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高質量發展情況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人大打好監督“組合拳”助推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后疫情時期，桐廬縣人大常委會圍繞“產業強縣”戰略總目標，聚焦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著力打好人大監督“組合拳”，為更好展現“重要窗口”桐廬風采貢獻人大智慧和力量。

一是集中調研，摸清經濟底子。常委會領導連續3個月分組帶隊深入各相關職能部門、鄉鎮（街道）、村（社區）、企業等，分片區開展經濟工作集中調研，通過召開各層面座談會，廣泛深入聽取和收集意見建議，形成一份詳實的“問題清單”。組織14個代表小組分別聽取所屬鄉鎮（街道）經濟發展情況，形成調研報告，為常委會監督提供參考。

二是主題視察，推動政策落實。按照“集中+分組”的模式，組織縣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五級人大代表開展主題監督視察活動。分別圍繞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快遞回歸、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富春未來城建設等四大領域，分3次實地視察園區整合提升、工業用地保障、產業精準招商、營商環境優化等工作，推動后疫情時期經濟發展政策更好地貫徹落實。

三是代表問政，點出問題關鍵。充分發揮人大代表監督作用，組織開展經濟領域主題式代表問政，直面重大項目推進慢、保障要素不到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明顯等短板問題，倒逼政府加快“四大攻堅戰”推進力度，提高工作質效。縣政府及有關部門在問政會上坦誠面對存在的問題，當場認真作答。

篇(2)

【關鍵詞】高質量;會計準則;會計信息

2006年2月財政部頒布了38項新企業會計準則,并已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實施,此舉被認為是實現了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間的實質性趨同,會計界和資本市場投資者對此寄予厚望,希望通過實施新企業會計準則能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經過2年多的實施,新企業會計準則是否達到了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標準,其規范下所產生的會計信息又是否符合高質量會計信息的特征?這些問題值得探討。

一、高質量會計準則與高質量會計信息

(一)高質量會計準則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前主席阿瑟?利維特(Anthur

Levitt)認為高質量會計準則應符合三個標準:第一,要以公認的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的核心概念為基礎;第二,準則必須能導致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可供投資者在不同期間進行公司業績的分析;第三,準則必須嚴格地解釋和應用。

我國著名的會計學者葛家澍根據利維特的觀點將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標準細化為九個方面:第一,一項準則的制定,首先要在立項、和實施時間方面,作出恰當的選擇;第二,一項準則的基本結構應符合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要求;第三,一項高質量的準則,從術語的定義、確認標準、計量屬性選擇和對披露要求都必須清晰、明確、易懂、嚴密、完整;第四,制定一項高質量的會計準則,應當以目標為導向而不是以規則為導向;第五,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制定需要有組織保證;第六,一項高質量的會計準則的出臺必須有一套公開透明的應循程序;第七,高質量準則要求在執行、解析和運用中能保持嚴格的一致性;第八,一項準則是否高質量要經過一定實踐,并通過專家和公眾的評估;第九,要使會計準則高質量,還需要若干基本的、必備的環境條件,如準則制定人員的素質、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結構、高質量審計準則等一些基本結構。

簡而言之,產生高質量會計信息是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亦是說,排除其它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因素,能產生高質量會計信息的會計準則就是高質量的會計準則。

(二)高質量會計信息

會計信息是會計系統的最終產品,其質量的高低最終影響到資本市場投資者的決策。會計信息的質量是通過一系列質量特征來體現的。美國FASB在其第二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作了系統闡述,其中重點強調了可靠性、相關性、中立性、可比性和一致性。我國在《基本準則》中也對會計信息的質量作了要求,主要包括可靠性、相關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實質重于形式、重要性、謹慎性和及時性。在眾多質量特征中,可靠性和相關性是會計信息有助于作出決策的主要的質量特征,增加相關性和可靠性能使會計信息這種產品更加有價值,對決策也就更有用。其中,可靠性更是有用會計信息的基礎,正如葛家澍所言“可靠性是會計信息、尤其是財務報表內會計信息的靈魂”。可靠性是確保會計信息具有相關性的必要前提,不可靠的信息是不相關的,對投資者也是毫無用處的。

可靠性是高質量會計信息最重要的屬性,即會計信息若是高質量的,則首先必須是可靠的,當然也要符合質量體系中相關性等其他質量特征。

(三)高質量會計準則與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關系

高質量會計準則是高質量會計信息的一個重要的保證條件,會計準則是用來規范會計信息的種種標準,反映經濟實質的會計信息依據會計準則才能產生。Auther Levitt 曾形象地把會計準則比喻為照相機,而包括財務報告在內的會計信息是用照相機拍攝的,可反映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的圖像,高質量的會計準則好比性能良好的照相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則是真實、清晰的財務圖像。這個比喻形象地說明了高質量會計準則與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關系:排除其他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因素,沒有高質量的會計準則是不可能產生出高質量的會計信息的;產生高質量會計信息是高質量會計準則的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

二、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高質量”屬性分析

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是否如愿提高了會計信息的質量,是否達到了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標準呢?以下結合具體準則本身和實施執行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加以分析。

(一)公允價值的引入帶來種種負面影響

新企業會計準則最大的一個亮點是為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引入了公允價值,主要在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易等方面應用。根據新企業會計準則的要求,上市公司利潤表中要單獨設置“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項目,用于核算交易性金融資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投資性房地產等公允價值變動對上市公司損益的影響。以交易性金融資產為例,持有期間當市場向好,交易性金融資產價格上升時,一方面要調增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賬面余額,另一方面要確認價格上升的收益計入當期損益;當市場下跌時,一方面要調減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賬面余額,另一方面要確認價格下跌的損失計入當期損益。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上升收益或下跌損失都只是潛在的,即未真正實現的,待金融資產被處置后才算是真正實現的投資收益。因此,確認的持有期間的上升收益只能是一種浮盈,確認的持有期間的下跌損失只能是一種浮虧,都是潛在的、未真正實現的,在處置之前,損益存在不確定性,必然會帶來種種負面影響。

首先,有違“謹慎性”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基本準則》第十八條規定“企業對交易或事項進行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時應當保持應有的謹慎,不應高估資產或收益、低估負債或費用”。但是,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后,將浮盈計入當期損益,即將不確定的收益計入利潤表中,高估了金融資產和企業的收益,低估了風險。

其次,有違“可靠性”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公允價值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但卻忽略了會計信息的靈魂――可靠性,將浮盈或浮虧計入當期損益,會高估或低估資產的價值,同時抬高或銷抵企業的正常利潤,必然會降低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弱化了會計信息的功能,與《基本準則》第十二條可靠性的質量要求規定是相違背的。

具體準則的規定違背了基本準則的原則規定,同時降低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可見,新企業會計準則不可能界定為高質量的會計準則。

(二)某些具體準則缺乏可操作性

經過兩年多的實施,一些上市公司反映會計準則對一些問題雖然作出了原則性規定,但是沒有作出一些嚴格的解釋和詳細的指引。

“控制”的判斷標準缺乏指引。《企業會計準則第33號――合并財務報表》規定,合并財務報表的合并范圍應當以控制為基礎予以確定,同時,是否具有“控制”,還決定了對企業合并交易是否屬于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判斷結果,進而將產生不同的會計結果。企業會計準則僅對是否具有“控制”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控制是指一個企業能夠決定另一個企業的財務和經營政策,并能據以從另一個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獲取利益的權力。從上市公司披露的2007年年報情況看,對“控制”的理解存在不一致的情況,特別是部分公司在未詳細披露原因的情況下,將持股比例較低的被投資公司納入合并范圍,或未將持股比例較高的被投資公司納入合并范圍。

“重大影響”的判斷標準缺乏指引。企業會計準則要求投資企業對被投資單位具有重大影響的長期股權投資采用權益法核算。將“重大影響”定義為“對一個企業的財務和經營政策有參與決策的權力,但并不能夠控制或者與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這些政策的制定。”但實務中應如何界定具有“重大影響”,很難確定。有的公司在2007年度財務報告中披露,對持股1.49%的長期股權投資也采用了權益法核算。

開發支出資本化的判斷標準缺乏指引。新企業會計準則要求公司區分無形資產的研究階段和開發階段,并合理確定開發階段的支出是否符合資本化條件。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由于劃分標準不同,使得開發階段支出資本化比較隨意。如有的公司中期報告中披露了資本化的開發支出,年底又由于管理層認為報告期內發生的研發費用并不能準確歸集到相對應的研發項目且研發產品受益期相對較短,而將開發支出沖回。

缺乏可操作性的會計準則使得上市公司在實務中難以應用,導致在操作中由于公司理解不同,執行情況大相徑庭,直接影響了會計信息的可比性。

(三)某些具體準則缺乏可理解性

此次頒布的38項會計準則,有些準則是在舊準則的基礎上修訂出臺的,有些準則是全新出臺的如《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金融資產轉移》準則,目的是為了與國際會計準則實現實質性的趨

同。其中很多內容是參照相應的國際會計準則翻譯過來,一些條款句子過長,文字晦澀難懂,再加上相應的經濟業務在中國并不普及,對此一些學術界的專業人士都難以讀懂,更難以去要求上市公司的會計人員能讀懂并加以應用,可操作性也就無從談起,產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的寄望必然難于實現。

三、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向“高質量”邁進的建議

新企業會計準則的出臺為提高會計信息質量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從以上分析可知,我國企業會計準則離“高質量”仍存差距,當務之急,準則制定者、監管層、學術界和實務界要致力于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的研究,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共同朝高質量會計準則的方向努力。

(一)加強對公允價值相關問題的研究

應當致力于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使用范圍、相關性和可靠性以及經濟效果進行重新評估,并對公允價值的概念、層次、計量方法和信息披露等提供相應的指南,消除公允價值應用中的種種負面影響,達到既能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又能保證或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強化會計信息的功能。

(二)增強具體會計準則的可操作性

只有增強會計準則的可操作性,才能使上市公司在應用過程中減少誤解,增強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從而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比如,對于如何判斷“控制”和“重大影響”,可以考慮在會計準則層面,從行業特點、股權結構、董事會構成、以往股東大會決議通過情況等方面作出進一步詳細的操作性指引,以便進一步規范執行中對上述概念的理解。又如,對于開發支出資本化的問題,從規范會計準則執行的角度,可以考慮根據不同的行業特點,對開發支出資本化的標準進行進一步細化,并提供更多的案例指引。

(三)協調中實現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追求企業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是大勢所趨,但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實際情況,經濟發展程度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都可能不同。因此,對于我們國家而言,應該在追求會計準則國際趨同時,認真學習國際會計準則及美國等國家的會計準則,真正做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將領會到的精華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制定出真正適合于中國的會計準則,不能生搬硬套,要注意會計準則的協調。否則,將會帶來很多實施上的麻煩,也不可能完全達到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目的。

唯有如此,我國企業會計準則才能向高質量會計準則大步邁進,也才能在其規范下產生出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滿足會計信息各方使用者的需求,從而更好地推進我國資本市場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葛家澍.美國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討論及其對我們的啟示[J].會計研究,1999(05):2-9.

[2] 葛家澍.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和企業財務業績報告改進的新動向[J].會計研究,2000(12):2-8.

[3] 葛家澍.關于高質量會計準則的幾個問題[J].會計研究,2002(10):16-23.

[4] 葛家澍.“高質量”是否能增加為會計準則和財務報告信息的一個質量特征[J].財會學習,2008(01):21-23.

篇(3)

摘要：審計師選擇問題是影響上市公司審計質量和資本市場監管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通過對我國上市公司審計師選擇動機的分析，研究我國上市公司所有權性質對其審計師選擇的影響。發現所有權性質確實會對上市公司審計師選擇產生影響，上市公司國有股所占比例越大，上市公司選擇十大事務所的比例越小。弄清這個問題有助于引導我國上市公司提高審計質量，也為相關監管部門實施監管提供依據。

關鍵詞 ：所有權；國有企業；審計師；審計師選擇

審計工作作為公司財務報告質量的重要保證程序，對財務報告的鑒證是現代公司治理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提高公司價值和投資者權益保護的一項基礎性制度（Black, 2000）。當前資本市場存在許多的會計師事務所，不同審計師提供的審計服務質量不同，對不同上市公司的審計結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上市公司對審計師的選擇問題成為關系到資本市場監管部門、投資者、審計師以及上市公司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我國所有權性質分析

我國上市公司按照所有權性質可以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所有權性質的不同導致了其在資本市場上表現的差異。對于國有企業來說，政府的一致和利益決定了國有企業的行為。國有企業由于其資金來源為公共資源，兼具了營利性和公益性兩個特征。盈利性表現為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追求，公益性是指國有企業注重實現國家調節經濟的目標。對于非國有企業，股東從其自身利益出發，最關心的是其經營者對公司經營狀況的好壞。從我國資本市場的實際來看，我國的上市公司有許多是國有企業，國家是其主要控制人，因此對于所有權性質的區分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二、審計師選擇分析

審計工作是連接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重要橋梁，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公司經營者聘請審計師對其報表進行審計，提供審計報告，以使所有者了解公司的經營成果，從而幫助企業進行資金籌集等活動，進一步提升企業的業績。

關于審計師選擇有三種代表性理論：一是成本理論，認為審計是一種降低公司成本的機制，成本越高，企業對獨立審計的需求越高（Watts and Zimmerman,1983）。二是信號理論，認為公司選擇審計師的行為就是向投資者傳遞公司價值的信號。如果公司擁有較多有利于公司價值的信息，則將選擇高質量審計師；如果公司擁有有利于公司價值的信息不多，則將不會選擇高質量審計師，這是因為選擇高質量審計師支付的費用溢價將超過降低信息不對稱的收益。三是保險假說，認為審計除了具有鑒證價值外，還具有保險價值，即審計能給投資者的投資損失提供某種形式的補償（Dye,1993）。國內則主要基于兩個角度研究審計師選擇：一是從公司成本的角度研究審計師選擇；二是從供給與需求關系及其發展規律角度研究審計師選擇。

不同的審計師對企業進行審計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與審計師個人的能力和企業的特點有關。一般來說，我們可以以事務所是否屬于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來劃分不同的審計師，已有文獻表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相對較高，而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則相對較低。不同所有權性質的企業可能會根據自身的需要選擇不同的審計師進行審計。

三、所有權結構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

企業對于審計師選擇可能會受許多因素的影響，但是很少有文獻探究企業自身的所有權性質對其審計師選擇的影響，我們將對這一方面進行分析研究。由國有股權控制的國有企業具有很多自身獨有的特點，我們將從國有企業特點出發討論其股權性質對審計師選擇的影響。國有企業在選擇審計師時會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理論機制。

首先，國有企業雖然存在更多的管理者問題，但是國有企業股東在與審計師合謀方面擁有比較優勢。這主要是由于國有企業由于自身規模相對很大，并且企業組織結構非常復雜，國有企業股東也相對擁有更大的權力，因此在與審計師溝通時有更多的話語權，有更大的權力迫使審計師與國有股東合謀。另一方面，低質量審計師由于自身能力不足，在審計時常常處于被動的地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對國有企業股東妥協。因此，國有企業相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更容易產生合謀問題，同時小規模事務所相對于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師更容易與企業產生合謀問題。

此外，國有企業股東能夠替代高質量審計師在資本市場上幫助公司降低融資成本的作用。外部資金籌集是企業在生產經營中都會進行的活動，但是資金籌集并非任何時候都能夠達到預期結果。國有企業股東在資金籌集方面相對非國有企業更有優勢。國有企業由于所有權性質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利用政府關系幫助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從而節約了大量的融資成本，所以不需要高質量審計師的審計報告幫助其進行資金籌集。

再次，國有企業在一定程度上能給上市公司本身帶來政府的隱形擔保，從而替代高質量審計師的鑒證或保險功能。企業進行審計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通過審計報告提供企業經營不存在問題的鑒證。國有企業相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對于我國經濟的影響作用更大，其經營狀況的波動很容易造成國家宏觀經濟的波動。作為股東的政府會不希望看見因企業出現嚴重的經營或財務問題而引發的社會問題，因此當國有企業出現嚴重的經營或財務問題時，國家會采取措施對企業進行救濟，從而形成一種隱形擔保現象。由于政府的保障使得國有企業對于經營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夠，從而降低公司對審計師鑒證或保險功能的需求。因此，國有企業自身沒有選擇高質量審計師的動機，傾向于選擇審計質量相對較低的會計師事務所。

最后，由于我國國有股的流通受到限制，因此國有企業股票價格的漲跌對于國有股股東沒有太大的刺激作用，國有股股東沒有動機通過提高股票價格來增加財富，因此對于企業經營的業績也沒有太大的要求。同時由于國有股流通受限使得國有股股東不用擔心其自身控制權的流失，因此股東沒有動機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師。

國有上市公司傾向于選擇低質量即非四大事務所進行審計，同時國有股比例的不同也會影響國有企業對審計師的選擇。當國有上市公司國有股比例較高時，國有股東對公司的影響力越大，公司為了與審計師合謀，會更加傾向于選擇低質量的審計師。公司國有權比例越高，就越有可能得到政府在融資方面的幫助，越不需要高質量審計師在融資過程中的鑒證或保險功能，進而越能替代高質量審計師在幫助公司降低融資成本中的作用。從這一角度來看，公司國有股比例越高，聘請高質量審計師的可能性也會越低。再次，審計師在面對國有股東的情況下，可能更容易妥協。這意味著國有股比例的提高能夠破壞高質量審計師的公司治理作用、保險作用、在資本市場上的信號傳遞作用，導致高質量審計師在降低公司融資成本當中的作用將會減弱。審計師對公司融資成本的影響，是影響公司選擇審計師的重要原因。由于國有股比例的提高破壞了高質量審計師在降低融資成本過程中的作用，進而會減少國有股東對高質量審計師的需求。基于以上分析，對于國有股東在資本市場的審計師選擇行為，國有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傾向于選擇低質量的審計師。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所有權性質與審計師選擇的關系。發現我國國有企業對于高質量審計的需求不足，傾向于選擇審計質量較低的會計師事務所，并且國有企業中國有股比例越高，公司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師的概率越低。通過分析發現，我國國有企業傾向選擇低質量的審計師，主要是由于對于高質量審計需求的缺乏導致的。審計需求是審計市場發展的主要動力，高質量的審計是促進我國企業健康穩步發展的激勵因素，企業接受高質量審計來保持健康發展才能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使企業健康成長。通過我們的分析發現我國高質量審計需求相對缺乏，針對這一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建議：首先，需要進一步推動我國產權制度改革。我國應該出臺相關政策降低國有股和法人股的持股比例，相應增加中小股東的持股比例，從而避免國有股股東股權過度分散的問題，使得廣大中小股東通過行使表決權來進行對公司的控制，與國有股股東形成相對有效的制衡，從而增加我國企業對于高質量審計師的選擇，提高我國企業的審計效果，從而有效發揮審計師的職能。

其次，提高股票的流通性。我國雖然在2005年進行了股權分置改革，但許多企業最終控制人所持有股份的流通性依然不足，從而導致國有股股東沒有動機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師。因此，需要我們進一步提高股票的流通性，使得市場產生有效的財富轉移機制，提高企業對高質量審計師的需求。

最后，完善法律監管。這包括對于企業股東行為的監管和對審計師審計行為的監管。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審計師選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正是由于政府的相關措施使得國有企業股東傾向于選擇低質量的審計師。因此，需要通過相關法律監管制度的完善來提高企業對高質量審計師的選擇。法律監管越嚴，企業進行舞弊和尋租行為的風險就會越大，企業的透明度將會提高，從而使得公眾對企業行為更加敏感，造成股價波動幅度增加。企業為了保持穩定，必然會選擇高質量的審計師來提高企業財務報告的可信度，傳達企業健康發展的信號。

參考文獻：

[1]陳俊, 陳漢文, 吳東輝. 不確定性風險、治理沖突與審計師選擇———來自1998—2004年中國A股IPO市場的經驗證據[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0, (5):92-103.

[2]何曉東,余玉苗.中國IPO市場審計師選擇主要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 財會通訊：學術版, 2008, (1):47-49.

篇(4)

新時代、新氣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也是現代企業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需求。作為公司轉型發展的生力軍，公司青年員工如何作為，將成為公司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力量。

一、明確目標，忠于自身事業

堅持服務公司發展的精神，默默耕耘，把自我價值與公司高質量發展結合起來，把自身的職業發展與公司的戰略目標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個人價值升華與公司持續發展的統一。

二、提升素質，增強學習能力

作為一名青年員工，應該不斷發現自身業務水平和理論知識的不足，在這知識大爆炸的今天，要主動努力地去學習：一是要向身邊的優秀典型學習，盡快掌握現有工作特點，不斷提高自身工作能力：二是要向其他企業學習，吸取優秀做法，并結合公司實際情況，改革創新原有工作方式，為公司加快發展添磚加瓦；三是主動關注相關領域及其他領域的最新動態，學習前沿的知識、優秀成果，既要成為本職工作的行家里手，也要成為新時代的復合型人才。同時，也要堅持學以致用，把學習的成果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并注重在實踐中總結積累，不斷提升能力和水平。

篇(5)

論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審計聲譽與審計質量的關系，并且結合我國審計實務分析了我國審計市場的聲譽價值及其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審計聲譽在我國審計市場沒有經濟價值，審計師可能沒有建立高質量審計聲譽的動機。

審計聲譽與審計質量密切相關，審計師作為一個理性經濟人，在提供審計服務時，必然會把審計聲譽的經濟價值作為提供審計質量決策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一、審計質量

WattsandZimmerman（1981）andDeAngelo(1981)給審計質量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他們把審計過程簡單二分為發現過程和報告過程。審計質量就定義為審計師發現客戶會計信息系統中某一違約行為并且對已經發現的違約行為進行報告的聯合概率。因此，審計質量可用公式寫為：

審計質量＝P(審計師發現違約｜存在違約)×P(審計師報告違約｜審計師發現違約)

第一個概率是在違約存在時，審計師發現違約的概率，這個概率依賴于審計師的努力程度、技能、能力等等，反映了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第二個概率是審計師在發現違約時，他報告違約行為的概率。這個概率反映了審計獨立性。這兩個概率都必須非0，如果有任何一個概率為0。那么審計師就沒有價值。如果審計師被預期為不會發現已經存在的違約或者不會報告任何已經發現的違約，則沒有任何理由需要聘請審計師。

從上述審計質量的公式我們可以看出，公式的右邊以發現和報告這兩個審計程序來反映了審計工作的過程，而公司的左邊以概率的形式反映了審計工作的結果，其概率的含義就是對于含有重大錯報的財務報告，審計師不會發表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概率。因此，WattsandZimmerman（1981）andDeAngelo（1981）的定義確立了審計質量的分析標準：首先，一個重大的錯報必須被發現，其次，被發現的錯報必須對外披露。

二、審計聲譽與審計質量

聲譽常指獲得社會公眾信任和贊美的程度，通常由知名度、美譽度和信任度構成。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則可以認為社會公眾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予以信任和贊美的程度。既然審計質量可以理解為審計師發現并報告客戶財務報告錯報的概率，如果一個會計師事務所想要獲得高質量審計的聲譽，他就必須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比如發現并且報告更多客戶財務報告的錯報。發現更多的財務報告錯報信賴于審計師的專業勝任能力和投入的審計資源。如果想提供更好的專業勝任能力就必須聘用更為優秀的人才，更為優秀的人才也必然會要求更高的報酬，從而會增加審計成本。

在一定的專業勝任能力前提下，如果想發現更多的錯報，審計師就必須尋求更多的審計證據，而審計證據又與審計成本成正比，更多的審計證據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審計資源進行審計，如更多的審計工作人員，更長的審計工作時間等等。

此外，發現更多的財務報告錯報僅僅是審計質量的一個方面，高審計質量還要求審計師報告所發現的錯報。但是，因為公司是財務報告的提供者卻不是財務報告的消費者，而審計質量又表示審計師發現并報告所審計公司財務報告錯報的概率，因此公司對審計服務的需求并不一定是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需求，也就是說公司可能不希望審計師報告所發現的客戶財務報告中的重大錯報。

但是，在審計師由所審計公司委托的情況下，如果審計師報告了客戶財務報告中較多的錯報，也就是說審計師保持較高的獨立性，拒絕與管理者合作，這時，管理者就可能會解雇這個不合作的審計師，轉向其它更為合作的審計師，此時，審計師就會失去與此客戶相關的審計收入。

因此，審計聲譽要求審計師提高審計質量，但是更高的審計質量對應更高的成本，這種成本包括更高的審計成本以及可能失去與客戶相關的審計收入。

三、我國審計市場聲譽價值與審計質量

審計師之所以愿意承擔高質量審計的成本，是因為高質量審計的聲譽能帶來更多的收益（更多的客戶、更高的收費）以補償其成本。

在西方國家，如果審計師提供的審計質量獲得了社會公眾的信任，那么他憑借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以拓展更多的客戶資源或者提高審計收費。如在西方審計市場，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憑借其卓越的審計聲譽，占據了審計市場上的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并且與非國際四大相比，收取了更高的審計費用。

但是，我國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能不大。從審計收費來說，高質量的審計應當收取更多的審計費用，以體現優質優價的原則、彌補其增加的審計成本。審計的定價理論上也應遵循成本加成的原則，反映在審計收費的價格制定上則是各會計師事務所主要考慮自身的成本加上預期的利潤就初步構成了產品的價格。

但是，以我國目前的審計收費現實來說，不管是監管部門還是企業都認為審計產品是一個無差異的產品，反映在價格理念上就是對于無差異的產品適用的是統一的收費標準，因此大多數城市的監管部門都曾經為會計師事務所制定了所謂的收費標準，該標準一般以資產或資本總額等等指標為參照，而很少考慮客戶的復雜程度、審計風險等因素。

為此，筆者專門去查詢了一下部分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發現各地的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都是沿用以前各地物價局核定的審計收費標準，歸納起來大概有二種，一種是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價格，一種是以審計人員的工作小時數來核定審計費用，其中又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標準的占大多數；而筆者在走訪實務中的審計人員和企業后發現，實際的審計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審計收費與上述規定的標準相比都打了很大折扣，并且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之間審計費用的商定往往依賴于個人的關系而不是會計師事務所供應的審計質量。

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被撤消以后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后發現，就連大名鼎鼎的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審計市場都沒有顯著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除了長安汽車（有B股）以外，從中天勤事務所轉向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和轉向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沒有顯著差異。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在目前中國審計市場中，高質量審計并不能帶來更高的審計收費，如果事務所執行更高質量的審計標準，那么對事務所來說，就意味著成本的增加和利潤的減少，所以從審計收費的角度來說，高質量審計沒有聲譽價值。

如果說高質量的審計聲譽不能體現在優質優價上，那么高質量審計的聲譽能不能有助于會計師事務所獲得更多的客戶資源呢？

從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來看，答案明顯是“不能”。李樹華（2000）研究了我國審計市場獨立性和會計師事務所市場份額的關系，發現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呈現出明顯的背離關系，隨著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的提高，其審計市場份額反而明顯減少，“獨立性高”成了會計師事務所獲取客戶資源的障礙。

審計師獨立性越高，就越有可能報告他所發現的客戶財務報告的錯報，但是審計師的委托人是所審計的公司，如果審計師保持較高的審計質量標準，拒絕與所審計公司合作，那么誰愿意委托這種審計師呢？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原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時發現，客戶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選擇與審計聲譽無關，原中天勤的客戶中有三分之二選擇了審計聲譽不高的本地事務所，而本地事務所的獨立性更容易受到影響和干預；超過三分之一的客戶選擇了原簽字會計師加盟的新事務所，即與其簽字會計師“共進退”。這說明“人脈關系”而不是事務所的聲譽，是影響上市公司事務所選擇的重要因素。

總之，從事務所開拓客戶資源來看，高質量審計的聲譽沒有價值，反而會妨礙審計師發展新的客戶。

綜上所述，在我們國家，如果審計師選擇追求高質量審計的聲譽，那么他不僅要面對審計業務利潤的減少，還要面對客戶的流失，并且審計聲譽沒有什么經濟價值，它既不能幫助它開拓新的客戶，又很難據此提高審計收費。此外，審計市場禁止廣告宣傳，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只能通過口碑相傳這種形式建立起來，那么，就算是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具有經濟價值，這種聲譽的形成也將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但是從長期來說，我們都將死去（凱恩斯，1935），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我國審計市場誰愿意去建立這未來經濟利益遙遙不可及的審計聲譽呢？因此，國內審計市場審計質量普遍較低的現狀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文獻：

1.李樹華.2000.審計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的背離.上海三聯書店

2.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我國審計市場制度安排與審計質量需求.會計研究，第12期

3.凱恩斯.1935.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徐毓桐譯）.商務印書館

在西方國家，如果審計師提供的審計質量獲得了社會公眾的信任，那么他憑借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以拓展更多的客戶資源或者提高審計收費。如在西方審計市場，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憑借其卓越的審計聲譽，占據了審計市場上的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并且與非國際四大相比，收取了更高的審計費用。

但是，我國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價值可能不大。從審計收費來說，高質量的審計應當收取更多的審計費用，以體現優質優價的原則、彌補其增加的審計成本。審計的定價理論上也應遵循成本加成的原則，反映在審計收費的價格制定上則是各會計師事務所主要考慮自身的成本加上預期的利潤就初步構成了產品的價格。

但是，以我國目前的審計收費現實來說，不管是監管部門還是企業都認為審計產品是一個無差異的產品，反映在價格理念上就是對于無差異的產品適用的是統一的收費標準，因此大多數城市的監管部門都曾經為會計師事務所制定了所謂的收費標準，該標準一般以資產或資本總額等等指標為參照，而很少考慮客戶的復雜程度、審計風險等因素。

為此，筆者專門去查詢了一下部分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發現各地的會計師事務所公布的審計收費標準都是沿用以前各地物價局核定的審計收費標準，歸納起來大概有二種，一種是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價格，一種是以審計人員的工作小時數來核定審計費用，其中又以資產規模的一定比率作為審計收費標準的占大多數；而筆者在走訪實務中的審計人員和企業后發現，實際的審計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審計收費與上述規定的標準相比都打了很大折扣，并且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之間審計費用的商定往往依賴于個人的關系而不是會計師事務所供應的審計質量。

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被撤消以后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后發現，就連大名鼎鼎的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審計市場都沒有顯著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除了長安汽車（有B股）以外，從中天勤事務所轉向國際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和轉向國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收費水平沒有顯著差異。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在目前中國審計市場中，高質量審計并不能帶來更高的審計收費，如果事務所執行更高質量的審計標準，那么對事務所來說，就意味著成本的增加和利潤的減少，所以從審計收費的角度來說，高質量審計沒有聲譽價值。

如果說高質量的審計聲譽不能體現在優質優價上，那么高質量審計的聲譽能不能有助于會計師事務所獲得更多的客戶資源呢？

從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來看，答案明顯是“不能”。李樹華（2000）研究了我國審計市場獨立性和會計師事務所市場份額的關系，發現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呈現出明顯的背離關系，隨著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的提高，其審計市場份額反而明顯減少，“獨立性高”成了會計師事務所獲取客戶資源的障礙。

審計師獨立性越高，就越有可能報告他所發現的客戶財務報告的錯報，但是審計師的委托人是所審計的公司，如果審計師保持較高的審計質量標準，拒絕與所審計公司合作，那么誰愿意委托這種審計師呢？劉峰、張立民、雷科羅（2002）對原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客戶流向進行分析時發現，客戶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選擇與審計聲譽無關，原中天勤的客戶中有三分之二選擇了審計聲譽不高的本地事務所，而本地事務所的獨立性更容易受到影響和干預；超過三分之一的客戶選擇了原簽字會計師加盟的新事務所，即與其簽字會計師“共進退”。這說明“人脈關系”而不是事務所的聲譽，是影響上市公司事務所選擇的重要因素。

總之，從事務所開拓客戶資源來看，高質量審計的聲譽沒有價值，反而會妨礙審計師發展新的客戶。

綜上所述，在我們國家，如果審計師選擇追求高質量審計的聲譽，那么他不僅要面對審計業務利潤的減少，還要面對客戶的流失，并且審計聲譽沒有什么經濟價值，它既不能幫助它開拓新的客戶，又很難據此提高審計收費。此外，審計市場禁止廣告宣傳，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只能通過口碑相傳這種形式建立起來，那么，就算是高質量審計的聲譽具有經濟價值，這種聲譽的形成也將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但是從長期來說，我們都將死去（凱恩斯，1935），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我國審計市場誰愿意去建立這未來經濟利益遙遙不可及的審計聲譽呢？因此，國內審計市場審計質量普遍較低的現狀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文獻：

1.李樹華.2000.審計獨立性的提高與審計市場的背離.上海三聯書店

篇(6)

關鍵詞：地質科技；產品質量；經濟發展；探討

1引言

以上研究對于探索地質科技對經濟的微觀作用機理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但筆者認為地質科技對經濟的作用方式仍有其特殊性。研究地質科技對經濟的作用方式一方面是研究地質科技進步對地質工作效率和地質科技產品質量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則是研究地質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循環作用機制。通過對這兩方面的研究，探索其中涉及的地質工作效率、地質科技產品質量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規律。而厘清兩者的作用關系，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地質科技財政政策和經濟發展戰略。

2地質科技、地質工作效率和

縱觀整個地質行業的發展，凡是重要的發展轉折點都離不開地質科技的突破。筆者認為地質科技對地質行業工作效率的影響分三個方面。

首先是由于新理論、新方法的產生，地質工作者提高了對資源、能源以及地質環境的探測或評估效率，進而提高地質工作效率。

其次，地質科技能有效地促進新工具的發明和對已有工具的改善，而工具的改善也將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與第一點不同，改善工具所帶來的效益大小還取決于原生產規模的大小。而我國國土面積較大則決定了我國地質工作者的基數也較大，所以，新生產工具的投放將由于其惠及面大的緣故而有助益于整個地質行業工作效率的提高。比如，李超嶺等發明了區域地質調查中的數字填圖方法，加快了野外區調資料的整理和處理，為全國地質調查工作節約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第三，地質工作人員通過學習新的地質科技知識也將有助于地質工作效率的提高。地質科技一方面要依靠地質科技產品的推廣和使用來發揮作用，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武裝地質工作者大腦的方式發揮作用。在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著作中認為，人力資本是指通過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形成于人體中的，通過生產勞動交換其價值的智力、技能和體力的總和，因此人力資本是一種特殊商品，應該屬于無形資產。根據該定義可知地質工作人員通過培訓和學習掌握一定的地質科技知識是一種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勞動中通過不斷地發揮該資本的作用來提高生產效率，進而提高經濟效益。

3地質科技、地質科技產品質量和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關系

筆者認為四個環節直接決定著地質科技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現討論如下：

3.1地質科技產品質量的提高對能

源或資源型產業的促進作用筆者認為，像礦業、石油等能源或資源型產業的產業鏈是一個有機整體。從最初的礦產開發到后來的有色金屬冶金化工，從原油、天然氣等的開采到后來的成品油的生產都離不開地質產品，而地質產品質量的提高無疑將大大提高這一鏈條各個環節的效率，加速整個地質產業鏈的生產循環。例如，其在礦產資源開發方面具體表現為縮短勘探周期，減少開發污染，礦產品深加工等。對礦業企業而言，主要表現為提高企業綜合經濟效益，綜合競爭實力和延長企業生命周期，為企業轉型爭取時間。

3.2地質科技產品質量提高對經濟建設的促進作用

各種地質科技產品對經濟建設的促進表現為：城市規劃建設，改善區域投資環境，增加就業機會，工程環境調查、重大工程建設，交通運輸路線的選址、建設及穩定性檢測等。更具體地說，影響著城市區位開發的調查、交通路線的選址調查、工程環境調查等。

首先，對城市規劃建設比較突出的貢獻在于有助于防止和減少地下工程建設中可能出現的地面變形、洞室圍巖失穩、地下水環境變異、地質生態環境惡化等導致的事故；有助于實施高質量的隧道工程、沉井工程、基坑工程與減少工程后問題；還有利于地下工程的選址、規劃、設計和施工。

其次，隨著都市化趨勢的日益明顯，地面工程建設項目不斷上馬，城市建設與發展對地質環境條件的依賴性也日益增強，搞好地質環境的調查，杜絕不良地質條件帶來的隱患已經成為地面工程建設必備的環節。而高質量的地質研究報告（即科研所生產的地質科技產品）將有助于地質環境檢測和評價及開展建設前的可行性分析。

再者，地質科技產品在增加就業方面表現為良好而精準的地質報告能吸引更多投資項目。隨著投資環境的改善而吸引的外資企業不僅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還能引進國際先進的科技和為地方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有助于減輕政府負擔和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3.3地質科技產品質量提高對相關

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高質量的地質科技產品還有助于促進地質旅游業和現代農業的發展。在地質旅游方面，高質量的地質調查報告不僅有利于地質公園景點的設置，還能為地質公園中纜車、鐵索橋等設施建設提供科學依據。在現代農業發展和建設中，通過完成高質量的農業地質報告便于摸清農業地質環境底數，查明土壤中重金屬、殘留農藥、化肥污染情況，有利于大力發展“綠色食品基地”，提高特色農產品的競爭力，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篇(7)

關鍵詞：半自助旅游產品；博弈模型；信用

中圖分類號：F59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3-0140-02

科技發展使人們擁有的閑暇時間與日俱增，旅游成為休閑娛樂的首選。但旅游者消費觀念的轉變使團隊旅游越來越不能滿足其出行需求。同時，網絡的便捷又促使自助旅游成為越來越多旅游者的選擇。因此，旅行社推出半自助旅游產品以更好地適應市場。

一、半自助旅游產品概述

半自助旅游產品是由旅行社經營的接受旅游者專門訂單委托，并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指導和單項或幾項服務的個性化旅游業務。與原旅游產品有著本質的區別：首先，團隊旅游產品是全程服務，而半自助旅游產品是僅提供旅游過程中的部分服務，對游客來說自由性更大，不僅能最小化成本，而且可使旅游體驗的效用最大。其次，半自助旅游者相對于完全自助游者在旅游過程中減少了盲目性和不確定性，安全性也較高。最后，半自助旅游產品比團隊旅游價格低，重復性更高。

因此，旅行社適時推出半自助式的旅游代辦產品既豐富了自身業務種類又滿足和消除了旅游者的出行顧慮。旅游者在享受更大的自由和保障的同時又使自身利益達到最優。通過對比可知，半自助旅游產品具有很好的發展前景，關鍵是旅行社在運作過程中對質量的把握，所以，利用博弈論的方法具體分析之。

二、半自助旅游產品質量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分析

(一)理論假設

半自助型旅游產品市場可看成是一部分參與人不固定的重復博弈，旅行社是長期固定參與人，而旅游者是不固定的，但假定他們只有兩種戰略選擇：買旅行社的半自助產品或者自助旅行。假設只有一個旅行社提品，每個旅游者只買一次，且每個階段只有一個旅游者。在博弈的每個階段，旅游者決定是否購買，旅行社選擇提供高質量的產品還是低質量的產品。旅游者在購買時不知道自己買的產品的質量，但知道所有之前的旅游者購買的產品質量。若旅游者不買，效用為-A(A為旅游者完全自助游的成本，負號表示旅游者的物質損失)，若購買到高質量的產品，效用為-P(P為產品價格)，若購買到低質量的產品，效用則為-P-F(F為游客從低質量產品中增加的額外經濟成本，如投訴與索賠等)。旅行社生產高質量產品的利潤是P-CH，低質量產品的利潤是P-CL(CH與CL為高和低質量產品的成本)。其中CH＞CL、F＞A-P、A＞P、P-CH≥0、P-CL＞0。

(二)階段博弈模型建立

(三)博弈分析

在一次性博弈中，唯一的納什均衡為：不購買，低質量。這個均衡并不是帕累托最優，因為戰略組合(購買，高質量)的收益為(-P，P-CH)，使雙方都有帕累托改進。在有限次重復博弈中，由于重復次數可知，博弈雙方會預見到最后一次博弈的唯一納什均衡為：不購買，低質量，依次逆向推理的結果都一樣。這種低效率仍是其納什均衡結果。

在無限次重復博弈中，只要旅行社不關門，旅游者的旅游偏好導致旅游次數是無限的，我們就可以假定這種博弈是無限期進行的。假設兩博弈采取如下戰略：旅行社一開始在每次旅游者購買時都生產高質量產品，且只要它從未在過去生產低質量產品，就一直這樣做下去。若旅行社已生產過低質量產品，它就在以后每次有機會賣出時都生產低質量產品。從購買產品開始，只要旅行社從未生產過低質量產品，就一直購買。若旅行社已生產過低質量產品，那么沒有旅游者會再去購買。旅游者的戰略是最優的，因為每個旅游者只關心他在那一期的收益，所以在當且僅當那期期望的產品質量高時才購買。

對旅行社來說，生產高質量產品確實要一個短期成本。旅行社的耐心程度可以通過貼現因子δ求出。據上述戰略，只要旅行社認為一直生產高質量產品所獲得總收益大于其投機生產低質量產品獲得短期高利潤，那么它就一直生產高質量產品，即：P-CH/1-δ≥P-CL，得出：δ≥CH-CL/P-CL。

當δ≥CH-CL/P-CL時，上述戰略組合是一個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均衡結果是：購買，高質量。每個旅游者都是效用最大成本最小，旅行社得到了P-CH的平均利潤。同時雙方都達到了帕累托最優和社會資源配置的有效利用。

當δ＜CN-CL/P-CL時，旅行社看重眼前利益，不購買，低質量成為博弈的精煉納什均衡。這種結果是無效的且不合理，但在現實中確實存在。究其原因，既有人為因素也有自身體制建設的不健全，鑒于此提出以下三點建議選擇。

三、提高半自助旅游產品質量的發展選擇

(一)旅行社應該正確認識半自助旅游產品

由于對半自助游的概念不清，導致國內絕大多數旅行社仍以經營團隊游產品為主，半自助旅游產品沒能成為旅行社的正式業務，沒有專門的半自助產品合同約束，服務也不規范。那么必然使F值增大，旅游者在不能很好地區分旅行社提品質量高低的情況下就會退而求其次，選擇自助旅游。

(二)建立信用機制

旅行社信用評價標準的建立能夠為旅游者提供一個選擇優質產品的平臺。信用評定，會促使旅行社對長遠利益的重視，提高貼現率δ，從而規避了旅游企業生產低質量產品的可能。滿足了旅游者多次旅游且成本又低的要求，使旅行社具有良好的穩定收益，形成共贏的局面。

(三)加強政府的監管力度

網絡技術的發展，使信息虛假性增加，必然加大旅行社與旅游者的信息不對稱。這樣就會使以前生產低質量產品的旅行社有投機的機會。政府就要行使其監督和處罰職能，加大生產低質量旅游產品的成本CL，使其無利可圖，從而達到市場最優選擇。

自助旅游勢必會成為越來越多旅游者張揚個性和挑戰自我的首選。對于旅行社，做好半自助旅游產品是其在未來旅游市場中培育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參考文獻：

[1] [美]朱?弗登博格，讓?梯若爾.博弈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10)：143-147.

[2] 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123-136.

[3] 李久光.博弈論基礎教程[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2)：82-104.

[4] 謝識予.經濟博弈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1)：189-231.

[5] 田春洲，王渤.旅游市場效率及其博弈分析[J].旅游學刊，2003，(6)：57-60.

Game Analysis of Semi-self-help Traveling Product Quality

TAO Qing-hua

(College of Tourism Management，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