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藝術考古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美術考古 專業資料室建設 地方高師美術

從學科劃分上看，美術考古學是屬考古學，但又與美術學科尤其是美術史聯系極為密切，它是以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所獲得的美術遺跡或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史學立場出發，結合有關文獻記載，進行歷史分析研究和藝術分析研究。與美術史相比，都是以美術品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都需要圖像解讀和藝術分析研究，從這一點來看兩者是一致的。只是美術考古學研究的美術品主要是通過田野調查和發掘所得，而美術史研究的美術品主要是曾經文獻記載的或已有的現存實物——當然，這現存的實物也有可能是曾經或剛剛通過田野調查和發掘所得。所以，從美術研究的角度看，美術考古可以作為美術史研究的基礎研究和重要方法，它可以為美術史研究尋找最新的一手資料，也可以是美術史研究的特殊角度。

由此可見，高等院校對大學生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不能僅限于考古學專業，對美術專業尤其是地方師范院校美術專業，把對學生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納入其課程計劃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在地方高師美術專業教學中的地位

地方師范院校的辦學特點與發展活力在于“地方”二字，即要立足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實際，圍繞地方基礎教育的要求，確立辦學指導思想與發展定位。地方高師美術專業作為地方師范院校的一個專業，不僅要考慮專業自身的特點，更應該考慮到它還是地方師范院校整體的一部分，因此，專業自身的特點與“地方”的結合才是其特色發展之路。

從基礎教育來看，早在2000年，我國教育主管部門就已經啟動了新一輪的改革，在改革實踐的基礎上，先后推出了《國家義務教育美術課程標準》和《普通高中美術課程標準》，并于2004年開始在全國推廣試行。新課程標準著重改變以學科知識體系構建課程的思路和方法，以促進學生素質全面發展為旨歸，致力于學生綜合探索能力、研究能力和實踐創新能力的培養。于是“研究性教學”成了新課改在方法上的必然選擇，立足于地方實際的校本教材是各地新課改的重要內容。這就要求授課教師不僅要善于尋找和發現具有地方特色的美術課程資源，而且還要對這些課程資源有研究，要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有對學生身邊的地方特色的美術品進行研究的示范能力。

從具體的教育策略上看，在畢業論文寫作這一教學環節，引導學生把自己家鄉的文物或其他美術資源作為選題進行考察、分析、研究，不僅能有效避免抄襲、體現原創，從而保證論文質量，而且可以為學生搜集并研究地方特色的基礎教育新課程資源，盡快適應當地基礎教育改革的需要打下基礎。

所以，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不僅可以使學生適應地方社會文化發展尤其是研究搶救地方文化遺產的需要，更是適應地方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的需要，當然，從自身來看，也是地方高師美術專業特色發展的策略。

二、“研究性教學”與美術考古能力的培養策略

事實上，美術考古在現行高師美術專業教育中是沒有地位的。多年來，開設這門課的專業主要限于歷史學，即使是美術史論專業方向的，也只是有師資的個別學校按選修課開設，絕大部分學校沒有這方面的專業師資也沒有開這個課程的理念。所以作為課程的開設是有難度的。

面對這一現實，以“研究性教學”為理念的“高師美術基礎理論課程改革與教學實踐”，即以有梯度的理論課程設置為主線，以適當的外出考察研究為基礎，以相應選題的畢業論文訓練為主要手段，引導并通過實踐培養學生的美術考古能力應該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首先，在基礎理論教學過程中，可以選取若干知識點作為研究選題，通過研究示范不僅使學生熟悉并逐漸掌握相關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可以啟發學生對包括技法形式在內的美術相關問題的研究興趣，激發學生探究的熱情。

其次，以外出考察研究為基礎把學生探究的目標引向現實，引向對身邊或自己家鄉的美術遺物的關注，并通過進一步的學習和訓練把這種關注明確為畢業論文選題。

最后，以畢業論文選題范圍為研究內容，以研究探索為動力，以學術論文的寫作程序為規范，培養學生初步的美術考古能力。

當然，最終學生不一定能寫出地道的美術考古論文，但最起碼通過這一系列訓練能夠熟悉甚至可能掌握美術考古的相關方法，初步具備美術考古能力。 三、專業資料室建設在美術考古能力培養中的關鍵作用

高師美術基礎理論課程改革尤其是指向培養學生美術考古能力的改革并非易事，這是一個復雜而且具有較大難度的系統工程，尤其是沒有專任教師、沒有專門課程。在這種情況下，專業資料室的相關文獻建設將發揮非常關鍵的作用：一是相關研究資料可以給學生一個很直觀的示范，二是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可以給學生以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啟發，三是相關記載可以給學生提供文獻佐證依據。

但中國美術考古學所研究的美術遺跡和遺物涉及的領域太寬，既可以是被遺忘的或被忽視的在當時曾經代表主流的官方的美術遺跡和遺物，也可以是現在仍然存在的或即將消失的民間美術，涉及建筑、雕塑、繪畫、碑刻、工藝等美術樣式。對于一個地方師范院校的美術系而言，短期內備齊相關資料既不現實也沒有必要。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在學生畢業論文教學實踐中有針對性地購置相關專題文獻資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以“不求齊全，但求夠用”的原則，根據學生確立的地方美術考察方面的畢業論文選題所涉及的范圍，征集購買文獻資料。

在具體的畢業論文寫作教學實踐活動中，一方面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選題提出相關推薦文獻目錄，另一方面學生也可以在老師的引導下去尋找相關文獻，在自我探究過程中可以找到老師沒有推薦過的更好的文獻，而這些文獻資料一般情況下資料室是沒有的，尤其是最新資料，是需要添置購買的。資料室可以鼓勵教師和學生自行購買。買回的圖書及時到資料室登記編目再行借閱；沒有買到或不易購買的文獻資料，可把目錄清單匯總由資料室統一購買。同時，已經完成的學生畢業論文也可以作為下一屆學生的參考文獻。

這樣，滴水成川，慢慢積累，隨著一屆又一屆學生畢業論文選題領域的擴大，相關資料建設也會越來越完備。從忻州師范學院美術系近三年（2008-2010年）本科畢業論文質量分析數據來看，有關地方美術考察類選題占畢業論文總數的比例，由2008屆的4.1％增加到2010屆的26.4％，其中每屆良好成績以上均占本選題的55%以上，并且都有優秀論文產生。

由此可見，不開設課程，沒有專任教師，通過教學改革培養學生的美術考古能力是可行的，而美術專業資料室的建設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注：此文系山西省2009年普通本科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立項《高師美術基礎理論課程教學改革實踐》的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楊泓，鄭巖.中國美術考古學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2.

[2]教育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美術學（教師教育）本科專業課程設置指導方案（試行）[DB／OL].htt.comp://202.205.178.7/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4/201001/xxgk_80348.html，2005-03-21.

篇(2)

我的問題是，來往于吐谷渾之路的各種商隊，都攜帶和販售著什么樣的商品呢？從東向西，大宗商品可能仍然是傳統的絲絹等紡織品。《周書·異域·吐谷渾傳》記載西魏廢帝二年（公元553年），西魏軍隊襲擊了由吐谷渾軍隊護送的、自北齊西歸的一支商隊：

是歲，夸呂又通使于齊氏。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率輕騎襲之于州西赤泉，獲其仆射乞伏觸板、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彩絲絹以萬計。

這支有一定規模的商隊的主要物資，既是“雜彩絲絹”，說明此時的中西貿易中，西方對東方（華北地區）物資的興趣還是集中在絲絹等紡織品上。當然，還會有許多其它商品，與絲絹一起源源輸向西方。

那么，商胡東來時，又主要攜帶什么商品呢？從商業原則出發，這些商胡在東來的過程中，必定會一路上從事貿易活動，把一地物資攜往另一地販售，如此積聚利潤，并充行資。這種活動可能是一站一站進行的。江左的南朝對吐谷渾物資的興趣，從史書中有限的記載看，似乎主要集中在馬匹上。吐谷渾產善馬（所謂蜀馬），是南朝良種軍馬的主要來源，學者論之詳矣。我這里要討論的，是經由吐谷渾之地，絲路貿易中由西域向南朝（甚至包括北朝）輸入的另一項大宗商品——昆侖玉[6]。

玉在中國文化中向來重要，可是《禹貢》九州的范圍之內，卻甚少產玉之地，至于高等級的軟玉，自古就必須仰賴西域的于闐（今和田地區）等地[7]。早在張騫鑿空之前，中原與西方的貿易之路上，昆侖玉就是重要商品[8]。漢武帝之后，和田玉的輸入數量遠遠超過先秦，漢代玉器中使用大量的羊脂玉便是證明[9]。當然，各個時期的貿易路線和行使貿易職能的民族是會有變化的[10]。南北朝時期，當吐谷渾承擔起絲路東部樞紐責任的時候[11]，經由吐谷渾地區，昆侖玉仍然向東輸送；處在戰亂分裂中的廣大東部地區，尤其是江左的南朝，依然能夠獲得和田等地的美玉。

有關的史料是如此稀少，以致我們有時只好向一些傳統史料學并不信任的文獻求助。目的只是為了說明這一時期昆侖玉貿易與吐谷渾的關系，非敢逾越規矩、輕涉說部，博雅君子，幸留意焉。

題為晉王嘉撰、梁蕭綺錄的《拾遺記》，被《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稱為“事跡十不一真”，其卷六所載三國時事跡即有如下一條[12]：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賤。……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于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此條記事之必偽，清人王士禛與今人齊治平均已力辨[13]。只是，作偽的并非王嘉(子年)，而是南朝人。據《晉書·藝術傳》和《高僧傳》卷五釋道安傳所附王嘉傳，王嘉為十六國前期人，前秦末年為姚萇所殺。可是，此條記事中有“河南獻玉人”一語，河南者，河南國也。魏晉南北朝時期曾被稱河南國的，只有乞伏西秦和吐谷渾兩個政權[14]，時間都在王嘉死后。乞伏乾歸與其子乞伏熾盤稱河南王的時間極短，而南朝宋、齊、梁各代封吐谷渾君主為河南王的傳統持續了一百多年[15]，所以，在正史及其它各種文獻中，河南國基本上是指吐谷渾的。在今本《拾遺記》中，前引劉備與甘后事跡一條，放在正文即王嘉原本之中，而不是置于梁代蕭綺的所謂“錄”中。從上述時間上的矛盾看，此條記事的作者即使不是蕭綺，也必是南朝時期的其他什么人。

這條不合史實的記事，也并非全無研究的價值。就本文而言，其價值就在于“河南獻玉人”的記載。吐谷渾與南朝密切的通使關系，以及經由吐谷渾之地而溝通的西域各國與南朝間的通使關系，頻繁地見載于南朝史書，當然也必定給了當時的人以很深的印象。吐谷渾并不產玉，但于闐國的玉只有經過吐谷渾才能運達南朝。至于吐谷渾在于闐玉貿易中，是僅僅充當商胡的保護人，還是兼營中間貿易，我們已無法知曉。從“河南獻玉人”一語，可以看出，在南朝時代的江左人士心目中，或者在事實上，河南國與運抵南朝的于闐玉，是有直接關系的。

吐谷渾與南朝的交通，經過益州、荊州，沿長江抵達建康。吐谷渾與益州的關系，據《梁書·諸夷·河南國傳》：

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稍桀黠矣。

同書同傳還記載，天監十三年（公元514年），伏連籌遣使獻“金裝馬腦鐘二口”，又表請于益州立九層佛寺，并獲得梁武帝允可。益州是吐谷渾貿易之路的重要一站，所以有大量胡商居住或活動于益州。《隋書·儒林·何妥傳》：

……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

何妥一家極可能是粟特商胡。同樣可能是粟特商胡而活動于益州的人還很多。《續高僧傳》卷二五釋道仙傳：

本康居國人，以游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

另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見于《高僧傳》卷七宋釋慧叡傳：

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

陳寅恪先生曾說：“……六朝、隋唐時代蜀漢亦為西胡行賈區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種往來僑寓，自無足怪也。”[16] 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再次強調“蜀漢之地當梁時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區域”[17]。

益州處于如此地理位置，在昆侖玉貿易中，自然應當有特殊性，史籍中相關的資料也偶可一見。前面提到的何妥，其兄何通，便以治玉見稱。《隋書·何稠傳》：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斵玉。

何通活動于蕭梁時期，家在益州陴縣，身為西域胡商，以治玉見稱，可見益州還是一個昆侖玉加工地。江左所得玉器，相當部分可能是在益州、由何通這樣的西域胡商加工生產的。

從益州到建康，要經過在南朝政治中有著分陜之重的荊州。昆侖玉貿易在荊州的歷史痕跡還是可以找到的。《周書·于謹傳》，于謹率領西魏大軍圍攻江陵，擒殺梁元帝，“虜其男女十余萬人，收其府庫珍寶”，這些珍寶包括：

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

這種大尺寸、高等級的玉石，當然產自于闐。《南齊書·河南傳》載齊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遣使于芮芮（柔然）：

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案丘冠先之使，自益州西至吐谷渾，再繞道達漠北柔然，并不經過于闐。他的大玉，應當是在吐谷渾地區從胡商手中得到的。這暗示吐谷渾地區存在著玉石交易市場。

梁元帝宮中的大玉，反映了荊州作為昆侖玉貿易重要中轉站的意義。另外，在說部材料中，關于荊州地區的玉器，還可舉出唐人張讀《宣室志》卷六所載南朝劉宋時事一條[18]：

宋順帝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廄中群馬，輒躑蹋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系腹，直從外來。圉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廄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為妝奩間物。沈有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夜有時失去，曉時復。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后攸之敗，不知所在。

這一條還被收進《太平廣記》中，文字小異[19]。古代文獻關于動物玉雕的記載中，馬是比較少的。元人湯允謨《云煙過眼錄續集》列舉“總管太中灤陽趙伯昂仁舉所藏器”，有曰[20]：

玉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極精，作嘶鳴狀，如生，玉色溫美。

這個玉馬，比沈攸之的愛妾馮月華的那個玉馬的尺寸要大，所以不能放在一起考慮。[21]

吐谷渾與昆侖玉貿易的特殊關系，使南朝人把“河南獻玉人”的當前經驗，誤植入二百年前的三國時代，遂有今本《拾遺記》中劉備與甘后之事。但分析這種誤植，卻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吐谷渾與南朝玉石、玉器的供應，的確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吐谷渾所以在昆侖玉貿易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國土范圍向西擴張，已經緊鄰于闐。《梁書·諸夷·河南傳》明確說：“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據《魏書·吐谷渾傳》，早在445年，北魏高涼王那率軍攻擊吐谷渾慕利延于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萬余人”。當然這還只是一次流竄行為。吐谷渾把勢力伸展到塔里木盆地的東南緣（鄯善、且末），可能是在伏連籌時期，即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即梁武帝天監七年(公元508年)[22]，也有學者把時間提早到在北魏文成帝興安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23]。控制了鄯善、且末之后，吐谷渾就可以撇開河西走廊，把傳統的西域南道與青海道完整地接通起來。

《洛陽伽藍記》卷五載宋云、惠生《行記》，記錄宋云一行于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公元518年），取道吐谷渾地區，前往南亞，其經行鄯善一節云[24]：

從土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為土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土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御西胡。

這段話非常具體地描述了吐谷渾控制鄯善的情形。以游牧為基本經濟生活方式的吐谷渾，派出重要貴族（伏連籌的第二子），率領“部落三千”，鎮守鄯善，可見吐谷渾對鄯善的重視。應當注意的是，上引文中說吐谷渾在鄯善駐重兵，其軍事防御目標，乃是“西胡”。鄯善、且末以西，隔著寬闊的大戈壁（即唐代的圖倫磧），最近的國家是于闐國。那么，這里的西胡，就是指于闐國嗎？

我認為，這里的西胡，并不是指緊鄰的于闐國，而是指這一時期已經把統治勢力伸展到大半個塔里木的嚈噠（南朝史書中稱為滑國）。《梁書·諸夷·滑國傳》：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后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余里。

《魏書·西域傳》嚈 噠國條：

嚈 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人兇悍，能斗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

據《洛陽伽藍記》卷五錄宋云、惠生《行記》記嚈 噠國云[25]：

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余國皆來朝賀。

可見這個時期的嚈噠乃是蔥嶺東西最為強大的勢力之一，是絲綢之路這一區段的主要監護勢力。這個勢力在塔里木地區威風一時，在塔里木北緣的發展，曾在麴氏高昌時期到達焉耆[26]；向塔里木南緣各綠洲的發展，東到于闐之后，便遇到吐谷渾的阻擋，未能跨過圖倫磧而至且末、鄯善。這正是前引宋云、惠生《行記》中稱吐谷渾駐兵鄯善“以御西胡”的歷史背景。

應當重視，吐谷渾對塔里木東南緣的控制，實質上是在與

噠爭奪絲路貿易的監護權。吐谷渾阻止了

噠勢力的進一步東進，從而建立了從西域南道經青海地區至益州的吐谷渾之路。嚈噠勢力在塔里木南緣受阻于吐谷渾，在塔里木北緣受阻于柔然，于是出現了嚈 噠、柔然和吐谷渾三種勢力分割環塔里木各綠洲國家的局面，三種勢力間是否發生過軍事沖突，已無從考證，但客觀上形成了一種均勢。《魏書·高車傳》載北魏宣武帝給高車主彌俄突的詔書曰：

蠕蠕、嚈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

形成均勢以后，這三種勢力間，似乎還結成了一個反對北魏勢力向西域挺進的同盟。這樣理解吐谷渾與嚈噠的關系，也許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從前引“以御西胡”一語，我們還知道，即使在和平同盟的關系中，吐谷渾仍然在鄯善地區保持著對于闐方向的軍事戒備，這可能是均勢得以維持的一個根據。

吐谷渾對鄯善和且末的控制，從北魏后期一直到隋。《隋書·西域·吐谷渾傳》稱吐谷渾國境“地兼鄯善、且末”。雖然且末河谷如今也已成為玉料產地之一，但是古代限于技術條件，這一地區的玉礦并沒有被開發出來[27]。吐谷渾的境土之內，不能產玉。經由吐谷渾地區進行的玉石貿易，其產品都來自與吐谷渾緊鄰的于闐國。這一時期于闐役屬于帕米爾以西的嚈噠帝國，但嚈噠對其勢力范圍內的附屬各國，并沒有進行直接統治[28]。于闐在貿易、外交等方面，仍然有著很大的獨立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吐谷渾之路取代河西成為這一時期的絲路干道，與吐谷渾對鄯善、且末的有效控制關系極大。是吐谷渾的政治和軍事存在，決定了絲路經由西域南道自于闐向東行，不是循著自然條件較好的河西路，而是折而進入高寒險峻的青藏高原。隋煬帝時期，河西的張掖成為絲路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其原因在于盡管吐谷渾之路仍然發揮著干道作用，而由于南北分裂局面的結束，吐谷渾之路東端的伸展不得不發生變化，只好向北繞至河西。是張掖而不是敦煌成為這一時期絲路貿易的中轉集散中心，正可說明吐谷渾之路所面臨的歷史困境。

南北朝時期，吐谷渾與嚈噠在塔里木地區相對和平的關系，保證了絲路的暢通和有序。歷來在絲路貿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于闐國，當然會發揮其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之一，就是源源不斷地向東輸出于闐玉。

自于闐國向吐谷渾，行經昆侖山北麓諸綠洲，至吐谷渾控制下的且末、鄯善，由鄯善向東南越過阿爾金山，經柴達木盆地，進入吐谷渾的核心地區白蘭、都蘭（吐谷渾城），再向北即到達青海湖西岸吐谷渾的都城伏俟城。這條路線直到近代還是西寧與和田間隊商的行道[29]。這條路在南北朝時期，作為絲綢之路的主干路段，又是和田玉向中國東部，特別是向江左的南朝源源輸入的孔道。

南朝使用于闐玉的直接證據，是有關宮廷用玉的。《南齊書·皇后傳》：

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綬，佩于闐玉。

這里的于闐玉，是指以于闐玉料（仔玉）加工而成的玉器。前面提到的丘冠先從河南所獲大玉，以及于謹破江陵以后從梁元帝蕭繹宮中所獲大玉，都屬于未經加工的于闐仔玉。這類玉料運抵南朝后，再由南朝玉匠加工成各類玉器。

南朝玉器的雕琢技藝，承自漢魏，有著悠久的傳統。但是出現在南朝的玉器，并不全是南朝琢玉工藝的成果。經由吐谷渾之路來到南朝的于闐玉，也有已經加工成器的。前舉何通的材料，說明益州地區也是玉器加工地之一。前面我們引用《拾遺記》中“河南獻玉人”的故事中，玉人便是以成品形式由河南（吐谷渾）“獻”進來的。那么，這個玉人，是在吐谷渾地區加工而成的呢，還是早在于闐便已經琢磨成器？這個問題非常有趣。當然，《拾遺記》這種小說“事跡十不一真”，實不足據以考史，但是正史中也有這類材料涉及同一問題。《梁書·諸夷·于闐國傳》：

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于闐是玉料產地，如果此佛不是在于闐刻成，那么，又是在哪里刻成的呢？這里的“外國”，從文意看是指于闐以西的國家。但是，于闐國把本地所產的玉料運到西邊很遠（極可能是指蔥嶺以西的國家）的“外國”去加工成玉佛，再進獻給蕭梁，似乎難以理解。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元人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八有“于闐玉佛”一條[30]：

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于其國中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這個玉佛是否由于闐本地雕琢，沒有材料可以說明。它與蕭梁時期那個玉佛之間有什么關系，也難以論定。只是這里明確地描述了玉佛的尺寸和色彩，其中“色如截肪”一語，是專門形容于闐玉中的極品羊脂玉的。宋人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31]：

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這里的“色如截肪”也是形容羊脂玉的，羊脂玉乃是雕刻寶璽的佳品。伯顏在于闐發現的玉佛，就是以羊脂玉雕琢而成的珍物。元代的于闐已經是伊斯蘭的世界，我推測，這個玉佛可能是在伊斯蘭勢力東進、佛國于闐即將淪陷時被深埋地下的，時間當在公元1000年前后[32]。但它的雕刻時間難以確定，因而它與蕭梁時期于闐國所進的“外國刻玉佛”的關系也就無從考證。

關于于闐地區玉雕業的興起，現在比較流行的看法，是從唐代開始，唐代以前，于闐只是向外輸出原料，加工玉器則必須求助于外國[33]。研究古玉的專家楊伯達先生近來對這一看法提出了質疑，他通過對唐代的“番人進寶”玉帶板的研究，認為可能在初唐以前，于闐就存在著碾玉治玉的手工行業；其治玉行業的衰落，主要是在伊斯蘭化以后[34]。

根據漢魏以來于闐與中原政權關系的變化，我認為于闐地區的治玉業可能是在南北朝時期興起的，也就是說，當于闐國與東部地區的政權間不存在嚴格的藩屬關系，政治上有機會脫離直接控制以后，貿易上才能有更充分的地方性發展。相對平等的政治關系，為于闐與內地（主要是南朝，當然有時也包括北朝）間發展充分而自由的貿易和商業關系提供了更好的條件。于闐的治玉業在這個政治和商業背景下得以興起，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中國玉文化的發展和演變，即東部地區在玉器消費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可能也是于闐治玉業得以興起的一個原因，因無關本文宏旨，此不復贅。

本文要討論的是，吐谷渾在這種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呢？吐谷渾不僅提供了商業路線，而且，很有可能也提供了商業需求和商業信息。前面我們提到《宣室志》記載的劉宋時期的玉馬，我們未能判斷其產地。吐谷渾地區是否也存在著一定規模的治玉業呢？以我們前面所說，吐谷渾地區存在著玉石市場，那么也可能存在玉器市場，《拾遺記》中“河南獻玉人”的玉人，可能就是這類玉器市場上的商品。進一步說，一定規模的治玉業是可能存在的。

當然，吐谷渾地區的玉石貿易，或者玉器貿易，甚至可能存在的治玉行業，都不太可能是由吐谷渾族操作的。吐谷渾地區大量的粟特商人才是這類貿易的主要操作人。但是，吐谷渾民族，或吐谷渾國家，在這類貿易活動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吐谷渾以富藏珍寶著稱，這些珍寶便是吐谷渾在南北朝時期從絲路貿易中所獲。

《周書·史寧傳》記載史寧率西魏軍隊協助突厥木汗可汗襲擊吐谷渾（《周書》稱吐渾），特別強調了對吐谷渾的珍寶的擄獲：

……逾山履險，遂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

吐谷渾從絲路貿易中所獲取的巨大財富，到隋代還受到注意。《隋書·裴矩傳》記載裴矩長期在河西接待商胡，搜集西域情報，對吐谷渾的情況非常了解，他后來力勸隋煬帝舉兵征吐谷渾，理由就與吐谷渾的財寶有關：

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

隨著益州地區在梁末入北，特別是隨著南北分裂局面的結束，吐谷渾地區在政治、軍事和商業貿易方面的地位不復如前，絲路干道離開吐谷渾地區、回到河西的局面即將到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也就開始了。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昆侖玉貿易之路，自然也回到傳統的河西走廊。但是，吐谷渾民族和吐谷渾地區在隋唐兩代，即使在吐蕃統治時期，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仍然與絲路貿易有著重要關聯。

發現于吐魯番的一件粟特語地名錄（T.ii.D.94），記載了9至10世紀粟特人在歐亞大陸的經商路線，這些地名自西而東分別是：扶菻、苫國、波斯、安國、吐火羅、石國、粟特、拔汗那、 盤陀、佉沙、于闐、龜茲、焉耆、喀喇沙爾、高昌、薩毗、吐蕃、吐渾、彌藥和薄骨律。[35]其中薩毗、吐蕃、吐渾都在今青海境內，吐渾即吐蕃治下的吐谷渾民族。

考古學證據也顯示，唐代的青海境內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熱點之一。1982—1985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蘭縣的熱水鄉和夏日哈鄉，發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出土大量絲織品、陶器、木器、金銀器、鐵器、銅器、珠飾、皮革制品和木簡牘等。根據許新國先生對出土文物中粟特系統金銀器、波斯風格絲織物的研究[36]，可以肯定地說，外來文化特別是中亞地區各民族的文化，對青海境內的吐蕃，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渾等民族，存在著很深的影響，也直接證明了絲路青海道的持續繁榮。可是，都蘭吐蕃墓出土物中沒有玉器，反映吐蕃文化籠罩下的青海地區不再是玉石和玉器貿易的主要中轉站。盡管史書記錄唐憲宗和唐文宗時吐蕃“朝貢”物品中有“玉腰帶”若干[37]，但比起稍后來自河西歸義軍及甘州回鶻貢品中的“團玉”[38]，數量及重要程度都大大不如。

很顯然，隋煬帝以后，盡管西北地區先后受到突厥及吐蕃等不同民族力量的影響，但由于中原與江南歸于統一，絲路干道的東端直指長安與洛陽，河西走廊的傳統地位便恢復了。

[1]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上、下，《史學雜志》，48編，第11、12期；中譯本，周偉洲譯，《西北史地》，1981年第2、3期。

[2]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頁132-141；王育民：《絲路“青海道”考》，《歷史地理》，第四輯，1986，頁145-152。

[3]唐長孺：《北涼承平七年（449）寫經題記與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載《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頁104-117。

[4]初仕賓：《絲綢之路“羌中道”的開辟》，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編《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線考察烏魯木齊國際討論會（1990年8月19-21日）》，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頁19-31。

[5]夏鼐：《青海西寧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8年第1期，頁105-110。

[6]這里提到的昆侖玉，包括產于今新疆和田地區和田河上游以及莎車葉爾羌河上游的各種軟玉。這些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軟玉產地。

[7]欒秉璈：《中國寶石和玉石》，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頁111-121。

[8]尹達：《中國新石器時代》，三聯書店1955年版，頁43；殷晴：《和田采玉與古代經濟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4年第3期，頁77-84；程越：《古代和田玉向內地輸入綜略》，《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頁36-42。

[9]夏鼐：《漢代的玉器——漢代玉器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考古學報》，1983年第2期，頁125-145。

[10]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載林著《西域文明》，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頁3-10。

[11]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考》（下），周偉洲譯，《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頁87-98。

[12]本文引述《拾遺記》，用今人齊治平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191-192。

[13]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卷四，《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870冊， 頁645；齊治平點校本《拾遺記》，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192。

[14]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載唐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186。

[15]據《宋書》卷九六鮮卑吐谷渾傳，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宋文帝封吐谷渾酋長慕延（即慕利延）為河南王。此后齊、梁維持了這個傳統，到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文獻記載的吐谷渾最后一次遣使南朝為至，河南國的稱號保持了至少一百年。

[16]陳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問》，載陳著《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頁279。

[17]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頁80。

[18]張讀：《宣室志》，《叢書集成初編》本（編號2703），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頁51。

[19]《太平廣記》卷四百一，中華書局點校本，1961，頁3229-3230。

[20]湯允謨：《云煙過眼錄續集》，《叢書集成初編》本（編號1553），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頁1。

[21]我于1999年夏，在青海省博物館觀賞過一個由青海省文物商店收藏的玉馬。此前我曾在青海省文物處與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編寫的《青海文物》上見到過照片圖版（圖版157，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說明文字見頁157）。高12厘米，長18.5厘米，玉質為青白玉，是1987年的征集品。這枚玉馬雕琢渾樸，頭大腿短，卷尾回首，透著樸拙的蒼然古意。雖然是征集品，但從玉馬全身的深褐色土沁看，應當出自地下。可惜已無從獲取其原始出土資料了，判定時代的依據就只剩了器物本身。博物館展出時定為唐代器物。但是，在現有的出土唐代玉器中，還沒有發現玉雕的馬，動物玉雕中除了葬玉類的玉豬和裝飾類的玉龍等，藝術品一類只見有玉牛、玉羊，參見曲石：《唐代玉器》（《華夏考古》，1995年第3期，頁88-99 ）。這枚玉馬如果屬于唐代，那么就是特例。由于玉馬的玉料顯然是和田玉，我想了解玉料與玉器間的關系，即玉馬是否由鄰近的和田或古代青海本地所產；當然玉馬由內地雕成再輸入青海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把玉馬的時代向前移一點，即南北朝隋唐之際，那么，它與吐谷渾的關系怎樣？

[22]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頁40。

[23]黃文弼：《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頁316-339。

[24]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頁252。

[25]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頁288。

[26]松田壽男：《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中譯本，陳俊謀譯，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頁188-191。

[27]欒秉璈：《怎樣鑒定古玉器》，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頁134。

[28]余太山：《 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版，頁129-135。

[29]吳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白蘭于闐間之交通線”，中華書局（上海）1948年版，頁5-7。

[30]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八，中華書局1959年版，頁346。

[31]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五，與李心傳《舊聞證誤》合印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46。

[32]李吟屏：《佛國于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184。

[33]李吟屏：《佛國于闐》，頁150-151。

[34]楊伯達：《番人進寶玉帶板》，載古兵選編《珍寶鑒別指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頁13-18。

[35]W. B. Henning， Sogdian List， Sogdica， London， 1940， pp.8-11; 這些地名中包括高昌、吐渾在內的五個，是由林梅村識別的，見林梅村：《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易》，載林著《西域文明》，頁68-79。

[36]許新國：《都蘭吐蕃墓中鍍金銀器屬粟特系統的推定》，《中國藏學》，1994年第4期，頁31-45；《都蘭吐蕃墓出土含綬鳥織錦研究》，《中國藏學》，1996年第1期，頁3-26；《青海都蘭吐蕃出土太陽神圖案織錦考》，《中國藏學》，1997年第3期，頁6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