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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論文摘要：近年來，社會資本理論作為新的理論范式被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諸多學科廣泛使用。社會資本理論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也有極大的適用性，且已在家族企業史、商人商業信用、商業網絡和市場網絡等研究領域彰顯了魅力。

經濟學以純理性經濟人作為理論假設的前提條件，已經引起了學界的諸多爭議。人們逐漸認識到單純從理性經濟人角度思考決定人們經濟行為的因素存在嚴重的缺失。而社會學過度社會化的人性預設同樣存在局限。社會資本理論正是經濟學與社會學相結合以調和兩者人性預設上的對立而產生的新學科—新經濟社會學中的核心概念，其在多學科交流的學術背景下已發展成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并被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學科作為有效的分析工具廣泛運用于研究中。然而，在經濟史研究領域，對該理論的回應卻是遲緩而微弱的。其實，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社會資本作用凸顯。本文力圖在分析社會資本概念、特征、作用的基礎上，闡明社會資本理論與中國社會經濟倫理的內在聯系，從而揭示該理論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適用性。

一

社會資本研究方興未艾，對于社會資本理論的理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lieu)首先對社會資本進行先驅性研究。他認為“社會不只是由個人所組成，還體現著個人在其中發揮自己的各種連接和關系的總和”。布爾迪厄將資本劃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認為資本之間可以互相轉換，經濟資本是根源，社會資本則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與某種持久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布爾迪厄是從工具性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定義的，即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從中可以吸取某種資源的、持久性的社會網絡關系。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 James SColeman)在理論上對社會資本進行了更為全面具體的分析和界定，指出社會資本有五種形式: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規范與懲罰，權威關系，多功能組織和有意創建的社會組織。其中應盡的義務是否履行以及個人擔負義務的范圍為社會環境的可信任度所決定，因而信任對社會資本至關重要。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普特南(Robert D . Putnan)對社會資本的分析則建立在對意大利政府進行長期調查的基礎上，最終使該理論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他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地位、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比科爾曼更為關注“信任”，他強調信任是社會資本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美國社會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卻從文化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深人研究，他在界定社會資本時同樣肯定了信任的重要性。總之，學者們已經從多個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定義，包括從宏觀的制度層次、中觀的社群單元和組群單元層次以及微觀的人際間行為來定義和分析社會資本。尤需重視的是國內最早系統研究社會資本的學者張其仔的研究，主要圍繞社會網絡進行并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網絡。張其仔把社會資本的概念僅僅局限于社會網絡固然是有所欠缺的，但是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張其仔的概念則抓住了我國社會資本中社會網絡這一最核心的內容，對理解和把握我國特有的社會資本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總體而言，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定義集中于規范、信任和網絡等兒個方面的內容。

社會資本之所以被稱為一種資本，是因為它具備了資本的基本特征，它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一樣，都是通過積累而成的，并且都具備了增殖性質。但是，三者的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有形資本與無形資本的區別。物質資本是一種有形資本，因而最早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關注。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是一種無形資本，但是人力資本可以通過學歷證書、學位證明等物質形式加以證明，而要增強社會資本只能通過無形的網絡、信任和規范等形式起作用，這些形式是只能感知卻無法看見和無法觸摸的。二是可測量性與不可測量性。在經濟學中，可測度是一項重要的因素，成為是否被主流經濟學認可的一個重要要素。物質資本的可測度性勿庸質疑，人力資本也逐漸通過人們的預期性增強其可測度性，因而逐漸得到主流經濟學的認可。然而要明確社會資本的測度性仍然存在許多困難。三是可轉讓性和不可轉讓性。物質資本具有可轉讓性，物質資本轉讓出去之后便與原所有者發生了分離。社會資本則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公共物品性質而非個人物品性質，一旦形成就不僅僅是一個人能使用它，它只能存在于兩個以上的人之間，一個人無法將自己所擁有的關系網絡轉移給他人。

正因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無形資本，而且不可測量，也無法轉讓，因此，人們難以像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察覺到社會資本的作用。但是社會資本確確實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種種作用。當我們進人經濟史研究視野時，對社會資本進行考察的意義便同樣顯得格外重大。

二

在探討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適用性之前，我們首先應考察社會資本理論與中國社會經濟倫理的關系。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精神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起了十分強大的推動作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恰相吻合，成為促進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性因素。而中國傳統之所以沒有產生資本主義，在于儒家倫理難以使人們形成合理性的經濟倫理，難以形成適合于理性化經濟行為的心態和特征。或者說，中國的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存在嚴重沖突，因而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韋伯的觀點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的“主流思想”地位后，受到強烈質疑。余英時從文化角度闡明了儒家思想并非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杜詢誠利用近代中國實業家和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量史料駁斥了韋伯的觀點。著名經濟史專家帕金斯更是以東亞經濟的崛起作為“韋伯命題”的有力反擊，揭示了儒家倫理對東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強大促進作用。張其仔的《社會資本論》正是以儒家文明為根基，對西方社會資本理論進行了合理修正。他認為儒家倫理的關系取向所代表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種不同于西方學者所倡導的個體理性，是關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結構理性。因而，儒家倫理重視關系取向正是把社會資本納人到了個人行為函數中，所考慮和處理的是社會人而不是經濟人。因此，在儒家倫理影響下的中國社會經濟活動中，人仍然是理性的，是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與西方經濟學中的個人理性所不同的是，他把社會資本當作了一種實現其經濟目標的手段。

對于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問題我們不能妄下定論，但是由韋伯理論而引發的儒家倫理大思考卻表明，儒家倫理強調社會優先，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社會人際關系在中國社會經濟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顯然與社會資本理論存在著內在統一性。

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中國人的信用問題。信任與社會資本密切相關，普特南、福山等眾多社會資本理論的先驅研究者都十分強調信任在社會資本中的重要性。在《鄉土中國》中指出，我國的鄉土社會格局是一種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里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紋，每個人都是抹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波紋所推及的就相互發生聯系。這種聯系最主要的是親緣關系，包括家庭、宗族及姻親關系等等。所指出的“差序格局”社會，以“己”為中心，“己”代表的是家庭，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因而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的信任也會因關系的不同而區別開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會按親疏關系呈現“差序格局”，中國人的信任僅僅局限于親緣關系圈內，一旦走出親緣關系圈，對關系圈外的成員是極度不信任的。林語堂也指出中國社會是一盤散沙。福山則強調中國是一個低信度的國家，認為中國缺乏一種親緣和地緣關系圈之外的成員信任，缺乏一種普遍式的社會信用。但是，當我們進人長時段的經濟史視域去考察時，我們便會發現中國社會的信任已經遠遠超出親緣和鄉緣的范疇。余英時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指出，以16一18世紀的情形而言，中國商人的“誠信”與“不欺”是普遍式的、超越家庭圈的。唐力行和朱英等人通過對近代商人的研究指出誠信觀念為大部分中國近代商人繼承了。此外，近代同業公會和商會等商人組織的成立也突破了血親地緣的限制，并加強了與政府等勢力集團的聯系，擴大了社會關系網絡。杜詢誠的考察表明，在近代中國，經濟活動中的“能人”首先要能周旋于官府和洋人之間，以求得各種政策上的優惠和交易上的便利。同時還需要有錢莊和銀行的關系和背景，這樣企業的資金和融通才有保障。可見，中國的社會關系網絡實際上遠遠超出了基于親緣地緣基礎上的既定的狹窄的人際關系網絡。

信任的產生與社會結構和文化規范緊密相關。在中國社會經濟倫理中，社會信任形式已遠遠超出了親緣和鄉緣所構成的人際關系網絡，那么社會資本理論的最基本要素—信任，完全可以在中國社會經濟倫理中找到原形和依據，因此，中國社會經濟倫理也為社會資本理論的應用提供了合理的結構性背景。

三

上述分析表明，社會資本理論與我國社會經濟倫理存在內在的統一性，并且社會資本在我國社會經濟中實際占據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因此，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適用性是勿庸置疑的。本文試從以下幾個研究視域進行探析。

(一)家族企業史研究

《中國家族企業》指出，家族企業的突出特點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統一，并且企業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同時也建立在擴大了的準親緣關系網絡之上，包括同學、同鄉、朋友等。企業可以利用關系網絡節約交易成本，并建立信息交流網，這對企業的成長和發展都產生很大影響。家族企業直到今天仍有強大的生命力。親屬和準親屬關系網絡也仍然起著重要作用，同時家族企業的關系網絡范疇有不斷擴大趨勢。近年來，經濟史學者對我國明清傳統家族企業以及近現代華商家族企業進行了較多研究，肯定了家族企業利用特有的家族式管理方式和以親緣、地緣為基礎的人際關系網絡取得的經濟上的成功，以及不少家族企業已經建立的與區域文化和親緣關系不同的更廣闊的社會關系網絡。此外，關于家族企業作為一種與現代企業制度明顯不同的產權不清的經濟組織在經濟發展中是否會有阻礙作用的問題，學界有較大爭議。但家族企業利用其獨特的社會關系網絡在節約交易費用、降低交易成本、籌集資金、共同協作、抵御風險等方面發揮了非家族企業難以發揮的優勢，并通過網絡達到了增加企業收益的目標。若從社會資本角度分析中國家族企業的關系網絡，必然會給中國企業發展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論范式。

(二)商人、商業信用研究

中國商人、商業信用問題倍受史學界關注。正如前文所述，余英時、唐力行和朱英等學者對中國商人的誠信觀念給予了高度評價。此外，日本經濟史學專家加藤繁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對我國宋代商業信用進行了詳盡考察。他認為大概到了客商和鋪戶的利害關系很緊密，深感尊重信義相互有益的時候，得到牙人的幫助，成立了賒的買賣關系。賒的信用聯系是隨著商業的發展而發生的，同時商業也由于賒的信用關系的產生而得到發展。姜錫東指出中國古代商業信用的興盛始于宋代，普遍存在于流通領域并開始染指生產領域。此外，謝秀麗的考察發現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經濟和商業貿易的發展，商人之間形成了比較長的商業信用鏈條，從商品生產到流人市場，從高級市場到初級市場都不斷有商業信用產生。商人、商業信用的確立對于促進商業發展的作用顯而易見。把商人、商業信用置于社會資本理論的范疇內進行闡述，也必將給中國商業史的研究帶來更廣闊的前景。

(三)商幫、商業組織、商業網絡及其市場網絡的研究

商幫是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會館公所為其在異鄉聯絡計議之所的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它是以家族和地緣關系網絡為基礎的。商幫以血緣鄉誼為紐帶建立了流通渠道和商業網絡，濃厚的鄉域觀念使商幫各行業間建立了極為密切的商業聯系。同鄉組織也是凝聚同鄉、加強同鄉合作的重要機構。近代的同業公會和商會等商人組織，建立了比親緣和鄉緣關系網絡更廣泛的經濟聯系。商業網絡和市場網絡的建構更是體現了社會資本的作用，聯號的經營、相對固定的往來客戶群體以及商人僑居地與祖籍地之間的商業網絡都是社會資本在起作用的表現形式。例如龍登高的江南市場考察指出，外地商人落籍定居，經營網絡隨之變化，僑居異地之后，商人把僑居地與祖籍地的業務有機聯系起來，建立聯號，構成了有機的營銷網絡。當商人擴大了僑居地業務之后，往往需要招徠親友或接受同鄉前來協助合作。隨著業務的擴展，有些同鄉親友又在其他地區僑居下來，從而使商業網絡不斷擴大。張忠民對近代中國商人資本的研究表明，商人和商業資本不僅體現了一種社會經濟關系，而且還體現了一種社會的人際關系。這種人際關系與經濟關系相互混雜、交織，在某種情況下，似乎較之經濟關系更為鮮明和突出，并且又在經濟活動中不斷地體現出自身的特點和作用。在香港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討論會上，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及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們專門對中國商人、商會及商業網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尤其是對“網絡結構”的探討，成為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新視野。

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經濟史研究中的適用性遠不止在企業制度發展史、商人商業信用、商業網絡和市場網絡等研究領域內，其他諸如城市發展、區域社會經濟開發等諸多方面研究同樣具有極大的適用性。總體上說，社會資本理論從理論范式上給中國經濟史研究帶來了新的研究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