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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商業銀行；規模經濟；范圍經濟

Abstract：Applying the Generalized Translog Cost Function，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panel data of 14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01 to 201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eral economies of scale of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but，in terms of specific economies of scale on loan，the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is inferior to th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The economies of scope of th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are better than the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in respect of specific output economies of scope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there are cost compensations between loan and deposit，investment and deposit; but there are light scope diseconomies between loan and investment.

Key Words：commercial bank，economy of scale，economy of scope

中圖分類號：F830.3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2）02-0064-04

一、引言

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一直是商業銀行效率研究的熱點。商業銀行規模擴大導致長期平均成本遞減就是規模經濟；反之，就是規模不經濟。如果銀行的經營范圍擴大導致平均成本降低、經濟效益提高，則存在范圍經濟；反之，則存在范圍不經濟。對于該問題，國內外學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樣本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本斯頓（Benston，1972）最早提出了銀行業的規模經濟效應，認為無論銀行自身規模大小如何，給定其它條件不變，只要銀行規模擴大一倍，銀行的平均成本將下降5―8%。本斯頓等人（1982）采用中介法實證分析了1975―1978年美國中小型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情況，發現美國商業銀行存款規模在100―250萬美元之間存在著最有效規模，偏離這個規模則表現為規模不經濟。卡瓦略（Cavallo，2002）等人利用1992―1997年法國等歐洲六國的商業銀行數據研究發現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存在顯著的規模經濟。伯杰等（Berger等，1994）發現全能銀行的效率更多地來自收入的增長而非成本的降低。克拉克（Clark，1996）對日本、以色列、歐洲國家的銀行進行了研究，發現在金融服務聯合生產中存在顯著的范圍經濟。曾（Tseng，1999）利用二次成本函數對美國加州不同類型的銀行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加州銀行業由整體的規模不經濟過渡到了部分規模經濟，在存款和貸款兩項業務上并不存在范圍經濟。

國內的研究側重于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比較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標分析法比較不同商業銀行的獲利能力和經營績效（于良春等，1999）。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使用計量經濟模型或非參數分析方法。徐傳諶等人（2002）運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研究了1994―2000年我國的商業銀行，得出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存在規模不經濟的結論。成剛（2006）利用復合成本函數估計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1998―2003年的成本函數，結果表明，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存在著輕微的規模不經濟和范圍不經濟，國有銀行略好于股份制銀行。陳宇峰（2007）利用14家全國性商業銀行1993―2003年的面板數據，通過計算規模經濟系數SCE和擴增型規模經濟系數AS-CE，對我國銀行業規模經濟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在不考慮分支機構數量變動影響時，所有銀行均呈現顯著的規模經濟；增設分支機構這種粗放型擴張模式，影響了我國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效應。鄒巍（2010）通過建立測度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計量經濟模型，利用我國12家上市銀行的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實證發現2006-2008年我國商業銀行規模經濟整體呈逐年上升趨勢，但3家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呈現規模不經濟情況。楊大強（2008）的研究表明，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存在著范圍不經濟，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存在著輕微的范圍經濟。張成、李敏（2010）運用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分析了我國8家商業銀行1996―2007年的面板數據，結果表明國有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程度大于股份制商業銀行。

綜上分析，不同的經驗分析方法和研究樣本將會導致差異性較大的結果。本文擬采用能更好擬合現實中銀行成本曲線的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選取我國14家商業銀行2001―2010年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以期較為準確地描述我國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狀況，并對特定產出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進行分析。

二、模型構建與數據選取

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GTCF）是用Box-Cox因子替換出現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TCF）中的獨立產出的對數值 而得到的：

（1）

對稱性要求： ； ；

在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中，總體規模經濟（GSOE）定義為：

（2）

特定產品規模經濟（PSSE）定義為：

（3）

總體范圍經濟（GSOE）定義為：

（4）

任意兩種成本互補特定產品的范圍經濟（PSSOE）定義為：

（5）

本文選取4家國有商業銀行與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2001-2010年的數據來進行檢驗，所選取的銀行包括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及交通銀行、興業銀行、廣發銀行、華夏銀行、浦發銀行、深發展、招商銀行、光大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等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分析的數據是截面和時間序列的混合數據，數據經價格調整至2001年，數據來源于《中國金融年鑒》（2001-2010）。其中，各個變量的定義如下：

TC是總成本（億元）， 為未清償貸款（億元）， 為投資（億元）， 為銀行存款（億元）， 為勞動價格， 為資本價格，R為利息成本。

結合選取的指標及式（1），并按限制性條件整理，得出以下廣義超越對數成本函數：

由于4家國有商業銀行在資產規模和負債水平上均居壟斷地位，所以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成本函數有可能不同。為了便于分析，本文將整個樣本分為三組：第一組為全部14家銀行、第二組為4家國有商業銀行、第三組為剩下的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

三、實證結果

利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中的似然非線性回歸方法，在Eviews3.1軟件中對三組樣本成本函數的系數進行估計（見表1）。

表1：三組樣本銀行系數估計結果

Vari-

able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Coeffi-

cient Std.

Error Coeffi-

cient Std.

Error Coeffi-

cient Std.

Error

C -3.6604 0.0486 -6.1422 0.4580 -2.2354 0.1289

6.1663 1.8285 2.4656 1.3028 14.9656 9.6195

-0.5266 9.2201 -0.8419 1.1926 1.9743 7.7506

-3.0511 1.4021 -0.3788 7.3553 15.7431 10.4204

0.1597 0.0439 0.3715 0.4274 0.1754 0.1166

-2.5969 1.0300 -2.1388 6.4194 13.8196 7.6791

-1.6480 1.2800 0.2931 3.2237 -28.8032 2.8862

-3.7468 6.3654 -1.0617 4.7975 19.7040 3.7611

-1.1867 8.1067 -0.8696 2.2951 -60.5132 1.2182

0.7822 6.7321 0.4523 4.0769 -17.5436 4.7250

1.3083 7.9054 0.7359 2.6703 33.6413 7.6123

-0.0951 0.0642 -1.5399 0.4532 -0.096 0.2092

1.1915 4.2189 0.3926 6.1292 -5.7058 6.9927

-0.1992 1.4676 -0.4695 2.3950 2.2951 2.6168

-1.0861 2.1313 -0.3398 4.0391 -1.5230 4.7788

-0.2729 1.8574 0.0404 1.8196 -0.5344 2.0394

將各組系數代入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衡量公式，求得各組銀行的總體規模經濟、特定產出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特定產出范圍經濟（見表2―5）。

表2：總體規模經濟分析結果GOSE

第一組樣本 第二組樣本 第三組樣本

總體規模經濟GOSE 0.9347 0.9601 0.8803

表3：特定產出規模經濟分析結果PSSE

第一組銀行 第二組銀行 第三組銀行

存款的規模經濟PSSE(Y3) 0.9142 0.9540 0.6046

貸款的規模經濟PSSE(Y1) 0.8209 0.7915 0.8852

投資的規模經濟PSSE(Y2) 0.1155 -1.3402 0.2280

表4：總體范圍經濟GSOE

第一組銀行 第二組銀行 第三組銀行

總體范圍經濟（GSOE） 1.3491 1.8577 1.1658

表5：特定產出范圍經濟PSSOE

第一組銀行 第二組銀行 第三組銀行

貸款與投資的范圍經濟 PSSOE(Y1Y2) 1.3552 1.0679 2.5580

貸款與存款的范圍經濟PSSOE(Y1Y3) -0.8192 -0.9023 -0.7963

投資與存款的范圍經濟PSSOE(Y2Y3) -0.5185 -0.7524 0.1092

四、分析與建議

（一）規模經濟

對于總體規模經濟（GOSE）與特定產出規模經濟（PSSE）的衡量，當OSE

從表2可以看出，第一組樣本總體規模經濟數值0.9347

對特定產出規模經濟的分析，三組銀行特定產出規模經濟數值均小于1，說明銀行在特定的存款、貸款、投資方面均存在規模經濟，但股份制商業銀行存款規模經濟的數值小于國有控股商業銀行，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速度較快。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經濟的數值大于國有控股商業銀行，這與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客戶較分散相關。受分業經營的限制，兩類銀行投資規模經濟數值都相對較低，拓展的潛力很大。

（二）范圍經濟的結果

對于總體范圍經濟的衡量，若總體范圍經濟GSOE>0，則存在總體范圍經濟，反之不存在總體范圍經濟。對于特定產出范圍經濟，本文從任意兩種產品之間成本互補性方面對兩者是否存在范圍經濟進行界定，即當PSSOE（Y1Y2）

從表4中可以看出，這三組樣本銀行均存在范圍經濟，4家國有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優勢更加明顯。4家國有商業銀行聯合生產時總成本的相對減少量要遠大于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聯合生產時總成本的相對減少量，這與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大、網點廣有關。從時間序列上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而國有商業銀行則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

表5顯示的是各種產出之間的成本互補性，三組樣本中貸款與投資均不存在互補關系，說明它們之間存在競爭關系。貸款與存款、投資與存款存在互補關系，但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特定產品的范圍經濟明顯好于股份制商業銀行。

（三）建議

一是適度控制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的規模，促使其盡快由不明顯的規模經濟向規模經濟轉變；二是加快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發揮規模經濟相對優勢，優化銀行業結構，提高銀行業效率，滿足多層次的資金需求；三是在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體制下，通過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使更多的銀行享受范圍經濟的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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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傳諶，鄭貴廷，齊樹天.我國商業銀行規模經濟問題與金融改革策略透析[J].經濟研究，2002，（10）.

[11]于良春，鞠源.壟斷與競爭：中國銀行業的競爭與發展[J].經濟研究，1999，（8）.

[12]楊大強.我國商業銀行綜合經營研究――基于范圍經濟視角的分析[J].河南金融干部管理學院，2008，（4）.

篇(2)

關鍵詞：商業銀行；規模經濟；比較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7)07-0004-06

一、引言

我國銀行業經過20多年的發展，從結構上看，已經逐漸形成了以四大國有銀行占主體，股份制商業銀行等其他各種銀行參與競爭的寡頭壟斷格局；從數量上看，2005年我國共有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3萬多家，主要包括：3家政策性銀行，4家國有商業銀行，13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含渤海銀行)，115家城市商業銀行，626家城市信用社，30438家農村信用社，57家農村合作(商業)銀行，238家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4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59家信托投資公司，74家企業集團財務公司，12家金融租賃公司，5家汽車金融公司，以及遍布城鄉的郵政儲蓄機構(2007年3月成立了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從規模上看，2005年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本外幣資產總額達到35.96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9.3%。其中，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總額19.15萬億元，增長17.5%。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總額5.49萬億元，增長24.4%。城市商業銀行資產總額1.88萬億元，增長19.9%。其他類金融機構資產總額9.44萬億元，增長20.0%。[1]但是從規模與效率的角度上看，我國商業銀行的情況卻不容樂觀，一直以來，社會各界對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一直憂心重重，特別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問題更讓人關注。

本文以我國1995-2005年的銀行數據為樣本，比較分析我國不同所有制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問題。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紹國內外有關銀行業規模經濟問題研究的文獻綜述，第三部分依據相關具體數據對我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及效益問題進行經驗性的判斷比較，第四部分運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對我國不同所有制銀行的規模經濟問題進行實證比較分析。最后得出結論：從總體上看，我國商業銀行規模系數變化不大，但近幾年來在規模效率方面，國有商業銀行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來說進步更為顯著。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外對商業銀行規模經濟問題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獻陸續增多，研究人員采用了多種方法確定銀行規模邊界。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國際銀行業并購熱潮的到來，對銀行的最優規模、銀行規模邊界的劃分及銀行規模與效率之間關系又重新得到研究重視。

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銀行業的規模經濟效應，認為不管自身規模大小，給定其它條件不變，銀行規模擴大一倍，平均成本將下降5%-8%；[2]Lavrence(1989)發現總資產小于1億美元的商業銀行存在規模經濟；[3]Nourlas、Ray和Miller(1990)指出，總資產在10-60億美元變動時，其銀行效率會逐漸減小，總資產超過了60億美元的銀行出現了規模不經濟現象；[4] Ashton(1998)對英國銀行業的研究表明，規模小的銀行具有較高的規模經濟性質，總資產在50億英鎊以上的銀行出現了規模不經濟；[5]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銀行通過并購途徑有助于實現規模經濟效應，但是大銀行無法達此結果；[6]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歸分析方法對80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銀行效率的研究發現，資本、通貨膨脹、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與利潤率正相關，同時，股權結構對銀行利潤率的影響比較顯著。[7]等等。

從上面的綜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歐美國家對于銀行規模擴張是否帶來規模經濟效應并沒有達成一個共識，對銀行的最優規模問題也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論。

(二)國內相關研究

我國學術界對銀行業的規模經濟問題研究僅是從近幾年開始的。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對我國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問題進行了論證及比較。

于良春和鞠源(1999)運用經營效率和成本費用指標對我國商業銀行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新興商業銀行的獲利能力和經營效率明顯高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即國有銀行并沒有體現出規模經濟優勢；[8]趙懷勇和王越(1999)通過對資產收益率和市場集中度等指標的比較研究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問題，沒有發現規模經濟現象；[9]趙旭(2000)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1993-1998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國有銀行相對于外國銀行而言，其絕對規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現有的經營、服務與管理技術條件，其有效的經濟規模又比實際規模要小；[10]梁立俊(2003)證明了大中小銀行由于各自規模優勢的差異導致最優貸款數額不同，貸款供給市場處于相對分割的狀況；[11]馮嗣全(2003)從實證的角度論證了銀行規模經濟與國際化的關系，并運用斯蒂格勒的生存技術，對英美和我國不同規模銀行的規模經濟狀況作了實證分析；[12]王建平(2005)利用成本結構分析模型，證明了我國商業銀行在支行層面存在著顯著的規模經濟性，但在整體層面規模經濟性并不顯著；[13]扈照軾(2005)對國有商業銀行資產規模、機構規模、人員規模的市場集中度與資產利潤率、資本回報率、人均利潤率進行了對比，得出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存在規模經濟悖論；[14]鄭蘭祥(2006)通過對中國商業銀行機構規模、人員規模與其效率之間關系的Granger因果檢驗表明，通過擴大規模無法取得商業銀行效率的提升。[15]

另外，還有眾多學者對我國銀行業規模經濟問題的研究都是利用構建超越對數成本函數而展開的，只是得出的結論并不盡相同。如徐傳諶(2002)運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分析了1994-2000年中國商業銀行業的規模經濟問題，指出在考慮了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和對非國有經濟放款比例情況下，四大國有銀行幾乎都存在著規模不經濟，而其他新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存在規模經濟，但是其幅度越來越小。[16]劉宗華(2003)利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表明四家國有銀行經歷了從規模不經濟到規模經濟再到規模不經濟的過程，而其他商業銀行則逐步顯示了明顯的規模經濟特征。[17]于良春和高波(2003)利用生存競爭法和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對中國銀行業進行了考察。結果表明：規模經濟在中國銀行業中的確存在，但國有商業銀行呈現一種規模不經濟的狀態。[18]闞超(2004)采用超越成本對數模型，對我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十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992-2003年的經營情況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商業銀行已經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整體規模不經濟改變為如今的整體規模經濟。[19]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在規模經濟狀態和發展趨勢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股份制銀行存在的非理性規模擴張行為已經導致其規模經濟遞減。張正平(2005)認為在1994-2001年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通過不斷擴大規模降低生產成本的方式產生了規模經濟效應，更為重要的是，它們還有較大的規模擴張的空間。[20]

從上面的文獻綜述我們可以看出，學術界對我國銀行業的規模經濟問題遠遠沒有達到一個共識，這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一是所采用的方法各異。即使采用的基本方法或模型相同，但模型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得到了改變，或加或減；二是我國當前特殊的經濟環境。我國現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商業銀行改革也正處于攻堅階段，其中存在著太多不確定或不明顯的因素，這也給我們對銀行規模經濟問題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三、我國商業銀行市場結構的經驗性比較分析

經過二十多年的銀行體制改革，我國商業銀行市場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截至2005年末，從不同機構的資產情況看，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由2004年底53.6%下降到52.5%；股份制商業銀行市場份額由2004 年底14.9%上升到15.5%；城市商業銀行市場份額仍然保持在5.4%的水平；其他類金融機構市場份額由2004年底的26.2%上升到26.6%。

(一)我國商業銀行的規模與效益的經驗性判斷

1.我國商業銀行的規模比較情況。國有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占全部商業銀行市場份額的78.43%，機構規模占全部商業銀行的82.75%，人員規模占全部商業銀行的90.81%。與股份制商業銀行相比，其資產規模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3.64倍，機構數量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12.80倍，從業人數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9.89倍(見表1)。這說明國內銀行市場的大半壁江山仍由國有商業銀行掌握，國有銀行所占的市場容量相當大，國有商業銀行在我國銀行體系中處于高度集中的相對壟斷地位。

表2、3對2004年與2005年銀行業各類資產規模作了一個對比，這兩年各類銀行機構占比沒多大變化，只是國有商業銀行所占比例下降了一點，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則上升了一點，變化并不是太大。

2.我國商業銀行的效益情況比較。

由表1、2、3、4可見，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占全國商業銀行的52.5%，職工人數是全國商業銀行的90.81%，平均資產利潤率卻只有0.63%，資本利潤率也只有12.83%；與其它股份制商業銀行相比，國有四大商業銀行資產規模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3.6倍，而資產利潤率僅為股份制商業銀行的1.5倍；機構規模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12.8倍，而利潤額僅為股份制商業銀行的4.84倍。規模的確存在一定的不經濟，但程度相對以前有所減弱。

從表5可以看出，國有商業銀行在2000-2005年期間經營績效比2000年前大有改觀，而股份制商業銀行除個別銀行外，在縱向看雖然增長不少，但從增速來看，卻大為遜色。這似乎驗證了徐傳諶(2002)的觀點：股份制商業銀行相對于國有商業銀行來說是規模經濟，但其幅度卻會越來越小。同時也證實了張正平(2005)有關國有商業銀行將存在規模越來越經濟的觀點。

(二)我國商業銀行的CR和HHI指數分析

中國銀行業經歷了由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銀行完全壟斷，到四大國有專業銀行的高度壟斷，再到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和眾多股份制商業銀行興起的過程，其市場結構不斷演變，競爭程度已大大提高，但長期以來的高度壟斷所形成的低效率仍然是銀行業結構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判斷銀行業市場結構的指標一般采用行業集中度指標CR和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下面使用這兩個指標對1995-2005年中國銀行業市場結構進行經驗性分析。

表6、7顯示的是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整個銀行業1995-2005這十年的有關資產、存款、貸款及利潤方面的集中度情況。可以看出：第一，資產、存款、貸款市場的三項指標均高于75%，說明國有商業銀行在規模方面仍有絕對優勢，這一集中度是相當高的。而利潤方面的集中度則相對低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高壟斷，低收益”的特點，國有商業銀行并沒有獲得與其市場壟斷地位相稱的利潤。第二，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國有商業銀行在這十年里資產、存款和貸款所占比例下降幅度比較大，而在利潤方面則下降相對少一點，這也說明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成熟，向規模經濟在靠攏。

四、實證分析1995-2005年

(一)模型設定及樣本數據選取

本文采用的超越對數函數模型是如下形式：

規模經濟系數SE測度：

中：TC為銀行的總成本(營業總支出)；投入變量包括：人均費用率PE(營業費用/員工人數)、存款費用率PK(營業費用+利息支出)/總存款和資本費用率PF(累計固定資產折舊/年度固定資產凈值)；產出變量包括：貸款Loa(各項貸款合計)、稅前利潤總額Inc和投資Inv。Y表示銀行的各種產出(包括服務)；W表示銀行的各種投入價格；隨機項即 表示測量誤差和不可控因素。

本文所選取的樣本為中國工商銀行(ICBC)、中國銀行(BOC)、中國建設銀行(CCB)、中國農業銀行(ABC)、中國交通銀行(BC)、中信實業銀行(CITIC)、中國光大銀行(EBC)、中國華夏銀行(HXB)、中國民生銀行(CMBC)、中國廣東發展銀行(GDB)、中國招商銀行(CMB)、中國上海浦東發展銀行(SPDB)、中國深圳發展銀行(SDBC)、中國興業銀行(FIB)共14家銀行所構成的銀行業市場，樣本期為1995-2005年，全部數據是根據《中國金融年鑒》(1996-2006)、各個銀行的年報、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等資料匯總計算而來。本文所有數據的處理都是利用eviews5.0軟件進行的。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的fixed effects models(固定效應模型)函數形式進行分析。

面板數據(panel data)也稱時間序列截面數據(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或混合數據(pool data)。面板數據是同時在時間和截面空間上取得的二維數據。從橫截面上看，面板數據是由若干個體在某一時刻構成的截面觀測值，從縱剖面上看是一個時間序列。用面板數據建立的模型通常有3種，即混合估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在面板數據散點圖中，如果對于不同的截面或不同的時間序列，模型的截距是不同的，則可以采用在模型中加虛擬變量的方法估計回歸參數，稱此種模型為固定效應模型。

系數估計結果如下表所示，大部分的系數估計值是顯著的，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F檢驗值很高，因此這個回歸方程總體來說是可靠的。

由表8、9、10可知，除個別銀行外，我國銀行業并沒有顯示出明顯的規模經濟或規模不經濟現象。從趨勢上看，大部分銀行的規模經濟系數都經歷了先增后減的過程，所致因素可能有很多種，如銀行管制、技術進步、銀行機構改革等因素。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我國整體商業銀行的規模系數都呈現出先增后減的行走線路，但從2005年看十年前，國有商業銀行整體上規模系數呈現出總體上升的趨勢，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則基本上停滯不前或增進緩慢，這與我們上面用簡單的數據說明所表現的結果基本不一致。

五、結論

本文以我國1995-2005年的銀行數據為樣本分析一直以來都讓人關注的我國商業銀行當前的規模經濟問題。在介紹國內外有關銀行業規模經濟問題研究的文獻綜述的基礎上，首先通過依據大量相關具體數據對我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及效益問題進行經驗性的判斷，最后運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對我國銀行業的規模經濟問題進行實證論證，并得出結論：從總體上看，我國商業銀行規模系數變化不大，但近幾年來在規模效率方面，國有商業銀行相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來說進步更為顯著。主要觀點有：一是國有商業銀行的確存在一定程度的規模不經濟，但程度相對以前有所減弱。國有商業銀行在1995-2005這十年里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成熟，向規模經濟在靠攏。二是在2000-2005年期間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比2000年前大有改觀，而股份制商業銀行除個別銀行外，在縱向看雖然增長不少，但從增速來看，卻大為遜色。這似乎驗證了徐傳諶(2002)的觀點：股份制商業銀行相對于國有商業銀行來說是規模經濟，但其幅度卻會越來越小。同時也證實了張正平(2005)有關國有商業銀行將存在規模越來越經濟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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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問題的論述，近幾年來經常見諸報刊。許多農經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和見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識，即 必須改變當前狹小的農戶生產現狀，擴大和優化農戶土地經營規模。但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經濟學理論依據、土地規模大小與生產成本、經濟效益之間的經濟數量關系，以及適度規模的量化標準等，卻鮮有論述 或者論述很不深刻。從經濟學的角度，特別是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最終一般都要歸結于數量關系， 才是明確的，具體的，才能對解決實際問題有所幫助。本文試圖根據經濟學的觀點，以定量的方法，探討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

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經濟理論依據

規模，按照一般定義，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間范圍內量的聚集程度。一個生產單位的規模，是指在生產單位這一空間范圍內各種經濟數量的聚集程度。生產單位內的經濟數量，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講，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產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為變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關于生產單位的規模，有許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第一種以勞動力數量作為衡量生產單位規模的標志；第二種以固定資產原值作為生產單位的規模；第三種以產量作為生產單位的規模。規模定義的內涵不同，則有關規模經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也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現在的問題是：在農業這一特定的生產領域內，應當采取哪個“量”作為農業生產單位的規模。 我們認為，農業生產單位的規模一般應當以固定投入的數量為衡量標準，在我國農業現代物質技術水平較低的條件下，土地是農業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數量作為衡量農業生產單位規模的標準，具有現實的意義。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國農村實行農業，除個別集體農場或專業隊經營外，絕大多數為農戶家庭經營，即一個農戶家庭為一個農業生產單位，土地規模過于狹小。目前， 許多專家學者所論述的農業適度經營規模及其提出的各種擴大和優化農戶土地規模的措施，也是以農戶經營土地數量為依據。因而，為保持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研究的連續性，把土地數量作為農業經營規模標準，也是適合的。原因之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土地是農業中最稀缺的生產要素，無論國家還是農戶，為了獲得最大收益，都必須充分發揮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潛能。因此，把土地數量作為農業生產單位規模標準，研究土地規模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更具有現實的意義。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主要是規模經濟理論。所謂規模經濟，描述的是生產規模與單位產品平均成本的關系。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不斷下降，下降到某一點，開始上升，如下圖所示 。生產單位的規模在Q之前，隨著規模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不斷下降，只要小于Q的規模投入仍然處于規模經濟區；規模擴大經過Q點繼續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則隨著規模擴大而不斷上升，故大于Q的規模投入，則處于規模不經濟區。而Q點的規模則為產品市場成本最低點，是最佳經濟規模。 （附圖 [圖]） 規模與單位產品平均成本的這種關系，是由內在經濟與外在經濟決定的。所謂內在經濟是指生產單位的規模擴大時，可從其自身內部的經濟資源配合與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規模擴大，可以使用更先進的 技術，可以綜合利用副產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勞動潛力或相對減少管理人員，可以減少一些共同生產 費用等。但是，如果生產規模過大，則又會由自身內部資源配合不協調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減少，這叫做內在不經濟。如，由于規模擴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種資源閑置，或某種費用增多，或某些效率減低等。所謂外在經濟，是指由于生產單位規模擴大，能給有關的生產單位帶來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大，而使相關的原材料供應、信息、技術和銷售服務等生產單位，得到較多的業務量，獲得較高的收益 。與外在經濟相對的是外在不經濟，這是指由于生產單位規模擴大，而會給別的有關生產單位帶來損失或損害，如引起競爭加劇、銷售困難、運輸緊張和環境污染等。 規模經濟還可以用廠商理論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來說明。如下圖所示。圖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線，LRAC表示長期平均成本曲線。 SRAC的每一條曲線代表一個生產規模狀態，曲線上的每一點都具有相同的規模。LRAC表示長期 平均成本曲線，在這條曲線上的每一點都代表著不同的規模狀態。從圖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線SRAC在開始階段是下降的，即隨著可變投入的增加，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單位產品平均成本開始隨可變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長期平均成本曲線LRAC，在開始階段，隨著規模的擴大，單位產 品平均成本不斷下降，但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單位產品平均成本開始不斷上升。在圖中，SRAC這一規 模狀態下的實際成本是T［，1］所在點表示的成本C［，1］，而這一規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點表示的成本C［，2］，這表示SRAC［，1］這一規模不是最佳規模。生產者可以在長期內不斷調整規模。隨著規模沿LRAC繼續擴大，直至SRAC［，3］這一規模此時短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與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重合，單位產品平均成本最低，該規模即為最佳規模。這里需要說明，單位產品平均成本的降 低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可變投入，使單位產品平均成本從T［，1］下降至A。另 一種是通過擴大規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變投入），使單位產品平均成本從T［，1］降至T［，2］直至 T［，3］。我們所說的規模經濟指的是第二種方式，即由于規模擴大而導致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 與規模經濟相類似的有一種叫做比例經濟或比例報酬，實際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經濟是指所有 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產出變化。用生產函數表示，Y＝f（x［，1］，x［，2］），當投入按 同一比例K（K＞1）增加時，生產函數變為Y·K［n］＝f（K［，x［，1］］K［，x［，2］］ ）。n是一個指數，n＝1表示比例報酬不變；n＞1表示產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報酬增加 ；n＜1則表示比例報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數舉例說明。Y＝A［，x［α］［，1］］［ ，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變為：A（kx［α］［，1］）（kx［β］ ［，2］）＝AK［α＋β］［，x［α］［，1］］［，x［β］［，2］］＝K［α＋β］y。在這里 n＝α＋β，根據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斷比例報酬增加還是減少。（附圖 [圖]）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應當是規模經濟而不是比例經濟。實際上，可能有的單位也混有比例經濟因素，但從規模經營的主體來講，種植業主要是擴大土地規模，而不是土地、勞動力、資金同比例擴大。特別是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已嚴重過剩，如果再增加勞動力，將使農業生產要素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經濟。 所以，比例經濟不是我國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而且實行規模經營，還必然導致投入生產要素比例 的變化。 規模經濟將會產生規模效益，但是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規模經濟，是指由于規模擴大而 導致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下降。規模效益是指規模擴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的增加。從表面文字來看，似乎沒有 多大差別，但只要做點數量上的仔細分析，就可看出其區別和概念上的差別。我們可以通過下面圖示，來分析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的區別。 圖中，P表示產品價格，LRAC是長期平均成本曲線，D點是單位成本最低點。在C點，單位產品成 本為P′，高于價格P，總成本為P′OQ［，1］C；規模擴大至A點，單位產品成本與價格相等，總成 本為CQ［，1］Q［，2］A，CQ［，1］Q［，2］A與P′OQ［，1］C相比較，減少的這部分 即規模效益，是由規模擴大帶來的。規模從Q［，2］至Q［＊］，由于單位產品成本繼續下降低于產品價 格，總成本小于總收入，產生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從Q［＊］繼續擴大生產規模，單位產品成本開始逐漸上升，進入規模不經濟區域，但由于單位產品成本仍低于價格，擴大規模仍會增加收益，因此，規模擴大將持續到Q［，3］，即單位產品成本上升至產品價格P為止。在Q［＊］至Q［，3］這一階段上，盡管已處于規模不經濟區域，但卻仍會產生規模效益。所以，規模經濟只是考慮成本的下降，而不考慮價格因素。 規模效益則是由成本和價格共同決定的。也就是說，規模經濟未必產生規模效益，比如當前一些成本高，價格低的農產品生產；規模不經濟也可能有規模效益，比如成本低，價格比較高的農產品生產。同時，通過對 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的綜合分析，可以推出一個重要的結論。農戶為了經濟利益，獲得最大的規模效益，在最佳規模Q［＊］以后，仍會繼續擴大規模。但是，如果單位產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產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廣種薄收，粗放經營，那么，這種擴大經營規模的行為將會導致社會總產量的下降。盡管農戶會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這就是說，在講求微觀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講求宏觀經濟效益，講求各種資源利用的最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篇(4)

什么是山寨機？

有人說是“硬件性能強大，價格低廉，外形類似品牌機”的雜牌手機。而百度搜索出來的山寨機的特點至少有六七條之多。這些概括，除了把山寨機最主要的特征丟了，其他方面還算比較全面。

實際上，山寨機最主要的特征是“共享平臺+品種多樣化”的范圍經濟性。它解放了中國制造，使其從1.0版的規模經濟轉向2.0版的范圍經濟，實現了中國“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的升級換代。

“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2.0版

共享平臺，指的是山寨機采用聯發科的MTK手機芯片和名為“Turn-key”的全面解決方案；品種多樣化，指的是廠商采用了這個方案，只需要加一個手機外殼即可成品，形成中國手機百花齊放，型號種類居全球之首“盛況”。這才是山寨機的真正內涵，所有其他概括，都是一地雞毛，不知所云。

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有本經濟學名著，叫《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按老錢的看法，“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有1.0版和2.0版之分。前者是規模經濟（即品種不經濟），后者是范圍經濟（即品種經濟）。前者初級，后者高級。

從“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觀察中國經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山寨機出現之前的經濟，是規模經濟，品種不經濟，因此只能打價格戰；山寨機出現之后的經濟，是范圍經濟，品種經濟，規模并不經濟，但靠變花樣取勝。眾人誤讀山寨機主要靠打產品價格戰，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范圍經濟有多種叫法，如網絡經濟、長尾經濟、大規模定制……它們擁有一個共同的門道：平臺與產品分離，平臺單一化而產品多樣化，規律是“越集中，越分散”。

例如，微軟之前，平臺與產品不分。蓋茨將操作系統（相當于聯發科的MTK手機芯片和名為“Turn-key”的全面解決方案）與應用軟件（相當于不同山寨機作品）分離，一舉打敗了蘋果（相當于平臺與應用不分的國外名牌和國內名牌）。又如，電信基礎設施與網游、短信等增值業務分開，使網絡經濟性得到發揮；如果電信去搞網游，就會落得像現在的“正規軍”手機同樣下場。

大規模定制的提出者派恩提到：大規模是工業生產方式，定制是農業生產方式。大規模定制就是對兩種生產方式揚長避短。大規模是指平臺、模塊，例如MTK芯片和“Turn-key”，對產品來說是半成品，平臺和模塊共享是為了降低成本；定制是指從半成品加工為最終產品中的品種多樣化增值過程，例如可以視頻的手機、手表造型的手機、光學變焦手機、具有驗鈔功能的手機、香煙盒形狀的手機，寶馬、奔馳、寶時捷等車模手機等，意在增值。二者結合起來，就形成既有成本優勢，又有增值優勢的雙優勢。

如果把共享平臺比喻成營造王府井大街；那么品種多樣化，就相當于在這條街上開店。

“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上的大忌，是價格戰當頭（這是規模經濟的后期標志），卻不思范圍經濟進取之道（造市與開店分離）。在蔡明介之前，無論是愛立信、飛利浦等，還是聯想移動、波導等，都是王安、蘋果的“造市――開店”一體化模式，沒有分離手機芯片和手機界面。甚至聯想移動在得到這方面的提示后，仍然沒有意識到聯發科玩法的意圖所在，那就活該倒霉了。

蔡明介和聯發科，就是手機中的蓋茨和微軟。他們從游戲規則入手，一下就改變了整個行業。從1999年底蔡明介從Rockwell挖來徐至強，到聯發科在手機芯片領域全球排名僅次于高通和德州儀器，位列第三，僅僅用了七八年時間。比較MTK芯片和“Turn-key”，成功的關鍵在于后者，因為它相當于具備API（應用程序接口）的視窗，一下把手機從基礎設施，變成了應用，解放了創意這個生產力，從而解放了“品種多樣化”這個新財富來源。

“Turn-key”縮短開發周期，經濟學上的意義，是使下游攢機商獲得了品種經濟性的條件。利用“Turn-key”，可以比原來規模經濟的手機生產方式，在同等成本條件下，開發出更多品種、更多功能，使用戶選擇多樣化。或者倒過來說，實現同樣多品種和滿足同樣多用戶選擇，成本要低得太多太多。“用戶選擇多樣化”用術語來說，就是個性化。蔡明介推動了手機行業從規模經濟向范圍經濟的歷史性轉變。

相對于媒體的遲鈍，競爭對手武平和展訊已經看出了門道，決定在芯片產品開發上“退一步”――不再提供完整方案，而是只做一半；讓廠商在平臺基礎上，繼續做應用層面的開發，“有助于實現產品的個性化”。

個性化財富激蕩下一個30年

對山寨機的兩個主要指控――逃稅、缺乏服務――放在范圍經濟全局看，不是主要問題。

第一，山寨機固然有價格優勢，但從根本和長期來說，并不靠價格戰。成本是從共享平臺上省來的，聯發科并沒有偷誰的稅；攢機商偷稅的問題是有，應該把他們招安。而17%的稅，相對于山寨機價格來說，也不是致命的。更主要的是，即使山寨機的價格優勢不再，也并不影響它的品種優勢，甚至還會迫使它進一步發揮品種優勢。

第二，山寨機缺乏服務倒是事實，但解決辦法不是讓山寨機廠家去提供服務，而是培育出一個針對山寨機的服務業來解決這個問題。共享社會網絡服務，正是范圍經濟特點所在，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從手機跳開去，山寨機對中國發育“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具有重要啟示。

經過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民營企業為什么走到了要“過冬”的境地？拋開短期因素（如資金問題）不說，我認為有一點，大家都沒有提到，就是改革開放30年，同時又是規模經濟的30年。在今天搞規模經濟，意味著鉆低附加值的世界地溝。規模經濟的終點，就是打價格戰，大家一起玩完。

未來的改革開放30年，將是范圍經濟的30年。我們靠什么再激蕩30年？只有適應小批量、多品種的范圍經濟，在相機、電視機、汽車等所有領域，鼓勵蔡明介和聯發科這樣的開放平臺和“王府井大街”，讓所有在其上開店的“山寨”，成為奔涌個性化財富的源頭，我們才能解放創意，最終通過解放創意生產力，而解放中國制造。

資金、技術、管理、信息、人才，解決這些短期問題，全都是一鱗一爪的治標之策，我們需要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上，進行更深的反思，來一個大的轉變。

篇(5)

關鍵詞：水泥企業 并購 規模經濟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4-0098-02

引言

隨著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對水泥的需求量持續走高，水泥行業成為各地方爭相投資和發展的行業，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為快速的行業。當前，水泥行業已被國家明確定義為產能過剩的行業，并出臺了一系列措施進行規范和限制。水泥行業兼并重組的進程從2009年第四季度就開始提速，旨在清理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擬建項目、嚴控新建項目的國務院38號文，終結了水泥行業數年來“新建為主、并購為輔”的發展策略。以大吃小的并購戲碼不斷上演，而大企業間也是暗潮涌動，大企業間的并購正在醞釀。水泥行業雖然說是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行業，但是企業規模經濟的發揮仍然受制于企業的合理規模；另外，水泥市場受運輸半徑的影響非常大（100公里通常為水泥公路運輸的最佳運輸半徑），具有很強的區域性，水泥企業的過大規模必然導致運輸成本的增加。如果并購后水泥企業由規模擴大所帶來的成本的增加抵消了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成本的降低，那么企業就應該停止并購。因此，對并購重組背景下水泥企業的合理規模的探討具有一定意義。

一、水泥企業的合理規模

（一）水泥企業合理規模的概念

水泥工業企業的合理規模，是指在一定條件下，以滿足水泥消費需要為前提的企業最佳規模。它是隨技術水平、經濟水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合理規模不是孤立的、靜止的，而是一個動態概念。水泥企業合理規模的標志應該是：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單位產品投資最小、原燃材料消耗最少，技術裝備最合理，勞動生產率最高，單位產品市場成本最低。從宏觀角度看，符合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要求，物流順暢合理，工廠規模與市場需求相適應。

（二）決定水泥企業規模的影響因素

決定水泥企業規模的影響因素有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工業布局、市場需求、地區經濟、運輸條件及水、電條件等；內部因素包括礦山資源、技術裝備、生產組織等。選擇合理的規模就是把上述兩類因素統一起來，保證在生產和流通兩個方面，達到最低的勞動消耗和最好的經濟效果。現將主要影響因素分述如下：

1.工業布局與工廠規模的關系。合理的工業布局是提高社會生產效果的重要條件之一。而工廠規模是體現生產力布局的一個重要方面。工廠規模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又影響著工業布局。改善工業布局不僅包括對企業在地理分布上的調整，也包括對企業規模的調整。因此，工廠規模應服從國家或地區整體戰略布局的需要。

2.水泥消費量與工廠規模的關系。在符合布局要求的前提下，水泥工廠的規模，首先決定于在經濟運輸半徑范圍內的水泥消費量。可按下式計算：Q=πR2q其中，Q：工廠規模（噸/年）；R：水泥的經濟運輸半徑（公里）；q：水泥消費密度（噸/公里2年）。q=q1q2。q1：按人口計算水泥平均消費量（噸/人年）；q2：水泥消費范圍內的人口密度（人/公里2）。

水泥消費密度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水泥消費密度較大，工廠規模一般比消費密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要大。在水泥消費密度較大地區的工廠規模較小，或在水泥消費密度較小地區的工廠規模過大，都是不合理的。

3.礦山資源與工廠規模的關系。水泥原料資源主要包括石灰石和硅鋁質原料，尤其石灰石礦山資源對工廠規模起著最直接的制約作用。中國是世界上石灰巖礦資源豐富的國家之一，除上海、香港、澳門外，在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均有分布。據有關地質部門統計，全國石灰巖分布面積達43.8萬平方公里（未包括和臺灣），約占國土面積的1/20，全國已發現水泥石灰巖礦點七八千處。因此建廠規模一定要與資源條件相適應。

4.運輸條件與工廠規模的關系。水泥是一種體重、量大、低值的短腿產品，由水泥生產到市場消費直接按運輸條件及運輸費用決定工廠規模極為重要。不同運輸方式的運價率不同，其合理的運輸距離也不相同。一般來說，公路運價率最高，鐵路次之，水運最低。因此，采用公路運輸時合理的運距應小于水運。在相同的水泥消費密度下，工廠規模增大，消費半徑就增大，運輸費用也隨之增大。當運輸費用的增大超過規模增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時，則應適當縮小工廠規模。如何衡量運輸的經濟性？通常以水泥運輸費用占生產成本或銷售價格的比重作為衡量標準。不同國家允許運輸費用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西方發達國家允許水泥運輸費用占生產成本的30%~40%。發展中國家一般控制在30%以下。根據中國的運輸條件，水泥的運輸費用對生產成本的比例控制在30%左右是比較合理的。

（三）合理規模數學模型探討

昃向禎在他的文章中通過借鑒瑞士學者羅伊斯（AK.Reuss）計算水泥工廠的最佳規模的方法，對他的公式進行修正，從而提出了適合中國水泥工業最佳規模的計算公式。

昃向禎認為，羅氏模型以水泥消費為基礎，從水泥生產成本加上運輸費用的最低值來確定最佳規模的思路是可取的。但他認為按該模型計算出的最佳規模偏高，原因可能是國外的運輸費用及勞動力價格與中國有較大的差別。所以昃向禎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對羅氏模型公式的常數項進行了修正。修正后的公式為：Q=255 000q0.34906。

（四）2009年中國六大區域水泥工廠合理規模統計

根據中國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人口數據，以及數字水泥網上的水泥產量，計算出中國2009年六大區域水泥工廠合理規模。全國六大行政區工廠平均合理規模可分為六個層次：華東最大，西南最小。依次是：華東（256.1萬噸）>中南（211.9萬噸）>東北（143.5萬噸）>華北（139.4萬噸）>西北（86.3萬噸）>西南（25.5萬噸）。全國平均153.9萬噸。除了華東和中南的平均合理規模在全國平均合理規模之上，其他四個行政區都在全國平均合理規模之下。東北和華北的平均合理規模與全國平均合理規模相差不大，但是西北和西南的平均合理規模與全國平均合理規模相差甚遠。但是，企業合理規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因此每個區域的規模本來就應該有差別。不同區域之間的合理規模沒有可比性，但是能為每個行政區域內的省市提供一個借鑒。另外，具體到每省每地而言，工廠合理規模的大小也要按照具體條件確定，該大則大，該小則小，如靠近大城市或沿江沿海水運方便的地方規模可大些，相反消費密度低、交通不便的地方規模可小些。而且合理規模是一動態概念，隨著地區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水泥消費密度不斷上升，合理規模也應隨之變大。

二、并購重組過程中水泥企業合理規模的思考

水泥行業存在著規模經濟，企業間的并購重組也是為了發揮出水泥企業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是說明各種生產要素增加，即生產規模擴大對產量或收益的影響。當生產規模擴大的比率小于產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時，就是規模收益遞增。當生產規模擴大的比率大于產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時，就是規模收益遞減。當這兩種比率相等時則是規模收益不變。根據規模經濟理論，通過并購活動使其資產、管理能力等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從而得到不斷下降的LAC曲線。但是LAC曲線下降到最低點以后開始上升，這說明作為特定的企業的生產規模不是可以無限擴張的，適宜的生產規模受到并購后企業資產存量、管理能力、人員分工等因素的限制，所以生產規模一旦超出了最優狀態，就會出現規模不經濟。規模經濟是以企業合理規模為基礎的。企業規模經濟的發生應該是合理規模和其他影響企業業績如文化、技術和管理等因素起協同作用的時候，而且企業擁有合理的規模還是基礎條件。試想，如果水泥企業為了發揮規模經濟一味地追求企業規模擴大，以為企業規模越大，規模經濟就越明顯，忽視了合理規模，那么企業并購后的績效也是可以預見的。要想提高競爭力，在并購重組過程中，注意企業的合理發展規模是非常必要的。

在大多數行業的生產中，企業在得到規模內在經濟的全部好處之后，規模內在不經濟的情況往往要在很高的產量水平上才會出現，所以在中國水泥行業第二輪大企業間的并購即將開始之前，水泥大企業應該考慮并購后是否會出現規模不經濟的問題。此外，水泥是一種體重、量大、低值的“短腿”產品，運輸費用在水泥的商品價值占了很大比例，所以需要考慮運輸的經濟性。運輸的經濟性通常以水泥運輸費用占生產成本或銷售價格的比重作為衡量標準。不同國家允許運輸費用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西方發達國家允許水泥運輸費用占生產成本的30%~40%；發展中國家一般控制在30%以下。根據中國的運輸條件，水泥的運輸費用對生產成本的比例控制在30%左右是比較合理的。所以在考慮水泥企業規模的時候，既要考慮規模經濟的充分發揮，以降低單位平均成本；又要考慮水泥產品區域性特征。因為過大的企業規模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會被過多的運輸成本所抵消，甚至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成本降低還不及運輸成本的增加。

三、建議

并購是把雙刃劍，它只能是做強企業的手段，而不能是目的。現在很多水泥企業一味的忙于擴張，忽視了并購后企業的合理規模的問題。水泥企業的合理規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在并購過程中水泥企業要注意規模的合理性擴大，而不要為了并購而并購。規模經濟的發生需要一系列企業內部管理的因素的有效整合，但也需要企業合理的規模。企業規模過大和過小都不利于企業規模經濟的發生。當然不同省份的合理規模不一樣，而且同一省份不同城市的合理規模也不一樣。因此要根據每個地區的實際情況建立合理的規模。

參考文獻：

[1]祁紹平，肖強，劉文.水泥業務并購:是餡餅還是毒藥?[J].中國建材,2010，(2):64-69.

[2]王燕謀.關于抑制產能過剩的一些看法[J].中國水泥，201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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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縣域經濟；總生產函數；實證分析；線性回歸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13-0057-02

一、徐州縣域經濟現狀

徐州作為蘇北最大的城市，是淮海經濟區的中心，下轄邳州市、新沂市、沛縣、睢寧縣、豐縣5個縣級行政區域。2014年10月，社科院的《中小城市綠皮書：中國中小城市發展報告（2014）》全國百強縣名單中，邳州市、新沂市和沛縣榜上有名，徐州市百強縣數量首次達到三縣，縣域經濟競爭力不斷增強，已成為徐州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

依據徐州統計年鑒，按照時間序列，整理2004―2013年各縣主要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十年間徐州縣域經濟發展特點如下。

（一）縣域經濟總量不斷擴大

2004―2013年十年間，徐州五縣GDP總量由374.49億元增長至2 148.67億元[1]，年均增長率16.83%，遠高于同期國內10.7%的年均增長率，經濟增長速度處于全國中上游。

（二）產業結構轉型取得成效

徐州縣域三次產業結構由2004年的29.6∶39.4∶31.1至2013年的15.6∶44.1∶40.3。第一產業比重下降14%，第二產業比重增加4.7%，第三產業比重增加9.2%。依據庫茲涅茨產業結構演變理論中的相關指標，徐州縣域總體產業結構已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產業結構轉型取得了較大突破。

（三）縣域整體實力不強，對全市經濟發展支持力度小

2013年，五縣戶籍人口為680.49萬人，占徐州市總人口的67.59%。土地總量8 221平方公里，占徐州市總土地面積的73.02%。五縣GDP總和為2 148.67億元，占徐州市GDP總量的48.44%。擁有近70%土地及人口的縣域，其經濟總量不到徐州市經濟總量的50%，這說明徐州“市強縣弱”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四）經濟發展不平衡，縣域之間差距大

2013年五縣GDP分別為邳州599.14億元，沛縣495.37億元，新沂412.22億元，睢寧360.16億元，豐縣281.78億元，平均值為429.73億元。其中豐縣和睢寧遠低于平均值，而經濟總量最高的邳州是最低的豐縣的2.13倍。相關數據顯示，徐州各縣域內部發展不均衡，三個百強縣經濟實力雄厚。兩個省重點幫扶縣經濟基礎薄弱，亟待發展。

二、縣域經濟增長的生產要素分析

（一）經濟變量及參數的確定

區域經濟增長與生產要素投入息息相關，對于地理區位、經濟基礎等情況不同的縣，相同的要素投入會帶來不同的產出結果。而生產函數可以反映總產值與生產要素投入量之間的關系。本節運用計量經濟學相關方法，建立徐州縣域總生產函數模型，分析資本及勞動要素對總產值的影響，以及規模經濟和規模報酬變動情況。總生產函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2]，形式如下：

其中Y是某縣域的總產值，K是投入的資本量，L是投入的勞動力數，α是資本的彈性系數，β是勞動的彈性系數，即資本和勞動投入量每增長1%分別引起總產出變化的百分比，c為一個常數。

由于數據可獲得性限制，本文以各縣地區生產總值作為總產出Y的代表變量，以固定資產投資作為資本要素投入K的代表變量，以從業人員數作為勞動投入力L的代表變量。對C-D函數兩端取對數，將指數函數線性化，得到線性模型如下：

LnY=lnc+αlnK+βlnL

（二）數據和指標來源

根據徐州統計年鑒（2014年），選取2004―2013年中五縣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從業人員等指標數據，并根據模型的需要對數據進行適當處理。

（三）模型參數的估計和檢驗

將各經濟變量的數據及指標帶入，采用最小二乘法，利用進行擬合[3]，回歸結果（見表1）。

從表1回歸結果表明，復相關系數R和F統計量都很高，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中，可決系數最小的沛縣R2=0.924，擬合優度高，說明所選擇的指標能顯著影響因變量的變化。K和L變量在0.05的顯著性上t檢驗顯著。

（四）模型分析

1.邳州市總生產函數為： Lnyi=2.177+1.192lnki-3.122lnLi，α=1.192，β=-3.122，邳州市地區生產總值與資本要素呈正相關，與勞動要素呈顯著負相關。α+β=-1.93，說明若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同時增長1%，總產出減少1.93%，規模報酬遞減，存在規模不經濟。 因此在現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邳州市規模經濟效益遞減，應加強科技創新，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必須克服路徑依賴，不能純粹依靠追加生產要素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

2.新沂市總生產函數為： Lnyi=-9.212+0.853lnki+0.594lnLi，α=0.853，β=0.594，說明新沂市地區生產總值與資本及勞動要素都呈正相關。α+β=1.477，說明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同時增長1%，總產出增長1.447%，規模報酬遞增，存在規模經濟，但遞增幅度相對較小，且總產出對資本投入的彈性較大。因此新沂市在擴大經濟規模時，相對勞動力投入，應更加著重于基礎設施建設等資本項目。

3.沛縣總生產函數為： Lnyi=-18.807+0.695lnki+3.382lnLi。α=0.695，β=3.382，沛縣地區生產總值與資本及勞動要素都呈正相關。α+β=4.007，資本和勞動同時增長1%，總產出增長4.007%，規模收益報酬遞增，存在規模經濟，且遞增幅度相對較大。地區生產總值與勞動要素呈顯著正相關，因此沛縣在擴大經濟規模時，要注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并制定人才政策，吸引高素質勞動力來此就業。

4.睢寧總生產函數為：Lnyi=-9.073+0.935lnki+0.319lnLi，α=0.935，β=0.319，睢寧地區生產總值與資本及勞動要素呈正相關。α+β=1.254，資本和勞動同時增長1%，總產出增長1.254%，規模報酬遞增，存在規模經濟，但遞增幅度相對較小，且地區生產總值與資本要素相關性更強[4]。睢寧在通過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實現規模經濟時，要積極招商引資，承接長三角等發達地區產業轉移。同時發揮好本地的區位優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實現睢寧突破創造良好的硬件環境。

5.豐縣總生產函數為：Lnyi=-15.076+0.783lnki+2.267lnLi，α=0.783，β=2.267，豐縣地區生產總值與資本以及勞動要素呈正相關，且總產出對勞動投入彈性較大。α+β=3.05，資本和勞動同時增長1%，總產出增長3.05%，存在較好的規模經濟效應，規模報酬遞增。因此，豐縣應給外來務工人員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吸引外部勞動力來此就業。

三、結論

根據影響徐州縣域經濟增長的生產因素及各縣的經濟現狀，得出如下結論：

1.對于徐州市所有縣域，資本投入與地區生產總值都呈正相關關系。在2004―2013年期間，資本投入是徐州各縣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2.沛縣和豐縣的地區生產總值與勞動要素呈統計學上顯著正相關關系，而邳州市地區生產總值與勞動要素呈統計學上顯著負相關關系。

3.根據各縣總生產函數所表現的規模報酬變動情況，新沂、沛縣、睢寧、豐縣經濟增長呈規模經濟特征，規模報酬遞增。四縣可以通過規模經濟，增加資本和勞動要素投入，促進地區生產總值更快速的增長，提高投入產出比。而邳州經濟增長呈現規模不經濟的特征，規模報酬遞減。且0

參考文獻：

[1] 徐州市統計局.徐州統計年鑒[K].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

[2] 石賢光.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河南省經濟增長影響要素分析[J].科技和產業，2011，（4）：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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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企業規模 規模經濟 現狀 認識

隨著我國加入WTO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我國的各行業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市場環境。企業作為國家競爭的微觀主體，其競爭能力也是決定一國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面對日趨白熱化的國際競爭，特別是來自國外跨國公司的競爭壓力，盡快打造“中國企業的航母”，以更好實現規模經濟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成為各界共識，國家為此也專門制定了重點培育幾十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戰略和措施。本文以目前國內企業對企業規模與規模經濟存在的一些認識誤區為切入點，提出我國實施大企業戰略需要深化的幾點認識。

1 規模經濟——大企業戰略的基礎

一般認為，大企業的優勢主要源自于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即技術的演進是大企業得以產生和的根本性原因。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這種認識，也是我們現有的關于大企業知識的主要理論淵源，它為我們指出了企業規模擴張的內在動因。

規模經濟一般指的是規模與成本的關系，當平均成本隨著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數量的增加而下降時，就出現了規模經濟。如圖1所示，在達到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M（最低有效規模，MES）之前，當產量從Q1增至Q2時，平均成本也相應由AC1降至AC2。這里M點非常重要，它的經濟學意義是，企業在選擇生產能力規模或進行投資時，至少要大于這一產量水平。規模經濟性決定了市場上每個競爭者為了繼續生存所必須占有的市場份額，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在某一產業中進行競爭并能獲利的企業數目的上限。

2 我國企業規模經濟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主要行業的規模結構有了根本的改觀，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距離。例如，代表著中國內地大企業總體發展水平的“中國500強”，其1998年度的平均資產規模、銷售收入、人均利潤、人均收入、資產利潤率及銷售利潤率僅相當于當年“全球500強”平均水平的0.9%、1.7%、12.3%、9.5%、24.7%及131.6%；是當年“全美500強”平均水平的2.5%、3.5%、9.1%、10.7%、12.0%及86.2%。

總體上，我國工業企業的“規模經濟”并不是處處可見的東西；不僅如此，也有很多經濟學家甚至發現，“規模不經濟”是中國工業企業的典型特征（張軍，2002）。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面臨挑戰的行業大多屬于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這類產業一般都有很高的規模經濟要求和技術素質要求，只有大規模生產才能降低成本，保證產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只有大規模投入才能形成自主開發能力，保持產品在技術上的競爭力。因此，改變目前中國企業規模結構現狀，有效實現規模經濟，增強企業競爭力已顯得十分迫切。為此，國內企業也紛紛制定了實現企業規模擴張的長遠規劃。

但是，同時我們也應冷靜看到，國內一些企業對企業規模與規模經濟的認識仍存在誤區，比如在企業規模的確定上，片面強調越大越經濟，卻忽視了規模經濟實現的條件，結果出現越大越笨、越笨越死的局面；在規模經濟層次的把握上，混同工廠規模經濟與企業規模經濟，致使企業難以針對自身癥結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在規模經濟的實現上，錯把規模當作效率的原因，致使企業本末倒置，缺乏應有的市場競爭力等等。因此，在我國企業致力于打造中國的“企業航母”、實現民族經濟振興的時候，重新深化對企業規模與規模經濟的認識應是十分有益的。

3 深化對企業規模與規模經濟的認識

3.1 區分規模經濟的兩個不同層次：工廠規模經濟與企業規模經濟

工廠規模經濟主要是指因大批量生產能夠采用更先進的工藝，更大型、更專業化的設備，實現標準化、專業化和簡單化作業，從而大量減少單位產品的設備投資，大量節約原材料和能源。而企業規模經濟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企業規模的放大使企業的經營具有更大的靈活性，有可能經得起暫時的虧損，有能力開發風險大但同時盈利性也更大的產品，可以大量減少廣告促銷費用，有利于發揮現在商標和企業商譽的潛在價值等。它可以指生產經營同類產品的若干個工廠（或生產線）實現橫向一體化，或處于生產經營過程不同階段的工廠（或生產線）實現縱向一體化，以及生產經營多樣化等三種途徑所產生的規模效益。工廠規模具有很強的規模經濟性，而企業的規模經濟性要相對小得多。一般來說，工廠規模的擴大，會導致規模經濟的出現，而對于僅僅是企業規模的擴大，應持警戒的態度。

從上講，規模的性首先是工廠規模經濟，在此基礎上，再追求規模經濟。沒有工廠規模經濟的企業規模如無源之水，是難以長久的。實際上，我國不少企業首先急待解決的即是工廠規模經濟，這在機械、、汽車、煉油、和鋼鐵等行業中表現尤為突出。這種工廠規模不經濟嚴重了企業的創利能力，也使大企業缺乏成長的空間。因此，重新明確工廠規模與企業規模的區別，有利于企業辨別自身規模經濟的缺乏來自哪一層次，從而對癥下藥，制定正確的規劃，避免盲目擴張，形成有規模無效益的局面。

3.2 規模經濟必須基于加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規模不等于效率，規模是效率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企業規模只有與其競爭力掛起鉤來才會顯出實際意義。

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的觀點，核心競爭力是指某一組織內部一系列互補的技能和知識的結合，它具有使一項或多項業務達到競爭領域一流水平、具有明顯優勢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主要包括核心技術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對外影響能力和應變能力，其中創新是核心競爭力的靈魂，主導產品（服務）是核心競爭力的精髓。

核心競爭力的概念對于正在致力于規模擴張的大企業來說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為公司在一定時期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且其采取不同活動所能產生規模經濟的潛力是不同的，因此集中公司資源，在企業價值鏈中選取最能創造價值的“戰略環節”，致力于形成有競爭力的規模優勢就顯得格外重要。近年來，隨著競爭的加劇，一些企業不再單純追求經營規模的擴大，而是通過分拆、重組、將不相關的業務出賣，或變成獨立的公司，甚至縮小企業的規模，使之集中于主業，從而培養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這種變化即是基于對規模的重新理解，即規模不只是總的規模，而是具體在某些產品、產業上的規模和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能力帶來企業規模擴張，而規模優勢又強化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企業只有注意突出主營行業優勢，明確企業的規模、產業邊界，加強培養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形成專業化的規模優勢，才能取得成功。

3.3 理解規模經濟須動態化

規模經濟的大小一般也會隨著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發展而發生變化。當技術獲得發展、產業漸趨成熟的時候，規模經濟也常常隨之增加。然而，相反的情況也會發生。例如，在鋼鐵產業，微型工廠技術取代了傳統的垂直整合工廠，大大降低了最低有效規模的水平。同時，這些變化未必一定均勻地出現在公司的所有活動中。有時，改變規模經濟并不導致公司規模的直接擴大，而很可能激發某一產業的重新配置和促使垂直鏈中某一具體階段的專業廠商的出現。

技術進步的日新月異決定了規模經濟概念的動態化，也意味著公司的有效規模應處于不斷調整之中。因此，規模經濟包含的實際上是一個適度規模、有效規模，實務中切忌將其教條化。

3.4 規模經濟：技術和制度的雙重觀點

如前文所述，技術水平是決定規模經濟的重要因素，而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因素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力。

規模經濟的實現受內、外部條件的共同影響。從規模經濟的外部條件來看，除了一國的經濟與發展水平和市場容量影響規模經濟外，交易效率起著決定性作用。如果在市場的制度層面，產權界定不清、信息公開程度低、法制軟弱、市場封鎖，在基礎設施上，運輸途徑狹窄、運輸成本高、信息傳遞慢，則市場半徑必然很小、市場的規模難以擴大，分工、專業化和規模化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從內部條件考慮，企業的管理水平是影響規模經濟實現的重要因素。規模經濟要求各種要素能夠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以適當的方式組合起來，而且規模越大，這種組織工作的復雜性也在提高，對管理的要求也就大大提高。管理除了技術性的因素以外，由于信息不對稱所招致的也很突出。所以，規模經濟還要求健全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

對我國目前的大企業來說，所謂“企業規模”及其競爭力，已不僅僅是技術概念，更重要的是體制和機制概念，由這一點看來，中國企業要真正做大做強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需要企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1 劉懷德.論國有經濟的規模控制[J].經濟，2001(6)

2 胡鈞.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J].經濟學動態，2000(11)

3 于立.實施大企業戰略應澄清的幾個問題[J].中國經濟，1998(2)

4 宋云.并購戰略與規模經濟.企業改革與管理，2002(3)

5 邁克爾·波特.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