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公共生活的具體特征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公共精神；含義；特征

1 公共精神的內涵剖析

公共精神是一個模糊的、需要進行界定但又難以明確界定的概念，盡管不少學者都對其進行了相關得了闡述，但卻各不相同。譚莉莉曾指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民社會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價值層面的以公民和社會為依歸的價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負責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價值命題。岳珂、姜峰則認為，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會當中的一種關心公共事務，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構，以營造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倫理道德規范、政治價值和社會制度的思想和行為品格。這些論述概況了公共精神的基本內涵，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材料。筆者認為，公共精神是社會公共生活的產物，是世界公共性的重要體現，是社會成員對公共領域利益關系的理性認識，對共同生活準則的主觀認可，由此形成以社會和他人利益為歸依的價值取向，從而在維護公共利益和關愛社會、關心他人的公共行為中表現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公共精神是一種高尚的倫理精神，是公共生活對公民提出的一種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要求。它要求公民在公共理性指引下，主動認可和遵守公共生活準則，正確理解公共領域的利益關系，積極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務管理，自覺維護公共利益、關心社會和他人，不斷追求公共善。公共精神的內涵至少包括以下幾層含義：

1.1 公共意識是公共精神的重要內容

公共意識是公民對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權利、責任和義務的自覺認識，對公共領域內利益關系的理性認識，對公共生活中的準則、公共價值的主觀認可。現代社會的公共意識大多表現為一種整體意識或整體觀念，公民具有公共意識意味著他們沒有把自己孤立和封閉起來，而是把自己與社會共同體聯系起來，共同尋找和發現彼此間的共同聯系、帶有普遍性的共識和共同的價值，以及由此確定的共同的準則――公共準則（主要包括利益準則、價值準則、道德準則和行為準則等），并共同遵守這些公共準則，維護共同的信念和價值。公民具有公共意識，同時還意味著公民個體追求一種對私人狹隘性和短暫性的超越，從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和整體中理解自身，從更廣闊的社群利益來理解自我利益，從而把自身與整體聯系起來，把個人事務與公共事務聯系起來，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聯系起來，把個人發展、價值實現與國家繁榮、社會進步聯系起來，在與他人的交往、協商中踐行公共準則，從而使公共利益和個人的正當利益都得到維護。

1.2 公共理性是公共精神的內在支撐

公共理性是公眾的理性，是個人對公共生活的理性，是人們在理性精神指引下對自身個體存在和社會公共性的把握和實現。這種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為它是“有關公共的”、“通過公共的”和“為了公共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種理性能力與道德能力，它要求社會成員在涉及到整個社會共同體或整個政治共同體的存在與發展的、關乎所有公民的公共論題時，必須從公共利益出發，在實質性法的正義的基礎上，依據公認的推理原則和證據原則，綜合考慮各種共同的因素，通過公共的協商與對話，經過輿論的批判與觀點的碰撞，從而達成積極的共識，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普遍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公民具有公共理性，意味著公民不盲從、不盲信、不唯書、不唯上，能夠勇敢運用自己的理性，正確把握自己同社會、自然和他人的共生關系，正確理解公民角色的公共性本質和自己擔負的公共責任。公民在這種公共理性驅動和引導下參與公共生活，總結公共生活經驗，就會產生穩定的公共情懷，形成公共理念，確立公共信念，最終形成以公共價值為歸依的公共生活態度和行為取向，從而形成崇高的公共精神。

1.3 公共關懷是公共精神的外在表現

公民的公共精神表現為一種公共關懷。它是公民對公共利益、公共事務、公共生活、公共價值等表現出來的一種自覺的關心和關注。公共關懷不僅僅只限于人際之間，更廣泛地存在于個人與社會、人類與自然之間；這種關懷不是某個人的主觀好惡，而是主體承擔的一種公共責任；這種關懷不僅是一種高尚的人格情操，更重要的是現實行動，是基于世界的共生性、公共性而客觀要求的人的實踐活動。公民的公共關懷體現在：遵守國家法律，積極與政府合作；對公共價值和公共利益表現出積極的認同和欣賞，習慣于站在公共利益和價值的立場上審視和評價事物，自覺關懷與維護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環境、公共環源等公共利益；自覺遵守公共準則，積極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務管理，在公共生活中理解、尊重、包容他人并與他人平等相處、合作共事。

1.4 公共善是公共精神的價值歸依

公共善是優良公共生活的基本條件，是人們在公共生活中行動的價值吁求。公民作為公共生活的重要參與者，必然要以公共善作為價值歸依。公共善是社會生活共同體的善，是一種體現集體意志的公共倫理觀。它是連接公民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之間關系的倫理紐帶。它一方面使公民的共同體生活保持公正性，同時，它又使共同體的每個成員都能和諧地共同生活、共同發展。它要求承認所有公民的公共權利，公民都能平等參與和共同決定社會公共事務。公共善不僅僅是抽象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觀念，它在現實生活中有兩種具體的表現形式：一種是可以物化的公共利益，包括公共設施、公共資源、公共環境、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等；另一種是非物化的各種美德，比如寬容、感恩、公正、誠信、善良、勇敢等。公民的公共精神既然是公共善的組成部分，自然要以公共善為價值歸依。

2 公共精神的特征

2.1 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精神的根本屬性。一方面，公共精神是世界公共性的體現，是公共生活的產物，它反映了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共生關系，它以公共價值為歸依，引導人們追求公共善；另一方面，公共精神要發揮作用必須建立在人們的普遍共識之上，需要公共物品作為物質基礎，需要公共財政提供財政支持，需要公共權力給予權力保障，需要公共輿論提供良好的輿論環境，同時，公共精神又體現在社會成員對公共利益的維護、對公共環境的保護、對公共資源的合理利用等公共行為中。

2.2 向善性

公共精神從善的美好愿望出發，引導社會成員在追求個體善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的整體善、公共善，并且要求把追求公共善作為實現個人利益的重要前提，通過對公共善的認同和追求來實現自我利益。公共精神并不排斥個人利益，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公共精神能夠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但公共精神要求每個公民走出只關注自身利益的樊籬，從更廣闊的社群利益來正確理解自我利益，把道德關懷的目光投向社會公眾、投向他人，從而轉變成一種公共關懷；同時它又以其特有的示范性、感召力輻射更廣大的人群，影響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公共生活、關愛他人，共同建設健康、文明、和諧的公共生活。

2.3 益智性

公共領域是個人展示個性和實現自身價值的唯一場所，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要由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而要融入公共生活就要具備公共生活的基本精神――公共精神，它要求社會成員能夠自覺維護公共利益，自覺遵守公共生活準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因此，社會成員就需要不斷學習相關的知識和守則、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積累相關的經驗，可以說，一個人公共精神的養成過程實際上也正是一個人智力成長的過程，同時，這一過程又深化了社會成員對公共生活準則的科學認識，深化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加深了他們對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理解，豐富了他們的成長經歷，啟發了他們的智慧。

2.4 適用性

公共精神作為社會公共生活的產物，適用于公共生活的所有參與者，主要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政府的公共精神體現在以公共福祉的最大化為最終歸依，從社會公眾的需求出發，制訂公共政策必須認真回應公共利益需要和民眾的愿望，不斷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和能力，不斷提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質量；公務員的公共精神則體現在明確自身的公職要求，恪盡職守、廉潔奉公，自覺抵制社會上的各種誘惑，自覺克服、作風漂浮、貪圖安逸、奢侈浪費等不良現象，全心全意為公眾謀福利，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則體現在能夠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與國家、集體的關系，自覺遵守社會公德和公共秩序，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自覺維護公共利益等。

[參考文獻]

[1]袁祖社.“公共精神”：培育當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論緯度[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

[2]陳娟娟，祝建兵.公共精神的價值與培育[J].黨政干部論壇，2005（11）.

[3]譚莉莉.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J].探索，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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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管理；公民社會　公共治理　合作管理 

 

一、從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活動，盡管這三種稱謂有著大致相同的指涉對象，但是它們之間卻有著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們從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隨著時代的發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們依次鋪就了管理模式由統治、到治理的演進之路。在公私沒有區分、國家體系內部缺乏合理分工的專制社會時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實，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強制負責國家政務的推行，以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現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相分離、行政與政治相分離的現代社會，其功能是按照代議制民主體制、非人格的法律體系、官僚制組織原則以及職業化的文官制度統攬社會公共事務，以實現統治者的統治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則出現在公民社會自治能力與要求不斷擴展、市場機制不斷成熟與市場力量不斷壯大、政府獨攬公共事務的“不可治理性”危機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公共事務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樣性，適應了當今時代公共事務日益復雜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公共事務管理的“公共性”與“管理性”的有機統一，無論在合法性還是在社會資源方面，都為實現和增進公共利益開辟了新途徑。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公民社會的興起與壯大等原因，治理理論出現并發展起來。公共治理逐漸成為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一種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漸成為了公共管理的新內涵，同時，它也使公共管理進入了區別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時代。 

 

二、公民社會在公共管理中的雙重身份與多重角色 

 

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體的多元性，它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生活的一種合作管理，是公共權力向社會的一種回歸。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有賴于公民社會的自愿合作和其對權威的自覺認同。公民社會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體和管理對象的雙重身份，而且這種雙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優勢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為公共管理的主體，公民社會與政府一道對社會公共生活進行合作管理。在這個過程中，公民社會以它那種來自基層、靈活多樣的特性正好彌補了政府的種種不足和有限性，從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時，公民社會在與政府的合作過程中，能夠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到政府的權力運行，從而可以起到對政府更有效的監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健康有益的社會組織可以得到政府和社會更好的認可，這些組織以共同目標和信念把人們聚集到一起，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增強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從而有利于社會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作為公共管理的對象，公民社會在參與管理的同時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從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對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漸至最優。其次，通過公民社會組織，公民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同時又以普通社會成員的身份為政府增強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過程也是公民社會完善的過程，公民社會的完善又可以促進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終是要推動社會的全面發展，作為當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會以其特有的雙重身份在這個過程中又扮演著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價值訴求與功能表達影響著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會是政治民主的捍衛者。公民社會的自主發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國家的權力，從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權力的專斷傾向；公民社會可以為公民的利益表達提供多樣的表達形式和途徑，保障公民利益表達的通暢，從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與生命力；此外，公民社會對培育公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具有積極的作用，能夠強化民主的社會基礎從而推動社會民主的發展。 

第二，公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促進者。公民社會是一個以契約、法制、自由、平等、競爭為價值準則的社會，這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此外，公民社會中的工會、行業協會等團體組織可以起到規范行業行為、穩定經濟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會是公共服務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樣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為社會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務。而以第三部門為核心的公民社會因其具有來自基層、靈活多樣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為公”的“非營利”特性以及其服務社會、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為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彌補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委托承包、志愿服務、自助服務等方式和途徑，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卻符合大眾需求的公共服務，從而使社會公共服務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會是公共價值的維護者。與其他領域一樣，公共生活領域同樣存在著對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領域的善就是公共價值，它包括公民對公共生活的態度、責任與義務，對他人的尊重與關愛，對社會正義的維護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與修養。公共管理的核心是為了增進人類的公共利益和福祉，這實際上就包含了對公共價值的追求：公民社會是公共管理的對象，它同時又是公共管理的主體構成之一，公民社會的精神與價值必然會影響到公共管理的目標和價值。公民社會所倡導的諸如參與、友愛、信任、互惠、寬容、合作、平等、公正、開放、多元等價值理念，對于維拼良好的公共價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會是社會穩定的支持者。公民社會能夠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一種有益的中介結構。通過這一中介結構，它可以為不同的群體和階層的利益訴求提供表達途徑，同時又可以對他們的利益訴求進行整合；通過這一結構，它還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寬松的活動空間，滿足他們多樣性的愿望要求，同時這一中介結構還起到了排解社會怨氣、釋放社會壓力的作用。可以說公民社會是一個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緩沖器”和“調節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管理 

篇(3)

關鍵詞：公共空間；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村民自治；民間組織

一、村莊公共空間與村民公共精神的概念

“公共空間”一詞在不同的語境下其涵義也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間（也可以稱為公共領域）是相對于私人領域和國家權力領域而言的。它描述的是一個介于私人領域與國家權力領域之間的中間地帶，是“一個向所有公民開放、由對話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輿論、體現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眾傳媒為主要運作工具的批判空間”①。村莊公共空間是指在一個村莊的范圍內，村民獲取各種公共信息，進行批判式評論，合作處理公共事務，培育公共精神等行為和觀念的空間。村莊公共空間的存在從眼前看是推動了村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從長遠來看則是培育了這種交流與合作的根基——村民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指公民個人超越自身利益，追求一種整體的公共利益，由這種公共意識生發出對于公共事務的關懷，以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民基于對村莊公共利益的自覺認識而關注、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它要求村民必須具有主體意識和公共意識。即一方面應具有一種公共主體的意識和個體的獨立精神；另一方面應具有一種超越精神，善于超越個體的局限，把自己與村莊整體的利益與價值聯系起來。具有公共精神的村民體現出既獨立又合作，既有批判精神又有守法意識，積極主動地關注、參與村莊的公共事務，促進其成員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特征。例如參與投票與選舉，參與討論提出建議，對侵犯公共利益和共同價值目標的行為進行理性地批判，與其他成員合作以促進共同利益等等。村民的公共精神形成一種社會資本，有力地促進村民自治的運行。

村莊公共空間是村民公共精神產生的土壤。如果沒有這樣的平臺，人們不能對包括自己事務在內的公共事務發言，久而久之他們就會失去關心公共利益的興趣，而退縮至“小我”的狹小天地之中，則村民的公共精神與公民意識也就無從談起。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莊公共空間的靈魂，沒有了公共精神的公共空間至多是信息的匯集地，它無法將村民凝聚在一起，從而無法合作來提升村莊的公共福利。村莊的公共空間和村民的公共精神共同構成了農村的公共生活。

農村的公共生活在改革開放以后發生了翻天覆地地變化，國家政權開始從農村社區逐漸后撤，村莊民主自治體制正在形成。在這個過程中，村莊的公共空間不斷拓展，村民的公共精神也得到了進一步地發展。通過對張高村村的走訪調查我們也切實感受到了農村社區治理狀態發生的變遷。

二、張高村公共生活的現狀

村莊公共空間并不是物質性的實體，但它卻需要借助一些現實的載體得以存在。村莊公共空間的載體是多種多樣的，它可以是一些相對固定的特定空間，道口、集市、小商店、廣場都使人們聚會交流的場所。進入張高村，經常可以在村內的道口看到一些老人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聊各種各樣的話題，比如對老年人協會的意見，村內路燈安裝存在的問題等等。在集市上一些買菜賣菜的村民也會熱情地與我們交談，從家中孩子的教育問題延伸到對國家的教育政策的看法，家庭瑣事，國家大事，無所不包。這便構成了一種最初級的公共空間形式，也是人們進行交流的最為簡單的形式。

村莊公共空間還可以借助于某種人際交往來形成，如以村落內部的紅白喜事為載體的人情往來。當今村莊的紅白喜事的規模越來越大，“事主不需要發出邀請，凡知道消息的人家大都會自覺地派代表參加”②。在張高村，遇到紅白喜事，除了到事主家幫忙張羅，人們還通過隨份子來表達自己的心意，少的五十元，多的幾百元不等。一方面增進了感情，另一方面也為事主籌措了必要的經費。在這樣的一種場合，大家除了單純的慶祝和哀悼還獲得了一個溝通交流的極佳的機會。而這種公共空間由于人數眾多，談論話題也比較廣泛深入。

此外，各類民間組織的自主活動構成了張高村公共生活的重要載體，給村民參與提供了公共活動空間。近幾年，張高村先后成立了水杏合作社、香椿合作社、老年人協會等民間組織。盡管在組織上和程序上還不是那么規范，但這些組織的建立無疑拓展了村莊的公共空間，并且對村民有了一個公共精神的啟蒙教育。這些民間組織是較高層次的公共空間的形式。通過它們，村民可以獲得最直接的參與管理的實踐經驗，培養團結與合作的精神。拿老年人協會來說，自去年成立以來它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公共活動，成為村民討論的中心話題之一。這些活動包括：

1、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的管理。就修建路燈一事，老年人協會做了大量的工作。協會的理事就路燈在村子的設置地點，電費的收繳，路燈安裝后的維護等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磋商。此外，協會還對飲用水源問題，沼氣建設問題等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2、開展文娛活動。文藝演出、創辦村報等精神文化生活也形成了張高村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這種喜聞樂見的方式給村民創造了一個很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說，老年人協會的建立大大的改善了村里老人的精神面貌，激發了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熱情，同時也對村干部的行為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

對于張高村來講，村內公共空間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是滿足人們與他人交往的需要，增強了村民的幸福感。人既愛孤獨又愛群聚，除了家庭生活，人們還渴望與別人進行溝通和交流。村莊公共空間的存在為村民的交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幸福的生活不僅僅與物質財富有關，還取決于是否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當前增收途徑有限的的情況下，豐富的文化生活，健全的公共生活顯然可以增強農民的幸福感。

二是形成公共輿論。村民可以聚在一起，就所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有時就某些問題可以達成共識，形成一種公共意見。“.在公共領域中，整個社會透過公共媒體交換意見，從而對問題產生質疑或形成共識”。③這樣的公共意見不僅會成為村民行動的評判標準，還可以對公共權力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最為重要的是村莊公共空間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鍛煉了村民的公共管理能力。它使村民村民從孤立的狹隘的個人范圍中跳出來，把自己與其他成員聯系起來，在與其他村民交往、協商的過程中發現共同利益，由此產生了一種合作的意識和信任的基礎。并且通過實踐，提高了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增強了村民的主體意識和公共意識。在張高村，大部分村民對于涉及到村民共同利益的事情能夠給予一定的方式進行合作，村內公路的修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張高村內部的公路，采取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共同修建的方式。很多村民認為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捐了幾十到幾百元不等。如果沒有村民的自愿捐款，村內的公路是修建不起來的。

可以說，一個經濟發達的村莊，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優越的自然條件外，更因為它們有較強的公共精神。而一個積貧積弱的村莊，與物質層面的匱乏比起來，村民公共精神的缺乏是一種更深刻的發展因素。

三、張高村公共生活的不足之處

通過進一步調查，我們發現，盡管張高村村民對村中的公共事務體現出一定的熱情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參與，但是，從該村村民公共參與的行為和意識的特點來看，仍缺乏足夠的公共精神。

從該村村委會主任的選舉來看，當被問及選舉某人的具體原因時，要么“誰給的錢多就選誰”，要么“他是本家的親戚”還有的是“選誰都無所謂，都一樣”。

對于村莊出現的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公共問題，如村莊公共衛生問題，路燈的維護問題，村莊的安全問題，雖然這些也都被大家認為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如果沒有村兩委挑頭，人們就束手無策了。

——“村內盜竊事件好幾起了，我家就被盜了，村里也不管不問”。

“那您有沒有想到向村支部或村委會提提建議？”

“提了也沒用，都忙著個人賺錢，誰管這事”。

——關于村內衛生“也都覺得不好看，垃圾到處都是，村里也就過年時照人打掃打掃，平時沒人過問”。

“那您沒有想過帶個頭，招呼大家輪流打掃？”

“村里都不管，我們怎么管，管了人家還說閑話，再說村干部也不高興，這才是出力不討好呢。有時間就打掃打掃自己家門的垃圾。如果村干部張羅，我肯定會拿錢”。

從談話中反映出來，村民雖然意識到村內存在的需要解決的公共問題，也愿意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部分村民由于主客觀的原因，對于政治參與表現出一定的冷漠，他們不愿意參與政治，不愿意過問公共事務。二是存在著對正式權威的過度依賴。認為一些事情只要村兩委不出面就無法開展，村民自己是無法合作來解決的，村民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

四、拓展村莊公共空間，弘揚村民公共精神

造成村民公共精神缺乏的原因有很多，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經濟和政治原因。但是，只要存在這種潛力，就應當進一步挖掘和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

1、進一步拓展村莊公共空間，培養村民的自治能力和合作精神。村莊公共空間是村民參與公共管理的實踐空間。通過提出建議，發表評論，做出決策等實踐活動村民獲得了一種自信，同時也產生了一種責任感。拓展村莊公共空間最重要的是進一步發展民間組織。民間組織能擴大村民參與村莊公共生活的范圍和深度，促進政府與村（下轉第69頁）（上接第65頁）民之間的相互溝通、協調和融合，從而增強社會的穩定性。張高村老年人協會的成立給村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管理的機會，村民對于村莊公共事務的熱情被調動了起來，參與能力也在不斷地提高。這對整個村莊公共問題的解決，村民生活質量的提升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促動因素。當然，老年人協會要想更好地發展下去，必須有相對獨立的財政，也就是說是否有穩定的經費來源會影響它的下一步發展。這一點可以參照東部地區民間組織經費籌措的方法，如可以向村里申請一定的活動經費，通過文娛演出在社區中募集資金，出租紅白喜事所用的器具給村民等等。

2、充分發揮精英人物的作用。有頭腦、有經濟實力、有廣泛的人際關系，在難以處理的村落事務中說得上話，辦事妥帖這是一般村民所公認的能人形象，我們可以稱他們為社區精英。精英人物具有一定的社會權威性和社會動員能力,能把分散的個體凝聚在一起,從事各種集體活動。他們對于公益事業的熱愛激發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張高村也存在不少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但他們在村莊公共事務方面的作用還未充分發揮出來。可以利用他們的社會關系、資金、技術發展自質的協會。培育與助長村莊中新興的公共服務積極分子及公共人物，從而為村莊自治人才的優化、年輕化提供內生基礎。

3、通過各種途徑加強村民公共意識的教育。具有公共意識意味著村民并沒有把自己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而是把自己同整個村莊甚至國家聯系在一起。加強村民公共意識的教育就是使村民成為關心公共事業，參與公共管理，成為具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公民。可以運用街頭劇、唱歌、快板和戲曲等傳統形式達到教育目的，把法律政策、道德風尚、表揚批評，溶于這些具體的表達形式中，農民會高高興興的接受。運用傳統的美德教育，通過趨善的教化凈化人心，提高村民之間的信任度，這樣村民才能有合作的意愿和可能性。

改革開放后，一方面是國家權力逐步從農村社區撤退，另一方面是農村自組織還沒有完全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導致了農村公共物品提供的匱乏和公共生活的缺乏。農民不應再消極等待下去，而是必須積極行動組織起來，這需要內生發展與外生培育相結合。在社會的共同關注下，包括官員、學者、教師以及大學生志愿者的參與，依靠和挖掘村民的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增強村莊的公共福祉，提升村民的生活質量。韓國新村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除了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過渡所必須遵循的社會發展規律外，更重要的是傳承和凝聚了超越制度、國家、民族、文化、傳統而人類共有的人文思想、和諧理念、自主正義、合作態度、公民社會、奉獻精神等文明因素。進一步發展以民間組織為主體的村莊公共空間，弘揚村民的公共精神，這對于新農村建設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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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濱：《理解公共領域：文本與導讀》，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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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6]俞可平主編：《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篇(4)

[論文摘要]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公民社會具有管理主體與管理對象的雙重身份，并以其這種雙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扮演著政治民主的捍衛者、經濟發展的促進者、公共服務的提升者、公共價值的維護者、社會穩定的支持者的多種重要角色。這種政府與公民社會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體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多元化的管理主體之間存在著極力依賴和互動的伙伴關系，其責任邊界具有相當的模糊性。這種基于伙伴關系多元管理主體參與的公共管理是一種自主自治的網絡管理，在這種公共管理網絡中政府扮演著“元治理”的角色。

一、從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活動，盡管這三種稱謂有著大致相同的指涉對象，但是它們之間卻有著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們從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隨著時代的發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們依次鋪就了管理模式由統治、到治理的演進之路。在公私沒有區分、國家體系內部缺乏合理分工的專制社會時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實，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強制負責國家政務的推行，以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現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相分離、行政與政治相分離的現代社會，其功能是按照代議制民主體制、非人格的法律體系、官僚制組織原則以及職業化的文官制度統攬社會公共事務，以實現統治者的統治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則出現在公民社會自治能力與要求不斷擴展、市場機制不斷成熟與市場力量不斷壯大、政府獨攬公共事務的“不可治理性”危機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公共事務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樣性，適應了當今時代公共事務日益復雜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公共事務管理的“公共性”與“管理性”的有機統一，無論在合法性還是在社會資源方面，都為實現和增進公共利益開辟了新途徑。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公民社會的興起與壯大等原因，治理理論出現并發展起來。公共治理逐漸成為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一種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漸成為了公共管理的新內涵，同時，它也使公共管理進入了區別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時代。

二、公民社會在公共管理中的雙重身份與多重角色

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體的多元性，它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生活的一種合作管理，是公共權力向社會的一種回歸。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有賴于公民社會的自愿合作和其對權威的自覺認同。公民社會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體和管理對象的雙重身份，而且這種雙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優勢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為公共管理的主體，公民社會與政府一道對社會公共生活進行合作管理。在這個過程中，公民社會以它那種來自基層、靈活多樣的特性正好彌補了政府的種種不足和有限性，從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時，公民社會在與政府的合作過程中，能夠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到政府的權力運行，從而可以起到對政府更有效的監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健康有益的社會組織可以得到政府和社會更好的認可，這些組織以共同目標和信念把人們聚集到一起，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增強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從而有利于社會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作為公共管理的對象，公民社會在參與管理的同時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從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對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漸至最優。其次，通過公民社會組織，公民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同時又以普通社會成員的身份為政府增強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過程也是公民社會完善的過程，公民社會的完善又可以促進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終是要推動社會的全面發展，作為當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會以其特有的雙重身份在這個過程中又扮演著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價值訴求與功能表達影響著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會是政治民主的捍衛者。公民社會的自主發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國家的權力，從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權力的專斷傾向；公民社會可以為公民的利益表達提供多樣的表達形式和途徑，保障公民利益表達的通暢，從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與生命力；此外，公民社會對培育公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具有積極的作用，能夠強化民主的社會基礎從而推動社會民主的發展。

第二，公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促進者。公民社會是一個以契約、法制、自由、平等、競爭為價值準則的社會，這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此外，公民社會中的工會、行業協會等團體組織可以起到規范行業行為、穩定經濟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會是公共服務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樣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為社會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務。而以第三部門為核心的公民社會因其具有來自基層、靈活多樣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為公”的“非營利”特性以及其服務社會、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為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彌補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委托承包、志愿服務、自助服務等方式和途徑，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卻符合大眾需求的公共服務，從而使社會公共服務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會是公共價值的維護者。與其他領域一樣，公共生活領域同樣存在著對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領域的善就是公共價值，它包括公民對公共生活的態度、責任與義務，對他人的尊重與關愛，對社會正義的維護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與修養。公共管理的核心是為了增進人類的公共利益和福祉，這實際上就包含了對公共價值的追求：公民社會是公共管理的對象，它同時又是公共管理的主體構成之一，公民社會的精神與價值必然會影響到公共管理的目標和價值。公民社會所倡導的諸如參與、友愛、信任、互惠、寬容、合作、平等、公正、開放、多元等價值理念，對于維拼良好的公共價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會是社會穩定的支持者。公民社會能夠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一種有益的中介結構。通過這一中介結構，它可以為不同的群體和階層的利益訴求提供表達途徑，同時又可以對他們的利益訴求進行整合；通過這一結構，它還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寬松的活動空間，滿足他們多樣性的愿望要求，同時這一中介結構還起到了排解社會怨氣、釋放社會壓力的作用。可以說公民社會是一個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緩沖器”和“調節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社會生活的一種合作管理，在這種管理模式中，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應是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關系，通過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目標等方式對公共事務實施管理。具體來講，這種政府與公民社會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認識。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體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除此之外，私營部門、第三部門等公民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在介于市場經濟與公共部門之間的“社會經濟”領域內積極活動并依靠自身資源參與管理共同關切的社會事務，在某些領域，公民社會組織甚至比政府擁有更大的優勢。公共管理主體可以是公共部門，也可以是私營部門，可以是第三部門，還可以是三者多種形式的合作。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論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樣；“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它對傳統的國家和政府權威提出挑戰，政府并不是國家惟一的權力中心。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只要其行使的權力得到公眾的認可，就都可能成為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權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責任邊界具有相當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責任邊界的模糊性表現為許多民營部門向傳統公共領域的進軍，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區分已不像以前那樣明顯。在市場和公共部門之間被稱之為“社會經濟”的領域中，涌現了所謂非營利組織、志愿團體、社區企業、合作社、社區互助組織等大量公民社會組織，它們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大。伴隨著這些公民社會組織能夠滿足多方需要，解決社會問題而無需運用政府資源和權威的優勢日益顯現以及傳統上由政府執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權向這些非政府組織的轉移，傳統上法律和制度規定由政府承擔的公共管理責任便呈現出交由非政府組織和個人來承擔的趨勢。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體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和互動的伙伴關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體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依賴關系，因為這些公共管理主體“不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能夠擁有解決綜合、動態、多樣性問題所需要的全部知識與信息，也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去應用所有有效的工具”，電們必須相互依賴，進行談判和交易，在實現共同目標的過程中實現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體之間存在著這種權力依賴的關系，所以公共管理的過程便呈現為一種互動的過程。在這種互動的過程中，各個公共管理主體之間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合作伙伴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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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軸溪設計分析

中圖分類號：TU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一、項目概況：

中軸溪位于淳安青溪新城珍珠半島片區中央，從西至東貫通整個新城，全長度2.4公里。西端為源頭，與自然山地相接，設有蓄水池，東至城市行政中心及珍珠廣場，最后流入千島湖。

設計從項目立地條件出發，立足“新淳安——從建設旅游城市到發展城市旅游、后世博——為了美好生活的“創意表現+低碳科技”兩大背景，結合水的盡情表現與文化內涵的傳達，實現城水共生、因水而靈的新淳安美好生活的“實景show場”這一核心定位，滿足“品質生活功能——成為新城的公共生活走廊”、“旅游展示功能：成為淳安新的城市旅游秀場”兩大基本功能。

二、主題構思：

靈動的中軸溪水為淳安提供了一種與靜態湖面所完全不同的動態、生動、尺度宜人的城市水景系列，成為淳安乃至長三角地區獨一無二的城市濱水空間。由此，將主題形象的描述為：“水·舞·青溪；澈·動·新城”。

“水·舞”既概括了自西向東，有著近10m高差，一路曲折流淌、跌落的水的自然動態；也概括了以水為主題的、各具情趣的多種濱水景觀、活動的內容組織。

“澈•動”之“澈”既是對千島湖湖水水質最基本特征的提煉，也是對千島湖清新山水休閑氣氛的概括——并最終成為新城之中最“動”人的力量。

三、總體布局

中軸溪設計整體上形成“一脈、三區、兩帶、四段、多點”既具層次也成序列的總體布局結構，基以此結構對各段落的功能屬性、主題意向、空間形態、動靜關系、界面形態、岸線、標志色彩等方面做了歸納：

中軸溪交通組織以步行系統為主，形成濱水步行街。主要沿中軸溪兩側通道形成步行空間主體。結合中軸溪南北兩側城市空間縫合的需要，設置步行橋。游客與居民通過城市道路進入中軸溪水街。對穿越中軸溪的城市步行廊道做了一定的軟化處理，在保證通道的連續性的基礎上，從各段落的特點出發，做了適當轉換。

四、水景系統設計

1、水景控制體系

整體補給、分段循環控制：中軸溪的水源來自千島湖，自西向東流回千島湖。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不同的水景表現形態對水體的流速、水體深度均有不同的需求，宜采用分段落、分區間控制、循環。設計以城市道路為界，劃分為8個相對獨立的控制區間。

2、水景形態控制

（1）水深：中軸溪為人工水景且定期更換水體，根據測算，水系的平均深度宜控制在0.5M上下浮動（水文化公園除外）；

（2）空間形態：宜結合各段落內部的主要節點，實現中軸溪與兩側建筑與場地之間的融通。在節點空間內，擴大水系的面積，將水系引向兩側建筑或公共通道，形成主要的、有特色的節點空間。

（3）駁岸：水文化公園以自然駁岸為主，水街以直立式駁岸為主。根據水街與中軸溪之間的關系，分為直立式駁岸、花壇近水駁岸、親水平臺、水上平臺、入水臺階等五種處理方式。

3、水景設計

相對于古人在理水上注重實用及給人以美感兩個角度出發，即“擇水之用，融水之情，擅水之美”，在現代技術的發展下，水與人之間的互動為現水增加了一層新的內容——水景的可參與性，即“涉水之趣”：

（1）擇水之用——水系的實用功能：

水除了觀賞之外，通過現代工程技術處理，在夏天為城市降溫，在冬天為城市提高溫度，實現城市空調的效果。

（2）融水之情——水文化的展現：

具體而言，包括對傳統理水方式的致敬與淳安地方水文化兩個方面的表現，實現水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

（3）擅水之美——水景形態的表現

根據不同的空間形態與活動策劃設置不同形態的水景，使水景為場所特性所服務。靜態的室外休閑空間宜采用小涌泉、小跌水，動態的活動場地則可以采用音樂噴泉、大型水景等。

（4）涉水之趣——水景的可參與性

可進入、參與的水景不僅豐富水系景觀，也增加城市活動的樂趣。漫灘、淺水、音樂噴泉、水簾、水風琴、沙灘等富有創意的水景形態可以使參與其中的人感到水景帶來的樂趣。

五、文化景觀設計

1、總體定位

對水、街、城、人之間和諧關系的總體追求，既是現代品質生活的切實要求，也符合了傳統文化中對“天地人”關系的總體認識。

2、水街空間序列的傳承

在水街空間序列的處理中直接借鑒了淳安芹川乃至傳統村落中的理水處理，成為一處向芹川致敬的所在。

3、淳安地域文化傳達

設計自覺承擔了對淳安地域文化進行選擇傳達的任務，加強景觀的地域性表達。其中對淳安的建城史和地方文化遺產給予了更多關注。包括：

（1）地上刻寫著被淹沒的地名，以輕松的筆觸，提醒市民和游客對曾經歷史的點滴追憶。

（2）選擇包括竹馬、草龍、麥稈扇等淳安各級別的文化遺產作為題材，通過富有創意的再創作——描摹傳統文化，也傳達了時代氣息。

（3）對地方材料的特別選用，如卵石、茶園石、紅砂巖等，實實在在的傳達地方氣息。

4、時尚文化氣息的塑造

設計作品對現代生活本身和創意表現的關注同時也是對現代氣息的有效表達：

（1）景名題寫方式也吸收了文化傳媒的現代處理手法，激活了傳統漢字的新意向。

（2）“水”是漢字的一個重要偏旁部首，設計將一些與“氵”組合的字符標于水下，激發趣味、傳達文化。

六、結論

中軸溪水景設計立足基地窄長且具高差的水街空間特點，圍繞水街休閑功能打造、特色景觀塑造、主題活動策劃等內容，通過千島湖水的“動情”展現，將本地建設成為淳安新時期的：

一條豐富多彩的公共生活走廊——公共屬性

一帶人水親密的城市休閑水街——休閑屬性

篇(6)

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她認為，如果沒有個體的再生產，任何社會都無法存在。然而，與每一個體的生存息息相關，而又無言地孕育和滋養著人類社會的衣食住行、飲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卻長期處于哲學社會科學的視野之外，成為人們熟知的但又熟視無睹的背景世界，一種與物換星移、花開日落無異的自然氛圍。把日常生活世界從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線上，使理性自覺地向生活世界回歸，是20世紀哲學的重大發現之一，胡塞爾、維特根斯坦、許茨、海德格爾、列菲伏爾、哈貝馬斯、赫勒等許多理論家從不同層面推動了這一哲學轉向。對我國哲學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經不再陌生，但是，回歸生活世界的真實含義，以及這一轉向對于哲學社會科學范式轉換的重大意義，還遠遠沒有開展出來。

生活世界之被遺忘是在兩個層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會結構層面上，歷史的進展呈現出從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趨勢，即從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飲食男女、婚喪嫁娶、禮尚往來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學世界、藝術世界、科學世界、政治系統、經濟體系等非日常世界。相應地，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轉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層面上，哲學和歷史科學的關注點越來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經歷了“自然科學化”的過程，習慣于把自然科學所揭示的因果現象、必然性、線性決定特征、還原性、可計算性、普遍性等，放大為統一的、一元的、無限的世界的普遍規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邏輯、絕對真理、普遍規律為核心的形而上學、認識論和各種社會科學體系，人真實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則被完全從理性的視野中放逐。一種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生成了：哲學成為描述普遍精神和絕對理性的純粹意識哲學，歷史學表現為環繞著政權更迭和國家興亡的宏觀史學，政治學表現為以政治權力和制度安排為核心的宏觀政治學，經濟學成為揭示基本經濟運動規律的國民經濟學，等等。

應當說，這種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敘事為特征的哲學社會科學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質特點。在人類歷史由自發走向自覺的時代，對日常的微觀的生活現象進行理論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異的、個別的、多樣化的社會現象中把握人類歷史運行中的某些規則性和普遍性的機制。但是，當宏觀的哲學社會科學把人具體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視作無足輕重的、平庸的日常瑣屑而加以蔑視時，當以價值和意義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時，這種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弊端就充分顯現出來。

弊端之一：否定差異性和個體性。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來研究文化和社會現象，從而否認差異性、個別性、主體性和自由。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甚至斷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經大大地加強的時代，“個別性已理所當然地變得無關重要”，而絕對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統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會發展的文化內涵。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對差異性和個體性的否定，實際上是對生活世界的內在文化內涵和意義結構的排斥。結果，在這種宏大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不僅生活世界和倫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個別性被抽象掉，變成數學化和理念化的無限自然世界圖景中的一個案例；而且，從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來的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科學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變成沒有內在文化規定性和價值約束的機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領域，歷史成為“無主體的”自在運動。

弊端之三：理論研究的抽象化頑癥。馬克思關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論強調思維中的具體，即思維中包含“許多規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恩格斯曾斷言，任何一種社會哲學，它的研究結論如果沒有包括“使它得以成為結論的發展過程”就毫無價值。我們發現，遺忘生活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識和原理中抽象掉這些多樣性和過程性，從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論結論。目前，這種抽象化的毛病不僅在哲學研究中而且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中普遍存在。因此，“回歸生活世界”有著更為深刻的內涵和意義。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真正回歸到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飲食男女、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禮尚往來的具體活動，回到生活世界內在的價值、意義、傳統、習慣、知識儲備、經驗積累、規范體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時代每一文化中的個體是如何展開自己的消費、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這些文化背景帶入公共的社會生活之中，還要考察生活世界內在的圖式、知識儲備、規范體系等是如何同社會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動。不難看出，這種意義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著哲學社會科學范式的深刻轉變。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論極大地拓寬了社會歷史理論的視野。實際上，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唯物史觀的內涵要比我們的教科書體系更為廣泛。他們反復強調一個重要的出發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社會活動。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滿足需要的生產，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會歷史運行的深刻基礎和社會歷史理論的基本主題。然而，后來的理論體系并沒有對這些日常生活予以關注，而是圍繞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非日常領域而展開。如果我們把衣食住行、飲食男女等日常消費、日常交往、日常思維活動納入社會歷史理論的視野，認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歷史時期此消彼長、支撐、制約、互動的關系，我們就可以構造出更為完整的人類世界圖景，對社會歷史運動肯定會有更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篇(7)

[關鍵詞]生活世界;新農村;社會建設;文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0)09-0058-02

新農村建設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一般說來,社會建設側重于村民的社會交往層面,文化建設側重于農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領域。本文將借助于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框架,通過梳理社會發展的一般性脈絡,在社會理論層面上詮釋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的內涵及其發展方向。

一、生活世界

世界,按哈貝馬斯的觀點,大致可以劃分為生產與生活兩塊領域。其中,生產領域(又稱為系統)負責提供物質再生產,主要由生產方式及政治―法律二子系統來承擔。生產方式承擔提供物質功能,主要由貨幣作為互動媒介。政治―法律系統負責承擔提供物質分配與秩序,主要由權力作為媒介。可見,貨幣與權力構成系統世界的主要媒介。社會學研究表明,系統世界的發展表現為復雜性的增長。對于社會個體來說,系統世界是一種外在的存在,是社會成員各種微觀行為的總體性宏觀結果。

生活世界則是社會主體互動過程中形成的日常生活空間。依德國學者赫勒的觀點,亦即一種不斷在重復著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世界恒久存在于人類社會,并不是哈貝馬斯的發明,卻由哈貝馬斯系統闡述。在《交往行為理論》卷一中,哈貝馬斯提出,生活世界是主體間認可的共同世界。在卷二中,他更進一步將其解釋為某種文化式傳遞的、借助語言組構起來的詮釋模式儲庫。互動雙方憑借此類儲庫,形成對主體內心世界與客觀世界的理解。生活世界由文化、社會及個性三部分構成。文化作為解釋體系的知識庫,為交往過程中的參與者提供理解世界的工具。社會作為合法秩序的知識庫,調整社會成員間的相互關系,達到社會的團結。個性則使行為主體能夠有意義地言說與行動,將自身置于正常的交往過程中,并促成其自身的同一性。

新農村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及文化建設。其中,經濟、政治建設的領域,正是哈貝馬斯所說的系統世界。社會、文化建設,著眼于為人們提供社會交往規范與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正對應哈貝馬斯所提及的生活世界。因此,按哈貝馬斯的理論邏輯,我們可以說,村民的生活世界,正是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的施力點。

二、重建村民生活世界的必要性

生活世界是一種特定的不斷被塑造的社會結構,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演進。劇烈的社會變遷,會帶來生活世界的強烈反應。按哈貝馬斯的觀點,這種演進表現為生活世界各個組成部分的不斷再生產。具體言之,文化再生產,表現為文化知識的積累,保證了文化傳統的持續性,也為社會成員提供了日常生活實踐的知識儲備。社會再生產表現為向社會提供有效的規范,調整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達致社會的團結與穩定,亦即社會一體化。個性再生產,則完成社會成員的自我認同、社會歸屬與代際傳遞,亦即個性社會化。如果生活世界的再生產進程擾、打亂,其組成部分則會出現混亂與反向發展:文化領域內,生活的意義喪失。社會領域內,反常、失范現象出現。個性領域內,人們飽受精神疾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社會出現了劇烈的社會變遷。在經濟領域,國家取消集體生產的公社制度,允許家庭自主經營,集體經濟萎縮,市場成為配置經濟要素的核心機制。政治領域內,國家權力大幅退讓,退讓出來的政治空間由村民自治予以補充。隨之,社會領域內,村民的相互交往出現了“去政治化”特征,回復到日常生活范式。村民的文化生活領域內,隨著公共生活的衰落,在國家政權日益退讓、大眾文化浪涌而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諸神狂歡,呈現出社區文化碎片化特征。閻云翔所說的無公德個人大量出現,孝道不行,溫良不再,村莊出現倫理性危機。

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經由多年的市場化進程,也呈現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某些態勢,亦即生活世界再生產過程擾,各組成部分之間不協調,甚至斷裂。

1.貨幣為媒介的市場化原則通行于村莊日常生活世界。主要體現有二:一是在經濟交換領域,使用價值慢慢轉化為需求偏好,村民成為經濟領域的被主宰者,沿著消費社會既定的邏輯,在商品生產者、銷售者,甚至國家有意識地導向下,成為對商品永不滿足的追逐者。二是村民的交往過程日益卷入市場化原則。金錢成為衡量社會行動價值的一般等價物。以傳統的社區互助為例,幫工現象日益被換工、雇工取代。鄰里之間的幫忙會被簡化為日工。[1]更令人震憾的是,獲取金錢正在成為衡量個人能力及社會地位的優先的評價標準。賺錢這一目的,取代其不過是保障及改善生活水平的手段的定位,成為村民關注的首要目標。一些在村莊外從事易或黑社會行為的人,并沒有成為村民心目中的公害人物,反倒引起相當多數村民的羨慕與敬佩。

2.權力為媒介的不平等機制貫徹于村莊生活世界。一般說來,社會不平等主要表現為三個層面:經濟、政治與文化。農村經濟層面上的紡錘型結構,決定了村莊成員在較低收入基礎上的“中產化”趨勢。在文化層面上,農村社區的教師群體保持著相對優勢,其經濟收入也相對可觀,但對于村民來說,這種維度上的不平等很難對村民日常生活產生“外部性”影響,不會給村民帶來壓抑感。因此,村莊社區結構中的不平等現象,主要表現為政治精英與村民之間的交往。

政治精英與村民之間的交往,普遍存在非對等現象。本是禮尚往來的禮物流動,在政治精英與普通村民之間,表現為禮物鏈斷裂,或是單向流動,等等。請工,這一東北移民農村常見的社會互助行為,目前基本由農村社區政治精英獨享。作為政治組織的村委會,仍是村民心目中的官僚機構。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村委會表現出明顯的行政化特征來。村委會日常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完成上級安排的任務。《村組法》規定,作為村民自治組織,村委會負責“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但在受訪過程中,村委成員很少提到村委會的自治功能及其運作,相反,他們多次提到“上級”及其任務安排。二是甚至村委會內部,也表現出明顯的科層化特征。村務實行村委會主任負責制。此制類似行政部門的首腦負責制。主任負責制要求村委會主任實行文官式管理,以強化村委會成員的責任意識。村委會成員實行明確的分工。副主任之設,強化了主任與副職之間的差別。主任與村委會成員之間的互動,具有明顯的上下級關系。在2000年之前,當村委會成員的待遇尚在每年1000-2000元之間時,村委會成員對這份職業并不十分看重。在2002年之后,村委會成員待遇明顯好轉,村委會成員的職業就相當有吸引力了。這就強化了村委會主任在村莊生活中的權威。[2]

3.社會規范的失范趨勢。迪爾凱姆很早就注意到,劇烈的社會變遷會導致傳統的社會規范失勢,而新的社會規范又遲遲不至,在這種狀態下,社會成員會無所適從,從而引發社會問題。當代中國農村高度彌散,山高皇帝遠,處在政治權力的末梢,甚至成為公共權力的盲點。國家權力不斷向上收縮,社區公共權力孱弱無力,一些地方混混兒成為地方權力真空的補充者,亦即社區秩序的維護者。如,在東北農村調查時,我們發現,破壞他人財物(如點燃柴禾堆、稻草堆,毀損莊稼等)的非道德、非法行為,以暴力壟斷地方貿易的黑社會行為,在村民們看來,國家管不了也不愿意管,因此,就出現了成王敗寇式的“能做出這事兒的都是有能力的”社區輿論。不孝乃至虐待老人之舉,幾至司空見慣。

4.文化生活的荒蕪。村中少見主動的(讀書看報)閱讀習慣,亦難見村民們的集體活動。自白到黑,人們蝸居在自家宅院,看電視成為村民最重要的休閑方式。打麻將、聊天,仍是村中常見的公共休閑。雖然村民收入近年來有明顯提高,如筆者在東北某村調查,人均4000元收入左右。村民生活中的恩格爾系數大幅下降,卻未帶來相應的生活方式的轉型。生理及感官需求的滿足仍是村民生活的重心。

5.現代公民個性的缺失。主要表現為自立的現代公民性格缺失。盡管制度設計提供了參與渠道,廣大農村總體上仍表現為順民型的政治文化。公眾意見仍停留在街頭巷尾,人們懶于或不習慣于參與政治活動,政治組織用政治決策換取了民眾的忠誠。在村莊公共用品的提供方面,村莊缺少建設性的生成機制,幾乎全靠外部輸入。村民群體成為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失語者及缺位者,被動地接收,消極地投入,形成新時期的“等、靠、要”心理。

三、通過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構建生活世界

既然生活世界由文化、社會及個性三部分構成,那么,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似乎也可沿此路徑予以展開,即可分化為社會建設、文化建設與個性建設。

社會建設,意在達致在社會規范認同基礎上的社會高度整合,亦即社會一體化。依柯爾伯格的道德意識發展理論,哈貝馬斯也將社會規范的發展路徑設定為三階段,前習慣水平,習慣水平與后習慣水平。對于文明社會來說,習慣水平由政治―法律所確立的秩序觀所決定。其特征是,“傾向于固定化規則的權威及對社會秩序的維持。正確的行為乃由恪盡職守、表現對權威的尊重以及為社會之緣故而對既定社會秩序的維護所構成。”后習慣水平則是普遍倫理原則傾向,具體說來,人們行為的正確性的判定標準,不再系于具體的道德規則,而是存在著普遍性的關于正義、人類權利的交互性與平等性、人的尊嚴之尊重等普遍化原則。[3]可見,社會建設的要旨,乃是確立政治―法律所型構的權威與秩序。當代中國農村出現的治理危機,其端正在于傳統權威的解體、國家權威的撤退、地方權威尚未形成。只有在確立了習慣水平的平臺之后,才能談及普遍倫理。

文化建設,意在向社區成員提供認知社會的框架與體系。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教育成就巨大,但與城市相比,客觀上仍存在較大差距。新世紀以來,農村教育政策屢出新措,在筆者看來,若著眼于文化建設,還需要貫徹終身教育理念,加強成人教育;推進社會化教育,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教育功能;文化下鄉。

個性建設,意在培育與社會價值觀念相符的現代人格。在當代中國二元社會特征仍很明晰的前提下,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之個性建設的意義尤為重要。在筆者看來,此域建設需要,一是繼續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尤其在社會保障領域內,通過二次分配領域內的“去商品化”手段,彌補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平等。推進“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夯實公民人格尊嚴的物質基礎。二是培育參與型政治文化,樹立公民意識。三是發展社區公共物品的共生機制(如公共池塘型),培育自主、自力的社區行動者。

要之,新農村社會、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社會工程,旨在提供一種符號化的社會結構及相關的日常生活方式,亦即,通過協調生活世界各個組成部分的運行機制與步調,平衡生活世界的再生產進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