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增長階段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要素投入 經濟增長 實證研究

一、有關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綜述

經濟增長關系到一個社會的根本。經濟增長問題的淵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財富增長的思想，以亞當?斯密為代表提出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把國民財富的增長歸結為分工的發展與資本的積累，認為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發揮資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會財富；以哈羅德，多馬，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在假定技術水平不變的前提下，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具有決定作用；而以盧卡斯，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源泉完全內生化認為技術進步是長期經濟增長機制的關鍵，而技術進步又是知識積累的結果，所以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從經濟增長思想和理論的研究分析，可歸納得出勞動資本積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與源泉。

二、指標選取與模型的建立

通過以上理論綜述，我們首先選取國內生產總值（GDP）、固定資產投資（K）、勞動力（L）人力資本（H）幾個指標來分析勞動、資本積累、知識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其中數據可從統計年鑒中找到，而人力資本存量（H）我們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計法。

其次，我們采用以下兩個經濟增長模型對湖南省經濟增長進行分析：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其一般形式為。本文將采用雙對數經濟計量模型估計各種要素的產出彈性，其回歸方程為;2.有效勞動模型。為估計要素產出彈性，采用的雙對數回歸方程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階段性實證分析

湖南省的經濟增長在改革開放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根據GDP增長率態勢我們可將湖南省的經濟發展狀況分為兩個階段來研究，第一個階段為改革開放初期階段（1978～1990）；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的深入階段（1991～2005），數據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據收集整理的數據，在湖南省兩個階段的發展進程中，分別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有效勞動模型，通過OLS回歸得到各因素的產出彈性系數。具體情況如下表：

下面根據估計的模型結果進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要素分析。對于物質資本要素、勞動力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得出：在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勞動投入的貢獻率（產出彈性）（1.33）遠遠大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0.24）；在改革開放的第

二個階段勞動力變量產出系數t檢驗未能通過，勞動力的貢獻被擠出，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變為零，但在改革開放的總過程中勞動力要素的貢獻率（0.66）要大于物質資本要素的貢獻率（0.56）。這說明，在改革開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質資本投入的同時，不斷提供新的就業崗位，從而加大從業人員的數量，湖南省的經濟有個突飛猛進的發展勢頭，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勞動力要素的貢獻為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實際上這種情況在國內外同內研究中均有出現，這當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勞動相對資本相對富余或本階段經濟增長依靠物質資本積累所推動，但僅僅用勞動力數量作為測度勞動投入的指標只能反應勞動投入的數量而不能反應其質量，因此去改進選擇既能反應勞動者人數有能反應其素質的人力資本存量作為勞動投入的指標。

2.有效勞動模型的要素分析。對于物質資本要素、人力資本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及第二階段物質資本的貢獻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資本的貢獻率（0.87，1.32），總過程中人力資本的貢獻率也優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

這種模型的分析結果更能反應湖南經濟增長的支撐點，即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的投入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對湖南經濟增長的作用愈加明顯與重要，人力資本即人才資源將日益發揮收益遞增作用。由于這個模型既考慮了勞動者數量又考慮了他們的素質――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夠真正反映出有效勞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經濟增長政策建議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到技術密集型轉變是其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為此，提供以下建議：

1.加大人力資本投入，發展教育科技，加強人力資源管理。“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新經濟增長理論證明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知識與人力資本積累這樣一些內生因素。上述實證結論也顯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日益明顯。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資源在全國都占據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這種比較優勢提高教育質量鼓勵創新，發展高科技，加強人才資源管理，實現人才強省的騰飛。

2.擴大資本積累優化融資機制。資本積累對推動湖南經濟增長功不可沒，資本積累的擴大與知識技術相結合必定產生巨大推動力。湖南省儲蓄率較高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不暢，造成巨額的資金閑散與浪費，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因此，政府必須改革融資體制簡化或取消先行審批過程，推進投資主體多元化，優化融資機制，推進經濟增長。

3.推進制度創新，加強政府管理。任何的經濟增長過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中發生，制度因素貫穿于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響和改變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及作用程度，從目前來看，束縛經濟發展和生產率提高的制度因素還有不少計劃經濟體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視行為、趨利行為、尋租腐敗行為等問題尚未較好解決，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來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總之，正確選擇經濟發展政策對經濟長期增長至關重要，要素投入不僅要求數量上的優勢，更應強調其質量上及組合上的效益，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長期持續增長。

參考文獻:

[1]張一力: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增長――溫州與蘇州比較實證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

[2]賀東偉:經濟增長、要素投入與發展戰略選擇.西安財經學報，2007（1）

[3]龔六堂:經濟增長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

[4]湖南統計年鑒（2005）

篇(2)

關鍵詞：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經濟持續均衡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是諸多國家經濟發展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開放條件下，從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費需求（包括居民消費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需求結構指的是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在總需求中的比例及變化關系，用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來表示。需求結構演進相應指的是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變化趨勢。

1978―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驅動獲得了較好的增長績效，名義GDP年均增長率達到15.2%①。但與經濟快速增長相伴隨的是，消費需求增長滯后致使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強的投資和出口依賴，相應形成了“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波動中不斷上升，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上升”的需求結構演進特征，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決策層面和學界的高度關注與擔憂。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使我國出口面臨的外部環境惡化，“投資―出口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態性”特征充分顯現：2003―2007年，我國GDP增長率穩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機爆發使出口需求銳減，造成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劇烈波動和一定程度的增長速度下滑（見表1）。因而，如何通過需求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成為我國政府宏觀調控追求目標的必然選擇。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反映經濟增長需求動力演進邏輯，明確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是進行需求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前提和基礎。基于此，本文關心的問題主要有：（1）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具有何種邏輯性？（2）需求結構演進與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關系？（3）中國應該如何對需求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以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

二、需求結構演進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事實

為了考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我們利用多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經驗事實，從兩個維度進行統計性描述：一是基于對經濟發展工業化不同階段7個國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個國家2006年橫截面數據的考察。

（一）基于7個國家經濟發展不同工業化階段的考察

依據錢納里（Chenery）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階段界定的相關研究結論H?錢納里、S?魯賓遜、M?塞爾奎因：《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吳奇、王松寶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頁。，本文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工業化進程分為三個階段一般說來，反映工業化階段的指標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產業產值結構和就業結構；三是工業內部結構。本文主要以產業結構變動為依據，同時參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的變化情況來反映工業化階段。這種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響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第Ⅰ階段，工業化初期階段，產業結構以第一產業為主導；第Ⅱ階段，工業化中期階段，產業結構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第Ⅲ階段，后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導，即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發達工業化階段。

本文分別對印度、巴西、新加坡、韓國、美國、德國和英國共7個國家在1970―2008年間的經濟運行狀況進行實證分析，以考察工業化不同階段需求結構演進的一般規律。依據1970―2008年間7個國家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變化情況等經濟運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個國家產業結構和人均產出的相關數據。感興趣的讀者可來信索取或查詢《國際統計年鑒（1995-2010年）》的相關數據。。本文的基本判斷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處于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新加坡和韓國則由經濟發展的工業化中期階段過渡到后工業化階段，而美國、德國和英國則處于經濟發展的后工業化階段。

由表2和圖1、圖2、圖3可見，1970―2008年，7國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事實說明：（1）不同國家的投資率、消費率和凈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異較大，這一事實說明，不同國家需求結構水平由各自經濟運行條件和外部環境等因素所決定，如生產技術水平、收入水平、資本存量、勞動力、收入分配、經濟制度、產業結構、消費習慣及經濟增長速度及目標等，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影響因素在不同的國家及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工業化階段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謂需求結構的“標準模式”，即如果僅僅依靠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斷一個國家的需求結構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頗；（2）隨著工業化進程推進，不同國家的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存在共同的變化規律：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上升；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上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下降，但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小；（3）當經濟發展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過渡至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當經濟發展由工業化中期階段過渡至后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這說明經濟增長率上升與消費率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上升相伴隨。

（二）基于37個不同國家2006年橫截面數據的考察

為減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響，進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需求結構演進一般規律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綜合考慮了5個不同大洲的37個國家用以統計分析。

表3和圖4、圖5、圖6、圖7分別描述了2006年37個國家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與收入水平及經濟增長率的關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來衡量經濟發展的不同工業化階段：低收入水平國家多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中等收入水平國家多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高收入水平國家多處于后工業化階段。隨著經濟發展工業化階段不同，37個不同國家投資率、消費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呈現出如下特點：

1、消費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37個國家2006年的消費率水平差異較大，消費率的最大值出現在柬埔寨，達到86.9%，最小值出現在新加坡，只有49.7%。從收入水平與消費率之間的靜態關系來看：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和低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率水平相對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國、英國、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國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率水平相對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從收入水平與消費率之間的動態關系來看：在收入水平較低時，消費率水平相應較高，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率會不斷下降，在人均GDP約20000美元左右時達到低點，隨后消費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斷上升，即消費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相應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變化趨勢（詳見圖4中擬合的消費率趨勢線）。

從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消費率與經濟增長關系可見：中等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消費率水平中等，經濟增長率水平較高，低收入國家的消費率水平較高，經濟增長率水平相對較低，高收入國家消費率水平較高，經濟增長率水平也相對較低；雖然有些高消費率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并不一定低，但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呈現反向關系，即經濟增長速度會隨著消費率提高而下降（詳見圖5中擬合的消費率趨勢線）。

2、投資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37個不同國家2006年的投資率水平差異較大，并無較強的收斂趨勢。從收入水平與投資率之間的靜態關系來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等國家的投資率水平相對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委內瑞拉、泰國和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的投資率水平相對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國家的投資率水平雖差異較大，但相比較而言，大多數國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賓等國家投資率水平較低，多在20%以下。從收入水平與投資率之間的動態關系來看：在收入水平較低時，投資率水平相應較低，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投資率會不斷上升，在人均GDP約20000美元左右時達到高點，隨后投資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資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相應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變化趨勢（詳見圖4中擬合的投資率趨勢線）。

從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投資率水平與經濟增長關系可見：中等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水平較高，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國家投資率水平和經濟增長率水平則最低；雖然有些高投資率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并不一定高，但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投資率與經濟增長率呈現正向關系，即經濟增長速度會隨著投資率提高而上升（詳見圖6中擬合的投資率趨勢線）。

3、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37個國家2006年的凈出口率水平差異較大，其中最大值達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為1.8%，標準差為8.4%，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差值為41.3%。從凈出口率與收入水平關系來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國家的凈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的凈出口率水平相對較高；凈出口率會隨著收入水平提高而相應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變化趨勢（詳見圖4中擬合的凈出口率趨勢線）。

從凈出口率與經濟增長關系來看，凈出口率與經濟增長率呈現“U型”曲線關系，即凈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國家經濟增長率水平相對較低，而凈出口率相對較高的國家和凈出口率為負且相對較低的國家經濟增長率水平均相對較高（詳見圖7中擬合的凈出口率趨勢線）。

三、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一）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基于7個國家經濟發展不同工業化階段和基于37個不同收入水平國家2006年橫截面資料的實證分析表明，隨著工業化進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國家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水平差異較大，并無明顯的收斂現象，但所有國家需求結構演進及與經濟增長關系均呈現出相同的演進邏輯（詳見圖8）：（1）隨著工業化進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率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變化趨勢，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線變化趨勢，即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消費率在波動中不斷下降，而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在波動中不斷上升，而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在波動中不斷上升，而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在波動中不斷下降，但在后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幅度相對較小；（2）經濟增長率上升與消費率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上升相伴隨，即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增長率水平相對較高，而在后工業化階段和工業化初期階段，經濟增長率水平會相對較低；（3）需求結構短期劇烈變動時期，經濟波動相對較大，即需求結構短期劇烈變動會影響經濟長期持續均衡增長。

（二）需求結構演進邏輯與經濟增長需求動力演進邏輯的關系

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雖然都是經濟增長的需求驅動力，但由于其性質不同，在經濟發展不同的階段，何種需求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有所不同。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反映經濟增長主導需求動力的演進邏輯：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由于生產和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收入僅僅能夠用于消費，產品較少剩余，用于積累及出口的產品相對較少，消費需求相應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投資需求次之，凈出口需求水平較低且一般為負，因而，工業化初期階段的消費率水平相對較高，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水平相對較低，但在這一階段，由于積累較少，資本相對匱乏，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低；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二產業迅速發展促進了投資需求迅速擴張，投資需求相應取代消費需求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投資需求迅速擴張形成的強大生產能力促進了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某些產業，特別是制造業部門存在產能過剩，因而必須依靠產品出口（這一階段主要是制造業產品出口）進行化解，即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消費率水平會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水平會不斷上升，經濟增長速度也相應較高；在后工業化階段，產業結構變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產業增長變緩、第三產業迅速發展，由于第三產業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資本需求相對較低，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驅動作用相應變弱，消費需求會重新取資需求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導機制，產品出口也相應變緩，相應地消費率有所上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有所下降紀明：《經濟增長的需求啟動、需求約束及再啟動》，《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需求結構演進邏輯及與經濟增長關系說明，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來說：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都是驅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相比較而言，不同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應概括為：“消費需求是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穩定器，投資需求是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啟動器和加速器，凈出口需求是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有效補充，是經濟增長的輔助器。”

（三）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的政策含義

明確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的政策含義在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實際需求結構變動符合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是其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重要因素，應依據需求結構演進邏輯適時適度切換經濟增長主導需求動力，同時避免需求結構在短期內劇烈變動。即為了促進經濟持續均衡增長，需求結構調整政策的重點不應是關注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應是根據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依據需求結構演進邏輯，適時適度調整經濟增長主導需求動力以達到相應的政策目標：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快速增長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相應地應依靠投資需求擴張來完成，消費需求次之；在后工業化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使工業化中期階段的高經濟增長率持續，相應地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應依靠消費需求擴張保持增長的持續性，同時依靠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的結構調整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但必須注意的是，需求結構短期內劇烈變動是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因而，需求結構調整政策的又一重點是避免需求結構短期內變動幅度過大。

四、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需求結構演進特征及與經濟增長關系

1978年以來，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隨的是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圖9和表4分別描述了1978―201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的變化趨勢、各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及與經濟增長率關系。

從需求結構總體變化趨勢來看：1978年以來，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相伴隨的是消費率波動中階梯式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階梯式上升。分階段來看，1978―1992年，消費率波動中小幅下降，投資率波動中小幅上升，凈出口率接近于零且變化趨勢不大；1993―2000年，消費率波動中小幅上升，投資率波動中小幅下降，凈出口率小幅上升但變化趨勢不大；2001-2010年，消費率快速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對工業化進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國內一些學者如：郭克莎、陳佳貴、黃群慧、鐘宏武、金碚、簡新華等對中國工業化進程進行深入研究后認為：1978―2010年中國處于工業化初中期階段；1993年左右中國總體工業化進程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2000年左右進入工業化中期加速階段。因而，從總體變化趨勢來看，1978―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消費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變動趨勢符合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的需求結構演進邏輯：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上升。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趨勢也相應反映了經濟增長需求動力的演進趨勢：伴隨著消費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不斷下降，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不斷下降，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不斷上升（詳見表4）。

從需求結構演進與經濟增長關系來看（詳見圖9）：1978―1992年，受各種因素影響，經濟增長率波動幅度相對較大，經濟增長率與需求結構演進并無較強的相關性；1993年以后，經濟增長率與需求結構演進呈現較強的鏡像關系，1993―2000年，消費率波動中小幅上升，投資率波動中小幅下降，經濟增長速度相應有所下降，2001年以來，消費率波動中大幅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大幅上升，經濟增長速度相應不斷提高。

從需求結構演進與GDP年均增長率關系來看（詳見表4）：1978―1992年階段和2001―2010年階段，即消費率波動中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上升階段，GDP年均增長率相對較高，分別達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階段，即消費率波動中上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波動中下降階段，GDP年均增長率相對較低，只有12.9%。

上述情況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需求結構演進及與經濟增長關系符合工業化初中期階段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經濟增長績效較好此處經濟增長績效較好指的是：與前文中1970―2008年7個國家經濟增長率和37個國家2006年經濟增長率相比，中國經濟增長率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國家。。但值得重點關注的是，2001年中國進入工業化中期加速階段以來，需求結構變動過于劇烈，消費率下降、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上升的變化幅度明顯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經濟波動，同時使經濟易受外部沖擊，進而影響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常態性”，對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構成一定威脅。

五、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現實戰略選擇

1、努力擴大消費需求，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性”

關于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的關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經濟學家認為，消費需求是生產的最終目的，也是經濟增長需求動力中最穩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國消費與投資關系的調整及其機制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頁。。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經濟發展的起飛和成熟階段，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強，而在經濟發展的高額群眾消費階段，消費需求的不斷提高能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從這些經濟學家關于需求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典論述來看：一般說來，當經濟發展進入到后工業化階段，依賴提高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提高消費率不僅可以達到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性”，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及穩定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需求結構演進較好地遵循了需求結構演進邏輯，經濟增長速度也相對較高。但國內諸多學者通過國際比較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消費率水平明顯偏低，這對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形成不利影響。從經濟發展現狀及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即將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因而，提高消費率、擴大消費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刻不容緩。依據消費函數的基本理論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居民收入水平滯后于經濟增長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消費需求擴張。有鑒于此，努力提高消費需求，擴大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的政策設計機制應主要包括：加強政策引導，形成居民健康、持續的消費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縮小城鄉間、區域間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費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提高居民的現期消費和消費支出預期。

2、以消費結構升級帶動投資擴張以維持適度的投資水平，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

需求結構演進邏輯說明：經濟的高速增長總是與投資需求的快速擴張聯系在一起的，投資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加速器和啟動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資水平對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非常必要。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3年以來，投資需求迅速擴張促進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但相應地，長期高投資率、依賴投資需求擴張驅動經濟增長致使當前某些制造業產能過剩及成本上升導致的通貨膨脹預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給中國經濟的長期均衡增長形成負面影響。

簡單地說，在中國即將進入后工業化階段之際，保持適度的投資水平對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非常必要，但投資的進一步擴大一定要以消費結構升級為導向。當前，在中國城鎮化正處于提速階段和居民消費結構正向服務業消費品主導型升級之際，適應消費結構升級的投資結構升級是化解當前部分產業產能過剩進而減輕資源價格上漲進一步加劇的關鍵。政府投資政策導向的重點應從促進投資規模擴張轉化為優化投資結構和提高投資效率，應特別加大先進制造業和以金融業、旅游業等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投資力度，依靠技術進步提高制造業的投資效率，促進工業內部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現代服務業相對快速發展，進而帶動經濟快速增長。

3、適度控制出口規模，提高出口工業制成品技術密集程度，擴大服務貿易

凈出口需求作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輔助機制，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產品的市場需求，對經濟增長起到較好的促進作用。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凈出口需求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緩解了投資需求擴張所引起的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出口和進口不僅直接拉動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而且進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使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間接作用（如實現規模經濟、提高專業化水平和加快技術進步等）也顯著增強。

篇(3)

【關鍵詞】經濟周期；經濟增長；通貨膨脹

一、引言

宏觀經濟學主要討論經濟社會中總體經濟的運行，一國經濟運行主要包括三大類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經濟波動問題和經濟政策問題。經濟的增長主要是指社會中勞動力的收入增加，創造就業機會。經濟的波動問題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業問題和物價上漲的通貨膨脹問題。經濟政策問題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對經濟出現的波動進行干預，通過制定相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熨平經濟的波動，從而改善經濟的運行。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相互聯系和補充，微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的內容是以微觀的個體活動為研究對象，在社會資源總量既定的情況下，個體在進行經濟活動目的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個體的所采取的行為，根據經濟活動的后果說明市場機制如何實現社會中各種資源的最優配置。宏觀經濟學是從宏觀層面在社會中資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況下研究經濟中各相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化。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個體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所采取的經濟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對市場機制下各種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微觀經濟學是基于價格理論，通關觀察商品價格的波動，利用個量分析的方法對個體經濟行為進行研究。

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后果，側重討論社會資源的充分利用問題。宏觀經濟學主要依靠的理論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研究的方法是總量分析。宏觀經濟學主要包括三類經濟模型，其中分析經濟增長的模型，以及反映經濟波動的長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模型和短期總供給——總需求模型。經濟增長模型研究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經濟社會中資本的歷史性積累和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各國增長率差異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積累和技術進步對提高生活水平產生的影響。總供給—總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經濟社會中物價的波動對產出造成的影響，總供給水平是指經濟社會在資源和技術條件不變的條件下，經濟能偶生產的商品產出量。總需求水平是經濟社會對商品消費、政府進行投資、政府采購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長期總供給曲線是垂直的，與社會中價格水平無關，取決于生產能力提高，其中價格水平取決于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的相互作用。短期中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是指在技術水平一定的情況下，就業機會充裕，不存在失業，經濟社會提供商品的數量保持不變。

二、宏觀經濟周期與理論經濟

周期是指國民收入波動獲經濟總量波動，總體經濟活動存在交替型的擴張和收縮的過程。在現代社會中經濟周期的波從主要衡量指標是經濟增長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經濟總量的上下起伏。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主要包括四個階段，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在繁榮階段經濟得到不斷提升，通過發展到達頂峰。衰退階段主要是指當經濟社會達到繁榮階段的頂峰時，經濟社會趨于平衡的狀態，當經濟處于收縮階段時，才是正是處于經濟的衰退階段。在周期中蕭條階段，經濟出現急劇的收縮和下降，經濟活動很快從最高點下滑到最低點。

在復蘇階段，經濟活動開始由低估逐漸上升，經濟中的活動量不斷提高，隨著經濟活動的不斷進步經濟周期慢慢趨向繁榮。經濟增長理論一國國民收入增長的理論，代表國家總產量的增加，戰后經濟增長理論主要分為三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50年代，這一時期主要研究內容是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主要包括哈羅德-多馬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第二個時期是20時期60年代，這一時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種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需求經濟增長的途徑。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經濟增長的極限。

三、宏觀經濟中的通貨緊縮和膨脹

通貨緊縮是指經濟社會中流動的貨幣供給量小于社會需求量而導致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下跌。從本質上而言，通貨緊縮屬于貨幣現象，通貨緊縮在實體經濟中主要反映在總需求相對于總供給的偏離，即實際經濟增長率相對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當實際增長率持續小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時，總需求持續小于總供給，經濟就會出現通貨膨脹的現象。通貨緊縮往往與經濟衰退相伴隨，主要表現在投資的機會減少和投資所帶來的邊際收益降低，屬于實體經濟的現象。

因為投資收益降低造成銀行信用的緊縮，信貸增長缺乏動力，貨幣供給量增長持續下降，消費者的需求和投資積極性降低，企業生產能力降低，非自愿失業增加，社會中消費者的收入繼續放慢，經濟市場發展較緩慢，因此通貨緊縮也是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通貨膨脹主要是指社會中一般物價水平的普遍提高，因為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超過為支付商品流動所需要實際貨幣量，進一步引起貨幣的貶值現象。紙幣發行量不能超過所代表的金銀貨幣量，一旦超過所代表的金銀貨幣量就會出現貨幣的貶值進而引起貨幣價值降低，物價上漲從而出現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在金銀流動的經濟社會中不會發生，只有在紙幣流動的社會中才會可能出現。因為金銀貨幣本身具有儲藏價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價值，因此可以自發地調節流動中的貨幣量，從而使得金銀貨幣供給量與商品流動所需要的貨幣量相適應。因為紙幣不具備儲藏價值，自身也不具備價值，當紙幣發行量過多，從而超過市場中金銀貨幣量，從而出現貨幣貶值，物價水平持續上漲出現通貨膨脹現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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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相關領域的佼佼者，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等人的研究，對當前中國增長模式的轉型，或許有著重要的啟示。

對技術理解比較曖昧

經濟增長理論主要研究一個經濟體的中長期增長的動態特征。中國社科院經濟增長研究室主任劉霞輝向《英才》記者介紹，經濟增長理論在經濟學誕生時就已經存在了，斯密的《國富論》說的其實就是經濟增長問題。

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后期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階段，即第一次產業革命。這個時期主要是用機器代替手工，為了生產機器和母機，就要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所以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資本積累。

對這種增長模式的理論概括就是“哈羅德―多瑪增長模型”——產出增長取決于投資（儲蓄）增加，并且資本與產出比率不變，投資越多，增長就越快。

“哈羅德與多瑪提出了刀鋒效應，認為投資的波動會產生一系列的反應，更多地導致不均衡，也就是無法實現長期穩定的增長，所以經常出現很大的經濟周期。”劉霞輝說。

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中期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階段，即第二次產業革命。主要發生在歐美和日本等國，發展出汽車、電力、化工等產業。這個階段主要是靠技術創新驅動經濟增長，其理論概括就是羅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羅伯特·索洛在1950年代最先質疑哈羅德與多瑪夸大了投資對增長的作用。他認為，資本要素同樣會出現報酬遞減現象。通過對1909-1949年間美國經濟數據的統計分析，索洛發現，資本和勞動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30%多，另外60%多無法解釋。

“這個無法理解的黑箱就叫索洛殘差，是資本與勞動之外，其它能促進增長的因素，索洛無法確切解釋，但他認為應該就是技術進步，或者叫全要素生產率。”劉霞輝強調，索洛指出了經濟長期穩定快速增長的一種可能性，就是不斷地技術創新。

當然，索洛的理論也有缺陷。后人慢慢發現，索洛對技術的理解還是比較曖昧的。“索洛認為技術是完全外生的，偶然的，不穩定的，不是靠人類的努力可以左右的。一個天才突然發明了蒸汽機，于是經濟就迅猛增長。”劉霞輝說。

這種外生性還體現在，先進國家產生了新技術，后進國家可以直接把這個技術拿過來，依靠移植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很快就能夠趕上先進國家。按此推斷，慢慢地世界各國的發展水平就會趨同。但歷史事實是沒有發生趨同，而且在過去200多年，有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人力資本驅動增長

20世紀下半葉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第三個階段，即新產業革命，歐美日等國開始進入了后工業化時期的經濟增長階段，主要靠信息化和服務業驅動。

這些國家的產業開始從純粹加工制造向“微笑曲線”的兩端轉移：一端是研發、采購、設計，一端是品牌、營銷、渠道、物流、金融等。與此相對應的經濟學理論的進展是“新增長理論”或者“內生增長模型”。

1980年代中期后，保羅·羅默與羅伯特·盧卡斯等突破了索洛的框架，把舒爾茨創立的人力資本理論納入了其中。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告訴《英才》記者：“他們對索洛模糊的技術進步概念進行了解釋，認為技術進步來自人力資本、制度等等。他們把勞動力分成無技能勞動力和受過訓練的高素質勞動力（人力資本），這是推動技術進步和提高產出的核心。”

羅默等人認為技術進步是內生的，是有規律的。劉霞輝解釋，內生就是經濟系統本身能夠產生的，人類通過一些手段能夠促進的，比如企業對研發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教育、制度的改進等等。

也就是說，技術進步和這個國家的制度、政策、環境有直接的關系。如果沒有好的制度和環境，一個國家和先進國家的差距會越拉越大。所以，政府必須采取一系列措施，來支持經濟系統產生更多的技術進步。

2009年，保羅·羅默等人又開始探討新要素供給理論。早前經濟學界探討的要素不是資本就是勞動，而且二者有替代關系。如今他們發現一些新的要素，彼此不矛盾、不替代，而且越多越好、越用越好，沒有邊際效益遞減。

“比如市場規模、城市規模、互聯網范圍、制度、創意思維、教育等等。這些都是在討論人類更新的增長模式。”張平說。

中國增長三部曲

談及西方國家增長模式轉變的歷史對中國的啟示，張平認為，中國增長模式實現從粗放到集約、從投資驅動到科技創意驅動，需要經過“三部曲”。

第一步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也被稱為工業化的趕超期。在這一發展階段，只要把農業閑置資源變成工業資源，不管怎么粗放地利用，效率都極大提升，因為工業比農業效率高太多，“粗放的發展方式是這個階段的必然選擇，這也是中國過去能實現高速增長的重要前提。”

第二步是進入重工化階段。企業主和農民工在前一階段積累起財富后，大量儲蓄變成了資本，就會導致高投資、高發展、建立城市等等。“這一階段接近索洛說的外生性增長，因為我們是從國外引進了設備，自然就引進了技術。”

自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技術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逐漸靠近，開始逐步進入第三階段。“這時就必須向自主創新發展了。原來中國60%-70%的增長靠資本投入，現在這個數字逐步變化，再靠大的投資，增長也上不來了。”

西方先進國家發展到這一階段，勞動力的供給是停滯的，資本的供給也是穩定的，但是還能繼續保持經濟增長，主要是靠人力資本的提高和新供給要素導致的技術進步。張平認為，這是中國發展的方向，這樣的增長才平穩而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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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投資時鐘；經濟周期；中國資本市場

中圖分類號：F830.9：F832.48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40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5-96-03

一、投資時鐘介紹

投資時鐘是由美林證券根據美國完整的超過30年的資產和行業回報率數據提出的投資概念，即將經濟周期分為衰退、復蘇、過熱和滯漲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由經濟增長和通脹的變動方向來唯一確定；同時每一階段都對應債券、股票、大宗商品或現金中的某一特定資產類別。

（一）長期增長和經濟周期

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取決于生產要素的可獲得性、勞動力、資本和生產能力的提高。從短期看，經濟經常偏離可持續的增長路徑。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就是要使其回復到可持續增長路徑上來。在潛能之下的經濟增長會使經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而經濟增長持續保持在潛能之上則會導致破壞性通脹。美林投資時鐘理論采用產出缺口來描述經濟增長走勢，用CPI來描述通脹。拐點判斷方面，金融市場上一貫將增長率的短期偏離認為是其長期趨勢的改變。正確地識別拐點可以通過改變資產配置而盈利，但生硬套用該理論也可能會出現錯誤。針對上述情況，美林的投資時鐘理論中引入了增長評分卡的概念，增長評分卡是一個基于央行政策、OECD領先指標、商業信心指數和實際GDP市場共識預測的擴散指數。它是關于GDP增長方向的很好的6個月的領先指標，可有效用于拐點判斷。

（二）經濟周期的4個階段

美林將經濟周期分為4個階段――衰退、復蘇、過熱和滯脹。

1.衰退階段。經濟增長停滯，產能過剩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驅使通脹降低。企業盈利微弱，實際收益率下降。央行下調短期利率刺激經濟，進而導致收益率曲線急劇下行，此時債券是最佳選擇。

2.復蘇階段。舒緩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長率加速并處于潛能之上。同時因空置生產能力還未耗盡使得通脹繼續下降，企業盈利大幅上升，這個階段是股權投資者的“黃金時期”，股票是最佳選擇。

3.過熱階段。企業開始面臨產能約束，增長減慢，通脹抬頭。央行加息給經濟降溫，此時GDP增長率仍處于潛能之上，收益率曲線上行趨緩，股票的投資回報率取決于利潤增長與估值下降的權衡比較。大宗商品是最佳選擇。

4.滯脹階段。GDP的增長率降到潛能之下，但通脹卻繼續上升，產量下滑，企業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產品價格，導致工資一價格螺旋上漲。只有等通脹過了頂峰中央銀行才能有所作為，這就限制了債券市場的回暖步伐。企業的盈利惡化，股票表現非常糟糕。此時現金是最佳選擇。

（三）投資時鐘在美國的測試結果

美林利用美國超過30年的資產和行業回報率數據（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驗證了投資時鐘的合理性。以下是一部分研究成果。

1.美國不同資產類收益率：（1）所有資產中股票表現最好，年均實際回報率達到6.1%，相比債券收益率，存在約2.5%的股權風險溢價；（2）債券的收益率高出現金2%，反映其久期風險和違約風險。

2.不同經濟周期階段中資產的收益率比較。根據不同階段各資產的收益率情況，美林展示了投資時鐘的理論對角線和實務對角線。其中理論對角線表示每一時鐘階段的理論最佳資產選擇，在衰退、復蘇、過熱和滯脹期分別對應債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現金；實務對角線則反映每一階段實際收益最好的資產，除滯脹期大宗商品代替現金外，其余階段資產表現與理論對角線相同。

二、投資時鐘在中國資本市場的應用

（一）主要指標和參數選擇

將投資時鐘理論應用于中國資本市場，首先是要選擇合適的指標和參數，用于確定周期的不同階段以及各資產的收益情況對比。對于經濟周期的判斷，美林投資時鐘采用產出缺口來描述經濟增長走勢，用CPI來描述通脹。在我國，影響宏觀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單純以產出缺口度量增長復蘇與衰退的方式很難實際運用于中國經濟周期的解釋與定義中。當前的研究中，用于表征中國經濟增長的指標主要有就業率、工業增加值、GDP增長率等，也有機構采用多個宏觀指標，通過建立多因素模型進行綜合描述和判斷。本文我們主要采用月度工業增加值增速與季度累積GDP增長率相結合的方式描述經濟增長，通脹部分仍采用投資時鐘理論使用的CPI增長率來描述。

在各資產的收益情況對比中，本文對股票和債券資產分別采用滬深300指數和上證國債指數作為表征指標，大宗商品方面使用中國大宗商品指數（CCPI），現金部分采用復利計算的3個月定期存款利率作為表征指標。

（二）經濟周期選取

對于經濟周期時長的選取，投資時鐘理論由美林首次提出時，是對自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美國超過30年的時間周期進行研究分析。該理論在我國的具體應用，當前不同機構的研究各有不同，其中一個主要區別在于起始時點的選擇，如以1991年底滬深證券交易所成立作為資本市場的形成標志，開始統計股票資產收益情況；或按中國股市與經濟增長相關程度截取起始點，比如2000年后總市值首次突破GDP總量的40%。盡管從統計學的角度，樣本空間越大統計分析所能體現的意義就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投資時鐘理論的主要應用是對各經濟周期中不同資產的風險收益情況進行研究分析，合理選擇資產配置方案，這就要求資本市場具有較高的成熟度以及對于宏觀經濟走勢變化的較高敏感度。對中國資本市場而言，由于起步時間晚，發展過程短，市場本身一直處在一個逐步走向成熟的階段，很多時候（尤其是發展初期）其對于經濟的反映程度會受到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導致統計結果不顯著。近年來，經歷了2007年的股市暴漲暴跌之后，隨著資本市場的日趨成熟，市場的走向與宏觀經濟發展趨勢密切相關，加之一些可以準確反映資產收益走勢的綜合指數，如滬深300、中國大宗商品CCPI等的陸續，投資時鐘理論的適用條件日益完善，理論中有關把握經濟周期、判斷經濟形勢以及資產配置決策等內容也將具有越來越多的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依次走過了衰退、復蘇、過熱、滯脹四個階段。本研究將選取2008年下半年為起始點，通過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宏觀經濟數據確定完整的投資時鐘，并對這一時期股票、債券、大宗商品和現金等資產的風險收益情況按照周期中的不同階段進行統計分析。

（三）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確定

在美林投資時鐘理論對于不同階段的定義中，衰退期為經濟與通脹雙降，復蘇期為經濟增長通脹下降，過熱期為經濟通脹雙增，滯脹期為經濟下降通脹增長。通過環比數據確定增長走勢，從而將每一個月份都分別歸納在某一個階段內。本研究中我們采用類似的確定方法，將每月的同比增長數據與上月比較，確定該月所處階段。比如某年4月份經濟增長為10%，通脹率為5%，5月份上述兩個指標分別為8%和6%，則判定5月為滯脹階段。

指標選擇方面，經濟增長指標使用月度工業增加值增速與季度累積GDP增長率加權平均處理，具體計算方法為：某月經濟增長值=1/3*當季累積GDP增長率+2/3*當月工業增加值增速。由于國家公布的月度工業增加值增速指標每年1、2月合并計算，本研究使用此數據時，將分別與上月和下月數據平均計算，得到1月和2月的估計值。

根據上述分析方法，我們對自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相關宏觀經濟數據進行統計和處理，分別判斷出每一個月份所處的經濟周期階段。結果表明，在所有42個月份中，衰退期占12個月、復蘇期9個月、過熱期10個月、滯脹期11個月，總體來說各周期階段分布較為平均。從時間上看，大致可以將上述3年半的時間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自2008年7月至2010年10月，在此期間，中國經濟完整走過了一個時鐘周期，依次經歷了衰退（2008年7月-11月）、復蘇（2008年12月-09年7月）、過熱（2009年8月-11月）、滯脹（2009年11月-10年10月）四個階段。第二部分是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這段時間內盡管通脹壓力持續走高，但經濟并未直接掉頭下降，呈高位震蕩態勢，在時鐘階段上反映為滯脹期和過熱期的反復，之后最終確認滯脹期。第三部分是自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滯脹期確認之后，經濟步入衰退，開啟了下一個時鐘周期。

（四）不同資產在周期各階段的收益率對比

根據已確定的經濟周期各階段，分別按月計算不同資產的平均收益率，其中各資產的表征指標分別為：股票：滬深300指數；債券：上證國債指數；大宗商品：中國大宗商品指數；現金：3個月定期存款利率。

按上述方法計算出的不同階段各資產平均收益率，得到投資時鐘在中國的實務對角線。結果表明，與投資時鐘在美國的測試相同，時鐘前三階段的最佳資產分別為債券、股票和大宗商品，收益率分別為7.1%，40.8%和26.8%。滯脹期于美國投資時鐘不同，股票超過大宗商品成為最佳資產，收益率為20.4%，同時也超過理論對角線上現金的2.2%。

三、總結

（一）投資時鐘的資產配置決策分析

根據不同階段各資產的收益率情況，美林展示了投資時鐘的理論對角線和實務對角線，其中理論對角線表明在各階段理論上最佳的資產選擇，即衰退期選擇債券，復蘇期投資股票，過熱期追捧大宗商品，滯脹期現金為王；實務對角線反映每一個時鐘階段中，實際收益最好的資產。

我們分別統計了中國資本市場中各資產在不同時鐘階段中的表現情況，結果表明，前三個階段中各理論最佳資產的收益明顯好于其它。同時，分別考察股票、債券和大宗商品，其在不同階段的時鐘表現也非常顯著，說明各資產對于經濟周期變化確實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從總體水平上看，債券的平均收益最高，其高出現金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看作長久期風險和信用風險溢價，這一點與投資時鐘在美國的測試結果相同；與美國歷史結果完全相反的是，中國資本市場上股票的表現最差。總的來說，投資時鐘理論對于我國資本市場的走勢預期、資產配置決策以及風險管理等方面具有較強的實踐意義。

（二）投資時鐘理論的深入探索與展望

首先，在周期確定方面，本文使用工業增加值與GDP增長兩項宏觀數據相結合的表征方法，當前已經有很多研究對宏觀經濟數據與經濟周期變化的關系進行深入探索，具體方法包括歷史數據回歸、多因素分析等。實際上，對于經濟周期的準確判斷和預測，是投資時鐘理論有效應用的前提，而對拐點的預判更是及時調整資產配置，避免風險的有效手段。后續的探索工作將嘗試引入增長評分卡的概念，在未來經濟走勢預測方面開展探索實踐。

篇(6)

引言

自1991年以來，河南省經濟快速增長。統計數據顯示，河南省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991年的1 045.73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34 938.24億元，增長了32.41倍；1991年的投資總額（K）為256.46億元，2014年達到30 782.17億元，增長了119.03倍；1991年科技經費投入（IE）是0.65億元，2014年為400億元，增長了613.08倍。在河南省經濟發展過程中，投資、科技經費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如何？本文對該問題進行實證分析。

一、河南省經濟發展的特征

（一）經濟增長的周期性特征

從圖1可以看出，自1993年以來，河南省經濟增長經歷了一個半的周期性變化。1993―2007年期間的河南省經濟是一個完整的周期，經濟增長率從1993年的15.8%下行到1999年的8.1%。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河南經濟增長率從1996年的13.9%開始快速下降，直到1999年才達到最低點；之后，在我國加入WTO的影響下，河南省經濟增長率從底部走出，開始進入一個上升階段，直到2007年到達最高點的14.6%。2008年，受到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河南省經濟增長率快速下降，一直持續到2014年的8.9%。目前，河南省經濟仍然處于尋底的過程中。

（二）投資增長的周期性特征

圖1顯示，自1993年以來，河南省投資增長也經歷了一個半的周期性變化。1993―2005年期間，河南省投資增長率經歷了一個完整的周期性變化。1993年是27.94%，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最低點是1999年的2.70%，這一下行階段與經濟增長率的特征一樣；之后，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和加入WTO的影響下，投資增長率開始快速上升，于2005年達到38.37%，這是上升階段的最高點。之后，河南省投資增長率開始進入新的下降周期，一直持續到2014年，投資增長率下降到15.78%。其中，在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下，2010年的投資增長率快速下降到-0.42%，這是1993年以來的最低值。目前，投資增長率仍然處于下降階段。

（三）科技經費投入的階段性特征

圖1表明，自1993年以來，河南省科技經費投入增長率呈現階段性變化特征。第一個階段是1993―2002年，科技經費投入增長率上下波動很大，最大值是1993年為121.92%，最小值是1994年的-5.49%，第二大數值是2000年的77.08%，第二小數值是2002年的3.46%。總之，在第一階段，科技經費投入增長率上下波動幅度大，并且變化頻繁。2003―2010年是第二階段，和第一階段相比，科技經費投入增長率上下波動幅度明顯減小，最大值是2006年的41.71%，第二大數值是2009年的41.68%，最小值是2008年的14.67%，2003年的14.78%為第二小數值。第三階段從2011年開始，科技經費投入增長率處于逐年下降階段，從2011年的18.49%一直下降到2014年的15.78%。相比?^而言，除個別年份以外，科技經費投入增長率都高于經濟增長率。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與數據選取

本文依據歷年《河南統計年鑒》中的統計數據來選取樣本數據，分別用國民生產總值（GDP）、投資總額（K）、研究與試驗發展指標中的經費內部支出（IE）作為衡量河南省經濟增長、投資、科技經費投入的指標。考慮到物價變化因素對時間序列數據的影響，為了消除這種影響，使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978=100）對三個變量進行調整處理。為了消除時間序列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以自然對數的形式對調整過的數據進行計算，對應的指標變量分別記為LNGDP、LNK、LNIE。

（二）平穩性檢驗

因為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可能會產生偽回歸的問題，本文首先對三個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表1是選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方法對三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的結果。

從表1可以看出，序列LNGDP、LNK、LNIE的ADF統計值都大于10%臨界值，即在10%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不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三個變量差分序列的ADF值都小于5%臨界值，概率P值小于0.05，表明差分序列都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可以進行協整分析。

（三）協整檢驗

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時間序列LNGDP、LNK、LNIE是一階單整，三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本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兩步檢驗法（EG檢驗）對其進行協整檢驗。

首先是建立回歸方程，用OLS方法進行估計。方程如下：

LNGDP=3.795+1.414LNK+0.121LNIE （1）

t值 （21.27768）（10.15914） （3.442015）

R2=0.995086 D.W.=1.544360

其次，建立殘差回歸方程：

E=LNGDP-3.795-1.414LNK-0.121LNIE （2）

表2是?Σ脅钚蛄薪?行ADF檢驗得到的結果：

從表2可以看出，ADF統計值小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應該拒絕殘差非平穩的原假設，接受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從檢驗結果得出結論，在5%的顯著水平下，投資、科技經費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投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導致河南省經濟增長將增加0.414個單位；科技經費投入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將增加0.121個單位。

三、結論與建議措施

分析表明，河南省投資、科技經費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投資與科技經費投入分別增加一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會增加0.414、0.121個單位。根據統計數據，經計算可以得出投資、科技經費投入占GDP的百分比（見圖2）。1991―2014年，投資占GDP百分比從24.52%增加到88.10%，科技經費投入占GDP百分比從0.06%增加到1.14%。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長期以來的投資規模擴大對河南經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或者說，過去的經濟增長依賴于投資規模的持續擴大；另一方面，投資增加一個百分點所需要增加的資金數量遠遠大于科技經費投入增加一個百分點所需要增加的資金數量。

目前，河南省GDP、投資、科技經費投入增長率都處于下降階段，為此，提出如下建議措施：

1.調整投資與科技經費投入的結構。當前河南省的科技經費投入占GDP百分比還處于很低的水平，將資金向科技經費投入傾斜，會促進河南省經濟快速增長。

篇(7)

0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實現了舉世矚目的高速增長，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研究表明，在引致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中，一方面，資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從總體上看，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而言，資本形成是引擎，資本的效率則是關鍵。改革開放初期，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資本稀缺是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最主要障礙，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動員了國內儲蓄，激活了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資本形成機制，提高了微觀層面的資本效率；而且通過廉價的土地供給和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外國資本與國內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相結合，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提高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說，國內資本的加速形成和國外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加上資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我國經濟增長與資本形成表現出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短期內，就業增長與中國經濟之間表現出非一致性，而這似乎背離了傳統經濟理論帶給人們的一貫認識：“就業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那么究竟就業與經濟增長是何種關系？本文通過計量實證分析發現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在短期內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主要表現在勞動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相反在長期均衡時間內卻保持了一致性，經常保持在1：2的要素貢獻率，繼而提出政府不能把勞動力要素的投入當作是使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最后提出目前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應該實現從就業帶動增長到就業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的轉變，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因此，分析資本形成、就業人員人數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解釋經濟增長的資本因素和勞動力因素，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1文獻回顧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有一些研究對于生產兩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考察。林毅夫（2001）以1981―2010年GDP增長率、資本效率等統計數據，通過國民收入恒等式考察了資本形成和就業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他通過深入探討資本形成和就業人數兩個變量的性質，使用多種聯立方程估計方法，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關估計（SUR）、有限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LIML）和完全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FIML），以根據不同估計方法估計結果所提供的信息來判斷最佳的估計方法。根據林毅夫的估計結果，在上世紀90年代國內生產總值對兩要素的彈性數值大致在0.5左右。該彈性數值在上世紀80年代則相對較低，可能主要是因為兩要素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隨著時間的變化有增長的趨勢。兩要素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兩要素變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陳東平（2001）通過使用中國1980―1998年的國民收入、資本存量、勞動力總數、進出口總額等數據，用實證分析的方法探討了進口、出口以及勞動和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出了進口、出口以及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產出，通過實證分析得出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遠遠大于就業人數。

本文根據1981―2013年中國的經濟數據，通過使用協整模型對兩生產要素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中國進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在存在協整關系的情況下，使用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對產出的長、短期彈性，從而判別哪種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解釋能力更強。

2實證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樣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用從業人員（L/萬人）、資本形成（K總額/億元）來反映生產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觀經濟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億元）反映經濟增長。我國GDP、從業人員、出口總額（EX）與資本形成如表1所示。

對因變量和自變量取對數，考察lnGDP，lnK，lnL即經濟增長率、資本形成總額的增長率，從業人員增長率之間的協整關系，首先利用EViews軟件輸入樣本數據GDP、L和K，生成新序列lnGDP、lnK和lnL，然后依次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

表11981―2013年我國GDP、資本形成總額K

t-Statistic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1.423358 0.557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GDPt-1系數的τ值為-1.4234，這個值在絕對值上甚至遠低于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τ-26210，從而表明，即便考慮了誤差項中可能出現的自相關，lnGDP序列仍是非平穩的。

其次，對lnGDP的二階段差分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

表3單位根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269919 0.0002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可見d（lnGDP）是平穩的，因此lnGDP是二階段單整的。

（2）對lnK進行單位根檢驗，首先我們用lnK的兩個滯后差分對lnK序列估計，使用上述數據估計結果如下：

ΔlnKt=0.1376-0.0043lnKt-1+0.4633ΔlnKt-1

Eviews運行結果如表4所示。

表4Eviews運行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0.442211 0.8895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616615% level-2.96041110% level-2.619160lnKt-1系數的τ值為-0.4422，這個值在絕對值上甚至遠低于顯著性水平為10%的臨界值τ-26192，從而表明，即便考慮了誤差項中可能出現的自相關，lnK序列仍是非平穩的。

其次，對lnK的二階段差分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5。

表5單位根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97983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可見d（lnK）是平穩的，因此lnK是二階段單整的。

（3）對lnL進行單位根檢驗，首先我們用lnL的兩個滯后差分對lnL序列估計，使用上述數據估計結果如下：

ΔlnLt=0.8054-0.0710lnLt-1

Eviews運行結果見表6。

表6Eviews運行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3.053459 0.040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537305% level-2.95711010% level-2.617434lnLt-1系數的值為-3.0535，這個值在絕對值上甚至遠低于顯著性水平為1%的臨界值τ-3.6537，從而表明，即便考慮了誤差項中可能出現的自相關，lnL序列仍是非平穩的。

其次，對lnL的二階段差分做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7。

表7單位根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6.40991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可見d（lnL）是平穩的，因此lnL是二階段單整的。

（4）綜上可見，lnGDP與lnK、lnL都是二階單整的，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做lnGDP關于lnK、lnL的OLS回歸，消除自相關性后得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表8消除自相關性后得回歸結果

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LNK0.5977950.0758227.8841530.0000LNL0.5430350.1334764.0683970.0004AR（1）1.1272080.1938525.8147800.0000AR（2）-0.1566530.192565-0.8135060.4230根據輸出結果，可得lnGDP與lnK、lnL的長期平均均衡表達式：

lnGDPt=0.5978lnKt+0.5430lnLt

（7.8842）（4.0684）

從表8回歸結果看，回歸系數全部通過t檢驗，不存在自相關。

（5）根據表8的回歸結果計算殘差序列e，對其進行ADF檢驗，得表9殘差序列檢驗結果。

表9殘差序列檢驗結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451514 0.0001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從回歸結果可知殘差項是平穩的。因此，可得出lnGDP與lnK、lnL存在協整關系。基于上述協整分析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對兩生產要素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因果關系，根據格蘭杰表述定理：若兩種變量（Xt和Yt）是協整的并且每個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蘭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蘭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說明兩種生產要素的投入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所在。表2-表8回歸結果也表明，本期從業人員每增長1%時，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43%；資本形成總額每增長1%時，國內生產總值將平均增長0.598%。

（6）接下來分析短期兩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利用EViews軟件建立lnGDP關于lnK、lnL的誤差修正模型ECM。以滯后一期殘差項作為誤差修正項，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誤差修正模型。

表10誤差修正模型

R2=0.6920d=1.7727F=17.2895

模擬擬合優度較高，方程通過F檢驗、DW檢驗，各回歸系數符合經濟意義，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顯著，d（lnL）、RESID（-1）不顯著，其中變量的符號與長期均衡關系的符號一致。結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內每增長1%，GDP將依次增長0.0493%、0.3716%和04986%。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它表明lnGDP與長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根據估計結果可知，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對產出的長期彈性分別為0.598和0.543，短期彈性分別為0.372和0.050。

3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