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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呼包鄂；城市群；發展；動力機制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為城市化發展的高級產物，其形成與發展會對其所在區域發展形成強大的推動力。在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有越來越多的城市群興起，而在每個城市群發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發展動力機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帶”的概念以來，’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研究城市群體組織。我國學者姚士謀認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特大或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發生與發展純屬于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綜合體”。崔功豪等認為：城市密集區是城市低級階段，當城市密集區的城鎮密度以及城鎮之間的相互作用達到一定階段，出現一體化發展的狀態時，城市，密集區便實現了由量的積累到質的跨越，成為城市群。城市地區的空間序列的演化發展過程為：一般城市一都市區一城市密集區一都市圈與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連綿區一都市帶。由此可見都市群是城市地區發展過程的一種狀態，它是由一個連續的空間范圍內的若干不同等級的城鎮，在中心城市的集聚與擴散效應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內部及對外交通運輸系統，社會經濟聯系密切，產業分工協調的一種復雜城鎮體系。

2、城市群發展的動力機制

城市群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促進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自然因素、經濟因素和社會政治因素。城市群作為一種復雜的巨系統，每個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發展動力機制，而產業的集聚與擴散效應是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動力：

(1)集聚效應

在工業化的初、中期，一些鐵礦、煤炭、石油等資源蘊藏量豐富的區域依托當地豐富的資源發展重化TT業和能源工業，伴隨著區域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生產設施及其配套設施建設，同時發展了其上、下游產業及相應的服務性產業；在集聚效應的作用下，不同等級規模的生產相同或類似產品的企業在某一區域大量集聚，區內城鎮之間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產業關聯或其他方式逐漸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并形成合理的勞動地域分工體系，最終形成城市群。如德國的魯爾區域城市群，我國的遼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擴散效應

隨著技術和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在城市化過程中，由于集聚效應的作用，城市規模不斷膨脹，產業迅速集中，并進一步促發了人口的大量集中，從而不可避免的會發生許多城市問題和社會問題，城市產業擴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產業擴散的結果是在一個城市周圍，形成聯系若干個中小城鎮，這些城鎮之間由于存在著密切的產業聯系(或勞動地域分工聯系)而聯系緊密，最終以這一特大(大)城市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區域網絡化組織發展

區域內的網絡化組織包括由交通運輸、通訊電力等物質性線路組成的物質性網絡和由市場中各種要素資源流動形成的非物質性網絡兩種。

物質性網絡組織對城市群形成的促進作用可以分為兩種情形。在工業化發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運輸業發達的港口城市，憑借其發達的交通運輸網絡發展如石油、化工、鋼鐵工業等相應的傳統產業，大量的不同規模的產業包括其配套產業、前后相關聯產業和服務產業受集聚效應的作用而在某一區域集聚，導致了區域大批城鎮的迅速發展，這些城鎮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而最終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種情形是相互鄰近的城鎮之間，通過空間相互作用而逐漸形成由鐵路、公路、管道、通訊線路、電力等各種線路形成的物質性網絡組織，借助現代化的網絡組織各城市之間既可以沿相應的軸線進行產業布局又可以開展分工合作，增加區域城鎮之間的相互聯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勞動地域分工體系，最終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況分析

3.1　區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區，是內蒙古的政治文化經濟及工業中心。其形成與發展是內蒙古近幾年取得飛速發展的最強動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發展與內蒙古整體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內蒙古經濟發展明顯加快。2000年至2008年，內蒙古經濟增長了2.66倍，年均增長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國水平7.4個百分點，并連續7年增速居全國第一。2008年。全區完成生產總值7761.8億元，位于全國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區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匯率折算，為4638美元，居全國第八位，連續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4431元，位于全國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區城鎮人口1248.26萬人，城市化率達到51.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6個百分點，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穩步增長。

3.2　呼包鄂城市群發展現狀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部，由呼和浩特、包頭和鄂爾多斯三個地級市組成，下轄9個市區、2個礦區、15個旗縣、81個建制鎮、223個鄉鎮蘇木。三市總面積13.2萬km2，總人口670萬(20D8年)，域市化率達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總量達到5720億元，占全區GDP總量的59％；地方財政收入達到810億元，占全區財政收入總量的58.8％，呼包鄂經濟發展水平已與沿海發達地區比肩。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23項指標來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經達到或接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水平；從衡量現代化主要標志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城市建設三組指標來看，無論是三市GDP、恩格爾系數還是人均居住面積都已經達到或接近基本現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發展動力機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階段對自然因素的依賴較強，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條件良好、地理位置優越、資源富集的地區。而在城市群的發展壯大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經濟地位，產業分工協作等經濟因素的影響力將不斷加強。城市群的人口規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國家方針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會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發展動力機制。城市群的形成離不開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國家政策如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引導等對城市群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往往受到多種動力機制的共同影響，而同一機制在不同城市群發展的階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現。

4.1　自然因素

4.1.1　區位條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內蒙古中部，是連接西北華北和東北地區的重要節點，也是我國西部開發出海通道。與京津塘和關中城市群相鄰，靠近西北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北部與蒙古國接壤，有方便的對外貿易口岸。位于眾多城市群和經濟圈的輻射范圍內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區位優勢，與周邊經濟實體的相互作用也必將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發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區域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力。

4.1.2　資源條件

呼包鄂地區礦產資源豐富，探明煤炭儲量為1592億噸。占自治區已探明儲量的70％，擁有東勝、準格爾等我國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氣總資源量4.57萬億m3，探明儲量為7000億m3，其中蘇里格天然氣探明儲量已達6026億m3，是我國最大的天然氣整裝氣田。稀土儲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總儲量就達1億噸。約占世界已探明儲量的50％以上，占全國儲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鐵礦保有儲量17億噸，占自治區保有儲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鐵礦最為著名，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資源蘊藏極為豐富。主要非金屬礦產儲量為，天然堿6000萬噸、芒硝70億噸、高嶺土65億噸、石膏35億噸、方沸石5000萬噸，并且匹配條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黃河水源、靠近電網。黃河貫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徑流量250-350億m3，土默川平原是優質富水區，相對充足的水源為呼包鄂地區經濟發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經濟因素

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資源優勢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2009年，三市GDP總量達到5720億元，占全區GDP總量的59％：地方財政收入達到810億元，占全區財政收入總量的58.8％。雖然在經濟總量上無法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與沿海發達地區比肩。呼包鄂經過十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基本實現了城市群起步階段的原始積累，為城市進一步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4.2.1　產業結構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產業結構已經演進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產業結構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費希爾的區域產業機構理論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的成熟階段。三市主導產業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為內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區政治、經濟、科技、教育、藝術、文化中心，第三產業較其他兩市更為發達。包頭則是偏重工業的傳統工業城市。鄂爾多斯偏重于利用資源優勢，發展能源產業。在產業結構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間并沒有出現嚴重的產業趨同，重復建設的現象，而是形成了優勢互補、分工寫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產業

呼包鄂能源化工產業，在產業鏈方面不斷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斷提高創新。正逐步成為我國現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產品加工業在全國處于領先行列，呼和浩特作為我國乳都，擁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業的領軍企業，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都領先于國內其他地區。鄂爾多斯的羊絨制品加工行業在國內處于先進行列。包頭擁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儲量，稀土產業的研究和開發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區擁有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旅游業正不斷發展壯大，以蒙古族風情及草原文化作為特色的生態旅游，每年都吸引著數以萬計的游客前來觀光旅游。

4.3　社會政治因素

4.3.1　人口條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點是地廣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總人口達到690萬人，其中呼和浩特260萬人、包頭251萬人、鄂爾多斯159萬人。三市總面積13.2萬km2，城市化率達到67.2％。雖然人口規模于國內其他城市群相比處于劣勢，但在人均經濟指標上已經達到國內發達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質相對較高，三市集中了全區60％以上的科研開發機構，75％的科技人員和大部分自治區重點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區。其中，呼和浩特市區人口為160萬人，包頭市區人口為180萬人，鄂爾多斯市區人口為60萬人。旗縣人口分布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條件

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為呼包鄂城市群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一系列優惠政策及大量資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礎設施和工業園區建設步伐的同時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進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國家優惠政結合自身優勢，在短短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4.4　交通條件

呼包鄂城市通聯系主要以公路鐵路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線與華北、東北、西北、華中地區及蒙古、俄羅斯等國相通。三市之間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環網，城市群內部實現了三小時內互通。鐵路方面，京包、包蘭線橫穿呼和浩特和包頭，包神線(包兩線)、縱貫包頭和鄂爾多斯。另外還有豐準線，集二線，集通線等鐵路與自治區內其他盟市連通。航空客運方面，三市各有機場一座，分別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國際機場、包頭的二里半機場和鄂爾多斯的伊金霍洛機場，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國際機場是首都機場的最大備用機場，開通國內國際70多條航線，可通達國內各主要城市和歐洲、亞洲主要城市。

5、總結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為內蒙古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全國重要的能源重化工業基地、西部地區發展最快的經濟板塊和全國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之一。呼包鄂地區雖然發展較快，但是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呼包鄂城市群總體實力還不強，與長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城市群內的中小城鎮發展相對滯后，還未形成完善的城鎮等級結構體系。另外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科技創新能力較弱，低水平的同構發展、惡性競爭現象卻相對嚴重。

與國內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總數較少，且分布不均。約60％的人口集中于市區，旗縣人口數量少、人口密度低、發展動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較高，城市群內中小城鎮發展滯后。應著力發展人口較多，經濟基礎較好的中心鎮，加強中心鎮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引入勞動密集型產業，增加勞動就業崗位，加快中心鎮人口的機械增長速度。將條件好的中心鎮發展為縣級市，并逐漸發展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帶動周邊旗縣發展，最終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鎮等級結構體系。

在城市群產業結構優化過程中，可以將中心市區的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周邊發展條件較好的中心鎮，以帶動中心市區周邊小城鎮的快速發展。加大對于高新技術園區建設的投入，一方面積極引進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業經濟效益，另一方面，為承接京津冀地區產業轉移提供良好的條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勞動就業崗位，提高流動人口數量，加快城市人口機械增長。另外還應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進，提升能源產業科技創新水平，提高產業附加值，拓展產業鏈，發展循環經濟。

在呼包鄂城市通網絡建設中，應加強城市群內支網建設，提高城市群網絡密度，為城市群內各旗縣發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條件。抓住國家大力發展高速條路的時機，建設連通包頭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鐵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關中城市群發展軸線，縮短三個城市群之間的時空距離，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加強與自治區內周邊各盟市的交通聯系，形成網絡結構，為呼包鄂城市群發揮區域帶動作用提供便利條件。

參考文獻：

[1]姚士謀，中國的城市群[M]，北京：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

[2]崔功豪等，當代區域規劃導論[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

[3]劉靜玉，王發曾，城市群形成發展的動力機制研究[J]，開發研究，2004(6).

篇(2)

Abstract: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ICE industry is the premise to realiz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MICE. Basing on the analysis of dynamic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rive model of MICE industry was built. It affords theory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CE.

關鍵詞：會展產業；轉型升級；驅動模型

Key words: MICE industry；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rive model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3-0104-02

0引言

隨著會展產業的新經濟增長點地位的確立，許多地區把會展產業列為支柱或重點發展產業，大力發展會展項目，加大會展經濟發展力度，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當前，我國會展產業經濟已經駛入新的結構性調整階段，一個新產業增長動力結構即將形成。在這個產業轉型升級當口，如何把握會展產業規律，積極應對產業轉型升級，是對處于“成長期”的我國會展產業的一次嚴峻考驗。因此探討會展產業轉型升級動力機制，培育會展經濟發展動力因素，對會展產業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對促進各地區會展產業跨越發展，都具有重要而現實的意義。

1會展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主體和動力機制

1.1 動力主體內部動力主體――會展產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機構或行業機構、會展項目主辦者、參展商、專業觀眾、會展項目供應商等。這些系統成員之間既存在整體同一性，又存在個體差異性。在整個會展產業中，整體同一性表現為協同，個體差異性表現為競爭。會展產業運行的動力，歸根到底來自產業內部不同利益主體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三個主體包括：會展項目主辦者、參展商和專業觀眾。這三大主體互相依存，其中會展項目主辦者在內部動力主體中扮演核心和紐帶作用。這三者在會展產業發展過程中，所占有的資源不同，提供的服務類型不同，所獲利益也不同，處在一種非平等的競爭格局中。外部動力主體――會展產業的外部動力主體，表現為政府部門或行業機構、會展城市和第三部門，為會展產業鏈提供外部的支撐。政府在外部主體中承擔主導角色，引導第三部門發揮協調力，對會展產業政策寬的容度促進會展城市氛圍的營造和發展。

1.2 動力機制會展產業的內部動力機制包括：由會展產業需求激發產業內部利益主體（會展主辦者、參展商）的利潤驅動機制；會展主辦者與參展商合作開發會展產品的驅動機制；各主體的競爭驅動機制與產業鏈驅動機制。

1.2.1 內部動力機制利潤驅動――根據“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參展商需求的多樣化對會展產業的發展將產生巨大推動力。多樣化的市場消費需求使參展商產生參展動機，進而推動需求的產生。在新產業形成初期，參展商對會展項目產品的需求凸現，會展項目產品供不應求。從事會展產業經營和服務的部門除了獲得正常的經營利潤之外，還可以獲得由于會展項目產品供給不足所形成的超額利潤。會展主辦者為獲得超額利潤，形成來自利潤驅動的拉力。在推、拉動力的雙重作用下，通過會展產業內部系統發展，人流、物流、資金流引向會展產業。競爭驅動――在會展產業中，不同檔次和規模的會展項目出現，使得參展商對會展主辦企業的要求提高。這樣便加劇了會展主辦企業之間的競爭，迫使會展主辦企業尋找和選擇差異化的會展產品，力爭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因此，優秀的會展主辦者選擇有特色會展項目，提供創新會展產品和服務，才能夠在競爭中勝出。而參展商戶正是會展產業動力作用模型中的不斷提高要求的“消費主體”，他們對于會展項目的需求、對會展產業的轉型和消費升級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就是會展產業中的競爭驅動機制，如圖1所示。產業鏈驅動――會展產業是由一連串橫向聯系的企業和相關主體構成的產業鏈。這種橫向產業鏈和其他產業的縱向產業鏈意義完全不同，縱向產業鏈只有其頭部生產成品，直接面對消費者；而橫向產業鏈則是整個產業鏈條直接面對消費市場，一起組裝一件“產品”，會展產業鏈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整條產業鏈的協調極大地影響著會展產業的發展。產業鏈其他環節的協調發展，會帶動會展產業整體提升，這便是產業鏈驅動機制。

1.2.2 外部動力機制會展產業的外部動力機制包括兩個部分：政府驅動機制和機會驅動機制。這兩個機制相輔相承，在會展產業系統外部為其發展提供支持和動力。政府驅動――政府雖然屬于外部動力范疇，但其對動力作用模型中的每個要素都會產生重要影響。針對具有跨地域性和綜合性的會展產業特點，需要政府對會展項目生產各個環節進行有效協調，這也是世界會展業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而會展產業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其起步和發展的關鍵還在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動。機會驅動――機會驅動機制的表現形式也呈現多元化的特點。首先“會展經濟的是城市的面包”，會展中心城市的建設目標往往給一個會展經濟的發展帶來機會。會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原則與會展規劃要求相契合，會展城市建設的指標管理、會展基礎設施建設、會展項目、政策保障等在會展城市規劃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其次，第三部門（如行業協會、高校等）的發展往往也給會展產業帶來機會。高校研究人員可以通過對會展產業的系統研究，找到發展的突破口和制約瓶頸問題等，從而促使其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同時，會展行業協會等組織，也可以通過其自身的優勢，發揮著政府和會展企業間的紐帶作用。第三，信息網絡的技術的發展推動會展產業系統的發展。在網絡時代，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全球層面經濟活動和過程功能的融合。網絡融合帶來會展項目交易成本的降低，信息技術帶來勞動效率的提高和生產成本的節約。會展主辦者、政府管理部門利用網絡環境平臺，為參展商、專業觀眾提供全方位、多元化、個性化信息服務，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會展項目利益相關者多元化的會展需求。第四，會展經濟的發展為我國區域、城市發展和建設提供了有利機遇。會展經濟改變了傳統的生產和消費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潛力，發展一些經濟發達、綠色低碳高效的會展產業，建設體制合理、社會和諧的文化以及適宜的城市環境。

2會展產業轉型升級的驅動模型構建

篇(3)

關鍵詞：蘇南地區；城市化進程；動力機制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8）11－0045-06

一、問題的提出

蘇南地區是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一極，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全面、最和諧、最迅速的地區之一。2005年，蘇南地區生產總值高達11 417.34億元，比2004年增長19％，而全國GDP增速僅為10.2％；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也突破50 000元，并以不到江蘇省1/3的人口創造出超過全省2/3的地區生產總值。2005年，蘇南地區進出口總額達到2 092.59億美元，占江蘇省進出口總額的91.8%。同時，經濟結構調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與2000年底三次產業占GDP的比重（6∶55∶39）相比，2005年底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3∶60∶37①。

“蘇南”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城市化的促進作用。庫滋涅茨、錢納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系，經濟發展決定城市化，同時城市化又對經濟發展具有反作用②。《2006年江蘇城市發展問題與前瞻報告》的研究顯示：2005年蘇南地區城市化率超過60％，遠遠高于全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50.5％。

“蘇南”作為中國經濟社會最具發展活力和創新活力的地區，其獨創性地形成了“蘇南模式”以及“新蘇南模式”。在當前階段，研究“蘇南”城市化的歷史進程和經驗教訓對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協調城鄉發展，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蘇南地區更好更快地發展以及推廣蘇南經驗，加快廣大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縮小地區差距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二、蘇南城市化歷史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蘇南”人民在發展自身經濟和社會的過程中，開創性地形成了“蘇南模式”和“新蘇南模式”。蘇南模式和新蘇南模式并非是獨立割裂的，新蘇南模式是蘇南模式的繼承、突破和發展。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蘇南”的發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由蘇南模式向新蘇南模式過渡。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蘇南”的城市化進程也發生著明顯的變化。

“蘇南”的城市化是分階段進行的，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劃分。洪銀興、陳雯（2000）把江蘇城市化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城鎮化；二是城鎮城市化；三是城市現代化[1]。筆者認為，從城市化發展動力方面來講，蘇南城市化進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以鄉鎮工業為動力推動的階段；二是以外向型經濟為動力推動的階段。

1. 以鄉鎮工業為動力推動的階段。黨的之后，在蘇南鄉鎮政府的積極介入和大力扶持下，蘇南的鄉鎮企業辦得紅紅火火，這主要歸結于蘇南地區獨特的歷史人文傳統和現實經濟資源稟賦，蘇南地區素有“魚米之鄉”的美稱，當地人民勤勞儉樸，農業生產率相對較高，在明、清時期就形成了比較發達的家庭手工業、紡織業基礎，加之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陸交通條件，自古以來該地區就商賈云集，形成了許多小有規模的集鎮。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南”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重要基地，同時產生了以“實業救國”為核心的思想。實行后，蘇南地區農業生產率進一步提高，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從而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劇，這就促使人們產生了創辦工業企業的沖動，而當時短缺經濟和解放思想的大環境將人們這種沖動變為了現實。由于當時還存在著計劃經濟的痕跡，經濟資源大多掌握在鄉鎮政府手中，因此鄉鎮政府便代表人們行使企業家職能進行籌資，組織生產資源，鼓勵農民轉移到鄉鎮企業中去等。

鄉鎮企業的發展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大量小城鎮的涌現和繁榮。因為鄉鎮企業興辦工業要求有一個集中的地方聚集各類生產要素來組織生產。這就使得原先衰落的那些地理位置較好、交通比較便利的小城鎮成為人們的首選，因此許多鄉鎮企業都依傍小城鎮建廠。鄉鎮企業的興起對勞動力產生了大量的需求，在當時城鄉勞動力還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都紛紛涌向了鄉鎮企業，這就產生許多“通勤工人”，為了降低“通勤成本”，這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鄉鎮工業部門的人們開始搬到距離鄉鎮企業很近的小城鎮居住，隨著大量鄉鎮企業在小城鎮周圍集聚，轉移到小城鎮居住的人也越來越多，從而促進了小城鎮的成長與繁榮。大量小城鎮的興起，緩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壓力，為農村工業化提供了載體，帶動了蘇南經濟的蓬勃發展。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南小城鎮的發展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主要是規模小，分布散，不利于經濟能量的集聚和城市化的進程。季小立（2004）概括出當時蘇南地區小城鎮發展的問題主要有三點：一是集聚效應弱，重復建設、產業同構現象嚴重，專業化程度低導致分工協作困難；二是廢水、廢氣、廢渣等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處理，增加了環保部門監控和治理污染的難度；三是鄉鎮政府對鄉鎮企業實行保護政策，批租廉價土地給鄉鎮企業，導致耕地浪費嚴重，使得人多地少矛盾加劇[2]。

2. 以外向型經濟為動力推動的階段。蘇南城市化以外向型經濟為動力推動的階段基本上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90年代初中期，蘇南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發展出現了諸多的問題，突出表現為鄉鎮企業經營效益的下滑和小城鎮的“處處點火”、“戶戶冒煙”所導致的資源浪費，這就迫切需要對鄉鎮企業現有的產權體制進行改制和城鎮城市化。而鄉鎮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經營虧損、資產流失的情況，為了減輕政府負擔、擺脫相關責任也積極支持和推進鄉鎮企業產權改制，這樣鄉鎮政府便逐步從鄉鎮企業產權中退出。

改制后的鄉鎮企業被推向了市場，為了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和市場需求的變化，“蘇南”的鄉鎮企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減員增效和重新定位。裁減企業冗員使得大量農村勞動力失去了在工業部門工作的機會，從而在一段時間內導致蘇南地區的小城鎮人口出現負增長。

在鄉鎮企業改制的同時，外資開始進駐“蘇南”，蘇南經濟的發展模式也隨之發生調整，從積極興辦鄉鎮工業轉向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突出表現為蘇南地區的地方政府都不遺余力地引進外資，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開發區、工業園區的涌現。截至2005年，僅江蘇無錫就有3個國家級開發區和5個省級開發區，蘇州的開發區和工業園區也相當多，比如蘇州高新區、新加坡工業園區、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等等。開發區、工業園區良好的基礎設施、便捷的配套、優惠的政策條件吸引了大量外資，這也從一個側面加速了鄉鎮企業的產權體制改革，理性的地方政府更愿意扶持外資企業的發展。這樣大量的外資企業都紛紛向開發區和工業園區聚集，而被推向市場的原先像“一盤散沙”分布的鄉鎮企業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也向開發區和工業園區集聚。在“與狼共舞”的環境下，一些鄉鎮企業開始尋求與外資合作，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因此2000年之后，蘇南的鄉鎮企業又開始出現復蘇的勢頭。

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為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而開發區、工業園區的繁榮又為城鎮城市化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外資的大量引入不但吸收了許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也對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現代經濟中，城市是市場中心，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城市化不但是“人口城市化”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現代化，比如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城市投資服務環境的改善、教育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等等。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蘇南地區文教科衛事業費高達159.36億元，國際互聯網用戶共計219.31萬戶，私人汽車擁有量達77.17萬輛，城鎮恩格爾系數為0.37。

三、蘇南城市化動力機制

理論界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對城市化的動力機制進行了比較充分的研究，比如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認為工業部門的擴張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托達羅則認為城市工業部門較高的工資收入期望推動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此外，還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者如Henderson（1974）、Tolley，Gardner， and Graves（1979）、Ades and Glaeser（1995）以及Fujita、Krugman（2000）等，他們大多認為城市化的發生與發展受農業發展、工業化和第三產業崛起這三大力量的推動和引導。我們可以發現，城市經濟學所認為的城市化三大動力因素分別對應著蘇南城市化不同的發展階段。在小城鎮化時期，主要推動力是農業的發展和工業化，到了城鎮城市化時期，起推動作用的則主要是工業化，而城市現代化時期，第三產業的崛起則發揮了主導作用。

但是一些國內學者在研究中國城市化動力機制時提出了不同意見。林國蛟（2004）認為基于中國的國情，中國城市化的主要動力應該是工業化、要素集聚與制度變遷[3]。吳伯均等（2006）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動力機制主要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推動模式，自上而下推動模式包括中心城市的擴散、大型建設項目的帶動和引進外資興辦開發區三種類型；而自下而上推動模式則主要通過民間籌資，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在城鎮區或具有區位優勢的地點興辦第二、第三產業和城鎮配套設施，推動鄉村城鎮化進程”[4]。而筆者認為，蘇南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應該分為內在機制和外在機制，內在機制主要是工業化、要素集聚與制度變遷三大因素，而外在機制則是政府的行政推動。

1. 工業化。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同時兩者又是相互促進的，城市化為工業化提供發展載體。錢納里和賽爾奎認為在城市化初期，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發動機”，而當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同處于13％左右后，城市化開始加速并反過來促進工業化進程。工業化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工業化為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創造了就業就會，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業徹底改變了農業的技術基礎，為農業提供了許多先進的農業生產資料，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這樣就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為城市發展聚集了人氣，擴大了城市規模，同時也優化了產業結構。（2）工業化與城市化一樣也具有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工業化要求生產走向集中，當工業化進行到一定階段，許多工業企業為了充分利用資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產經營效率會在空間上從分散走向集中，企業的集中會導致人口、消費、科技、文化、信息等現代城市要素的集中，從而促進了城市化進程。（3）工業化的擴散效應使得現代城市經濟關系、生產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逐漸滲透到農村，密切農村與城市的聯系，從而加速農村的現代化進程，農村的現代化又為城市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工業化的不同時期，城市化的道路也不盡相同。從理論上講，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決定了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在工業化的初期，勞動人口分散在農村，農業的發展為工業化提供了剩余勞動力和資本的積累，這一時期城市化也處于萌芽期。正如前文所描述的20世紀80年代蘇南地區的城市化，小城鎮作為一種介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產物迅速發展起來，這就是城市化過程中重要的量變時期。隨著工業化的深入，這種小城鎮的弊端開始顯現，小城鎮已經容納不下工業的迅速發展，這時的工業企業遭遇到了勞動力和市場瓶頸，農村剩余勞動力加速向工業密集區聚集，城市規模開始擴大，數量開始增加，城市功能也進一步完善，這一過程又叫做城市化的質變過程。蘇南地區城市化的兩個階段印證了工業化是城市化根本動力的論斷。

對于城市化和工業化關系的量化測度，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錢納里標準，另一種是IU比和NU比標準。I表示勞動力工業化率，用工業勞動力與總勞動力之比來度量，U表示城鎮化率，用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來度量，N表示非農化率，用二三產業勞動力與總勞動力之比來度量。勞動力工業化率與城鎮化率之比（I/U）、非農化率于城鎮化率之比（N/U）可以考察經濟發展、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如果I/U、N/U大于1，則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反之則城市化超前于工業化。當城鎮化、工業化和非農化這三者間協調發展時，I/U和N/U的國際標準值分別是0.5和1.2。

許多經濟學家在對一些發達國家城市化的經驗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間存在一定的規律性，庫茲涅茲指出工業化前期、工業化中期以及工業化后期三個階段對應的城市化水平分別是22.9%~32%、36%~65.8%、68.2%。

2. 要素集聚。城市化的另一個動因就是要素集聚，其實質就是因為集聚經濟的存在。集聚經濟本義是指“一批廠商因為彼此位于鄰近而可能產生的經濟效果或費用減少”[5]。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集聚經濟的內涵被放大，它通常被認為是因企業、居民的空間集中而帶來的經濟利益或成本的節約[6]。

集聚經濟的產生應歸因于分工與專業化、規模經濟以及外部經濟效應。分工與專業化所產生的經濟效益表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生產費用的減少。規模經濟也是產生集聚的一個重要源泉。外部經濟效應存在于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對于生產企業而言，外部經濟的存在會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這就導致相關企業在空間上集中起來分享外部經濟效應帶來的經濟利益。而對于消費者來說，外部經濟會增加消費者的效用，促使消費者的集聚，這就從宏觀上影響著城市的空間布局和經濟發展。

空間經濟學將集聚經濟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內部規模經濟、區域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這三個層次上的集聚經濟本質上就是指企業的效益、行業的規模效益和城市的規模效益。而集聚經濟這三個層次的劃分正好反映了要素集聚推動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

總而言之，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勞動力的集聚為城市化提供了發展主體，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集聚則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和城市現代化。

3. 制度變遷。制度（institution）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它泛指協調人們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的組織結構和行為規范。在現代經濟中，制度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制度安排的合理與否直接影響著人類活動的效率和效果，制度因素已經由既定的外生變量演化成為現代文明關鍵性的內生變量。

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根植于社會文化，深受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它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遷的。制度變遷是城市化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力。城市化實質上就是一個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資本投資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技術由傳統農業技術向先進農業、工業、服務業技術提升，技術提升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人力資本重新配置的過程。

從蘇南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明顯體會到制度變遷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黨的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為蘇南鄉鎮企業的興起提供了機遇，而鄉鎮政府參與企業產權的制度安排在一段時期內確確實實為鄉鎮企業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從而推動了小城鎮的興起。當鄉鎮企業、小城鎮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即20世紀90年代初期左右，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弊端日益顯現，這是因為當時的制度安排已經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了，于是迫使鄉鎮企業進行改制，城市化道路進行轉變。隨著外資經濟在一系列促進其發展的制度安排下發展起來后，城市化開始呈現新的發展模式，即以外資經濟為主要推動力的城市化模式。同時，蘇南城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市容、市貌都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制度變遷是蘇南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大動因。

4. 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作用。在中國，城市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外在動力機制――政府的行政推動，它不同于上面所分析的工業化、要素集聚、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機制，政府行政推動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政府“強勢”地位決定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掌控了幾乎所有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因此，政府對于一個地區的城市化發展進程影響相當重大。

洪銀興等（2003）分析了政府主導城市化進程主要基于以下三點原因：其一是傳統體制的影響刺激政府對城市進行建設投資；其二是大部分建設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和相關法律的欠缺[7]。筆者認為，政府主導城市化是在特定的體制環境下多方利益主體博弈的必然結果。

如果我們把城市化內在動力機制看成是“看不見的手”的話，那么毫無疑問，政府的政策引導就是推動城市化的“看得見的手”。正如西方經濟學中提到的，市場和政府都是影響資源配置的兩大力量一樣，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內在動力機制應該起主導作用，外在動力機制則起輔助作用。在內在動力機制失靈或不起作用的領域，外在動力機制應該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比如政府制定規劃科學引導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空間布局、政府頒布政策完善各類要素市場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動等等。

從蘇南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蘇南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蘇南地區的鄉鎮企業大多數都是鄉鎮政府出面利用原有的資本積累或貸款興辦的。由于鄉鎮政府的財政收入與鄉鎮企業的效益是密切相關的，同時在當時的政績考核體制下，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是當地地方官員提升的重要途徑，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蘇南地區的鄉鎮政府更多地是以企業家的面目出現，與通常意義上的政府組織相去甚遠。為了扶持鄉鎮企業的發展，鄉鎮政府采取了多種傾斜措施，比如財政補貼、地方保護等等。同時，在鄉鎮企業催生人口轉移和人口集聚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表現為大力發展小城鎮。但是隨著鄉鎮企業自身發展的后勁不足和小城鎮弊端的日益顯現，從90年代初開始，蘇南經濟呈現出新的發展特點，即外資的進入和鄉鎮企業改制。這一時期，外資的發展表現出巨大的活力，地方政府開始紛紛轉而吸引外資的進駐，開發區、工業園區的建設就是這一時期吸引外資的重要特征。為了解決小城鎮發展“小而散”的問題，政府開始進行新一輪的撤鄉并鎮，隨著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城鎮城市化、城市現代化進程明顯加快。外資經濟的快速發展迫切要求政府轉變職能，改變作用范圍，弱化經濟建設職能，提高公共服務水平，而政績考核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則為地方政府更好、更科學地推動城市化進程提供了激勵。

上文我們分別從內在、外在兩個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動力機制，正如前面所說，在城市化的整體進程中內在機制始終是發揮著主導作用，但是外在機制――政府推動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它可以加速或減緩城市化進程，這一點在中國這樣一個“強政府”的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從改革開放將近30年來蘇南地區城市化的進程中就可以明顯體會到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說政府的作用與蘇南城市化是“形影相隨”的。

而對于內在機制對城市化的推進作用，筆者認為其實質是要素的不斷高級化推動了城市化進程。不論是工業化、要素集聚還是制度變遷，實際上都是要素高級化的過程。工業化促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變成城市勞動力，農業資本轉變成工業資本，傳統的農業技術提升為先進的農業生物技術、工業技術等等；要素集聚使得單個生產要素集中起來形成一個整體發揮出巨大的規模經濟效應和外部經濟效應，在這一過程中單個生產要素產生了質的飛躍；制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制度變遷就是制度不斷創新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說要

素的高級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它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城市化又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見圖1）。

四、結論

綜觀蘇南地區的城市化過程，在工業化、要素集聚、制度變遷、政府推進等動因的推動下，蘇南的城市化經歷了小城鎮化、城鎮城市化、城市現代化的發展路徑。目前蘇南中心城市發展迅速，城市功能日趨完善，經濟能量急劇增加，中心城市化開始發揮其輻射功能，帶動二三級城市的發展，從而形成科學合理的城市層級體系。

筆者認為目前蘇南地區城市化主要呈現兩個特點：一是蘇南城市化正處于加速發展的階段。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通過對各國城市化歷史軌跡研究后發現，城市化是分階段進行的，并呈現一條平滑的“S”型曲線，當城市化率達到30％之后，城市化速度開始明顯加快，而當城市化率到達70％之后，城市化速度又開始趨于平穩上升。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蘇南地區的整體城市化率已經突破60％，因此正處于加速發展的階段。二是蘇南城市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很多學者在應用IU之比、NU之比指標、錢納里發展模型、庫滋涅茨工業化、城市化比較指標等方法對蘇南城市化進行實證分析后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造成蘇南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是由于三次產業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轉變不同步，當然還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比如戶籍制度等等。

雖然近幾年來，蘇南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化速度都非常迅速，但是仍然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城市之間相互競爭，競相打造“中心城市”，這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切實際的。楊小凱認為不可能所有城市都成為大城市，在整個城市體系應該呈現層級發展的特點。不同的城市處于不同的位置，發揮不同的作用，這樣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城市功能體系。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定位不準以及政府激勵的不合理。另外，蘇南城市化片面追求速度，缺乏對城市質量的提高，正如前文所說，城市化不僅僅是城市數量增加的過程，更是城市質量提升的過程。還有，城市規劃缺乏長遠性和科學性，土地利用的集約程度較低，造成土地資源的大量浪費，這些現實問題還有待于在發展中進一步得以解決和完善。

注釋：

①庫滋涅茨提出的三次產業在GDP中的標準比重為12.7∶37.8∶49.5，三次產業從業人數的標準比例為15.9:36.8∶47.3。

②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滋涅茨在《現代經濟增長》中認為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三者是密切聯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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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聊城市；縣域城市化；動力機制；對策

中圖分類號：F299.27 文獻標識碼： A DOI 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4.09.006

Abstract：Researching the urbanization problem is beneficial to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Liaocheng city is a big agricultural city， urbanization level is not high， it exists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such as low level of urbanization， low pulling power，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unharmonio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 on. Liaocheng city urbanization mechanism is composed of economic， people， policies， and other elements compose， is a complex system.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Liaocheng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aocheng .

Key words：Liaocheng； urbanization in county areas； dynamics mechanism； countermeasures

目前，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較快，特別是發達地區，然而縣域作為廣大農村載體，其發展狀況與城市地區有明顯差距。中國實現城市化的基礎與關鍵是縣域城市化，只有縣域城市化得到發展，國家城市化水平才能得到整體提高。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最基本的因素是縣域城市化發展的動力，它決定著城市化的道路和發展對策選擇，是城市化研究的核心內容。本研究通過對聊城市縣域城市化進程的探究，合理構筑和不斷優化聊城市城市化發展的動力系統，以期對區域城市化進程提供理論支撐。

1 相關概念

縣域指的是區域的一種特定的形式，是縣的行政區劃內的地域和空間。它以縣城為中心、集鎮為紐帶、廣大農村為腹地，處于農村和城市的中間地帶，在景觀構成和職能上都兼具城鄉特色[1]。本文所研究的縣域包括縣、縣級市和市轄區。聊城市包括一區一市六縣：東昌府區、臨清市、高唐縣、茌平縣、東阿縣、陽谷縣、莘縣、冠縣。

城市化是指一個地區的人口在城鎮和城市相對集中的過程，城鎮用地的擴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農村地域不斷擴散的過程。城市化不僅是城市人口數量和城市數量的增加，它還包括人們的道德意識、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城市的逐漸轉變。縣域城市化，是指用縣域一盤棋的思想，用城市的理念來統領整個縣域的建設和發展，對城市和農村進行統一規劃、合理分工、有序建設，促進社會資源和要素在縣域范圍內充分自由地流動，逐步使農業像工商業一樣興旺發達，使農村像城市一樣文明進步，使農民像城市居民一樣富裕。

2 聊城市城市化發展歷程及動力機制

2.1 聊城市城市化發展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制定了各項政策促進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城市化水平也有所提高。聊城市由1979年初的26.11萬人增至1998年底的83.04萬人，1998年末縣域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5.07%。1997年聊城的撤縣設市更促進了城市化進程，一年內非農業人口增加了19.54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也上升了將近4個百分點。2004―2005年，非農人口從139.91萬人增加到163.4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增加了4個百分點。2006―2007年，非農人口從161.54萬人增加到213.14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增加了8.5個百分點。2008年聊城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全市非農人口為208.23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35.6%。2009年聊城非農業人口為170.18萬人，比1999年增長379.65萬人，占縣域總人口的比重由16.34%提高到28.8%，10年間上升了12.46個百分點，城市化發展將進入穩定而良性的發展時期。2012年，聊城市的城市化率為33.3%，比上年提高1.5個百分點。根據諾薩姆的城市化曲線，聊城市處于城市化中期階段（圖1）。

2.2 聊城市城市化動力機制

城市化的動力機制不是由單一要素構成的，而是通過多種要素共同作用、相互促進形成的[2]。在聊城市城市化進程中，也存在著多種動力機制，從過去的政府單一力量主導轉變為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動，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落差逐步縮小，城市化地區發展由不均衡向均衡不斷演進，城市對人口和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也由弱變強。

2.2.1 自然環境因素 聊城市位于山東省西部，是歷史文化名城，地處魯、冀、豫交界，京杭運河與黃河的境內交錯，在35°47′～37°02′N和115°16′～116°32′E之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總面積8 715 km2，總人口578.99萬人。耕地面積553 183 hm2，人均耕地面積993.3 m2。隨著京九、濟邯鐵路和濟聊高速公路的開通，該區域的經濟區位優勢日益得到提升[3]。聊城市屬暖溫帶季風大陸性氣候區，具有顯著的季節變化和季風氣候特征。總的來說，聊城市的農業氣候資源比較豐富，適合多種農作物的種植。適宜的氣候條件對于聊城的農業發展、生產生活等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2.2.2 經濟因素 農業發展是聊城市城市化的基礎動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是聊城市城市化出現的前提。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9年聊城市農作物種植面積與2008年相比變化不大。其中，糧食作物72.083萬hm2，增長0.7%；棉花7.345萬hm2，減少0.7%；瓜菜18.921萬hm2，減少2.3%。但從總體上看，聊城農業發展方式還比較落后，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產業化水平和農產品市場競爭能力較低，科技進步和創新能力不強，基礎設施和物質技術裝備水平薄弱[4]。要實現聊城的城鄉一體化，必須調整農業發展方式，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農業結構的調整。

工業化是聊城市城市化的主要動力。2009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個數達到2 229個，比年初增加182個。實現工業增加值809.84億元，比去年增長15.9%。從表2中可以看出，聊城市生產總值呈上升趨勢，2009年高達1 378.37億元，與2008年相比上升10.24%；第一產業198.63億元，比重有所下降；第二產業808.45億元，所占比重最大，占生產總值的58.65%；第三產業371.29億元，作為后續動力穩中有升。

2.2.3 人口因素 人口是城市化進程中最活躍的因素。在農業經濟時代，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是影響聊城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隨著科技的進步，勞動者的體力支出越來越多地為腦力支出所取代，如各種農業機械的出現，減輕了農民的體力勞動，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從表3中可看出，2009年聊城市總人口高達590.89萬人，比2008年略有上升；鄉村總人口482.31萬人，有所下降；鄉村實有勞動力也有所下降，城市人口有所上升。此外，聊城市還通過在農村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而就地解決和吸納大量的農業剩余人口。

3 聊城市縣域城市化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3.1 聊城市縣域城市化中存在的問題

城市化水平低。聊城市從1998年至今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由1998年的16%提高到了2009年的35.03%，但與山東其他城市相比，聊城市城市化水平仍比較低，城市化拉動力不足、農業產業化程度低、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自主創新能力也不強。聊城市包括一區一市六縣，各縣市的城市化水平不一樣，東昌府區和臨清市的城市化水平較高，莘縣和冠縣的城市化水平較低。城市化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的經濟結構不合理，不利于城市的長遠發展。

3.2 聊城市縣域城市化發展對策

3.2.1 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對農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必須圍繞居民食物消費結構的變化和市場需求，優化種植業與林、牧漁業的比例，力爭在畜牧、水產、果品和蔬菜四大農業內部支柱產業上有新的突破[5]。要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打造生態農業及農產品深加工基地為目標，制定和實施農業結構調整振興規劃。同時，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民的生產生活水平，轉變農民的落后觀念，促進經濟的發展。

3.2.2 加快構建綜合交通系統，推進縣域城市一體化 加快聊城城市化進程，是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戰略舉措。推進聊城市城市化進程，要從市情出發，立足新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順應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發展規律，做好城市化發展的戰略。要堅持統籌城鄉發展，進一步完善規劃，加大投入，抓好中心村、鎮的建設，積極穩妥地推動城鄉結合。

3.2.3 大力發展經濟，實現產業升級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農村的發展，農村的發展是城市發展的基礎[6]。政府要發揮職能，利用先進的技術幫助農民發展好農業的同時，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做大做強優勢企業，積極培育新型產業，加快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從聊城的實際出發，搶抓機遇，著力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升級，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全市各項事業平穩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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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會展業與旅游業合作的大背景中探討秦皇島會展經濟的發展 中部六省旅游合作的動力機制和合作模式研究 會展合作的形式與趨勢 校企合作的模式與保障機制研究 關于校企合作模式與機制的研究 校企合作：理念、機制與模式的疊加 校企合作模式與機制探析 城市會展旅游發展的動力機制與評估 高職“四個合作”模式下的校企合作與利益機制 流域旅游合作開發與管理機制設計 遼西區域旅游合作機制與實施途徑探討 基于校企合作的中職旅游專業教學淺論 淺論 世界新型合作安全機制的構建 獨立學院會展與展示設計專業(方向)構建校企合作實踐教學新模式的探索 京津冀旅游合作的依據分析與機制構建 會展專業與企業合作探討 大湄公河次區域旅游合作的機制建設 也論區域旅游合作的動力機制 會展業和旅游業合作動因 精英與大眾的合作機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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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甬港經濟合作論壇-2008甬港會展業合作與發展論壇將于9月25日在寧波舉行[OE/OL].

[8]馮威.昆明會展旅游品牌研究[P].云南師范大學人文地理學碩士論文，2003.

[9]第十一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閉幕新聞稿.

[10]王保倫.會展旅游發展模式之探討[J].旅游學刊，2002，（1）:35-39.

篇(6)

論文關鍵詞：職業教育；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動力機制

一、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動力機制：內涵與作用

“集團化”最初源自經濟學領域，是規模經營的意思。其具體含義是指將經濟領域中分散的、生產規模比較小的實體以集團的形式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規模較大的經濟運行實體，并以規模優勢實現企業經營中的規模效益。因此，職業教育集團化的基本內涵可以歸納為：通過各種形式、多元主體的聯盟，借助規模效應、資源優化、品牌效應和對口效應，從而實現人才培養的高質量和集約化、集團實力的提升，同時使得聯盟各方利益共贏，共同發展。

按照運行機制劃分，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模式主要有：緊密型、松散型和緊密與松散相結合三種類型。緊密型的職業教育集團是指職業院校、企業或其他實體以聯合辦學的形式成立職業教育集團，這種聯合是一種實質性的合并，集團的成員其人財物整體并入集團主體，成為主體學校的一部分。松散型的職業教育集團，其聯合加入的成員保持原有的法人資格，該職業教育集團由主體學校為核心，聯合其他成員組建而成的。緊密與松散相結合的運行機制是前兩種運行機制的綜合，它有效地結合了緊密型運行機制和松散型運行機制的優點，避免了各自單獨運行時的弊端。本文所要研究的對象是包括了以上三種類型的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模式。

“動力”在《現代漢語辭海》(1994版)中有兩層含義：一是使機械做功的各種作用力；二是比喻推動工作、事業等前進和發展的力量。“機制”在《辭海》(1979版)中的解釋是：原指機器的構造和動作原理，生物學和醫學通過類比借用此詞。因此，“動力機制”是指能夠推動事物演進的發生、發展動因及其構成。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動力機制則是指推動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動力關系以及維持和改善行業企業和其他利益主體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組織制度、體系結構等構成的功能體系。

動力機制是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動力來源和作用方式。一般看來，動力機制、管理機制和評價機制一起構成職教集團化辦學機制。其中動力機制是系統運行中被管理者追求管理者回報的積極性的激發，其核心是激勵機制；它是各種管理機制相互支持、補充、銜接和制約的耦合，是對職教集團化辦學積極性的強化與整合；它是作用于職教集團的內外部權力、責任、利益的優化配置，使系統運行的效率最大化，它關注的是投入與產出。由此可見，動力機制的核心是激勵機制，其作用在于強化并整合職教集團化辦學的積極性，以提高職教系統的運行效率。

美國學者Mark S. Schwartz(2003)指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主要來源于三方面的動力：經濟動力、制度動力與道德動力。經濟動力是指獲得利潤。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經濟動力包括直接經濟動力和間接經濟動力。直接經濟動力主要指企業履行教育責任所帶來的直接收益。可分為：(1)勞動力交易成本降低。企業通過參與職業教育獲得高素質、與企業匹配的技能人才，提高生產效益；(2)職業教育投資增值。多元化投資獲利動機，使得企業根據自身優勢，可能會投資于職業教育領域。間接經濟動力則是指企業可以通過履行教育責任樹立良好的形象。良好的企業形象可以為企業贏得更多的消費者的肯定，從而間接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道德動力是指企業教育責任意識教育、企業履行教育責任的媒體關注度以及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念的取向。制度動力是指企業必須遵循制度要求的動力。各個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國際政策制定者提供的政策是制度的內涵。這三個動力根據自身不同強度，相互交叉組合作用，形成企業參與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復雜的動力機制。

二、國外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典型模式與動力機制

從辦學主體所發揮的作用看，目前國外典型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模式有政府主導型、行業企業主導型、院校主導型。從Mark S. Schwartz的理論框架來看，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動力機制。

（一）政府主導型職教集團辦學的主要動力

政府主導的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目的是通過特定人才培養的計劃或方案來解決或緩解當時該國或地區所遇到的相關教育和社會問題。根據其目的不同，該模式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以橫向貫通和縱向銜接為核心目的的校際聯盟；二是以培養符合企業要求的人才為核心目的的校企聯盟；三是以增強綜合實力為核心目的的區域聯盟。這類集團化辦學的動力主要來自于政府。基于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需求，政府通過多種措施促成各實體間的聯盟。顯而易見，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支持時間直接決定了職教集團的生命力和成功度。該模式的主要動力類型為制度動力與經濟動力。

1．制度動力。各國的學徒培訓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的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形式。例如，美國的青年學徒制就是在《經濟機會法案》、《勞動力投資法案》的頒布以及《工作培訓伙伴法》和《瓦格納法》的修訂中實施起來的。根據這些法案，美國政府資助貧困青年參加工作訓練項目。除法律之外，美國地方政府還設有青年委員會，幫助青年人在勞動力市場上取得成功，為集團化辦學的實施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保障。

德國的《職業教育法》（2005）是德國最重要的職業教育法律，對企業履行職業教育責任有著很強的約束和推動作用。內容包括了培訓合同的簽訂、培訓企業的義務、培訓企業和教育人員的資質、考試和考試委員會、主管機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和罰款規則。

2．經濟動力。歐盟許多國家所采取的一項主要政策是為雇用和培訓青年工人的公司提供經濟補貼，即簽訂所謂的“青年合同”。這種青年合同占意大利所有就業青年合同的近25%，希臘占20%，在90年代中期的法國和西班牙，這一比例為12%。這種做法大大激發了雇主雇用和培訓青年人的熱情。

英國為失業6個月以上的年輕人提供培訓和就業政策，這些失業青年有4種選擇：雇主提供的有補貼的工作；雇主每周獲得60英鎊的補貼；環境工作組織提供的為期6個月的工作；自愿性組織的雇主提供的為期6個月的工作或接受全日制教育或培訓，以最終獲得一個經認可的資格證書。每一個工作選擇都包括每天抽出一點時間接受教育培訓：該方案同時還通過就業服務局顧問為年輕人提供許多求職機會和指導。雇主可以通過補貼的形式獲得參與職教集團化辦學的經濟回報。

按照德國法律規定，無論培訓和非培訓企業在一定時期內都須交納培訓基金，通常按企業員工工資總額的一定百分比提取，比例一般介于0.6%-9.2%之間。然后，國家統一分配和發放這部分資金，但是只有培訓企業才有資格獲得這筆培訓資助。一般情況下，企業可獲得其培訓費用的50%-80%的補助。如果所培訓的職業前景看好，企業可獲得100%的資助。因此，德國的培訓企業通過參與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可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

中國臺灣地區的區域產學合作中心，是臺灣教育行政部門于2002年整合了大專院校教學資源形成的。其目的是避免區域內的惡性競爭，促進資源優化和共享，幫助中小企業研發產品，同時平衡各區域發展。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初期經費全由臺灣補助，補助科目包括人事費、設備費、業務費等，時間跨度為5年(2002-2006年)，補助經費視各中心運作情況逐年調整，5年后費用由各中心自理。各個中心均建立配套措施籌措財源。同時還制定了嚴格的補助績效考核制度。每年期中、期末以報告會議的形式審查，然后進行年度實地訪評。考核結果直接作為以后年度補助經費增減的參考。

綜上所述，以政府為主導的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模式中，政府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它為激發企業行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提供了來自法律和專業機構的制度動力和經濟動力。在國際上，政府主導型的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在數量上最多，在模式上最豐富，是集團化辦學的重要（主要）形式。

（二）行業企業主導型職教集團辦學的主要動力

行業企業主導型職業教育集團辦學模式的目的是培養企業或行業所需要的相關職業人才或技術人才，兼具教育和培訓的雙重功能。按照辦學目的和機構性質的不同可再分為四種類型：以服務地區經濟為核心目的的教育機構；以提供行業人力資源為核心目的的培訓機構；以提升集團綜合實力為核心目的的一體化教育培訓研究機構和以拓展品牌影響力為核心目的的連鎖化辦學機構。該模式的治理結構中，企業和行業占據了主導地位，他們主要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和途徑介入職業教育。比如，通過市場化運作探索職業教育的人才標準，促進職業教育與企業的深度合作，進而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正因為此，該類模式中企業行業的核心動力是市場驅動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的經濟動力。

德國職業學院(Berufsakademie，簡稱BA)，是由巴登符騰堡州的三家大型企業羅伯特·博施有限公司、戴米勒-奔馳股份公司、洛倫茨標準電氣設備股份公司和斯圖加特行政與經濟學院共同合作創建的一所校企聯合辦學的新型高等學校。一般認為，這所學校誕生的主要緣由是因為當時的教育培養的人才不符合本地區的企業的需求。企業認為自己采用“雙元制”模式來培訓高層次實踐型、應用型人才更能符合企業自身的實際需求。然而實際上，除了對實踐型、應用型人才的渴求這一直接的動力外，企業參與辦學還有其背后隱藏的理由，即是由人力資本帶來的巨大的集團經濟利益。因此，經濟動力才是其發展運行的真實動力。

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國的阿波羅教育集團，它可以說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的營利性高等教育的代名詞。該集團在1972年初創時，只是一個小小的面向成人高等教育的私人組織，后來在與舊金山大學的合作過程中轉變為一個營利性的教育公司。經過30余年的發展，阿波羅教育集團為美國社會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其獨特的成人教育理念與模式也逐漸贏得了政府與公眾的認可。現在，阿波羅教育集團以極為雄厚的經濟實力位居美國7大營利性高等教育機構之首，而且是全美擁有在校生人數最多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它的鳳凰城大學教育模式，即UOP模式，已經被公認為理想的成人教育模式。阿波羅教育集團之所以獲得如此大的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創始人斯柏林運用經濟學理論，以企業化的管理模式運作阿波羅教育集團，在提供客戶滿意服務的同時也力求實現集團利潤的最大化。作為美國營利性高等教育的典范，阿波羅教育集團具有企業的典型性質——利潤最大化。因此，它的動力也是來自于對經濟利益的追求。當然，在行業企業主導型職教集團的發展中，制度力量與道德力量也在不同程度上起著作用。

企業和行業組織主導型的職教集團化辦學模式是企業行業參與積極性最高、參與主動性最強、參與程度最大的一種模式，也是生命力最為旺盛的一種模式。

（三）院校主導型職教集團辦學的主要動力

院校主導型的集團化辦學模式中，主導的院校一般具有相當的實力，其選擇的聯盟對象是不同類型或層次的院校、企業和行業。比較典型的是英國城市技術學院(City Technology College簡稱CTC)。英國CTC也采用企業化的運作模式，但是它不同于行業企業主導的職教集團化辦學模式。因為從辦學主體上來看，CTC是由企業和政府共同出資興辦的公立學校，隸屬于國家教育部。實際上，它成為一種國家特許下的“多方經營”，是有別于私立公助的公立私助學校。

第一所支持肯舍斯特城市技術學院的公司為這所學院出資1，000，00英鎊。在英國城市技術學院的教師可以得到底薪之外的紅利，教師們這些額外收入也是得益于Lucas企業集團的資助。此外，英國的CTC從企業得到的資助不僅僅是資金上的，還有設備、儀器等；最值得一提的是，企業還派遣行政人員支持學院的開辦，指導和參與學院的管理。學院從籌建、管理、運行和監督無不滲透著市場的意識和企業的參與，他們與學校共同承擔招生計劃，進行技術開發，安排學生學習，錄用畢業生，向學校提供教學幫助和直接向學校提供資金等。

篇(7)

關鍵詞：旅游城市化；研究綜述；中國

旅游城市化起源于福特制（fordism）時期的高工資和大眾消費，成熟于20世紀70年代，即后福特制（postfordism）時期的大眾享樂消費（massconsumptionofpleasure）的興起[1]。隨著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城市綜合實力的增強、城市環境的全面改進及城市各種配套服務設施的完善，越來越多的大中城市在原有經濟、文化、交通、政治等功能之外，旅游功能日趨完善。可以說旅游城市化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伴隨著旅游業和城市化不斷發展而出現的一種必然現象。

一、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界定

“旅游城市化”（tourismurbanization）是Mullins最早提出的，他認為，旅游城市化是20世紀后期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基于后現代主義消費觀和城市觀（注重享樂，pleasure）的一種城市形態，是一種建立在享樂的銷售與消費基礎上的城市化模式[1]。國內已有學者對中國的旅游城市化現象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對旅游城市化概念進行了界定。黃震方將旅游城市化定義為：旅游區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轉移和聚集，旅游城市的數量不斷增加，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在人們的旅游活動中作用逐漸增大的現象[2]。王冬萍認為，旅游城市化是以旅游的發展帶動人口、資本和物質等生產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區積聚和擴散，從而帶動城市地域的不斷推進和延伸的過程，它包括使城市規模擴大和使城市質量提高兩方面內容[3]。在黃震方等人定義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礎之上進一步指出：旅游城市化還包括旅游景區景點的人工化和城鎮化傾向[4]。陸林從城市化角度，認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為推動城市化的一種動力，引導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從消費的角度看，旅游城市化是指為滿足人們由傳統的日用型消費向現代享樂型消費轉移，提升城市功能的過程。旅游作為現代享樂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引起的城市化過程是一種新的城市化模式[5]。朱竑界定的旅游城市化不僅僅是旅游業促進城市發展的一種結果，更主要是一種動態發展的趨勢和演變過程。包括：（1）旅游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旅游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旅游功能日益增強和城市旅游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2）旅游城市化是城市旅游角色的變化，是城市從旅游客源地向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綜合體轉化的過程；（3）旅游城市化也是旅游促進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個動態過程[6]。李璐芳則在王冬萍所定義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礎之上，進一步對旅游城市化的含義作了如下描述：將城市作為旅游目的地來建設，以更好地發揮城市的旅游功能，促進城市建設，繁榮城市經濟[7]。安傳燕將旅游城市化定義為：把旅游作為一種推動人類社會經濟轉型、社會變遷和文化重構的動力來促進區域城市化的一種過程和現象。內涵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即城市的景區化和景區的城市化[8]。

二、旅游城市化動力機制

黃震方將旅游城市化的形成機制總結為以下幾點：（1）城市化進程的帶動；（2）城市本身的載體作用；（3）旅游者對城市旅游目的地的選擇行為；（4）政策機制；（5）旅游業的發展和交通設施的完善[2]。從內在拉動力和外在驅動力兩個方面對旅游城市化動力進行了研究，認為旅游活動在本質上符合城市化進程的內在動力和規律，具體來說，旅游需求拉動旅游城市化，旅游供給推動旅游城市化。一系列旅游政策的出臺與實施也促進了旅游城市化進程。此外，與旅游相關的活動以及旅游行業本身在城市化進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丁娟以九華山為例，對當地旅游城市化動力機制進行了研究，認為旅游城市化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伴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而產生。除了城市化進程的帶動因素外，旅游城市化形成的動力機制還包括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旅游者的行為規律和偏好、政策制度以及區位交通等因素[9]。吳國清認為，城市旅游的發展促進了旅游城市化的進程。一方面，城市的食宿、娛樂、休閑、通訊、購物等設施比較發達，為旅游活動的實現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受閑暇時間、經濟支付能力、交通等因素影響，多數城市居民在選擇旅游目的地時仍將目標鎖定在城市或城市近郊[10]。

三、旅游城市化模式及特征

將中國的旅游城市化模式總結為黃山模式、曲阜模式和以武陵源為代表的旅游景區景點城市化現象。他認為，黃山作為一個由旅游催生的城市，代表了為旅游活動提供支持的一類城市，其旅游城市化進程極具典型性。曲阜的旅游城市化與黃山模式不同，從時間上看，曲阜旅游業的發展和城市化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呈現出一種共生關系；從空間上看，在曲阜城市就是旅游地，旅游地即城市，景區景點則分布在城市（旅游區）內部，曲阜旅游城市化的過程，就是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他還從武陵源這一景區景點城市化現象的典型例子中，概括出了這一現象產生的一般原因：包括經濟利益驅動，景區景點行政管理條塊分割，行政支配旅游經濟，景區景點與居民村落連為一體，以及當地居民對景區景點的依附關系[4]。

吳國清將長三角旅游一體化發展模式總結為多核心+網絡化模式，作為中國城市化發育最快的地區，長三角已初步形成了由多城市區連綿而成的多核心城市密集地域系統。同時，一個網絡化的經濟環境和地方政府間關系正在逐步形成。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國內區域性合作不斷增強的大背景下，長三角區域旅游必然會形成區域內城市優勢互補、聯動發展的態勢，而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亦使得區域內的旅游經濟中心趨于分散化[10]。

四、旅游城市化實證研究

王冬萍以新疆吐魯番市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現象在吐魯番城市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認為旅游城市化可以使城市規模擴大，城市質量提高。旅游城市化使吐魯番城市地域擴大并延伸，推動了吐魯番的城市化進程；同時也促進了吐魯番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和城市特色的鮮明化[3]。

朱竑以桂林為例，指出旅游城市化與城市旅游化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系，認為城市旅游化是城市旅游供給方面為迎合旅游需求做出的適應性舉措。隨著大眾旅游逐漸向休閑度假旅游的轉化，人們越來越傾向于享受城市便利的交通條件、豐富的文化休閑娛樂設施以及完善的綜合服務配套，人們的這種需求帶動了旅游城市化的進程；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旅游者的到來，在服務設施的使用上，市民與游客發生了沖突，城市原有的比較優勢弱化。因此，城市就需要進行旅游化建設，為旅游發展做好必要的改進和完善（如在城市的標示系統、城市的人性化服務設施配套、城市的風貌保護等方面），提升城市的旅游功能，優化城市的旅游形象。同樣，旅游城市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城市從旅游客源地向旅游接待地和旅游目的地轉變的過程，而城市的旅游化建設則是城市為了樹立和強化旅游目的地形象而采取的必然措施。桂林的旅游“城市化”正是桂林城市“旅游化”的必然結果。而桂林在完成了城市的旅游化建設之后，隨著城市形象的極大改觀，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旅游的城市化[6]。

焦華富以九華山為例，分別從經濟影響、社會生活影響和環境影響等方面，對旅游城市化的居民感知進行了研究，指出九華山居民對旅游城市化經濟方面的正、負影響都有明顯的感知，主要包括：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增加居民個人收入，提高房地產價格，導致物價上漲。在社會生活影響方面，當地居民對旅游城市化的正面影響感知強烈，而對其負面影響感知相對較弱，多數居民認為旅游城市化對其生活設施、教育環境、醫療條件以及娛樂活動設施的改善起到了積極作用，也有助于提高當地知名度，促進居民思想觀念的改變，只有少數居民認為旅游城市化破壞了當地的淳樸民風，甚至導致犯罪率上升。在環境影響方面，居民對旅游城市化的正面環境影響感知較弱，但對其負面影響感知強烈，尤其是對人文環境的感知更強于對自然環境的感知[11]。

李璐芳對大連市旅游城市化現狀進行了分析，認為旅游已成為大連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之一，但與此同時，大連旅游城市化進程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例如：城市化的推進使大連本地人不斷被邊緣化；城市化的推進使大連城市環境質量下降；城市規劃存在不合理因素等[7]。

吳國清認為，長三角區域旅游發展趨勢是以城市為依托，實現滬寧杭旅游互動是長三角區域旅游一體化發展的必然選擇，而在長三角旅游一體化發展過程中，旅游城市化將成為必然[10]。

葛敬炳對麗江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機制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與傳統的工業城市化相比，麗江旅游城市化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具體表現為：（1）在城市性質和功能上，麗江由工商業城鎮逐步向旅游城市轉變；（2）在城市空間結構上，麗江城區逐步演變成以大研古城為重心呈“扇”形發展；（3）在城市建設用地上，旅游業用地增長迅速，大量城市綠地被侵占；（4）旅游的快速發展，大大加快了麗江人口城市化過程，旅游業成為麗江市居民就業的主要渠道；（5）隨著旅游業的迅速發展，麗江基礎設施建設出現了超常規發展。麗江旅游城市化機制包括：資源比較優勢、地方政府推動、民營經濟參與以及旅游消費。葛敬炳認為麗江的旅游城市化是一種典型的資源驅動型旅游城市化現象[12]。

五、旅游城市化的影響

朱竑指出旅游作為城市化的一種動力已顯示出其巨大的作用；同時，城市化的不斷發展也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旅游與城市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6]。李璐芳認為，旅游城市化可以改善城市環境和功能，優化城市的文化氛圍，并且是城市再生的重要動力[7]。

李蕓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對歷史文化名城的旅游開發和保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旅游城市化帶來巨大的人口壓力，造成旅游資源的破壞；城市用地劇增，不斷蠶食和破壞風景名勝區；城市環境質量下降，旅游環境和景區生態系統破壞嚴重；現代城市景觀與旅游整體環境意境不協調[13]。

黃振方以長江三角洲都市連綿區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旅游資源與旅游環境問題，例如資源和環境保護意識淡化，以城市開發代替旅游開發，建設性破壞比較嚴重；旅游資源產權不明晰，開發利用不合理，缺乏整體協調機制；不當的游客行為和旅游活動使旅游資源與環境質量下降；景區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環境系統失調；旅游資源與環境管理和保護力度不大等[14]。

六、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