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博士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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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界定：

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業所要履行的各類社會責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與企業經營服務范圍內滿足需求的責任聯系在一起；Bowen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為實現社會目標和責任所采取的行動和義務；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業追求利潤同時有義務增進社會整體福利。

企業社會責任的維度研究：

溫素彬和方苑將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貨幣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三個方面；張蘭霞等從股東、員工、供應商、債權人和政府五個方面研究企業社會責任。Carroll綜合了學者們的觀點，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一定時間內對企業的經濟、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總和，企業應當履行其社會責任，即在創造利潤、提高財務績效的同時承擔起對股東、債權人、供應商、員工和國家的責任。

國內外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研究有三類觀點：一是正相關關系。Aupperle et al.依據利益相關者理論，發現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顯著提高財務績效。張兆國等采用系統GMM方法對中國滬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關系進行探究，結果顯著相關。徐光華和張瑞系統分析了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演進過程并建立了相關模型，證明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顯著正相關。二是負相關關系。>>>>>評審專家吐槽博士畢業論文：作者應該回爐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為財務績效指標對四大旅游相關行業進行實證檢驗，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能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李正以上海證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為樣本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否提高財務績效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負相關。三是無相關關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業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不相關。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數衡量企業的財務績效，證實企業的財務績效與社會責任之間沒有關聯性。陳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對16個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關系進行探討，發現兩者相關性不顯著。張川等以ROA為財務績效指標對2007-2011年中國化工行業上市公司進行分析，發現承擔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不相關。

導致上述三類觀點差異的主要原因是：

(1) 企業社會責任范圍的界定不同；

(2) 企業社會責任的量化方法不同；

篇(2)

一、經濟學專業概述

在經濟學中，其專業的核心思想是通過研究和把握經濟發展規律，從而運用經濟發展規律來正確地指導人們的生活實踐，在資源的分配上實現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從而能夠使人類在最大程度上創造、轉化、實現價值，滿足其物質與精神需求，促進社會文明的可持續性發展[2]。

（一）經濟學專業的內涵

高等院校的經濟學的專業核心規律，旨在通過研究經濟活動中最淺顯的表象與最深層次的本質，來探索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必然聯系，以及決定支配經濟活動中其他層次的規律。經濟發展的過程是價值的創造、轉化與實現的過程，而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就是這樣一個需要不斷進行創造、轉化、實現價值，再創造、再轉化、再創造的過程中演化而來的，所以經濟學其實是一門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分析人類社會演進歷程的社會科學[3]。

（二）經濟學專業的意義

在我國，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無疑是獨特的，這主要與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政治制度有關。我國的經濟學理論，在理論基礎、體系結構、實踐功能方面均與現有的西方經濟學流派有本質的不同，其既能夠反映人類社會發展和經濟活動的一般經濟規律，又能夠反映我國社會發展和經濟活動的特殊經濟規律，能有效地詮釋我國的經濟現象、指導我國的經濟發展，成為我國符合我國社會演進和發展規律的、系統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基礎和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度原創性的新的經濟學范式。

二、經濟學專業學生實踐能力培養的現狀

長期以來，由于受到固有的教育觀念影響，我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專業的任課教師在教育教學工作中，始終秉持著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活動的理念，即使是高校教育，依然未曾將傳統的教學觀念打破[4]。有部分教師、教授認為，實踐教學只是高校經濟學專業學習內容中的一個部分階段，只是為學生提供一個印證所學的機會而已。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走出學校、走入社會、走進單位的學生的狀態普遍呈現為空有一腔熱血和一套完整的理論知識，卻不知如何應用到自己從事的工作和崗位之中，在其任職的企業面臨期經相關問題的時候，面對上級領導的問詢，直接反應通常是不知所措和一問三不知，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既難以融入單位集體，又難以在自己任內做出應有的成績，發揮自己應有的能力。

三、經濟學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策略

經濟學專業學生在走出校園之后會出現實踐能力欠缺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經濟學專業的性質側重于理論知識，而弱化了實踐的效用，所以在該專業的課時設計中，涉及理論講解的課時所占比例要遠遠高于實踐活動的課時所占比例，由此也造成了部分高校學生不重實踐、重理論的通病；其次，由于學校方面的不重視，大多數高等院校都存在這個問題。在經管型專業教育方面均普遍存在，對學生運用理論進行實踐的能力的培養工作不重視、不鼓勵、不引導的現象，來自上層管理者的不重視，也自上而下地弱化了任課教師對學生實踐能力養成的工作的重要性。因此，針對以上問題，為了有效培養經濟學專業學生的實踐能力，高校可以考慮從校企合作和營建校內實踐基地等兩個方面進行著手。

（一）通過校企合作的模式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對于經濟學專業而言，校企合作的實踐能力培養模式，能夠使學生具備更寬廣的實踐環境。在校企合作中，經濟學專業學生可以實習的單位通常是實踐企業單位、大中型的事業單位或商務企業，這一類的企業所處的市場競爭環境相對激烈，企業內部競爭壓力大，可以為經濟類專業學生提供不同于學校內設置簡單、情境單一的實踐環境，能夠為學生提供最優質的上崗實訓實踐和應對各種能夠檢驗學生掌握知識的程度的工作機會，能夠讓學生通過每一次的實踐操作，逐步地提升自身對于知識的掌握程度，逐漸提升自己對所學理論知識的深刻認知和實踐應用能力，同時也能有效地提高其業務能力水平[5]。經濟類專業的學生，其專業技能和業務能力主要體現在企業面臨的經濟學問題的解讀和資金運行處理，以及為企業決策層提供各種類型的市場發展問題的策略等方面。因此，在校企合作模式中，企業應當按照經濟學專業學生自身所學專業涉及的應用方向，根據學生的專業特點和就業特點，為其安排實習崗位。對此，應由合作單位企業安排部分工作經驗豐富的單位骨干員工和勞動模范員工等，通過實際項目講解的形式帶領學生熟悉業務，充分培養學生的理論應用和實踐能力。此外，合作企業應當在每個學期定期在高校內召開專場招聘會和專題講座、培訓會，高校應積極鼓勵和選派優秀學生代表前往該集團及下屬公司的各類部門就業，雙方應當從合作伊始就奠定良好的人才培養合作共建關系，以促進互利雙贏。

（二）通過加強校內實踐基地建設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學校在校內營建高度契合市場環境的實踐基地，也是促進經濟類專業學生實踐能力快速提高的方式之一。為了提高實訓基地的內部資源使用率，在教學教具配備方面，校方應該積極努力地完善其內部教學資源，購進先進的實驗設備、教學模具、實訓平臺、專業技術設備等，讓學生能夠不用走出校門就能感受到現代化、專業性的教學體驗，這對于提升他們的綜合能力及實踐能力都有促進性作用；在師資力量配備方面，校方應該對實踐基地的實踐指導教師團隊進行最優配置，可以由高校經濟學專業中的優秀教師和校企合作中的合作企業選派的專業技術人員、中層管理人員等共同組成；在實際教學培訓工作中，實踐基地應當采取有效措施，充分調動指導教師的積極性，并不斷提高指導教師團隊的整體教學水平，要明確其責任，優化其意識，讓教師以培養經濟學類的應用技術型人才和實用技術型人才為己任。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基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在經濟學專業人才培養方面，既要求學生能夠擁有深厚的理論知識，又要具備足夠的實踐能力，學校要從源頭上正視我國高校經濟學專業現有的人才培養模式中存在的弊端，并通過合適的教學模式，努力進行改革創新，從而確保在這種培養模式下成長的學生能夠滿足我國人才市場日漸提升的對經濟型人才的需求。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孫暢.經濟類虛擬仿真實驗課程體系建設與實踐[J].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18,37(1):157-160.

[2]張士杰,馮麗.基于新建構主義的應用型研究生培養模式構建:以安徽財經大學區域經濟學碩士點為例[J].學理論,2017(2):206-208.

篇(3)

兩次赴美，投身公共衛生事業

蔡江南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他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領域碩果累累：1982年華東師范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1984年獲得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之后留校任教，1990年成為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之一，1991年獲得了我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1988年，他第一次去美國進修，當時他跟夫人結婚才三個月，但無法同行。1991年，蔡江南前往美國布蘭戴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一個月后夫人順利來到美國，蔡江南打算長期在美國發展，于是開始了20多年的美國生活。

剛到美國不久，蔡江南的牙齒出現問題，牙醫建議他進行根管治療，即保留牙齒的根部，去除牙齒上面不良部分后再加上一個牙冠。當時這套治療費用是兩千美金左右，而他需要治療兩個牙齒。四千美元對于一個中國大陸沒有牙科保險的窮學生來說，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最后，蔡江南通過華人醫生的優惠價格完成了治療，美國昂貴的醫療費用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件事深深影響了蔡江南。在90年代初，中國人的平均工資只有三四十元人民幣一個月，在美國看牙醫如此昂貴，一般的經濟學供求理論對此又解釋不清，蔡江南發覺美國的醫療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問題。巧的是，他的導師是布蘭戴斯大學衛生政策研究所所長，因此他有機會參與了導師主持的聯邦政府的一個項目：不同的定價方式對于控制醫療費用的影響。這份經驗對于蔡江南的啟發和幫助很大，幫助他走上了衛生經濟學和衛生政策的研究道路。

蔡江南根據聯邦政府課題的研究，又發展出了新的想法，并由此獲得了一個新的聯邦政府課題，并且發展了他的博士論文課題。1996年在這個聯邦政府項目和博士論文課題快完成的時候，蔡江南的5個導師為他寫了推薦信，他順利申請到美國特殊綠卡，實現了美國夢。之后，他加入了美國麻省衛生廳衛生政策研究的行列，參與了2006年通過的美國第一個全民醫改的麻省方案的設計和研究工作。麻省的醫改方案后來又成為奧巴馬醫改方案的原型。

西學東漸，助力中國新醫改進程

2003年SARS疫情在中國蔓延，國內公共衛生體系漏洞逐漸暴露，擁有國內外衛生經濟和政策知識背景人才開始被國內學界和政界重視。在上海市有關領導和復旦大學校方的鼓勵下，2006～2009年蔡江南回到復旦擔任經濟學院公共經濟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并且參與了我國新醫改方案的討論。2012年5月，蔡江南來到中歐，擔任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主任，把研究工作重點放在了中國新醫改領域，并提出和發表了大量具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蔡江南認為，目前我國的醫療資源被行政高度壟斷，打破壟斷、實現醫療資源的社會化是解決我國目前醫療衛生體制中的所有嚴重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我國醫改的必由之路。

蔡江南向記者解釋：“醫療資源有兩個層次的壟斷，第一，政府、衛生部門控制90%的醫院，而醫院又控制了很多醫生、藥品和檢查。在國外，很多醫生是獨立的，他們與醫院是合作的關系，并不是雇員。在美國有80%的醫生不是醫院的雇員，所以美國的醫保是付兩筆錢，一筆給醫院，一筆給醫生。”

壟斷之源除了醫生的問題，還有藥品。很多國家的藥品有70～80%在藥房購買，它不屬于醫院的收入（醫院只管住院用藥）。而中國則是相反的，70～80%的藥品消費是在醫院。檢查也是一樣，國外很多身體的檢查都有獨立的檢查中心，但中國基本是在醫院完成。

“醫院是終端，把藥品、檢查、醫生都控制住了。這樣的結果是，政府控制醫院，醫院控制資源，實際上資源被政府壟斷控制住了。還有就是醫院醫生的評級，包括科研的，編制的。醫保也是個很重要的資源，允不允許你進醫保，還有誰進醫保，由誰來定呢？現在整個醫療資源都被行政壟斷了。”蔡江南說起時下醫療領域的弊端一針見血，毫不客氣。

醫療怎么做到社會化呢？蔡江南表示：“首先我希望公立醫院成為名副其實的公立醫院，它主要是由政府出錢，是不賺錢的醫院，比如傳染病醫院、精神病醫院、老少邊窮醫院等，這類醫院是資本不感興趣的，是對患者是免費或者是低價開放的。”

其次，醫生可以多點執業非常重要。醫生如果可以變成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醫院雇員的話，就盤活這一社會資源了。醫生社會化，他的價值得到了社會的評價，他的勞動價值也得到體現。

“我主張在醫療籌資和醫療服務的提供，非營利的醫院占主要部分，就是錢一旦投下去就拿不出來了，這樣就變成社會的財產。我覺得將來的主流醫院就應該是非營利性質醫院。”蔡江南說。

在醫療保險的模式上，蔡江南覺得政府出錢的保險和商業保險應該占小部分，社會醫療保險占大部分。我國的職工醫保就是社會性的醫保，由雇員和雇主共同交錢買醫保。

“總的來說，我提倡中國醫改的發展模式，是社會主導的模式而不是政府和市場主導。”蔡江南說。

注重養生保健，提高健康管理意識

蔡江南教授平時工作比較繁忙，但每次見到他總能保持飽滿的精神狀態，講到養生保健方法，他總結：“我覺得保持個人健康實際上就是注重三個要點：飲食、鍛煉和心情。”

篇(4)

中國父母向來有“望子成龍”的情結，而這種情結又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光宗耀祖”的心態。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他們將教育變成了一種攀比。

他們在乎的是孩子是否上名校，而不是孩子是否適合上名校。在某種程度上，孩子成為了父母實現自己夢想的工具，他們過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父母希望他們過的人生。

中國父母為了孩子的教育的確很愿意付出，然而與他們所要達到的真實目的相對比，這種付出不是一種偉大，而不過是一種勢利。

最近，兩件事再次引發我對中國教育的擔憂。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國名牌大學金融教授談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說他們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國博士研究生了。

這不是種族歧視問題，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是因為過去多年的中國學生，開始學習成績都好，后來做博士論文研究時雖然未必突出，但還可以。

可是等到畢業上學術市場找教職崗位時，都表現不好，沒辦法找到一流大學教職。所以，他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培養中國學生了。

實際上，不只是他大學有這個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魯和其他大學，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雖然我們沒有決定完全停招中國學生，但從那以后，就有意識地少招或者偶爾不招。

以2015年為例，美國的前30名金融系畢業的博士中，來自中國的不少，但找教職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學院，那個大學當然不錯，可是，這么多中國博士生中沒有一個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這些博士都畢業于頂尖金融院系，這一結果很讓人失望，各學校投入的資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二是，在美國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業中，印度裔高管遠超華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軟、Adobe、軟銀、花旗集團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這種級別的美國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個中國人CEO。公司副總裁一級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國企業界里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反差這么大，在大學里也如此。比如，幾年前美國主要商學院中，有12個在選拔招聘商學院院長，其中有10個給了印度裔聘書，沒有一個給中國裔。盡管后來一些印度裔謝絕了，但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國人天賦好，又聰明勤奮，但為什么結果會如此失望，跟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方式；

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壞在我們推崇的“順從聽話”和孝道文化上，這些文化烙印實際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無法丟掉，到哪里都吃虧。

關于教育

這么多年教過的中國學生中，真正因為自己喜歡而研讀經濟學、金融學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因為父母的壓力和安排。

既然他們都不是因為自己真實的興趣而為，出現上面我們談到的，那么多讀金融博士、經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最后在職場上表現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為奇。趕鴨子也許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國父母都關心子女教育，即使沒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龍”，也想兒女去盡可能好的學校，將來有一份好的職業與收入，能夠一輩子過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就有了眾多中國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頭為了子女上學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離開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國外陪子女上學。

也為了讓子女上“最好”的學校，經常想盡辦法找關系、開后門，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為了不讓子女“輸在起跑線上”！

在專業方面，都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學金融這樣光鮮的專業，或者學會計這樣容易找工作的實用專業。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從來沒有問過，更沒有想過“什么是最好的學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學過優化理論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較好”“最好”這些價值判斷都只能是相對的，必須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對于誰”“相對于什么”，因為不存在沒有度量指標、沒有參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問不想的情況下，往往是根據父母自己認為“好”的標準去選擇“最好”的學校和專業，等于讓子女去過一種父母認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認為好的職業和生活。有時候，這實際上是迫使子女去實現父母自己沒有能實現的專業夢。

或者，就是一窩蜂隨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認為最好的哈佛、耶魯或者北大、清華。如果你問他們“為什么哈佛耶魯好、北大清華好”時，他們也說不上來。

好與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個人興趣、偏好、個性和天賦才有意義。否則，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賦與人才的浪費。

結果只會是子女學習、工作沒有熱情，無精打采，每天因為在做自己沒有感覺的學習或工作而特別累，而且會時常抱怨，對生活、工作失去興趣。

在任何社會中，人才資源是各項資源中最為重要的。因此，把每個人的興趣和天賦跟其專業盡量配置得一致，是整個經濟中最為關鍵的一部分，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最關鍵因素。

經常有朋友咨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個普遍的說法是：“我就想女兒讀完大學，立即讀研究生，拿到碩士博士學位、完成學習任務后，再去工作、結婚成家。”

我就問：“為什么非要有讀碩士、博士的任務呢？為什么不能大學畢業后先工作幾年，讓他比較一下工作和讀書的差別，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歡工作還是學習，喜歡什么專業、什么工作呢？”

篇(5)

關鍵詞：經濟人；企業人；軟要素；嵌入性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1)04-0066-05

收稿日期：2011-05-11

基金項目：山東省軟科學計劃項目“服務業集群生命周期與公共政策選擇：以山東為例”（2010RKGB1104）

作者簡介：商海巖（1971-），男，山東平邑人，山東財政學院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現代企業理論；孫國棟（1977-），男，山東濟南人，山東財政學院經濟學院教師，山東財政學院MPA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一、 序言

自從科斯的企業理論開創以來，企業內部各種非物質因素，如“社會資本”、“學習能力”、“制度”“觀念”等被開發出來，比如，企業能力理論更加重視企業的學習能力，并且逐步將這種學習能力作為一種不可模仿的企業特質，成為企業長期競爭力的重要表現。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把企業看作是一個生命的有機體，認為企業從其創業到衰退的整個過程中，有著一個完整的生命周期，一個企業的內部制度、企業文化與外部環境的和諧是企業生存的關鍵。這些都顯示了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企業中的一些“軟要素”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這些“軟要素”與資本、土地等不同，它與企業內部的人緊密結合在一起，顯示出一種網絡化、嵌入性、綜合性的特征，研究這些“軟要素”必須搭建一個合適的平臺。為此，我們提出“企業人”這一假設，將它作為研究企業“軟要素”的重要平臺，并梳理這一模型的思路。

二、 經濟學微觀基礎假設的演進思路

1.“經濟人”假設

孟德維爾很早就在《蜜蜂的預言》中提出了關于“經濟人”概念，他認為經濟人的特點就是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己利益，最終可以造成社會的繁榮。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將這種思想通過優美的經濟學理論做出了說明，那就是社會的福利由每個追求自己利益的人所創造，社會是一個完美的有機體。

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在希克斯等一大批經濟學家的努力下，偏好理論擺脫了傳統的基數效用論，相對完善的偏好理論為揭示“經濟人”的行為進一步打開了理論之門。通過一系列完整的偏好假定，“經濟人”追求最優化的理可以通過數學方式描述出來，為微觀經濟學上個世紀后期在各方面的開花結果創造了條件。可以說，“經濟人”假設為經濟學從政治學科的附屬品到相對完善的經濟學科發展直至“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產生功不可沒。

2.對“經濟人”假設的批評

哈耶克曾經說過：“盡管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與生物學相類似，但它卻與絕大多數其他的自然科學學科不同，因為社會科學必須處理的乃是那些在本質上極為復雜的結構。”［1］也就是說，“經濟人”假設所遇到的問題恰恰在于以它為基礎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科學主義，這樣就忽視了經濟學微觀主體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社會性質，人是能動的，人能夠在實踐中不斷學習，人的學習能力是不容被忽視的。

另外，斯密批判的吸收重農學派的時候，將價值的創造源泉定位于勞動、資本等這些“硬要素”，由于這些要素之間關聯性不強等特征，“經濟人”假設一直強調個人本位主義，忽視了微觀經濟主體在社會領域的“嵌入性”，同時也抹殺了“軟要素”進入生產函數的可能性。這種強調個人本位主義的處理也給斯密本人也帶了“斯密問題”，難以自圓其說。

正如格蘭諾維所指出的［2］，“經濟活動是嵌入到社會活動之中的”，“經濟人”在追求社會活動中恰恰忽視了社會因素的制約，不可能達到理性的最大化。事實上很多經濟學家都曾對此作出批評，如萊本斯坦從非理性傾向方面對經濟人做出了批評，凡勃倫則從人的社會性炫耀這一消費特點方面，批判了“經濟人”過度重視個人本位主義所導致的解釋力問題。

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一些社會發展所導致的如“企業網絡”、“組織能力”“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已經逐漸為經濟學家所重視，然而“經濟人”假設只要沒有摒棄古典經濟學重視“硬要素”等傳統，繼續沉迷于個人本位主義的解釋方法，很難對“企業網絡”、“組織能力”等一列的“軟要素”進行合理的解釋，從而阻礙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

第4期商海巖，孫國棟：基于“企業人”假設的 “軟要素”研究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11年3.一些新的微觀基礎假設的探討

首先是“契約人”假設。在威廉姆森的“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資產專用性” ［3］三大假設之下，“契約人”假設堪稱為新古典范式的“企業人”的標準模式。企業是一系列合約的集合，契約人是這個合約的主體，無論是合約規定的索取權還是合約沒有規定的剩余索取權之間，契約人通過不斷的試錯、談判、交互作用，維持著有序的社會有機體。人作為追求目的的動物，嚴格遵守者人類有社會以來形成的各種契約，因為各種維護秩序的契約約束，“契約人”在制度的框架下不斷探索符合自己利益的合法的行為。

但是哈特等的“企業就是由它所擁有或控制的資產(比如機器，存貨)所組成”［4］之說，最終驗證“契約人”依然遵循當初科斯的古板，企業理論的研究嚴格地被規定在新古典研究領域之內，資本、勞動、土地依然是統治權的根本，一切不可描述的、不可測量的，依然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

其次如“單位人”假設。長期合約一直是企業理論所關注的重要方面，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可以看做是一種默認的長期合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單位無疑成為一種人們生存主要的空間，單位空間與長期合約的非流動性以及官僚體制，形成了關于“單位人”這樣的假設。

由于計劃經濟的特點是國家通過單位向個人分配資源，因此造成了“單位人”對單位的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方面全面的依附關系，盡管標準的“單位人”假設在經濟學領域一直沒有形成，但是“單位人”的特征卻被經濟學、社會學等相關的一些學科揭示：那就是一般具有依附性、封閉性、個人缺乏動力機制等等。

“單位人”已經關注到長期合約所形成的一些弊端，這些弊端是由于行政替代市場所造成的，然而由于缺乏標準的經濟學分析，“單位人”對于制度、文化等“軟要素”約束的機制缺乏深入地分析，僅僅片面地強調這些“軟要素”帶來的不利方面，而對于這些“軟要素”對人的激勵方面卻認識不到位。最重要的是，“單位人”只是我國制度建設相對不太完善的產物，是一個短期的現象，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義。

此外，還有如“人本人”［5］假說、“社會人”假設［6］、“知識人”假設［7］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比如批判“經濟人”的理想化，忽視社會性等方面。

4.“企業人”假設

當我們打破新古典的同質性假設，將要素回歸到古典經濟學里將創造人類福利作為經濟學的本性這一主題，來審視企業內的各種要素時，我們發現，不斷的發掘勞動的潛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主要源泉。為了發掘這種潛力，一開始人們重視“硬要素”帶給人們的迂回生產的好處，當經濟發展到對物質資本的依賴越來越不重要的時候，“軟要素”將是發掘人類勞動潛力的重要方面。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對于“社會資本”、“文化”、“制度”甚至是“心智結構”方面的因素研究越來越多，基于能力的企業理論更是突出了“默會知識”、“學習能力”的作用，并認為是在企業不可復制的能力的主要源泉。隨著對這些“軟要素”研究的增多，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建立一個更適合經濟學發展的平臺，解釋新的經濟現象。

企業里的勞動實際上是被長期合約嚴格限制在企業范疇之內的異質性的勞動，這種勞動一方面不能離開“硬要素”，如資本、土地等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人的活動，人與人之間更多是一種社會關系，現實中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并不都是價格機制，還有各種隱性與顯性制度、道德規范以及文化，這些多數是價格機制所沒有辦法衡量的，或者受到時間、空間影響的，或者具有很大的外在性的東西。人與人之間如同網絡的存在使得這些軟要素在發掘人類潛力、配置人類的精力資源方面一樣發揮著重要作用。

但是在“企業人”界定方面，目前的理論并不統一。一是范疇不同，二是理論側重點不同。

從范疇上看，一般的理論都將“企業人”作為企業內部的人的總稱，并且與企業理論結合起來研究。如趙旭亮、孫建中［8］認為：企業交易契約理論和企業能力知識理論都因其內在的局限性而難以進一步深入下去，走出這一理論困境的前提是必須找到能夠整合各種企業理論的理論樞紐。企業人范疇及企業人理論假說，可以成為深化企業理論研究的理論樞紐。從而提出：“企業人是一切契約聯合體的每一位當事人，也是企業生產性合作組織的每一位成員，它包括企業家、管理者與每一位員工”。 康麗琴［9］從人的個性偏好出發指出所謂企業人，是指企業作為一系列契約聯合體中的每一位當事人，企業人既包括投資者、企業家和經營管理者,又包括企業一般員工。

另一個方面則是認為主要是指的企業內部員工，并側重于企業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潘晨光［10］認為日本企業人的再生產深受其歷史傳統文化的影響，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勞資關系、內部培訓、分層參與、企業內部福利、內部競爭制度等不同方面，都體現出日本企業人以企業為家的特點。

本文認為“企業人”假設是對企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是基于“軟要素“與”硬要素“結合方面對企業內部勞動配置的研究，它的研究前提是長期合約下的要素非流動性。

三、 “企業人”的模型構建

員工的行為價值可以區分為可測度部分和不可測度部分，可以測度的部分可以由激勵問題解決，而不可以測度部分則沒有辦法通過制度問題解決，必須從文化方面去激發員工潛力。Rafeal Rob和 Peter Zemsky［11］設計了一個動態委托模型用以分析員工激勵與團隊合作文化建設之間的關系，指出了企業文化對長期利潤起著正相關的作用。Akerlof和 Kranton［12］認為企業文化具有資本性，Holmstrom［13］則設計了企業團隊產出的剩余模型，闡述了企業文化對團隊成員效用函數的影響，從而影響到團隊成員的努力程度。這些模型的共同點是注意到了文化作為重要的“軟要素”，它對于員工效用的影響，并提出了文化作為一個共同要素對于個人努力的影響。由于“軟要素”是一個新的提法，所以以上這些關于企業文化的模型對我們構建“企業人”模型有著重要的意義。

參考關于企業文化的模型，我們構建“企業人”的效用函數，規定“企業人”的收益來源于“硬要素”和“軟要素”的租金，成本為付出的“軟要素”的維護成本C。

作為“企業人”，一方面潛力受到硬要素的影響，傳統的如資本、土地等，為了研究方便，我們假定硬要素為K。另一方面，企業人還受到“軟要素”的影響，為了研究方便，我們假定“軟要素”數量為Z。

構建模型：U=rk*+θN∑Ni=1Zi-CZ2i2

其中r是“硬要素”的租金，根據經濟學的原理，“硬要素”對于勞動的使用帶來更多的利益（比如機器的使用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利益的多少取決于與勞動的配置，由于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問題，所以根據理性最大化原理，我們假定K已經達到了最優的k*。這樣，企業人的效用取決于“軟要素”帶來的收益。

θ為企業人之間溝通的系數，介于0與1之間。C是維護“軟要素”所需要的成本，對于員工來說，“硬要素”是由股東提供的，所以使用不用付出成本，但是“軟要素”需要自己付出成本，整個“企業人”的效用由“硬要素”和“軟要素”帶來的收益扣除維護“軟要素”的成本構成，下面對這個模型進行分析。

命題一：當人們充分信任和交流的時候，“軟要素”的需求隨著N的擴大而減少。

我們命θ=1，求最優Z的持有量。

U=rk*+1N∑Ni=1Zi-CZ2i2 ， UZi=1N-CZi=0 ， Zi=1NC

這說明當θ等于1的時候，“軟要素”成為一種完全的公共品，人們不會持有太多的公共品，比如“社會關系”這種“軟要素”資源共用的時候，一個人并不需要太多的關系資源，共用別人的就可以了，當然，這不可避免導致搭便車的現象。

命題二：企業內的“軟要素”為同質性時，設個人擁有的“軟要素”相同，都為Zi，當N增大時，有：

U=rk*+1N∑Ni=1Zi-CZ2i2 ， U=rk*+θN∑Ni=1Zi-CZ2i2=rk*+θZi-CZ2i2

UZi=θ-CZi=0 ， Zi=θC

可以看出，每個人都會平均地持有“軟要素”，持有“軟要素”的數量只和維護“軟要素”的成本有關，有效的建立“企業人”的交流平臺將會增加“軟要素”。

命題三：團隊是否有效率取決于θ與“軟要素”邊際成本的大小。

團隊收益為NU，為了分析方便，假定個人持有的軟要素依然相等，個人效用函數加總為團隊效用：

NU=Nrk*+θ∑ni=1Zi-CNZ2i2 ， NU=Nrk*+NZiθ-CZi2 ， NUZi=N(θ-CZi)

可以看出，企業團隊的效用主要取決于θ和“軟要素”邊際成本的大小，只要θ大于團隊邊際成本，就可以實現整個團隊的正效用，否則，企業團隊將只有負效用，個人收益的增多不能保證整個團隊有激勵去維護“軟要素”。

所以，“軟要素”的收益非常重要，比如在今天，如果“集體學習要素”的收益比較高，大家將會有激勵去維護這種要素。

但是，如果θ不是足夠的大，或者說只要小于1，企業團隊就會有剩余的損失。

命題四、考慮到額外收益，“軟要素”具有一定的資本性。

如果前期的“軟要素”沉淀，形成一種資本，這種資本會通過激勵、規范以及形成某種“傳統”給后面的人帶來額外的收益，從而使得后來者更有激勵去維護“軟要素”。

假設一個兩期模型，在T期沉淀的“軟要素”在T+1期會帶來收益RZi,

則在T+1期有效用：U=rk*+θ+RN∑Ni=1Zi-CZ2i2

這樣，使得θ+R大于CZi的可能性更加大，后來者會受到激勵，盡力去維護“軟要素”，這樣，企業團隊合作的剩余也將會更大，這顯示了“軟要素”的資本性。

四、 模型的進一步思考

1.懲罰機制

在企業人的模型假設中，可以看出，懲罰是網絡化的，這反應出“軟要素”與“硬要素”的區別：

“硬要素”是可以細分的，因此耗損的過程充分顯示出時間性。而“軟要素”的耗損呈現出系統性，也就是與時間無關，而與系統本身的特性有關。系統本身有一定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的前提是不能超過某個“閾”，這就是系統的“承受閾”。當“軟要素”超過這個“承受閾”時，舊的系統平衡將崩潰，帶來新的平衡，反映現實中就是人們對網絡中的某個事情，某個人的重新評價，引發“道德體系”“制度”等方面的調整，反映在個人上就是要重新樹立網絡中的“嵌入位置”。

模型中則是局限于某個閾之內，超過會趨向于0，使得“企業人”重新構建或者一無所有。

2.市場勢力的構建

由于模型中已經推導出，“軟要素”具有一定的資本性，而且難以復制，“企業人”一旦獲得“軟要素”就等于獲得了某種壟斷資源，這使得擁有“軟要素”的人比擁有“硬要素”更加具有市場勢力，在網絡中的嵌入性使得其他人要想取代“軟要素”擁有者需要更大的網絡化成本。

五、 結論

本文探討了構建一種“軟要素”平臺的可能性，在反思“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提出了“企業人”這種假設，并構建模型說明以“企業人”為平臺的“軟要素”的特征。關于“軟要素”的研究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區域，進一步探討如何構建“軟要素”平臺，以及如何在更加復雜的環境下構建經濟模型，將來一定是經濟學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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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陸銘，男，1973年生，經濟學博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復旦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曾獲得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 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上海市教委“曙光學者”（2005年）、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一、二、三等獎、復旦大學“新世紀之星”科研獎以及人事部人事科研獎等諸多獎項及榮譽。擔任社會職務有：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咨詢專家，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和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日本一橋大學客座研究員；兼任若干知名經濟期刊匿名審稿人。

土地再配置實現多贏

新滬商：陸老師，先請您給我們解釋一下“土地跨區域再配置”。

陸銘：要解釋土地跨區域再配置，要先從我們國家的土地使用政策說起。我們國家考慮到糧食安全，必須保證至少有18億畝耕地為農業用地，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18億畝耕地紅線”。國家把這18億畝的農業用地保護指標按照省市層層分解，這樣下來每個省市就會有一個農業用地保護指標，這是必須保證的。與此相對應的，就是非農業用地指標，也就是我們說的建設用地指標。可以說，中央政府向地方層層下達的農業用地保護指標相當于是界定了建設用地指標的產權。土地跨區域再配置，通俗地講，實際上就是把這個指標盤活，允許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建設用地指標交易。我們知道內地很多省市的建設用地指標相對充裕，而沿海非常緊張。舉個例子，上海與內地的一個省份，內地的省份把相應的建設用地指標賣給上海，這樣上海就會有更多的建設用地指標，就可以吸納更多的投資項目；作為交易，內地省份以此分享上海的土地使用收益。也就是說，在規定了產權的情況下，讓這個指標的配置市場化。說到底，土地跨區域再配置的目的就是讓沿海能夠擁有更多的建設用地開發指標。

其實這是多贏的做法。同樣的一塊土地，在上海被用作建設用地后，外資可以落戶了，GDP上去了，它所獲得的收益要遠遠大于這塊地作為農業用地得來的收益；而內地省份在建設用地指標再配置的過程中獲得的收益也要遠遠大于這塊地在當地開發工業帶來的收益。為什么呢？我研究發現，平均來看，同樣一塊土地的產出在上海和香港這樣的大港口附近，要比500公里之外的內地高出一倍。也就是說雙方都獲得了比原先那種土地資源配置方式之下更多的收益。而且，在土地指標再配置的過程中，企業可以在沿海地區獲得相對更大的發展空間，勞動力也可以在沿海地區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因此，這里面沒有一方吃虧，是一個多贏的做法。

新滬商：您提出“土地跨區域再配置”的背景是什么？

陸銘：前段時間我注意到，有的跨國企業要在浙江落戶，結果因為那里建設用地指標不夠沒有落成，最終去了其他國家。這使得我開始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

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思考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當中國經濟維持了30年高速增長之后，人口紅利即將結束，老齡化勢必帶來儲蓄率下降，這使中國經濟完全可能進入增長速度下滑的時期，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在哪呢？出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我提出了土地跨區域再配置。經過研究，我發現這是個多贏的做法，中國可以通過土地的跨區域再配置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并且可以在中長期促進區域間的平衡發展。

經濟集聚把蛋糕做大

新滬商：為什么土地跨區域再配置能夠帶來這么多贏的效果？它又是如何帶來這樣的效果的？

陸銘：這是因為通過土地跨區域再配置把蛋糕做大了。蛋糕做大了之后，政府可以用再配置得來的新增收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建設、社會保障等。

土地跨區域再配置可以形成經濟集聚效應，從經濟發展的規律來說，經濟集聚發展將是大勢所趨。從經驗來看，世界各國的經濟都在向少數大城市或大都市圈集聚。在國際貿易的主流方式是海運的情況下，中國未來的區域經濟格局一定將是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形成三個大的經濟中心和輻射全國的都市圈。在經濟活動和人口向城市集聚的過程中，經濟發展將因為城市規模擴張而獲得規模經濟效應，從而帶來更大的增長動力。

我一直都在說上海太小了。這與平時我們聽到的不一樣，我們通常會說上海太大了，那要看你怎么比，跟以前相比當然是大多了，但是跟國際上同樣類型的城市相比就不一定了。比如拿東京來比，東京的面積是上海的1/3，而人口是上海的2/3。為什么它能夠容納這么多人口呢？第一，交通便捷，去過東京的人都知道，東京的交通非常便捷。第二，環境保護，東京已經以服務業為主，同時，由于地鐵的大量普及，汽車的消費相對就不是很重要了，這樣生產不耗能了，生活耗能也少了，環境就好了。第三，和諧社會，東京的犯罪率是非常低的。

為什么集聚是一定要的？為什么城市一定要做大？

我們現在一直都在抱怨城市太擁擠了，污染太厲害了，這些問題怎么解決？靠限制人口解決？靠限制規模解決？不對！應該是在城市做大的過程中解決。我們逐一來分析看看。

首先，城市做大之后，就有了規模效應。為什么大城市能夠舉辦大型的高水平演出和會展？這是因為大城市有足夠的觀眾和聽眾共同分擔成本，演出和會展的舉辦也能夠在本地找到各種相關的專業服務人才。同理，城市做大之后，建地鐵就合算了，大量的地鐵運行起來，交通便捷了，擁擠就會慢慢減輕。

其次，污染問題怎么解決？我們先發展制造業，發展到土地、勞動力等價格貴了之后，開始發展服務業，上海就在這個階段，服務業發展起來之后，工業污染就會減少。我們現在大量使用汽車，等地鐵越來越多之后，汽車的消費就會降低，環境就好了。

再次，我們要解決的就是和諧社會構建。

這樣一來，城市不斷做大，服務業發展起來了，環境好了，經濟也發展起來了，城市的競爭力就上去了。

一招盤活滿盤皆贏

新滬商：土地跨區域再配置對沿海和內地的產業布局將會有什么影響？

陸銘：我們一直在喊要發展服務業，怎么發展服務業啊？其實就是要靠集聚。

進行土地跨區域再配置，我們可以預期，大的產業布局一定是這樣的：沿海地區的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逐漸向現代服務業發展；制造業在這些一線城市的周圍相輔相成。現代服務業要以現代制造業為基礎的。上海要發展金融貿易，如果沒有長三角的制造業做基礎是發展不起來的，拿上海和香港相比，香港現在是全球金融中心，而上海是全球金融中心嗎？顯然還不是。但是上海的金融發展非常快，為什么？因為長三角的制造業發展得快，包括貿易、物流、信息等都跟制造業的發展有關系，在這個過程之中，逐漸地有一些相對來說比較低端的、相對依賴于勞動力成本的制造業擴散到內地城市，而大的趨勢一定是向沿海城市集聚。

我們一直在提長三角一體化，我的理解，不是建條鐵路、公交地鐵同城這個意義上的，真正的長三角一體化應該是在產業布局層面上。也就是說，在整個長三角做大的過程中，由于上海做大的速度更快，上海做大之后慢慢地就減少制造業了，逐漸擴散到周邊的城市，周邊城市做起來之后，上海的金融、物流等就有了支撐，這樣就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內地呢，由于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了，內地人口相對較少，而資源豐富，大量的青山綠水都不要破壞，都保護起來，以后可以搞旅游開發，做現代旅游業。其次，如果經濟向沿海地區集聚是因為這些地方接近港口，從而運輸成本較小，那么，內地的發展優勢應更應該體現在與當地資源相關的產業，或者單位運輸成本較低、附加值較高的產業上。中國的中部省份到港口的距離并不太遠，完全有可能加入以沿海省份為龍頭的產業分工體系，承接在沿海地區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進一步上升之后出現的制造業轉移。

我們現在一直在提發展內地，如果發展內地要以環境為代價的話，結果必然是各地的環境都受到污染，即便是到最后我們的經濟獲得了發展，可是經濟發展了收入提高了之后，我們要休閑，要旅游，到哪里去呢？出國，這樣我們就把大好的旅游業機會拱手送給了國外。

經濟集聚與平衡發展不矛盾

新滬商：您提到土地跨區域在配置可以在中長期促進區域間的平衡發展。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和內地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地區間差距一度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按照一般的理解，土地跨區域再配置很可能會加劇地區間差距。您怎么理解這個問題？

陸銘：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存在兩個認識上的誤區。

第一個誤區，我們總覺得經濟集聚和發展平衡是矛盾的，其實，并不矛盾。為什么？

首先，通過土地跨區域再配置，我們先把蛋糕做大了，政府就可以收到更多的稅收用來做相對落后地區的公共服務。

第二，集聚效應并不是無止境的，隨著人口和經濟活動的集聚，會出現“擁擠效應”，在集聚效應和擁擠效應之間，城市規模將達到某個最優的水平。

第三，在集聚過程中，內地的勞動力更多地轉移到東部，使得內地的人均資源擁有量上升，從長期來看，這是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和生活質量差距的必要條件。

第四，如果集聚效應與擁擠效應是相伴隨的，那么，經濟集聚地區和相對落后地區的生活質量差異就會變小，通俗地來說，要高收入的，就需要犧牲點其他方面的生活質量，要生活質量的，就需要犧牲點收入。

第二個誤區，是對于平衡發展的理解。其實有兩種理解，一種是人均收入（或人均GDP）意義上的，一種是生活質量上的。人均收入（或人均GDP）意義上的平衡一定是有差距的、相對意義上的平衡。不管是中國還是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不管多發達，地區間的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差距都不可能完全消除。

真正有意義的區域間平衡，是生活質量意義上的。現代大都市的好處主要體現在兩點，從消費者角度來說能夠獲得消費品（特別是服務）的多樣性，從生產者角度來說能夠獲得專業化的分工和人力資源的多樣性。但不是每個人都那么強烈地喜歡消費品的多樣性和高收入的，而人力資源的多樣性則對知識密集型的行業才更有意義。相反，城市的人口密度高，同時也有更多的擁擠、污染、甚至犯罪問題。對于政府來說，促進地區間的生活質量平衡才是更為根本的區域平衡政策，而其中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就是在地區間適度地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要讓勞動力的流動是基于對大城市更好的公共服務的向往，而主要是為了追求集聚效應和人力資本積累。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為什么沒有在經濟集聚中走向區域間平衡呢？在經濟從集聚走向平衡的過程中，關鍵是需要要素的自由流動，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高技能勞動力更多地獲得了“學習”效應，而低技能者的自由流動則將使地區間勞動要素回報和人均收入趨于均等。在中國的勞動力跨地區流動中，高技能勞動者其實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是技能較低的勞動者。而中國的地區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在很大程度上與低技能勞動者未能自由流動有關。

三步走實現跨越發展

新滬商：從實踐層面上，怎么來實現土地跨區域再配置？

陸銘：第一步，建立地區間土地利用指標的交易機制。我們已經說明這是一個“多贏”的做法。

其次，勞動力要和土地指標一起流動，讓更多的勞動力分享經濟集聚的好處。這在具體操作上，首先要解決勞動力流動的后顧之憂，也就是要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實現社會保障跨地區可接續，這樣勞動力流動的阻礙就小很多了。其次，要改變我們的公共服務籌資體制，適度推進地區之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讓勞動力的地區間流動不再是基于公共服務的差異，而是基于提升勞動生產率的需求。通俗地來講，外地人來上海，一般有兩個目的，一個是為了更高的收入，第二是為了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比如醫療、教育等，尤其是教育。而由于籌資體制的問題，我們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資源分布，至今還是不平衡的，外地小孩和上海本地小孩考上海的高校，它的錄取分數就差很多。這是由現在的公共服務籌資體制導致的。

第三，改革地方政府官員績效的考核體制，不同地區的官員考核采用不同的考核標準。我們現行的官員績效考核體制更多地是追求GDP總量，如果實現了勞動力跨地區的自由流動和土地指標的跨區域再配置，那么，勢必造成內地省份的經濟總量增長相對較慢，這時，如果地方官員的績效考核完全基于地區的經濟總量增長績效，那么，全國一盤棋的區域發展戰略將得不到較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因此，未來中國需要對官員考核體制做出大的調整，可以在考核體系中同時兼顧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增長和GDP總量的增長，并且為這兩個目標分別賦予一定的權重，如經濟發達地區更注重GDP總量增長，經濟欠發達地區更注重人均指標的增長。

新滬商：在實現土地跨區域再配置過程中會有哪些障礙？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陸銘：第一個困難是思想上的誤區，或者說禁錮。第二個困難是官員考核體制。第三個障礙體現在公共服務上，主要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上海為例，外地人在上海工作，他們的小孩在上海讀小學初中都沒有問題，最大的障礙是他們的小孩不能在上海考大學，也就是說我們的公共服務還沒均等化。

在解決了思想上的誤區后，我認為操作上最大的困難是官員考核體制。

未來30年達到中等發達水平

新滬商：請您對實現了土地跨區域再配置后的中國經濟格局做一個展望？

陸銘：30年以后，中國未來的區域經濟格局一定將是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地區形成三個大的經濟中心和輻射全國的都市圈，這三大區域將聚集超過全國一半的人口，并且70%至8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每個圈都有2億至3億人口，并且有若干人口在2000萬至3000萬的世界級大城市。在三大都市圈之外，中國將在武漢、重慶、西安等地形成若干個區域性的經濟和工業中心，從而形成一個有梯度的區域發展格局。在總體上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人口和經濟活動將相對更快地向沿海三大都市圈集聚。

新滬商：您預期達到這個狀態需要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