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基層 社會管理與服務 模式

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模式分析

行政主導模式。行政主導模式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與服務方面的主導作用，從多方面利用新的管理和技術手段來實現社會管理與服務創新，這種創新主要有政府內部機制創新和管理信息技術創新兩種途徑。

第一，政府內部機制創新。內部機制創新是指改變政府內部的職能與結構，通過理順部門關系、優化組織結構、創新機制體制、強化業績導向來創新基層管理和服務模式。

推動政府內部職能的轉變。通過調整政府內部職能與結構，規范治理行為，提高管理和服務的供給效能。北京市清源街道辦事處的參與式社區治理是政府內部機制創新的典型模式，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轉變街道辦事處職能。街道辦事處在服務項目執行過程中逐步轉變為為社區服務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和監督指導，實現了由原來的直接提供服務向為社會組織服務和提供服務資源的轉變。二是推動社區服務中心從管理轉向服務。社區服務中心從行政工作下派轉變為與社區共同協作開展社區服務項目，承擔服務項目管理的設計、咨詢、監督以及項目資金使用的審計等職責，發揮溝通街道政府與社區居委會的橋梁作用，實現從管理到服務的角色轉變。三是服務項目從政府制定到以社區需求為導向設置。服務項目根據社區特點并在需求調查基礎上設置，由社區居民、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中心、街道部門以及社會組織共同參與評選，確定社區項目。

健全內部競爭機制和績效考核。通過給政府部門以壓力，改善其服務意識，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歐盟國家推出的適用于公共組織的通用評估框架（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縮寫為CAF）吸納了全面質量管理、平衡計分卡和卓越績效模式等企業績效管理工具中的合理要素，并融入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經驗，成為公共組織績效管理的先進工具。深圳市龍崗區2008年試點整體等效導入CAF，尤其是引入以公民為中心的導向，即以顧客群體確認的重要領域和組織能夠改進的特定服務領域為基礎，在職能轉變、運行機制、工作流程、改進管理方式和建立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關系等方面，實現事務性管理向愿景管理、從局部管理向系統管理、從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從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的轉變。

第二，管理信息技術創新。目前管理信息技術創新主要是網格化管理和數字化管理相結合。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地理信息系統和無線通信等多種數字技術，將社區細劃為網格，形成精細化的管理單元。為每個網格整合配置網格管理員、網格助理員、網格警員、網格督導員、網格黨支部書記、網格司法工作者和網格消防員“七種力量”，并在基礎數據平臺基礎上，運用移動智能終端，結合移動互聯網技術，實現各類數據的實時采集和基礎數據的動態更新，準確掌握網格內的基礎數據、民情民意。

數字化管理實質是政務信息化系統的一部分，將電子流程管理與服務通過現代網絡技術進行集成，對政府需要及擁有的信息資源、關鍵數據進行深層次挖掘、分析、利用和管理，以提升政府行政服務能力。

協同治理模式。協同治理模式是通過更新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形成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相結合的社會管理與服務新格局，以此實現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促進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能力的提升。根據基層組織內部創新的不同層次，協同治理大致可以分為管理組織協同化和運行機制協同化。

第一，管理組織協同化。管理組織協同化側重于從組織架構方面創新基層管理與服務的組織結構，構建多元化的參與主體，實現組織目標的重新定位和不同組織之間資源的重新配置。浙江省慈溪市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協同治理就是管理組織協同化的典型。2006年4月，慈溪市率先在坎墩五塘新村創設了“村級和諧促進會”，以人際和諧為目的，以村（社區）為單位，由市鎮兩級黨委政府引導推動，當地群眾與外來建設者共同發起，把外來人口服務管理納入基層自治范疇，解決村（居）兩委會在外來人口管理上的缺位。隨后，這一社會組織的功能由融合為主向參與基層社會協同治理拓展，形成了以村（社區）黨支部為核心、村（居）民委員會為主體、村（社區）經濟合作社為支撐、和諧促進會為依托、社會各界群眾廣泛參與的基層管理與服務模式。

第二，運行機制協同化。運行機制協同化是為原來獨立的社會管理服務的政府組織（包括“條”上的職能部門和“塊”的綜合管理機構）和社會組織建立共同解決公共問題的網絡，形成資源共享、彼此依賴、合作互惠的組織結構和政府、市場、社會三者協作的機制。義烏市總工會社會化維權模式就是運行機制協同化的典型。義烏市總工會通過與新聞媒體、律師事務所、勞動部門、司法部門、兄弟市縣工會、高等院校等先后實現社會性聯合。一是發揮工會組織作為重要的政治資源、組織資源和制度資源的作用，建構工會工作體系。二是把政府管理的過程性與社會團體的互動性結合起來，形成“互聯、互動、互補”的社會管理運行機制。

社區治理模式。從行政權力和基層民主變化的取向來看，社區治理出現了形式各異的模式。

第一，議行分設模式。議行分設是按照“社區自治、議行分設”的原則，將居委會在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行政、服務和自治職能歸位于自治組織，形成“議”與“行”的并立同行。其代表是深圳鹽田區社區管理體制改革。

社區服務站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撥付的社會公益服務資金、購買社區服務的專項資金以及服務站開展低償社區服務項目的自收經費。社區居委會則履行社區自治功能，由居民依法民主選舉產生，其功能是充當政府組織、社會中介組織與居民之間的橋梁，將居民的權利要求轉達給政府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并代表居民對政府組織、社會中介組織的行為進行監督，其經費來源于政府撥付的辦公經費、資產的收益資金及向社區募集的資金。

第二，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行政調控機制與社區自治機制相結合、行政功能與自治功能互補、行政資源與社會資源相整合、政府力量與社會力量互動的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模式。

寧波市海曙區構建新型居家養老服務體系是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2004年3月，該區政府出臺政策，試行為高齡、獨居的困難老人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區政府以改革職能履行方式為出發點，將擴大社會參與作為重要內容，尋求與社會組織和社區之間的合作，吸引社會資源參與養老工作。政府主要扮演服務規劃者和購買者角色，形成了“政府扶持、非營利組織運作、社會參與”的合作機制。“政府扶持”指區政府將購買服務的開支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向星光敬老協會購買居家養老服務。“非營利組織運作”指星光敬老協會負責項目運作。“社會參與”指整合和利用社會資源，一方面實施“義工銀行”的激勵機制。另一方面整合社會企業資源，將居家養老和社會企業提供的信息服務平系起來。

完善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的建議

各種模式的實踐經驗表明，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強化社會協同治理、增強社區治理能力等是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證。為了加強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還需要在以下幾方面進一步下工夫。

推動社會管理與服務制度化發展。一方面，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的關鍵是社會政策的發展和完善。社會政策的本質是通過政府的再分配以縮小社會成員初次分配差距，提高全體成員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必須在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方面進行統籌規劃，通過頂層設計勾勒出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的框架，與國家社會政策融為一體。

另一方面，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必須厘清政府、社會與市場的職能，將應當由市場、社會完成的治理功能交還給市場與社會之后，政府要加強公共服務部門建設，完善公共服務監管。其要件在于以組織方式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以制度化的途徑完善政府的服務監管、資源支持等職能。

增強社會組織管理服務能力。著力構建政府主導、資源激勵、合作互補的新型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機制，解決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居民參與不足、多樣化社會需求難以滿足的問題。一是形成制度化、有序化的公眾參與渠道。政府應釋放社會空間，要尋求“信息相關”、“業務相關”和“需要相關”等協同的粘合因素，推動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合作治理。二是推進公共服務組織體系建設。三是強化社會工作體系建設，使社會工作者能融他們所具有的社會“管理職能”和作為社會工作者的“職業行為”為一體。

明確社區服務管理目標。一方面要明確社區是基層社會管理與服務的落腳點，管理與服務體系建設要圍繞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展開。另一方面要解決好基層服務管理與社區居民需求之間的矛盾，關鍵是以“服務”來強化基層的社會網絡，加強鄰里互助、增強地區歸屬感，培養互濟互助因素，培育基于互惠主義的服務機制。

增強社會資源動員能力。一方面，政府要夯實基層組織基礎，將資源下沉到基層，讓基層真正有人力、有資源、有手段去為群眾提供服務。另一方面，要根除基于政府提供服務管理資源的依賴性，著力解決社會資源動員能力匱乏的問題，其重要的路徑就是使社區居民和社會組織自發組織起來，通過理性的集體行動破解政府公共服務資源供給不足的困境，加強社會組織的資金籌集能力，推動其可持續發展。

篇(2)

在強化托底民生保障上深化改革

托底民生保障方面的改革，要以困難群眾根本利益為坐標，要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民政部門要按照總書記提出的“百姓富”要求，始終堅持托底思維，突出做好困難群眾的基本民生保障，讓困難群眾更充分地共享發展成果，生活得更有尊嚴。

一是加強救助制度的統籌。貫徹落實《江蘇省社會救助辦法》，健全完善綜合救助跨部門協同協作機制，加強基層社會救助“一門受理”窗口規范化建設，確保困難群眾“走進一扇門、找到一個人”，就能申請辦理各項救助。

二是進一步提高救助水平。健全社會救助標準動態調整機制，不斷完善社會救助城鄉統籌，實現最低生活保障對象精準化、標準科學化、程序規范化、制度配套化、管理信息化、城鄉一體化的目標。到2020年，城鄉低保對象審核認定準確率達到98%以上。在落實現有的低保標準增長機制的基礎上，支持有條件的地區探索低保標準與人均消費支出掛鉤，提高救助實效。到2020年，以縣（市、區）為單位全面實現城鄉低保標準一體化。

三是加快構建“救急難”長效機制。修訂《江蘇省臨時生活救助辦法》，完善臨時救助制度，覆蓋所有遭遇突發性、緊迫性、臨時性生活困難的居民家庭，實行分類型、分層次、分時限的救助標準。健全完善“救急難”工作機制和保障措施，建立“救急難”信息網絡，切實做到早發現、早介入、早救助。

四是擴大醫療救助范圍。將省定7類對象全部納入資助參合參保對象范圍，實現醫療救助對象基本醫保全覆蓋。在按照現有政策提高醫療救助比例的基礎上，加強醫保補償規定范圍外的醫療費用救助政策研究，力求從政策層面盡量緩解因病致貧返貧問題。

在完善社會福利制度上深化改革

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和社會力量主體作用，不斷完善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制度，推動社會福利服務對象由特殊群體向社會公眾拓展，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社會福利服務供給模式，努力提高社會福利水平。

著力完善多樣化養老服務體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信息為輔助，政府托底、社會參與、覆蓋城鄉的養老服務體系。城鄉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實現全覆蓋，標準化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建成率分別達到80%、40%。全面實施經濟困難的高齡、失能等老年人補貼制度，探索建立困難、獨居空巢老人關愛互助服務制度。加快推進“醫養融合”發展，為入住老人提供便捷的醫療服務，2015年全省護理型床位達到30%以上，“十三五”末達到50%。推進養老護理員持證上崗培訓，確保養老機構護理員持證上崗率保持在70%以上。進一步發揮商業保險保障功能，擴大老年人意外傷害組合保險覆蓋面，全省平均參保率力爭達到35%以上。加快推進養老機構綜合責任保險，覆蓋全省所有養老機構及全體住養老人。

進一步提升殘疾人和困境兒童福利水平。在保障殘疾人基本物質生活需要的基礎上，為殘疾人提供扶持就業等發展利需求。在落實孤兒養育標準增長機制的基礎上，逐步構建以家庭養育為基礎、基本生活費為保障、福利機構為依托的困境兒童福利服務體系。加快兒童福利機構轉型步伐，依托兒童福利機構專業服務優勢，向社會散居孤兒等困境兒童群體提供服務，向社區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服務。

大力發展慈善和福彩事業。大力開展慈善宣傳，積極籌措資金，實施慈善救助項目，把發展慈善事業作為滿足不同群體福利需求的重要手段。推動慈善超市轉型升級，2015年底，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實現街道（鄉鎮）擁有慈善超市分別達到80%、70%、50%以上。統籌推進福彩各游戲品種發展，推動銀行定投、網銀定投試點工作，努力提升彩票銷量，不斷為改善社會福利水平積累公益金。

在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上深化改革

深化社會組織體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使社會組織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完善四類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制度，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探索行業協會“一業多會”，引入競爭機制，允許按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小類標準設立行業協會商會；允許同一行業按產業鏈各個環節、經營方式和服務類型設立行業協會商會。推動社會組織去行政化改革，分類推進社會組織與行政機關脫鉤。加強社會組織監管，完善制度，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改進基層社區治理方式。深入開展城鄉社區“減負增效”，建立社區工作事項準入制度，全面清理和規范社區工作臺賬等，切實使社區回歸自治本位，提高基層社會治理服務效能，到2020年，縣（市、區）、鄉鎮（街道）和社區（村）三級綜合服務平臺建設達標率分別達98%以上。積極探索街道（鄉鎮）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政社互動”，到2015年底，蘇南80%、蘇中60%、蘇北50%的鄉鎮（街道）全面推行“政社互動”；2020年，“政社互動”運行機制建設覆蓋全省80%的鄉鎮。積極探索基層協商民主的廣泛性、多層性、制度化實現路徑和模式，充分發揮協商民主在社區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構建“三社聯動”發展格局。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基礎作用，依托社區搭建互動平臺，引導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開展專業化和社會化的服務管理，努力形成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相互促進、有機聯動的良好局面。拓展“三社聯動”內容和形式，推動建立“社工+義工”服務聯系機制，倡導志愿者、黨員義工發揮自身專業優勢，積極參與社會組織和社區服務。

在完善軍民融合發展上深化改革

健全國家保障與社會化服務相結合的雙擁優撫安置工作體制機制，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豐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圍，提升融合層次，實現雙擁優撫安置工作與國防建設相適應、與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相兼容。

健全軍人撫恤優待制度。遵循物質保障和精神撫慰相結合的原則，依托城鄉社區搭建優撫對象服務管理平臺，加快構建民政部門牽頭組織、相關方面協調配合、社會力量有效介入、服務對象踴躍參與的新型優撫對象服務體系。完善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自然增長機制，確保撫恤優待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不斷增進重點優撫對象光榮感、幸福感。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對軍人撫恤優待事業提供捐助，營造全社會關懷、尊重優撫對象的氛圍。加強縣、鄉（鎮）烈士紀念設施規范管理，逐步將人員配備、資金保障、環境建設等納入長效管理機制。

篇(3)

關鍵詞：社會治理；綜治網格；創新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10-00-01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是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的重要保障，是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的重要基石。基層綜治網格工作，對于加強基礎綜治基礎，提升現代社會治理水平至關重要。如何提升基層綜治網格工作水平，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本文重點圍繞“網格怎么劃、網格做什么、誰來做、如何做”等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網格工作“十要”、網格工作“四法”，并規范了各個層面的服務管理團隊，從而進一步明確了工作內容、創新了工作方法、落實了工作責任，為開創基層社會治理綜合治理工作新格局奠定了基礎。

一、科學劃分，合理構建服務管理單元

按照精細化管理的要求，優化社會服務管理單元，使基層服務管理組織設置更合理、更科學、更有利于工作開展。一是在劃分原則上，以現有鄉鎮（街道）、村居（社區）管理格局為基礎，綜合衡量地域位置、戶數多少、人情世故等多方面因素，并充分考慮工作開展的“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屬地劃分，適度劃分。二是在劃分程序上，按照鄉鎮（街道）制定總體網格規劃、村居（社區）提出具體網格劃分方案、相關職能部門最后協商確定的方式進行。三是在網格管理上，將劃分好的網格，按地域和類別合理編排，確定相應序號，實施登記管理。

二、明確職責，整合優化服務管理團隊

根據基層綜治工作任務，重點關注基層社會治理的“十要”：即實有人口底數“清”、重點人群幫教“誠”、社會治安防控“嚴”、矛盾糾紛化解“早”、民情信息反映“靈”、安全隱患整改“實”、非法經營管控“牢”、應急處置行動“快”、公共服務發揮“好”、平安法制宣傳“勤”。為實現上述目標，根據社會治理工作的新要求，對服務管理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置可以進行改革調整，真正實現社會服務管理中心的實體化運作。一是在鄉鎮（街道）層面，以社會服務管理中心建設為重點，抓好“一室+一廳+N隊”建設。“一室”即綜合協調辦公室，主要承擔總體規劃部署、牽頭協調、檢查督辦、日常工作辦理等職能；“一廳”即服務大廳，凡是對群眾服務的事項都納入大廳業務承辦范圍；“N隊”可以把社會治安防控、矛盾糾紛化解、安全生產管控、特殊人群管理等多支承擔不同的服務管理職責的隊伍一起劃入管理。二是在村居（社區）層面，以社會服務管理站建設為重點，抓好“窗口+團隊”建設。“窗口”即設立對外服務窗口，落實專門工作人員，為轄區公眾提供一站式服務；“團隊”既可以是由駐村領導、駐村干部、片警等基層干部組成的基礎團隊，也可以是巡防、調解、幫教等具有特色的專業團隊。三是在網格層面，每個網格都配備一名網格員，切實做好網格內的社會服務管理工作。

三、健全體系，充分發揮服務管理效能

要在健全工作體系上下功夫。主要是通過完善和落實工作例會、首問責任、情況報告、督查督辦、考核獎懲、工作流程、基本臺賬等制度，形成“黨政領導、條塊結合、上下聯動”的工作模式，有效避免重復建設和各自為政，促進鄉鎮（街道）、村居（社區）和網格間日常工作的對接，促進部門間工作資源的有機整合，真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都用到社會服務管理的刀刃上。要在完善工作機制上下功夫。不斷完善以矛盾聯調、治安（安全）聯防、工作聯動、信息聯通、問題聯治、事件聯處、平安聯創、服務（管理）聯抓為主要內容的工作機制，進一步整合社會服務管理力量，規范社會服務管理行為，保證服務管理工作高效、有序地開展。要在化工作保障上下功夫。在落實專項經費的基礎上，統籌安排村郵員、流管員、計生員等各類人員的支出經費，解決好專職網格管理員的報酬問題；建立完善內部考核激勵機制，加強督促檢查，最大限度地調動黨員、干部和社會各方面參與這項工作的積極性。

四、創新方法，高效開展服務管理工作

社會服務管理的方式方法需不斷創新，提出網格工作“四法”，促進服務管理工作高效開展。一是實行“定人定格定責”。每個網格都落實專人管理，明確責任，強化考評。二是推行“一卡一冊一線”。“一卡”即為民服務聯系卡，卡片以網格為單位設計發放，內容包括各級服務管理內容、流程、聯系方式、監督電話、主要服務人員等，做到一卡在手，辦事不憂。“一冊”即網格員工作手冊，由網格專職服務管理人員填寫使用，內容包括網格基本情況、群眾需求、民情信息、案件事件、工作記錄等。“一線”即服務咨詢熱線，鄉鎮（街道）、村居（社區）開通一條服務咨詢熱線電話，隨時接受群眾業務辦理、咨詢、求助、投訴等。三是堅持“月訪月清月會”。“月訪”就是由網格專管員及其服務團隊每月對網格內的工作對象、困難群眾、重點部位進行集中走訪，聽取意見，摸清底數，掌握實情。“月清”就是對受理的辦理事項、各類矛盾糾紛做到能辦即辦、當月結清。“月會”就是服務管理中心每月召開工作例會，談網格實情、談工作業績、談存在問題，集中梳理、分析和研究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相互交流服務管理情況，總結經驗，部署工作。四是做到“勤查勤問勤記”。“勤查”就是網格專管員及服務管理團隊經常對網格進行巡查，重點檢查發現違法犯罪、安全隱患、非法經營等情況。“勤問”就是經常同群眾交談溝通，問民情、問困難、問問題。“勤記”就是將“勤查”“ 勤問”“訪談”得到的情況及時記錄到網格員工作手冊，作好備忘。

參考文獻：

[1]胡重明.再組織化與中國社會管理創新――以浙江舟山“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為例[J].公共管理學報，2013（1）.

[2]趙語慧.網格化管理與政府職能定位[J].人民論壇，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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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嚴格按照中央、省、市和區委、區政府的部署要求，以深化平安__建設為主線，以提升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為目標，以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為重點，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著力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問題導向原則。針對當前日益復雜的社會治安形勢，從改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入手，進一步強化治安基層基礎工作。

綜合治理原則。堅持誰主管誰負責和條塊結合原則，整合資源、綜合施策，合力解決社會治安存在的普遍問題、難點問題，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科技支撐原則。堅持向科技要警力、要戰斗力，拓展信息網絡技術應用廣度和深度，整合現有綜治信息資源，加強互聯互通和資源共享，提高信息化工作水平。

重心下移原則。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搭建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落實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職責任務，基層服務管理能力和水平不斷提升。

20__年，科學規劃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大力推進視頻監控“天網”工程建設，深入推進基層平安創建活動，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進一步加強，嚴密防范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社會治安滿意度和人民群眾安全感不斷提升。

20__年底前，平安__建設體制機制進一步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建設穩步推進，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基本形成，流動人口、特殊人群服務管理和關懷幫扶體系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銜接聯動的“大調解”體系完善。

2016年底前，平安__建設深入開展，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系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完善，基層服務管理水平提升，社會治安大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一）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

1.集中部署開展反恐防暴工作。按照市統一部署要求，調整領導小組及成員，組建專門工作力量，配備制式武器和防暴裝備，在全區車站、碼頭、景區、飯店、集貿市場、大型商場等人員密集場所武裝巡邏，力爭做到暴力恐怖案件“零發案”。

責任單位：公安__分局、區維穩辦、區綜治辦，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2.嚴厲打擊刑事違法犯罪。針對入室盜竊、扒竊拎包、“兩搶”、盜竊車內財物、電信詐騙等多發性違法犯罪，深入開展“壓發案、打現行”等專項行動，毫不動搖地推進嚴打斗爭，有力震懾違法犯罪分子，進一步降低刑事犯罪發案率，提高群眾安全感。

責任單位：公安__分局

完成時限：20__年10月底

3.凈化社會治安環境。組織開展治安重點區域、復雜場所、突出問題排查整治行動，深入推進整治“黃賭毒”和打擊犯罪工作，對排查出的突出治安問題整治率達到100%。

責任單位：公安__分局、區綜治辦，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1月底

4.做好大型活動安保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區委、區政府的統一部署要求，積極做好全市系列重大活動、全區重大活動的安全保衛工作，確保重要敏感時期全區社會和諧穩定。

責任單位：區綜治辦、區維穩辦、公安__分局、區局、交警__大隊、交警四方大隊，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5.推進視頻監控“天網”工程建設。全面整合、維護原__、四方兩區的視頻監控系統，加大投資力度，推進“天網”工程建設，實現對全區主要干道、重點要害部位的全覆蓋。

責任單位：區發改局、公安__分局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中旬

6.加快社區警務室建設。筑牢“守土有責”意識，扎實推進社區警務室規范化建設，按照市要求打造5個社區警務示范派出所和__個示范社區，進一步推動基層警力下沉。

責任單位：公安__分局、區綜治辦，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7.加強社區安全防范。推動社區安全防范分級分類治理，深入組織開展“無命案街道和無刑事案件社區”綜治主題創建活動，不斷提高社會治安滿意度和人民群眾安全感。

責任單位：區綜治辦、公安__分局，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8.創新社會治安防范社會動員機制。發展壯大專業化的治安聯防隊伍，大力發展保安隊伍、社區輔警隊伍和治安志愿者、治安信息員等群防群治隊伍，加大社會面巡邏防控力量，提高見巡率，增強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規范見義勇為協會、治安志愿者協會等社會組織建設，廣泛動員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

作，增強基層治安防范能力。責任單位：區綜治辦、公安__分局，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二）提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水平

9.完善流動人口居住證制度。按照上級部署要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完善居住證制度，提高服務管理水平。

責任單位：公安__分局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10.推進流動人口信息社會化采集工作。進一步整合社區民警、綜治、計生、勞動等多平臺資源和力量，提高流動人口信息采集水平，互聯網采集流動人口信息達到采集總量60%以上。

責任單位：公安__分局，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三）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

11.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制度。完善調處機制，定期組織開展排查調處活動，圍繞重點領域、重點地區、重點行業、重點人員，組織開展不間斷的排查活動，定期召開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調度會議，全區矛盾糾紛調解率達到95%以上。

責任單位：區司法局、區局、區綜治辦，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12.加強聯動機制建設。建立健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機制。規范人民調解與司法調解、民事審判銜接聯動工作制度，推動設立駐法院（法庭）人民調解室，提高調解水平，增強工作效能。完善行政調解、人民調解聯動工作機制。指導推動在各公安派出所、交警隊、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機構建立聯合調解室，暢通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

責任單位：區司法局、區法院、區檢察院、公安__分局、交警__大隊、交警四方大隊、區綜治辦，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13.健全基層人民調解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基層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網絡、人員隊伍、工作制度、基礎保障建設，再培育推廣1-2個以資深人民調解員命名的“品牌化”調解室。

責任單位：區司法局，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1月底

14.加強司法工作室建設。推動司法行政工作向社區延伸，在全區各社區深化社區司法工作室建設，推進規范化、制度化、信息化。

責任單位：區司法局，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1月底

（四）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和刑滿釋放人員的管理幫扶

15.推動社區矯正機構建設。積極開展社區矯正管理服務中心建設，搭建平臺，強化工作措施，完善管理服務功能。

責任單位：區司法局，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16.強化重點人員管理措施。利用社區服刑人員電子定位系統，對重點人員實行電子定位管理，防止脫管、漏管，再犯罪率控制在0.06%以內。

責任單位：司法局，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17.規范社區矯正工作。落實社區矯正執法工作、監督管理、教育幫扶、檔案管理“四個規范”，加強基層干部培訓，基層司法所長業務技能、心理知識培訓率達到100%，進一步提高基層社區矯正工作水平。

責任單位：區司法局，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18.深化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工作。整合資源，創新載體，開展多種形式的刑釋解教人員社區就業援助（安置）活動，

幫助刑滿釋放人員回歸社會、融入社會，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內。

責任單位：區司法局，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19.開展幫扶救助活動。聯合團區委、婦聯、區關工委等部門，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開展幫扶救助活動，解除服刑人員后顧之憂。

責任單位：區司法局、團區委、區婦聯、區關工委，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中旬

20.開展“陽光起航”青少年愛心幫教工作。以教育矯正和幫教服務為重點，積極推進青少年社區服刑人員的關愛服務和犯罪預防工作。

責任單位：團區委、區司法局、公安__分局、區人民檢察院、區人民法院，各街道辦事處

完成時限：20__年12月底

（一）統籌社會力量資源。建立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多元化工作機制，完善社區自治功能，發揮社區培育社會協同主體作用，調動公眾參與積極性，實現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居民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

（二）加大財政保障力度。各單位各部門要高度重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研究制定相關工作方案計劃，安排專人負責，加大資金以及后勤保障力度，從人、財、物等多方面對工作給予支持和保障，確保活動取得實效。

（三）加強綜治隊伍建設。按照政治過硬、業務過硬、責任過硬、紀律過硬、作風過硬的要求，加強綜治隊伍的思想建設、業務建設和作風建設，建立完善綜治干部學習培訓制度，通過集中培訓、專家輔導、現場觀摩、經驗交流等形式，提高綜治干部工作能力。

篇(5)

關鍵詞：人口流動；鄉村治理、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08)-12-0021-02

鄉村治理作為一個概念，在1990年代末開始被國內學界使用，不久即流行起來。具體地說，當代中國鄉村治理研究的興起，與解體和村民自治的推行有關。解體后，如何重組中國農村基層社會，成為各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到1980年代末，推行村民自治已經成為各方面的共識。如何具體實施村民自治，在實施村民自治的過程中，如何解決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就不僅成為政策部門迫在眉睫需要面對的問題，而且成為學界的理想研究課題。在這個背景下，1990年代，國內以從事政治學教學和研究為主的一批學者開始關注村民自治，并進入農村第一線，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在農村實踐的過程與機制，從而較好地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在了一起。

一、農村人口流動視閾下鄉村治理實態

流動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變量。從宏觀上講，流動促使我國經濟結構逐步協調和優化、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微觀上講，流動促使了農民現代性的生長、社會地位的提升和公民文化的形成。但是，流動帶給國家、社會及農民個人的積極效用在很大層面上卻又具有非均衡性，甚或單向性。詳言之，流動在將絕大部分社會正面效益集中于流入地和流動農民的同時，卻不可避免地將消極的、負面的效益拋給了流出地和留守農民。這一社會現象必須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視和社會密切關注，否則會導致農村社會的凋敝，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社會的動蕩。

1.流動促使“鄉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漸發蛻變并引發鄉村政權“內卷化”[1]。按常理，流動會促使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是，對于我國鄉村農村社會，卻并非如此，20世紀90年代，逐漸興起的“民工潮”并未給農村社會注入可持續發展的生產要素，反而造成了鄉村知識、人力、技術、人才及市場的“經濟性”外流。鄉村人口流動的主體是鄉村青年勞力和知識精英階層的外流。1978年后，國家意欲建構“村民自治”框架來達到對鄉村社會的治理，實現鄉村社會的“草根民主”。農村人口流動的結果是“鄉村最緊迫需求的資金、人才、知識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以至造成鄉村發展的‘空心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流動表現為一種上位流動，鄉村流動主體在年齡、知識、才能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近年來，國內學者實地調研證實，農村外流人口中35歲以下的青年人占總數的86. 3%，外流人口的整體素質普遍高于留守者。鄉村基層民主“草根”表現出一種實質枯萎態勢，鄉村政權出現一種有增長無發展的“內卷化”趨向。

2.流動并未帶來農地經營“規模化”，而更趨向于農業“過密化”。在人口壓力下，農業“過密化”使得我國農業經濟逐漸變為一種“糊口經濟”。農地，對于農民而言，首先表現為“生存資料”，活命的基礎，而不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農地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在逐漸“超越”其生產功能[2]。土地的家庭承包，不僅造成土地的細碎化、分散化，難以形成“規模經營”農業可持續發展，而且造成土地難以流轉，難以按資本、技術、知識相對優勢來配置土地。農民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卻造成了土地撂荒、拋荒等畸象，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低效，直接影響農村的健康有序發展。

3.流動帶給既定村民更深的“相對剝奪感”，鄉村治理成本增加且效能趨下。國內外學者實地調研證實，流動會促使農民現代性增強與傳統性削弱。誠如周曉虹所言:“農民流動本身就是一所培養農民現代性的大學校。”[3]農民現代性的提升會促使農民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和鄉村治理效能增強。但是這樣的積極效用卻并未在鄉村社會產生。反而，由于年齡、性別、知識、才能、素質等原因使得未流動農民更多接受到的是關于流動農民上位提升的信息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優越性。城市生活參照系的絕對優勢使未流動農民內心逐漸產生并積聚起一種強烈的“不斷增強的受挫感”。他們感受到的是他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經濟發展而帶來一種縮小，現實使未流動農民的“期望-收益比”變得無法彌合。美國學者古爾(T?Gurr)認為，帶給社會動蕩或變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貧窮而是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是一種“現實與期待的負面差距”，是一種典型的“忿忿不平”。當前，廣大農村正在形成并蔓延的“相對剝奪感”，是引發社會沖突的根源之一，直接導致農民對現有權威政治的疏離和文化認同下降。這些現象不利于我國民主政治建設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構建鄉村治理的有效對策

在構建現代社會進程中，鄉村治理結構的重建，亟待政府、社會及鄉村等對現有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和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斷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適時進行制度創新。

（一）加快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解構步伐，促使社會資源的有序流動

城鄉對立二元結構是影響我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體制矛盾。這個矛盾主要體現為資源配置和流動的失衡性和偏向性。政府通過一系列政治制度供給和政策出臺，給予城市和工業分割、占據資源的“相對比較優勢”，即社會資源存量及增量的流動和分配偏向于城市和工業。這就相對剝奪了鄉村社會發展的可利用資源，其中包括鄉村治理結構的有效性。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潛在最大危險是增長收益得不到普遍分享，特別是廣袤的鄉村被排除在獲益之外。當前，農村人口流動最大的特征是促使鄉村社會發展的核心要素，譬如年齡、知識、資本、能力以及市場等更多的表現為一種鄉村流往城市的單向性，而這又導致鄉村社會發展資源的更為稀缺性。在資源不可回流的情況下，傳統的鄉村結構在不斷“復制”而導致鄉村出現調蔽，鄉村有效治理成本加大。鄉村社會發展的相對弱勢，使得政府應通過傾斜性制度供給來不斷加以彌合。對此，首先政府應對破解二元社會結構不斷“催化”以求“加速”。目前，我國二元結構的解構，無論在理論界還是政策界，均成定說。政府應加大力度促使二元結構盡快解構，為鄉村有效治理提供制度環境。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戶籍制度，改革的導向就是要建立城鄉一體的市民制度。

(二)加快鄉村農地流轉制度建立健全，促使農地的“規模經營”

當前，影響鄉村有效治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鄉村農地配置并未由于農村人口流動而促成“規模經營”，反而出現大量農地的擱荒、撂荒等現象。究其原委，從經濟學角度講，其中不乏有我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而導致農地生產意義的萎縮和退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國農地流轉制度的缺失和低效。在中國，農地的高產主要是通過對單位土地不斷追加勞動力要素投資而獲取的，并非是通過資本、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的投入。誠如美國學者德珀金斯認為:在中國農業發展中，“造成單產提高的主要動力是人口的增加”。中國農村土地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背后卻隱藏著邊際農業勞動生產率逐步下降，農業有增長卻無發展的“農業內卷化”將影響農村結構變遷和鄉村社會治理。因此，政府應該加速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一是要加快土地流轉的立法。應盡快制定和出臺農村土地流轉的法律法規，對于農民土地權利的界定、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補償標準及收益分配、土地流轉的管理、土地糾紛的處理等基層難以解決的問題，通過調查研究后加以規定，使農村土地流轉納入法制化軌道。二是大力培育土地流轉的中介組織。鄉鎮可以依托經管站建立土地中介組織，負責土地流轉的管理及中介，包括土地流轉規劃、收集土地供求信息；進行項目推介，規范土地流轉程序，指導辦理土地流轉手續，協調處理各方關系，搞好土地流轉的服務。三是準確定位鄉村組織在推進土地流轉中的角色。加強管理和搞好服務，包括土地流轉的資格審查、合同簽證等工作，為土地流轉提供信息、中介、協調等服務。

(三)加快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等組織建設，增強農民參與鄉村治理效能

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中，社會組織是每個社會成員權利維護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謬爾?亨廷頓指出:“組織是通往政治權力之路，也是穩定的基礎，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公民有組織地參與政治是現代社會政治發展的一個趨向。”[4]故可知，組織是一個群體權利的保障，它可以提高群體在社會規則中的談判地位，強化農民與政府、社會的對話權能。而且鄉村公民通過組織可以獲取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提高經濟技能和塑造現代文明規范。因此，政府應積極鼓勵和支持農民創建和參與組織，這樣的組織可以是政治層面的、也可是經濟層面的，亦可是文化層面的，最大限度地把農民組織起來。通過組織，使農民擁有實現權利的組織載體，這不僅可以增強其作為一個社會群體主張權利的“話語權”，也可以在“鄉政”和“村治”之間架構有效的溝通渠道。國內學者何慧麗教授在河南蘭考進行的鄉村建設實驗中積極創新農村文化組織并取得一定成績，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組織提升農民現代性的效能。

四、小結

毫無疑問，在現代化進程中，農村人口會進一步向城市集中，城鄉差別會有所擴大，鄉村的“相對被剝奪地位”也不可能很快改變。但城市的發展不能以鄉村的衰敗為代價，中國的發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還必須有“綠色的崛起”，即鄉村的發展和穩定。

參考文獻：

[1]徐勇.掙脫土地束縛之后的鄉村困境及應對――農村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的一項相關性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0(2).

[2] 韋林珍,鐘海.農民工政治文化的嬗變與和諧社會構建[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3).

篇(6)

新公共管理和社區媒體

新公共管理對政府、企業和公民的角色進行了新的定位，集中體現為兩種路徑：一是奧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徑，二是登哈特夫婦提出的“新公共服務”路徑。企業化政府是“政府再造”的重要特征，強調政府經濟、效率和效能的提高。“新公共服務”則是對前者的反思與超越，著重于公共利益、民主治理和公民參與。這兩種理論在討論政府與社會關系時都引入了“企業”“中介組織”，以及“開辟新的對話和討論渠道”等第三方組織概念。事實上，伴隨著政府和公共部門的改革，基于新公共管理基礎上的新一輪政府職能改革，也急需第三方組織出面，在政府與社會之間起到穩定器、鏈接者和展示平臺的作用。而在近年大量涌現出的各種非政府組織中，脫胎于大眾傳播時代都市報母體單位、又與基層街區政府職能改革緊密嫁接的新型社區化媒體，因其在波浪式大幅度向前推進我國新一輪政府職能改革中起到獨特的展示平臺、連接紐帶和三角穩固的作用，儼然已成為功能高于任何私營或市場化NGO（非政府組織）的、具有公信力和凝聚力的新型第三方組織。

縱觀近年來國內外媒介發展現狀，移動互聯與自媒體興起，使傳統媒體的社會監督、公共利器等功能加快萎縮，這已是不爭事實。取而代之的是，不少都市媒體已經或正在向媒介服務業快速轉變。正如多年前都市化媒體的產生一樣，在一片紙媒衰亡聲中，以購買服務和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為主的媒介社區化競爭浪潮，又一次悄然到來。自2013年以來，筆者先后對我國北京、天津、山東、河北、河南、廣東、上海等地傳統媒體做了調研后發現：至少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傳統紙媒改革似乎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政府買斷的黨媒公益化，二是以購買社會服務為主的媒介社區服務化。

媒介社區服務化，導致了社區媒介服務單位的誕生，完成了社區治理和傳統紙媒的創新結合。媒介傳播的功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回歸與適時擴大，而不是異化。從這個角度，媒介社區化所反映的理論內核，與傳統權威的新聞價值理論并不矛盾。通信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空前變革，使當今受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更加便捷、愿望更加強烈，兩者一經結合，便使傳統媒介在客觀上強化、彰顯和復歸了新聞價值理論中關于貼近、服務等部分的內容（其中公共監督功能，很大程度上被自媒體取代）。媒介社區化產生了各類社區媒介，包括廣播、電視等在內的各類傳統媒介都在借助移動互聯等手段，實施進駐社區、終端營銷的大量實踐。社區報應運而生，這種針對特定區域的小眾讀者的（免費）紙媒，已在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存在百年，只是近10年來才伴隨著上述變革，被我國結合實際嫁接新生。社區報在中國的興起，是傳統媒體應對我國城市化快速布局和新媒體發展的自我變革，更是媒介技術與社區治理的現實需要，在信息化和后工業時代的自然融合，也是我國政府在基層管理創新實踐上的必然需求，是未來基于全球化、信息共享和充分交流后，務實的、科學的政府治理觀在當今時代的自然選擇。

2013年5月22日，在繼上海和廣東等先發地區創新實驗后，合肥報業傳媒集團旗下《合肥晚報》，推出了安徽省也是整個中東部地區除上海外第一張專業社區報《濱湖新聞》。在這一年的時間里，《合肥晚報》先后創辦了11張社區報，并力爭年內完成15張的布局任務。通過對該地11份社區報的文本分析，筆者認為，合肥地區社區報在一年之內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除了團隊的創新和苦干外，更在于他們對于社區媒體與基層政府管理創新之間關系的理解和嘗試。為了更好地闡述社區媒體對創新社區管理的積極作用，筆者以《合肥晚報》創辦的社區報為例，從以下兩個方面做具體分析。

“社區再造”中的社區媒體

奧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徑，強調對公民、社團組織、社區組織授權，建議從官僚層級制政府改革為參與及團隊合作的分權的政府，建立通過市場杠桿進行改革的市場導向的政府等。即對公共體制和公共組織進行根本性的轉型，以大幅度提高組織效能、效率、適應性以及創新的能力，并通過變革組織目標、組織激勵、責任機制、權力結構以及組織文化來完成這種轉型過程。

社區報運行模式與辦報理念。《新聞晨報》《珠江時報》《合肥晚報》等開辦的與真正街區合作、扎根基層的系列社區報，目前無論從肇始時間，還是從經營規模上，都集中代表了我國新型社區媒體的典范（筆者認為其他各大中城市都市媒體的所謂社區報或社區版，都是傳統都市媒體的變種，而并非專業的社區媒體）。考察這幾家社區報可知：他們最典型的運作模式就是與基層政府合作。雖然其中有少量社區報與部分企業通過贊助資金的形式開展，但這些企業不與報紙在運營上發生直接關系。各家社區報負責人的共同看法，是必須保證社區報內容的最終話語權在基層政府中。他們認為，社區媒體中的商業贊助，雖可能在短期內產生微薄效益，但最終也是最安全的生命模式還是背靠基層政府。目前經驗也已證明，與政府牽手可以做得更好，包括在辦報理念上，不少基層政府負責人開始時還習慣性地按照傳統報紙的做法來定位社區報，但做著做著，他們自己主動轉變了觀念。一些街道書記甚至坦誠表示：不要報道我們，要更多報道老百姓生活，讓他們參與社區自治。

研究得知，各家社區報在與街區政府合辦過程中，都秉承服務原則。報紙的直接經營者把社區報嚴格限定為非新聞紙，少數負責人甚至認為，現在的新聞哪還需要報紙傳播？尤其是作為周報的社區報，在傳播新聞上已不是強項。大家將社 區報定位為“關系紙”“鏈接紙”，明確其為政府與社會、居民之間建立聯系的服務和中介功能，一張社區紙，把社區里人們的情感、需要和服務很貼近地鏈接起來。

借助媒體優勢，提高管理效率。一是受眾細分，有效傳播。以《合肥晚報》為例，自2013年推出《濱湖新聞》《北城新聞》《老城新聞》等社區報以來，該報就利用社區報的高滲透率，信息傳播的高貼近性，解讀服務政策，反映百姓心聲，進行輿論引導，有效暢通了居民與政府的溝通渠道，促進和加強了社區和諧建設。比如《老城新聞》曾對該市廬陽區推出的“一線為民工作法”做了跟蹤報道，使群眾對此有了深入了解，一些民生問題得到解決，政府形象也得到了提升。

二是整合資源，優化服務。一些謀求社區服務轉型的傳統媒體認為，政府基本行政事務之外的更多社會服務，理應交由第三方組織負責，由社會組織來整合各種服務資源。比如家庭緊急開鎖，以往“牛皮癬”廣告鋪天蓋地，老百姓不放心，政府很頭疼，一家社區媒體就通過引入政府主管、統一認證的辦法，拓展了經營空間，優化了政府服務。

三是與時俱進，搭建平臺。《合肥晚報》《珠江時報》等專業社區報還從紙上到線下，通過廣泛建設居民議事廳等，積極開辟對話渠道，幫助政府構建良好社區關系，擴大了居民表達權，發揚了社區民主。議事廳設在社區編輯部里，有專門編輯記者接待，傾聽百姓心聲，紙上成為社區報品牌欄目，線下也成為城市街區外宣的亮麗品牌。

“新公共服務”中的社區媒體

登哈特夫婦提出的“新公共服務”路徑，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積極參與，提倡實行“以公民為導向”的政府管理。

貼近服務。當前國內專業社區報都把“承擔服務”當作自己的定位，強調“歸屬性和認同感”，這與社區建設中的“對人的關懷，變管理為服務”理念相契合。此外，社區報作為紙媒還可以發揮自身的傳播優勢，不僅將服務以新的方式傳播，拓展服務的范圍和公民的意識，而且能夠整合各方資源。比如《合肥晚報》社區報在采編構架中規定，讀者不僅是讀者，也是作者；在自我定位中明確，社區報不僅是新聞紙，更是互動紙、關系紙；在甄選內容中，不僅要當社區“消息樹”，更要當居民“百事通”。所以，社區報里類似“轄區大媽帶你逛菜場”這樣的內容幾乎占據了全部的篇幅。

公民參與。公民參與是指公民主動參與到社區管理中，進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從而實現增進鄰里關系和管理身邊事務的兩大目的。《合肥晚報》社區報一年多實踐以來，共舉辦了各類不同規模的活動200多場，如“社區狂歡節”“幫客志愿者”“社區植樹節”“相親交友會”等，促進了鄰里互動，拉近了媒體、政府與百姓之間的距離，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社區報還主動承擔責任，組織居民對社區事務開展多種形式的“參政議政”，比如長豐縣下轄的《北城新聞》就曾通過舉辦“美好鄉村請你回家看”活動，征求居民對社區建設的看法意見；同時，大量的以居民為主體組成的市民記者隊伍，更是讓社區報充分發揮了鏈接和調動居民的功能，社區民眾直接成為報紙“主角”，真正實現了主動融入；大量的社區志愿者隊伍諸如“合肥幫客”組織在社區報平臺的凝聚和建設，甚至受到了團中央和安徽省文明辦的高度重視，成為合肥一景，《中國青年報》曾報道這種社區自助模式，認為其對構建人們精神家園、建設和諧社會等大有裨益。

在新社區管理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社區（街道）與公民、與社會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不少專家學者已意識到傳統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已經呈現出各種弊端，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社會發展，單位制瓦解，鄰里關系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普遍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社區服務機構自身性質、組織結構、運營模式等方面的局限。另外，社區事務本身又極其繁雜瑣碎，觸及各方利益，難以面面俱到，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社區報為主體的社區媒體參與社區管理創新，是社區管理主體多元化、社區民主化的必然趨勢和良好呈現。就目前國內社區媒體的定位和發展現狀來說，社區報作為社區媒體對社區建設和基層政府管理創新等具有重要作用和現實意義。近年來中國社區媒體的興起，不僅僅是傳統紙媒應對危機、尋求自我轉型發展的探索創新，從本質上看更是政府改革、社會治理大背景下，政府與社會尋求溝通之道的必然產物。社區媒介不僅與“對人的關懷，變管理為服務”的社區管理理念相契合，還彌補了社區建設和管理中的不足，增添了社區活力，提高了人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此外，在紙媒唱衰、媒體格局大變的今天，社區媒體與社會管理創新或社區管理的結合可以說是一種共贏，也給公共管理和傳媒發展提供了一種嶄新的途徑與思考。

作者朱杲系《合肥晚報》編委、

篇(7)

這些年來，中央對社會管理始終高度重視，尤其是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論述，更規劃了鮮明的路徑、明確了具體的要求。作為“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長沙的城市國際化進程、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經濟利益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特別是去年長沙被列為全國35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城市之一，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更加緊迫。結合人口計生工作實踐，就如何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談幾點思考。

要注重人口問題，把準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著眼點

人口是社會最基本的組成要素。人口問題既是影響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的基本問題，也是關系社會發展和諧和穩定的核心問題。因此，我們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必須把人口問題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是要把人口形勢作為決策基礎。分析當期長沙人口發展形勢，從人口數量來看，雖然低生育水平保持穩定，但人口基數、人口規模不小，低增長率、高增長量并存的趨勢仍將長期存在；從人口素質來看，身體健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思想道德素質都有待提高，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化的過程仍將比較漫長：從人口結構來看，出生性別比偏高、人口老年化加劇等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問題，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的壓力仍將繼續加大；從人口分布來看，由于工業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產業之間流動日益頻繁，人口分布失衡對城市承載能力、城市生活秩序的壓力仍將繼續加劇。歷史經驗證明，人口數量的多少、人口素質的高低、人口結構的優劣、人口分布的均衡與否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所以，我們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必須立足長沙的人口發展形勢，這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之所在，也是黨委政府決策的基礎之所在。

二是要把人口管理作為改革重點。作為社會建設的關鍵環節，社會管理不僅要以人口管理為基礎，最終也要靠人口管理來實現。當前，長沙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思想意識形態多樣化、經濟成分構成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等帶來了一系列勞動就業的問題、社會保障的問題、治安管理的問題等等，必將給社會管理帶來嚴峻挑戰。尤其是我們正處于“兩型”社會建設、城鄉一體化建設、城市國際化建設的推進階段，由于人口流動規模日益加大、頻率日益加劇，產生的新情況、新問題也將越來越多。如何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關鍵還是要落實到人口的管理上。但人口問題的解決不能單純地依靠人口手段，需要創新方式方法，更多地依靠社會、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手段。所以，如何進一步強化和優化人口管理，是我們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重點問題。

三是要把人口需求作為根本目標。社會管理的基礎是人口管理，社會管理的目標是服務人口。沒有社會公共服務，就沒有社會管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在滿足基本需求的同時發展需求、個性需求日益提高、日趨多元，這對社會管理而言，既是新的目標，也是新的要求。只有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才能不斷增強全社會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創造力，才能更加有效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所以，我們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必須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在服務中實施管理，在管理中體現服務，使人民群眾在社會生活中切實感受到權益得到保障、秩序安全有序、心情更加舒暢。要加強信息建設，把準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著力點

當前，社會管理環境從靜態封閉走向動態開放、社會管理對象從“單位人”轉為“社會人”、社會管理領域從現實社會延至虛擬社會，單靠傳統手段難以實施有效的社會管理。所以，掌握信息化、應用信息化，不僅是當前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當前提升社會管理水平的必然選擇。

一是要確保信息網絡的全面性。關鍵是要做到信息覆蓋到全員、聯通到部門、延伸到基層，構建覆蓋城鄉每一個部位和社會每一個人口的社會管理信息網絡體系。一方面要通過開展人口數據采集、錄入和清理工作，建立一個全面、統一、完整的全員人口信息體系，為宏觀決策、經濟發展、社會管理提供人口數據支撐。另一方面要加強科學規劃、高位布局，加強信息共享、資源整合，建立一個融公安、民政、教育、衛生、計生、勞動、工商等社會管理職能于一體的社會管理綜合信息平臺，做到部門之間、行業之間管理聯動、協作互動。同時，要切實加強信息網絡向基層，特別是向社區(村)的延伸和拓展，實現信息網絡覆蓋到城鄉的每一個院落、每一個村落、每一個角落，努力為基層社會管理提供有效的平臺和載體。

二是要確保信息手段的實效性。實現社會管理效能的提高和水平的提升，不僅需要健全的信息網絡。也需要管用的信息手段。社會管理的現實需求是信息建設的目標導向。所以，我們在加強和創新以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利益關系，保障群眾權益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管理工作中，必須始終著眼于滿足公眾需求、推動事業發展、優化部門工作，改革工作方式，創新信息手段。以政府門戶網站“一站式”服務為龍頭，全面推行網上受理、網上審批、網上辦公，進一步簡化行政程序、降低行政成本、優化行政效能；以社會信息化應用工程為重點，加快推進科技教育、人口計生、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災害救援指揮、疫情預警預報以及社區服務管理等領域信息化建設；以便民系統建設為基礎，努力構建城鄉一體、惠及全民的數字化民生服務體系，實現信息資源由部門業務數據到社會綜合效益的轉變。

三是要確保信息隊伍的專業性。沒有高素質的信息隊伍，就不可能有高效能的社會管理。所以，建設一支專業化的社會管理信息隊伍，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基礎和重要保障。要立足社會管理發展要求，結合社會管理崗位實際，積極探索創新。優化課程設置，不斷完善教育培養培訓體系，努力提升信息隊伍的專業水平和管理能力；要推行職業資格準入管理，按照標準規范崗位設置，不斷完善人才管理使用機制，努力推進信息隊伍的職業化建設；同時，要加大工作考核力度，發揮激勵機制作用，努力做到用事業激勵人、用關愛溫暖人、用待遇慰勉人，不斷增強隊伍的成就感、幸福感、歸屬感，不斷提高隊伍的凝聚力、戰斗力、創造力。

要夯實基層基礎，把準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著腳點

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根本在于抓好基層基礎，做到夯實基層組織，壯大基層力量，整合基層資源，強化基礎工作。

一是要推進社區主導管理。社區管理不僅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管理的基礎環節。可以說，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關鍵在于加強和創新社區管理。所以，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過程中，我們要通過加強部門聯合，資源整合和政策聚合，加大人財物的支援、支持和支配力度，進一步完善社區功能、挖掘社區潛能，強化社區管理職責、提升社區服務能力，實現社區人力資源的有效整合、信息資源的有效共享、組織資源的有效優化，充分發揮社區在人口管理、促進就業、維護治安、居家養老、基層文化、科普教育和醫療服務等方面的基礎平臺作用，努力為社會管理的深入推進和全面強化提供堅實的支撐。

二是要推進部門聯動管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既是一項全局工作，又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涵蓋各行各業，任何一級政府、任何一個部門都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必須堅持綜合施治、整體聯動。我們必須充分發揮黨委、政府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社會管理部門的職能作用，切實增強大局意識，嚴格落實部門職責，既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又協調配合、協同管理，努力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聯動。統籌協調、密切配合、齊抓共管的社會管理綜合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