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民經濟核算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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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本文回顧了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對我國經濟繁榮與社會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從理論與實踐上總結國民經濟核算面臨的新問題與新挑戰，并提出開發一系列衛星賬戶、構建國民經濟大核算體系，進行國民經濟核算的改革與創新。

一、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貢獻

從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國國民經濟核算不斷發展和完善。現行國民經濟核算是以整個國民經濟或社會再生產為對象的宏觀核算，是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有效工具：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對國民經濟運行或社會再生產過程進行全面、系統的計算、測定和描述的宏觀經濟信息系統，是整個經濟信息系統的核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在理論與方法研究、制度建設、數據提供上取得了許多業績，為社會繁榮和國民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宏觀經濟方面，國民經濟核算通過一系列科學的核算原則、核算方法、核算指標來描述國民經濟運行過程，提供了關于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系統、詳細的數據，為黨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經濟發展戰略、中長期規劃、年度計劃和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在國際關系方面，國民經濟核算數據是裁定我國應該承擔的國際義務和應享受的優惠待遇的重要參考標準；在企業決策方面，國民經濟核算為企業選擇投資方向、進行投資決策提供了導向作用：在社會生活方面，國民經濟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數量和質量水平，也為居民進行生產、消費和投資決策提供了參考依據。

雖然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取得了較好的業績，為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不可否認，隨著現實經濟社會生活的演進，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還存在著許多新問題，有些地方仍然與社會經濟發展不相適應，面臨諸多挑戰，必須不斷地進行改革和發展、完善和創新，充分發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國統計局長會議上用“三個不適應”來概括國民經濟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適應黨政領導部門的決策需要；二是不適應社會公眾了解國情、認識形勢的需要；三是不適應對外交流的需要。這些不適應是由于國民經濟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體表現在：

第一，國民經濟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戰

1、忽視對環境和自然資源因素的核算。傳統國民經濟核算是以GDP為中心的核算，但在環境和自然資源核算方面日益顯現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國內生產總值為代表的經濟增長率：二是沒有測算作為未來生產潛力的自然資本的耗損貶值和環境退化所造成的損失，未能將環境和自然資源真正納入國民資產負債核算中；三是因過度追求物質財富的增加，而損毀了經濟社會賴以發展的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條件，使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難以為繼。

2、忽視對人力資本的核算。人力資本是指凝結在人體中的知識與技能的存量總和。人是生產力中最能動、最本質的因素，人力資源構成一國可利用的人力生產力的總體，人力資本是人力資源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它具有資本的基本屬性，是投資的結果，能夠帶來收益。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社會進步的決定因素，而且對于現代經濟來說，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但現行國民經濟核算只將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資產的部分作為投資，而將用在教師工資、圖書購置等方面的開支不作資本處理；此外，人們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計為人力資本投資，因此在有關經濟增長因素的核算與分析中，人力資本作用與貢獻的核算，也就成為未來國民核算領域有待進一步加強的新內容。

3、忽視對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會科技投入是反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科技活動狀況的重要標志，是制定國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發展規劃、進行宏觀管理的基本依據，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正與日俱增，對我國科技投入與產出進行科學、準確的測定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具有緊迫性和新穎性。但傳統國民經濟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產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進展外，在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動與經濟活動問的內在關系與規律，以及如何準確測度知識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等方面難以滿足政府決策分析的需要。

4、忽視對地下經濟的核算。地下經濟又稱隱性經濟，目前經濟學界尚未對其概念及核算范圍形成公認的解釋，一般認為地下經濟是指以盈利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納稅和政府監督的經濟行為。聯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時，正式提出各國應盡可能將地下經濟活動納入國民經濟核算范圍之內。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地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成分已在逐漸上升，地下經濟已滲透到各個經濟領域，成為我國較為棘手的經濟問題之一，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將逐漸擴大，雖然近幾年我國一些經濟和統計工作者已經開始涉足于這一領域，但還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地下經濟核算領域尚屬空白。

在資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視對金融虛擬經濟的核算。虛擬經濟的概念至今沒有統一的認識，較權威的觀點是將虛擬經濟看作是一種經濟的運行方式和運行模式如成思危認為，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活動模式，是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貨幣資本不經過實體經濟循環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劉駿民認為，虛擬經濟是指與虛擬資本運動有關的金融活動，經濟系統是一個價值體系，由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組成，虛擬經濟是心理支撐的價格系統，實體經濟是成本支撐的價格系統。我國虛擬經濟發展目前還僅僅處于初級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駕馭虛擬經濟的經驗。研究虛擬經濟非常需要規范虛擬經濟的內涵，界定統計范圍，但目前國際上通行的SNA統計核算體系中虛擬經濟統計核算體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構建我國與國際統計核算體系一致、遵循國際統計核算原則、與SNA銜接的虛擬經濟統計核算體系迫在眉睫。第二，國民經濟核算的及時性、可比性較差。

及時性是指統計核算工作要講求時效，在規定的時間完成統計資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報的任務，及時滿足各部門對統計資料的要求。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堅持及時性，一是要求及時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對核算信息及時進行加工處理，及時編制報表；三是要求及時傳遞核算信息，將編制的報表傳遞給使用者。在時效性方面，由于我國尚未建立分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關每一個季度當季的國民經濟變動趨勢的數據，不能適應政府和社會公眾及時了解經濟運行情況的需求，而且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對外也不夠及時，核算數據的收集、整理、周期長，不能滿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統計核算必須符合國家或國際的統一規定，提供相關可比的統計核算資料。可比性要求統計核算按照國家統一的核算方法、統一的核算原則、統一的指標口徑進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單位的統計核算都建立在相應可比的基礎上，從而使所有核算單位提供的統計核算資料能夠相互比較，便于分析、匯總。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可比性較差表現在：其一，由于我國的不變價核算方法尚不完善，還沒有提供不變價國內生產總值及其產業部門和最終使用結構數據，因而不能很好地適應黨和政府具體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間可比的經濟總量規模和結構變動情況以及國民經濟價格總水平的變動情況；其二，由于我國不同地區之間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數據的準確程度不同，地區匯總數據與國家數據之間的差距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適應黨和政府準確地了解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體系中指標的不完全可對比性，不能很好地適應對外交流工作的需要，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分類較粗、指標體系不健全、某些計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還不能很好地滿足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提供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要求。

第三，國民經濟核算的服務意識淡薄。

受傳統服務觀念的影響，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部門對社會公眾服務的意識很差。比如，國民經濟核算各種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較復雜，除非是核算界專業人士，普通民眾很難理解，這給國民經濟核算知識普及和工作實踐帶來障礙；對社會數據的時效性和完整性重視不夠，對國民經濟核算概念、方法、指標口徑及其調整、變化宣傳解釋不夠，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公眾對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和準確理解這些數據的需要；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際社會也需要了解我國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在這方面我們重視不夠。

三、構建國民經濟大核算體系以應對挑戰

面對上述挑戰，國民經濟核算有必要進行變革，在理論、方法和實踐上做進一步的改革與創新而建立國民經濟大核算體系就是要根據可持續發展理論，按照統一規范的概念和標準，把原本屬于不同領域的核算體系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形成內容更為豐富、具有更高層次、可以為可持續發展服務的核算體系，它涉及到國民經濟核算、社會人口核算、科學技術核算以及環境生態核算等眾多領域。

第一，開發一系列衛星賬戶，解決國民經濟核算的全面性問題。設置環境、經濟和生態衛星賬戶，向環境、經濟與生態綜合核算方向擴展，大力推行綠色GDP核算體系，提供關于可持續發展描述、評價的數據信息：設置知識經濟衛星賬戶，向人力資源、科技信息和知識產權綜合核算方向擴展，提供關于人力資本、技術創新、知識經濟和無形資產價值評估的數據信息；設置金融衛星賬戶，向隱性經濟、虛擬經濟、跨國經濟及衍生金融工具綜合核算方向擴展，提供關于實體經濟規模與虛擬經濟測算的金融數據。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領域的核算不僅內容繁雜、指標眾多、計量單位各異，而且自成系統，缺乏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國民經濟大核算體系的建立要根據可持續發展理論，按照統一規范的概念和標準，把不同領域的核算體系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核算體系。

篇(2)

論文摘要:在經濟高速增長，能源與資源浪費嚴重，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情況下，國家統計局和環保總局在全國十省市試行了綠色GDP核算，發現存在著核算資料缺乏、環境損耗難以量化等不利因素，既而轉向綠色會計、單位GDP能耗等.本文豐要就綠色會計、綠色GDP.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內涵及三者之間的聯系做了探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的高速增長，但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能源與資源的浪費嚴重，環境問題突出。以此，中國開展了以綠色GDP為核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試圖測算出環境的破壞對經濟的影響，在經濟增長中計人環境成本，從而提倡更為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

2006年，英國《金融時報》有關《中國放棄“綠色GDP”計劃》的報道，對此，國家統計局則表示先做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實物測算方面，暫時不做價值的估算，作為需要給出一個數字的綠色GDP，現在確實難以實現。并以“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及”綠色會計”作為綠色GDP的替代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就綠色會計、綠色GDP、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做一研究。

1.綠色會計、綠色GDP、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內涵

1.1綠色會計及主要內容

綠色會計的研究始于本世紀70年代早期，最為突出的是聯合國國際會計和政府間專家工作小組在連續幾次的會議上討論過綠色會計問題，并建議各國研究相關的準則。

綠色會計是會計學、環境科學、現代經濟理論和可持續發展理論相互結合，運用一定的方法，以貨幣單位、實物單位計量或用文字表達的形式，反映、報告和考核企業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生態環境資源等成本價值，平衡人工資本和自然資本，全面反映自然資本和企業、社會效益的一門新興會計科學。綠色會計突出核算企業自然環境成本，在提高企業自身直接效益的同時，更注重企業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從而全面監督反映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其基礎內容可分為三部分:自然資源消耗成本;環境污染成本;企業的資源利用率及產生的社會環境代價評估，同時包括對國家經濟發展宏觀決策的評估。其區別于傳統會計的顯著特點是增加了自然環境內容，特別重視環境科學與會計實務的結合。由于與自然環境關系復雜，考慮到目前的綠色會計核算技術方法的可操作性，其核算對象主要是:綠色成本，包括自然資源成本、自然資源損耗、環境保護支出等;綠色收入，包括自然資源收人、環境污染收人、資源環境保護收人等;綠色會計收益包括資源環境收益、綠色利潤等。

1.2綠色會計的核算方法

綠色會計的確認計量是將涉及自然環境的經濟業務也作為會計要素，經過辨認確定其數量、價格，加以正式記錄并人會計報表的過程。價值計量公式簡列如下:

現實使用價值=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總用戶價值=現實使用價值+未來使用價值自然資產價值=總用戶價值+存在使用價值

其中:間接使用價值、未來使用價值和存在使用價值又是自然資產價值計量中最困難的內容，需要借助于價格替代法、支付意愿法、接受意原法等。確實難以計量的環境污染，可用數學模型適當測算估計量化。

1.3綠色GDP與綠色國民經濟核算

傳統的GDP核算一方面沒有扣減環境降級成本，另一方面將環境保護支出作為投資活動，結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環境保護支出就越多，GDP也就越大。綠色GDP就是對GDP指標的一種調整，是扣除經濟活動中投入的環境成本后的國內生產總值;從概念來理解，綠色G DP是建立在GDP基礎之上的，并不是一種全新的指標;從核算方法上看，綠色G DP是在傳統GDP核算的基礎之上，將“自然資源”與“環境因素”納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因此，綠色GDP并非一種全新的概念，也不是對傳統GDP的顛覆性變革。應該說，綠色GDP是一種對待人與自然的新態度，一種人類對以往高消耗、高污染發展模式的反思。

一般來說，資源耗減成本、環境退化成本為虛擬成本，環境保護支出為實際成本，由于資源環境問題是非市場化的，沒有明確的市場價格，這就給估算資源耗減成本、環境退化成本帶來很大的技術困難。可見，綠色GDP核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其核算方法還很不成熟，依舊處于探索過程之中。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就是在現有國民經濟核算的基礎上，考慮了自然資源與環境因素，將經濟活動中的自然資源耗減成本與環境污染代價予以扣除，進行資源、環境、經濟綜合核算，形成一套能夠描述資源環境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能夠提供資源環境核算數據的核算體系，亦稱為資源環境綜合核算體系(SEEA ) 。

如同，GDP是傳統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綠色GDP則是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

2.切實推苛側錄色會計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和綠色GDP核算提供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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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國際指南; 比較

1947年，聯合國發表了第一個國民經濟核算的報告，1951年，出版了第一個官方的國際指南。此后，又出版了多個國際指南，這些國際指南便影響著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與實踐，二次大戰以后的時期可以稱之為“國際指南的時代”。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國際指南進行比較研究，將有助于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與實踐活動的不斷進步。

一、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三代國際指南

按照時間順序，我們可以將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劃分為以下三代國際指南。第一代國際指南:即1951年和1952年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指南和1953年聯合國的指南;第二代國際指南:即1968年聯合國指南(1968年SNA)，1970年歐洲的指南(1970年ESA)以及1969年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1969年MPS);第三代國際指南:即1993年由各國際組織合作完成的指南(1993年SNA)和1995年歐洲的指南(1995年ESA)。由于MPS在國民經濟核算的實踐中已不存在，下文中將不再涉及這一體系。

1.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第一代國際指南。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第一代國際指南發端于1947年出版的聯合國報告。這一報告主要由斯通撰寫的附錄構成。盡管這一報告代表了聯合國，但這一體系是以“貨幣交易占支配地位的先進工業化經濟模式為基礎的”①。

應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前身)的請求，斯通指導完成了一份國際指南。這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第一個國際指南，它主要用于馬歇爾援助計劃。1951年，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出版了《簡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1947年的報告相比較，這是一個簡化的體系，只區分了往來賬戶和資本賬戶，部門的數目只有3個(即政府、企業和住戶)，對部門也沒有進行任何的細分。

1952年，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出版了《標準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取代《簡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一新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指南考慮了在貫徹簡明體系中的經驗，包括了更多的賬戶，但與1947年聯合國的報告相比，仍顯得非常簡單。

在斯通的領導下，1953年聯合國發表了一份新的指南———《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及附表》，這一報告第一次使用了“SNA”這一名稱。這一份指南與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標準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非常相似。與1947年聯合國報告和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指南不同的是，1953年的聯合國指南還打算用于發展中國家。這一區別反映在生產范圍的擴展上，即1953年聯合國指南也包括了某些非市場產出。1956年，聯合國在對1953年版本做了少量修訂后重新出版了這一報告。

2.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第二代國際指南。

1968年，聯合國出版了一個經過全面修訂，更加詳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一體系的主要作者是艾德諾夫和斯通。1968年的報告在如何使用這一體系上采用了更加靈活的觀點:即各個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各自使用該體系的優先次序。針對發展中國家，特別設計了一章包括對有關內容優先次序的建議和某些特定的有用分類，如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區分及現代和傳統生產模式的區分。

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聯合國出版了一系列補充指南。這些指南闡明了1968年SNA沒有包括的若干問題，如資產負債表及調節賬戶，收入分配，不變價格和有形資產等。

1970年，歐洲共同體出版了其國民經濟核算的第一個指南，這個指南在概念上與1968年SNA存在著廣泛的一致性，但其更多地考慮了歐洲的具體情況，如該體系包括了就業的概念，并且反映了法國國民經濟核算實踐的某些內容。

3.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第三代國際指南。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第三代國際指南產生于10年以前，即經修訂1993年得到核準的SNA和經修訂1995年得到核準的ESA。1993年SNA的主要作者是瓦諾利和希爾。這一新的指南包括了一個非常復雜的核算結構并提出了考慮到不同數據需求和不同國家環境的靈活性的重要性。基于以下原因，1993年SNA被認為第一個真正實現了國民經濟核算標準的國際化。首先，1993年SNA是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歐洲共同體等國際組織合作下共同完成的，這為更好地協調某些相關指南的概念提供了可能，如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收支手冊》、《政府金融統計手冊》和歐洲共同體的1995年ESA的協調。其次，MPS作為國民經濟核算的實踐活動已不復存在，所有東歐國家已向市場經濟轉型并采用1993年SNA和1995年ESA。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ESA已成為歐洲共同體政府法規的一部分，即成為法定文件。這與所有的其他國際指南均有所不同，像1970年SEA和1993年SNA，只是對各國推薦使用，而非強制執行。

考慮到歐洲共同體的許多重要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如進入歐洲貨幣聯盟的標準等，需用于行政管理，1995年ESA內含著法律的特征也是必須的。這要求1995年ESA更加準確，同時也要求各成員國必須更加嚴格地執行這一文件。

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三代國際指南的比較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三代國際指南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本文選擇核算目的、概念解釋、觀察和推算、核算體系的靈活性、核算結構和部門分類5個方面進行比較。

1. 核算目的。

在聯合國1947年的報告里，對國民經濟核算的目的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報告中指出:“認識到怎樣將國民收入與其構成的交易及其他交易的總量聯系起來是必要的，現代調查起源于試圖對某一概括性總量的測定，目前已將重點放在構成交易的結構和這些交易的相互關系上。”②因而，國際經濟總量的估計在1947年聯合國報告里只是所關心的問題之一。與此相比較，概括性總量的測定在1953年SNA和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指南里似乎成了惟一的目的。這可以由其部門核算證明:它們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記錄的，是為了直接獲得國民經濟總量。

1968年SNA、1970年ESA則接受了與1947年聯合國報告類似的方法。例如，1968年SNA指出:“為了分析和政策兩個方面的許多目的，僅僅利用這些總量是不夠的，還需要比較詳細地探索一個經濟體系的許多方面。探索的結果，現在已經建立了經濟模型，在這些模型中主要的總量被進一步地細分或分解。”③

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強調了指南的多重目的特性，如:“本體系主要是提供了不同層次的匯總數據以滿足對經濟行為和造成重大失衡現象的因素如對通貨膨脹和失業感興趣的分析人員、政策制定人員的需要。

系不得不是一種折衷的選擇，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各種類型用戶的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極為理想地適用于任一孤立的目的。”④

2. 概念的解釋。

1947年聯合國報告及1993年SNA，均對國民經濟核算的有關概念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二者被認為是從邏輯和基本原理上介紹了國民經濟核算。1995年ESA、1953年SNA、1968年SNA、1970年ESA對國民經濟核算的記賬規則更多地采用了系統列舉的方法，在這些國際指南中，對國民經濟核算相關概念的討論是極為少見的。盡管在1968年SNA里，某些議題也進行了很好的討論，如核算體系的結構、投入產出表等，在1995年ESA導論中，也討論了核算體系的結構和一些基本概念。然而，1968年SNA修訂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對于國民經濟核算的多數使用者特別是初學者，這種講解的方式是難以接近的”⑤，而在1993年SNA中，“關鍵性的概念是通過基本原理而不是列舉的方式定義的”⑥。基于這一觀點，1995年ESA也只能被視為1993年SNA的補充。

3. 觀察和推算。

所有的國際指南都認為，多數流量的估價可以很容易進行觀察而有些流量只能進行推算。這可以使用實物收入和自有住房服務為例子說明。在1947年聯合國的報告中就注意到了推算的問題:“表中的項目可以劃分為現金項目和推算項目兩類，前者反映的是市場交易，后者則是在缺乏市場交易條件下所做出的計算。對于后者的估計要找到一共同的可接受的基礎是困難的，只能盡可能將這種實物項目單獨進行表示。”⑦1993年SNA和1995年ESA在補充分類中明確體現了推算項目和其他項目的區分。

1968年SNA則強調了區分哪些是可以觀察和計量的，哪些是可以根據某些理論和慣例來推論的重要性。“因為為了得到對分析有用的東西而需要處理數據時，就有可能進行到這樣的程度，即得到的結果已不再是數據。例如一種商品的供給可以根據這樣的假定分配給使用者，即每個使用者都按照一個共同的比例從國內生產和進口方面取得的它的供給。這同觀察不同的使用者實際上使用的國內生產和進口的比例結果將大不相同，這會給人以非常錯誤的印象。在處理數據時幾乎永遠是需要假定的，不過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果這些假定起著主要作用，所得的結果就不再是一項觀察，而是一項推論。同時，進行觀察的主要目的是使我們能夠做出推論，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把兩者混淆起來。”⑧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接受了類似的觀點。

4. 核算體系的靈活性。

根據1947年的報告，國民經濟核算的國際指南應該是一個靈活的文件。由于國民經濟核算的慣例沒有考慮到世界上或所有特定使用者的制度差異，所以靈活性是必須的。例如，它明確表達了“在運用這一核算體系時常常有必要加以擴充以適應不同國家的特定環境”⑨。而且，“經驗表明在大量測定中某些交易處理時引起不同意見是不可避免的，這歸結為不同國家的制度差異。”⑩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國際指南中，則缺乏關于國民經濟核算概念與特定環境相互關系的討論。1993年SNA又回到了1947年聯合國報告的基本原理上:“新體系有兩個內在的重要的靈活性。第一個是分類的靈活應用，其基礎是對交易者、交易和資產分類的層次結構，該結構對不同數據來源和不同國家的其他特定環境具有良好的適應性……第二個靈活性……它將新體系結構拓寬到所謂附屬賬戶，該附屬賬戶使用了可以替代中心框架的產品和收入概念。對有關環境的附屬賬戶的描述就是體現這種靈活性的一個明顯例子。”11

5. 核算結構和部門分類。

國際指南在核算結構和部門分類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47年的報告設計了一套詳細和完整的核算體系，包括了24個賬戶和5個部門。在第一代國際指南中，像1953年SNA，提倡一個更加簡捷的核算體系。該體系只包括有限的幾個賬戶和部門。第二代的1968年SNA和1970年ESA則使用了與1947年報告中數目類似的賬戶和部門。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賬戶的使用數量有了較大的增加。例如，對收入使用的描述，1968年SNA使用了一個賬戶，而1993年SNA使用了6個賬戶。

在1947年聯合國報告和第一代國際指南中，部門分類是完全功能化的，例如，住戶部門僅包含消費者職能而不包括像自我服務活動這樣的生產者職能。在1968年SNA和1970年ESA中，生產賬戶是功能化的，而收入賬戶和其他賬戶則是機構化的。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所有部門都是機構化的。

1968年SNA的一個新特點就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使用了矩陣的方法，這一矩陣概括性地描述了各個賬戶及主要分類，它將供給表、使用表及部門賬戶連為一體。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矩陣比1968年SNA描述的賬戶體系更加完整，在矩陣中，展示了資產負債表和重估價賬戶，盡管在1968年SNA中它們并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矩陣只是國民經濟核算描述可供選擇的方式之一，其他的形式還有平衡表(“T”賬戶)、圖示法及方程法。

[注]

①②⑦⑨⑩UN，1947，Measurem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counts.Studies and Reports on Statistical Methods No. 7 (UN，Geneva)，P24，P18。

③⑧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M].閔慶金等.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P9-P10，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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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摘要：本文以傳統GDP的局限性為基礎談起，進而引入綠色GDP的概念，介紹綠色GDP在我國及國外的核算方法，指出我國綠色GDP核算過程中存在的困難及不足，為我國今后推廣綠色GDP的核算提供參考建議和措施。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正在不斷突破克服各種困難，積極推進綠色GDP核算體系。近些年來，高消耗、高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凸顯，保護環境、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以及核算綠色GDP已被愈來愈多的國家所接納。

GDP的局限性

GDP于1953年初步形成，目前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經濟核算體系，它包含了所有國民經濟行業，并基于SNA核算體系的國際通用準則，因此，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宏觀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雖然GDP在分析一個國家或地區宏觀經濟及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GDP中一些服務的價值沒有辦法計算，但是又不可缺少，如網絡制止犯罪，警察提供的服務；GDP無法反映產品的質量改進，例如，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其質量上升，而其價格卻在不斷下降。

基于GDP這樣的局限性，在國民經濟核算中會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包括以下幾個方面：GDP不衡量社會成本，也就是本來應該由企業承擔卻讓外部承擔的成本GDP的負面影響；GDP不衡量增長的方式和代價；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質量和實際國民財富；GDP不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GDP不衡量價值的判斷，例如社會公正，例如幸福。

綠色GDP的提出

傳統GDP的核算存在著上述許多局限，基于此，聯合國統計署在1989年了《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SEEA）》，為日后世界各國統計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總量、自然資源賬戶和污染賬戶提供了雛形。SEEA頒布后，發達國家憑借尖端的科技水平與雄厚的經濟實力率先開始實行綠色GDP的核算。但在我國，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綠色GDP核算開始得較晚，在2002年修訂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首次在附表中增加了自然資源實物量核算表，雖然這些核算絕大部分僅限于實物量，并未涉及價值量，但這一舉措為我國日后進一步發展綠色核算奠定了基礎。到2004年，主席公開提出了綠色GDP之后，我國對綠色GDP核算辦法的建立才正式步如正軌。

綠色GDP核算的國內外比較

（一）國外的綠色GDP核算

SEEA頒布后，挪威率先在1978年開始了部分綠色GDP的核算，編制了自然資源核算賬戶，包括能源、礦產、森林、漁業和土地使用等。挪威自1997年開始執行的經濟和環境核算項目包括三大領域：一是將環境統計納入到經濟統計中；二是將已經包括在經濟統計中與環境相關的信息分離；三是對重要自然資源進行評估。迄今為止已完成部分項目。其他發達國家，如德國、美國也推行了綠色GDP的核算。

（二）國內的綠色GDP核算

2004年，原國家環保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了一份經過環境污染調整的GDP核算報告，《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確立了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內容由三部分組成：環境實物量核算，運用實物單位建立不同層次的實物量賬戶，描述與經濟活動對應的各類污染物的產生量、去除量、排放量等，具體分為水污染、大氣污染和固體廢物實物量核算；環境價值量核算，在實物量核算的基礎上，運用兩種方法估算各種污染排放造成的環境退化價值；經環境污染調整的GDP核算。

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東西部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因此，綠色GDP核算應因地制宜，以便分析與治理。2005年初，原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遼寧省、浙江省、安徽省、廣東省、海南省、重慶市和四川省10個省市啟動了以環境核算和污染經濟損失調查為內容的綠色GDP試點工作，并于2006年9月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報告顯示，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0%，其中，東部、中部、西部地區情況差異較大，見圖1和圖2。

我國綠色GDP核算存在的困難

我國現行綠色GDP核算中包括的項目有：環境實物量核算、環境價值量核算、環境保護投入產出核算以及經環境調整的綠色GDP核算，由這四方面計算出的損失只是整個實際資源環境成本的一部分，并未得到一個完整的綠色GDP，其原因是在我國現行制度和國情下，由于部門局限和技術限制，綠色核算的實施過程會遇到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首先，由于我國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忽視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對環境資源的破壞，而沒有建立起較全面完整的環境資源統計指標數據體系，如水資源統計，土地資源統計等。其次，資源難以定價，比如居民飲用了被污染的水資源造成疾病，看病付出的代價沒辦法估計，或者被污染的水造成土地被腐蝕等問題都是不容易估算其代價的。

綠色GDP核算的不足及改進

我國現在對綠色GDP核算的辦法，將自然資源環境因素充分考慮了進去，但卻缺乏對社會環境的考慮。筆者認為衡量綠色GDP應該考慮三個層次，分別是經濟發展的指標、自然資源環境的指標和社會環境的指標，也就是說，綠色GDP是在傳統GDP的基礎上，將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同時考慮的。顯然，GDP的作用已經不再局限于反映一國的經濟實力，而是綜合地反映出一國人民生活質量水平以及包括經濟實力與軟實力在內的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

參考文獻：

1.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國家統計局.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

篇(5)

    論文摘要:伴隨著經濟增長和工業化,人類付出了巨大的生態代價,以往較為豐富的生態資本變得日益稀缺,阻礙著經濟的發展速度。因此,各國紛紛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希望由此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進行生態資本價值核算,構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指標體系,其目的就是使人們正確地看待經濟增長成本,注意經濟增長質量,實現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只注意到了對社會經濟的正面效應,沒有反映負面效應所造成的影響,從而使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陷入到一個環境惡化、資源缺乏、生態失衡和不可持續發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資源環境進行核算,走“綠色發展”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

    經濟活動離不開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生態資本三者共同作用。“綠色發展”就是以“綠色GDP”為發展目標,從現行的GDP中扣除資源環境成本和對資源環境的保護服務費用,在保障生態資本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資本代替資源資本和環境資本,提高物質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態資本內涵

    1.1生態資本定義

    生態資本是相對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實物資本與金融資本)而言的,表現為生態系統所有的資源生態潛力、環境自凈能力、生態環境質量和生態系統對人類的整體有用性等生態質量因素的總和,是具有生態價值的資本。生態資本按空間構成關系可分為三類:(1)地質資本,包括礦物資源和化石資源;(2)地理資本,包括土壤資源、水力資源、氣候資源和生物資源;(3)星際資本,包括光能和風能。而應納入生態資本價值核算體系的只包括地質資本和地理資本這兩種數量有限的資源。

    1.2生態資本的特征

    生態資本作為參與經濟活動的要素之一,同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生態資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態資本的本質屬性,具有自然生態功能,遵循自然生態規律,表現為生態資本的使用價值;二是具有資本的共同屬性,即以保值增值為目的,遵循市場供求與競爭規律,表現為生態資本的價值。

    但是,生態資本不同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生態資本具備其它資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體增值性。資本的目標是價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態資本受到生態系統整體性的制約,保持生態系統內各因子的平衡協調,是實現生態系統整體價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長期受益性。通過合理利用生態資本,其使用價值與價值將不會永久喪失。并且,可再生資源還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積性,使生態資本自動增值,帶來長期的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3)雙重競爭性。生態系統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約與相互促進中得到發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態競爭規律;同時,生態資本又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等存在著市場競爭,遵循市場競爭規律;(4)開放性與融合性。生態資本既具有生態環境系統的開放性與多樣性,又具有一般資本的融合性與擴張性,生態資本經營可以采用產權主體多元化、利益共同體等方式;(5)極值性。生態資本能夠承載人類生存與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經濟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態資本對人類的需求并不是無限滿足的,其承載力具有一定的極值,超過極值進行開發和利用,將會導致資源環境的退化;(6)不動性與逃逸性。生態資本既具有資源環境的空間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資本規避風險的逃逸性。低回報率的生態資本會轉移地域或變換形態,流動到回報率較高的領域,引起生態資本的資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與轉化性。在一定條件下,生態資本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之間能夠相互替代或相互轉化;(8)空間分布的不均勻性和嚴格的區域性。不同區域的生態系統的組合和匹配都不一樣,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態資本的一項基本原則。

    2生態資本價值理論

    生態系統依照其是否凝結人的勞動可分為人工生態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我國目前的經濟價值核算體系不對自然生態系統進行價值核算,導致生態資本價值被低估和人類對資源環境需求的過度膨脹,從而造成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自然生態系統是否具有價值在理論上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勞動價值理論、效用價值理論、要素價值理論和供求價值理論等主要價值理論都對此有著不同的認識。

    2.1勞動價值理論

    勞動價值理論是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廣泛地應用于價值的確認和計量中。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價值的唯一標準。如果生態資本具有價值,該價值就是物化在資源和環境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人們的抽象勞動與生態系統相結合,生態系統就具有價值;相反,當某一生態系統中的資源和環境沒有投入抽象勞動時,該生態系統也就不具有價值。而生態資本的價值是由生產這種生態資本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所決定的。

    在實際中,不管人們是否承認沒有投入人類勞動的自然生態系統是否具有價值,該生態系統都是客觀存在的,發揮著具體的生態服務功能。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的深化,沒有投入勞動的生態系統或部分投入勞動的生態系統同樣具有價值的觀點已逐漸被人們所接受。但是,勞動價值理論在生態資本價值計量方面存在著困難。

    2.2效用價值理論

    效用價值論認為價值就是人們對物品效用的感覺和評價,效用是價值的源泉。自然生態系統能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求,具有價值。但是,效用價值理論具有較強的主觀隨意性,它僅能為生態系統的存在價值、選擇價值的確定和計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價值理論

    要素價值理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等非勞動要素與勞動要素一樣共同創造價值并參與到價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態系統同樣也具有價值。但是要素價值理論模糊了勞動創造價值這一科學定義。

    2.4供求價值理論

    供求價值理論認為有需求的東西就具有價格,供求決定價值,供求關系是價值規律的內涵。該理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稀缺的資源,通過市場可使得其價值能夠充分得以體現,在價值確認和計量上具有可行性。

    總的來說,自然生態系統也具有價值,并且與人工生態系統一起組成生態資本,參與到價值創造的經濟活動中去。

    3生態資本價值核算方法

    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將資源和環境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了一套資源環境與經濟一體化核算體系(SEEA)。該體系能準確地表現資源和環境在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簡明的經濟指標反映可持續發展的本質。SEEA核算法通過把資源和環境賬戶作為SNA(國民經濟核算賬戶體系)的衛星賬戶,然后與核心賬戶(貨幣型賬戶)對接形成一體化核算。由于資源和環境是物質型賬戶,需要先將環境賬戶和資源賬戶轉換為貨幣型賬戶。目前生態資本價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種。

    3.1補償價值法

    補償價值法根據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凝結抽象勞動后的資源環境具有價值,從補償角度看生態資本價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別為補償、保護與建設某項資源環境所投入的物化勞動價值、活勞動價值和活動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該法以實際投入的補償支出計量資源環境的兩大價值,應用了歷史成本屬性,可靠性較高但相關性不足。同時,沒有收入勞動的資源環境與少量投入勞動的資源環境同樣也具有價值的觀點已經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對這部分資源與環境不進行計量的話,資源環境總價值易被低估,造成資源環境的濫用。因此,補償價值法主要適用于資源環境補償增值的計量。

    3.2總經濟價值法

    總經濟價值法根據效用價值理論,將資源環境價值(TEV)按效用不同分為兩大類:使用價值(uv)和非使用價值(NUV,又稱存在價值);又將UV細分為直接使用價值(DUV)、間接使用價值(IUV)與選擇價值(OV)。其計量關系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資源環境直接滿足人們生產和消費需要的價值,表現為物質功能,可直接根據市場價值法計量;IUV不直接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但可為生產和消費創造必要條件,表現為環境容量和舒適性功能,可采用生產函數法、損失規避法、預防支出法等計量;OV是人們愿意保護現有資源環境以備未來使用的支付意愿,相當于消費者為一項未使用的資源環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險金,表現為資源環境的自行維持功能;NUV為人類對資源環境的永久享用價值與資源環境潛在功能價值的合理評估。目前DUV與IUV可應用于歷史成本、現行市價等屬性進行直接或間接計量,比較可靠;OV與NUV均僅能采用價值評估法進行計量,計量的主觀性強,可靠性低。因此,企業在進行資源環境價值核算時,只要同時符合可定義性、可靠性與相關性要求,企業就應將其擁有的或控制的資源環境確認為自然資產,并同時確認相應的生態資本。

    3.3租金或預期收益資本化法

    租金或預期收益資本化法根據地租理論和財務管理理論,將預期的資源環境在未來一定年限內產生的兩大價值(即預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會貼現率折現后的現值作為資源環境價值。其計量公式為:

    V=V1+V2

    V1=qRo/r

篇(6)

1992年，國務院正式批準了我國國民核算制度的改革方案，建立以SNA為主體的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并且確定1995年全面轉到新國民核算軌道上去。以后又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最近又推出新的補充版本。這次改革是我國統計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是一個重大的制度創新，不僅使我國的國民核算制度與國際接軌，有利于國民經濟管理和國際經濟交往，而且影響經濟、統計理論建設的方方面面。制度創新必然要求理論創新，本文擬就國民核算制度理論創新方面作一些闡明。

解決了歷時已久的誤會和誤解

長期以來，國際上存有在兩大國民核算體系，一個是物質生產的MPS，一個是包括服務生產的SNA.我國長期推行物質生產的MPS體系，這是與經濟理論相適應的。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包括所有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都認定物質生產才是馬克思的生產觀點，對于服務生產持否定態度，并多方面給以責難和批判。以此為依據，又進一步認定國民核算制度MPS，建立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而SNA則是以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作指導，建立在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顯然，這對于我國國民核算制度的改革，由MPS轉向SNA，增加了很大的困難和阻力。幾經寒暑，由于領導者的膽略和勇氣，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報請國務院，正式批準了改革方案，但依然受到理論界一些專家學者的責難和批評。

十年過去，經過各方研究和探討，理論問題逐步獲得了解決，釋除了歷時已久的誤會和誤解，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服務生產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克服了過去唯物質生產才是生產的偏頗。認識到社會服務也是生產活動，都要投入勞動，產出成果，只是產出成果的表現形態不同而已。一為物質形態，一為服務形態，以滿足人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供人們生產生活直接間接所享用。為此，以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當然在認識的深度上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差異。

（二）逐步認識對兩大核算體系理論基礎存在的誤解。過去認定MPS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而SNA則建立在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的基礎上，顯然是不符實際。眾所周知，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的核心在于掩蓋剝削，與生產勞動的范圍毫不相關，或完全兩碼事。不能講物質生產沒有剝削，而包括服務在內的生產就形成剝削，并且認定MPS以馬克思勞動價值為指導，而SNA建立在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基礎上。兩種生產與剝削不剝削毫不相關，文不對題。如果MPS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那包括服務在內的SNA，同樣是勞動投入、成果產出，僅僅是產出成果形態的不同而已。SNA生產范圍拓寬了，其理論基礎應該講是拓展了的勞動價值論。是發展的科學，要與時俱進，那我國的新國民核算體系，可以講它仍建立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如果認為這樣不妥，馬克思的物質生產觀點不容改變，那就要講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或者講它建立在三次產業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第一二三產業的勞動，合稱社會勞動，那就直截了當地講明：我國新國民核算體系建立在社會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當然，對整個SNA的理論基礎認識，也要作相應的改變和調整。

問題在過去，長期否定服務勞動的生產性，而現在依然還有一些學者，對服務的生產性存在保留看法，有的甚至原封不動地持否定意見。根據筆者了解，主要原因在于：習慣于從微觀著眼，從企業看問題。而真的要確認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的生產性，貴在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

確認第三產業，貴在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

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各部門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結成網絡般的經濟聯系。從微觀，從宏觀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會得到顯著不同的結論。例如，我國有些后進地區的農業生產，牛耕人作，從微觀、從農民看，并不消耗電力，但從宏觀、從社會看問題，農業要化肥、要農藥、要農具、簡單農具也需要鋼鐵。化肥、農藥和鋼鐵生產，都需要電力，而且有無數層次的耗電，直接耗電、間接耗電，而間接之中還有間接，實際上與所有的產業部門都會發生聯系。列昂節夫提出的投入產出法，通過矩陣代數求逆，根據所有部門的直接間接消耗，算出了完全消耗系數，極具理論與實用價值。這種宏觀思想由來已久，早就寓于經濟學的諸理論之中。

就產業而論，最難使人理解，或最遭人們懷疑其生產性的要算公檢法和黨政軍了。筆者一度也持否定意見。如果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問題就迎刃而解。現在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又稱法制經濟，只有法制健全、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才能保證市場的公平運行。僅僅從微觀、企業看問題，講不清楚道理，從社會、宏觀看問題，就很容易理解。公檢法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一個環節，缺了它，市場經濟、社會大生產就不能很好地運行。黨政軍特別是軍隊，軍事活動常常和戰爭聯系在一起，戰爭意味著消耗，戰爭規模愈大，人力物力消耗愈多。怎么可以把軍事活動也列入生產呢！筆者過去也不理解，如果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各種生產都需要有一定的安定環境，國防治安對安全生產是不能缺少的，它為人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安定環境，為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創造必要的基礎條件。缺乏安全保證就好像從企業看，缺材料、缺設備就不能正常地進行生產，所有人們生活和社會再生產就不能正常地運行。

當然，有的學者提出，重要性并不等于生產性。對于眾多的服務承認它重要，特別是黨政軍服務，它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一定要作為生產活動并計算產值，對此，下面將作進一步的說明。

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可以對各種服務活動的生產性取得理解。但其中有一種服務，盡管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仍無法獲得生產性的結論，那就是科學技術了。因為所有服務，包括公檢法、黨政軍在內，都為人們生產、生活提供這樣那樣的服務，人們可以直接享用這種服務。惟獨科學技術不然。科技勞動成果——各種創造發明，可以寫成論文報告，深奧難解，枯燥無味，人家看它不懂；也可以畫成公式圖表，但它不比藝術品，人們又無法欣賞得到滿足；如果僅僅作為知識技藝，存在科技人員的腦子里，更無法供人們作生產和生活享用，結果只能是紙上談兵、想入非非。無法體現科技生產力的功能和作用。但科技又非常重要，科技生產力是第一生產力。所以，科技的很特殊，加上傳統的理論扭曲，從邏輯上阻礙人們正確理解科技是生產力、第一生產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這一點需要專文加以討論。

物質生產MPS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和缺陷

前面提到，很多學者都講服務活動很重要，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生產性，這似乎有理，但實際不是這回事。因為從社會看來，既重要而又不可缺少，就必須作為生產并計算產值，否則不僅在理論邏輯上講不通，而且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還會導致種種矛盾和錯誤。物質生產的MPS體系，長期就存在這樣的矛盾和缺陷。幾十年來，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國家，包括中國和前蘇聯等國在內，一方面批判服務生產，另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務部門的活動成果，作為產值計算到物質生產部門的成果中。

先看看經濟理論，政治經濟學教材中，一方面講物質生產是生產，對把服務作生產的觀點持強烈的批判。但它在國民生產成果的使用中，又把消費性支出，包括服務性支出，都作為消費計算；把積累性支出，包括服務性支出，作為積累計算。這實際上是生產按MPS，使用按SNA，產生了混淆。

至于在統計實踐上，理論上接受政治經濟學的物質生產觀點，堅持物質生產，認為服務不是生產，不計算產值，實際上都把服務活動作為生產活動并計算產值，加到生產總量中來了。仍以公檢法為例。很多企業為了維護企業利益雇請律師，支付不等數量的律師費。此外，還有廣告費、旅差費、醫療費、培訓費、養路費等，都是一些服務性支出，照理這些服務性支出，屬于非生產部門的活動，對它們不計算產值。根據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就沒有資格列作使用單位的中間消耗，即物化勞動消耗C，只能列作國民收入（V+m）的再分配。但在企業成本核算時，將這些服務支出，列作生產成本（C+V），并算進企業總產值之中。這樣就發生兩個矛盾和缺陷。

（1）以工業生產為例，將工業生產的服務支出列入工業生產成本（C+V），這就使各種服務部門——廣告部門，旅游部門、醫療部門、教育部門、養路部門的服務活動成果，計算到工業總產值（C+V+m）中來了。

（2）以工業生產為例，工業總產值（C+V+m）—物耗C=工業凈產值（V+m），由于工業總產值包括各種服務產值，而扣除工業物耗C，按照統計制度規定，只是工業生產耗用原材料、輔助材料和折舊，對于服務支出，規定不能減去。這樣所有服務支出，包括廣告服務、旅游服務、醫療服務、教育服務的活動成果，未加扣除，都保留在工業凈產值中。也就是對各種服務活動作為工業生產的成果，計算在工業凈產值中。

同樣，農業部門和建筑部門生產中所耗用的旅差費、醫療費、培訓費、廣告費等等，列入生產成本，并計算在農業總產值和建筑總產值中。但又不作為物耗扣除，從而使這些服務支出包括在農業凈產值和建筑凈產值中。把各色各樣的服務產值算作工農業產值、建筑業產值，變成張冠李戴，這好嗎？當然不好！遠不如實事求是，把服務作為生產，直接計算各類服務產值會更好。

可見，對服務活動并且發生經濟收支的，就必須作為生產活動計算產值，重要性意味生產性這不容分辯，不容懷疑。否則就會誤人自誤，犯邏輯錯誤。

篇(7)

    解決了歷時已久的誤會和誤解

    長期以來,國際上存有在兩大國民核算體系,一個是物質生產的MPS,一個是包括服務生產的SNA.我國長期推行物質生產的MPS體系,這是與經濟理論相適應的。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包括所有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都認定物質生產才是馬克思的生產觀點,對于服務生產持否定態度,并多方面給以責難和批判。以此為依據,又進一步認定國民核算制度MPS,建立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而SNA則是以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作指導,建立在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顯然,這對于我國國民核算制度的改革,由MPS轉向SNA,增加了很大的困難和阻力。幾經寒暑,由于領導者的膽略和勇氣,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報請國務院,正式批準了改革方案,但依然受到理論界一些專家學者的責難和批評。

    十年過去,經過各方研究和探討,理論問題逐步獲得了解決,釋除了歷時已久的誤會和誤解,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服務生產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克服了過去唯物質生產才是生產的偏頗。認識到社會服務也是生產活動,都要投入勞動,產出成果,只是產出成果的表現形態不同而已。一為物質形態,一為服務形態,以滿足人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供人們生產生活直接間接所享用。為此,以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當然在認識的深度上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差異。

    (二)逐步認識對兩大核算體系理論基礎存在的誤解。過去認定MPS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而SNA則建立在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的基礎上,顯然是不符實際。眾所周知,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的核心在于掩蓋剝削,與生產勞動的范圍毫不相關,或完全兩碼事。不能講物質生產沒有剝削,而包括服務在內的生產就形成剝削,并且認定MPS以馬克思勞動價值為指導,而SNA建立在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基礎上。兩種生產與剝削不剝削毫不相關,文不對題。如果MPS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那包括服務在內的SNA,同樣是勞動投入、成果產出,僅僅是產出成果形態的不同而已。SNA生產范圍拓寬了,其理論基礎應該講是拓展了的勞動價值論。是發展的科學,要與時俱進,那我國的新國民核算體系,可以講它仍建立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如果認為這樣不妥,馬克思的物質生產觀點不容改變,那就要講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或者講它建立在三次產業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第一二三產業的勞動,合稱社會勞動,那就直截了當地講明:我國新國民核算體系建立在社會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當然,對整個SNA的理論基礎認識,也要作相應的改變和調整。

    問題在過去,長期否定服務勞動的生產性,而現在依然還有一些學者,對服務的生產性存在保留看法,有的甚至原封不動地持否定意見。根據筆者了解,主要原因在于:習慣于從微觀著眼,從企業看問題。而真的要確認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的生產性,貴在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

    確認第三產業,貴在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

    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各部門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結成網絡般的經濟聯系。從微觀,從宏觀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會得到顯著不同的結論。例如,我國有些后進地區的農業生產,牛耕人作,從微觀、從農民看,并不消耗電力,但從宏觀、從社會看問題,農業要化肥、要農藥、要農具、簡單農具也需要鋼鐵。化肥、農藥和鋼鐵生產,都需要電力,而且有無數層次的耗電,直接耗電、間接耗電,而間接之中還有間接,實際上與所有的產業部門都會發生聯系。列昂節夫提出的投入產出法,通過矩陣代數求逆,根據所有部門的直接間接消耗,算出了完全消耗系數,極具理論與實用價值。這種宏觀思想由來已久,早就寓于經濟學的諸理論之中。

    就產業而論,最難使人理解,或最遭人們懷疑其生產性的要算公檢法和黨政軍了。筆者一度也持否定意見。如果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問題就迎刃而解。現在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又稱法制經濟,只有法制健全、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才能保證市場的公平運行。僅僅從微觀、企業看問題,講不清楚道理,從社會、宏觀看問題,就很容易理解。公檢法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一個環節,缺了它,市場經濟、社會大生產就不能很好地運行。黨政軍特別是軍隊,軍事活動常常和戰爭聯系在一起,戰爭意味著消耗,戰爭規模愈大,人力物力消耗愈多。怎么可以把軍事活動也列入生產呢!筆者過去也不理解,如果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各種生產都需要有一定的安定環境,國防治安對安全生產是不能缺少的,它為人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安定環境,為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創造必要的基礎條件。缺乏安全保證就好像從企業看,缺材料、缺設備就不能正常地進行生產,所有人們生活和社會再生產就不能正常地運行。

    當然,有的學者提出,重要性并不等于生產性。對于眾多的服務承認它重要,特別是黨政軍服務,它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一定要作為生產活動并計算產值,對此,下面將作進一步的說明。

    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可以對各種服務活動的生產性取得理解。但其中有一種服務,盡管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仍無法獲得生產性的結論,那就是科學技術了。因為所有服務,包括公檢法、黨政軍在內,都為人們生產、生活提供這樣那樣的服務,人們可以直接享用這種服務。惟獨科學技術不然。科技勞動成果——各種創造發明,可以寫成論文報告,深奧難解,枯燥無味,人家看它不懂;也可以畫成公式圖表,但它不比藝術品,人們又無法欣賞得到滿足;如果僅僅作為知識技藝,存在科技人員的腦子里,更無法供人們作生產和生活享用,結果只能是紙上談兵、想入非非。無法體現科技生產力的功能和作用。但科技又非常重要,科技生產力是第一生產力。所以,科技的很特殊,加上傳統的理論扭曲,從邏輯上阻礙人們正確理解科技是生產力、第一生產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這一點需要專文加以討論。

    物質生產MPS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和缺陷

    前面提到,很多學者都講服務活動很重要,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生產性,這似乎有理,但實際不是這回事。因為從社會看來,既重要而又不可缺少,就必須作為生產并計算產值,否則不僅在理論邏輯上講不通,而且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還會導致種種矛盾和錯誤。物質生產的MPS體系,長期就存在這樣的矛盾和缺陷。幾十年來,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國家,包括中國和前蘇聯等國在內,一方面批判服務生產,另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務部門的活動成果,作為產值計算到物質生產部門的成果中。

    先看看經濟理論,政治經濟學教材中,一方面講物質生產是生產,對把服務作生產的觀點持強烈的批判。但它在國民生產成果的使用中,又把消費性支出,包括服務性支出,都作為消費計算;把積累性支出,包括服務性支出,作為積累計算。這實際上是生產按MPS,使用按SNA,產生了混淆。

    至于在統計實踐上,理論上接受政治經濟學的物質生產觀點,堅持物質生產,認為服務不是生產,不計算產值,實際上都把服務活動作為生產活動并計算產值,加到生產總量中來了。仍以公檢法為例。很多企業為了維護企業利益雇請律師,支付不等數量的律師費。此外,還有廣告費、旅差費、醫療費、培訓費、養路費等,都是一些服務性支出,照理這些服務性支出,屬于非生產部門的活動,對它們不計算產值。根據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就沒有資格列作使用單位的中間消耗,即物化勞動消耗C,只能列作國民收入(V+m)的再分配。但在企業成本核算時,將這些服務支出,列作生產成本(C+V),并算進企業總產值之中。這樣就發生兩個矛盾和缺陷。

    (1)以工業生產為例,將工業生產的服務支出列入工業生產成本(C+V),這就使各種服務部門——廣告部門,旅游部門、醫療部門、教育部門、養路部門的服務活動成果,計算到工業總產值(C+V+m)中來了。

    (2)以工業生產為例,工業總產值(C+V+m)—物耗C=工業凈產值(V+m),由于工業總產值包括各種服務產值,而扣除工業物耗C,按照統計制度規定,只是工業生產耗用原材料、輔助材料和折舊,對于服務支出,規定不能減去。這樣所有服務支出,包括廣告服務、旅游服務、醫療服務、教育服務的活動成果,未加扣除,都保留在工業凈產值中。也就是對各種服務活動作為工業生產的成果,計算在工業凈產值中。

    同樣,農業部門和建筑部門生產中所耗用的旅差費、醫療費、培訓費、廣告費等等,列入生產成本,并計算在農業總產值和建筑總產值中。但又不作為物耗扣除,從而使這些服務支出包括在農業凈產值和建筑凈產值中。把各色各樣的服務產值算作工農業產值、建筑業產值,變成張冠李戴,這好嗎?當然不好!遠不如實事求是,把服務作為生產,直接計算各類服務產值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