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化地理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 選題意義

選擇“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設置與空間布局研究”為題，主要原因在于最近所參與的“長沙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課題涉及到對長沙市公共文化設施體系的研究。通過對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的級配體系和空間布局的研究，結合長沙市中心城區現狀，對其公共文化設施空間布局進行綜合評價，總結出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文化功能在空間上的發展規律，以便有針對性地加強薄弱環節，促進薄弱地區加快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提出改善公共文化設施空間布局的優化策略建議，進而引導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合理布局以及文化功能的合理定位。

2. 研究價值

中國快速城市化已經持續30多年，物質財富已得到一定的積累，人們已從只追求物質滿足到逐漸重視精神層面的享受。文化作為精神文明的代名詞，在以往的城市建設中往往處于不夠重視的地位。公共文化設施作為城市文化建設、乃至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載體和硬件支撐，其在提升城市文化品質和改善人們的文化生活中都舉足輕重。如何對各級給類公共文化設施進行科學合理的設置?如何讓公共文化設施在空間布局中既便利人們的文化需求出行，又符合城市總體發展戰略?

本次研究結合城市規劃空間研究的學科特長，擬將空間分析概念以及空間數據分析引入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空間布局的研究中，希望能以此作為拓展區域城市規劃研究方法的一種有益嘗試，為相關地區的同類研究和實踐提供借鑒。

二、本課題國內外研究現狀和發展動態

1. 國外研究現狀和發展動態

(1)從“文化政策”到“文化規劃”的進展研究

20世紀中葉，由于西方國家陸續開始了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許多城市面貌顯露出了許多衰敗的跡象——荒廢的工業區、破敗的港口區、廢棄的老城區，并由此給西方城市社會帶來了諸多問題。在此背景下，文化因素在規劃理論中顯得越來越重要。西方社會認為，要使得城市的發展在全球經濟秩序中立于不敗之地并能夠取得突破，城市就必須塑造高品質的文化環境和優越的生活環境來吸引高層次人才，進而吸引更多的投資，讓城市開始重新展現活力。正是基于西方城市的發展背景和現實問題的驅使，西方社會開始了“文化規劃”，并在北美、歐洲及澳大利亞等地區掀起了熱潮。

mereer(XX)指出當時西方的文化政策在集中鼓勵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通過專辟文化產業區，建設高檔的文化設施項目等將城市營造成一個強調體驗和參與性的文化消費的天堂。但由于產生的文化設施活力只是建筑在高檔消費空間和消費階層之上的假象，結果是破壞了原有的社區文化根底，沒有所謂體現了當地文化生活的個性特征。因此，在這種現實問題的驅使下，西方開始重視文化規劃。mills等(XX)指出城市規劃中，要將文化融入到城市整體的發展思考當中，進而制定出綜合的規劃，需要進行扎實的研究。規劃思想要從制“定文化政策”提升到“文化規劃”的層面，從城市側重于簡單的建設大型文化設施發展到注重城市軟環境的建設，完善設施的網絡化建設，構建整體的宜居環境.robyndowlin(1997)指出盲目的迎合文化消費產業的大規模設施復興建設，給城市帶來的是短暫的繁榮，卻造成了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進一步加劇，甚至還破壞了原有社區的文化根基perlo harveyst(XX)指出“文化規劃”應該將城市文化特征的塑造同居民的文化需求聯系起來，結合城市設計，通過對文化設施的規劃建設、城市區域的更新發展、公眾對文化規劃的參與，將規劃設計藝術同人們的文化需求結合起來。

(2)城市公共文化的多用途開發

西方文化設施的多用途開發與建設最早出現于美國對文化設施的綜合性布局與開發。斯內德科夫(XX)在他所著的書中介紹了世界各地文化設施綜合性開發的成功案例。例如紐約市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開發模式是通過將文化設施與辦公室、零售、餐飲、娛樂整合，通過商業收入可以維持自身的運轉，這類建筑綜合體的出現可以提升城市整體的環境。同時，也可以結合房地產開發將圖書館、音樂廳、展覽館等與其他設施整合在一個屋檐下，向基層社區闡述文化藝術的重要性。

書中還指出文化設施綜合布局與開發是一項非常復雜的開發過程，由于規模大，設計相關設施較多，各種用途之間需要相互協調，這就意味著開發風險更大。但作為城市經營中一種行之有效的模式，可以兼顧各方利益，促進一個區域的繁榮。

綜上所述，西方國家對文化設施的開發與建設非常注重保護本國的名族文化和社區居民的文化根基，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事業。政府出臺大量政策保證大型文化設施的建設，激發城市的活力，實現城市的復興。同時也會盡力豐富基層民眾的文化藝術活動設施，使整個社會充滿文化藝術氣息。對于西方國家100多年來對城市文化設施規劃布局與建設的成功經驗，有助于本論文對本國文化設施布局規劃的研究。

2. 國內研究現狀和發展動態

(l)側重于現狀文化設施空間布局研究，特別是大城市文化設施空間布局研究。

張秋景 (XX)著重分析北京市文化設施建設布局現狀，將北京城市文化功能演進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即從解放初期的50年代至70年代、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至90年代、90年代以后至今。通過研究發現文化設施空間布局在不同時期展現出不同的特點，并指出北京城市文化功能空間布局上存在著如下問題，包括政治文化功能突出，南北城布局失衡以及缺少表現城市文化功能的主軸線，同時對優化文化設施布局提出合理的建議。魏宗財(XX)等通過利用arcgis和spss專業分析軟件，針對文化設施布局進行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分析，目的是得出深圳市文化設施的分布特征，結果認為區際差異大，總體上呈現以特區內為核心，特區外為邊緣地帶的分布格局是其主要特征，進一步分析得出區域經濟、人口分布、交通區位、政策等主要方面是造成現有分布格局的重要原因，最終得出了深圳文化設施空間布局的結論。段成榮(XX)主要通過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即參照國內和國外同類城市及相類似城市比較有價值的城市經驗，指導寧波城市新區公共文化設施規劃。論文主要選取了國內外較具代表性的大城市，分析城市中文化設施的建筑密度，最終構建出寧波市新區文化設施的配套指標。

(2)側重于特定類型文化設施的空間布局研究，例如博物館，圖書館，展覽館等文化設施。

于紹璐、張景秋(XX)通過對北京市博物館、體育館和展覽館空間分布現狀和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并利用excel和maphifo作為主要研究工具，指出北京市這三類文化設施的分布具有較為明顯的南北、內外和城區間差異。這些空間因素影響了文化設施的利用，同時還提出了非空間影響因素的概念，這兩類因素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不同地區居民在享受文化設施過程中的不平等性，以及較為明顯的供求不匹配現象。在此分析基礎上，對北京市文化設施布局與建設提出了若干建設性意見。李國新等(XX)系統的研究了公共圖書館的規劃布局與建設，從公共圖書館規劃與建設標準的編制背景與主要作用、公共圖書館建設的基本原則、公共圖書館的規模分級和分級指標、公共圖書館的布局與選址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對城市公共圖書館的布局發揮了科學的指導作用。

(3)與文化設施布局相關的理論也日益受到相關領域專家的深入探討。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文化產業改革日益深化。公共文化設施作為當下文化產業的物質載體，受到文化產業布局的影響。王偉年(XX)運用地理學、文化學、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對城市文化產業的區位因素進行了系統分析，并探討了城市文化產業的地域組織問題。劉展展(XX)以深圳市特區內文化產業為研究對象，運用gis空間分析工具，在城市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理論的指導下識別了深圳市特區內文化產業在城市空間分布的特征主要包括:沿城市主要道路分布的趨勢明顯，與文化設施分布密切相關，區際差異顯著，向商業中心集聚。在文中的最后得出影響文化產業空間布局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因素、文化設施因素、多樣性因素、市場需求因素、交通因素、集聚因素及技術因素。

三、主要研究思路和研究內容

1. 研究思路

(略)

2. 研究內容

1 研究目的

借鑒國內外相關案例，分析并確定適合長沙市中心城區的公共文化設施設置標準，并進行設施需求預測，對其進行空間優化布局，探討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的布局模式，已指導城市各層次規劃編制中對公共文化設施的落實。

2 研究內容

第一章 緒論

1.1選題背景

1.2研究意義

1.3研究方法

1.4研究對象

1.5論文內容與框架

1.6論文研究的主要內容

第二章 城市公共文化設施布局相關理論研究

2.1相關概念辨析

2.2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第三章 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設置標準體系構建

3.1現行設置標準

3.2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設置標準的基本原則

3.3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分類體系的確立

3.4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分級體系的確立

3.5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設置標準體系構建

第四章 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需求分析

4.1總體目標

4.2設施需求分析

第五章 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空間布局研究

5.1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空間布局現狀

5.2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空間布局現狀成因分析

5.3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空間布局原則與方法

5.4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空間布局優化

第六章 結論

6.1 論文主要結論

6.2 論文創新之處

6.3 不足及可進一步研究的工作

四、課題在學術方面的創新和預期成果

1. 創新點

1)不僅在宏觀層面，探索公共文化設施的布局符合城市總體戰略要求，在微觀層面，探索公共文化設施的用地布局模式，易于公共文化設施在規劃中的控制與落實。

2)探索出不同級別、不同類別的公共文化設施的設置方法和布局方法，并與用地結合，對城市總體規劃、分區規劃和控制性詳細規劃的編制工作中關于公共文化設施的配置和布局有較強的指導作用。

2. 預期成果

2.1 階段成果

1)對國內外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的相關研究進行對比分析，理清脈絡，界定公共文化設施的相關概念，形成對公共文化設施布局理論研究的文字。

2)分析長沙市公共文化設施現狀，結合相關標準和理論研究形成關于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設置標準體系與空間布局的研究性文字。

3)分析《長沙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課題過程中的一些階段性材料和結論，形成以公共文化設施為基礎的關于長沙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研究。

4)制作調查問卷，并實地考察、探訪，并完成相關數據統計和分析，得出相關結論。 2.2 最終成果通過整合以上各個階段性成果，征詢導師的指導意見，形成《長沙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設施設置與空間布局研究》論文。

五、擬采取的研究方法、措施和進度安排

1. 研究方法及措施

1)調查方法

查閱文獻。廣泛查閱有關設施空間分布理論實踐的相關資料及各類文獻，為本次研究提供理論與方法支撐。

資料調查。調查長沙市規劃局、文廣新局以及相關部門的相關統計資料。 交流訪談。與城市規劃建設、經濟區劃等學科方面的專家以及其他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訪談，聽取建議并指導。

2)分析方法

定量分析方法。運用數學或統計學的方法對文化設施進行量化評估，通過建立量化指標進行分析，主要通過spss16.0軟件運用相關性分析來分析文化設施空間布局與經濟、人口的相互關系。

空間分析法。基于地理對象空間布局的地理數據分析技術，通過發現隱藏在空間數據之后的重要信息或一般規律，獲取科學地描述和認知空間數據理解。

地理信息系統分析法。運用系統工程和信息科學的理論，對具有空間內涵的地理數據進行各種處理和有效管理，達到對研究對象進行描述、模擬和預測的目的，同時運用arcgis軟件繪制簡單的示意圖。

2. 進度安排

1)第一階段

時間： XX年 9 月—XX 年12 月 內容：文獻資料收集、分析和完成開題報告

2) 第二階段

時間： XX 年 1 月—XX 年6 月 內容：完成調查問卷及其分析，完成論文初稿

3) 第三階段

時間： XX 年7 月—10 月 內容：論文修改定稿

4) 第四階段

時間： XX 年 11 月 內容：打印上繳論文

5) 第五階段

時間：XX 年 12 月 內容：論文答辯

六、已有基礎(分與本項目有關的工作積累和已取得的成績、已具備的條件、尚缺少的條件及解決途徑)

1. 工作積累和已取得的成績

在xxx實習期間參與完成《長沙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并獲得長沙規劃管理局審批通過，成為相關地區控規修編的參考性資料。

2. 已具備條件

1)在xxx實習期間，接觸了許多長沙市區的項目，了解了長沙市發展的動態和趨勢，熟悉了相關規劃設計的規范和城市設計方面的優秀方案，閱讀了一些相關資料和專業書籍。

2)xxx公司能擁有豐富的關于公共文化設施相關資料來支持完成這篇研究性論文。

3)《長沙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課題中參與完成的圖紙和文字。

3. 尚缺少的條件及解決途徑

1)缺乏一些世界性的、全國性的數據，這個將通過咨詢有關部門、查閱相關書籍并利用網絡來解決。

2)缺乏對公共文化設施用地兼容性的系統知識，這個將通過認真閱讀相關書籍和案例加以解決。

七、經費預算

八、指導和輔導、論文撰寫(試驗)的教師

九、指導教師意見：

十、教研室(科研所)審查意見：(對選題報告作出評價，提出是否通過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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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編排

教師要結合阿壩州的地理環境、經濟條件等具體條件來進行教材的編撰。由于茶文化是一門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教學，因此，要結合已有一些教材作為基礎,選擇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資料。教材：以王玲的《中國茶文化》為底本，《茶藝百科知識手冊》，和其他茶文化相關教材為資料，學校專職教師根據茶文化的相關資料結合阿壩州的具體情況進行編撰，確保實用。

（二）教學設施

1.教學設施：多媒體演示配套設施、電腦、收錄機、舒緩音樂等設備。

2.教學設備器具：茶具10套、玻璃杯若干只、各類茶葉若干、茶葉罐等。

3.教學場地：茶藝學多功能實訓室、水磨映秀的羌芽基地、茶園、茶藝館等。

（三）課程設置

茶文化的課程設置主要從理論講解和實踐操作兩個方面來考慮，課時的比例應該是1:1.茶文化理論講解主要從茶的飲用和厚重的歷史文化，茶與傳統文化的精髓和融合以及充分利用茶的自然性，結合當地的人文環境和羌族的特定的品茶方式等對茶藝和茶道的重點介紹。比如：客來敬茶，茶與民俗民風，茶與歌舞及楹聯，茶會，茶館與茶藝館，茶的傳說；茶與水，茶之具，茶的山水情結及旅游，品茶與茶藝，茶與茶藝，茶與文學，書畫藝術欣賞等；茶性茶德，陸羽《茶經》的哲學思想詮釋，茶道與飲茶，名家與茶，中日茶道史實比較；茶文化之當代實踐，茶文化和東方文化與現代化，發展茶文化等。除了理論教學，實踐操作也是該課程重要的組成部分。學生畢業后是否能夠熟練的掌握基本技能，旅游英語專業的學生是否能夠從容流暢的介紹茶文化的相關知識，旅游管理學生是否能夠開發茶文化旅游品牌資源等都是重要的考量內容，因此學生在具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的同時需要到茶藝館進行參觀、學習各種茶葉的沖泡方法和茶藝的表演等技巧。學校還可以聯系旅游公司讓學生到相關場所進行頂崗實習，給學生充分接觸社會創造良好的條件。

（四）師資情況及學分計算

由于該課程的操作性很強，因此教師與學生的關系是在師生互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活動中，教師根據學生的行為個性及交往中的表現形成對學生的認知，學生接受了教師行為中所暗含的信息，并根據期望的方向表現出相應的行為。在這種互動過程中，教師與學生相互促進，相互提高。學校安排一個茶道方面專業技能教師與學生互動，教師對茶藝的欣賞水平和茶藝表演的展示會感染、帶動學生的創造力，幫助學生創造自己的輝煌。該課程由于是新開設的課程，可以作為旅游專業的學生的選修課，在大二的時候開設，時間為一年，共72個學分。

（五）考核方式的設計

本課程采用的考核方法分兩部分，一是理論考試。這部分考核可以從平時的學習狀態、課堂展示、學習心得、考勤等方面來進行綜合評定；另一部分可以根據期末檢測的方式對學生進行綜合考核，從茶文化的歷史、茶的種類等方向讓學生撰寫論文或者開展課題研究。為確保論文的質量，提前四周布置論題范圍，本人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為學生簡要講授學術論文的寫作方法及規范要求，規定完成的論文不能少于五個參考文獻。其次是操作考試，這部分的重點放在茶文化講解和茶道茶藝實際操作的考核上。兩種形式的考核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綜合評定，以此來判斷學生的學習情況。

二、結論

篇(3)

關鍵詞： 景觀色彩；景觀規劃；秦咸陽宮國家遺址公園

中圖分類號：TH1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6-0053-01

0 引言

景觀空間源于生存需求，發展于自身特色。目前各地的城市建設欣欣向榮，對于景觀設計的理論與實踐都比過去有了很大提高，許多城市在塑造城市獨特形象上費盡心思。景觀形象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視覺是第一要素[1]。色彩是附著于實體之上，體現實體功能、塑造實體形象的一種手段，因此景觀設計免不了要考慮色彩的選取與搭配。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同步發展的跨文化傳播，源于人類共同特征產生的文化同一性和源于千差萬別的人類生存環境所產生的的文化差異性，這兩種相互交織的力量推動著社會的進步。而地域文化景觀更加注重于特定地理范圍內的文化差異性造就的景觀特質。這就進一步需要將不同地理范圍內的文化視覺特征進行提取設計。

1 相關理論研究綜述

1.1 色彩學 色彩學的這個部分涉及生理學、感知心理學，并且大量運用心理物理學的方法來研究。色彩會因不同觀者、不同條件而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引發出色感（冷暖感、脹縮感、距離感、重量感、興奮感等，由此可將色彩劃為積極的與消極的兩種傾向）、對色彩的好惡（包括對單色或復色、不同色調的好惡）、色彩的意義（象征性、表情性等）、色聽現象（即聯覺）等問題。簡言之，這部分主要研究在特定條件下色彩與觀者的感受、情感的關系，它是以個性心理學的研究為基礎的。

1.2 景觀色彩體系 景觀環境是一種更趨于自然，更多提取自然色彩的存在形式。地理學家把景觀作為一個科學名詞，定義為一種表景象，或綜合自然地理區，或呈一種類型單位的通稱。景觀設計學是關于景觀的分析、規劃布局、設計、改造、管理、保護和恢復的科學和藝術。

城市景觀色彩與城市色彩的概念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兩者都包含城市的自然、人文及社會景觀，但城市景觀色彩涉及的范圍比城市色彩要廣，城市色彩只是強調城市外部空間中的景觀，而城市景觀色彩則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由于城市景觀概念既可以指整個城市整體風貌，也可以指城市中的具體景物，因此“城市景觀色彩”所指代的內容則可從反映整個城市色彩面貌的“城市色彩”概念到反映具體城市景物的色彩，即從抽象到具體，涉及宏觀與微觀，有一定的層次性[2]。

2 景觀色彩設計的原則與目標

色彩屬于心理與視覺藝術感受，景觀色彩組合也應滿足視覺與心理需求為原則。即打造良好的人居環境，滿足文化的繼承和延續性，色彩分區原則性。雖然視覺與心理感受有著不斷變化更新發展的不穩定性，但是它也有相對穩定的方面。視覺需求相對穩定的一面是指人們的色彩觀念常受到理性文化傳統的影響，即這種觀念與當地文化、風俗習慣、密切相關，不易變更。另一方面，在景觀色彩的組合時，也應注意到視覺與心理需求不斷發展、變化這一特點，以求景觀環境色彩的組合順應時代要求。

進行景觀設計的最根本目的就是創造出適合人類生存的人居環境。在城市色彩景觀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的今天，城市化所帶來的文明成果和社會負擔同時擺在人們面前，如何在尊重自然環境的前提下，建立一個良好的城市環境成為21世紀人類發展的主要目標，這也是城市色彩景觀研究的基本理論原則和目標之所在[3]。

3 景觀文化中色彩提取與塑造的手段

3.1 研究區域景觀概況 秦咸陽宮國家遺址公園基址位于涇渭新區南部，秦漢大道東側，蘭池大道北側。北依五陵塬，南濱渭河生態景觀帶。向南通過橫橋可達長安城。東西兩側為渭北商務發展帶。是涇渭新區乃至整個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核心區。

地塊內綠化狀況良好，大面積的農耕用地視線通透，秦宮墻遺址內有一定數量的綠化種植和林地。散布多個村莊，鄉土風味濃厚，但風格特色多樣。

3.2 總體形象建構 在規劃設計中，協調景觀風貌之間的關系，并與規劃分區結構相一致，重點突出遺址風貌景觀，保留自然風貌景觀。景觀規劃目標：①推進發展，刺激增長，依托秦咸陽宮遺址，打造極富秦風秦韻的特色商區。②多元融合，發展文化產業，打造休閑娛樂地帶，營建促進和諧交往的動感空間。③重建濱水生態系統，構件涇渭新區低碳、節能可持續發展的生態人居環境。④保護和展示秦咸陽宮遺址，塑造涇渭新區大秦文化形象，形成大秦文化品牌。

3.3 研究區域景觀色彩提取與塑造 秦咸陽宮國家遺址公園概念規劃設計的色彩提取方式主要以借鑒和概括為手法，收集大量秦文化遺存的文物典籍等進行歸納，最終選定凸顯大秦氣勢的黑色與深灰色為主色調，飾以深紅與暗金色，借以挖掘代表秦風文化的色彩內涵，直觀地表達出規劃思想有的人文精神。秦代文化中的黑色是大量典籍中出現描述的色彩，此處的黑色不僅受到美學因素的影響，還深深地打上了陰陽五行學說的烙印，進而延伸出鮮明的等級意義。

在夜景模式上順型起光，用不同造型和色彩的光環境打造大秦盛世的繁榮景象。并在不同的分區采取不同的色光環境，同時強調當時“國”和“城”的概念，將色彩，燈光，形體，流線有機的融合。

4 結語

景觀色彩是城市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城市的歷史、文化和美學信息，在人文環境的保護和高品質的人居環境建設中發揮作用。色彩還飽含著城市豐富動人的文化情懷，對色彩主題的確定和恰當運用，可以使景觀既有整體美感又散發個性魅力，把城市景觀渲染成高質量的藝術環境[4]。景觀色彩的提取塑造研究為今后的城市景觀色彩規劃提供有益的根據和參考，本文只是對此進行了一個實踐性研究，在今后的多個課題和項目中仍需進一步修正和發展。

參考文獻：

[1]楊毅柳.城市景觀色彩設計研究[D].西北大學學位論文，2011.

[2]盧春霞.城市建設中的色彩問題一對揚州城市色彩的考察與思考[D] 南京藝術學院學位論文，2001.

篇(4)

與會代表提交了論文55篇，大會宣講43篇，歷時3天共分14場次。本次研討會將理論研討與地方文化考察、民間音樂觀摩表演三位一體有機結合，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使研討會區域文化主題得到深度凸顯。

一、文化地理：區域音樂新視角

這一板塊稱為“區域音樂研究與文化地理學”。張曉虹以《區域音樂研究在文化地理學中的意義》為題，強調文化地理學是一門注重分析文化現象空間特征的學科，民間音樂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重要文化現象，是居于鄉音特點的區域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因子，是分析文化區域特征和進行文化區劃不可或缺的工作。強調打破學科畛域，加強文化地理研究與音樂研究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合作，促進區域文化地理研究與區域音樂研究水平的提高。華干林在《揚州地域文化概覽》中介紹了揚州厚重的文化歷史底蘊和豐富的文化遺產。喬建中在《兩點思考，一些問題——簡議區域音樂研究的優勢與不足》中說，區域音樂研究有豐富的音樂資料、研究成果、文獻著述和新方法可供資鑒的優勢，但也存在研究缺乏“后勁”，較少關注大學科的新成果、新態勢的不足。樊祖蔭在《樂種研究在區域音樂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中強調，樂種研究是區域音樂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任務，建議以形態研究為中心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探究。蔡際洲在《音樂文化與地理空間——近三十年來的區域音樂文化研究》中指出，研究對象不斷拓展至戲曲、器樂、曲藝、歌舞、佛教音樂、道教音樂、音樂人才等領域，研究視角從“分布狀態研究”到關于傳播變遷、歷史淵源和生態環境等多樣化方向發展，學科意識日益增強，研究從自發階段逐漸向自覺階段邁進。謝嘉幸作了《音樂學轉向中的地方音樂學構建——以北京音樂學的探索為例》的發言，指出哲學范式的變化使學科音樂學向實踐音樂學轉向，而音樂實踐活動的研究趨向于將分門別類的音樂學學科知識整合一體。作為“地方音樂學”構建，以中國音樂學院的“兩會一節”及相關課題研究為基礎，提出了建立北京音樂學的理論與實踐的思考。

二、理論方法：學科凝練話題多

“區域音樂研究的理論、方法”板塊居于區域音樂研究從自發階段向自覺階段的轉型，規范話語顯得迫切。項陽作了《從整體意義上認知區域音樂文化》的發言，強調區域音樂研究中應關注國家存在，關注國家禮儀用樂制度，從整體意義上認知，立體化地研究區域音樂文化，既要辨析差異性，又要把握整體一致性和相通性。田耀農在《中國傳統音樂的區域分布與區域傳承》中認為，中國傳統音樂傳承形勢嚴峻，民間固有傳承、學校傳承、旅游傳承、館藏傳承、創作傳承和媒體傳承等方式有不同的得失。管建華在《音樂學與音樂人類學的哲學基礎之比較——兼及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反思》中認為，音樂學體系與音樂人類學所具有不同哲學基礎，中國傳統精神倫理哲學的張揚是中國傳統音樂傳承的必要前提。楊紅的《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區域音樂研究》從空間級序、文化類聚、音聲景觀和社會認同等方面提出對區域音樂研究的整體性理論建構。孟凡玉在《關于區域音樂研究的幾點思考》中認為，通過對地域性與跨地域性、傳統性與現代性、穩定性與變異性、鄉土性與都市性的探討揭示區域音樂的地方屬性。洛秦在《“音樂上海學”建構的理論、方法及其意義》中提出，“音樂上海學”是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是以城市音樂人類學為依托的一個特定城市音樂研究的地方性知識的體系化、結構化、學理化研究。該發言與謝嘉幸提出的“北京音樂學”南北呼應，引起強烈反響。劉永福在《“‘同均三宮’只是一種假象和錯覺”嗎？》中認為，“同均三宮”不是黃翔鵬的發明，而是中國傳統音樂的“歷史理論”；它不是“假象和錯覺”，而是中國傳統宮調理論中的一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方光耀在《“世界歷史性存在”視野下的民族音樂》中認為，應從世界整體和歷史時空視角去審視、把握民族音樂現象。楊殿斛在《音樂民族志建構：中國家鄉人類學的“寫文化”》中說，家鄉人類學的音樂民族志構建是陌生化與熟悉化的結合，使音樂民族志“寫文化”有了更多的“客觀”和“深描”的學科價值。

三、江浙音樂：江南文化論得失

第三板塊是“江浙音樂與廣陵派研究”，也是區域會議的特色，即以會議舉辦地所在區域的音樂文化為主題。張美林在《揚州音樂文化研究綜述》中說，揚州民間音樂得到了保護與傳承，《揚州音樂文化簡史》研究是代表之作，揚州大學音樂研究所制定了揚州音樂長久的研究規劃。邵萍在《揚泰文化中的民歌奇葩——揚州栽秧號子結構分析》中說，揚州栽秧號子是揚州民歌重要的組成部分，對揚州道情、清曲和戲曲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張青在《作曲者與唱曲者，不可不相謀——吳江派與吳江曲人徐大椿》中說，徐大椿在吳江派的“依腔合律”的作曲理論基礎上提倡“作曲者與唱曲者不可不相謀”的創作理念。楊曦帆在《民俗場景中的傳統音樂——江南運河音樂文化的民俗與歷史》中說，江南運河沿線是漕糧轉運口岸、商業都會和民間游藝場所，對于民間音樂文化的形成和流布起到過重要作用。

篇(5)

近來國際商務的許多研究都作為國際化階段理論的對立面出現。本文以中國紡織企業為基礎，以實證的方法分析了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過程。結果表明，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過程按階段進行，但并不必然依照國際化階段理論的預期。

關鍵詞：階段理論；紡織企業；國際化模式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6)09-0010-06

一、理論回顧

企業國際化的研究可以聚焦于驗證企業國際化擴張的模式。關于度量企業國際化模式的文獻并不廣泛，并且彼此各不相同，也很片面。所提出的模式通常是被觀察企業行為的反映。例如，瑞典研究者發現了瑞典企業先從斯堪的那維亞國家擴張的模式。Yip，Javier & Monti (2002) 確定美國企業國際化時采用如下模式，即先是加拿大、英國、墨西哥、德國、法國，然后是亞洲國家。加拿大企業國際化時先進入美國市場，后進入其它國家［1］。Davidson(1983)發現美國企業國際擴張時的先后順序是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日本、德國、比利時、墨西哥和意大利［2］。

企業國際化的模式也可以定義為在東道國投資的類型。Hennart & Park (1994)在研究了日本汽車制造商的投資模式后發現，綠地投資比起其他任何投資方式應用得更加廣泛［3］。Stopford & Wells(1972)發現，當商業活動關乎跨國企業的核心業務時，相對于完全的自有資金投資，合資的形式則較少地被采用［4］。Caves & Mehra(1986)分析了138家非美國公司通過新建投資進入美國，而不是兼并或收購［5］。Gatignon & Anderson(1987)用三種模式分析了1 267家公司的進入決策，這三種模式包括完全自有資金投資和其他兩種形式的合資［6］。就新建投資和合資而言，Kogut & Singh (1998)試圖通過對跨國企業本國文化的研究來找出公司投資偏好的模式［7］。還有一部分學者強調某些行為變量作為國際化的驅動因素，認為在某一時點這些變量的組合會影響進入模式的選擇。當這些變量隨著時間的不同而改變時，進入模式也隨之改變，形成一個有時間性的國際化流程，就是所謂的建立鏈（establishment chain）。有些研究顯示，國際企業的進入模式選擇會是漸進性的、從低涉入模式向高涉入模式發展（Welch & Luostarinen,1988）。

資源基礎論認為，進入模式的選擇，就是一種企業對資源配置與運用方式的選擇。資源在國際化中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組織所擁有資源的多寡、資源的特性與資源的發展。許多研究指出，小型公司可支配的資源較少，因此在進入模式的選擇上會受到限制；反之，規模較大的公司，擁有的資源較多且廣，對于進入模式的選擇空間更大，并更傾向使用需要大量資源投入的模式，例如設立子公司。研究者研究是否有某些特定的資源對于海外進入模式的選擇影響較大。其中，人力資源是影響海外進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若是缺乏擁有適當技術與知識的人才，國際營運會受到阻礙。另外，領導者也會對進入模式的選擇產生影響，有研究顯示，組織的進入模式會進入下一階段通常發生在領導者替換時，有時甚至產生“蛙跳”的情形，越過數個階段，直接進入涉入更深的直接投資。最后，國際化各階段所產生的結果，會影響到國際化營運中資源取得與資源發展相關的決策，例如東道國的選擇［8］。

本文將更多地關注Johanson, Vahlne以及歐洲的學者們一直關心的模式。這些研究者們關注的是本國企業向東道國市場具有個性化的擴張模式。之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

二、研究框架

Johanson和Vahlne以單個企業的發展為研究中心，特別是聚焦于逐漸的獲取、整合及使用國外市場和經營的知識，聚焦于對國外市場持續增加的承諾，以在Uppsala大學對國際企業的研究的實證觀察為基礎，提出瑞典企業通常以很小的步伐建立他們的國際化經營，而不是在某一時間上進行大量的國外生產投資，并進一步指出企業國際化應被視為一個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市場范圍擴大的地理順序，通常是本地市場地區市場全國市場海外相鄰市場全球市場。二是企業經營方式的演變，最常見的類型是純國內經營通過中間商間接出口直接出口設立海外銷售分部海外生產。此即為國際化階段理論的基本內容。

Johanson和Vahlne通過對瑞典特種鋼企業及造紙企業的觀察，提出了一個描述企業國際化過程的動態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一個決策的結果或事件的一個循環構成下一部分的投入。即國際化當前狀態是解釋下一個國際化步驟的重要因素。如下式所表達的：Δ1=f（1……），其中，1=國際化狀態。

Johanson和Vahlne所考慮的狀態方面是對國外市場的資源承諾，即市場承諾和關于國外市場和經營的知識。變化方面是投資的決定和當前企業活動的業績。市場知識和市場承諾被假定影響投資決策和所從事的當前活動，這些又依次改變知識和承諾。在模型中，假定企業力求增加其長期利潤，并假定等價增長。企業也努力使風險處于最低水平，這些努力被假定是企業所有層次決策的特征。考慮到這些前提和構成決策框架的經濟和企業因素的狀態，模型假定國際化狀態依次影響投資決策和當前活動預期的機會和風險。

在Johanson和Vahlne關于國際化擴張模式的研究中，“模式”暗含著“區位選擇”（Johanson &Vahlne，1977）。Johanson和Vahlne（1990）指出他們所觀察的模式與區位和認知因素相關。如果這是事實，那么區位因素與認知過程完全不同還是兩個因素可以混淆？例如，斯堪的納維亞企業國際化時所選擇的地理進入順序是基于區位和認知因素，國際化決策是認知因素，感興趣的地理位置是一個區位因素。區位因素包括以地域為基礎的方面如母國與東道國的特征、國外市場的距離和其它一些與區位相關的因素。在上面的例子中，國際化決策被看做是認知上的選擇。無論如何，國際化傾向或許與區位相關。這個關系既可以通過社會因素如法律也可以通過民族因素存在。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與某一個市場有很長的貿易歷史，這種貿易遺產或許會植根于社會文化。相反，一個企業的位置可以影響到企業管理者對于國際化的接受程度。也就是說，按照Johanson和Vahlne的觀點，區位與選擇高度相關。

地理上的進入順序的選擇并不是Johanson和Vahlne所考慮的唯一問題。所考慮的其它問題包括“知識”和“心理距離”。知識包括默會知識和顯性知識,并且都受到知識的獲得和傳達條件的影響。這個定義考慮到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清楚地表述和理解的知識，也包括了另一范疇的知識，即個人或組織所擁有，但在一些環境下不能系統表述或傳達的知識。這種知識即是默會知識（Szulanski，1984）。知識的傳遞受到傳遞者和接受者的認知的影響［10］。知識的本質植根于地域，因此，很難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知識的區位特征也阻礙了另一個國家的公民來理解、傳遞和接受特定的知識。而人們認知的局限性或知識傳遞者和接受者的視野也會限制或影響知識積累和傳遞的難易（Cyert & March，1963；Szulansk，1984）。

Johansonh和Vahlne（1990）的研究從企業所擁有的關于外國市場、國際化過程和組織知識角度考慮了認知。他們的研究也考慮了母國和東道國的心理距離如何影響知識的獲取［10］。優潑薩拉模型基本上認為這是一個漸進的學習過程。這個過程可以被看做是企業走向國際化時所經歷檢驗和錯誤的行為過程。另一個觀點是企業所經歷的是一個學習過程，并且通過學習獲得關于國外市場存在的機會和問題的知識。新信息按現有的理解力、企業內部化過程、單循環學習過程進行加工，或者企業可以按照新知識改變企業內部化過程來整合新知識。之后的變化是雙循環過程。第三個變化，無論Argris & Schon還是Johanson & Vahlne 都沒有考慮到的是這個循環往復的學習過程。這是企業獲得新知識、整合新知識的內部化過程。無論企業采用什么方法獲得知識，研究顯示多樣化市場的不同對國際化知識積累產生正面影響。

Johanson和Vahlne（1977）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心理距離進行了定義。最初的定義是“阻礙信息在市場之間流動的因素組合”。后來的定義是“阻止或妨礙信息在潛在的或現實的供應商（母國）和顧客（東道國市場）之間流動的因素”（Nordstrom & Vahlne，1992）。這個概念最初由瑞典企業用來增加對國際化模式的理解（O’Grady , Lane，1996）［1］。Hornell, Vahlne, Wiedersheim-Paul在1992年指出心理距離對瑞典企業的國際化模式有實質的解釋力。

心理距離有植根于它自身環境的區位特征。例如，我們通常認為亞洲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并存在距離。在決定亞洲文化區別于西方文化的特征時，區位是一重要的影響因素。其它能夠組成或影響心理距離的區位因素是教育、文化和產業發展。

心理距離也具備影響選擇的認知方面的因素，包括教育、文化、語言和商業活動（Johanson & Vahlne，1977）。這些因素中有許多與人或與社會相關。例如，中國人講漢語，日本法律有許多方面區別于西方的法律體系。

綜上所述，區位和認知因素在心理距離中相互影響。教育、文化、語言和法律都包括區位和認知，每一個因素的程度依賴于所檢驗國家的環境。

選擇也是由知識驅動的。當一個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積累了更多的知識，它會構思與國際化初期不同的選擇和戰術。如果關于東道國市場的知識很難整理，那么獲得信息的成本會很高。考慮到一個特定國家的知識的影響，距離只增加成本和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企業來說，最初的地區化、聚焦于收集實際距離和心理距離都與母國市場最近的東道國市場的知識是比較合乎邏輯的。因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中國紡織企業在國際化擴張時應先進入與其母國地理上最接近的國際市場。

假設2：中國紡織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應先進入文化上與母國最接近的國際市場。

假設3：隨著企業關于國際市場的知識和經驗的增加，企業將進入距離母國較遠的國家。

假設4：中國紡織企業將根據目標東道國的心理距離，從最近的東道國到最遠的東道國順序進行國際化經營。

假設5：中國紡織企業將隨著進一步的投資和市場適應而增加的卷入程度和承諾順序進入國際市場。

三、研究設計

1．使用方法說明

根據本研究理論驗證和數據的特征，需要一個實證分析的方法。在本文中，一些度量措施在兩方面與參數假設發生沖突。首先，在分析中所使用的大多數數據是按等級排序的序列，這表明數據不能被內在假定為正態的，進而，參數的描述方法不能準確地概括變量的信息。其次，一些變量的樣本規模很小，考慮到比較小的樣本規模，進而驗證變量是正態分布的假定是不可能的。考慮到檢驗的特征和數據的類型，本文將使用幾個非參數方法，序列對比將是最主要的檢驗方法。

2． 樣本

本論文研究所使用的樣本主要是總部在中國、具有國際經營業務的紡織企業。為研究方便，本文以國家工商局提供的2004年規模以上紡織加工企業名錄為基礎，共有企業1 180家，國家樣本的選擇以霍夫斯泰德關于國家文化研究的樣本為標準。

3． 變量

為完成本論文的研究目標，所需要的信息包括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擴張歷史、國家之間的地理距離、國家之間的文化距離、國家之間的心理距離、企業進入的國家數。下面對所需要的信息進行詳細說明。

國家之間的地理距離是一個絕對變量，既然企業的樣本限定于總部在中國的中國紡織企業，那么對每一個東道國的地理距離可通過計算兩國首都的距離來測算。考慮到地理距離的定義和本論文的限定，測量應當是北京和東道國首都的距離。例如，如果一個中國企業擴大它的銷售到日本，那么日本首都東京和北京的距離就是本研究所指的日本與中國的地理距離，其距離是1 064海里。

國家之間的文化距離是一個無形的指標，因而不能直接測量。但我們可以對其進行概念上的度量，本論文主要使用霍夫斯泰德的國家文化模型對國家之間的文化距離進行測量。所使用的指標包括個人主義、男性主義、不確定性規避和權力距離。

關于國家之間心理距離的驗證，本研究采用Nordstrom&Vahlne(1992)和Johanson&Vahlne(1977)關于心理距離的定義。這個定義需要使用母國和東道國的如下數據：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國家的教育水平、貿易、語言及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由于先前的研究沒有為心理距離建立確切的維度，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用一個數字來定義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心理距離。

經驗知識與一個企業所擁有的有國際化經驗的國家數相關，本論文采用一個企業所進入的國家數來度量企業的國際化經驗。

4． 序列的確定

（1）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實際市場進入順序

樣本和變量確定之后，就可以為每一家樣本企業匯編市場選擇順序列表

基于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的特征，可產生兩個列表：內向國際化的市場選擇順序和外向國際化的市場選擇順序。從1 180家企業國際化的發展過程看，幾乎所有企業都經過了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兩個發展階段，內向國際化以技術設備的引進、建立合資企業和技術合作為主；外向國際化目前仍以產品出口為主，少部分企業已開始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

企業國際化擴張過程中，對實際進入東道國的總體排列順序，可采用如下方法進行計算：對于樣本中的每一個國家，把每一個樣本企業對其進入順序進行相加，對沒進入該國的企業統一賦值，本研究中，中國紡織企業進入的國家總數為33（剔除霍夫斯泰德國家樣本中沒有的國家），因此，對于沒進入該國的企業賦值34，之后除以1 180，以計算出每一個國家的平均進入順序指數，值越小，表明進入越早。以此產生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的選擇順序列表，并與下面計算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各列表進行相關分析。

（2） 地理距離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的確定方程

兩個國家地理距離的確定可用兩國首都間的地理距離來代替。首都間地理距離使用由三角學計算的真正的海里來確定，把經度和緯度結合起來，極坐標轉換成笛卡爾坐標，方程如下：

X=RCOS（經度）×COS（緯度）（方程1）

Y=RSIN（經度）×COS（緯度）（方程2）

Z=RSIN（緯度） （方程3）

國家之間地理距離可以計算為：

R為地球半徑。

按照各東道國與中國的地理距離由近及遠進行排序以產生地理距離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序列。

（3） 文化距離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的確定方程

國家之間文化距離的確定采用霍夫斯泰得維度來度量，文化距離是由Kougut & Singh定義的霍夫斯泰德維度的綜合體。可用如下方程進行計算：

本研究中CDj表示第j個國家對中國的文化距離，Iij表示第i個文化維度、第j個國家的指數，Vi是第i個維度的指數的方差，C表示中國，可按此方程計算各東道國對中國的文化距離并由近及遠進行排序，以產生文化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的預期市場選擇順序序列。

（4） 心理距離視角的中國紡織企業預期市場選擇順序的確定方程

心理距離采用Johanson & Vahlne (1977)的定義。為了確定心理距離，可采用主成分分析。在Nordstron & Vahlne（1992）的研究中，心理距離的因子可定義為文化距離、教育、經濟發展、商業語言和貿易，分別用文化距離指數、學生數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講英語人口和貿易依存度等指標來衡量，由于講英語人口各國沒有統一的統計標準，因此在本研究中，用高等教育入學率來代替。同時，各國人口數量不同，學生數量不能準確反映一國教育現狀，因此，本研究采用成人識字率來代替。

（5）在本研究中，中國紡織企業的“知識”與管理者的國際化經驗水平相等，用企業所進入的國家數來度量。之后，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距離對比。

5．數據來源

每一個企業的數據通過不同的方法獲得，包括公司年報、給企業主管的E-mail、對公司管理者的電話訪問，及對企業的實地調查。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04年。

四、結 果

在本研究中，對各序列進行簡單對比是不夠的，使用斯皮爾曼相關來檢驗序列的相似性是必要的。皮爾遜相關或其他相關模型的使用在本研究中是不合適的。因為本研究中各序列所提供的只是一個順序的范圍的數據，各數據間的間隔范圍并不相同。我們只知道X1大于X2，但不知道大多少，因而采用斯皮爾曼相關來進行數據分析比較合適。之前對兩個變量做散點圖，發現變量之間的關系沒有呈現出明顯的曲線趨勢，因而可對其進行相關分析。使用SPSS12．0軟件,省略分析過程，分析結果如表1。

關于假設3的驗證，對樣本企業進行聚類分析，為研究方便，在此，對結果進行重新定義，1=國際化水平低的企業，即本土的，樣本數28；2=國際化水平中等的企業，即多國的，樣本數為10；3=國際化水平高的企業，即國際的，樣本數為2。考慮到由文化距離代替的國際化距離，使用SPSS12．0版軟件對三組分類進行冪檢驗，省略分析過程，結果如表2。

最后，關于假設5的驗證，在所調查的1 180家企業當中,在海外擁有生產設施的企業,全部按照階段理論提出的順序方式建立,即全部按照通過中間商出口直接出口設立海外銷售分部海外生產的順序建立,沒有一例是從純國內經營直接建立的,另有23%的企業仍處于間接出口階段。因此，可以說，中國紡織企業是按照漸進的方式逐

漸增加其市場卷入。

五、結論分析

經典的國際化階段理論被假設為一個沒有考慮到產業、文化或國家區別的普遍的概念，國際化過程的基本原則被認為是普遍的影響來自所有國家和文化的企業的經營模式。在這一點上，本論文的結果與經典國際化階段理論有些不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與其它國家的企業國際化相比，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是在兩個特殊條件下展開的：（1）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屬于后發展型跨國公司，在競爭優勢、外國市場的進入方式和所有權結構等方面與先發展型跨國公司有明顯不同；（2）中國是一種過渡經濟體制，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政府和企業都面臨著逐漸轉變職能，以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問題。中國紡織企業與中國其它企業一樣，面臨著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雙重任務，一方面企業改革深化，另一方面，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涌入，使其在自己的本土上面對國際競爭。因此，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有它不同的特征和路徑選擇。本論文關于中國紡織企業的大多數檢驗都證明，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過程有其自身的特點。

在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內向國際化和外向國際化是兩個相輔相成、互為影響的發展過程。這是由中國紡織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地位所決定的，也受制于企業的外部經營環境。在市場擴張的地理順序方面，內向國際化過程與經典理論完全分離。中國紡織企業內向國際化市場選擇順序與地理距離的相關系數是-0．009，P=0．489，即內向國際化的市場選擇順序與地理距離不相關。但內向國際化市場選擇順序與文化距離的相關系數為-0．518, P=0．051,即內向國際化與文化距離呈負相關關系。這是一個另人驚奇的發現，對于其原因的探究必須獲取這個特定國家的相關信息，這超過本論文的范圍和能力，可作為本論文的進一步研究方向。

中國紡織企業的外向國際化可被認為遵循經典國際化階段理論的發展模式。其市場選擇順序與地理距離相關，但相關系數并不高，為0．382，說明地理距離并不是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的很好的預示指標，而文化距離表現出是一個比較好的預示指標，中國紡織企業在國際化擴張中，不管是內向國際化，還是外向國際化，都與文化距離相關，但相關性并不顯著，為-0．518和0．531。同時本研究還證明 ，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過程與心理距離基本不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091和0．089,P值為0．395和0．347。 在假設3的驗證中，組間均方1．645，自由度12，組內均方0．232，自由度27，組間均方遠大于組內均方，Eta值0．936，R值0．711，說明進入國家數與國際化距離之間聯系緊密，并且相關系數0．711，存在正相關關系。從這一點可以得出，當一個企業增加它的國際化技能時，它會進入文化距離大的國家。這個結果支持了國際化階段理論。

本研究中，知識不是一個普遍的概念，而是遵循Johanson & Vahlne的理論，是關于一個國家的市場特定經驗，通過對假設3的驗證，我們只能說明市場特定經驗知識與中國羊絨企業的國際化擴張相聯系，并不能提供包括普遍意識和對國際化商業活動總體理解的知識與國際擴張之間的關系。因此，本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紡織企業的國際化按階段進行，但并不必然完全遵循Johanson和Vahlne的理論，地理距離、文化距離、心理距離并不是中國紡織企業國際化擴張模式中區位選擇的主要決定因素，這一結果與國外許多學者關于不同國家、不同產業的國際化研究結果一致。如Bell(1995)認為，小的知識密集型企業沒有必要通過“較近”的市場開始國際化，并發現在他的樣本中，30%―50%的小企業不遵循國際化階段理論；Knight，Bell和McNaughton認為，新西蘭“天生的全球化”企業也不是以心理距離近的市場為目標；Lamb和Liesch（2002）研究認為，澳大利亞食品企業的國際化過程是以海外市場承諾的擴張和收縮為特征，而不是如國際化階段理論所強調的隨時間和經驗的獲得逐漸增加的承諾。也就是說，只要考慮到母國及產業特征的限制，企業國際化過程就會表現出不同的特性。Andersen(1993)認為，理論必須要有空間和時間限制的假設和約束。空間限制可以被定義為理論對于特定分析單位的約束條件，時間限制可以被定義為分析所考慮的時間。因此，在時間和空間限制上不夠嚴密，太過于一般化因而使研究不夠精確，這是國際化階段理論的缺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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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nomes-Casseres，Benjamin、Firm ownership preferences and host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An integrated approac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0，No．1．

篇(6)

論文摘要:國際貿易地理是一個新興的學科，是介于國際貿易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邊緣性學科，沒有太多深奧的理論，教材上的內容學生都能看懂，但涉及的知識面非常廣，而且不斷的有新的內容需要及時補充。在此背景下，論文在充分研究學生及課程特點的基礎上，根據教學經驗例舉教學案例，對教學方法進行了探索與實踐。

《國際貿易地理》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學生的專業選修課程，它是研究世界各國(地區)商品生產的地域分工、商品交換的地域分布和地理格局的特征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的科學，是經濟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它屬于社會科學，是介于國際貿易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邊緣性學科。這是一個新興的學科，是隨著世界各國(地區)之間經濟貿易聯系進一步加強而產生和發展的。國際貿易地理主要是通過對世界各國(地區)地理環境的研究，分析各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地理環境包括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自然地理環境部分學生在中學學習世界地理的時候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人文地理環境包括政治地理環境、經濟地理環境、社會地理環境、文化地理環境、人口地理環境等等。針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學生開設國際貿易地理課程，目的在于讓學生了解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自然資源、經濟部門結構、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分布與發展方向及該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市場特點、商品結構和交通運輸網絡、風俗習慣、商業慣例等，以便在對外交往過程中，更好的與對方融為一體，為發展我國對外貿易服務。

國際貿易地理課程中沒有太多深奧的理論，教材上的內容學生都能看懂，但涉及的知識面非常廣，而且不斷的有新的內容需要及時補充。所以，在國際貿易地理的教學過程中，根據學生的特點，我把重點放在人文地理環境的學習上，在具體講課時，不斷進行教學方法的探索與實踐，努力改變過去照本宣科，只重知識傳授，不重啟發引導，忽視創新的“填鴨式”教學方式。

一、積極采用互動式教學方式

一些訪談節目，如《對話》、《藝術人生》，收視率較高，深受觀眾喜愛，其成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內容緊貼生活實際，有“賣點”;二是形式新穎，適合人們的“口味”;三是方法高明，主持人不知不覺牽著觀眾“鼻子”走，讓觀眾在談笑中獲益。如果教師有節目主持人的眼光和手法，不留教育痕跡的傳道授業，教書育人，就要改革之前的教學方法，那么，互動式教學方法不失為一種好方法。所謂互動式教學，是在教學中教與學雙方交流、溝通、協商、探討，在彼此平等、彼此傾聽、彼此接納、彼此坦誠的基礎上，通過理性說服甚至辯論，達到不同觀點碰撞交融，激發教學雙方的主動性，拓展創造性思維，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式。其優點有發揮雙主動作用、體現雙主導效應、提高雙創新能力、促進雙影響水平。我在教學中，在第一堂課，為了讓學生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國際貿易地理學以及該學科主要從哪些方面進行研究，我給學生一個主題—談談自己的家鄉。首先，將學生按照行政區域進行分組，在小組中各成員相互交流匯總自己家鄉的鄉土地理材料，然后每組推選出一位同學發言。當同學們神采飛揚地介紹自己家鄉的同時，我適時的對該地的名勝古跡、風土人情、資源環境及經濟狀況進行點評，這樣讓學生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并為自己的家鄉而自豪。最后，我在總結時將同學們介紹自己家鄉的主要內容進行梳理，整理思路，聯系國際貿易地理的研究對象從理論角度進行分析，由點及面，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改變了學生認為國際貿易地理等于中學的世界地理的錯誤想法，引導他們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去認識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世界經濟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捕捉時事熱點，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國際經貿活動與環境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研究，以前學生在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實務的學習過程中，較少涉及到這個問題，但這是我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通過這個內容的學習，讓學生認識到世界貿易迅速發展的同時，環境也在加速惡化，環境問題也和經濟問題一樣成為世界問題，教育學生要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國際經貿活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在今年上半年的教學中，剛好遇到哥本哈根氣候環境大會的召開，我讓學生每天關注大會的進展，并且讓學生下去查資料，了解什么是溫室效應、什么是京都議定書、什么是CDM以及各國政府和人民面對世界環境問題的態度。之后，我專門用兩節課的時間讓學生暢所欲言，同學們不僅闡述了自己對當前世界環境問題的認識，也討論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立場，同時也讓同學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環保教育。

三、不斷充實新的內容，保持與時俱進

由于我們使用的教材受出版時間的局限，有些內容和數據往往是三、四年之前，甚至更早。所以在備課時，應注意不斷補充一些最新的資料。特別是對于《國際貿易地理》這門學科而言，更應使其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活力。比如講到歐盟的時候，將其成員國進行更新;講到美國汽車產業的時候，將因受到金融危機影響而申請破產保護的汽車公司作為重要的案例納人到授課內容中。另外，將教材中需要更新的數據提前布置學生自己查找更新，當然，我自己在備課的時候也做好功課。

四、通過分類教學，提升學習效果

篇(7)

一、拓寬了對音樂傳播特征性研究的新視野

對音樂傳播特性的思考成為本次學術研討會的亮點，備受關注。這一點非常明確地體現在曾遂今教授的《音樂傳播的時空關系研究》及薛藝兵教授的《流動的聲音景觀――音樂傳播與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兩篇論文中，曾遂今的論文中對于音樂傳播中的時空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歸納出了音樂傳播的四種模式：音樂的“零信道”傳播、“信道”傳播、“盲信道”傳播和“網絡信道”傳播四種模式，并揭示出音樂傳播的“時空同向效應”和“時空反向效應”及兩種時空效應觀念。薛藝兵教授從“聲音是一個流動變化的景觀”這個新視角來思考，突破了以往靜態研究的局限，以時間和空間雙維度動態變化的角度審視在歷史過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動變化著的“聲音景觀”（sound scape）。他提出的“聲音景觀”這一概念在音樂的傳播空間與歷史流變中，對于音樂傳播學和音樂地理學的研究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此外，中國傳媒大學青年教師張謙的《論音樂傳播中的現場互動行為》及博士生陳鎮華的《論流氓學視野中的音樂傳播》等論文對音樂傳播在傳播途徑中的特征提出了新觀察與新思考，拓寬出較新的觀察視野。

二、豐富并呈現出對音樂傳播思考多元化的新景象

在當代社會的音樂文化生活中，音樂傳播作為一項重要的人為活動貫穿整個過程。音樂傳播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會涉及到更多的內容。在這次學術研討會的開幕式發言和分組討論上就可以聽到來自各方面關于音樂傳播各領域的諸多表述，表達出更為多元化的理論思考。比如，在第一分組討論會場，在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趙志安和中央音樂學院宗曉軍兩位老師的主持下，沿續第二屆音樂傳播論壇中關于藝術院校中“藝術管理專業教育與音樂傳播和諧關系”的議題，會議代表們對幾年來的藝術管理專業教學進行了總結和思考。來自天津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的蔡麗老師和廣州星海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的蔡美娟老師對藝術管理教學模式和專業人才培養提出了議題。蔡麗老師指出目前我國的藝術管理教學仍存在局限性，無奈的“拿來主義”只是單純地借用經濟、工商管理以及音樂、美術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拿來講授，缺乏二者的良好結合，使得目前沒有一套系統的、具有針對性的藝術管理教學模式應用于實際教學當中；其次是藝術管理師資力量的缺乏，依靠外聘專家來校開設講座是不足以滿足學生需要的。除此之外，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青年教師周燁通過《由南廣模式引發的思考》一文對音樂編輯、音樂傳播等專業的具體教學活動進行了生動的講解。來自中國藝術研究院及中國傳媒大學的兩位音樂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姚慧和韋杰分別表述了她們對國外關于音樂傳播的相關譯著的見解，強調了外文學術著作翻譯及閱讀的重要性。比較應時的論文比如天津音樂學院潘海嘯的《3G音樂手機傳媒――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音樂媒介詮釋》、天津音樂學院傳媒與文化產業碩士生姜萌的《唱片封面設計的視覺構成要素》一文、武漢大學程曉婷的《Web2.0時代的網絡音樂傳播》、天津音樂學院教師趙良云的《淺析中國婚慶演出市場》等文章從音樂傳播的實踐應用層面進行了多元化思考，立題新穎，具有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