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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文化管理論文: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管理政策及其啟示

[摘要]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管理政策經過戰后長時期的變革與調整，已日趨成熟和完善。具體可概括為：由政府控制并資助導向性、公益型的文化事業和部門；按照法律規范和市場要求管理應用性、實用型的文化事業、組織和產品；通過法律和稅收管理世俗性、商業性的文化組織和產品。總結其文化管理政策，可以得出一些對我們有借鑒意義的啟示：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完善文化管理政策，保證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充分運用法律手段，綜合運用多種方式加強文化管理；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學化水平；發揮政府和社會組織兩方面的積極性，擴大文化發展和管理的參與主體。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管理政策，啟示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積極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學習借鑒一切有利于加強我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一切有利于豐富我國人民文化生活的積極成果，一切有利于發展我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經營管理理念和機制”。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在文化發展、意識形態控制和文化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特別是其文化管理政策經過戰后長時期的變革與調整，已日趨成熟和完善。

（一）由政府控制并資助導向性、公益型的文化事業和部門。這一類文化事業和部門代表著國家的利益和意志，反映著政府倡導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導引著文化發展的方向，西方各國政府都予以普遍重視。例如對宣傳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部門，包括影響較大的電臺、電視臺、報紙、雜志等，國家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進行控制。如美國之音、自由歐洲、自由亞洲等電臺，就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出資的，政府通過對這些部門的資助和控制，反映政府倡導的價值觀念，控制意識形態。對公益型的文化事業如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以及代表國家文化水準的高雅文化、傳統民族文化，包括交響樂、芭蕾舞、古典歌劇等，國家都重點扶持。當然，這一類型的文化事業、組織及產品，不排除他們可根據市場需要，組織一些適令性活動并獲取盈利的可能，但從根本上講，國家的控制與扶持是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其具體的方式除了國家褒揚、給予相應的社會聲望與地位外，還在經濟等政策上實行優惠。一是政府直接進行文化投資。在西方，無論哪個政黨上臺，都不因為政府的更迭導致對重點文化投入政策的改變。政府一般都有一筆龐大開支，用于文化投入。例如，美國用于公益性公共圖書館的投資就主要由政府撥款，其中地方政府投資占撥款的78％，其余主要由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提供，且逐年增加，即使受經濟下滑影響，政府投入也未明顯減少。如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和此前一年的政府投入，都比前一年增加了3．7％和5．5％。其他像博物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紀念館等，從建筑到維修、管理大都由政府提供資金。二是通過稅收予以照顧。一般來說，凡屬非盈利性的文化事業和組織等，西方國家都以低稅或減免稅予以扶持。如美國對營利性出版單位沒有特殊優惠政策，完全據其利潤多少征收企業所得稅，但對非營利性出版機構，聯邦政府不僅不征稅，還給予某些資助。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便推出了著名的“501（C）（3）”條款，對非營利性藝術團體與機構、藝術產業捐助者實行銷售稅和財產稅的減免優惠，美國聯邦稅務局《免稅組織指南》作為免稅規范，還具體規定了享受免稅的文藝團體、組織必須以服務美國社會為目的，是非營利性的；英國歷屆政府從未對圖書、期刊、報紙征收過任何增值稅，圖書與其他出版物始終處于零稅狀態；法國對公益性文化娛樂活動實行免稅，對新創作的戲目以及新編的古典作品，在演出140場之內，稅收減免70％，對高雅音樂會以及赴國外的藝術演出也給予減稅優惠，而對經營色情內容的演出活動則征收70％的高稅。意大利專門設有對文化團體、組織的五項優惠貸款和減稅政策；阿根廷對民族高雅文化團體予以減免稅，但對營利性文藝團體實施高額稅收，其中搖滾樂團被征稅額最高。三是鼓勵社會組織、人士對文藝事業予以資助。主要是政府鼓勵社會團體、企業、個人向社會導向性、非盈利性文化團體捐款或資助，一些國家規定凡進行這種捐助的組織和個人，可減免總額不少于50％的稅金。如美國法律有明確的稅惠政策鼓勵向藝術事業捐贈，凡向非營利性文化機構捐贈，可減少納稅額。一般每向非營利性機構捐贈1美元，每1美元收入便可減少28美分～40美分的稅。也就是說，美國財政部每減少一美元的稅收收入，私營部門的非營利機構便得到90美分至1．4美元的捐贈。由此推進了有影響的組織和個人向文化單位的資助，特別是一些具有重要影響的人士的帶頭捐助，往往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例如，英國在上世紀90年代皇家歌劇院擴建時，查爾斯王子帶頭捐款1000萬英鎊，社會其他各界也紛紛解囊；而美國的比爾‘蓋茨一人1994年以來就向公共圖書館捐了1．5億美元，用于網絡設施建設。

（二）按照法律規范和市場要求管理應用性、實用型的文化事業、組織和產品。這一類型的文化事業，大都與社會的一般文化生活以及公民一般的文化需求直接相關。例如大學中的一些基礎、應用性學科，社會科學中諸如心理學、社會學、行為科學等應用性學科，文藝領域內的消閑作品、通俗歌曲、流行音樂，電影、電視、廣播電臺中的消閑性節目等。對于這一類文化事業、組織及產品，政府大都不直接干預，其發展一是不得違反法律，在法律規范內調整，二是在市場競爭中，按市場要求發展。西方國家多以“法制社會”自稱，在文化管理上也突出依法管理。這種依法管理的政策，具體表現為：一是文化管理原則法律化、制度化。例如對文化事業、單位、團體的分類，都以規范方式加以原則確定。美國有關法律明確把文化事業區分為盈利與非盈利兩種。英國則把高雅藝術、公益性文化團體同其他藝術團體區分開（英國將這類團體歸為慈善機構，指其不被征稅，靠贊助經營），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在文化管理中有明確的法律原則規范可循。二是文化管理方式法律化、制度化。文化管理應當如何進行，法律都做出了具體的規定，從稅收、政府投入或資助，以及社會團體個人的贊助、捐贈等，都從贊助什么，怎么贊助，捐款數額，以及捐助之后可享受多大程度減免所得稅等，有法律的明確規范，由此使文化管理具有可操作性。三是保證法律在文化管理中切實發揮作用。西方國家無論是政府，還是其他組織，對于文化事業的管理都要依法辦事，而大多數的具體管理，又多由法律組織出面，政府不直接插手。

（三）通過法律和稅收管理世俗性、商業性的文化組織和產品。這一類型的文化組織及產品，主要以盈利為目的，例如不同時期的暢銷書、走紅雜志、影像作品，以及宣泄性、病態性文化流派和作品、走紅歌星等。對這種利潤大，在社會中有一定市場，其持續時間又難以把握的文化組織及其產品，政府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和稅收政策進行管理。其方式：一是以重稅管理高利潤文化產品。國家通過相應的稅法、演出法等，通過收繳高額稅賦進行管理，盈利越多，稅賦也越重。西方多數國家的走紅歌星，一般要將其演出收入的50％以上用于納稅。美國包括藝人、明星在內的高收入者每年上交的個人所得稅占全部個人稅收總額的60％以上。著名武打影星成龍就表示“我希望少去美國拍戲，那邊的稅重，收100萬要交50萬。”這種情況在經濟危機時尤其明顯，今年5月上任的法國總統奧朗德在競選時就聲明，要對年收入逾100萬歐元者征收最高達75％的所得稅。二是以法律限定特殊性文化產品。對一些宣泄性、刺激性的文化產品，政府主要依靠相應的立法加以管理，如西方國家對主要的電臺、電視臺，限定在夜間22點之前不得播放刺激性、兇殺性和渲染暴力的節目。在這樣的政策下，對于一些激進的文化組織和團體，只要其行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沒有對社會造成較為嚴重的消極影響和動蕩，一般政府也不加以干預。

此外，西方國家的文化管理政策還有包括注重發揮非政府社會組織作用，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進行管理，文化管理政策根據社會發展情況不斷調整，以及按照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促進社會文化組織及產品的興起和發展等。如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社會心理學、心理咨詢、行為科學等在20世紀60年代得到很大發展，相當程度上都與國家根據社會需求在政策上引導、促進密切相關。

總結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管理政策，可以得出一些對我們有借鑒意義的啟示：

首先，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完善文化管理政策，保證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西方國家文化管理政策貫穿始終的主線，就是服從、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這一點，不僅反映在國內的文化管理當中，而且突出地體現于對外文化傳輸的管理上。比如美國的外交部門有一套向海外推廣美國文化項目的政策措施，國務院除直接管理像“富布賴特交換計劃”和“文化大使”等項目外，還經常派各種形式的文化團體、演藝人員到海外演出，并給予經濟贊助。所有這些項目和演出的主旨，雖然常常在西方被披上了跨地域、超政治的外衣，本質上都宣揚的是自由、民主、人權等美國價值。可以說，文化管理傳輸主流價值，是一個國家實施文化管理的基本出發點。正因為如此，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在確定文化改革發展的重大舉措時，第一位的任務就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清醒認識文化管理承擔著的社會功能，努力在促進文化產品生產、文化生活服務和文化需求滿足的過程中，堅守自己的價值觀念。

其次，充分運用法律手段，綜合運用多種方式加強文化管理。當代資本主義在文化管理中，注重依法治理，國家和政府都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文化管理法規，大至社會的教育、科技、新聞、出版、廣播、輿論，小至演員、作者、文化單位工作人員的權利、應遵守的原則、相應的義務，以及懲罰要求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在這樣的情形下，國家和社會對文化的管理，一般以頒行的法律為尺度，有了這樣的規定和約束，文化事業發展中諸如學校教育如何辦，新聞出版如何發展等，就既表現的“自由”，又不違背國家的意志和社會的發展導向。文化演出團體的演出、收入，文化組織、產品的活動、生產、銷售等等，都依據法律的規范，文化管理事實上就成為法律本身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綜合運用包括經濟、行政等在內的多種手段進行的管理，其中特別是通過市場的手段，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以經濟、稅收上的傾斜、獎懲等方式調節文化事業的發展，收到了明顯成效。而從我國文化管理的實際情況看，無論在相關的法制建設上，還是包括文化組織、稅收、基金在內的市場管理上，都有非常大的發展完善的空間，需要逐步改進。

再次，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學化水平。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管理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政府直接性管理的比重大為減少，國家和政府對于文化市場的管理，主要不在于行政上允許或不允許，而在于法律上是否限制，經濟上使其增加或減少成本。國家對其認可、褒揚的文化組織、事業和產品，鼓勵和促進其發展，反之，對于社會不鼓勵的文化產品，就相應地增加其成本，由此在行政干預很少的情形下在總體上把握了文化發展的大方向。同時，對必要的政府管理，西方國家也采用了隱性的和引導性方式。比如美國政府負責文化藝術事務的國家藝術基金組織，每年約有1億美元左右的預算資助文化事業，這筆資金占不到美國文化事業所需經費的百分之一，其作用本來十分有限。但這一基金采取配套撥款方式，接受政府撥款的文化組織，必須從政府以外的渠道爭取7至8倍于撥款的配套資金或捐款，政府撥款才能到位。由此而來，接受撥款的組織既由于政府撥款提高了知名度，也因撥款帶來的社會影響擴大了籌款來源，反過來促進了自己的發展。類似的管理方式，在西方國家比較普遍，它促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加強文化管理，完善管理政策，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變無所不管為有的放矢，由直接干預到間接引導，逐步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學化水平。

最后，發揮政府和社會組織兩方面的積極性，擴大文化發展和管理的參與主體。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管理是一種多層面、多途徑、多組織的管理網絡，這一網絡中直接的政府行為以及與此相關聯的直接的行政手段由于一般較少使用，因而表現出了較為寬松、自由的外在形式，也很容易使人們感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發展是一種“無為而治”。但是，深入分析就可發現，西方國家在文化管理中除卻有意識地減少直接的政府行為外，保證文化得到管理的重要方式，是發揮多種多樣非政府社會組織的作用，使文化管理在表現為多元化、多途徑、多層面管理狀況的同時，替代了公開的國家介入，隱藏了內含著的國家意識。如西方國家文化發展中的各種行業協會、基金會等組織，無論在捐助文化事業發展上，還是在按照法律進行行業自律方面，都發揮著突出的作用。這種“無為而治”式的管理，實際上使資本主義國家的意志、社會所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都在文化管理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類似的情形還有多種表現方式，比如近年來，西方國家文化發展也受經濟危機影響出現程度不同的經費困難，社會捐贈有所減少。針對這樣的問題，它們更多地注重發揮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的作用。如美國、法國等國家就通過社會組織的工作，動員義工以義務勞動等辦法彌補文化事業經費的不足，事實上等于新增了捐贈。美國和法國等國家擁有數十萬人計的全職義工，他們的義務勞動相當于大筆的捐贈，不僅促進了文化發展，還在勞動過程中增強了對文化、價值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應當說，這些做法啟示我們，政府在文化管理中承擔有難以替代的作用，但更好地發揮政府以外的社會組織、行業協會及社會團體的作用，就能調動政府和社會組織兩方面的積極性，在擴大參與主體的過程中，為文化發展和文化管理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

資本主義文化管理論文:論我國擺脫資本主義文化危害的可能性與困境

摘要：馬克思論述了資本主義文化的本質和對東方社會的危害，它對經濟無休止的增長，喚起了人民難以遏制也難以滿足的持續提高的期望將引發重大社會問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體制，在享受成果的同時，也深受其資本主義文化所帶來的一系列不良影響。本文從理論上分析了我國具備擺脫資本主義文化危害的可能性條件。但也存在邏輯與歷史、理論與實踐相悖論的諸多困境。

關鍵詞：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困境

資本主義文化的本質即其倡導的對經濟無休止增長的需要把全球所有的民族一國家與一切事物都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如巨大的“漩渦”將整個世界卷入其中，難以自拔，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中國也深陷其中。中國能否擺脫資本主義文化帶來的危害?其困境與出路在哪里?這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一、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文化對東方社會的危害的經典論述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文化對東方社會的危害曾有過經典的論述。1848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三個從屬于”論斷：“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以此來說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推進生產方式的全球性，同時也折射出落后生產力地區從屬于生產力先進地區的被動與無奈。“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了一個世界。”這里應該注意的是：“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是說資產階級推廣的只是一種資本主義文化即倡導對資本利潤的無限追求，對經濟無休止增長的追求，并不是推行先進的生產力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馬克思在《馬·柯瓦列夫斯基一書摘要》中就論述了資本主義文化對印度的危害。英國殖民主義者在按照他們的方式改造印度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使其私有化時，并沒有使印度的農業采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是導致了奢侈之風，形成了高利貸的發展。“印度人由于接觸歐洲文化。奢侈之風便發展了起來。他們往往耗費自己收入的一半，來舉辦婚禮等等，他們為此舉債，付出高利貸的利息，”馬克思在此處批注。指出在一切實行非資本主義生產并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里，都可以看到高利貸的發展，以此說明資本主義的入侵。植入資本主義“奢侈之風”文化特色，并沒有帶來經濟的進步，反而造成了經濟的衰落。正如文中所揭示的一樣，資本主義入侵者是造成這種衰落的主要的罪人。“英屬印度的官員們，以及以他們為依據的國際法學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僅僅說成是經濟進步的結果(盡管英國人鐘愛古老的形式)，實際上英國人自己卻是造成這種衰落的主要的(主動的)罪人，——這種衰落又使他們自己受到威脅。”這種趨勢如今更是遍布全球。20世紀初，為了緩解經濟危機頻繁爆發的“噩夢”，資本主義必須刺激經濟的增展以此進行自我調適，因此鼓勵人們不斷消費成為資本主義文化的推動力。因為，在資本主義后期，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具有更多地穩定性，更難改變，但在文化領域，幻想領域幾乎無所限制。因此，就要改變人們的購買習慣，必須把奢侈品轉變為必需品。資產階級的文化、價值觀、態度與期望轉變成商品，鼓勵支出和炫耀消費的價值體系。繁榮的廣告激起了人們產生一種擔心自己的東西不是最新潮的焦慮感，以及對不斷更新的和新潮的東西的一種無休止的占有感。消費信貸(諸如賒購、分期付款、信用卡)更是刺激了這種消費的膨脹和經濟的泡沫性。這種經濟簡化主義，為我們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貨幣財富，也創造了遠遠超出合理需要的消費預期。資本主義文化把全球所有的民族一國家與一切事物都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如巨大的“漩渦”將整個世界卷入其中，難以自拔，并帶來自然資本、政治資本及社會資本的枯竭，它喚起了人民難以遏制也難以滿足的持續提高的期望將引發環境污染、貧窮饑餓、恐怖事件等重大社會問題。它似乎驗證了當代日益惡化的各種全球問題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文化模式和生產方式。

二、我國擺脫資本主義文化危害的可能性和條件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體制，在享受成果的同時，也深受其資本主義文化所帶來的一系列不良影響。如何避免資本主義文化帶來的弊端和危害，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擺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亟需解決的迫切問題。如果我們要跳出資本主義文化的“漩渦”，就必須改變把經濟增長作為唯一優先考慮重點的現狀，我們為恢復自然、政治和社會資本的儲蓄所作的任何努力，都需要對資本主義文化進行重大的變革，需要對經濟進行某種抑制。從理論上講，我們具備跳出資本主義文化“漩渦”的可能性和條件。

1.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是跳出資本主義文化“漩渦”的社會根基

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具有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比擬的優越性。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為社會主義奮斗，不但是因為社會主義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的特征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其生產的目的是“共同富裕”，這是優越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按資分配和以公權力謀取私利分配方式”占主導地位，并以“金錢或是資本”等作為基本價值取向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我們不僅能實現比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大交換、大消費”的更高效率，而且還能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重要的是能突破資本主義無法實現的“社會公平”。

2.我國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體系和先進文化是跳出資本主義文化“漩渦”的文化前提

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體系和先進文化。馬克思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先進理論體系和文化，是人類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的行動指南，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先進文化。1920年，列寧在《關于無產階級文化》決議草案中指出，“現代歷史的全部經驗，特別是《共產黨宣言》發表后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都無可爭辯地表明，只有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才正確地反映了革命無產階級的利益、觀點和文化。”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先進文化，贏得了世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資本主義文化管理論文:從《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介入中國現代社會的文化信仰危機

摘 要：《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追溯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進程，并剖析了資本主義文化如何與經濟和政治中的軸心原則、結構發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丹尼爾?貝爾通過探查當代西方社會結構、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領域，提出資本主義文化存在著危機。“文化領域是意義的領域”，它通過宗教、文藝、價值觀念等象征性的表現方式，給人類生存提供一種超越性的信仰，成為將整個社會凝聚起來的道德紐帶,但是資本主義致使道社會道德紐帶斷裂、信仰迷失，因而資本主義文化產生危機。同時，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與書中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情況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也體現為信仰的危機。

關鍵詞：《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文化信仰危機

一、大眾傳媒誘導下的大眾文化的信仰危機

大眾傳媒導致大大眾文化的出現，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革。丹尼爾?貝爾指出，“電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窺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組白日夢、幻想、打算、逃避現實和無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廣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現新價值觀的預告”，在這方面，“廣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單純地刺激需要，它更為微妙的任務在于改變人們的習俗”《時代》周刊和《讀者文摘》“這兩家雜志均作為價值觀變革的杠桿深入地影響了20世紀中葉的美國生活方式。”

從這兒，不由得讓我聯想到之前我在天涯上看到一個名為《一個記者的懺悔：2年時間我閉門造車“采寫”了80多篇“假新聞”！》的帖子。發貼者曾在武警部隊消防中隊當了5年文書，退伍后便去廣東打工，漸漸接觸到了新聞行業，便一心想成為一名新聞記者。由于學歷不高又是非專業出身，新聞單位對他常是拒之門外的態度。于是為了圓自己的記者夢，他選擇了向報社投稿的方式。一次，他杜撰了一篇新聞稿件，投出去后竟然被媒體采用，此后便一發不可收拾。不到2年時間，他竟然閉門造車，在北京、廣東、湖北等主流媒體上“采寫”了80多篇“新聞”，有不少還被中央級大報采用和轉載，還曾被省級媒體評為優秀通訊員。最后，憑著這些戰績，他終于得償所愿的被一家報社駐廣東記者站錄用為正式記者，后來，他改行做了人力資源和企業培訓講師。再者，2010年紅透中國大江南北的“寶馬女”馬諾、“艷照女”閆鳳嬌等人，《非誠勿擾》《為愛向前沖》等“相親類紅物”就是最好的論據。他們在快樂的謾罵聲中迅速占領了電視節目收視率的寶座；他們幸福的受到了觀眾們愛恨交織的追捧；他們一夜間竄升為網絡、報刊、雜志等媒介的焦點話題。

二、信仰危機對精英文化教育的影響

大眾文化在中國是改革開放后人們因信仰的變裂、流失而引起的一種文化現象，不言而喻，它的成長也是伴隨著對傳統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否定這一過程而衍生壯大的。那么，信仰危機所導致的大眾文化必定消解以權威主義為集中體現的精英文化，也必然反叛以追求文化超越性、形而上學性、在信仰上集中體現審美價值和人文價值的精英文化。所有這些消解和反叛行為都因大眾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文化征服和文化霸權意義而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面對當今社會的文化消費心態和消費模式，大眾文化毫無疑問的有充足的理由讓精英文化無路可走，不僅僅是因為大眾文化自身的文化特質，更重要的是它不僅僅只是媚俗和娛樂，就其自身來說也存在著精英文化內核的東西，大眾文化的創作者本身也接受了精英文化一定的思想指導、學術喂養與智力支持等等，這就使得大眾文化在滿足了文化受眾娛樂刺激的消費心理之后，總能找到那么一點點具有文化內涵的東西供回味，做到了理想與現實、通俗與高雅之間的相互依存與襯托、相輔相成與轉化。

當郭敬明的“四維”系列作品牽動了萬千大眾的視線同時，當易中天先生借品評三國，一躍成為“文化超男”擁有數多“易粉”、“乙醚”時，與他們的熱鬧相比，大學校園里的學術講座就門可羅雀。從那年《無極》、《夜宴》等被相繼“惡搞”之后，一個全民解構、萬民狂歡的網絡時代到來了；一個大眾文化成為主流，輿論捧殺的年代也來臨了。甚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趙麗華曾說:“我被惡搞，這是詩歌走向大眾的表現。”可悲的是，按此邏輯大眾的路線愈奏愈火。如今，神圣的大學講臺也被“惡搞”，精英教育開始走向大眾文化的領域。教育消費觀念的蘇醒和自我意識的覺醒已然指向講臺。如今，實用的價值追求和浮躁的大眾文化已經很難讓人保持一顆平靜的心態來做理想化的學術追求。昔日被頂禮膜拜的“大師神像”被一一敲碎，往日的高校精英也成為了被拋向社會的“謀生者”。

精英文化開始迷失在大眾文化瘋狂的文化征服和文化霸權意義之下了。大眾文化已經充分的詮釋了喧嘩的定義，我們需要在這喧嘩里制造一方凈土，讓精英教育能在浮躁之后靜心思考。高校講臺不是舞臺，精英文化教育拒絕尾隨偶像的無腦者。信仰危機為“英雄”制造崇拜者和追隨者，精英文化教育應造就英雄和生活的強者。仰危機對精英文化教育的影響，已經讓高校喪失了寶貴的東西，決不能再讓精英教育的碩果成為媚俗的犧牲品。

資本主義文化管理論文:當代資本主義生態環境危機的內在文化價值觀根源

摘 要:如果對生態馬克思主義的關注多集中于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論上,就往往會忽視它對資本主義文化價值觀的整體性批判。以生態馬克思主義為視角,從自由主義文化傳統、利己主義價值觀以及消費主義價值觀三個方面闡釋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內在文化價值觀根源,可得出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生態環境危機的邏輯推論。

關鍵詞:生態環境危機;文化價值觀;反生態性

生態危機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各國都極力解決的現實性難題,尋求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的途徑已經是時下理論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發展,把理論關注的焦點聚集在生態環境問題上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由此應運而生。它把理論矛頭直指當今人類發展面臨的嚴峻的生態危機,并以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聲鵲起。生態馬克思主義在對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的反生態性進行批判時,也意識到了支撐這種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們考察生態馬克思主義從社會文化價值觀維度批判資本主義反生態性,可以彌補以往人們總是注重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維度批判消費主義的不足,而顯現其文化意識形態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義文化傳統中的自然觀

自由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一貫堅持的文化傳統,它既是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也是西方利己主義價值觀的典型。馬克思批判自由主義時說道:自由主義的“任何一種所謂的人權不過是沒有超出利己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即沒有超出作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與共同體分割開來的個體的人”[1]。自由主義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脫離國家整體主義結構的原子式個體,從政治上的個人權利到文化價值觀上的自私自利成為自由主義追捧的個人全部生活的意義。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從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開始,人們的精神貧困化就開始了。人們全部的精神生活和價值追求被單一化為建立在金錢之上的物質滿足,資本主義的文化精神在啟蒙理性運動以來就成為追求個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詞。“自由”被描述成一種人的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是獨立個人在社會經濟、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領域的基本權利。這樣,從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之初,啟蒙運動宣揚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視為這種新社會的基本內容并一直貫穿其發展的一切階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義文化傳統的歷史發展軌跡。

二元對立思維方式被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所倡導,人與自然便被邏輯地放在了對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來,尤其是自資產階級革命以來,“人”是指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個人,與社會整體或國家相分離、相對立的個人。雖然這種意識形態中的最強音承認“人是目的”(康德)、“個人擁有權利”(諾齊克),為人們爭取政治平等、反對政治壓迫和奴役確立理論依據,具有反封建、反神學的價值,推動了人在自身社會環境(人與人的關系或生產關系)中相當程度的歷史性解放,起到了歷史性的較大進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資本主義邏輯演繹中仍然異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軀殼,而“自由”則更只是資本家剝削勞工的自由。同時,正是在“人是目的”這一凝聚著西方思想史兩千年發展成果的命題背后,隱含著其它一切(顯然也包括自然)皆為手段的意蘊(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誤讀)。在個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權利”的旗幟下,在資本追求利潤的推動下,人開始了對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會環境中獲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轉化成了征服自然過程中的巨大動力,并且走過了頭,衍生出一種巨大的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力。這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的矛盾還未解決,人與自然生態的矛盾卻又隨之凸顯。所以,從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那一刻起,當追求自由的理性演變成追求自由主義的過程,就注定了人與自然關系的二元對立,也就意味著這種思維方式為人對自然進行控制和掠奪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依據。

由此,生態馬克思主義者進而指出,自由主義在人與自然關系上不僅造成認識論上人與自然的二元分離,而且在個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時,掠奪性地對待自然,這實際上是一種人與自然不平衡關系的開始。在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恰恰是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特有的自由觀決定了其社會意識是一種個人主義。在他們看來,啟蒙理性賦予個體主體性地位的確立,同時,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向了一種主客二分的二元對立思維境地,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導致“世界的祛魅”。人們對自然的敬畏感、審美感退隱,自然成為完全世俗的、單純的有用物。這樣,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類精神可以感受到親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規范,被抽象為空洞的實在。當然,現代科學的祛魅法則在一定范圍與程度上是適用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法則具有無限的普適性,而現代性中對它的過分夸大則導致了“形而上學的還原論”。還原論的認識方法將一切認識對象還原為事物最小的單位――基本粒子,而在這種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這樣一種機械主義的自然觀和認識方法認為自然界是毫無感覺的外在存在,這也就是二元論哲學所強調的主客體二分法。“這種哲學為現代性肆意統治和掠奪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統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現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萊斯分析了資本主義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存在著三種內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建立在“自然”和“社會”相互分離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之上,這種觀點把社會作為唯一有意義的能夠發展的領域,而自然只不過是社會必不可少的支撐結構。但是,隨著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人的活動已經成為自然進化過程中的構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實質基礎是連接科學研究、技術發明和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機構,它們威脅著現代社會一切其他的機構”[3]5,但人類目前在解決這兩方面問題時卻無能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這是萊斯的又一個重要觀點。萊斯認為,控制自然的觀念不僅造成了對自然的奴役,而且帶來了對人的奴役。他認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對象,控制的各種不同含義適合于對自然的各種不同觀點。如果這個命題是正確的,那么反過來也是正確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學本身的事業而是一項廣泛的社會任務。”“在由‘征服’自然的觀念培養起來的虛幻的希望中隱藏著現時代最致命的歷史動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聯系。”[3]6它意味著通過科學技術對自然進行控制的同時也加強了對人類自身的控制,反過來而言,科學技術對自然的控制是為了加強對人的控制。在萊斯看來,控制自然的觀念最為重要的問題是,人的那些最關鍵的需要已經被社會持續不斷的控制所扭曲,并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愈發尖銳。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將整個自然作為滿足人類無法滿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過各種形式強制人們進行消費,從而使人類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類從外部自然的強制力量中獲得解放的努力,最終導致人類和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的自我毀滅,而這恰恰是當代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動力。

萊斯進一步指出,至關重要的不在于“生產機構無限地擴張成了它的信條”,而在于“評價它的成果對于人的價值的一切合理標準遭到破壞”[3]49。因此,萊斯得出結論:自由主義把個體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這種虛假的意識控制下,資本主義為了公共消費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為都得到了人們奮力的堅持。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奧康納從文化與自然的關系入手,列舉大量事實分析資本主義破壞了文化與自然之間原本統一的關系,以此證明在資本主義財富的擴張中對自由放任的生產方式的追捧導致的破壞性后果。他說:在資本主義之前,“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統一性――文化價值、技術水平、勞動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間或多或少都是能夠很好地統一起來的――自從第一條鐵路在這一地區建造起來,自從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產業在這一地區出現,自從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甜菜蔗糖業被移入帕加羅山谷地區,自從‘旅游業的巨子們’把自然界舒適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從蒙特利灣地區著名的沙丁魚加工業被提升到機械化的水平上,自從這一地區與整個國家和整個世界的經濟命脈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句話,自從資本主義化的財富取代原來的社區性和自主性的財富的時候起,上述的這種統一性就開始瓦解了”[4]。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資本”和“社區資本”,生態環境成了“自然資本”,人們的自由的表現就依賴于掌控資本的程度和擴張資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形成、人類理性支配地位的獲得意味著人同自然關系的分離和對立,大量打著“自由”旗號的“功利主義殘忍行為”正在破壞和威脅著生物種群。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對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來說,整個星球面對的最大威脅的生物圈文化的擴張已顯得十分脆弱,因為這種文化已經構成了對地球基本生化循環的威脅”[5]。在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每一種衰落的文明無不打上“統一和標準化的趨勢”以及“差異性和多樣性喪失”的烙印,如果資本主義社會仍然以這種自由放任的方式對待自然,并受狹隘的、掠奪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態破壞危及人類生存時刻的到來只是個時間問題。所以,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就必須破除自由主義的文化傳統。

二、利己主義的價值觀

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曾經這樣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在經濟上采取放任主義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會的和政治的事務中采取了個人主義的形式”[6]。他的這個觀點實際上指出了自由主義的實質就是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進一步推演到社會生活方式的選擇上,就表現為一種利己主義的價值觀。

回顧美國的發展史,在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清教徒式勤儉節約的世俗禁欲主義――馬克斯?韋伯稱為“新教倫理”的精神促進了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但是,“自從禁欲主義著手塑造塵世并樹立起它的塵世的理想起,物質產品對人類的生存就開始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這力量不斷增長,且不屈不撓”。“今天,大獲全勝的資本主主義,依賴于機器的基礎,已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資本主義文化精神被另一個極端的貪婪攫取的功利主義所替代。丹尼爾?貝爾就此指出,韋伯所講的資本主義精神在其萌生的階段就已經帶有這種潛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沖動力造就了資產者精打細算、兢兢業業的經營風范,貪婪攫取的經濟沖動力則養成了他們挺進邊疆、征服自然的冒險精神和勃勃雄心”[8]。這種精神反映在文化領域,就是熱衷于個性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滿足。由此,個性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滿足一躍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從工業社會過渡到后工業社會人們表現自由主義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個性自由和自我表現的滿足?一方面,人們通過機器和技術提高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們從利己主義原則出發,尋求各種各樣表現自我和實現自我的需要與滿足。這樣,整個社會的功利主義趨向、個人利己主義的本性在資本增值的無限發展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釋放。于是,我們就不難理解利己主義的價值原則一直以來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原則的真正緣由。

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從韋伯和貝爾那里得到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反生態的論據。他們認為,整個社會的利己主義將導致人對自然的掠奪和人對人的剝削的加速;同時,在資本的慫恿下,個人在社會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義的享樂生活方式變成了一種異化消費的消費主義,商品拜物教的虛假意識就此形成。對此,佩珀指出,“虛假意識是異化的核心”,在資本主義社會,“虛假意識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發展,其中人類勞動的產品轉化為商品:看起來非人性化的東西,其重要性不是來自工匠技藝或社會有用性,而主要來自交換價值。商品被具體化了。它們的真正價值(它們所體現的勞動)作為‘交換價值’被疏遠(異化)和物化”,“同樣地,他們借以產生的生產關系被隱藏了起來。它們的存在與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種供應滿足需求的直接經濟‘規律’運作的功能――而在現實中,大量需求事實上是資產階級通過廣告和營銷被創造出來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樣――通過對其他人的勞動的占有滿足資本積累的主要目的”[9]。

生態馬克思主義高茲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理性時也指出,經濟理性本身就是一種功利主義。資本主義在經濟理性的控制下,為了追求效率和利潤的最大化,必然會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視為簡單的金錢和利益關系,由此進一步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視為一種工具關系,對生產與利潤的無限追求最終必然會導致生態危機。因此,在高茲看來,只有讓創造性、快樂、美感和游戲戰勝勞動中各種效率、謀利的價值選擇,才能出現“一個可能的其他社會遠景”。可見,高茲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視為是內在反生態的,這是資本主義無法克服的、內在于其中的反生態的根源。

三、消費主義的價值觀

哈貝馬斯在關于資本主義合法性問題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國家干預下的有組織的社會生活中資本主義危機正在由經濟領域轉移到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由此推導出當代資本主義消費觀蘊含著反生態的價值取向。哈貝馬斯指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動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義和職業家庭的利己主義綜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來,從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來看,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系統從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那里獲得投入,具體表現為可以購買的能夠滿足集體需要的商品和服務,法律行為和管理行為,公共和社會保障等。其他兩個系統的產出危機同時也就是社會文化系統的產出失調,并轉化為合法性的喪失。前面所說的各種危機傾向只有通過社會文化系統才能爆發出來。原因在于,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于這一系統的產出:直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以合法化形式給政治系統提供動機,間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向教育和就業系統輸送勞動動機”[10]66。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拋棄了傳統的合法性根據,但又沒有形成一種能為自己提供合法性辯護的意識形態,文化或意識形態嚴重透支。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危機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會文化系統不能隨時用來滿足行政系統要求所產生的動因危機,即:“對于維持生存非常重要的傳統遭到腐蝕,普遍主義的價值系統超載。”[10]68這就意味著,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思想文化系統已不能為晚期資本主義的統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經濟與政治系統已喪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條件。因此,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市民社會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領域一樣,也遭到了破壞,國家權力滲透于市民社會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時,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斷地商業化,出現了“文化的貧困”,導致人的精神生活的異化,規范同一性共識難以達成,進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壓制而導致了國家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危機。

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看來,正是由于后工業社會資本主義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斷滿足人們的需要(主要是由資本家制造出來的虛假需要)的基礎上,因此,“鼓勵所有的人把消費活動置于他們日常關注的中心位置,同時在每一個已獲得消費水平上加強不滿足的體驗”成為資本家贏得更多利潤和政治家維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選擇。商品拜物教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更為突出。

生態馬克思主義批判了現在工業社會把滿足等同于無止境的物質消費的消費主義文化生活方式。馬克思曾經指出:“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后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11]通過這樣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資本家就賺取了更多的剩余價值,實現了資本不斷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拜物教從一開始就成為資本家贏利的工具。后馬克思主義者鮑德里亞對這種情形也進行過尖銳的批判。在鮑德里亞看來,消費社會的興起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代的結束,它是一種與新型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特定的社會化模式;在消費社會,消費取代了生產的角色,生產是為了消費。這是對馬克思時代生產決定論的“顛覆”。一些“關于開支、享樂、非計算(‘請現在購買,以后再付款’)的主題取代了那些關于儲蓄、勞動、遺產的‘清教徒’的主題”[12]。

消費主義在消費社會中流行起來,這與其說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不如說是一種人生價值觀的選擇,它選擇了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生。今天,消費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泛濫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發生變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維度,即在消費社會,物質消費不僅包括“功能性維度”的消費,而且包括“符號性維度”的消費。物不僅具有原來的物質性(也可以稱之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義性(也可以稱之為“符號性”)作用。在消費主義者那里,物的符號性意義維度已經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導致異化消費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號化意義的凸顯必然導致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以致在當今整個由消費主義控制下的社會無論物質產品還是精神文化產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號化審美意義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現自己的存在。這樣,從物到符號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變化標志著消費社會的來臨。

在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種符號化的結果使得消費越來越抽象化、虛擬化。20世紀尤其是80年代以來,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為了刺激消費而鼓勵實施自由的經濟政策給國際化股票以及債券市場的發展創造了輕松的銀根松弛的環境,這種環境促成了消費社會“不消費就衰退”的道德邏輯和及時行樂的人生價值觀。按照這樣的邏輯,資本家和消費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為了賺錢,另一方為了享樂,他們都需要過度消費資源。正是這樣,在發達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通過符號化消費的控制進而牢牢地控制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人們盲目滿足符號化了的虛假需要的消費過程被視為緩解現實生活中所受壓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滿足虛假需要的消費過程錯當作個人自由的實現,最終把符號化了的物質主義的消費與精神滿足、人生幸福等同起來,用消費在數量上的多少作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結果是造成這種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爾看來,由于地球的生態系統有其自身的生態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撐人們對需要無限增長的追求,這就會導致人們無限獲得商品消費以滿足需要的期望破滅。阿格爾說這就是“期望破滅了的辯證法”,它要求人們應該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費觀和幸福觀,認識到“人的滿足最終在于生產而不是消費活動”[13];消費只是達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們從消費等于幸福和自由的價值觀念中解放出來,把勞動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樹立勞動、閑暇一元論,才能真正擺脫功利主義對待自然的做法。

從今天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支持資本主義經濟復蘇和維護政治穩定依然脫離不開其高消費的生活方式,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標榜自己富裕和制度優越的必然選擇。生態馬克思主義恰恰緊緊抓住了對資本主義異化消費的批判,它批判的不僅僅是這種生活方式的反生態性,而且指出蘊含在消費主義背后的功利主義、利己主義文化觀念的反生態本性,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深層危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