學思維有助于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進而實現社會的轉型。

(二)研究現狀

國內研究現狀

目前，國內學者對環境倫理與系統哲學的研究己經形成體系，但將二者相結合，用系統哲學的思維探究環境倫理的專門性研究很少。大多數學者圍繞生態文明系統、生態環境進行研究，環境倫理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生態系統中系統哲學思維的研究可以指導環境倫理理論構建。

第一，對環境倫理的研究。國內學者在評價和研究國外環境倫理理論成果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環境倫理學科體系，出現了大量的相關著作，如余謀昌的《生態哲學》、葉平的《生態倫理學》、劉大椿《環境思想研究》、葉平的《環境的哲學》等。隨著研究的深入形成了系列性的著作如吳國盛主編《綠色經典文庫》、諸大建主編《綠色前沿譯叢》、張豈之主編《環境哲學譯從》、楊通進主編《走向生態文明叢書》、劉湘溶主編《環境倫理學研究叢一書》慶治主編《環境政治學譯叢》等。這一系列著作囊括了環境倫理學的產生、發展、變化，著眼于新時期的環境現實，將生態學、系統哲學等各門學科結合向著多領域、多方向、深層次發展，并出現的新的研究方向如深層生態學、生態女性主義。并目_他們將理論與實踐想結合，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環境倫理學。

第二，對系統哲學以及系統思維的研究。國內對系統哲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研究西方系統思想。黎德揚《系統哲學一綜合時代的綜合哲學》，在該書中作者科學地研究和評述了現代西方系統哲學的一般觀念，為中國現代系統哲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2)研究系統的構成要素。魏宏森在《系統論：系統科學哲學》一書中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演進的時間順序探索了系統科學的來源，考察了從宇宙、生命、精神、生態到社會的五大系統的基本特征，形成了科學的系統論理論體系。（3)研究系統思維方法。孫凱飛《系統方法是我們時代的思維方法》，書中要求人們用系統眼光從結構與功能的角度重新審視多樣化的世界，把被形而上地分割了的現象世界重新整合，將單個現象放到系統中綜合研究，以實現“整體大于部分”的效果。(4)建立系統哲學為基礎的學科體系。烏杰教授認為系統哲學是當今時代的精華，系統哲學是以客觀系統物質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哲學的科學，他創作了《系統哲學》、《系統哲學基本原理》，使系統哲學成為完整的學科體系。

第三，對系統哲學視域下的環境倫理研究。國內沒有從系統哲學視域下研究環境倫理的專著，但在環境倫理著作相關的章節中有所討論。余謀昌在《環境倫理學》第六章中著重探究協同進化的基本原則，他認為協同進化是一般生態規律，既符合達爾文“進化論”的規律，又與系統科學中“協同學”的原理相適應；國內其他學者也運用系統哲學的思維方法研究生態文明和生態倫理，如秦書生用整體性的視野研究生態系統的內涵和特征。周鑫在《系統論視域下的生態文明建設一兼論馬克思系統分析方法的指導意義》一文中認為生態文明具有典型的系統論特征，應該用系統的分析方法從整體結構上加以研究。這些思想都認為系統哲學可以為生態文明研究提供理論依據，當然也可以為環境倫理理論構建提供思想指導。

2.國外研究現狀

第一，對環境倫理的研究。史懷澤在《文化和倫理》中闡述了“敬畏生命”倫理觀，他主張擴大倫理關懷的范圍，要求人敬畏生命，承擔道德責任是合理的具有積極的意義。利奧波德創立了“大地倫理”，在《沙鄉年鑒》一書中，利奧波德認為以往的各種倫理都著重于協調個體和其所處的共同體的關系，土地倫理擴大了這個共同體的概念，它不只是包括人類而且也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是整個“土地”的生態系統。利奧波德運用了系統的思想診釋倫理觀念，土地倫理就是一種處理人與地，以及人與在土地上生長的各種動植物之間的倫理觀。同時也是人對土地的態度，人自身的道德品質熱愛、尊重和贊美的表現。

第二，對系統哲學及系統思維的研究。恩格斯曾指出：“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住在這里恩格斯所說的集合體可以理解為系統。貝塔朗菲總結出了一般系統論，他認為系統與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系統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各個要素的復合體。維納的控制論強調系統應該依據外界環境的變化而做出相應的改變。普里高津研究了系統的開放系特征，總結了系統發展過程由無序到有序的內部規律。哈肯通過對激光的研究，結合了耗散理論和突變理論，提出了協同學說。拉茲洛提出了系統哲學的四大原理。從1945年一般系統論開始，系統理論逐漸走向成熟，為其它各個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

第三，對系統哲學視域下環境倫理的研究。美國生態學家奧德姆認為，現代環境倫理學研究以人為主體的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相結合的復合生態系統，復合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以及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具有系統哲學的特征。英國科學家詹姆斯·拉伍洛克在《蓋亞：一種對地球上的生命的新思考》這本書中，通過對地球大氣圈與火星和金星大氣圈的成分結構的對比研究，提出應該著重考慮地球上生物系統特別是人類的作用。在整個地球的生存系統中，人類只是復雜的整體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在其中沒有任何優越的權利。英國科學家彼得·拉塞爾認為只有將人當作自然整體的一部分，形成一利，整體性、全局性的世界觀才能解決當今世界的社會危機。這些觀點都具有一定的理論共同診收，即基于系統哲學視域下整體思維的環境倫理共識，并在此基礎上研究環境倫理問題，關注環境保護。

國外學者在理論上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環境倫理體系，在此基礎上側重于實踐，行動先行，他們將系統思想與環境倫理相結合，認為人的倫理觀念，系統的整體性觀念在生態運動中起著導向作用。于是出現了各種形式的綠黨，如德國綠黨、芬蘭綠黨等；還出現了許多環保組織，這些綠黨和環保組織強調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他們運用現代系統思維，通過實際行動保護全球生態環境，形成新的環境倫理觀。

從以上國內外的研究狀況來看，國內外學者在環境倫理與生態文明的研究中，己經開始運用整體性思維，他們已經意識到了系統思維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這與當今世界全球化、大學科體系的構建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聯系。但是國內外學者或許受到“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困擾，或許受到傳統環境面的、孤立的觀念的影響，在研究環境倫理問題時沒有從現代系統思維角度出發，或者是片面運用系統思維的某一方面去研究環境問題，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本文運用現代系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分析生態環境系統，進而總結出環境倫理的系統性，用系統哲學的思維方式構建現代環境倫理的新思路。

(三)研究的方法和創新點

本文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l)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本文采用了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邏輯推理方法，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從系統哲學與環境倫理產生和發展的時間脈絡出發，遵循演繹和歸納、分析和綜合的邏輯思維。

 (2)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在系統哲學理論指導的基礎上，結合現代環境實踐，解決環境問題，構建現代環境倫理理論體系。

 (3)比較研究的方法。本文比較研究了中西不同的環境倫理思想，總結出其中蘊含的系統哲學思維，進一步探究系統哲學視域下環境倫理。

2.研究創新點

論文的創新點主要有：第一、通過資料的收集，發現用系統哲學的方法研究生態系統大多數都是集中在對生態系統整體的把握，而環境倫理作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系統哲學的眼光研究環境倫理的學術成果很少，本文想從整體上把握環境倫理的系統哲學脈絡，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二，對系統哲學與環境倫理這兩門宏大的學科，本文試圖從二者理論的交叉點，如對生態系統、生態文明研究中的整體性、協同進化原理等進行分析。第三，從系統哲學角度探討環境倫理，揭示環境倫理研究中的系統特征和系統規律，提出了以系統哲學為指導構建現代環境倫理理論體系。

全文研究圍繞以下邏輯展開：本文的總體思路是運用系統哲學的思維方式研究環境倫理。第一部分，界定相關概念，概述了環境倫理的產生與發展，探究了中國古代和西方現代環境倫理思想中的整體性思維與系統哲學的內在契合，并簡要的說明了系統哲學與環境倫理的關系。第二部分，運用系統哲學思維方式研究環境倫理，從系統哲學的基本思想，如層次性、整體優化原理、協同進化原理為現代環境倫理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第三部分，運用系統哲學思維方式構建現代環境倫理理論，構建“人一自然一社會”三位一體的和諧統一。同時揭示了系統哲學視域下現代環境倫理構建的當代啟示。

篇(2)

【關鍵詞】中國特色政論文 生態視角 語言特點 英語翻譯 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09-0052-02

近幾年，中國奧運會和世博會等一系列大事件后，中國文化讓世界都著迷了，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和中國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都對中國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世界想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政策、文化和生活，所以政論文就成為他們了解中國的一個途徑。政論文的翻譯對譯者的文化功底和翻譯技能要求都非常高，而生態視角與語言翻譯的結合所建立的新翻譯策略就能夠很好地幫助譯者做好翻譯工作。

一 中國特色政論文的語言特點

1.政論文概述

政論文，是政治性論文的簡稱，它是從政治角度闡述和評論當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議論文。政論文論述的中心一般都是政治性問題。從政論文的性質來講，中國政論文是帶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具有政治傾向性的議論文；從政論文的內容來說，它論及中國的國家機制和方針政策；從表現形式上看，政論文的出版和發行都是由政府機關負責的，如《人民日報》。

2.政論文的特點

政論文的主要功能是宣傳、號召、表達、勸說。政論文的功能也決定了政論文的特點。與其他文體相比，政論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勸說力。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政論文在政治體系中表達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由此可見，政論文在國家維持秩序穩定、解決社會矛盾時起到了重大的引導作用。這些都要歸功于政論文的強大勸說力。

二 生態翻譯學

將生態視角和翻譯學相結合催生出了生態翻譯學，生態翻譯學有九個研究理論視角：（1）生態范式；（2）生態理性；（3）關聯序鏈；（4）翻譯生態環境；（5）譯者中心；（6）譯有所為；（7）適應與選擇；（8）“三維”轉換；（9）事后追懲。

1.生態范式

生態翻譯學曾多次對譯論范式進行定位，筆者最同意的一個定位是，生態翻譯學作為一個跨學科研究，是從生態理性和生態視角對翻譯進行研究的，其生態范式和研究領域的性質被定位為“翻譯即適應與選擇”。

2.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翻譯所涉文本、文化語境、“翻譯群落”以及由物質和精神構成的集合。翻譯生態環境在其范圍上分為大環境、中環境、小環境。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分為物理環境和精神環境。對譯者來說，除自身之外的一切環境的集合就是翻譯的生態環境。

三 生態視角下的翻譯策略

政論文中的術語所含范圍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覆蓋面很廣。由于政論文的特點，對譯文的客觀性要求很高，在翻譯時譯者就不能翻譯得太主觀，要求有很高的忠誠度。有些中國特色的政治術語在英文語境中是找不到相應意思詞匯的，這就要求譯者能在保持忠誠度的基礎上進行發揮。既要內容豐富，又要求表達準確，這一點對譯者來說是一大挑戰。

翻譯生態理論強調不同語種翻譯之間的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平衡，力圖“將其他種語言的‘不潔’拒之門外，保持本族語的純凈”，注重“語言的生態學，即清潔性、倫理性和綠色性”。其具體翻譯策略介紹如下：

1.直譯

第一，逐字翻譯。一些縮略語，它們所表達的意思都是字面上的，這樣的句子適合使用逐字翻譯法，可在保留其原來的形式的情況下進行直譯。

如，“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從字面上理解就是：生命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可以這樣翻譯：“Life and safety first.”這樣，既表達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譯文以最簡練形式表達出來。

第二，保留形式，原文釋義。有些政治術語是具有節奏性的，形式整齊，內容豐富。如，“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就可以使用此譯法：“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2.直譯+意譯

政論文中有許多地方都有其深層含義，不能使用逐字翻譯的方法，這樣會使意思表達不明確，外國人在理解時會出現問題，運用生態翻譯理論也正是為解決這一問題。

第一，保留形式+結構內釋義。結構內釋義是只對結構進行細微改動，有技巧地將濃縮的意思表達出來。如：“兩縱十橫、六河連通”，可以翻譯成：“Two Vertically Running Rivers，Ten Horizontally Lying Water Systems，Six Rivers Connected”。

第二，保留形式+結構外釋義。結構外釋義是指有些原文是有中國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的，在翻譯這部分時可根據翻譯生態理論的要求將原文中沒有提到的背景和特色按照英語的習慣翻譯出來，在翻譯時保留中國特色。

3.意譯

在政論文中，一些專業術語是帶有數字的，而在翻譯時含義的重要性顯然大于數字，其數字在翻譯中是可以不顯示的，這樣就可以意譯。

第一，使用原意代替數字。比如“三農”一詞，在翻譯時就可以使用這種策略：“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這也是官方的翻譯方法。在翻譯時也會發現，有些句子是非常適合這種翻譯方法的。

第二，補譯。專有名詞是可以用補譯法的。比如“中南

海出海大通道”等。

四 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在翻譯過程中要注重對幾點原則的把握：精確、最簡化、重視、完整、自然。

綜上所述，在翻譯時，要看看能否直譯，在保留原文含義的基礎上，保留其表達形式。直譯的要求就是，在表達精準的同時做到最簡化。在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上，要以直譯優先。如果直譯不能做到對原文翻譯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考慮直譯+意譯的方法。當然，在實際翻譯工作中常會出現一些問題。

1.翻譯時的語言屬于機械轉換類型

語言翻譯是把兩種文化和思維模式在語言中聯系起來的橋梁，是一種再創造的勞動，而不是機械轉換，機械轉換這種翻譯方式也是生態翻譯法著重要糾正的一種翻譯方法。因此，在翻譯之前做好準備，搜集好資料，是準確翻譯和傳達原文含義的重要環節，也是不可或缺的環節。翻譯前的準備工作可以幫助譯者了解和理解原文背景和含義。理解是翻譯所必需的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準確理解原文，又怎么能忠實地將它翻譯成目標語呢？在日常生活中，譯者要注意積累詞匯和翻譯技能，運用時代的產物（網絡）和其他途徑查找出可以表達原文意思的特色方式。

2.邏輯分析能力在翻譯能力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大多時候，政論文的獨特特點都需要譯者對原文的結構、邏輯、含義進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最后才能決定使用什么方法和策略去進行翻譯。在翻譯學習的過程中，要多閱讀些翻譯家的作品，找出最適合的翻譯方法。

五 總結

譯者在對政論文進行翻譯之前，要對政論文的特點、意義和風格有所掌握，深入體會生態視角翻譯理論的精髓，不斷積累知識和經驗，在經驗中不斷揣摩、研究，最終達到在翻譯過程中能夠選擇最佳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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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羅小波.政論文英譯：順應論的理論與實踐[D].湖南工業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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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論文摘要:后現代生態觀對于我們確立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體現了人對生命進化不同方向的智慧選擇。它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強調用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

一、后現代生態觀的定義，起源與演變

(一)定義

后現代生態觀，顧名思義就是在批判傳統哲學理論，批判現代性基礎上，以生態學的觀點重新定位人類，重新看待人類在世界中的生存位置。認為人只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生態系統中，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系的，每一種生物非生物都有其存在的生態理由，并對其他存在產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而生態系統是有其自身的平衡規律與資源限制的。人類當代的經濟增長繁榮，實際是以掠奪破壞自然資源，侵害其他物種甚至是人類下一代的生存權利換取，以地球的生態危機為代價的。而最終，將反過來傷害人類自身，導致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在地球上滅亡。因此，后現代生態觀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強調用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用生態學整體主義的世界觀和生態科學的方法論去觀察、評價和調節自然，技術、社會的關系;以尋求人，自然，社會和諧的可持續發展。

(二)起源

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同時也造成森林資源和野生物種的破壞，帶來城市的空氣、水源和生活環境的污染。人們開始關注人類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1933年，德國哲學家阿爾伯特·施韋茲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原則。1949年，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的論文集《沙鄉年鑒》出版，在該書“大地倫理”一章中，提出，為了保護“生命共同體的穩定、完整和美麗”，需要一種新的大地倫理。在這個生命共同體中，人類只是“普通的成員和公民”

(三)演變

20世紀80年代，“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經形成，許多哲學家、科學家以自己獨特的思考方式論證自己的環境價值觀念，提出自己的環境保護方式，并開始確立起相對穩定和比較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1981年，斯可利穆衛斯基在倫敦出版了《生態哲學:設計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湯姆·雷根出版了在動物權利理論方面的重要著作《動物權利的情形》。羅賓·阿特弗爾德出版了專著《環境問題的倫理學》。生態哲學的突破之代表首數阿倫·奈斯提出的深層生態哲學。深層生態哲學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論哲學，摧毀西方哲學關于自然的陳舊的思考、范式，變革西方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制度。所以，生態哲學的任務是人們在自然—技術—社會的關聯中加強對我們生存基礎和我們人類基礎的反思。在技術的運用上趨利避害，在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利用自然，重新確立人與社會發展的方向，創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生活。

我國學者余謀昌在《生態哲學》一書中對生態哲學的特點作了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哲學方向。它產生于人們對當代生態危機的哲學反思，以及生態學發展的理論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它用生態學整體性觀點去觀察現實事物和解釋現實世界。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方法論。它以生態學方式思考，是科學的生態思維。”

生態哲學家強調人類應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以及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與組織方式中違背生態規律之處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層的改造。如一些生態哲學家指出的，“可持續發展”應以可持續的生態圈為前提。深層生態學從現代生態意識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出發提出的現代環境價值新觀念，對社會學來說是富有啟迪的。它們從根本上有利于人們轉變傳統的思想價值觀念，對人與自然環境作出新的觀照與思考，促進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相處，推動人、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整體性的生態倫理思想

有機整體觀是后現代生態觀的一個基本主張，它認為世間萬事萬物是聯結在一起的有機整體，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賴，整個世界是一個生命整體，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與其他物種的生存狀況密切相關，其他物種的存在狀態關乎人類的生存質量。因此，整體的性質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體和部分之間的差別是相對的，聯系才是基本的。有機整體論也被稱為新有機論，是一種生態主義世界觀。它強調有機創造性、內在聯系性，力圖克服現代性的機械觀和二元論方法，主張內在關系不僅是生命體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最基本的物理單位的基本特征。有機整體觀承認物種的獨特性和價值，但沒有將價值總體化和絕對化，與絕對生物中心主義不同的是，它承認人的特殊性并對之有適度的凸顯，在這種世界觀看來，人類的經驗也向這個星球注人了許多據我們所知其他物種所不能有的經驗。人際關系和人類的創造力所特有的享樂的特性具有獨一無二的內在價值。我們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點絲毫不有損于我們已實現的價值的獨到之處。

在生態學中，人的悲劇性的弱點是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恰好相反)，是其征服、人化、馴養、侵害、剝削每一自然事物的強迫癥。另一位美國學者查爾斯·詹克斯也于1986年發表《什么是后現代主義?》，明確指出后現代主義世界觀承認全球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系的生態學觀點。到了1989年，英國學者史蒂文·康納將生態思想定位為后現代思想:人們已經以各種方式指出，生態學思想是后現代思想，因為它不是要我們將文化與自然的關系設想為同一的、附屬的或對立的，而是要我們將其設想為動態的、差異的、相互交流的。在同一年里，美國出現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聲稱:生態學為后現代世界觀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

后現代主義從解構轉向建構時，其生態學維度已經逐漸生長起來。生態批評既是這種成長的結果，又是其內在動力。作為聚焦于文學的生態學實踐，作為建設性的后現代的一支理論勁旅，它將現代性的思想基礎即機械自然觀、單一性的男性精神、經濟主義意義觀等視為現代性危機和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并對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檢省。在深人發掘這些作為現代性的深層思想基礎的各種理念、因素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同時，它倡導有機自然觀、恢復女性的文化象征，標舉后現代的生態世界觀，提倡后現代的生活方式，從而消除現代性的危機，重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人與地方的關系。其目的，是想探尋恢復生態、救贖人類的理想之路。

后現代生態觀的批判目標是單一性的現代性世界觀。對現代性世界觀的深層思想根基的檢省和批判，構成了這一思潮的主要內容。生態后現代主義者認為，現代性危機尤其是現代精神的危機，與男性精神的單向度膨脹擴張和女性文化精神的缺失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文化維度的缺失引發了嚴重的結果，造成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緊張和惡化，時至今日，這種單面精神仍在繼續產生著影響，而且，它在現代大規模破壞性技術中的體現使得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大的破壞性。美國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大衛·雷·格里芬批評笛卡爾式的自然觀說:按這種觀念，“在決定對待自然的方式時，人類的欲望及其滿足是唯一值得考慮的東西。這就意味著一種掠奪性的倫理學:人們不必去顧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內在價值;上帝明確地規定了世界應由我們來統治(實質上是‘掠奪’)。

后現代主義則傾向于把人類當作自然的一部分，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連續性的親緣關系。生物和生態系統的各種因素，包括生物因素、環境因素及它們的關聯性，都是相互依賴的。因而，后現代生態世界觀強調自然世界本身的“內在價值”，要求將道德關懷的對象從社會擴展到整個生命和自然世界。激進的生態中心主義者甚至說寧愿殺死一個人而非一條蛇，也就是說，對于自然生態平衡的維護來說，他們認為某些瀕危物種的保護，其意義更有甚于某個社會成員的保護。

生態倫理學現在已經為許多環境主義者所認可，被當作判斷人對環境的行為是否正當的價值基礎:如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在《大地倫理》中所說的，“一件事情當它傾向于保持生物群體的整體性、穩定性和美時就是對的，反之則是錯的”。和傳統倫理學相比，生態中心倫理學的激進之處表現在它對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激烈批判上。

由此可見生態中心倫理學和傳統倫理學差別之大。生物中心主義者則體現了類似于佛教眾生平等的觀念，以此與形形的人類中心論或人類優越論抗衡。生物中心主義者認為，既然動物賦有與人一樣的感覺痛苦與快樂的能力，那么也就理所當然地賦有與人同等的生存權利。英國學者彼得·辛格論證說:“如果一個存在物能夠感受苦樂，那么拒絕關心它的苦樂就沒有什么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個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則都要求我們把它的苦樂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樂同樣重要。”

準確地理解評價國外不同派別的生態學與生態倫理思想對落實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追求的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生態倫理思想

倫理學的基礎是價值論。價值論講內在價值也講外在價值。所謂內在價值是說事物X自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無須借助其他尺度來衡量;它自身就是尺度。這種價值顯然就是人，也只有人。而外在價值剛好相反，它是指事物Y相對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X而具有的意義，或被認為是好的;它的價值是由后者經過評價所賦予的，后者是其價值有無、高低和正負的衡量的尺度。這就涉及到了人在歷史性的社會實踐中與之相遇的自然界或自然界中萬事萬物的價值問題。自然界對人所具有的外在價值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自然界的屬人本性”或“自然界的人類性”;這種本性或屬性隨著人的全面發展也會變得日益豐富，換句話說，外在價值是隨著內在價值的提高而不斷增值的。環境保護論者說的“大地的價值”、“森林的價值”等等應該指的是森林或土地相對于人(即內在價值)的外在價值。價值論總應是人本主義的，它認為只有人才是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這種人類中心論至今沒有修正的必要，而且今天西方大多數生態倫理觀仍是這個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

從人類中心論的價值論出發仍然可以持對自然進行保護的態度或立場。它的兩個基本方向是:1)屬人的自然界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存在方式。它具有不斷增加著的外在價值以及無限多樣的可能性，同時也是人類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因此我們應為了自身發展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更好的利用它，保護它。這就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當成人與家園的關系。2)屬于人的自然在歷史和社會中中介著人與人的關系，人對自然萬事萬物的關系實際上都是人與人(現實的他人、他民族、古人與未來的人)的利用關系。因此，應本著尊重基本人權和各民族平等發展權、尊重人類共同文明的原則處理有關自然、生態和環境的問題。這就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看成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這也就是所謂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的真正含義。

反之從生物物種的“內在價值”出發的“生態倫理學”在理論上是難以想像的;希望以自然科學為規范構建某種“科學的生態倫理學”，實際得到的只能是這個自相矛盾的術語本身，因為倫理學總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而自然科學總是標榜價值中立，于是“科學倫理學”最多是一個總擁有零的分配方案。

篇(4)

論文關鍵詞：傳統文化；生態倫理；儒學

生態倫理又稱環境倫理或環境哲學，其主要內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內在價值，人應該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倫理的中心，應把道德關懷擴展到整個自然界并承擔道德人的責任；人與自然應協同發展。它著眼于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最終達到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被稱為“天人關系”，這是一個與中國古代自然環境保護密切相關的哲學命題，各家學說對此均有論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著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現代生態倫理的思想正在成為中國生態倫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們在理論傾向上更多地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的一致性。的確，在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并不是一種完全契合的關系，還存在著相矛盾、相沖突的地方。

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從根本上講與道家是一致的。它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萬物同類，因此對自然應采取順從、友善的態度，以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贊天地之化育”的同時，又肯定人為萬物之靈，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張盡人事以與天地參。在此基礎上，儒家提出了豐富的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環境的思想，這些思想蘊涵著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念。

(一)兼愛萬物。尊重自然

儒家認為“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愛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愛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愛生靈，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經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長養生命)作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隨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從自我生命的體驗，轉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對宇宙萬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類度類，進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載物，博大無私。

茍子認為，萬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養而成，主張對自然萬物博施以“仁”。漢朝的董仲舒則更明確地主張把儒家的“仁”從“愛人”向愛物擴展：“質于愛民，以下至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宋代張載進一步將仁愛原則推廣到包括非生命物質，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認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愛必泛愛，成不獨成。要真正的愛人，就必然要愛物。

儒家的這種“生生”、“利物”、“泛愛萬物”的思想，類似于當代生態倫理觀所主張的把人類的道德關懷從對人擴展到對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兩者也有著本質區別。現代生態倫理學認為物與人處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權利，應該受到同樣的道德關懷；儒家強調愛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層層向外推擴。這里儒家的人與物雖為一體，但這一體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萬物享受的愛的關懷也截然有別，有厚有薄的。對此，明代的王陽明從“大人與物同體”的角度，作出了獨特的論證。他認為，在利益分化發生矛盾時，家庭血親處于中心、優先的地位，先愛至親、家庭，再愛路人，最后是禽獸、草木，層層向外輻射。愛護草木，是為了使禽獸有足夠的飼料，而愛護禽獸則是為了養親祭禮，所以愛護草木禽獸是圍繞自身家庭這個中心運轉的。王陽明還認為，如果接受上述這種觀點，那實際上就是接受了以人為中心，包含義、禮、智、信的整個封建道德準則體系，使五常之德適用于整個自然界。顯然，儒家的愛物是有差異性的，強調的是要人們去愛惜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而“愛物”的終極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愛物就是愛人類自己。

(二)以時禁發，以時養發

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農業生態環境的好壞與莊稼收成的豐歉關系著歷代王朝的興衰和百姓之生計。因此，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生物的再生產能力，不能不成為歷代君王與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據對生物與環境之間關系的認識，從利國富民，保汪人類生產和生活資源的持續性發展出發，要求人們在利用自然資源時，要順應事物的繁育生長規律，“以時禁發”，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

春秋時期，管仲在齊國為相，他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山林澤的管理和生物資源的保護，提出了“以時禁發”的原則。他說：“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要求山林與水澤要按時封禁與開放，老百姓在開放時間內去采集捕獵可免征稅賦。

孟子、茍子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管子的“以時禁發”思想。孟子主張對生物資源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不違農時，谷不可勝時也。”“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茍子則使管仲生態倫理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具體化：“早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食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茍子的這些保護主張，是作為圣王安國治邦之策提出來的，并建議有德之君將保護生物資源作為一項制度確定下來。

(三)取時有節，物盡其用

儒家注重經世治國，他們所倡導的“禮儀”政治是一種有節制的政治，要求統治者節制自己的行為，克制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把節約人、財、物上升到國策的高度。孔子主張“政在節財”。唐代名相陸贄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長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長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為出。”儒家“政在節財”的主張，主要是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但它客觀上具有自然保護的意義，從而避免了對自然的掠奪和資源的浪費。

儒家所提出的節約的主張，一開始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的，儒家從天地自然萬物所具有的再生性與有限性規律得出了人事行為要有“節”的結論。“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時，儒家把節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資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愛物”原則。儒家歷代把“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用大網捕魚、不射夜宿之鳥)自覺地體現在行動上。《呂氏春秋》認為破壞大自然是一種不祥的舉動，它必將召來災禍，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動物都銷聲匿跡。“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干澤涸漁，則龜龍不往。”同時只有愛護、珍惜大自然，使各種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會出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這都是要求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愛護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種滅絕，才能保持其持續存在和永續利用。正如朱熹所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在利用自然資源時，儒家要求人們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認為，只有統治者謹慎地對待自身的物質利益，注意節約，鼓勵生產，不斷地權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財富豐裕，國泰民安。“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對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國之極也。”

在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比較低下，物質財富相對匱乏，人們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實行節儉，所以也就比較容易做到物盡其用。現代社會雖然擁有很高的資源利用技術，但并非一切資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費用也相當高。所以，取用有節，物盡其用，仍然是現代社會解決資源短缺與環境保護的一項合理而有效的對策。

二、傳統文化中的反生態倫理思想

雖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沒有像西方文化那樣被納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構成的系統中，人仍然處于主導地位，這就如同天、地、人雖然可組成一個“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則是吾家之舊物。

它們雖然也時常得到主人的呵護，但那是由于它們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間的親密無間并不意味著自然之天、地的獨立性或內在性已經為人所尊重、認可。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仍然彌散著濃厚的反生態倫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著相沖突的地方。

(一)自然規律倫理化

傳統文化中，天道則常常要服從于人倫之理，即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將自然規律倫理化的思想傾向。對自然規律的探究、對自然現象的揭示常常成為推導宗法倫理道德價值的一個邏輯環節，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為論證宗法倫理道德神圣性的鋪墊或襯托。如自然界的災異現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惡的評價依據，陰陽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為論證人世倫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類”、“天人感應”的邏輯環節，來神化儒家倫理道德。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關重要的，好像沒有“天”的神圣性就無法體現出儒家倫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實際上，“天”的神圣性在這里只是體現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澤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這一套，主要是為了以宇宙系統確立君主專制權力和社會的統治秩序。”宋明理學的產生，旨在建構儒家道德本體論，即為儒家道德確立終極的價值根據，“心”或“理”的形上意義同樣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統一來確立，但是這樣確立起來的具有至高道德價值的“心”或“理”，反過來又形成了對整個自然界甚至整個宇宙的統攝、包容之勢：“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該無載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思想傾向，張岱年先生明確指出：“自然與人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須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人類社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不得將其強加于自然界，漢宋儒家講天人合一，其肯定人類與自然界的統一，有正確的一面；而將道德原則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就完全錯誤了。對此問題，應作具體分析。”

(二)重德性，輕技藝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宗法倫理道德精神的高揚，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人們科學地認識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間形成了較大的矛盾或張力。具體說來，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常常受到宗法倫理觀的抨擊或限制。孔子曾將要求“學稼”的樊遲斥為“小人”，將各種生產或手工技藝看成小器、“末業”，將從事宇宙探詢或天文歷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陰陽家所做的事情，從而開啟了儒家重德性、輕自然、斥技藝、貶功利的思想。這種觀點在中國文化史上不斷得到加固而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文價值傳統，在歷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筆。這種鄙薄探詢自然、技藝的傳統使得古代眾多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國事無補”或“玩物喪志”等諸般嘲弄，并導致長期以來中國的自然科學總是停留在一種直觀、經驗的水平上。

(三)重主體。輕客體

在中國傳統文化所構架的天、地、人的思維系統中，對人的主體地位的重視和高揚實際上也以獨特的視角表達了中華民族的一種“重生”意識，即重視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這與宗法社會促進生命生生不息的倫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還包含著這樣一種內涵，天地萬物都統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為保持生命、延續生命的手段和材料，這實際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終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則常被忽視，或所強調的仍然是其工具價值。因此，從這一點上看，盡管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與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徑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視自然必然性這點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把自然物作為體現生命價值的一種手段，這在許多方面都有所體現。如以飲食為例，在西周時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圍，周朝為此設立了專門的“食醫”，位于各種醫師之首，其主要職責是掌握飲食的搭配。從總體上看，中國的飲食文化非常注意從人與自然相合的基點來決定飲食上的選量與選味，這其中有許多值得肯定的東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東西。在歷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華的生活作為人生價值實現的一個標志，把占有和消費自然珍稀之物作為個人身份的體現，豪門貴族常以奢侈為榮，竟事侈糜，飲宴常是“食前方丈”，“窮水陸之珍”。他們崇尚口腹之欲，廣市齊珍異好，對難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際，捕食麇鹿、野象之風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總之，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有許多教訓，“濫捕野生動物就是深刻的教訓之一。這一教訓，在當時并看不清楚。因為野麋鹿等生動物還相當多，鹿肉等又為人們所喜愛，只是到了后世，當麋鹿等野生動物瀕臨滅絕成為珍奇稀有動物時，才會感到教訓深刻，這對于今天來說亦應引以為鑒”。

三、評析

傳統文化在不同的時代里呈現出不同的倫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著積極與消極的兩面作用，既能夠促進生態倫理的發展，又成為人類沉重的枷鎖，阻礙了生態倫理的發展。所以，面對傳統文化我們必須采取謹慎的態度。

篇(5)

醫學科學技術作為科學技術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推動醫學發展,提高人民群眾健康素質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發展醫學科學技術是同志非常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對此有過許多精辟論述,他特別強調在發展醫學科學技術過程中,要嚴格遵守倫理道德規范。

當前,認真學習和研究同志醫學科技倫理思想,對于促進我國醫學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充分發揮醫學科學技術在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眾身體素質中的作用,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同志醫學科技倫理思想內容十分豐富,我們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客觀、公正地評價醫學科學技術的作用,重視醫學科學技術倫理問題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不斷運用于各個領域。在醫療衛生行業,科學技術越來越顯現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術不斷應用于疾病的診斷、治療和康復之中,為人類的健康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帶來了福音。在新的歷史時期,醫學科學技術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發展,對人類社會和人自身的發展產生更加深刻的影響。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屆世界計算機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所指出:“20世紀,人類取得了輝煌的科技成就。從量子理論、相對論的創立,脫氧核糖核酸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信息科學的誕生,到人類基因組序列‘工作框架圖’的繪就,世界科技發生的深刻的革命,社會生產力極大提高。可以預計,21世紀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和生命科學的不斷突破,將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產生更加深刻的影響。”[1]220“以分子生物學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術醞釀著新的重大突破,為農業、醫藥和人類健康開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時,我們還應看到,高新醫學技術的運用也帶來了許多倫理問題,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醫學技術的負面影響,充分發揮高新醫學技術在醫療工作中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為人類的健康服務。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會見諾貝爾獎獲得者時的講話中強調:“信息科學和生命科學的發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嚴、健康、遺傳以及生態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倫理問題。”“在21世紀,科技倫理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3]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二、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為人類造福歷史經驗證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會引起生產力的深刻變革,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進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務,“以知識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榮責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終把經濟建設作為主戰場,把攻克國民經濟發展中迫切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作為主要任務。”[4]“要十分重視解決環境保護、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減災防災、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會發展領域的科技問題,為改善生態環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貢獻,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持續協調發展。”[1]54防病治病,促進人們的健康是醫學的根本目的。高新醫學技術的運用是實現醫學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醫學技術發揮積極作用,必須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操作、運用高新醫學技術的醫務人員必須具備為病人服務的崇高品德。因此,應對醫務人員加強醫學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樹立為病人服務的思想,做到以病人為中心,從而有利于醫務人員從病人的利益出發,克服醫學技術主義至上的觀念,更加注重人文關懷,貫徹和落實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

因此,在發展、運用醫學科學技術過程中,必須始終強調醫學科學技術為人類服務的思想,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導致基因歧視,網絡技術涉及國家安全、企業經營秘密以及個人隱私權的危險,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療、克隆技術的適用范圍等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有的國家利用高技術成果提高自己的軍事實力,在世界或地區范圍內謀取霸權,干涉他國內政……科學技術本身難以做到這一點。

在21世紀,科技倫理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核心問題是“科學技術進步應服務于全人類,服務于世界和平、發展與進步的崇高事業,而不能危害人類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國《科學》雜志主編埃利斯•魯賓斯坦專訪時的談話中又強調:“生物技術,尤其是對基因的研究,必將給人類帶來福音。”“防止基因歧視、保護個人隱私、貫徹知情選擇和實現公正原則,都是我們十分關注的問題。科學自由的原則一定要堅持,但科學的發展要為人類服務,不能危害人類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同志再次強調:“人類基因組計劃是人類科學史上的偉大科學工程,它對于人類認識自身,推動生命科學、醫學以及制藥產業等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經過全球科學界的共同努力,人類基因組序列的‘工作框架圖’已經繪就,這是該計劃實施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人類基因組序列是全人類的共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財富,應該用來為全人類造福。”[1]

三、尊重醫學科技工作者的勞動成果,保護知識產權醫學科技工作者是發展醫學科技的主導力量,他們為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其勞動必須得到社會的承認,其人格必須受到人們的尊重,其成果應受到保護。

這也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具體體現。在這個問題上,同志為我們作出了榜樣,他多次要求對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給予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鼓勵。1991年10月8日,他在農業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一些科學家給予充分肯定。“實踐證明,摩爾根對遺傳學的貢獻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錢學森同志“國家杰出科學家”榮譽稱號儀式上的講話中,對錢學森在科學研究領域作出的杰出貢獻表示熱烈祝賀,并借此機會向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的廣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親切慰問和衷心感謝本論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建國以來在醫學科技和衛生服務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代表人物給予高度贊揚。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為人類基因組序列作出貢獻的科學家給予高度評價。

做好知識產權保護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勞動成果的重要舉措,也是科技倫理的一項內容。“技術轉讓和保護知識產權,已成為當今國際經濟技術合作關系中的重要問題……科學技術,總是要同世界各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進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學倫理,尊重并合理保護知識產權,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和利用實行符合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導,是21世紀人們應該注重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1]217加強國際合作是促進科技進步的重要途徑之一。近年來,我國在環境保護、生物工程、基因技術、信息科學等領域加強了國際合作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與國外科學技術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強調要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倫理原則。由于各國基礎、自然環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狀況等的不同,科技發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點,各有優勢,各國應互相學習,共同發展,共同進步。所以,在科技交往過程中,“我們應當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同時又要善于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基礎上開展國際合作。

至于遺傳資源問題,中國在1998年6月了《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其出發點是在該原則下促進國際合作和交流。中國政府鼓勵中國科學家與國外同行在這一領域進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數個人和公司以科研名義采集標本從事商業活動。”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中又重申,在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則下,搞好科技領域國際合作問題。指出全球氣候變化、大氣和水體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因特網上虛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問題,都需要通過加強工程科技的國際合作來促進解決。我國將堅定不移地實施可持續發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展戰略,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更好地保護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存環境,使我們的子孫后代擁有一個更為美好的發展空間[1]227-228。

四、誠信、求實創新、拼搏奉獻、團結協作,是醫學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醫學科學研究中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誠信,是科學研究中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道德規范,是科技發展進步的內在保證。誠信,在科技領域,也就是要具備科學精神。而“科學精神的精髓是實事求是。科技工作者應該率先垂范,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加強科學道德建設,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態,反對一切弄虛作假行為,努力成為先進文化的實踐者。”超級秘書網

[6]同樣,一個人要想在科學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績,必須“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求實新精神、拼搏奉獻精神、團結協作精神。這四種精神,是我國數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質的結晶,也是科技事業繁榮的重要保證,要作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發揚光大。”

具體來講,“求實是科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學之本,創新是科技發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學研究來不得半點虛假,必須以求實的態度,尊重客觀規律,探索真理,開拓創新……團結協作是社會化生產條件下科學技術研究活動的內在要求。在科學技術工作中,既要倡導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團結合作,取長補短,發揮集體優勢,協同公關。”[1]60-61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消除科技行業中可能出現的弄虛作等不正之風,科技才能取得更大進步。

參考文獻:

[1].論科學技術[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2].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

[3].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271.

篇(6)

論文摘要:本文將道家生態倫理思想與史懷澤敬畏生命倫理思想加以比較，分析研究二者的異同。

在中國傳統生態倫理文明中，道家學派的生態倫理思想十分豐富，自成體系。它以高度的哲學性、深沉的宇宙性、樸實的自然性彰顯出獨特的品性，故有學者稱，“最能夠與當今西方所倡導的生態倫理精神相契合者非道家、道教文化莫屬”。

阿爾貝特·史懷澤(Albert Schweitzeit，或譯作施韋澤、史懷哲，1875-1965)是現代西方具有廣泛影響的思想家。他創立了以“敬畏生命”為核心的生命倫理學，這一思想不僅對人的生命，而且將視野投向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將動物和植物均納人倫理范疇。他的思想“與生態學家關于生物共同體的思想不謀而合”，“環境主義運動正開始沿著他指引的航向大刀闊斧地前進”。史懷澤生命倫理的形成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史懷澤研讀《老子》，與東方先哲產生了深深的共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吉事尚左，兇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由此可見，道家思想對史懷澤思想影響之深。史懷澤“敬畏生命”思想蘊涵著尊重一切生命的人類普遍本性，道家和史懷澤的生態倫理觀在東西方歷史上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敬畏和重視生命

道家有貴生的主張，認為萬物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生命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老子》強調“自愛”“攝生”“貴生”“長生久視”，并用反問的口氣提出“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老子》第科章)的問題。莊子也認為萬物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生命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莊子認為，人類出于自身功利需要而對自然肆意踐踏乃是完全背離“物我同一”的妄為之行，其最終結果是不僅破壞了自然，而且傷害了自身。

史懷澤“敬畏生命”的倫理思想，更是對生命的重視。史懷澤認為一切生命都有生命意志，他們都能感覺到生命的存在，并要求保存和發展自己的生命，然而自然并不懂得敬畏生命，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命只對自身的生命意志負責，對其他的生命有著可怕的無知，“它以最有意義的方式產生著無數生命，又以毫無意義的方式毀滅著它們”。人的生命意志的分裂是所有動物中最強烈的。人類不但對其他動物肆意作踐，盡其虐殺之能而毫無同情和憐憫之心，人對其同類也同樣麻木不仁，往往將自己的歡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由于不懂得敬畏生命，人就會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義的世界，所有的生命就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正是從生命意志及其分裂的邏輯起點出發，史懷澤看到人的生命意志具有特殊性，其不僅能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分裂，而且能意識到其他生命意志的分裂，并能理解敬畏生命。因而人類擔負著擺脫其他生命苦陷于其中的無知的道德責任。史懷澤認為，“倫理的基本原則是敬畏生命”，并對善惡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認為“善的本質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生命達到其最高度的發展。惡的本質是:毀滅生命，損害生命，阻礙生命的發展”，“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他認為，只有這樣規定善惡的本質，敬畏生命的原則才具有最普遍的絕對的合理性。

二、整體主義自然觀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整體觀之上的，是以道生萬物、人天同源為其基本特征的。將天地人視為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認為人與自然萬物有著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法則。這是道家在生態倫理領域的突出貢獻。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彰在道家看來，道、天、地、人都是自然存在的，人效法大地，大地則依法于天，天則效法道，以道為其運行的依歸，道則以自然為歸。道本身即是自然，自然便是道。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將人視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認為“人是一個小天地”，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生死與共，唇齒相依的。因此人應當效法天地自然，遵循自然界的規律，依憑自然界的天性行動，反對破壞自然的矯飾和人為。人不可能超越自然并使自己游離于自然界之外，人沒有不遵循自然規律的權利。如果人將自己與自然界對立開來，那么人就在自己作踐或摧殘自己，并最終會毀滅自己。這是一種將人置于自然界的系統之內，以天地自然的率真淳樸、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作為人類道德生活的底蘊和最高評價標準的生態倫理思想。正如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這樣理解的“并生”關系是保證人類效法自然，順應自然的理論前提。

史懷澤“敬畏生命”的倫理思想是建立在對生命統一性與世界和諧認識的基礎之上的。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賴于其他生命和整個世界的和諧。把倫理的范圍擴展到一切動物、植物乃至整個自然界，是史懷澤敬畏生命倫理生命觀的重要特征，也是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史懷澤認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調整人與人、人與其他生命之間關系，在于重建人類自身以及人類與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間的新秩序，從而促進和保證人類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與發展。敬畏生命倫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種和諧、互助的新秩序。史懷澤認為，“實際上，倫理與人對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圍之內的生命的行為有關。只有當人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時候，他才是倫理的。”史懷澤認為，體驗到對一切生命負有無限的責任，只有這種普遍的倫理才有思想根據，我們不能對人與人行為的倫理自滿自足，它只是產生于普遍倫理的特殊倫理。我們不僅與人，而且與存在于我們范圍之內的一切生物存在著聯系，對一切生命予以尊重，關心它們的命運，這比起只涉及人的倫理學來說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倫理將道德的范圍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獨特內涵的新倫理學。史懷澤還認為，只有人作為最高的生命主體，才能意識到自然界生命之間整體依存的關系，擺脫物種間利己主義的視界，“只有人能夠認識到敬畏生命，能夠認識到休戚與共，能夠擺脫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無知”。將所有的生命都視為休戚與共的整體，都是道德關懷的對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護、繁榮和增進生命的價值看作道德的根據，給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幫助，給予所有生物以道德關心，從而更新了傳統倫理學的內涵。在自然觀上，史懷澤盡管主張人與其他生命休戚與共，但其敬畏生命的倫理思想在自然整體觀上卻沒有道家的思想深刻、豐富與系統。

可見人與自然萬物都是自然系統中的一個成員，彼此之間是互為依存，共生、共榮的關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的各種有生命、無生命的物質，不僅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而且對人類都有積極的意義，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這也是史懷澤“敬畏生命”與道家“道法自然”的理論基礎。

三、萬物平等論

人與天是相互統一，相互融合的，作為萬物一員的人類本身并沒有高于或優于其他物類的特殊價值特性或存在身份，兩者在價值上是完全平等的，這樣，莊子從“人與天一”自然推出“物無貴賤”的萬物平等論。

道家認為生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貴賤之分。道家提出了“物無貴賤，萬物平等”的生態倫理自然價值觀點。“以道觀之，物無貴賤”(《莊子·秋水》)這種價值論認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獨立的、不可替代的內在價值，它們都在按照道的運行法則去實現它，從萬物自身所依據的價值本源的絕對意義上看，任何事物的價值都是平等的，而沒有大小貴賤之分別。從萬物之間各自的性質、形態、功能的有無的相對意義上看，其差別也是相對的，這些差異不能說明事物貴賤的大小，也不能成為否定一物獨特價值的理由。所以，從生態系統整體論上來說，人與天地萬物是平等的，人對天地萬物也應當一視同仁。

莊子“物無貴賤”或“物我平等”的思想具有超前性，兩千多年后，史懷澤指出，生命都有平等的權利，人類應當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樣敬畏萬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倫理否認高級和低級的、富有價值和缺少價值的生命之間的區分。即生物沒有等級之分。因為在生物之間進行價值的區分，其據以判斷的尺度是人的感受性，人們會不由自主地依據與人的關系確定不同生命的價值，這是一個完全主觀的尺度。依據這一思路，我們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中存在著無價值或低級的生命，壓迫以至完全毀滅它是可以的。但“真正倫理的人認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從人的立場來看顯得低級的生命也是如此。可以這么說，“我們當中沒有誰知道，其他生物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在世界整體中有什么意義?正是由于“動物和我們一樣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懼死亡”，所以，善待生物與善待人類是絕對相同的倫理要求。史懷澤由此認識到，不迫害生物生命不是目的本身，它必須從屬于更高的目標，這就是“人道”“愛”和“同情”，與萬物為友，平等對待他們。“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這些能想象的德行:愛、奉獻、同情、同樂和同追求。對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養人的道德本性，這才是人類完善的出發點。“出于倫理本性，我們始終試圖盡可能地擺脫這種必然性。我們渴望能堅持人道并從這種痛苦中解脫出來。人的目標應當是追求價值的完美。否則，人一旦認為自己有權利限制和毀滅別的生命，他總有一天會走到毀滅與自己類似的生命或自我毀滅的地步。

史懷澤敬畏生命的倫理原則將倫理的范圍擴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認高級和低級的、富有價值的和缺少價值的生命之間的區分，要求愛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進生命，使生命達到最高度的發展。史懷澤的生命平等觀與道家的觀點是十分相近的。

篇(7)

論文摘要:影視作品拍攝過程中對生態的破壞問題，隨著國家環保總局對《無極》劇組的批評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生態經濟道德是倫理建設、經濟建設和道德建設相統一的結晶，是當今社會活動的新的理論道德規范。影視作品制作過程中，也應該遵循生態經濟道德規范。

環境保護已經成為了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之外的很重要的主題。世界各個國家都把保護環境作為自己的基本國策，走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道路。當代的經濟學也朝著生態學和經濟學相結合的方向發展，倫理學就是貫通生態學和經濟學的路徑。隨著三者的融會貫通，一種新的倫理道德即融生態道德、經濟道德于一體的生態經濟道德，已經成為了實現生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當保護環境、走生態環保之路，日益成為社會團體的責任時，電影工業卻沒有把環境保護納人電影生產過程的考慮范圍。中國電影界的導演們以促使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為由，以環境的破壞、生態的危害為代價，拍攝出一部部并不“偉大”的藝術作品，這無疑呈現出我們這個時代追求電影發展的某種偏頗。

一、《無極》的生態之災

2006年5月9日，在杭州舉行的“城鎮和風景區水環境治理國際研討會”上，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對《無極》劇組破壞生態的事實作了嚴厲的批評，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2006年5月16日，國家環保總局有關負責人通報了電影《無極》劇組破壞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生態環境的調查情況。指出《無級》劇組拍攝活動中違背了環境影響評價法的有關規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態破壞，并責成云南省環境保護局依法對劇組進行處罰，限期恢復拍攝地生態植被。Www.lw881.com

二、生態經濟道德視角淺析

生態經濟道德的興起，是人類在總結近代工業文明和商品經濟模式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造性的提出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主張走一條無害于環境的經濟發展道路，以及對生態經濟中倫理問題全面思考和深人研究的結果。它本質上是20世紀人類對現代經濟發展道路批判性反思和對未來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進行科學研究的產物。

(一)生態經濟道德主張全面公平原則

全面公平原則具體體現為經濟公平、生態公平與倫理公平相結合。它包含了同代人之間的橫向公平性、世代人之間的縱向公平性和分配有限資源的整體公平性三層意思，它不僅要追求并要努力實現當代人之間的公平，而且也要實現當代人和未來各代人之間的公平，向所有的人提供實現美好愿望的機會。當《無極》中呈現高山杜鵑花海的畫面時，現實中美麗百年的花海盛景卻難以再現。《無極》呈現給現代人美麗的畫面，卻以犧牲現實中未來幾代人的資源享有權為代價。《無極》讓高山杜鵑花海的畫面只停留在了膠片上，違背了生態經濟道德主張的全面公平原則。

(二)生態經濟道德主張綜合效率原則

綜合效率原則不僅要求重視經濟效率和經濟發展，而且要求重視生態效率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同時還要重視倫理效率和倫理精神的發展，實現人的倫理精神與經濟效益、優美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無極》作為一部商業大片，投資方投人巨資，為了要求票房和經濟回報，影片拍攝中追求場面恢弘畫面綺麗也在情理之中。但《無極》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不惜以破壞生態為代價，忽略了生態效率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以后代人的環境權利為代價拍攝影片。《無極》的拍攝完成不僅有經濟的投人，還有大量不可彌補的環境生態的投人。最后留下的“爛攤子”充其量給錢了事。就像某當事者所言，《無極》劇組已經給當地政府留下了大量的財物，希望在劇組離開后，有關部門能清除所有垃圾和建造。但是，這種否認破壞香格里拉環境的說法只是一種責任的推卸，而且這種用“錢”來換取“原始生態破壞”的邏輯是對生態和法律的挑戰和蔑視。從這個意義上講，《無極》的成本是巨大的，是無論多少票房都挽回不了的。《無極》只看見了經濟效益、生態效率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倫理效率和倫理精神都隨著生態的破壞而遭到了踐踏。

(三)生態經濟道德主張互動和諧原則

互動和諧原則是將人類的經濟活動、社會活動、保護環境的活動與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發展等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把追求生態、經濟與倫理的和諧視為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和義務，在一種良性和動態的情景中抒寫人類的歷史。老子在《道德經》中也講:“陰陽和諧，萬物生長;陰陽不和，萬物枯竭。”可見人與自然和諧之重要。一部電視、電影能給當地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能帶來較高的知名度和聲譽，《喬家大院》、《劉三姐》等等就是實例。

但這種斥巨資打造大實景演出，有沒有破壞自然與人類生態和諧呢?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我們怎樣建立和諧的社會?《無極》等影視作品，以追求上座率為手段，帶給人們娛樂以及美的享受的同時，卻片面追求經濟回報。影片的生產過程沒有考慮到生態、經濟與倫理的和諧，違背了生態經濟道德，是建設和諧社會中“不和諧”的敗筆，其破壞性的結果是無法彌補的。電影藝術屬于人文形態的文化，山水景觀屬于自然形態的文化，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既要創造新的人文形態的文化，也必須保護已有的自然形態的文化。以破壞自然形態文化來創造人文形態的文化，那是得不償失的。

三、《無極》背后的思考

目前，我們也不能把破壞生態環境的矛頭唯一地指向《無極》。《無極》只是破壞生態經濟道德的載體而已。據《人民日報》報道，在很多省市的景區管理者看來，劇組到本地拍攝是“難得的機遇”，可以由此擴大景區影響，也能收取一些費用，于是爭相打起“影視旅游牌”。不少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對普通游客實行限制的同時，卻對影視“英雄”、“俠客”們敞開懷抱，也正是出于同樣原因。但是，在看似“雙贏”的局面背后，卻是這樣的現實:一些影視劇組考慮的只是美麗的畫面能否帶來票房，能不能獵奇，能不能有看點，以至為一個鏡頭、一個場景不惜糟蹋生態環境，完工后就溜之大吉了，或者就像某當事者所言，“留錢”了事。許多原始生態是數十萬年甚至幾百萬年形成的，破壞了便無法復原和再生。這些原始生態景觀任何人都沒有權力破壞，任何人也沒有權力允許破壞。劇組作為文化產品的生產者，明星作為公眾人物，都應帶頭遵守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無論拍什么作品，都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無論是什么人，都不能凌駕于社會道德規范和國家法律規定之上。

一些政府官員追求當地的經濟效益，想通過影視的宣傳來擴大知名度，想通過招商或者旅游來提高自己的政績。面對《無極》的青睞，云南省給予了極大支持。據新浪網的報道，香格里拉縣縣長馬文龍曾經說:“得知陳凱歌選中碧沽天池作為《無極》的拍攝地，我們非常高興，認為這對香格里拉、對迪慶州的美麗風光，是一次非常好的宣傳機會。”當時政府部門相信，將來隨著《無極》的熱映，碧沽天池和香格里拉的美麗將更大范圍地展現在全世界觀眾的面前。

其實，影視制作既是文化活動，也是商業行為。不是到哪里拍攝，就能給哪里樹立形象，帶來政績的。對于原始生態景點來說，保護好才是最大的政績。生態經濟道德并不僅僅是對企業的約束，對政府部門也同樣實用。政府在發展當地經濟的同時，生態經濟道德也應該成為自己的行為準則。景區政府應當誓惕用生態環境換取經濟效益的短視行為，審慎利用影視旅游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能只管開綠燈放行，尤其是對原始生態和國家文物景點的拍攝，更要依據相關法律制度對劇組作好規范和管理。這不僅是對法律制度的遵守，更是對倫理道德的維護。《無極》造成的傷害無法彌補，破壞的原生態很難再恢復。但有始就有終，以后的電影、電視劇組更應注意，《無極》事件也不應再擴大和蔓延，當地政府以此來發展旅游經濟的模式應有所創新和改變，應一起共同保衛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文化及精神家園。

作為人類精神產品電影的拍攝，選取風景秀麗的名山秀水、古色古香的歷史古跡、人跡罕至的荒漠大川拍攝，是無可厚非的。在美輪美灸的背景中演繹奇異浪漫的故事，在提供給觀眾藝術享受中獲得市場回報和國際影響。但是，在將綺麗壯觀的美景攝人鏡頭時，卻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悠意破壞，甚至釀成難以估量的損害，這就令人憤感、遭人譴責了。電影拍攝似已成為自然的禍害、生態的殺手了!就像好萊塢環保大片《后天》的尾聲中說道:“我們為了自身的便利，忽視了環境，一直以來對環境肆意破壞，從來沒想過要付出代價。現在，我們知道錯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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