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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生態;生態風險評價;區域金融生態風險;評價指標體系;能值分析

Abstract:Aimed to deepen the study on the financial ecology,we set definition of the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ical risk according to the ecology theory about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RA)for the first time,analyz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t and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risk and also the financial ecology assessment,and discuss its assessment principle and methods. With the hope of decrease in its description difficulty,we further establish the simplified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corresponding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dices and employ advanced emergy analysis theory from the ecology to depict total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he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y and to boost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nancial practice.

Key Words:financial ecology,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RA),the regionally financial ecological risk,assessment indices,emergy analysis

中圖分類號:F83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2265(2010)03-0018-05

開展區域金融生態風險評價研究,是對區域金融生態乃至金融生態的深化研究,是金融生態觀念在金融發展實踐應用層面的必然要求。解決了金融生態風險評價問題,才能更好地指導人們如何理解、使用和評價金融生態思維模式與管理模式。本文提出區域金融生態風險概念,并借助生態風險評價(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ERA)理論,通過對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界定,探討其評價方法。

一、文獻綜述

從白欽先2001年首先提出“金融生態環境”,到周小川2004年提出“金融生態”,國內金融理論界和金融實業界普遍開展了金融生態本質、金融生態環境評價、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等諸多方面的研究和實踐,極大地推動了以金融生態為理念的金融發展模式。其中,徐諾金(2005),蘇寧(2005),林永軍(2005),謝太峰(2006),曾建中(2007)等分別多角度闡述了獨到的觀點,綜合起來可以認為,金融生態是影響金融發展的、由金融內外環境共同構成又相互作用、具有生態特征(依存性、競爭性、進化性、動態平衡性)的大金融環境,從而形成了金融生態的廣義概念。

不難發現,金融生態具有宏觀層面的涵義,有利于金融業的宏觀調控、整體進步以及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但是,畢竟各地區、各領域發展千差萬別,這時,如果籠統提及金融生態,難免空洞、缺乏可操作性。為此,區域金融生態概念應運而生,它在繼承金融生態總體特征的基礎上,較多地突出了區域發展的特殊性。張智峰、陳鑫(2005)闡述了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理論基礎,證明金融系統與環境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環境金融的協調發展是金融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汪祖杰、吳江區(2006)提出了區域金融安全指標體系及其計量模型的構建方法。劉煜輝(2007),李揚、王國剛、劉煜輝(2005)等根據城市的經濟基礎、企業誠信、金融發展、司法環境、政府誠信、金融部門獨立性、社會誠信文化、中介服務發展、社會保障等多個方面構成一個城市的金融生態環境。以這些方面為投入,以城市金融生態現實表征為產出,通過數據包絡分析,得到了對50個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態環境的綜合評價。人民銀行洛陽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06)、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營業管理部課題組(2006)等也各自根據特定區域的實際提出了評價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方法。

然而,還要看到,與金融生態有關的風險即區域金融生態風險還沒有進入人們研究的重點范圍,它和傳統的金融風險以及金融生態評價有何聯系,以及如何評價,相應的研究較少。有鑒于此,本文的研究目標將主要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展開。

二、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界定

(一)區域生態風險及其評估

1. 生態風險(Ecological Risk,ER)指一個種群、生態系統或整個景觀的正常功能受外界脅迫,從而在目前和將來減小該系統健康、生產力、遺傳結構、經濟價值和美學價值的一種狀況。二十世紀90年代初,美國科學家Joshua Lipton等提出了一套規范化的生態評估框架,被普遍接受。因為它把生態風險的最終受體不僅定義為人類自己,而且包括生命系統的各個組建水平(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乃至景觀),并且考慮了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組建水平的生態風險之間的相互關系(即風險級聯)。

同樣,可比照生態風險與生態風險評估的定義來描述區域生態風險與區域生態風險評估,只不過要注意區域生態風險評價所涉及的風險源以及評價受體等都在區域內具有空間異質性(即參與評價的風險源和其危害的作用結果在區域內的不同地點可能是不同的),因而比一般生態風險評價更復雜。

2. 生態風險評估(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ERA)指受一個或多個脅迫因素影響后,對不利的生態后果出現的可能性進行的評估。美國環保局(EPA)在1992年對生態風險評價作了定義,即生態風險評價是評估由于一種或多種外界因素導致可能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不利生態影響的過程。其目的是幫助環境管理部門了解和預測外界生態影響因素和生態后果之間的關系,有利于環境決策的制定。生態風險評價被認為能夠用來預測未來的生態不利影響或評估因過去某種因素導致生態變化的可能性。生態風險評價基于兩種因素:后果特征以及暴露特征。主要進行三個階段的風險評價:問題的提出、問題分析和風險表征。

(二)區域金融生態風險

根據生態學對生態風險的界定,可將區域金融生態風險定義如下:

區域金融生態風險是考慮區域范圍內,由于外部干擾或內部變化而導致的金融生態平衡被破壞所帶來的金融機構、金融頭寸的損失以及與此相關的金融環境的惡性變化。它同傳統意義上的金融風險以及金融生態評價有著聯系和區別。

同傳統意義上的金融風險相比有如下共同特征:

1. 不確定性,即人們事先難以準確預料危害性事件是否會發生以及發生的時間、地點、強度和范圍,最多具有這些事件先前發生的概率信息,從而根據這些信息去推斷和預測區域金融生態系統所具有的風險類型和大小。

2. 危害性,即區域金融生態風險評價所關注的事件是災害性事件,而危害性是指這些事件發生后的作用效果對風險承受者(這里指生態系統及其組分)具有的負面影響。這些影響將有可能導致區域金融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傷,區域金融生態系統內個體多樣性的減少、個體之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關系及其機制的改變等。

3. 客觀性,即區域金融生態系統不是封閉的和靜止不變的,它必然會受諸多具有不確定性和危害性因素的影響,也就必然存在風險。

(三)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獨特性

區域金融生態風險與傳統意義的金融風險也存在不同點。金融風險只強調某個金融機構或某個金融頭寸的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而生態風險則通盤考慮了各個組建水平(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乃至景觀),并且考慮了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組建水平的生態風險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對整個生態系統受到危害或損失的衡量。具體體現為:

首先,區域金融生態風險強調區域金融生態平衡被破壞所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寬泛的,既包括金融機構的運營安全甚至區域金融體系的安全和金融頭寸的損失,又包括與金融生態平衡相比較而顯現出來的金融環境的惡性變化,如信用環境惡化、金融法律制度弱化、金融市場體制和機制出現短期不適應、所在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環境由此表現出來的非良性變化,等等?？傊?和傳統意義上的金融風險相比,區域金融生態風險既考慮了可直接貨幣化的價值損失,又考慮了與金融生態平衡相關的一切方面。這就要求理解區域金融生態風險,既要了解通?！帮L險”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和危害性,又要了解其所具有的內在價值性,即區域金融生態風險評價的目的是評價具有危害和不確定性事件對生態系統及其組分可能造成的影響,在分析和表征區域金融生態風險時應體現區域金融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變化和功能移位。

這一點與通常經濟學意義上的風險評價不同。在經濟學意義上,通常將風險用經濟損失來表示,但針對區域金融生態系統所作的風險評價是不可以將風險值用簡單的物質或經濟損失來表示的。由于金融環境的惡化而帶來了具有某種功能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甚至是社會信用水平的缺失,由此造成的損失也是難以用經濟價值來衡量的。因此,分析和表征區域金融生態風險一定要與生態系統自身的結構和功能相結合,以區域金融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變化為主要依據。這也就決定了區域金融生態風險不可能完全實現定量化分析。

其次,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發生的因素即風險源來自與外部和內部,或者兼而有之。外部因素主要有宏觀經濟環境與政策、法律法規、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外力等方面的變化,內部因素主要有金融體系突發事件、所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自身變化等。

最后,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受體即風險承受者不一定是區域內的金融體系。比如,由于區域內信用環境惡化,導致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增多,進而又影響金融機構對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支持力度,最終結果很可能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遭受重創。顯然,區域金融生態風險能夠從整體上把握金融生態系統所受到的影響以及內部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從風險衡量和控制角度來看,存在系統籌劃和優化問題,即為了降低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總量,要在系統內部之間進行收益和損失的權衡,所以,借助一些科學的分析方法,如區域生態經濟學理論和方法、金融生態的系統論方法,并可進一步利用生態學處理生態風險時的線性規劃。

(四)同金融生態評價的比較

現有金融生態評價大多數采用層次分析方法來研究金融生態的結構與質量,得到的結論主要體現為表征金融生態質量的系數或分值,是對金融生態環境的層級評價,從而判斷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劣。但是,這種評價方法只是定性分析,并沒有指出金融生態環境的風險值或者損失。而在這里提出的區域金融生態風險是一個定量指標,是從價值角度來考慮的。它從理論上提出了一種定量分析區域金融生態價值損失的思路和估計方法,因而具有較高的適用性。

三、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評價

(一)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評價原則

由于同傳統金融風險相比,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無論從內涵還是從度量范圍和方法上都發生了較大變化,因此,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評價方法也將發生相應變動。概括起來,這些變動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在強調量化分析的基礎上,定性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金融生態涉及金融運營的內外各方面,單純用數據是不能直接和完全來描述這些方面的變化的。比如,不像經濟總量可用數據直觀表示那樣,金融生態的內部調節機制、外部適應機制等質量就不能完全靠數據來表示其好壞的程度。

2. 除了繼續使用概率論、隨機過程等描述方法外,還要借助于其它技術和方法來完善。在衡量傳統金融風險時,概率論、隨機過程知識較好地描述了未來收益不確定性和動態變化過程,但從金融生態的復雜性來看,仍需要其它學科知識來補充和完善。這時,系統論可以很好地揭示金融生態內部各子系統及其之間的運動規律和相互作用與聯系,從而從深層次衡量整個金融生態系統的質量優劣和價值損益;規劃理論則在要求金融生態系統、某子系統、某組分滿足一定約束的情況下,尋求達到金融生態發展的最優目標,充分體現出運籌學的優勢。

3. 考慮到在區域尺度內,金融生態的風險源以及評價受體具有空間異質性,因而增加了系統的復雜性和風險評價的難度。這時,應該采取一定方法來克服這種復雜性。

(二)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評價方法

可參照區域生態風險評價的方法論基礎,對區域金融生態風險進行相應的刻畫。

一般地,區域生態風險評價的方法基于風險度量的基本公式:

(1)式中,R為災難或事故的風險,P為災難或事故發生的概率,D為災難或事故可能造成的損失。

因此,對于一個特定的災害或事故x,它的風險可以表示為:

對于一組災害或事故,風險可表示為:

在有些情況下,災害或事故可能被認為是連續的作用,它的概率和影響都隨x而變化,則這種風險是一種積分形式,可表示為:

在(2)―(4)式中,x為一定類型的災害或事故,P(x)為災害或事故發生的概率,D(x)為災害或事故造成的損失。

在這里,考慮到區域金融生態的結構復雜性和空間異質性,需要對公式(4)進行修正,以使區域金融生態風險能夠充分反映這些特性,這時有:

(5)式中,系數表示區域金融生態的結構復雜性,顯然,不會小于1,具體取值情況可依據實踐經驗決定,這時需要盡可能地利用一切有關的信息和數據資料,掌握各種干擾對風險受體的作用機理,提高評價的準確性,同時,也要考慮綜合效應,即不同的干擾及其影響之間的相關性,有時這些干擾及其影響之間會呈現出不同的作用關系,或者相互抵消,或者相互增強; 表示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空間異質性,其取值應具體分析所在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結構及其特殊性,依對風險的抗沖擊強度而定。一般來講,若某地區對風險的抗沖擊強度越大,則取值就越小。

就理論而言,利用公式(5)就可較完整地刻畫和衡量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大小。但是,也要注意到,在公式(5)中,往往不知道未來將有多少金融災害或事故發生,并且,其發生的概率也不容易確定,因此,直接利用公式(5)計算區域金融生態風險就非常困難,有時甚至不可能,尤其是在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不完善、經濟社會發展不穩定、前景不明朗、社會信用環境較差等情況下。

鑒于此,需要簡化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評價方法并建立相應的框架與評價指標體系,以便降低評價難度。

(三)區域金融生態風險評價的簡化框架―指標體系

主要從區域金融生態的構成角度來分析,并針對金融體系內部風險、金融體系與外部相互作用關系以及區域金融生態整體發展質量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1. 金融體系內部風險評價指標。可參照傳統金融風險的衡量方法,采用波動率、系統風險、非系統風險、VaR(Value at Risk)等分析某個金融頭寸或某個金融機構所面臨的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并且這幾種衡量方法各自存在發揮優勢的場合。如,VaR的出現不僅被各種金融機構總裁、公司財務主管和基金經理們廣泛地應用,而且,來自金融監管機構的要求也促使VaR得到更進一步地推廣。

2. 金融體系與外部相互作用關系―均衡發展狀態的風險評價指標。由于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不僅受到內部各子系統及其相互之間作用關系的影響,而且來自外部諸如社會、經濟及其部門(政府、企業、個人)等其它方面的變化也將十分重要地影響金融體系的發展,這也是金融生態的本質要求。

對于這部分評價指標,應著重體現金融體系與外部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彼此促進的均衡關系及其動態變化,并反映這種變化的程度和狀態?？捎靡詤⒖嫉闹笜藨x擇相互關系、依存度與和諧性、穩定性、適應性等兩方面的可量化或可定性分析的指標,以及相應的評判原則和方法。甚至,還可以利用目前比較流行的連接函數(copula)技術來分析金融體系與外部的相互作用關系及其變化形態。

3.區域金融生態整體發展質量的風險評價指標。可借助于生態學中的能值分析理論。能值(Emergy)是研究生態系統自組織過程的重要目標函數,通過對生態系統能量―價值過程的分析,為生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和方法,在應用上從不同的角度表現生態系統功能,兩者的互補關系受到了生態學家的關注,并在實際應用中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

能值分析法認為,地球上的各種能量都直接或間接地來源于太陽能,任何資源都包含著一定的太陽能,因此可將一個區域(如國家、地區、企業等)內不同種類、不同量綱的資源統一轉換為太陽能值進行比較分析。這需要以太陽能值轉換率為中介,計算區域內各種資源的能值及總能值。計算公式為:

(6)式中, 、分別為第i種資源的總能量和能值, 為第i種資源的太陽能值轉換率(以單位資源的能量中所含的太陽能值確定),為區域內各種資源的總能值。

基于上面能值分析理論,金融生態的能值分析就是以能值為基準,把金融生態系統中不同種類、不可比較的能量轉換成同一標準的能值來衡量和分析,從中評價其在系統中的作用和地位;綜合分析系統中各種金融生態流(能物流、貨幣流、信息流等),得出一系列能值綜合指標(Emergy Indices),定量分析系統的結構功能特征與生態經濟效益。那么,進一步基于金融生態系統能值的變化(如波動率),可設計出金融生態整體發展質量的風險評價指標。

四、結論

本文借鑒生態學關于生態風險的評價理論,提出了區域金融生態風險的定義,探討了評價原則和方法,并建立了簡化的評價框架和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同時,進一步利用生態學前沿研究成果―能值分析理論,評估區域金融生態整體發展質量。區域金融生態風險方法主要側重基于價值損失的定量分析,并同傳統的金融風險概念以及金融生態評價方法存在著聯系和區別。但是,這種方法仍存在著一定局限性,如基于自然學和經濟學的實質區別,以能值分析為基礎的評價方法存在較多問題,需要在完善區域金融生態風險評價的能值理論和各種反映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質量指標的能值計算技術方面下功夫。盡管如此,該方法的提出仍具有理論意義,并且上述問題的突破性解決,將進一步促進該評價方法的深入研究,并將成為下步研究的方向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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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風險評價；水源地；生態風險因子；黃河新城橋段

中圖分類號：FX82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02-0078-04

生態風險是指生態系統及其組分所承受的風險。是一個種群、生態系統或整個景觀的正常功能受外界脅迫，從而在目前和將來減少該系統內部某些要素或其本身的健康、生產力、遺傳結構、經濟價值和美學價值的可能性[1，2]。生態風險評價在20世紀80年代由安全風險和健康風險評價發展而來，在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得到廣泛應用[3-5]，被視為環境決策的重要基礎[6]。我國目前的環境風險研究主要集中在危險化學品的突發事故上，對生態風險評價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6-8]。生態風險評價的研究也多側重于重金屬污染、難降解有機毒物方面[9-11 ]。對區域生態風險評價的危害分析和綜合評價都建立在生態脆弱性和生態損失度的基礎上，對城市水源地生態風險評價的研究關注較少[12-14]。

水源地是一個城市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目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供水遇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引入環境風險管理，對城市水源地進行生態風險評價成為城市水源地保護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6]。本文參考依據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PA）分布的生態風險評價導則提出的城市水源地生態風險評價的基本框架對蘭州市水源地――黃河蘭州新城橋段進行生態風險評價，以期為當地政府選擇城市水源地或加強水源地的保護提供相關依據。

一、城市水源地生態風險評價方法

US EPA將生態風險評價的基本內容分為問題的形成、分析過程、風險表征及風險管理等部分。國內學者按照該原則提出為以研究區的界定與分析、受體分析、風險源分析、暴露與危害分析及生態風險綜合評價為主要步驟的城市水源地生態風險評價的基本框架[6]。

（一）研究區的界定與分析

進行生態風險評價首先要確定擬評價的區域，即評價的范圍，同時要對擬評價的區域有充分的了解和認識。根據水源地類型的不同，研究區域的界定方法也有差別：地下水水源地以地下水的補給范圍來界定，以水文地質單元來劃分，重點考慮地面環境因素（如固體廢物和生活垃圾堆場等）對地下水的影響；湖泊以湖泊主體及小流域來確定；河流以流域范圍來確定[15]。

（二）受體分析

1.受體

“受體”即風險承擔著，在風險評價中指生態系統中可能受到來自險源的不利作用的組成部分，它可能是生物體，也可能是非生物體；通常是生態系統中對外部風險壓力最敏感的因子[10]。

2.評價終點

區域生態風險評價中的評價終點是指在具有不確定性風險源的作用下，風險受體可能受到的損害，以及由此發生的區域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損傷。評價終點的選擇主要基于生態相關性，對脅迫因子（污染物）的易感性，以及管理目標的相關性[16]。

（三）風險源分析

“風險源分析”是指對區域中可能對生態系統或其組分產生不利作用的干擾進行識別、分析和度量[6]。這一過程又可分為風險識別和風險源描述兩部分。根據評價目的找出具有風險的因素，即進行風險識別。水源地區域的基本風險源見表1。風險源描述是對研究區域內各種風險源進行定性、定量分析，確定風險發生的概率、強度、時間和空間的變化。

（四）暴露與危害分析

“暴露分析”是研究各風險源在評價區域中的分布、流動及其與風險受體之間的接觸暴露關系[10]。各風險源對水源地的脅迫作用都通過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如通過水量及水質的變化趨勢、富營養化狀態等進行分析[6]。

危害分析是確定風險源對生態系統及其風險受體的損害程度。風險源產生的壓力會影響或降低生態環境因子的質量和功能，危及經濟的正常發展。水源地的風險危害主要是造成供水企業的經濟損失、城市居民生活缺水、當地經濟發展受限以及飲用不合格水而帶來的人體健康危害等[17]?！拔：Ψ治觥笔菂^域生態風險評價的重要部分，其目的是確定風險源對生態系統及其風險受體的損害程度。

（五）生態風險綜合評價

風險評價是前述各評價部分的綜合階段，它將暴露分析和危害分析的結果結合起來，并考慮綜合效應，將區域生態風險評價的其他組分有機結合起來，得出區域范圍內的綜合生態風險值[18]。

二、結果與分析

（一）研究區的界定與分析

蘭州市水源地類型為河流，因此以流域范圍來進行界定。黃河蘭州新城橋段是蘭州市主要的水源地，穿行于峽谷與川地之間，由于深居內陸，海洋暖濕氣流不易到達，所以成雨機會較少，大部分地區十年九旱，氣候干燥，多年平均降水量在200～400mm之間，水量很不穩定，91%的降水集中在夏秋雨季（5～10月），11月至次年4月為枯水季節。

（二）受體分析

1.受體

新城橋水源地屬于黃河蘭州段的一部分，在對新城橋進行生態風險評價時，選擇水生生態系統作為生態風險評價的受體。

2.評價終點

評價終點可以在任意組織水平上被確認，包括個體水平、種群水平、群落水平，以及生態系統水平與景觀層次上確認[19]。新城橋水域目前最重要的功能為城市水源地功能，因此以水質變化作為評價終點。

（三）風險源分析

1.風險識別

蘭州新城橋段分布著大量工廠，而大多數工廠直接將廢水排入河水中，造成點源污染。同時，上游的大面積農田以渠道灌溉為主，大量的殘留農藥、化肥隨河水流入水源地造成直接的面源污染。綜合表1分析后，確定新城橋水域的主要生態風險源為：點源污染、面源污染和內污染。

2.風險源描述

（1）點源污染

點源污染是指工業廢水與城市生活污水在小范圍內的大量集中排放。甘肅蘭州市自來水廠的安全直接受其上游甘肅劉化集團、蘭州新西部維尼綸有限責任公司排污的影響，國家和甘肅省環保局都非常重視，已將其列為治理的重點。

（2）面源污染

面源污染是指分散的小企業和分散的居民在大面積上的少量分散排放，如夾帶著化肥、農藥的農田徑流，無序排放的農村廢棄物，水土流失等；另外，還包括大量鄉鎮企業就地無序排放的廢水，畜禽養殖業排放的廢水、廢物以及農戶生活污水等。

流域內大量的化肥、農藥隨雨水或灌溉流入排水溝后匯入黃河，成為重要的面源污染。此外，畜禽糞便的還田率只有30%多，大部分未被利用或處理就直接通過排水溝匯入黃河。流域內土壤疏松，水土流失嚴重，隨暴雨徑流進入河流的泥沙，往往攜帶大量氮、磷元素，影響河流水質。在農業方面，不合理的大量使用農藥、化肥，畜禽養殖、秸稈腐爛等污染隨水土流失和農田退水進入水體，增加了水體中COD和TN、TP的污染物總量，成為影響水質的重要因素。

（3）內污染

內污染又稱二次污染，是指江河湖庫水體內部由于長期污染的積累產生的污染再次排放，黃河干支流與水庫中的沉積物以及水庫的養殖場，是主要的內污染源。

（四）暴露分析

從新城橋水域的水質變化方面對其進行暴露分析。根據黃河蘭州段污染物監測中的22項主要指標的統計結果[20]分析，各暴露因子的權重層次排序中揮發酚和石油類在前兩位，糞大腸桿菌群和總大腸桿菌群所占權重居第二，重金屬汞居第三，pH指標在層次總排序中較為靠后，總硬度和水溫所占權重最小。

（五）危害分析

蘭州黃河上游流域內排放的點源污染和面源污染等不利風險因素對黃河的累積作用，可能會引發大的污染事件，水質下降，導致完全喪失其特有功能，如飲用水源地功能；更為重要的是，一旦黃河水源地遭到嚴重污染，則蘭州市上百萬居民的生活用水無法保障，蘭州市的經濟將會迅速衰退，城市的發展將會遇到瓶頸，經濟的發展會受到制約，帶來嚴重的社會影響。保證黃河的水源地功能，就要控制分析黃河水各污染物指標，提早做出預防和處理，防止水質進一步惡化。

（六）生態風險綜合評價

通過以上分析，確定理化指標、營養鹽及有機污染綜合指標、無機陰離子、金屬及其化合物、有機污染物和生物指標6大類指標作為蘭州黃河新橋段城市水源地生態風險評價的指標。

由于各主要風險源對風險受體的作用強度是不同的，對形成區域性生態風險的作用大小也有差異，因此，我們采取層次分析法對新城橋段水域進行生態風險綜合評價，確定各風險指數的權重[21]，據此進行綜合評價。

將新城橋段主要生態風險源兩兩相互比較，按比較重要性大小根據表2進行仿數量化，得到的數量值構成一個判斷矩陣，并且通過一致性檢驗。從而獲得黃河蘭州新城橋段水源地生態風險的權重分別為理化指標0.054、營養鹽及有機污染0.217、無機陰離子0.078、金屬及其化合物0.217、有機污染物0.246、生物指標0.187（表3）。

三、討論

暴露分析結果顯示各暴露因子權重大小為揮發酚和石油類>糞大腸桿菌群和總大腸桿菌群>重金屬汞居第三>pH指標>總硬度和水溫所。說明其上游甘肅劉化集團、蘭州新西部維尼綸有限責任公司等化工企業排污引起的點源污染主要的風險暴露因子，其次是農業和畜牧業養殖引起的生物性及化學性面源污染。

生態風險綜合評價結果顯示水質綜合評價6類大指標所占權重有機污染物>營養鹽及有機污染綜合指標和金屬及其化合物>生物指標>無機陰離子>理化指標，說明有機污染物對水質影響最大，也就是說有機污染物對水源地生態風險的貢獻率最大，營養鹽及有機污染綜合指標和重金屬污染物指次之，而只是影響感官的理化指標貢獻率最小。說明各種點源污染、面源污染及內污染是蘭州市水源地主要的生態風險因子。而由化工企業排污及農業施肥、污灌等引起的有機物污染及重金屬污染是重點控制對象。

四、結論

1.識別出新城橋水源地的主要生態風險源為：電源污染、面源污染和內污染。

2.位于該水域上游的化工企業排污引起的點源污染和由農業和畜牧業養殖引起的生物性及化學性面源污染是主要的生態風險暴露因子。

3.在地表水水質綜合評價體系6類大的指標中，有機污染物對蘭州市水源地生態風險的貢獻率最大，其次是營養鹽及有機物然綜合指標和重金屬污染物指標，是風險管理的重點控制對象。

4.蘭州黃河新城橋段處于污染和水土流失嚴重的的黃河流域，多種污染源及不同污染物的復合污染的脅迫下，水質惡化不斷加劇，對居民的用水安全造成極大威脅。為保障蘭州市居民用水安全，必須將生態風險評價及管理引入到對水源地的保護中，加強對水源地復合風險、多種污染的協同作用、累積作用的研究，制定出針對各種污染源及污染物的綜合、宏觀的水源地管理和保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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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隨著高新科技的不斷發展，化工業、建筑業等得到了飛速的進步，取得了很多技術上的突破，但是在快速發展的道路上化學品帶來的爆炸、泄露、輻射等時間不斷的侵擾著人們的生活環境，對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及生存環境的污染等產生了巨大的不容忽視的影響，成為當代各個國家重點治理項目之一。因此對存在風險的工程建設項目進行環境工程風險評價顯得尤為重要，成為了人類安全及生態循環得以保障的最為急切的需要。通過對歷史事例進行研究分析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對建設項目進行前期飛風險評價，如可能突發事故原因與概率分析并對后果危害進行預測，提出能夠避免或減少的對策，這樣能夠大大降低事故發生的概率，降低損失到最低。

2環境工程的風險評價的問題分析

2.1選擇風險評價終點

對于人體健康的風險評價終點一般為一個物種，受體是人，無需選擇。生態系統風險評價終點卻不一樣，不僅僅一個，因此需要進行終點的選擇，這個選擇也決定了風險評價過程。終點選擇問題存在于所有的環境組織中，選擇的原則根據生態系統及污染物的特性進行選擇，了解越多選擇越準確。鑒于生態環境的復雜情況以及評價員的主觀性，因此選擇的終點不盡相同，對此現在缺乏一個統一的選擇方法與標準對評價終點進行選擇。

2.2優化數學模型

數學模型是環境風險評價不可缺少的部分。環境風險評價的目的是對人為活動造成環境影響的可能性進行預測，而該過程是通過對已有資料分析預測可能發生的后果，其中涉及到大量數學計量模型的使用。因此數學模型質量的好壞對整個風險評價的準確性起到關鍵性作用。主要涉及模型有：污染物的環境轉歸模型及時空分布模型、外推模型、暴露模型、風險計算模型等。風險評價是多種模型的有機組合，并通過計算機進行連接組合。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風險評價變得日益復雜，準確性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因此對數學模型的完善與優化是風險評價研究重點工作。

2.3暴露評價

對人體風險評價過程中暴露評價主要是指預測人體的暴露值、暴露時間、頻率、途徑，表征為受到暴露群體。而進行生態風險評價過程中，生態暴露評價比人體暴露評價要有難度，特別是暴露群體表征的確定，主要原因是不同的物種擁有不同的棲息地環境，且該環境差異大，如陸生環境、水生環境等。生態的暴露評價屬于風險評價中基本組成部分，且因為暴露系統具有極為復雜的特性，因此當前仍缺乏一個可以適用于全部生態風險評價的暴露描述。對生態暴露評價方法與技術的研究與發展成為當前本行研究工作者研究重點項目。

2.4處理不確定性風險

處理不確定性風險作為風險評價中長期存在的問題。其不確定性來自于多種外推的結果，如，非同級生物之間的外推、實驗室對野外狀況的外推等。對不確定性風險進行定量化的處理，是當前風險評價需要解決的重要技術問題，需要研究與發展多種外推的理論，并建立科學外推的模型。

3風險評價的應用

風險評價在環境影響評價中應用的目的是有效科學的對整個環境影響評價質量進行提高。環境風險評價首先就工程進行分析，從中預測可能發生的事故風險，并對項目原有風險開展調查，調查內容有工藝、包裝、運輸、原料及燃料用量、貯存等。其次在確定了風險源后，根據選擇的模式進行風險評價，最終確定該項目風險的級別，同時對事故造成進一步污染后果進行預測。

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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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與方法

1.1研究方法SSD是20世紀70年代末興起的一種生態風險評價新方法[13]。該理論認為：不同門類的生物由于生活史、生理構造、行為特征和地理分布等不同而產生了差異性，其在毒理學上反映為不同的物種對污染物有不同的劑量-效應響應關系，即在結構復雜的生態系統中，不同的物種對某一脅迫因素（如有毒化學品)的敏感程度服從一定的（累積）概率分布[14-16]。SSD的用法一般分為正向（Forwarduse）和反向（Inverseuse）2種[17]。正向方法主要用于生態風險評價，即已知污染物濃度水平，通過SSD曲線計算潛在影響比例（Potentialaffectedfraction,PAF），用以表征生態系統或者不同類別生物的生態風險；而反向方法通過確定保護一個生態系統中大部分物種的污染物濃度水平來制定環境質量基準，一般使用5%危害濃度（HazardousCon-centration5%,HC5），指影響不超過5%的物種，即可以保護95%以上的物種時對應的急性濃度/慢性濃度。

1.2濃度數據來源DEHP的質量濃度數據主要來源于北京公園水體、第二松花江、黃河蘭州段、黃河中下游支流、黃河中下游干流、長江重慶段、三峽庫區、海河流域、長江武漢段、浙江飲用水河流、浙江湖庫、南京玄武湖等地表水的文獻報道（見表1）[18-27]。由表1可見，我國不同區域水體的DEHP質量濃度差異較大，南京玄武湖、第二松花江中DEHP的平均質量濃度明顯高于其他地區DEHP的濃度水平；與國外水體中DEHP質量濃度相比較而言[28-34]，除南京玄武湖、第二松花江和南非的質量濃度范圍相當外，西班牙EhroRiver中DEHP質量濃度最小，僅為0.7μg•L-1，其他幾個國家的濃度水平和國內多數水體中DEHP的質量濃度水平相當。數據選取的遵循以下4點原則：一是盡量選擇近年的報道數據；二是盡量選擇地表水體；三是計算時采用平均值；四是分析監測方法基本一致。

1.3毒理數據獲取SSD的構建可以使用LC5（0或EC50）或NOEC值等急性或慢性數據，本研究使用急性毒性數據構建SSD。利用美國環境保護署ECOTOX數據庫（epa.gov/ecotox/）和相關文獻，搜集DEHP對水生生物的毒理數據。根據Dubouding等[35]的研究，毒理數據篩選標準如表2。由于DEHP的毒性數據量較少，在分析時僅按照2種情況考慮：（1）全部物種不進行細分；（2）把全部物種細分為藻類（Algae）、無脊椎動物（Invertebrates）和脊椎動物（Vertebrates）3類；其

1.4SSD擬合將毒理數據（濃度值）進行對數變換，然后利用參數方法或非參數方法進行擬合，就可以得到SSD曲線。參數擬合形式主要有波爾Ⅲ模型（BurrTypeⅢ）、邏輯斯蒂累積密度模型（LogisticCDF）、對數正態累積密度模型（LognormalCDF）、韋布爾累積密度模型（WeibullCDF）、蒙特卡羅模型（MonteCarlo）、高斯模型（Gaussian）、龔珀資模型（Gompertz）、指數增長模型（ExponentialGrowth）和S型模型（Sigmoid）等[10]。目前，還沒有理論研究證明SSD屬于某一特定曲線形式，因此可選擇不同的擬合方法[11]。本研究嘗試多種模型擬合后，最終認為采用BurrIII型分布作為SSD的擬合曲線擬合效果比較好。BurrIII型分布是一種靈活的分布函數，對物種敏感性數據擬合特性較好，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環境風險評價和環境質量標準制定中被推薦使用[12]。BurrIII型函數的參數方程為：

1.5數據處理本研究將從生態系統的不同層次研究DEHP污染對淡水生物種內、種間以及整個群落的影響。對于同一物種有多個數據的情況，采用其所有濃度數據的幾何均值。SSD對于毒理數據數量的最小要求沒有統一的規定，OECD于1992年以及澳大利亞于2000年發表的水質標準中推薦的最小數量為5個[12]。本研究采用Bootstrap非參數方法對小樣本進行統計模擬，從而獲得未知分布和未知參數的統計估計[36]。

1.6HC5和PAF計算在SSD擬合曲線上對應5%累積概率的污染物質量濃度為HC5。應用BurrIII分布計算HC(q)的公式為：

2結果與分析

2.1參數計算結果表4是使用BurrIII分布模型計算得到SSD曲線的擬合參數結果。從表4可知，BurrIII分布模型擬合度，除了藻類為0.96之外，其余均大于0.99，擬合效果較好。

2.2不同物種對DEHP的敏感性不同物種對DEHP的耐受范圍和HC5如表5。從圖1和表5可以看出，不同物種的耐受范圍存在差異。從小到大依次為無脊椎動物<脊椎動物<藻類，這可能與各物種的組別多樣性有關，同時還與生物體內的脂肪含量相關。不同的耐受范圍可間接看出該物種抵抗DEHP污染的能力，耐受范圍越大，表示隨著濃度增加，風險增大的趨勢較緩慢。DEHP對不同物種的HC5從小到大依次為藻類<無脊椎動物<脊椎動物，其HC5值分別為41.01、1980.90、5441.17μg•L-1其中藻類最敏感。HC5是該物種存在生態風險的閾值，HC5越小，也是保護該物種95%的生物組別的DEHP濃度水平越低，說明DEHP對該物種的生態風險越大。從研究的數據上看，藻類、無脊椎動物、脊椎動物3類物種的幾何均值分別為5555.15、5230.34、15210.71。盡管從總體上看，DEHP保護95%水生物系統生物安全的HC5為4521.46μg•L-1，但對于DEHP而言，雖然藻類在淡水生態系統中毒性耐受范圍較寬，但總體毒性水平較低。由于藻類是淡水生態系統中是不可或缺的生物要素，并且DEHP具有脂溶性，經食物鏈逐級傳遞，極易造成整個淡水生態系統的生態風險和人體健康風險。

2.3中國不同區域DEHP的水生生態風險評估根據北京公園水體、第二松花江、黃河蘭州段、黃河中下游支流、黃河中下游干流、長江重慶段、三峽庫區、海河流域、長江武漢段、浙江飲用水河流、浙江湖庫、南京玄武湖等不同地區DEHP的平均質量濃度監測值[18-27]與我國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中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項目標準限值規定DEHP限值為8μg•L-1相比，則黃河中下游支流、長江武漢段、黃河中下游干流、海河流域、黃河蘭州段、第二松花江、南京玄武湖等水域超標約0.5~90倍之間，分別超標0.5、0.8、1.1、1.7、3.6、45.3、90.4倍，但第二松花江水域已檢測出的DEHP最大質量濃度值超標達218倍。然而，我國目前尚未公開過污染物的水生態基準值，現有的地表水質標準并未明確規定保護對象如水生態系統（aquaticecosystem）、人體健康（humanhealth）等，所以DEHP對我國水生生態系統的生態風險有待進一步評估。本文根據上述擬合的SDD分布模型，對我國不同地區水體進行水生生態風險評估。盡管收集到的DEHP對水生生物的生態毒性參數并非全部為本土生物，但多數為代表性物種，因此這些資料可用于對本案例的初步估評。利用公式（3）計算了我國不同地區水體中和5種假設情形的不同DEHP暴露濃度下的PAF值，如表6。表6顯示了不同濃度值得出的PAF值的大小，反映不同類別生物的損害程度。從表6可知，在質量濃度為1000μg•L-1以下，全部物種的PAF值幾乎為0；在質量濃度為1000μg•L-1時，藻類和無脊椎動物的PAF值分別為35.23%和0.56%，生態風險逐步顯露；在質量濃度為10000μg•L-1時，藻類、無脊椎動物、脊椎動物的PAF值分別為61.85%、88.04%和22.65%，由于藻類和無脊椎動物占全部物種的絕大多數，因此全部物種的PAF值達到了64.34%。從SDD分布模型分析水生生態風險的結果來看，DEHP對中國各地區的水體的水生生態風險總體上影響不大。浙江湖庫、三峽庫區、浙江飲用水河流、長江重慶段、北京公園水體、黃河中下游支流、長江武漢段、黃河中下游干流、海河流域、黃河蘭州段DEHP對大部分物種沒有影響，對藻類有影響均低于5%。第二松花江和南京玄武湖中DEHP對藻類的影響比較明顯，PAF值分別為23.37%和31.39%；對無脊椎和脊椎動物的影響微弱。第二松花江水體中DEHP監測濃度最大值計算PAF結果看：該濃度的DEHP對藻類的影響相對比較大，其PAF值為42.13%；無脊椎的影響其次，PAF值分別為3.41%；脊椎動物的影響微弱。從以上綜合分析表明，我國部分河流或湖庫水域中DEHP的對水生生物的風險主要是藻類、無脊椎和脊椎動物的影響非常小。

篇(5)

關鍵詞：環境風險評價識別

環境風險管理

應急預案

環境風險是指由自發的自然原因和人類活動對自然或社會)引起的，通過環境介質傳播，能對人類社會及自然環境產生破壞、損害乃至毀滅性作用等不良效果發生的概率及其后果。而環境風險評價和管理就是指人類的各種開發活動或面臨的危害(包括自然災害等)對人體健康、社會經濟、生態系統等所引起的風險可能帶來的損失進行評估，并由此進行管理和抉策的過程。目前，我國正處于環境污染事件的高發期，認識和重視環境風險評價和環境風險管理對開展好現階段的環境保護工作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環境風險評價。

1.環境風險評價的基本分類。

按照環境風險事件分類,可分為突發性環境事故風險評價和非突發性環境風險評價;從其評價范圍而言可分成三個等級,即微觀風險評價、系統風險評價和全國(或宏觀)風險評價;若按環境風險評價的應用領域,則可分為自然災害的危險評價、有毒有害化學品的生態風險評價、建設項目的環境風險評價。

2.環境風險評價的具體步驟

（1）環境風險識別

環境風險識別是在環境影響識別和工程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辨識風險影響因素。它包括兩個層次:項目篩選和風險因子識別。項目篩選法一是利用核查表篩選，二是應用概率風險評價方法篩選，如德爾斐法等，對一些新的、復雜的、蘊含風險因素的項目進行篩選。經篩選后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項目，進行影響識別，確定有那些是可能引發重大后果的風險因子以及引發的原因。識別項目風險影響是在該項目的一般環境影響識別和工程分析的基礎上，對識別出來的影響因子進一步篩選。

（2）環境風險預計

隨著科學的發展，目前已有多種預測方法:如初步危險分析法、故障樹和事件樹分析方法等，這些風險預計的方法都可用于環境風險評價事故的計算，目前通常采用故障樹法和事件樹法，它們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能夠使評價的安全性問題更加系統、準確事件樹分析法是一種邏輯的演繹法，它在給定一個初因事件的情況下，分析事件可能導致的各種序列的結果，從而定性、定量地評價系統的特性，并幫助分析人員正確決策。

（3）環境風險評價

環境評價的目的是確定什么樣的風險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說環境風險評價是評判環境風險概率及其后果可接受性的過程，事故性風險概率分析的最終結果可以兩種形式表述，即個人風險和社會風險。

二、環境風險管理。

1.環境風險管理的目的

環境風險管理的目的是建立于環境風險基礎之上,在行動方案效益與其實際或潛在的風險以及降低的代價之間謀求平衡,以選擇較佳的管理方案。決策的過程必須在潛在風險和現實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2.環境風險管理主要內容

顯然，環境風險管理屬于政府同時也是企業的一項重要職責，而風險管理是建立在風險評價的基礎之上的，所以，首先政府應該研究制訂相關的法規條例及環境風險評價的技術規定和理論方法，為合理有效開展環境風險評價提供指導和依據。其次，政府的決策者應根據評價出來的風險和可能的代價，以及預防和減少風險措施進行決策，在效益和損失面前進行權衡，同時在決策過程中要考慮公眾的可接受性，讓公眾積極參與進來。最后是政府監督落實各種防范和預防應急處理措施的落實，形成政府監督、企業具體落實、公眾參與的管理格局。

三、建議。

1.加強環境風險評價的研究，在吸收、借鑒國外環境風險評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索適合我國的環境風險評價的模型、方法個系統，研究制定環境風險評價的法律程序、相關政策．為在我國科學開展環境風險評價和環境風險管理提供保障。

2.將環境風險管理納入各級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和政績考核體系，加大責任追究力度，推動各地政府提高認識，促進監管力度的提高。促進各地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模式，從源頭降低環境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3.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的環境風險意識。對存在環境風險的企業加強風險防范意識教育，要加強環境事故隱患教育，通過定期的應急處置預案的模擬演練，提高事故的應急處置的科學性、有效性，健全環境風險事件處置的應急機制。對居民開展必要的環境事故應急處置和防范知識的教育培訓，培養風險意識和應急知識，做到防患于未然。

4.加強法制建設，制訂有關法律、法規或條例，對潛在的環境風險源隱患的環境風險應急管理工作加強法律監督，從而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環境安全保障。

5.利用科技手段，建設信息化的環境風險管理與應急系統。利用城市地理信息系統，建立環境風險源數據庫，環境質量與污染源在線數據平臺，構建環境風險防范系統，為事故的應急處理提供有效的技術支持。

總之，隨著環境風險評價和環境風險管理研究的深入以及科技的不斷發展進步，必然會促進環境風險評價和環境風險管理的新發展，為我們更好保護環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做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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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農作物;轉基因技術;風險評價

自轉基因技術誕生之日起，人們對它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即使如此，各國的科研人員仍然致力于它的研究與開發。農業是轉基因技術應用最廣泛的領域之一，各種抗蟲、抗除草劑或抗病毒的轉基因農作物已經被大量研究出來，但是，如同許多新興技術一樣，轉基因技術也存在許多潛在風險。

一、對轉基因農作物的風險分析

我國的農業轉基因技術的研究與發展進步迅速，直到2009年底，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就已經達到了1.34億平方千米，轉基因作物種類也有120多種。根據相關數據，到2010年為止，我國國家進口的轉基因玉米絕對不少于150萬噸。在長期發展中，我國的轉基因作物也從大豆、煙草、蔬菜、棉花、水果等擴展到玉米、水稻等主要糧食作物，轉基因大豆油等相關副產品也逐漸出現在人們的餐桌上，這些轉基因產品會給我們帶來哪些風險呢？又會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呢？

1、轉基因作物有可能使我們喪失糧食的

“糧、油、棉”是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糧食概念，但是近幾年來，隨著轉基因技術的發展，我國的農作物生產遭受了很大的沖擊。例如，在我國種植量和產量均居于世界第4位的大豆，年需求量約為5000萬噸，大豆不僅用來食用，也用來制造豆油、豆粕等豆產品，我國也被稱為大豆的故鄉，因此，在我國國內就有5萬人依靠大豆加工企業就職。但是由于各種豆類產品的需求，在2003年，我國特意降低關稅，取消配給，開放了大豆進口。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很快就占據了中國市場，進口大豆出油率比我國普通大豆高15%左右，再加上這種進口轉基因大豆的價格較低，因此就對我國的大豆造成了嚴重威脅，國內大豆消費的80%以上都是來自于進口。這就造成我國一些大豆制造企業倒閉，一些中國勞工也面臨失業的危險。

2、轉基因作物帶來食用安全風險

因為目前轉基因農作物的發展只有短短的十年，發展尚且不穩定，所以他們的食用安全性仍然備受爭議。目前世界上主要運用Bt毒蛋白和抗除草劑這兩大類進行轉基因，但是他們仍然存在著不可估摸的風險。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在人類食用含有Bt毒蛋白的食品后，這種殺蟲蛋白會在腸道堿性條件下水解成為具有殺蟲活性的毒性多肽分子，毒性多肽分子與腸道受體蛋白結合后，又會形成腸道穿孔，再加上一些研究認為人體的整個消化系統幾乎都是堿性，完全可以滿足毒蛋白溶解和發揮生物化學作用的條件，蛋白質與細胞融合，也不一定需要受體，就只需要在細胞吸附的作用下就可以完成。類似于這種無法確定的基因仍然存在很多，所以轉基因食物往往會給人類帶來極大的恐慌。有些人也往往會提出以下幾方面的懷疑：轉基因食品會產生毒素或者增加毒素含量;轉基因食品會導致營養成分減少或流失;也有可能引起人體的過敏反應等。

3、轉基因作物帶來環境安全風險

大量的基因轉移到農作物上，會引起物種的減少、退化甚至滅絕，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任何物種的改變都可能引起原有生態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的改變甚至破壞。在對農作物進行轉基因之后，一些殺蟲劑或病毒的抗性基因就很有可能通過花粉的雜交等途徑傳到同種或近緣物種上，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可能出現難以消滅的超級雜草或超級害蟲，對其他農作物造成極大威脅，也給農民帶來很大的麻煩。目前據報道，由于轉基因的影響，在加拿大甚至出現了雜草化油菜植株，美國也因為種植轉基因植物出現了不下十種“超級雜草”的報道。所以，轉基因作物為人類帶來恐慌，轉基因一旦被人類放到生物中，就很難被控制。

二、對農業轉基因技術的風險評價

對于轉基因農業產品的各種潛在風險，社會各界都高度重視，尤其是轉基因產品是否會對生態環境、人類身體健康等方面產生影響。目前對農作物基因技術的風險評價主要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生態安全評價，就是主要針對自然生態環境和農業生態環境的整體評估;另一方面是食用安全性評價，就是主要針對轉基因農作物及其相關產品對人類健康的分析評估。

目前，社會各國對轉基因農業產品的評價已經有一段歷史了。早在1996年，國際球根花卉中心和國際生命科學學會對轉基因食品做出安全評價，他們采用決策樹的方法，根據各種研究數據，再通過成立“致敏性安全評價”這一個決策平臺，來對轉基因食品做出安全評價。在2001年，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也加強了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檢測，他們組建了一個“致敏性安全評價”系統，用來專門對該平臺的內容進行評價。在2006年，為了對轉基因的環境進行安全評價，歐洲研究組織采用樹形結構組建了一種分層評價體系，建立了轉基因植物對非靶標生物風險的分層評價體系。面對其他國家組織機構的風險評價體系的相繼出臺，我國也充分借鑒國際上現已流行發展的研究方法，在轉基因農作物的風險評價理論當中也逐漸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為了保證農作物轉基因技術風險評價的準確性、科學性、合理性與客觀性，對農作物轉基因技術進行風險評價時要注意根據結構清晰、目標明確、簡單合理的原則。在對我國的轉基因農作物進行風險評價時，要從生態風險、健康風險、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等四個方面進行。

1、生態風險

生態風險主要指農作物轉基因技術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主要會帶來生態系統雜草化、對靶標生物的抗性問題、對非靶標生物的影響、新病毒與超級病毒的產生、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對物種滅絕的影響、意想不到的生物的產生、對土壤生態系統的影響等。轉基因技術造成的生態風險也是不可逆轉的，因為這些基因一旦進入自然生態系統中，他們就可以任意繁衍，人類將對此失去控制。

2、健康風險

健康風險是指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主要指在人類食用轉基因食品后，這些轉基因食品被分解后的物質在人類體內產生的影響，主要包括營養問題、毒性問題、過敏反應、對抗生素的抗性問題等。尤其是一些轉基因可能會在人類體內產生不可想象的影響。

3、經濟風險

經濟風險主要是指轉基因農作物在社會中可能會帶來的經濟問題、貿易問題等，在轉基因食品出現后，由于他帶來的利潤比較大，許多人都抓住這個商機，加大了一些轉基因食品的進口，同時，由于轉基因食品對市場的強大占有力，使得一些國內產品出售率低導致很多工廠倒閉，一部分工人失業。

4、社會風險

社會風險主要是指轉基因農作物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對現代社會帶來的沖擊，主要包括對社會倫理道德的沖擊和因知識產權缺失導致的社會不穩定等。

三、針對轉基因農作物風險的策略和管理機制

轉基因技術的研究與發展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我們可以運用轉基因技術解決三農問題，可以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問題;另一方面，由轉基因技術而引發的各種風險和一些社會經濟問題也不由得讓人需要仔細思考，并且要冷靜反思出相應的對策。

1、建立有效的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

因為轉基因技術的不確定性，我們在運用轉基因技術時，要建立相應的風險預警機制，尤其要加大對其可能存在的安全風險以及人體健康安全、生態環境等的不利影響進行安全性評估與檢測，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面對經濟實力比較強的發達國家，應當采取一定的預防機制。在2001年6月4日簽署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定書》中，就有明確規定，提出必須對轉基因產品進行安全檢測，在轉基因食品跨境進出口時，也都要進行嚴密的檢測之后，才能在市場上進行售賣。建立健全預防原則對大多數國家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

2、加強對轉基因作物研究與發展的監督

在進行轉基因作物種植時，要將轉基因作物與普通物種進行隔離，謹慎發展種植技術，大量采用安全轉基因技術，例如安全基因標記、外源基因刪除技術等方法，保護我國生物多樣性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要根據我國民眾的需要來進行轉基因技術的研究與種植，多培養一些抗干旱、抗高溫、抗洪澇、抗鹽堿、抗病毒的優良作物品種，雖然我國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抗蟲、抗除草劑等方面，但是我們應當開創新局面，打破國外轉基因技術的壟斷，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加大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本著對全人類負責的態度，不能“先發展后治理”，堅持自主創新，提高產業技術。

3、建立公眾參與和理解轉基因作物產業化決策的各類溝通機制

轉基因農作物作為一項新興技術，民眾不能接受它的原因主要還是缺乏對它的了解，再加上某些媒體機構對其風險性的炒作，致使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產生了很大的誤解，為了保證轉基因產業的穩定健康發展，首先就要建立適當的理解溝通機制，提高公眾意識，同時也應該利用媒體的力量，引導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正確認識，充分尊重消費者的知情權與選擇權。

四、總結

轉基因技術作為一項新興產業，存在著巨大的潛力和能量，我們要充分發揮轉基因技術的優勢，幫助人類解決正在面臨的糧食危機、環境惡化、能源問題和貧困饑餓問題，同時，采取各種措施，解決轉基因技術面臨的危機，并且加強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理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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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寶山.轉基因技術在農業中的運用分析[J].讀寫算（教育教學研究），2014.11.41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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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檢驗檢疫 有害生物 集裝箱 風險評估

一、前言

先進的交通工具、現代國際貿易和交流，為外來有害生物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得原本局限于某一地域的有害生物突破地域限制，引起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外來有害生物對生態系統或物種構成不同程度的威脅，可引起生態系統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下降，甚至是物種的滅絕。外來有害生物的范圍很廣，可以是植物、動物或其他各種有機體；且這一范圍正隨著交通運輸和經濟貿易的發展而不斷拓寬。

二、外來有害生物危害

外來有害生物是指由于人為或自然因素被引入新生態環境，并對新生態系統、物種及人類健康帶來威脅的外來物種。它威脅本地的生物多樣性，引起物種的消失和滅絕，破壞生態系統功能。外來物種通過種種渠道傳入我國，并且已有數百種外來有害生物在我國定殖，給我國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危害。外來有害生物給生態環境、農業生產、人類健康帶來的影響和造成的經濟損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

三、進行外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重要性

外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是評價其傳入（包括進入、定殖）和擴散的可能性、潛在的經濟和環境影響等各項指標的風險大小，對傳入過程中的不確定事件進行識別、預測、處理，使各種風險減小到最低程度的評價措施。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是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陸路口岸集裝箱進行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既是了解進出境集裝箱攜帶有害生物可能產生的危險性水平，以及這一危險性水平是否可以被接受，并根據需要為降低這一危險性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達到降低外來有害生物傳入風險的目的。

陸路口岸檢驗檢疫機構通過對入出境集裝箱實施檢疫查驗，截獲雜草、昆蟲、病原菌、軟體動物等外來有害生物，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境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名錄》內列出的檢疫性有害生物，還有限定的非檢疫性有害生物以及具有潛在重要性的有害生物。但是，檢驗檢疫機構人員、技術在現有的檢疫查驗機制下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業務需求，因此，對陸路口岸集裝箱進行有害生物風險評估，為植物檢疫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已成為檢驗檢疫部門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重點。

四、外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方法

陸路口岸集裝箱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指導性原則和標準還處于早期發展階段，風險評估方法還有一定的不足之處，迫切需要建立科學合理、可行性強、準確性高的風險識別、評估方法對外來有害生物的入侵風險進行預測。

應用外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方法，將定性與定量評估相結合，應用計算機軟件和建立各種評估模型作為陸路口岸集裝箱有害生物風險評估的有效手段，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陸路口岸集裝箱截獲有害生物數據收集分析階段

將近年來陸路口岸檢驗檢疫機構在入出境集裝箱中截獲有害生物的數據進行匯總分析。一是將有害生物按照名稱、分類地位、形態描述、啟運國家或地區等信息進行歸類；二是確定有害生物濟環保重要性，判斷其是限定的有害生物還是非限定的有害生物，如為限定的有害生物再區分為檢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檢疫性有害生物。

（二）建立陸路口岸集裝箱有害生物相關因素指標體系階段

根據數據分析結果，以有害生物經濟環保重要性為依據，按照啟運國家或地區、感染情況、季節更替、有害生物狀態、傳入風險、定殖風險、擴散風險、潛在經濟重要性等確定評估因素，然后確定每個評估因素的標準，并確定各因素的權重，每個具體指標可以劃分為多個等級，確定所有指標后即形成陸路口岸檢疫查驗相關因素的指標體系。

（三）建立陸路口岸集裝箱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機制階段

根據對陸路口岸集裝箱截獲有害生物相關評估因素綜合評價結果，按照一定規則對各個評估因素的評價值進行綜合評估得出最終評價，進行綜合評價的規則，可以是各種數理統計方法（算術平均、集合平均、取極值、取眾數等），建立起陸路口岸運輸工具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機制。

五、結語

通過在陸路口岸開展集裝箱有害生物風險評估機制的研究工作，解決當前對集裝箱檢疫查驗過程中人員和業務量迅猛增長之間的不平衡問題，在對集裝箱實施檢疫查驗時突出重點，并滿足現代物流對陸路口岸進出境貨物大進大出、快進快出的要求，同時降低外來有害生物，特別是檢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檢疫性有害生物傳入及擴散的風險，將定性與定量評估相結合，在陸路口岸建立科學的、系統的、操作性強的運輸工具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評估手段，預測外來有害生物入侵風險的大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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