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全球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服務營銷文化烙印文化策略

服務作為服務營銷的基本概念，不同于一般的物質商品。菲利普·科特勒把服務定義為“一方提供給另一方的不可感知，且不導致任何所有權轉移的活動或利益。”在競爭激烈的現代市場中，服務逐漸成為最能創造價值的營銷利器，日益成為市場營銷的核心。跨國企業要想在國際市場營銷上取得優勢，應針對不同的目標市場、不同的文化環境制定相應的服務營銷策略。

一、文化引領消費

文化是左右消費者消費行為選擇的烙印。國際營銷中的最大障礙就是民族文化差異，它涉及人口、教育水平、、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方面，是影響消費市場的重要因素。消費者的文化烙印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消費者的文化背景呈現多元化

各國消費者的消費和他們的文化關系密切。例如，美國文化具有大量消費資源的特征，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為美國消費者提供了廣闊的活動前臺。美國消費心理學家的分析結果表明，美國消費者的基本心理特征是：趕時髦，獵新奇，不僅對商品內在質量要求高，而且喜歡商品的新奇。講求健康自然，于是健康食品、保健飲料、健身器具等成為歷久不衰的消費熱寵；圖方便情趣，根據美國快速化的生活節奏，生產廠商開發產品也越來越注意如何使消費者節約時間，美式快餐即是典型。

2.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改變著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在世界范圍，日本消費者的行為變化是最為劇烈的。他們在東西方兩種文化的沖擊下，形成了獨特的日本消費方式：消費觀念上國際化，新潮商品、新潮購買方式是典型的代表；儲蓄意識傳統化，富裕的日本人仍不放棄勤儉節約、積極儲蓄的習慣；購買過程嚴格化，在國際市場上有這樣的共識：日本消費者最為挑剔；另外也存在與美國消費相似的消費享樂化和個性化特征。

3.傳統文化深層次控制著消費意識

歐洲文化向來有高消費傳統，消費者由于購買力高，其消費心理喜新厭舊、從不滿足于已有的商品，總是在豐富多彩的商品中挑選和購買新產品。多數人對藝術時尚和高檔奢侈品有特殊的個人偏好，年輕白領們幾個月堅持省吃儉用就為買一瓶蘭蔻的新款香水或是一根阿曼尼的領帶，這種事在法國等國家屢見不鮮。

文化的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它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進而對企業的國際營銷活動提出相應的要求。因此,從前期投入、產品設計到分銷、促銷每一個環節都要充分考慮目標國家的民族文化因素。二、適應全球化的文化策略

了解一國的文化環境，排除文化差異是國際營銷活動順利進行的前提之一，跨文化交流、消除文化障礙稱得上是國際營銷的“生命線”。要制定適應全球化營銷時代的要求的文化策略，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充分認識環境，解決文化抵制問題

大多數文化都有著民族中心主義傾向，人們對本民族的文化擁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并自覺不自覺地貶低其他文化中陌生和未知的部分。民族中心主義會導致對本民族文化的優越感，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劣等感，這是一種自然的感受。國際營銷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滿足不同顧客的需求以獲取利益，而不是屈從于目標國家的民族文化或擴張本民族文化。因此，要從思想意識上承認、理解、尊重文化差異，重視他國語言、文化、經濟、法律等方面的學習和了解；要求營銷者避免自我參照標準，學會角色轉換，既站在需求者的角度提出要求，又從營銷者的角度有效地滿足需求。

2.正確認識文化的滲透性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對外交流的增加，外來文化與本國文化相互滲透，只是滲透的速度比較緩慢。就飲食結構而言，歐洲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全改為用筷子吃飯，中國人也不會一下子只吃漢堡炸雞，不吃米飯饅頭；但是，在心理認同上，歐洲逐漸滲入中餐的同時，中國人也逐漸接受了西餐。另外，在一件產品的設計過程中，不僅有實物的創作活動，而且融入了文化活動，該產品既具有其實用價值，也是一種文化系統中的信息載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需求的變化，產品設計中的文化也在不斷地超越自己。因此，國際營銷人員要正確認識文化的滲透性，積極主動地開拓市場。

3.企業文化要創新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企業全體員工逐漸形成的企業信念、價值觀、理想、目標、行為準則，以及由此表現出的企業風范和企業精神。企業文化以民族性為前提，同時根據企業類型、經營戰略、市場取向等確立。企業文化創新是將本國公司企業文化與目標國家的企業文化進行有效地整合，通過各種渠道促進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適應、融合，從而在本國公司與當地文化基礎上，構建一種新型的企業文化，這種文化既保留著本公司企業文化特點，又與當地文化環境相適應，既不同于本公司企業文化，又不同于當地企業文化，是兩種文化的有機整合。創新企業文化不但使所有員工有歸屬感，團結一心，而且能夠更好地開拓目標市場，實現企業目標。

三、結語

在國內的營銷活動中,文化因素對營銷活動的影響往往不被營銷者所重視。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營銷者與消費者成長于同一文化環境中，因此他們較少考慮營銷中的文化因素,而把重點放在營銷的經濟因素上，不會造成太大的偏差。但是當營銷活動跨越國界后,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就凸現出來了。從市場調研、談判、定價、促銷、商品的款式、包裝到銷售商的選擇與傭金的確定,文化滲透于所有的營銷活動。在國際營銷中,它成了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

經濟活動源于人的需求，市場營銷正是以滿足顧客需求為出發點的經濟行為。那么，跨文化環境進行的國際市場營銷應充分考慮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費者需求，因而，重視文化策略的研究，揭示文化對國際營銷的影響，將有利于開拓跨國市場，實現企業長期的市場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1]王紀忠方真:國際市場營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270

[2]胡正明:國際市場營銷學.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30,33

篇(2)

儒學生發于遠古三代，奠基于禮樂文明，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生活和人們的心靈之中，是傳統社會與傳統文化的主要精神形態。剝離其形式軀殼和政治化儒學的負面影響，其有機、連續、整體的宇宙觀，自強不息而又厚德載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論，人生意義和理想人格境界之追求等，都有其現實意義，可以作創造性的轉化，成為滋潤現代社會和現代心靈的源頭活水。中華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人文精神，是我們走向現代化的21世紀的重要精神資源，是炎黃子孫精神生命的根基。弘揚中華人文精神，特別是作為其內核的儒家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當代社會生活的某些困境，尤其有利于當代倫理的重建。

一、儒家人文精神的產生及其內核

我們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精神信念和價值意識。其中，尤以對“天、地、人、物、我”及其關系的反思，特別是對“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華民族長期融和的歷史過程中，儒、釋、道三教，特別是儒教，在政教禮俗的各方面影響甚巨。中華各民族及各種思想流派在歷史上關于人與天道（天神）、人與自然、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身之關系的討論，可以說汗牛充棟，人言言殊，今天我們很難以偏概全。但大體上，我們仍然可以把三千年來，在社會上層與下層中逐漸形成共識的、圍繞“人”的若干思考略加總結與概括。

與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樣，中華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圍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說，人總是與“神”，特別是與自然神靈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聯系、相糾纏的。甲骨卜辭和《尚書》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辭中“帝其令風”、“帝其令雨”、“帝其降饉”、“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靈。而《尚書》、《詩經》中的“帝”，則是自然神靈與祖先神靈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類群體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鐘鼎銘文中，“天”字出現的頻率很多。“天”“人”兩個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圓點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稱謂由“帝”“天”混用，逐漸變為了“天”的獨用。“天”成為了創造生命、萬物，并福佑人間的人格神。如：“惟天陰騭下民”，“天乃佑命成湯”，“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權威逐漸下落，變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變成人們咒罵的對象，這在《詩經》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證。

周代的禮樂教化，集宗教、倫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現了中華民族“人”的意識、“人文”的意識的凸顯。禮治顯然是人的積極有為之治，但從本源上講，禮的源頭是“天地”、“先祖”和“君師”。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類的本元，君長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禮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長。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禮、樂之教，當然還有詩教、易教、書教等等，是用來對統治階層、知識階層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繼而用來提升百姓的文化素養、人格境界，調節、滿足人們的物質與精神需求。所謂“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3]，以禮節民，以樂和民，就是這個道理。

孔子的時代是中國人“人文意識”覺醒的時代。孔子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4]孔子把繼承了夏商兩代文明而又有所創新的豐富繁盛的“周文”，作為我們民族深厚的大傳統。“周文”源于且不脫離原始宗教而又強調了禮樂教化。禮使社會秩序化，樂使社會和諧化。孔子點醒了、拯救了周代禮樂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揚了起來，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禮樂的內核，沒有“仁”的禮樂，只是形式軀殼、虛偽的儀節。中國人文精神其實不是別的，就是孔子“仁學”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覺，是人的本質規定性，即孟子所說的人異于禽獸的那么一點點差別。“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顯的是人的主體性，特別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價值理想。這種價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為主要內涵。這可以推廣為人與人之間，乃至國家間、民族間、宗教間、文化間的相接相處之道，乃至人類與動植物、人類與自然的普遍的和諧之道。孔子的“仁學”是中華人文精神的內核，是人文主義的價值理想，此不僅是協和萬邦、民

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導原則，而且也是“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智慧。無怪乎《全球倫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漢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全球倫理的黃金規則，這是很有見地的。[7]

孔子和儒家極大地張揚了人的自強不息、積極有為的創造精神，特別是人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諸層面的積極建構，促進文化的發展與繁榮，肯定道德、知識、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禮樂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極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創造的同時，并沒有陷于人類中心主義和人文至上主義的立場，反而謹慎地處理了人文與自然、人文與宗教、人文與科學的關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點

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對立，不與宗教對立，不與科學對立。這是中國的，特別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點。

特點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與宗教相對立。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8]，即對民間小傳統的信仰，對鬼神迷信不輕易表態，或采取存而不論的態度。但這并不表示他對當時精英文化大傳統的信仰有絲毫的動搖。孔子也運用占卜，強調祭祀的重要和態度的虔誠。孔子特別反復申言對“天”的信仰和對“天命”的敬畏。孔子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為大”[9]。孔子保留了對“天”、“天命”的信仰與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贊美《詩經·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為“知道”之詩[10]，肯定天生育了眾民，是人的源泉，認為人所秉執的常道是趨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賦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個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進一步把宗教與道德結合起來。孔子和儒家的積極有為的弘道精神、當擔意識，超越生死的灑脫態度，朝聞夕死，救民于水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品德，均源于這種信仰、信念。或者我們可以說，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撐著！孔子說：“天生德于予”；“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實現，聽之于命運，因為這里有歷史條件、客觀環境的限制，不必強求，但也不必逃避，主體生命仍然要自覺承擔。儒家把這種宗教精神轉化為道德精神，儒學即是一種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則的“天”，這個“天”和“天命”轉化為人的內在本質，在人的生命內部發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來剛健自強的志士仁人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行為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氣概，乃至社會文化各層面的創造。足見儒家人文精神不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蓋了宗教，可以與宗教相融通。這也是我國歷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樣的慘烈的宗教戰爭的原因。

特點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

儒家的確把人作為天下最貴者。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12]周秦之際的儒家認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13]但人并不與自然天地、草木鳥獸相對立。人在天地宇宙間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諧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14]這是講至誠的圣人，能夠極盡天賦的本性，繼而通過他的影響與教化，啟發眾人也發揮自己的本性，并且進一步讓天地萬物都能夠盡量發揮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這也就可以贊助天地生成萬物了。既然如此，至誠的圣人及其功用，則可以與天地相媲美，與天地并立為三。人與天地并立為三的思想，是在這種語境中表達出來的。

儒家人文精神強調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個人與宇宙的大系統。“《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稱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萬物歸納成不同層次而互相制約的三大系統，三大系統構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也就是說，天、地、人不是各自獨立、相互對峙的，它們彼此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同處于一個“生生不息”的變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種創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這種精神來自天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17]天地之道，陰陽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長養萬物。生長萬物的富有叫做“大業”，每天都有新的變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變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斷創進。“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物相雜之謂“文”，陰陽剛柔的交錯是“天文”，或曰自然條理。自然條理是多樣性的統合。依據自然天地之道，在社會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條理即是“人文”。人文應效法“天文”。我們觀察天文來考察四時的變化，觀察人文來感化天下的人。足見人事法則應與自然法則相匹配，相照應。

宋代儒者講“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不剪窗前草”，講仁愛之心遍及鳥獸、草木、瓦石，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都是十分鮮明的例證。這表明，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不會導致一種人類中心主義以及對自然的宰制、占有或無視動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講求的是與自然的協調。“仁”與“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給人之社會文化活動的示范與滲透。

特點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與科學相對立。

儒家人文精神與價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學，反而包容、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近百年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人們普遍有兩種誤解。第一種誤解，即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泯滅人的創造性的，是束縛人的自主性和創新精神的。第二種誤解，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反科學的，至少是阻礙科學技術之發展的。這兩種誤解都需要予以澄清。當然，具體地辨析中國文化在不同時空的發展過程中的正負面的價值，不是本文的任務，這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的。我在上面闡述中華人文精神特點之二時，正面地回應了第一種誤解。這里，我們借助于正面的闡述來回應第二種誤解。

中國

人文精神并不輕視自然，亦不排斥技藝。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及其獨特的范式的研究，我們應當有獨特的視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學作為唯一的參照。李約瑟的研究盡管還有不少可以商榷之處，但他的慧識是擺脫了“西方中心論”，正確估價了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念、思維方式的特異之處，以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實際上做出的絕不亞于西方的貢獻。中國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矚目的發明創造，閃爍著驚人的智慧。“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哲學。”[19]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約瑟的觀點，指出與西方向來強調“實體”的看法不同，“中國的自然觀則以‘關系’為基礎，因而是以關于物理世界的更為‘有組織的’觀點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體性和自然性，研究協調與協和”；“中國思想對于西方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的源泉”。“我相信我們已經走向一個新的綜合，一個新的歸納，它將把強調實驗及定量表述的西方傳統和以‘自發的自組織世界’這一觀點為中心的中國傳統結合起來。”[20]重整體、重系統、重關系的思維范式，重實用、重國計民生的行為方式，給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成功的一面，我們應當有清醒而充分的認識。當然，我們也不諱言其局限性。

有一種看法，以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會輕視自然、排斥科學，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國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學者，也是最遭今人誤會與咒罵的朱熹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倫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題，既重視宇宙統一的“理”，又重視部分的“理”和各種具體的“理”及其相互間的關聯。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窮其至理”。“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21]朱子的理學既重人倫，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價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質、農學上都有貢獻，甚至對渾天儀、水力驅動裝置等有濃厚的興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個特點又是相輔相成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當代價值

如前所述，中國經典如“六經”，是在天、地、人相互貫通的背景下，重天、重地又特重“人”與“人道”的，與西方思想家所說人類思想的發展，首先重“神”，其次重“自然”，最后才注重“人”的理路并不相一致。西方人文精神的遠源是希臘、羅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義，則是在文藝復興時代。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主要是針對中世紀宗教的。人文主義確實把人的肉體與精神從宗教權威下解放出來，人們謂之為人性的復蘇與人的自覺。歐洲早期的人文主義擺脫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感，肯定物質的自然界。經過十八世紀德國的新人文主義、二十世紀的科學的人文主義、宗教的人文主義、存在主義的人文主義諸思潮的發展[23]，目前西方人文學界的主潮不再是針對“神性”，而是針對“物性”，即針對著科技和商業高度發展所導致的“物”的泛濫和“人”的異化。近代西方思想的發展，從講神而講人，講人而只講純粹理性，講意識、經驗，再以下就講生物本能、生命沖動。人認識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極至，物質講到極至，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墮落，就必須回過頭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義認為，近代以來的文明社會，帶來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與物化，使人的高級的精神生活、靈性生活的品質日益下降。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人類中心主義，使人逐漸離開了神與神圣性，這是人自身的墮落的開始。存在主義反對人類科學（包括社會科學）把人自身客觀化、外在化，反對人們在與物、商品、理性機器等的關系中，在生產物質財富的活動中，喪失了真正的內在的主體性。現代社會視人如物，以駕馭機械的態度對待人。手段變成了目的，而作為目的的人變成了工具，變成了符號、號碼。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為一個非真實的存在。因此，當代西方的人文學者所講的人性，已不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所講的異于神性的人性，而是異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們中的一些人主張回到人與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墮落。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這當然不是回到中世紀的宗教的負面，這些負面已經過近代文化的洗禮，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來避免人的再度淪落（即功利化、工具化、異己化、物化）。西方、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評的，正是科技至上導致的“工具理性”的過渡膨脹或“理性的暴虐”對人的奴役。

唐君毅先生曾經指出，現代人所而臨的荒謬處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中華人文精神，特別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如前所述，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決不消解對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信仰。儒家甚至主張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須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鳥獸、瓦石），乃至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至誠如神，體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達到一種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因此，中華人文精神完全可以與西學、與現代文明相配合，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它不反對宗教，不反對自然，也不反對科技，它可以彌補宗教、科技的偏弊，與自然相和諧，因而求得人文與宗教、與科技、與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當前的科技革命、電子網絡等各方面的發展，使我們面臨著倫理的重建。就生命科學的發展而言，基因工程、復制生命、復制人、孕母、安樂死、動物權等等問題迫切地要求我們建設基因倫理、生命倫理。就環境科學和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言，面對人炸、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機，人與自然之間需要有新的環境倫理。面對目前的現實社會，就社會關系而言，不少層面的人與人的關系被物質至上主義所侵蝕，轉化為裸的物與物的關系，經濟利害的關系，錢與權的關系，錢、權與色的關系，欲望滿足與否的關系，一切都是“可計算”的，現實功利的。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亦面臨著

危機。家庭裂解、離婚率增長、單親家庭增多，重婚或所謂“包二奶”現象，性產業的火爆，日趨嚴重且腐蝕著整個社會。早戀與墮胎問題，愛滋病、吸毒等，亦非常嚴重。此外，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帶來的老人贍養問題，由于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制度不夠健全，已經是老齡的人對超齡老人的贍養問題，已屢見不鮮。“孝”的問題需要重新引起社會的重視并重新加以界定。此外還有同性戀問題等等，均需要我們建設健康的現代的家庭倫理與社群倫理。公司、企業內外的激烈競爭，爾虞我詐，坑蒙拐騙，信用危機，童工問題，打工者的權益問題等等，需要有新的企業倫理。商品經濟尤其需要信譽，因此“信”的問題又被提出來了。由于網絡化、電子郵件、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又帶來網絡倫理的問題。國家、民族、種族、宗教間的矛盾沖突，亟需要有新的全球倫理。乃至空間技術的發展，尚需要考慮空間倫理的建構。

儒學為經濟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資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禮樂文明的再創，文化空間的開拓與社會文化資本的積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價值觀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義、禮、智、信”，“敬業樂群”等對于建構現代全球倫理、社群倫理、家庭倫理、工作倫理和新的人與人之關系具有積極的意義；第三，“人與天地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等理念有助于建構新的生態環境倫理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第四，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與人的終極信念，“極高明而道中庸”所透顯的圣凡關系與現代性問題密切相關。總之，中華人文精神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忠、孝、誠、恕等價值，在剔除其歷史附著的負面性效應之后，完全可以提煉、轉化其合理因素，滲透到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去，進而作為價值指導，治療現代社會的病癥，恢復人的尊嚴，重建人的意義世界，重建人與“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動的關系。

“五四”以降，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戴著“西方中心論”的眼鏡來看待自己的文明的。我們對于自己的歷史文化精神其實還相當陌生，基本上處于“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的狀態。所謂“全球化”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話語霸權進一步擴張，乃至于成為宰制全世界的枷瑣。我們東方人、中國人不能失掉本己性，這決不是煸動民族主義，而是要在精神上站立起來，積極參與文明對話。儒家人文精神正是我們進行廣泛的文明對話的精神依據之一。健康的“全球化”，決不是以一種語言，一個地域的習慣、一種思考方式，甚至一個國家、一個階層的利益來宰制一切。各種文明，各種精神資源，各種宗教，各種語言，各種知識都可能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成素。我們尤其要了解東亞地區的內在的能力，沒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特殊的東西奉為圭臬，奉為必須效法的普遍的、絕對的標準。

我們有自己的人文傳統和人文精神，而且非常了不起。只是由于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的踐踏，使之暗而不彰。我想，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需要重新認識并擁抱自己的文明傳統，從而積極地回應、參與廣泛的文明交流與對話。

注釋：

[1]分別見《殷虛文字乙編》和《卜辭通纂》。

[2]分別見《尚書》中的《洪范》、《泰誓》、《康誥》、《大誥》和《詩經·大雅》中的《蕩》篇、《烝民》篇。

[3]《禮記·樂記》。

[4]《論語·八佾》。

[5]《論語》中的《顏淵》、《述而》篇。

[6]《論語》中的《雍也》、《衛靈公》篇。

[7]參見孔漢思等：《全球倫理》，臺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

[8]《論語》中的《述而》、《雍也》篇。

[9]《論語》中的《八佾》、《季氏》、《泰伯》篇。

[10]《孟子·告子上》。

[11]《論語》中的《述而》、《子罕》、《憲問》篇。

[12]《荀子·王制》。

[13]《禮記·禮運》。

[14]《禮記·中庸》。

[15][16]《周易·系辭下傳》。

[17]《周易·系辭上傳》。

[18]《周易·賁·彖辭》。

[19]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頁。

[20]轉引自顏澤賢：《耗散結構與系統演化》，第107-108頁。

[21]《朱子語類》，卷十五。

篇(3)

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篇(4)

指導意義：以法史來把握法律的趨勢。

關鍵詞：全球化融合多元化趨勢私法自治網絡

引言

人類經歷了由族群到國家、由國家到跨國家的國家團體和超國家的國際社會的過程。與這想適應，法律的發展也經歷了由族群之法到國家之法由。從整個人類的歷史來看，法律將會出現由國家之法到跨國家之法再到超國家的世界之法的過程。法律自從產生以來就不斷發展，當今世界法律的發展趨勢將是私法進一步發展，將形成私法自治。最終達到法律的目標頂點法律的民主主義和國際主義，也就是在法律的國際化范圍內法律的多元化。

本文主要有：法律的全球化、各法相融合、私法自治、法律對網絡的介入。

法律的全球化

一、法律全球的原因

縱觀人類法律的發展史，自法律產生以來經歷了族群法、城邦法、國家法、國際團體法的發展過程，是法律規范所規范的范圍擴大的過程，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要求法律不斷發展，要求法律所規范的范圍擴大，這必然會引起法律的全球化。人類的活動范圍的擴大及頻繁化，并且各國法律之間不斷加強的深度協調化，就更需要一個更大的統一的行為規范來指導人們的行為，社會的不斷發展、政治與經濟交往愈加頻繁、愈加深入，法律的全球是難以避免的趨勢。

（一）法律的全球化發展趨勢概述

法律在全球范圍內的統一化，各國的法律逐步趨同，或者是各國法律之間不斷加強的深度協調化，或者是幾者的多元的綜合。1、雖然法律全球化的理論沒有完全的界定完善，但是世界的趨勢，尤其是法律全球化的發展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2、每個國家的法律體系應呈現出多元化的法律格局。

(二)、歐盟法律對法律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影響

談及法律的全球化的發展，我們不能不提歐盟的法區域化及其法律全球發展趨勢的影響。歐盟區域法律的產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它是從各城邦法律到各國法律再到今天的歐盟法律，由于歐洲各國的不斷發展、政治與經濟交往愈加頻繁、愈加深入以及各國需要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他們選擇了法律的區域化，統一規范行為方式。在歐盟立法中區域化的發展尤其是顯著的，歐盟法律對法律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影響不容我們忽視。

第一、歐盟的誕生極大地推動了歐盟法律由區域化向全球化發展趨勢。

在歐盟立法中區域化的發展尤其是顯著。歐盟制憲委員會近日發表了規劃歐盟未來的歐盟憲法草案。在方面，歐盟未來的歐盟憲法草案預示著新的歐盟時代的來臨。它使目前的成員國有效運轉。是世界歷史上的又一盛事。具體內容包括：基本法，權利，政策與功能，及對有關條約的規定，是對現有的條約重新立法和調整的結果。

第二、歐盟法律的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幾個標志性事件

縱觀歐盟法制史，每一次歷史的運動都在不，歐盟法律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同程度上推動了歐盟法律的全球化發展趨勢，1，1968年的《布魯塞爾條約》，2，1995年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誕生3，聯合國國際私法委員會自20世紀末舉行了5次海牙國際私法委員會討論海牙國際私法民商事的管轄和承認問題，建立世界性的國際條約統一全球的各國法律沖突，形成統一的世界示范法。

1，1968年的《布魯塞爾條約》、由于各國管轄權和承認執行問題涉及各國的，因此，法律沖突是十分普及的事情。在1968年，歐共體為加強司法合作進一步保護歐共體內國的合法權益而簽定了《布魯塞爾條約》。在第1條的范圍中明確說明了條約的適應范圍和事項。該公約是目前為止國際社會在國際民商事管轄和執行方面規定的最為詳細、完整的，也是適應范圍最廣泛的條約。

2，世界貿易組織的誕生，使得成員國的某些法律趨同，形成統一的世界性法律來解決各國法律沖突。

特別指出的是，歐共同并不是僅僅的成員國的相加，而是由于內部一體化建設大大加強了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它于其他國家中的力量，尤其是談判的要價，對世界立法產生影響。如中國的入世談判就是一例。自1986年的申請開始起，中國和歐盟的談判十分艱苦，對中國調整對外關系有較大影響，如中國修訂公平法。

綜上所述，歐盟法律的全球化發展趨勢通過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的形式得以體現，而當歐盟法律與全球法律出現矛盾和沖突時，歐盟法律又極力推行其法律制度，這也許是歐盟法律的全球化發展趨勢特有機制之一。因此，區域法律對于法律的全球化既有促進又有一定的抗衡。

二、在法律全球化下的法律多元化

依據地方性知識認識法律；將“法律”和“人類學”分解為不同學科，已通過具體的交叉而非混雜的合成將他們勾連起來；從地方性知識出發來探討事實與法律，就必然導致法律多元化的認識。

在封建社會時期的法律時就涉及到因各地方的具體情況而實行相對而言的“不同”法令，其目的就是要從實際出發來解決問題。，古代所謂的“不同”的法律都必須要在統一的原則之下的，而在統一原則下的各地“不同”的法律也是治理所必不可少的。世界是由多民族、多國家組成的這樣的“不同”法律到我們現代社會就是，各國的法律在國際法的統一原則下的多元化法律，多元化法律以各國的實際情況而出發。法律的多元化本無可厚非，由于法律的多元而導致的問題應由國際化法律來解決。

因而，如果能在法律的全球化與多元化平衡才是的最佳狀態。

各法相融合

在中外法制史上，法律法律融合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是各國法律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的內容。在歐洲中世紀時期的法律就出現過日耳曼法和羅馬法的融合，兩種法律制度的融合產生了封建的普通法的原則還出現了法蘭克帝國的法律統一運動。融合的過程，仍可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共同的規律。

從法制史的角度講，法律全球化的過程需要不同法系各自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共同的規律。對于人類的文化不同法系將相互吸收利用、相互的改造。相互吸收利用、相互改造便是融合的過程。

私法的自治

一、私法自治的基礎

私法是調整私人關系的法律規范，自治是其根本特征。私法自治的應有之義在于：在私域的范圍內，只要不違反法律，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在當事人之間發生法律效力，而法律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干預。私法之所以能夠得以自治，具有其深厚的自治基礎。

首先，私法是主體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它排除了性別、財產、籍貫等的差別和身份等的限制，排斥一方利用其不平等的地位對另一方的強制。這樣就可以使私法主體在私法關系中實行充分的意思自由，所以私法能夠自治。

其次，私人生活的復雜性和私人性。一方面，私人生活內容極其豐富，范圍極其廣泛，種類極其繁多。面對紛繁復雜的私人生活，民法只需從私人生活的規律中抽象、歸納出一般規則和一般制度來對此加以調整。不能、也不應事無巨細地加以調整，況且，立法者不可能精確設計出私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規則。民法制度的設計，“并不是建立某種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創造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一個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發的型構起來并不斷地重構。”另一方面，私法關系更主要地涉及私人生活領域。在私法關系中，每個人都有不愿為外人所知道的信息或領域，如個人的隱私、商業秘密等。這些隱私性，本質上也就排斥外人介入安排，因而最加之方法，也就是個人依其意愿自作安排。由此私法的自治性也就顯得更為必要。

再次，私法從本質上說具有其內在的法律調整機制，這正是私法得以自治的基礎。其一，私法具有內在的法律行為的調整機制，如意思表示成立、生效規則等有效地保障了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實，充分維護私法主體的利益。其二，私法具有內在的價值評價體系，誠實信用原則、意思自由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等，且將這些原則確立為強行性規定，當事人違之則不能得到法律保護。保障了私法主體在具體法律關系中的公平、平等。其三，私法具有獨有的制度體系，如民事權利能力制度、民事行為能力制度、交易安全制度等制度體系，為私法主體自治提供了堅實的框架，有效地維護著私法主體的自治。其四，私法具有獨有的責任體系，確保私法主體能夠在私法關系中有效地實行自治，保護私法主體通過自治而取得的權利和利益。也正是因為其具有了內在的法律調整機制，才可以使私法從古羅馬法發展至今，其生命歷經眾多演變，絲毫不減原來之本色。

最后，從根本上來說，自治是反映市場經濟的私法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地追求屬于自己的利益。而私法中的每一個人，都被假設為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己最佳利益的判斷者，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決定。私法是市場經濟生活的法律表現，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所以以自治為特征的私法也就成為了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同時以自治為特征的私法抓住了市場的自由競爭這種社會發展的最基本推動力，并使之法律化，從而也從根本上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私法自治的淵源

1，私法自治的出現和形成

一般認為，私法自治理念濫觴于羅馬法。雖然羅馬法沒有提出完整的私法理念，但當諾成契約在羅馬法中產生時，就意味著私法自治的出現。“關于買賣、租賃、合伙、委任等契約，債務以當事人的同意而成立”。這個產生于萬民法中的被梅因稱為羅馬契約法上的“巨大的道德進步”，它孕育了這樣一個原理：契約可僅基于雙方當事人的合意而成立。而烏爾比安(DomitiusUlpianus)對于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更是明確了這樣一個理念：私法是任意性的，可以經由當事人的意志而設立。這已初步表明了私法自治的本質，但此時的私法自治并未抽象成為民法的基礎理念，而實質上的私法自治應該說是產生于16世紀法國法學家查理•杜摩林提出“當事人意思自治說”(TheoryofAutonomyoftheParties)，他提出應由交易雙方當事人自主選擇法律來調整他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即即當事人的自由選擇應該是適用法律的依據。此后私法自治得到了進一步抽象，18世紀法典化運動，法國民法典鮮明地通過對于契約自由思想的闡述確立了私法自治作為民法的一個基本理念。當德國民法典中法律行為概念的出現，標志私法自治發展到了頂峰。至此，私法自治終于成了近代民法體系中高度抽象的理念。

2，理性人的出現是私法自治形成的核心

無論是古代羅馬還是中世紀的歐洲，法律上的人總是屬于一定身份的。如果不擁有一種身份，那么就幾乎不可能擁有任何財產。在這種情形下，私法自治就無法作為一種基本理念存在。而在古羅馬，這個人僅為具有羅馬公民權的家長，在中世紀主要是封建莊園主，只是到了18世紀自然法與理性主義哲學充分發展、在法國民法典中形成私法自治理念時，這個以當時的資產階級(包括市民與商人)為基礎的“類”的人，才真正支撐起私法自治這座大廈。可以這樣認為，私法自治的形成就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設之上。

三，私法自治的本質：自由的保護與促進

私法自治旨在實現人從意思自由進化到行為自由的目標。私法自治與其說是“自治”，不如說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護和促進。從法律的角度來解釋“自治”的內涵，其應有之意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民事主體自由設定權利義務的自由；二是法律對民事主體適法行為的尊重和肯定，以上兩者都是自由的含義在私法中得到實現所必須的，只有并存于私法自治的理念中，缺一不可，才能實現真正的私法自治。所以，從更為廣義的范圍來說，私法自治的本質，無疑是指對自由的保護與促進。

私法自治在現代民法中的局部擴張的趨勢，在對私法自治進行限制的同時，私法自治也出現了擴張，即在原來傳統民法中不允許或者是限制私法自治的一些領域，私法自治卻出現或者得到加強。主要表現在一些具體制度上。

1、在現代物權法領域，私法自治的范圍仍然有限，但擴張趨勢卻在不斷加強。(1)、物權法定的緩和。即認為對于當事人之間的約定，只要不違反物權法的立法宗旨，并具備一定的公示條件時，可以將其解釋為非新種類的物權而認可其效力;同時，對于社會上出現的與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相適應的物權習慣，只要符合物權立法旨趣，并有一定公示方式時，一般都借解釋而認可其效力。這樣，法律解釋在物權法中實現對行為人意志的尊重上充當了先行者。在法律解釋不能完全涵蓋這種新型物權的特性時，新型的物權就出現了，如所有權保留、讓與擔保等。(2)、物權轉向以用益為中心。在現代民法中，所有權的行使對行為人雙方意志的他物權越來越受重視，尤其是用益物權異軍突起，成了物權法中發展最為迅猛的種類。這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需求，同時也是對于行為人雙方意志尊重的結果。(3)、物權邊緣的模糊化。在現代民法中，在物權與債權之間則出現了一定的模糊區域。在債法領域，由于意志行使的受限，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受限債權，而在物權中則由于對于意志的承認，出現了物權的自由化。

2.婚姻家庭法中私法自治的擴張。(1)離婚法從有責主義到無責主義,現代離婚法中大都采用無責主義：當事人只要認為婚姻已出現破綻，且無回復的可能，并具備一定外在表征，即可離婚。這樣不僅有責一方意志得到了尊重，而且雙方生活隱私也得到了保護。這樣，由于對人的尊重，離婚法中的道德性因素被排除了出去，自由意志得到承認。(2)對于離婚協議的認可.現代民法實行完全自由的協議離婚：雙方只要就子女撫養、財產分割等達成協議，經過登記手續即可離婚。同時，現代民法還在一定程度上承認這種財產分割的對外效力從婚姻家庭法中出現的這種擴張，在注重意志的同時，更多地是對人這種生命體的尊重。

這樣，現代民法中的人更為多元，在承認理性的、抽象的人的同時，也承認人的不足;在關注作為類的人的正義時，還重視具體人的正義;在關注個體的同時，更對整個人類命運進行深層的關注。正是這些，使得私法自治這一變化趨勢。

法律對網絡的介入

在法制史上新的部門法都是產生在介入新的法律領域的基礎上的。由于新的領域行為規范不統一、處于一種相對混亂的狀態下，要規范人們的行為僅依靠道德是難以實現的，法律作為人類最具代表意義的行為規范規范、作為治理社會的有效方法和機制就應當介入網絡世界規范網民的行為。

網絡并不是一個純粹自由的空間，它是現實社會在網絡上的延伸，受到現實社會法律的約束，從而防止因權利濫用對國家、組織或者他人造成侵害。網民作為一個具有行為能力的公民要言責自負，不能為了宣泄自己的情緒而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甚至國家利益。權利和義務永遠是統一的，而目前網民言論所呈現的狀況是權利本位的無限擴張和義務本位的缺失。隨著電子網絡科技的發展法律應該介入網絡的虛擬世界，網絡犯罪正是網絡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法律既然是人們的行為規范，那么網絡行為應該得到規范，法律就應當介入網絡世界這一新的領域。

結語：

法律的發展是社會的自覺狀態，近代以來法律的發展的趨勢包含著人們對生活經驗的反思和對直覺情感的超越。縱觀世界法制史，人類社會從習慣、禮儀、宗教、德教等無形的行為規范到法律這一有形的行為規范，法律走過了族群法、城邦法、國家法、國際團體法的發展過程。在法律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強調人權、自由、民主使私法得以充分發揮，作用日益擴大，而公法必然要得到限制。總結世界法制發展規律，我們發現各種法律將不斷融合而趨向于全球化的統一，在這全球法律下各國的法律形成的是多元化的法律格局，并且法律不會停止對新領域的規范，對網絡行為法律應予以規范。

在此筆者認為從法制史的角度來講，法律的發展趨勢還許多值得我們去研究，如法之制約平衡、公法與私法的變化。

參考文獻：

1.參見由嶸主編：《外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頁。

2.[日]穗積陳重：《法律進化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426-483頁。

3.參見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4.參見楊正嗚：《網絡犯罪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79-130

5.參見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45頁。

篇(5)

(一)經濟落后,人才匱乏2013年貴州省經濟增速躍居全國第一,但總體經濟實力仍然很弱,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基礎欠缺。雖然貴州省政府和人民都在積極建設全省文化事業,推行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與其他省市相比較,只是杯水車薪。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不僅需要文化資源基礎,同時也需要大量技術創新人才的支持。而貴州省屬于西南貧困省,人才吸引能力弱,人才資源匱乏成為阻礙貴州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原因之一。

(二)文化旅游資源開發不成熟旅游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密不可分,文化與旅游的融合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文化產業是一種抽象形式,需要利用旅游產業為載體來表現。貴州省旅游資源豐富,但旅游資源分散且整合開發難度大,并且宣傳力度不夠廣泛,很多人對貴州的認識停留在很片面的層次上。另外,貴州省旅游產業大部分是依托自然景觀資源,旅游產品大都只是對自然資源的初級加工,復合性差,業態品種單一,基礎配套設施不夠完善,總體發展不成熟,導致文化創意產業的探索發展路徑比較模糊。

(三)全省整體文化發展不均衡,項目層次低貴州省文化以省會貴陽市為中心向四周各縣、市輻射,并呈衰退減弱勢。各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極為不平衡。省內目前已有一批省文化產業示范基地,但是缺乏高端、大型、創新的項目支撐,并且大部分已有項目屬于外層面,核心特色性較弱。省內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化產業園區例如多彩貴州城、貴州水田國際旅游文化創意產業園、仁懷名酒文化產業園等正在建設中,項目未來影響力與成效性不可預期。

(四)文化產業管理體系不完善貴州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貴州經濟欠發達,文化基礎設施薄弱,體制不夠完善的基礎上形成良好的文化市場,需要政府完善融資體系,給予文化產業政策性支持,鼓勵更多的文化企業入駐貴州,引進先進技術充分發揮利用貴州省先天資源優勢。另外,文化產業管理體系不夠完善,涉及的相關部門職能界定不清,管理效率低,導致資源的不合理和無序的開發利用。

二、發展建議和對策

(一)有效合理地開發文化旅游資源貴州省總體地勢不平,旅游自然資源雖豐富但開發難度大,由于經濟政策等原因許多自然資源并未充分挖掘。另外,已開發的部分資源存在開發定位不明確,旅游產品單一等問題。建議由政府主導合理有效開發自然資源,通過精確論證及規劃后再開發,避免自然資源的浪費。

(二)利用品牌效應和現代傳播方式有效宣傳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的結合是貴州省目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必然趨勢,而如何有效地宣傳貴州省特色文化是貴州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關鍵。結合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成功案例,比如迪士尼樂園,通過塑造一系列卡通形象,捧紅了米奇,維尼熊等卡通明星。吸取經驗,可以通過塑造貴州民族文化形象,借用“多彩貴州風”等品牌力量帶動,結合現代傳播方式,以動畫片敘述或其他形式,對貴州省民族特色進行宣傳。同時開發相應的文化旅游產品吸引游客消費,并將貴州文化傳播出去,以旅游產業為載體彰顯貴州民族文化特色。

(三)將傳統文化產品與創意產品有效結合貴州省的文化產品大部分停留在對文化旅游資源的初級加工層面上,缺乏創新性和復合性。建議由政府主導充分整合資源,融入創意元素,利用現代先進技術等方式對文化產品進行升級。發展民族產業,以民族活動為突破點,開展各類民族展覽會,結合貴州傳統特色產品和文化,開發符合時代潮流的創意產品,吸引資金和人氣,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四)健全體制,營造良好的文化產業市場環境良好的體制是文化創意市場順暢運作的保證,貴州省應拓寬文化產業融資渠道,完善文化產業的管理體制。推行一定的扶持政策,為各類文化創意項目和文化相關企業提供發展的平臺和機會,促進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相互流動;規范相關部門,明確管理職權,提高管理效率。政府計劃與市場控制共同作用,調節經濟和監管市場,營造良好的文化產業市場環境。

三、結論

篇(6)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闡明了著名的“看不見之手”機制，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在利益驅動下，主觀上為自己的微觀經濟主體可通過分工和交易而客觀上為社會工作，從而實現自利與互利、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相互聯系。故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不像重商主義者聲稱的那樣，一定是非贏即輸的，而是可能實現“雙贏”的。經濟主體的“利己”不應通過損人去實現，而應通過利他來實現。具體途徑為，社會各經濟主體按自己的特長實行分工，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在總體上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顯然，交易活動一旦越出本國范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就出現了。斯密的這一理論被稱為絕對優勢理論。這一理論雖然解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動因，但卻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即如果一個國家在任何商品生產上都沒有絕對優勢，那么這個國家還能不能參加上述國際分工?另一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相對優勢)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論一個國家的經濟處于怎樣的狀態，經濟力量是強是弱，技術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確定各自的相對優勢，即使總體上處于劣勢，也可從諸多劣勢中找到相對優勢。比較成本的關鍵在于比較。

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回答了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上的比較成本差別呢?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O理論)對此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國之間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國的生產函數都是相同的。與此不同，李嘉圖的理論則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之差別造成的，也即各國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時期內這類不同性保持不變。在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市場結構為完全競爭。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這兩個理論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在H—O理論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規模報酬仍然不變，市場結構仍為完全競爭。H—O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無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的貿易理論(我們不妨將這兩者合稱為傳統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之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通常的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缺資本和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后者，出口前者。應該說，上述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某些貿易格局上是相當成功的，并曾在相當長時期內構成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的主流，但它們終究存在著局限性。

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差異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的資源稟賦理論，其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資源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國際間流動，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的特征。但處于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資源可以在國際間流動；自然資源通過技術進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資源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而以“質量”上的優勢彌補“數量”上的劣勢。這表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并不一定具有動態的競爭優勢。

新貿易理論的形成與不足

由于傳統貿易理論是以“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基本假定的，故很難解釋二戰到1975年間出現的大量新現象：國際貿易的壟斷競爭、新技術保護主義、產業內貿易等。事實上，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不完全競爭”予以概括。

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爾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間要素稟賦條件及生產函數并無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區際差異也可引致互利的貿易。他指出，許多國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種類相同、但品牌不同的產品。它們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在多數情況下表現為消費者由于買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業品而獲得了效用。故產業內貿易可以得到解釋。在這類貿易中，產品差異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謂產品差異化是指在同類商品或服務中，廠商通過質量、功能、款式、品牌、廣告、售后服務等環節上的努力使自己經營的一種具有某種特色。它與不完全競爭，尤其是壟斷競爭相聯系。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產品之間的類似性會使它們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競爭；而產品之間的差別性則導致一定程度的壟斷。產品差異程度越高，產品的可替代性越小，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越低，其結果是廠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產品的價格。而這是以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傳統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的。針對傳統貿易理論的不足，以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除了產品差異化以外，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規模經濟。即指企業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因參與國際貿易導致市場擴大從而使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比，新貿易理論大量運用產業組織、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和思想來構建新的理論模型，使國際貿易理論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的新貿易理論仍然沒有兼容傳統的比較優勢，故其對貿易現實的解釋能力仍然沒有一般化。1985年，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新貿易理論趨于成熟。該書綜合了各種新的貿易理論，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從而把新貿易理論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使其適用性進一步增強。該書提出的一個貿易模型不僅導入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因素，符合壟斷競爭假設的條件，而且還兼容了傳統比較優勢，從而使新貿易理論更一般化，解釋力更強。該模型表明，第一，產業間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基礎之上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國之所以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凈進口國，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較優勢。第二，產業內貿易則是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基礎上的，即使兩國具有同等的技術水平和相同的資本—勞動比率，兩國同產業的廠商仍將生產異質產品，消費者對外國差異制成品的需求仍將引致產業內貿易。由于對規模經濟的追求，貿易雙方一般只能生產種類有限的產品，然后通過產業內貿易來增進雙方的社會福利。第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和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貿易理論的上述改進使其成為當今的主流貿易理論。但由于該理論是產生于市場經濟相對發達國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沒有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看問題。對一些可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的線索也沒有進一步研究。例如(1)新貿易理論假定各國市場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為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從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之角度考察國際經濟和貿易，因而對正處于經濟轉型的中國來說，缺乏針對性和適用性。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是由產權清晰的企業和市場機制自動實現的，國內貿易機會假設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慮。(2)新貿易理論揭示了技術對貿易之間的正面促進作用，但對后起發展國家如何利用技術因素實現“趕超”沒有深入探討。(3)新貿易理論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較優勢內涵的三個層次

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顯然，中國經濟要迎接經濟全球化及加入WTO帶來的嚴峻挑戰就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是我們認為，要避免落人“比較利益陷阱”，這種比較優勢的內涵不可局限于傳統的狹義的層次，而應突破現有理論的窠臼，拓展為以下三個層次。

1．比較優勢I：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

任何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會受到其國內資源稟賦和比較成本的制約，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從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按照傳統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和貿易還不能過早地放棄，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利益驅動觀念普遍增強，市場機制將經濟資源更多地配置到能體現和發揮中國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通過這些產業之產品的出口，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源轉換”，即以本國的低位資源換取國外的高位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當前及今后中國仍需繼續充分利用傳統的比較優勢，其理由有：

(1)當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約束。

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若目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將面臨嚴重的要素投入約束，這些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人才等。繼續發揮傳統的以要素稟賦和比較成本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可以為新興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技術，培養企業家才能，從而為技術創新、突破生產要素的投入瓶頸和促使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打下基礎。

(2)繼續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有利于中國提高資源在宏觀層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觀經濟學的原理表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利用不足和利用過度都是經濟缺乏效率的表現。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業(不論其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意味著實際GDP低于潛在的水平。目前我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成本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經濟競爭力與它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低緊密相關，過早地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只會導致欲速則不達。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將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保持。我們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將其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過來。為此，要破除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以及認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我們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隨著現代技術，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向越來越多的產業滲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含量也會大大提高。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中也有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故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生產環節是發揮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國企業在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中，都應重視在更重要的生產經營環節中積累，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例如，在紡織品生產中，我國企業已經在加工環節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高質量面料及輔料、設計等生產環節尚不具有優勢。再如，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既取決于生產環節，也取決于流通環節，有時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努力開拓自己的國際營銷渠道就更為重要。

2．比較優勢Ⅱ：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

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現有的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一方面，中國人均占有資源數量本來不豐裕，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包括農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可以預料，國內市場化進程愈快，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改變也愈快，轉換出口商品結構的要求愈迫切。同時，資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收入彈性低，隨著中國外貿規模的迅速擴大，外部市場需求的約束力顯著上升。低檔、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呈不斷惡化的趨勢。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必須著眼于享有貿易促進技術進步的動態利益。

一般而言，技術變動的源泉有二：一種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而產生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結果。另一種則是通過貿易等經濟行為接受“技術外溢”(Spillovers)而學來的，稱為“干中學”(Learningby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而只是通過接受“技術外溢”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效應。通過貿易活動可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理念，并將其“外溢”到國內產業。實際上，貿易是與企業家及技術專家的進進出出相關的。由于他們的進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術穿過國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轉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須了解國外的市場需求，外國買主的訂單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設計、款式、生產工藝、用料，成本等多種有價值的信息。這類“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可構成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世界上存在眾多發達國家的條件下，較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或軌跡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作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避免走“先發”國家已走過的“彎路”，以更短的“捷徑”、更快的速度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水平上的距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僅僅依靠從內部演化出現代經濟結構的過程是極其緩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出局了。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自己的國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是發揮中國原有比較優勢的重要舉措。為此，中國今后在發展經濟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1)重視國內的區際貿易。

中國地域遼闊、區際間資源稟賦差異顯著，國內貿易發展尚有很大潛力，國內區際分工和貿易可以降低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成為其國際競爭力的一個來源。為了加快國內統一商品與生產要素大市場的形成，提高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應大力發展全國區際交易網絡，允許企業跨地區發展和兼并，切實推行政企分開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護本地企業的利益沖動，從而降低自然及人為原因引起的區際交易成本。

(2)重視擴大開放，積極與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建立長期合作的關系。

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這實際上是國際經濟社會對我國政治穩定、經濟健康發展的肯定。我們要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出發，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升級緊密聯系起來，以此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是跨國公司，特別是大的跨國公司。在“入世”、外資跨國公司大量進入情況下，我國企業與外資跨國公司的相互關系，既有激烈競爭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資企業的當地化戰略往往需要尋求中國當地企業作為合資合作伙伴。在合資、股權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國企業有可能通過股權紐帶與外資跨國公司形成某種“激勵兼容”機制，從而加快我國企業進入國際銷售網絡的步伐和創新進程。

(3)重視用現代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高技術是一個動態、相對的概念，對于傳統產業，應該利用現代適用技術，技術創新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和試金石的，它不僅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特征，也是傳統產業增強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技術成果在技術上最優并不自動等于經濟上也是最優。如果某項成果實施成本過高或難以產業化，就只能處于“樣品”階段。在產業內貿易量趨于增加的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與出口什么產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運用什么技術和方法來生產這種產品。例如，同是生產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種的方法生產，也可用機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術去生產。欲將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有兩條途徑。其一，通過技術創新，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后消化、吸收的技術與我國的勞動力結合，生產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高技術產品，但在我國生產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價格競爭優勢。其二，通過技術創新，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深加工、細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場接受的產品差異特性。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我國企業生產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價格競爭優勢。這兩條途徑也可兼而用之。

3．比較優勢Ⅲ：競爭優勢與制度創新

在不完全競爭的當代世界經濟中，國際貿易是按包括了競爭優勢在內的廣義比較優勢進行的。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而競爭優勢則建構于不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這是傳統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區別所在。在現實世界中，傳統比較優勢僅僅表明了價格競爭的一種潛在可能性。事實上，比較利益的獲得是要以產品實現價值為前提的。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不存在規模經濟與公司活動，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非價格競爭，故比較優勢直接體現為價格競爭優勢。因而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價格競爭優勢不但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能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素。我們認為將競爭優勢概念納入到廣義的比較優勢體系中去，有利于從理論上更好地指導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一國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國經濟學家M·波特提出來的。他認為一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取決于四個基本因素：即生產要素需求、相關支撐產業、企業的經營戰略、組織結構與競爭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輔助因素，即機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關競爭優勢的上述決定因素對于一國提高其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同時也對廣義比較優勢概念內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的局限性在于視制度因素為給定的前提而沒有予以關注。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創新來推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構成了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內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1)制度創新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與有形資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復地產生收益相類似，人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投資后，一旦擁有了熟練的技術，也可憑借技術不斷獲取較高的收入，故可把勞動技能視為一種資本，即人力資本。克魯格曼在闡述新貿易理論的論著中多處引用“人力資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將人力資本視為某種“存量”。經濟理論中的另一概念“學習曲線”也內含著人力資本的積累可導致動態生產效率提高的觀點，但這一概念沒有把技術進展與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訓方面的投資聯系起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國的制度因素制約了該國人力資本的積累，那么該國的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反之，則可能形成某種良性循環，即一國的制度創新可更多地激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由此導致該國經濟競爭力的增強和財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強的能力增加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創新所致的人力資本增多可以構成一國經濟增長和外貿發展的“內生變量”。

在企業層次，人力資本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企業家作用的發揮上。在國際商務領域，交易比國內商務更加復雜，履約保障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業家才能。新貿易理論將規模經濟視為貿易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因，而企業的規模實際上是企業家能力的函數。企業家能力的發揮是企業規模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見規模經濟的重要來源之一是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因此，若一國的制度因素能對企業家擁有的特殊人力資本形成提供足夠的激勵，就可以更快地產生一大批熟諳國際貿易和海外市場的企業家，從而直接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促進其原有比較優勢的發揮。

經濟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是最有效的。薩伊曾指出：“安穩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的果實乃是誘使人們把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用途的最有力動機。”從理性預期的角度來看，產權明晰的制度可為人們進行人力資本自我投資和積累提供確切的預期，故可對一國具有國際水準之企業家群的產生提供可持續的有力激勵。歐洲諸國早年大批具有國際水準的企業家的涌現及由此導致的海外商貿的發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筆者認為，在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中，注意用創新的制度將貨幣收入、股權、住房、福利等一攬子綜合經濟利益與企業員工(尤其是企業家)的貢獻業績緊密聯系起來并予以保障是極為重要的。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既應看到相當一部分人口素質差、就業人口文化程度低這個嚴峻事實，也要看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可塑性。通過制度創新加強全社會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更加重視教育和職業培訓，無疑是培育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的戰略舉措。

(2)制度創新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組織結構，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要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益，必須改善中國企業的組織結構，由單純的買賣觀念轉變為全面市場介入的現代國際營銷觀念，建立信息來源準確、渠道通暢、反映靈敏的國際營銷網絡，從原來只能把產品賣給中間商、轉口商，轉變為把產品直接賣給進口商、批發商，甚至大型超級市場和連鎖店，努力提高單位出口額的利潤。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的的企業組織結構演進需要遵循兩條原則。其一是產權明晰的原則。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得以進行的根本條件和邏輯起點是允許并鼓勵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對自身利益的正當合法的追求，并通過制度對人們以貢獻性努力而得到的正當利益予以維護。舍此，經濟主體就會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費用的動力，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的活力源泉就會被堵塞。產權明晰有助于中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斷探索建立一種更能節約交易費用、生產費用和組織費用的新的組織結構。其二是資產重組的效率導向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無論是托拉斯還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動因就是人們對提高經濟效率的追求。對于參與國際經貿的大批中小企業而言，可以股權或契約等方式將自己的產銷活動納入大企業(集團)的經營體系，還可以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機構建立相互支持、補充、服務的橫向聯系，以形成某種“群效應”(clustering)，從而大大降低參與國際商務的交易成本與風險，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3)制度創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發揮引導作用，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戰后50余年的經濟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義的“守夜人”。劉易斯曾指出“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積極刺激下取得進步的。”對于中國而言，通過制度創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第一，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總體上經濟欠發達，但從局部看，仍有經濟上較為發達的地區。只要政府積極予以引導和扶持，可以使這些地區率先成為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地區。這些地區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和轉移技術的機會，加快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和適用技術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創新，結合本國的資源優勢，進行規模經營，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以爭取更大的比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過加大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提高本國已經擁有之要素的品質。例如，外貿的發展不僅可以更多地引進及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而且能使本國企業由此掌握國際市場上更多的經貿信息，更多地了解國外的技術、生產和市場需求態勢，感受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激勵技術創新的增多。這在高新技術變化與更新速度快、產品生命周期短的現代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政府可以依據“窄幅移動帶”(TheNarrowMovingBand)原則，盡可能正確地選擇特定的關鍵產業予以適當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高技術產業的競爭優勢往往是人們努力創立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政府在支持高技術產業領域問題上經過慎重決策是可以避免失誤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國政府在選擇那些能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關鍵性產業，如計算機、電信、生物技術等產業方面發生信息不完備的可能性較少。因此，世界各國政府對這些產業大多予以支持。此類產業一旦獲得成功，通常可產生廣泛的外部經濟，且能占領相應的國際市場份額。這種戰略貿易政策的著眼點不是一般的保護幼稚產業，而是在關鍵產業領域內創造比較優勢。當然，政府的“保護”必須是暫時的、積極的，必須與促進企業努力參與競爭結合起來，而且應盡可能取得別國的諒解。同時，政府也要努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經營環境。應該指出，國家是國際經濟潮流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經濟主體，國家之間的差異，政府效率的差異也可納入一國比較優勢的范疇，而對國際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對于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來說，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其本身應構成制度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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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全球化貿易壁壘對策

1經濟全球化的表現特點

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在于生產全球化。生產全球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單個企業（主要是跨國公司）的國際化生產向縱深推進，在組織安排和管理體制上超越國界局限；二是跨國公司及其分支機構之間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建立全球生產體系，國際分工更加細化。近年來受交通運輸、通訊及信息技術發展的帶動，企業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和在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上進行各類生產。因此越來越多的公司走出國界，實現跨國經營成為生產全球化的主角。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起了主導作用。它們依靠競爭優勢，實施全球范圍內的最佳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的組合，節約了生產成本，提高了企業經濟效益，不僅使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增長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而且也使跨國公司成為各國經濟聯系的主要渠道，加深各國間經濟的相互依賴與影響，也帶來了貿易的自由化。

2經濟全球化下國際貿易的特點

貿易自由化體現了跨國公司生產全球化的市場目的，因此它與生產全球化相伴而生。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深，國際貿易已經出現了幾大特點。

2.1國際貿易的內容在比例結構上出現了重大變化

二戰后，服務貿易發展速度一直高于商品貿易發展速度，服務貿易的比重相對于貨物貿易正在快速上升，至1997年，世界服務貿易額已相當于當年商品出口貿易額的25％，這一比例數還在逐年提高，使服務貿易越來越成為世界貿易新的增長點,工業制品中技術產品特別是高新技術產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產品中具有特別意義和戰略意義的資源產品的貿易量增長迅速,綠色環保產品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

2.2產業內部貿易比重上升

20世紀80年代以后，區域經濟一體化在更大范圍內推動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加速資本的相互滲透，深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國際分工，進而推動了產業內貿易比重上升。在21世紀，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縱深發展，這種趨勢將繼續擴大。

2.3區域內貿易擴大，全球貿易向自由化方向發展

由于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區在各地區的相繼建立，使自由貿易區內部關稅將最終消除，生產要素逐步實現自由流動。因此，在一體化區域內部貿易量將迅速增加，同時將減少與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使貿易更多地在區域內部進行。在多邊貿易體制另一側發展起來的區域經濟合作以降低貿易壁壘、推進貿易自由化為中心，區域貿易自由化正成為全球現象。

2.4世界市場競爭激烈,貿易大國摩擦此起彼伏

近年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發展經濟的立足點放在世界市場上，為了發展經濟，都要擴大出口，市場競爭大大加劇。各貿易大國競相擴大海外市場，必定會加劇它們之間的貿易摩擦。隨著國際貿易體制的改變，發達國家往往打著合法的旗號，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和歧視政策。

2.5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正在穩步上升

國際分工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發展中國家已逐步改變了只生產和出口原材料的情況，發展了自己的多種制造業，且制成品出口日漸增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以及工業有較大進展的國家，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正在大力發展某些中等技術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這導致了發達國家對外貿易的地區結構的改變。

2.6各國外貿額相當于GDP比重大幅升高

1950年國際貿易占全球生產的比重為7%,現已接近20％。到1997年，世界主要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額占GDP的比例都是1995年的兩倍以上，有的甚至達到了1995年的三倍。這些特點將會導致全球貿易額和貿易量的增長。國際貿易額增加使各國外貿依存度加大，國際貿易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據預測，到2020年，貿易將占GDP的50％，世界貿易活動將更加頻繁，貿易仍將是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3貿易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貿易全球化已經成為了不可逆轉的趨勢。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全球化具有兩重性，既為他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給跟他們帶來諸多問題。從而使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是發達國家由于對國際貿易的壟斷，長期與發展中國家進行不平等交換,使得初級產品與制成品的價格“剪刀差”不斷擴大，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不斷加大工業制成品的全球份額的同時，又不斷提高高科技、尖端技術等知識含量高的產品在其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以推動世界貿易增長。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大多實力弱小，競爭力不高，容易受到跨國企業的沖擊，一些民族名牌產品消失而代之以跨國公司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國際名牌。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將面臨著更為不利的影響和更大的損失。

二是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基礎脆弱，其單一，畸形的經濟結構使得發展中國家仍是發達國家的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盡管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有所發展，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有所增加，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其地位仍然是從屬的、次要的。例如，1996年全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60%，而發達國家對外貿易額占全球貿易總額的85%左右，顯然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貿易比重。如果從國別來看，發展中國家的全球份額更是少之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然而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占本國GNP的比重卻很高，遠遠大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加之發展中國家對國際貿易存在著嚴重的依賴，這使得國際市場的微小變化，都會對發展中國家產生巨大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更多地取決于國際市場，但又無力支配國際市場。

三是在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推動下，各國逐步降低關稅，大大推動了貿易自由化進程，但各國都希望實現本國順差，紛紛采取不同形式的保護措施。發展中國家由于民族工業稚嫩,工業化時間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弱，因此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比發達國家更多地利用貿易保護政策，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各國擴大對外開放，逐步下調關稅，減少貿易障礙。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嫌其步伐太慢，要求實行“貿易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大力推行“全球貿易自由化”。由于貿易自由化是發達國家率先發起并積極倡導的，他們的動機就是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在經濟領域的優勢。因此建立在以這些根據西方發達國家決定性影響建立起來的世貿規則為基礎上的全球化貿易體系在實施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不合理，比如發達多家對夕陽工業的保護在多邊貿易體制中被合法化，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實質上的不平等；一些雙邊合地區貿易協議更是通過提高“市場準入”標準對發展中國家強加了苛刻的條件；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設置的高額貿易壁壘，阻礙了發展中國家向有利可圖的市場出口；為維護既得的利益和獲得更多的利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卻采取了更具靈活性和隱蔽性的非關稅壁等。這說明貿易自由化實際上只是為了維護發達國家自身的利益，而脫離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因而對發展中國家十分不利。

四是世界貿易在20世紀下半葉增長了19倍，發展中國家在近十年中，以每年平均5.6％的經濟增長率向前發展。這與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積極的向各種世界性的貿易組織或者區域性的貿易組織靠攏，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發展是分不開的。發展中國家處于多邊貿易體制中，使自己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二戰以后，阻礙發展中國家貿易發展的最大的障礙是這些國家貿易體制的不穩定和不透明。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最大的好處就是迫使他們建立起穩定透明的貿易體制，這也就自然而然的為他們的出口創造了巨大的潛在好處。并且，參與多邊貿易體制使得發展中國家獲得了新的市場準入機會以及在參與國際貿易活動中受到多邊規則的保護。

4新貿易環境下我國的對策

面對貿易全球化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采取相應的對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大力發展國際貿易。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反過來加速了國際貿易迅猛發展。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凡是積極參與的，都從國際貿易中獲得了益處。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開拓國際市場，大力發展雙邊及多邊貿易。我國可以在世貿組織非歧視原則下，在一個多邊的、平等的、互利的框架下，進行雙邊及多邊貿易，可以聯合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建立國際新秩序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還能利用世貿組織解決爭端的機制，平等地解決與其他成員國之間的經貿糾紛。因此，應盡快調整我國的外貿政策，改革外貿體制，加強國際之間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