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的理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政府規制 可競爭市場前沿理論

一、規制經濟學的起源

規制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步發展并在實證領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門學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或社會公共機構如何依據一定的規則對市場微觀經濟體進行社會或經濟干預管理，具體指規制機構以自然壟斷規制和市場進退規制為主要手段，對企業的進入、退出、產品的價格、服務的質量等方面進行干預。 規制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制俘虜理論、新規制經濟理論、激勵性規制理論等。本文擬就規制理論的演進進行簡要的概述，力圖使人們對規制理論的發展脈絡和前景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為構建根植于中國市場經濟的規制經濟學理論上的準備。

二、公共利益規制理論

公共利益規制理論是規制理論的最初理由，在規制理論領域居于正統地位。該理論認為，規制發生的原因是存在著市場失靈，涉及自然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對市場規制具有經濟學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種作實證理論的規范分析(a normative analysis as a 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納，1974)。該理論把政府對市場的規制看成政府對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應，它包含著這樣一個理論假設，即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導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規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規則，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規制的企業對價格進行壟斷或者對消費者濫用權力，并假定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眾對市場做出無成本的，有效的計算，使市場規制過程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維斯庫斯(1992)提出自然壟斷的永久性理論和短暫性理論，認為應當動態的對待自然壟斷產業的規制。

但是，公共利益規制理論還存在許多缺陷。1、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范分析的前提是對潛在社會凈福利的追求，然而卻沒有說明對社會凈福利的追求是怎樣進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規制并不必然與外部經濟或外部不經濟的出現或與壟斷市場結構有關(波斯納，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蘭德(1962)的研究表明，規制僅有微小的導致價格下降的效應。

三、規制俘獲理論

該理論認為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規制的供給是應產業對規制的需求(立法者被產業俘獲)，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規制機構逐漸被產業控制(規制者被產業俘獲)。

它是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發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們認為：政府的基礎性資源是強制權，它能使社會福利在不同人之間進行轉移；規制的參與雙方都是理性的，通過選擇行為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規制的供給與利益集團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適應，通過規制，利益集團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經典論文《經濟規制論》首次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規制的產生，將規制看成經濟系統的一個內生變量，由規制的需求和供給聯合決定。

佩爾茲曼(1976)進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論，他證明了最優規制價格處于利潤為零時的競爭性價格與產業利潤最大化的壟斷價格之間。立法者、規制者不會將價格定為使產業利潤最大化得以實現的價格。最有可能被規制的產業是那些或具有相對競爭性或具有相對壟斷性的產業。在競爭性產業中生產者將從規制中大量獲益；而在壟斷產業規制中消費者將從規制中獲益。

利益集團規制理論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的公共利益范式，將經濟人假設引入到對政治家的分析中，將規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貼近現實，也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四、新規制經濟理論

麥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對規制經濟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構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規制經濟理論。他認為，規制機構利用規制手段保持規制企業的壟斷地位的目的在于設立一個租金，以便讓規制企業來奪取這個租金，通過這種方式，規制機構希望從企業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報。由此可見，規制為規制機構創造了尋租的場所，其實質就是創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豐、泰若爾以信息不對稱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論作為分析前提，正式將新規制經濟理論融入到主流規制經濟學中，該理論主要有兩點突破，一是引進信息不對稱，建立起規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變了傳統規制理論只注重需求方，而將供給方作為“黑箱”處理的缺陷。他們認為，對規制收買的正確分析必須考慮信息的不對稱，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受規制企業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沒有影響規制的激勵。在拉豐，泰勒爾看來規制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不應批判是否存在規制俘獲的威脅，而是如何針對規制俘獲設計一套相應的規制機制，以減少或避免規制機構被規制俘獲的可能。

五、激勵性規制經濟理論

在litterchfld(1983)等經濟學家的努力下，20世紀80年代激勵性規制實踐在英國開始產生，90年代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得到廣泛應用。80年代中期開始，Baron和Myerson(1982)將微觀經濟學理論中的新理論，新方法引入規制理論，規制經濟學在委托一一理論，機制設計理論(mechanism design theory)和引入信息經濟學(information 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將激勵理論和博弈論應用于激勵規制理論分析后，規制經濟學達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峰。

在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下，以刻畫最優規制為目的，設計激勵機制。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使現有運營商充分考慮其成本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通常被稱為以業績為基礎的激勵規制。其次，賦予運營商更多確定收費服務的自由度，從而使運營商更加趨于商業原則經營。這種價格更接近拉姆士價格結構。激勵性規制經濟理論主要內容包括特許投標理論、可競爭市場理論、區域間比較競爭理論價、格上限規制理論等。

篇(2)

規制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步發展并在實證領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門學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或社會公共機構如何依據一定的規則對市場微觀經濟體進行社會或經濟干預管理，具體指規制機構以自然壟斷規制和市場進退規制為主要手段，對企業的進入、退出、產品的價格、服務的質量等方面進行干預。規制經濟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制俘虜理論、新規制經濟理論、激勵性規制理論等。本文擬就規制理論的演進進行簡要的概述，力圖使人們對規制理論的發展脈絡和前景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為構建根植于中國市場經濟的規制經濟學理論上的準備。

二、公共利益規制理論

公共利益規制理論是規制理論的最初理由，在規制理論領域居于正統地位。該理論認為，規制發生的原因是存在著市場失靈，涉及自然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對市場規制具有經濟學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種作實證理論的規范分析(anormativeanalysisasa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納，1974)。該理論把政府對市場的規制看成政府對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應，它包含著這樣一個理論假設，即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導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規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規則，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規制的企業對價格進行壟斷或者對消費者濫用權力，并假定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眾對市場做出無成本的，有效的計算，使市場規制過程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維斯庫斯(1992)提出自然壟斷的永久性理論和短暫性理論，認為應當動態的對待自然壟斷產業的規制。

但是，公共利益規制理論還存在許多缺陷。1、公共利益規制理論規范分析的前提是對潛在社會凈福利的追求，然而卻沒有說明對社會凈福利的追求是怎樣進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規制并不必然與外部經濟或外部不經濟的出現或與壟斷市場結構有關(波斯納，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蘭德(1962)的研究表明，規制僅有微小的導致價格下降的效應。

三、規制俘獲理論

該理論認為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規制的供給是應產業對規制的需求(立法者被產業俘獲)，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規制機構逐漸被產業控制(規制者被產業俘獲)。

它是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發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們認為：政府的基礎性資源是強制權，它能使社會福利在不同人之間進行轉移；規制的參與雙方都是理性的，通過選擇行為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規制的供給與利益集團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適應，通過規制，利益集團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經典論文《經濟規制論》首次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規制的產生，將規制看成經濟系統的一個內生變量，由規制的需求和供給聯合決定。

佩爾茲曼(1976)進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論，他證明了最優規制價格處于利潤為零時的競爭性價格與產業利潤最大化的壟斷價格之間。立法者、規制者不會將價格定為使產業利潤最大化得以實現的價格。最有可能被規制的產業是那些或具有相對競爭性或具有相對壟斷性的產業。在競爭性產業中生產者將從規制中大量獲益；而在壟斷產業規制中消費者將從規制中獲益。

利益集團規制理論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規制理論的公共利益范式，將經濟人假設引入到對政治家的分析中，將規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貼近現實，也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四、新規制經濟理論

麥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對規制經濟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構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規制經濟理論。他認為，規制機構利用規制手段保持規制企業的壟斷地位的目的在于設立一個租金，以便讓規制企業來奪取這個租金，通過這種方式，規制機構希望從企業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報。由此可見，規制為規制機構創造了尋租的場所，其實質就是創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豐、泰若爾以信息不對稱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論作為分析前提，正式將新規制經濟理論融入到主流規制經濟學中，該理論主要有兩點突破，一是引進信息不對稱，建立起規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變了傳統規制理論只注重需求方，而將供給方作為“黑箱”處理的缺陷。他們認為，對規制收買的正確分析必須考慮信息的不對稱，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受規制企業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沒有影響規制的激勵。在拉豐，泰勒爾看來規制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不應批判是否存在規制俘獲的威脅，而是如何針對規制俘獲設計一套相應的規制機制，以減少或避免規制機構被規制俘獲的可能。

五、激勵性規制經濟理論

在litterchfld(1983)等經濟學家的努力下，20世紀80年代激勵性規制實踐在英國開始產生，90年代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得到廣泛應用。80年代中期開始，Baron和Myerson(1982)將微觀經濟學理論中的新理論，新方法引入規制理論，規制經濟學在委托一一理論，機制設計理論(mechanismdesigntheory)和引入信息經濟學(information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將激勵理論和博弈論應用于激勵規制理論分析后，規制經濟學達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峰。

在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下，以刻畫最優規制為目的，設計激勵機制。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使現有運營商充分考慮其成本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通常被稱為以業績為基礎的激勵規制。其次，賦予運營商更多確定收費服務的自由度，從而使運營商更加趨于商業原則經營。這種價格更接近拉姆士價格結構。激勵性規制經濟理論主要內容包括特許投標理論、可競爭市場理論、區域間比較競爭理論價、格上限規制理論等。

篇(3)

人們說這頭牛值10馬居特，這個奴隸值15馬居特，那個玻璃項鏈值2馬居特……，而實際上這些物品都是互相直接交換的。”歐洲大陸的貨幣制度也很早就表現出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的分離性。金德爾伯格指出：“記賬貨幣的計算并不需要有真正的硬幣，就像人們不需要用尺子來計算距離一樣。很早的時候，鎊和先令是用來給商品定價的，鑄成的硬幣僅銀便士而已。在比較不同硬幣的價值時，貨幣的記賬單位作為貨幣的貨幣就顯得格外重要了。在18世紀的米蘭，流通于市面的硬幣多達50種。要處理好這種局面，只有使它們相等于一個抽象的、甚至是想象的單位，如利弗或里拉。”然而金融史上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的分離只是一些偶然事件，以至于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認為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的結合是理所當然的。不過，隨著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貨幣和證券化的發展有可能使新貨幣經濟學的理論構想走向現實。

一、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魅力所在——支付體系中性

新貨幣經濟學者認為在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支付體系里，不會再有因貨幣供求失衡引起的宏觀經濟波動，這正如薩伊所說的“供給創造對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說，支付體系是中性的，銀行和個人的支付與交易清算活動不影響作為記賬單位的任何資產或資產組合的購買力，不影響一般價格水平。

法馬(Fama，1980)認為在這種支付體系里，莫迪利安尼—米勒的純財務決策無關性定理同樣適用于銀行：“銀行代表存款人持有資產組合，因為它可以更有效地維持支付體系。……但銀行只是存款的被動供給者，銀行體系在價格決定及實際經濟活動中至多只是被動的影響因素。”我們下面把新貨幣經濟學的支付體系與傳統的金本位制度相對照，以理解法馬所描述的這種支付中性。

在金本位制下，記賬單位是金，法律規定1個貨幣單位(如1美元)的含金量，一般價格水平的決定可簡單表示為：P=$／CPI消費品組合：($／單位量黃金)X(單位量黃金／CPI消費品組合)。其中，CPI消費品組合表示計算消費物價指數的消費品組合；($／單位量黃金)表示單位量黃金(如一盎司)是多少美元，它是法律規定的；(單位量黃金／CPI消費品組合)表示黃金與構成消費物價指數的商品組合之間的相對價格，即一個消費物價指數商品組合相當于多少黃金。在金本位制下黃金既是記賬單位，又充當一般等價物。也就是說，黃金作為基礎貨幣，充當銀行同業清算手段，它同時也直接用作交換媒介(金幣可以直接流通)。銀行為了保證其票據兌現，必須自己持有一部分黃金儲備。這樣，銀行的儲備選擇行為會影響作為記賬單位的黃金的需求，會影響黃金與其他商品的價格(單位量黃金／CPI消費物價組合)，從而也會影響名義價格水平。

法馬認為作為記賬單位的物品可以是任意的，如石油或鋼鐵都可直接用作記賬單位，即一般價格水平也可以由一個CPI消費品組合等于多少升石油或多少公斤鋼鐵(P=石油單位數／CPI消費品組合)來定義。格林菲爾德和伊格爾(Greenfield&Yeager，1983)更設想創造一個特別的新記賬單位，使得它與實際用于交換媒介的任何商品分離。他們把這種抽象的記賬單位稱為“Valun”，為了使一般價格水平具有穩定性，Valun被定義為由大量標準商品的特定數量組成。一般價格水平由Valun與CPI消費品組合的相對價格決定，即P=Valun單位數／CPI消費品組合。雖然只有在Valun的組成與CPI消費品組合完全一致時，一般價格水平才會完全穩定(為1)，但格林菲爾德和伊格爾注意到，由于大數定律，以商品組合(Valun)為單位的價格水平比以任何單個商品如金為單位的價格水平更為穩定。格林菲爾德和伊格爾設想作為記賬單位的Valun并不充當交換媒介。銀行可以用它或交易對手認為的最合適的任何資產，作為兌現其存款賬戶或銀行票據、支付同業債務的工具，如土豆或金等。1單位的銀行票據代表對1單位Valun的求償權，但銀行可以用任何資產兌現其發行的銀行票據。用這些資產兌現銀行票據時的兌換率(如1單位銀行票據兌換多少單位的土豆)是隨時變化的，以補償該資產(土豆)與Valun商品組合間相對價格(土豆單位／Valun商品組合)的變化，從而使銀行票據的價值(單位銀行票據／Valun組合)不變，即(單位銀行票據／土豆單位)?(土豆單位／Valun組合)：(單位銀行票據／Valun組合)不變。因此，在新貨幣經濟學的世界里，即使在金被用作交換媒介的情況下，也與金本位制存在本質的區別：1單位銀行票據兌換的金是變化的，它反映著金與記賬單位Valun組合中商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而金本位制下，由于金同時又是記賬單位(一般等價物)，1單位銀行票據兌換的金是固定的。

可見，在新貨幣經濟學設想的這種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支付體系中，銀行的儲備行為并不會影響一般價格水平(銀行票據的價值，即購買1單位CPI消費品組合需要多少單位銀行票據，亦即CPI消費品組合與記賬單位Valun商品組合的相對價格)。如果銀行以土豆作為儲備資產，它對土豆需求的變化影響土豆的價值(即土豆與Valun商品組合間相對價格)，從而會引起土豆兌換率的變化，但如上所述，銀行的這種儲備調整行為并不影響銀行票據的價值(即單位銀行票據／Valun組合)。這就是上面法馬所說的銀行體系“在決定價格和真實經濟活動中至多只是被動的影響因素”的含義。

在金本位或法定貨幣本位下，一個封閉經濟里如果發生對基礎貨幣(本位貨幣)的需求或供給發生變化，一般價格水平(貨幣的購買力)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經過一般商品和勞務名義價格的較長時間調整過程才能實現。為此，費雪爾(Fisher，1926)曾設想通過調整政府規定的單位貨幣(1美元)的含金量，從而免除一般商品勞務名義價格的長期調整過程。而在新貨幣經濟學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相分離的支付體系里，對用作交換媒介的某種資產的過量需求或供給，可以隨時通過市場上這種資產與記賬單位Valun的各組成商品間的均衡價格的調整而消除，它并不影響一般價格水平。隨著用于交換媒介的資產的市場迅速出清，對其他資產(商品)的過量供給同時趨于零。因此，這種支付體系對于實質經濟活動來說是中性的，不會出現對交換媒介的過量需求引起總供給過剩、并最終導致實質經濟活動收縮的情形，而這種狀況可以說是存在基本貨幣(本位貨幣)的貨幣經濟里宏觀經濟波動的基本原因之一。換句話說，由于“貨幣”市場連續地趨于出清(即對任何用于交換媒介的資產的供給與需求連續地趨于均衡)，“薩伊定律”趨于成立。

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另一個優點：由于用作交換媒介的資產的價格(用Valun表示)具有靈活性，這消除了傳統部分準備金制下的銀行體系所面臨的擠兌風險。任何對用作交換媒介的資產需求的增加都不會導致銀行儲備的枯竭，而只是提高這種資產用Valun表示的價格，銀行可以用更少的該種資產來清償用Valun表示的負債。

二、實現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前提——一般均衡

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商品、金融資產和交換媒介的價格如何決定?商品的價格應以Valun為單位；銀行票據應以Valun計價，它們可能以低于或高于面值的價格交易；同樣，類似于共同基金的交易賬戶的余額也必須連續地用Valun定價。問題在于，現實中在根本不存在Valun(某種商品組合)的市場交易的情況下，如何以Valun為單位對商品、勞務、金融資產及交換媒介進行標價呢?現實中存在的是各種具體商品的市場，即各種商品(包括Valun組合中的各商品)、金融資產間的交易，為了得到各種商品和金融資產以Valun表示的價格，我們只能在所有單個市場都均衡，形成均衡價格后，才能計算出單個商品以Valun表示的價格。這就需要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中的拍賣機制，然而這種瓦爾拉斯拍賣者在現實世界中一般是不存在的。正如懷特(White，1984)指出的，在現實世界里，人們將用占主導地位(即交易最頻繁)的資產作為交換媒介，并以此作為記賬單位(價值尺度)對其他資產標價，以使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是否可以用特定品牌的銀行票據對一般商品進行標價呢?這時Valun商品組合的市場價格之和(以銀行票據表示)可能與定義銀行票據的Valun的價值發生偏離，即構成Valun組合的各商品的價格之和可能大于或小于1單位銀行票據(設1單位銀行票據定義為對1單位Valun的求償權)。當然套利可以使兩者最終趨于一致。然而，正如舒納德和威特克爾(Schnadt&Whittaker，1993)指出的，這一解決方案也會帶來另一問題：當1單位Valun的市場價格偏離于1時，銀行通過連續地調節兌換率以兌現其發行的銀行票據可能是“不可操作的”(inoperable)。

這種“不可操作性”的原因如下：為了維持確定適當的兌現率，銀行必須連續地觀察Valun與某種交換媒介(如土豆)的當前相對價格。但是，市場上各種資產都用銀行票據標價，并不直接存在土豆與Valun各組成商品的相對價格。因此，銀行必須連續地觀測所有組成Valun的資產(商品)的市場價格(以某種銀行票據標價)，以及用于兌現的某種資產(如土豆)的市場價格(同樣以這種銀行票據標價)，并據此連續地推算出這種交換媒介(土豆)與Valun組合的相對價格。假設經濟體系中最初出現如下需求狀態：對Valun組合中的某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從而使得加總的Valun的市場價格(以銀行票據標價)高于1，但這種需求變化并沒有影響到某種用作交換媒介的資產的市場價格(如土豆，同樣以這種銀行票據標價)。土豆與Valun商品組合的相對價格下降了。這樣，為了用土豆清償其票據(代表對一定量Valun的求償權)，銀行現在必須付出更多盎司的土豆。在這一過程中存在兩種套利機會。第一種套利機會利用Valun商品組合的價格之和與1的背離。如果Valun商品組合的價格之和高于1，套利戰略是將銀行票據以1從其他銀行(如用Valun商品兌現的銀行)提存，然后以市場價格賣出，這樣增加了市場上對Valun組合中商品的供給，從而使其市場價格有向下調整的壓力。這一種套利行為的結果是消除Valun商品組合的價格之和與1的背離。第二種套利機會是這樣一種動態調整過程：在第一期，根據對初始需求狀態的假設，市場上土豆的初始交易價格(以某種銀行票據標價)不變，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銀行已經調整了土豆作為交換媒介的兌換率，即單位銀行票據可以兌現更多的土豆，這樣產生了第二種套利機會。套利戰略是在市場上用土豆換取銀行票據，然后到銀行用票據換取更多的土豆。這種套利將增加市場上土豆的供給(減少土飯的需求)，從而使得市場上土豆價格下降。第二期，假定第一種套利速度比第二種套利速度慢，即在第二期Valun商品組合的市場價格變化不大。由于土豆市場價格的下降，銀行根據上述機制會進一步下調土豆作為交換媒介的兌換率，即進一步增加單位票據兌現土豆的數量。這又產生了新的第二種套利機會。第三期以后的套利機制與第二期一樣。這一動態過程的結果，在第二種套利速度大于第一種套利速度的前提下，銀行將連續地向下調整土豆的兌換率，用于兌現單位銀行票據的土豆數量將無限地上升，土豆的市場價格會無限地下降。因此銀行遲早會停止用土豆兌現其票據。這就是說，在以銀行票據對一般商品進行標價的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支付體系中，銀行可能入不敷出，因此不存在一個穩定的均衡點。

可見，“新貨幣經濟學”的記賬單位與交換媒介分離的支付體系設想必須建立在完善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基礎之上，需要存在一個類似于瓦爾拉斯拍賣者的定價機制使所有市場同時達到均衡。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新貨幣經濟學的理論構想是很難實現的，但不可否認，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正不斷縮短一般均衡的理論世界與現實的距離。

三、電子貨幣和證券化的發展不斷增強新貨幣經濟學理論構想的可行性

新貨幣經濟學設想交易通過同時借記和貸記某種形式的財富賬戶進行。法馬(1983)就曾以證券交易為例說明在一種“精密的記賬系統”中，可以避免“需求的雙重耦合”的矛盾。然而，懷特(1984)指出從以貨幣為交易媒介體系中自發產生“新貨幣經濟學”的支付體系必需滿足三個條件：(1)可贖型的內生貨幣(redeemableinsidemoney)的消失，即債權型支付工具(如支票存款)消失；(2)外生貨幣的消失；(3)用資產或資產組合而非外生貨幣對記賬單位進行再定義。

隨著貨幣市場基金型支付工具的發展，第一個條件是完全可以滿足的。貨幣市場基金是一種主要投資于流動性和安全性高的短期資產的共同基金，它建立在股權型合約基礎之上，這與傳統的銀行活期存款存在本質的區別。貨幣市場基金代表其投資者持有證券化的資產，并連續地進行盯市(markedtomarket)，能夠隨時按資產的市場價值調整其客戶賬戶的價值。近十多年來，美國貨幣市場基金發展迅猛，在1980年末，貨幣市場基金的資產只有764億美元，到了1998年末，它持有的資產達到3380億美元。在1996年8月，其資產總額曾經達到過8581億美元。由于貨幣市場基金的資產質量高、流動性強，客戶可據此簽發支票，其支付功能迅速發展起來。皮洛夫(hlloff，1999)曾系統地比較了可以簽發支票的貨幣市場基金賬戶與銀行傳統的支票賬戶，發現貨幣市場基金提供支付服務時在安全性、便利性方面毫不遜色，而且客戶還能獲得一定的收益。可見，以股權合約為基礎的支付工具完全有能力取代傳統的以債務合約為基礎的支票存款賬戶。

第二個條件也可以滿足。在美國，目前法定貨幣只占交易媒介的1%且主要由家庭持有，在其他廣泛的商業活動領域，交易在并不需要法定貨幣的情況下也能順利進行。作者在另一項研究中指出，隨著零星交易的電子支付工具在經濟體系中的擴展和支付習慣的演變，這種交易媒介與記賬單位間的分離將進一步深入，現實的法定貨幣最終將失去存在的必要(尹恒，2002)。然而，從當前貨幣支付體系向賬戶交易體系的轉變將是一個緩慢的漸進過程。隨著運用證券化求償權進行的電子支付逐漸代替法定貨幣，法馬設想的賬戶交易體系會逐漸形成。在這一漸進的過程中，法定貨幣作為記賬單位的職能并不會受到損害。我們知道，盡管有些紙幣和硬幣不再承擔著交換媒介的職能，這些貨幣卻變成錢幣收藏家追逐的對象。在未來，隨著紙幣和硬幣逐漸變得稀少，社會對它們作為流通手段的需求已經消失，但這些貨幣仍然是錢幣收藏者所熱衷的收藏品，它們可能會作為有著正的相對價格的資產存在。在法定貨幣相對于其他資產存在確定的正相對價格(如作為一種有收藏價值的資產)的前提下，它充當記賬單位的職能不會受到威脅。因此，盡管法定貨幣不再充當交換媒介，在對它作為資產還存在某些需求時，其記賬單位的功能不會受到損害，一般價格水平還會得到適當的定義。這樣，在法定貨幣這種外生貨幣退出支付體系過程中，格利和肖(1960)的擔心就可能是多余的，他們曾指出外生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消失會導致價格水平無法錨定(anchorless)，或者對宏觀經濟產生劇烈的沖擊。

篇(4)

［關鍵詞］ 信息經濟學 理論體系 學科建設

信息經濟學(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一詞，起源于1959年馬爾薩克（J. Marschak）發表的《信息經濟學評論》。1961年，斯蒂格勒（G. J. Stigler）發表了題為《信息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載于《政治經濟學雜志》第69卷）的論文，使信息經濟學作為新興的學科進入了科學的殿堂[1]。信息經濟學既屬于經濟學領域，同時又是信息管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信息經濟學作為新興的信息管理學研究前沿領域，已經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是，信息經濟學尚處于發展階段，其理論體系和學科建設仍有待于拓展和完善。

經過國內外學者近50多年的初步探索，信息經濟學學科體系初步形成。隨著信息經濟理論研究的深入，構建科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已成為學術界普遍關注的一項課題。本文試圖以學術界目前對信息經濟學研究的反思為基礎，探討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研究領域的基本架構。

1 國內外信息經濟學領域研究現狀述評

1.1 國外信息經濟學領域研究現狀評述

20世紀2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奈特（F. H. Knight）發表《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2]一文，把企業的風險、利潤的不確定性、信息與市場競爭聯系起來，指出“信息是一種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種組織都參與信息活動且有大量投資用于信息活動。

1949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論文《社會中知識的利用》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對市場信息的不完全性質及其影響作了深刻論述，同時對傳統經濟理論中隱含的完全市場信息假設提出了挑戰[3]。

1959年，美國經濟學家馬爾薩克發表了《信息經濟學評論》,正式提出信息經濟學一詞，文中討論了信息的獲得使概率的后驗條件分布與先驗的分布有差別的問題，之后又研究了最優信息系統的評價和選擇問題。該文的發表標志著微觀信息經濟學的正式誕生[4]。

1961年，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勒發表的《信息經濟學》一文指出經濟行為主體掌握的初始經濟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這就決定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與價值以及信息對價格、工資和其它生產要素的影響[5]。

20世紀60年代，赫伯特?西蒙（H.A.Simon）、肯尼思?阿羅（K.Arrow）等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率先對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提出質疑[6]。70年代，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威廉?維克里（Willian Vickery）、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ss）、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pence）、杰克?赫什雷弗（J.Hirshleifer）、喬治?斯蒂格勒（G.J.Stigler）、格羅斯曼（Sanford Grossman）等歐美知名學者均從現實的制度安排和經濟實踐中發現，行為者擁有的信息不僅是不充分的，而且其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勻、不對稱的，而這將嚴重影響市場的運行效率并經常導致市場失靈。這一發現構成了不對稱信息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針對“信息不對稱”概念展開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正式興起。

隨著人們對信息在經濟活動中作用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馬克盧普的《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出版，對美國1958年的知識產業進行了統計測算。1977年，馬克?波拉特的《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7]。他將產業分成農業、工業、服務業、信息業，把信息部門分為第一信息部門（向市場提供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的企業所組成的部門）和第二信息部門（政府和企業內部提供信息服務的活動所組成的部門），通過產出與就業兩個方面，運用投入產出分析，對1967年美國的信息經濟的規模和結構作了詳盡的統計測算和數量分析。

從20世紀60年代初信息經濟學出現起，到80年代初信息經濟學被公認為止，信息經濟學得到長足的發展。

1976年，美國經濟學會在經濟學分類中正式列出信息經濟學，1979年首次召開了國際信息經濟學學術會議，1983年國際性學術雜志《信息經濟學和政策》正式創刊。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批信息經濟學教材，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蘭伯頓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經濟學與組織》、《信息經濟學的出現》等[7]，對信息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過程進行了系統的介紹。

80年代中期，隨著世界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及其影響的擴大，信息經濟學逐漸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傳播。我國學術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8]。

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研究與微觀信息經濟學有關的博奕論的學者， 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又授予了兩位信息經濟學家：英國劍橋大學的詹姆斯?莫里斯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威廉?維克里，這已表明微觀信息經濟學逐漸融入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成為經濟學最具發展前途的領域[9] 。

1.2 國內信息經濟學領域研究現狀評述

篇(5)

關鍵詞：企業理論；產權結構；比較研究

企業是社會經濟的細胞，是現代生產活動的基本組織形式。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遵循不同的思路研究企業問題，形成不同的企業理論。對二者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從不同的視角深化對企業制度的認識，為我國企業改革提供科學的理論支撐。

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

企業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生產問題的內容之一，生產的進行和效率的提高離不開生產組織形式的不斷創新。從微觀層次上看，這一矛盾運動過程表現為生產力的發展與企業制度的演變。

(一)企業的起源

馬克思以生產力發展為基本線索來說明企業的起源。他認為，企業的產生源于生產力發展而導致的社會分工和協作。社會分工包含兩個層次：一是社會各產業之間的分工，這是宏觀層次上的分工。二是生產某一產品之間的分工，這是微觀層次上的分工，與企業的產生相聯系的社會分工是微觀層次上的分工。社會分工的發展，首先使生產者彼此獨立，每個生產者只是專門生產一個產品的某個部分。這種分工使生產專業化、工具專門化，從而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整體的生產效率。但分工使生產者彼此獨立并不能完成整個產品的生產，在分工的基礎上還必須使彼此獨立的生產者之間形成密切的協作關系，只有分工與協作的統一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化生產。這就需要有一種生產組織形式，企業就是因分工與協作的需要而產生的生產組織形式，它既形成了分工，又實現協作。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時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馬克思這里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就是企業生產的起點。因為企業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組織形式。分工與協作生產的客觀要求產生了企業這一生產組織形式。同時，企業的出現又實現分工與協作的統一。社會化生產的要求與企業這一生產組織形式的出現，形成生產力發展與生產組織形式發展的良性循環，生產力因有企業這一生產組織形式而不斷得到發展，企業也隨著生產力發展而不斷向其高級形態演進。

(二)企業的性質和功能

馬克思認為，企業的基本性質和功能是進行財富的生產，并能利用分工、協作及由此帶來的多方面好處進行生產。企業是因社會生產需要出現的，不進行生產的組織就不是企業。當然，這是就企業的最初形式而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企業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企業不再局限于只生產物質產品，從事流通和提供服務的經濟組織也被納入企業范疇，但這并沒改變對企業性質和功能的定位，而只是其性質和功能內涵的進一步擴大。

從生產角度來定位企業的性質和功能，是對企業本身屬性的界定。企業的這一性質和功能不會因為企業的經濟性質不同而改變，無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還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企業本身的性質和功能都不會改變。馬克思對企業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企業本身的屬性，而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來研究企業理論。從生產力角度來研究的是企業本身的性質和功能，是關于企業的一般理論；從生產關系角度來研究的是企業的經濟性質，即企業的產權性質。企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制度，其經濟性質由產權結構的性質決定，不同的企業產權性質決定企業的不同經濟性質，體現不同的經濟關系。從生產力角度研究企業要解決的是這一組織怎樣提高生產效率，從生產關系角度研究企業要解決的是在不同條件下應建立怎樣的產權結構。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理論的這兩方面是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企業的生產效率受企業產權制度制約，企業產權制度的變化，從根本上說為了使企業發展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從這一意義來講，研究企業的產權制度最終要落實于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三)企業的產權結構

馬克思對企業產權結構的研究是從兩方面展開的：一是企業產權結構變化的原因；二是企業產權結構變化對企業發展帶來的影響。

第一，企業產權結構變化的原因。馬克思認為，企業產權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生產力發展對企業規模擴大的要求。當機器大工業在社會生產中確立主體地位后，企業就成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由于機器普遍應用于生產，使生產的技術條件得到徹底改變。隨著生產技術條件的進一步發展，企業規模也不斷擴大，企業發展需要的投資量也越來越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社會勞動組織本身，從而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要求生產大規模地進行，從而要求單個資本家預付大量貨幣資本。”企業規模的擴大，要求投入資本的最低限額隨之不斷提高，這使單個資本的能力難以滿足生產力發展這一要求。為解決企業擴大規模需要大量資本的問題，企業產權結構逐漸由單個業主的產權結構向股份制產權結構演變。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歷時較長范圍較廣的事業，要求在較長時間內預付較大量的貨幣資本。所以，這一類領域里的生產取決于單個資本家擁有的貨幣資本的界限。這個限制被信用制度和與此相聯的聯合經營(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馬克思遵循生產力發展——企業規模擴大——對單個資本數量要求提高，從而使企業產權結構也發生相應變化這一思路來揭示企業制度由低級向高級不斷演進的原因。從最初的單個業主制企業，發展為合伙制企業、工廠制企業、股份制(公司制)企業。馬克思關于生產力發展決定產權結構變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這里得到集中體現。

第二，企業產權結構變化對企業發展帶來的影響。馬克思認為，企業產權結構變化對企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首先，企業產權結構變化使企業規模的擴大突破單個資本數量的限制，從單一產權向多元產權變化，企業也從個人企業向社會企業轉變。馬克思指出：“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并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并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其次，企業產權結構變化使企業內部的各種關系趨于復雜化。因為產權結構變化，產權主體多元化，必然導致資本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資本所有者并不是資本使用者，而實際使用資本的，又不是資本的所有者。正如馬克思所說：“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所有者不直接經營和管理企業，經營者不是企業的所有者，企業的產權關系就必然涉及多個經濟主體，從而在企業中就出現委托關系。如何處理好企業中的產權關系及委托關系，成為現代企業發展必須要處理好的復雜而又重要的問題。

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

企業理論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科斯關于企業性質的理論、阿爾奇安的團隊生產理論及所有權與控制權理論最具影響力。

(一)科斯關于企業性質的理論

企業為什么存在?這是科斯的企業理論首先要回答的問題。科斯指出：“人們通常認為協作能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那么，為什么這樣的組織是必需的呢?為什么會存在‘自覺力量的小島’呢?在企業之外，價格變動決定生產，這是通過一系列市場交易來協調的。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伴隨著交易的復雜的市場結構被企業家所取代，企業家指揮生產。顯然，存在著協調生產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產是由價格機制調節的，生產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組織的情況下進行，面對這一事實，我們要問：組織為什么存在?”

科斯從現實世界出發，以現實世界中存在企業這一組織的客觀事實為依據，從理論上解釋在生產由價格機制來協調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什么會存在。科斯認為：“可以假定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科斯對企業性質的這一界定，要說明的是，在現實世界中，價格機制和企業這一組織(企業家)都具有協調功能。那么，為什么在有的情況下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協調，而在另外的情況下是由企業家來協調?對此，科斯把價格機制和企業組織這兩種協調方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認為，如果人們想要控制別人和指揮別人，他必須支付給別人多于這些人在價格機制下所能得到的報酬，目的是能指揮這些人。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在現實世界中，企業存在的目的是賺錢，而不只是付錢。企業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就是，它進行生產的成本要小于通過價格機制的生產成本。通過價格機制進行生產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最明顯的就是所有發現相關價格的工作而形成的成本。市場上發生的每一筆交易的談判和簽約的費用都會構成生產成本。雖然這些成本可以最小化，但不可能消除這些成本。當企業出現時，雖然契約不會被取消，但卻可大大減少。通過一個契約，生產要素為獲得一定的報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內服從企業家的指揮。這一定限度就是對企業家指揮生產要素權力范圍的限定。通過對價格機制和企業組織這兩種協調方式的分析，科斯的結論是：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如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的成本。企業家必須在較低成本的狀態下行使他的職能。因為企業家可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場交易的價格得到生產要素，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就要回到由價格機制來協調的狀態。

科斯企業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對企業的性質做出界定：企業是一種協調機制，是一種能替代市場價格機制的組織。企業能存在是通過企業(企業家)的指揮協調，以低于市場價格機制的成本來進行生產。當企業不能以低于市場價格機制來進行生產時，這種協調機制又會讓位于市場價格機制。把握科斯企業理論的要義，一是企業是否是一種具有與市場價格機制同樣功能的生產協調機制；二是企業是否能以低于市場價格機制的成本協調生產。科斯就是從這兩方面展開對企業的研究并形成他的企業理論。

(二)阿爾奇安關于團隊生產和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理論

阿曼·阿爾奇安是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企業理論的重要代表，他有多篇關于企業理論的論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德姆塞茨合寫的《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他們認為：“對經濟組織理論來說，有兩個重要問題——要解釋是什么條件決定了專業化和合作生產的好處，是從像企業這類組織的內部還是通過市場獲得更好，同時還要解釋這種組織的結構。”

第一，關于團隊生產的問題。阿爾奇安認為，從生產的角度看，企業就是一種專業化合作生產或是團隊生產。作為團隊生產，必須解決好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考核投入要素的生產力；二是確定對要素的分配報酬。如果報酬不與生產性努力相對應，那么該組織就沒有提供生產性努力的激勵；如果報酬與生產力為負相關，那么該組織將遭到破壞。阿爾奇安認為，考核投入要素的生產力問題，在通過市場競爭的產品交換中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如果經濟組織考核得差，報酬和生產力之間僅是松散地相關，那么生產力將較小；但如果經濟組織考核得很好，生產力將會很大。所以，考核和分配問題是企業作為一種經濟組織首先要解決好的兩個重要問題。在此基礎上，阿爾奇安重點分析了企業作為一種團隊生產的特點。由于進行合作的團隊成員的邊際產品不能直接被觀察出來，一個團隊給市場提供的東西可能被當作這個團隊的而不是這個團隊成員的邊際產品。考核或確定團隊成員的邊際產品是需要很大成本的，這種成本呼喚新的組織和程序。如果沒有成本就能觀察到團隊中各成員投入的行為，那么沒有一個成員會有偷懶的動機。但由于互相監督必然會帶來許多成本，所以當每個投入所有者作為團隊一份子而工作時，他會有更多偷懶的動機。要克服團隊成員的偷懶行為，就需要有很大的監測成本。所以，怎樣才能降低這種監測成本，就成為團隊生產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阿爾奇安認為，在不同類型的企業中，降低監督成本的制度效率是不同的。其中，古典企業的效率最高。古典企業具有的特征是：“為使團隊成員有紀律和減少偷懶，擁有剩余索取權的人一定有權力修改個體成員的契約條款和激勵，同時沒有必要終止或改變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約。因此，尋求增加他們的生產力的團隊成員不僅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而且賦予了他改變該團隊的個體成員資格和行為的權利。當然每個團隊成員可以終止他自己的成員資格(即退出該團隊)，但是只有這位監督者可以在不必終止這個團隊本身或他與這個團隊的聯系情況下，單方終止任何其他成員的成員資格，并且他能單獨決定擴展或減少成員人數，改變成員的成分，或賣掉這個團隊監督者所擁有的剩余索取權。正是這個全部權利的集合定義了古典企業(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的所有權(或雇主)。”因此，古典企業的所有者或雇主是這個組織的當事人，他有著與其他投入所有者簽訂契約的權利，擁有剩余索取權，這樣的制度安排增強了對團隊生產中聯合投入所有者偷懶行為的監測能力，從而降低檢測成本。

阿爾奇安的團隊生產理論可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生產的專業化具有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形成了一組聯合投入的團隊生產，當由一個中心締約人和許多投入者簽訂一個雙邊契約來代替全部投入者的多邊契約時，就形成能促進團隊生產的有效組織，這就是企業。二是團隊生產的優勢在于聯合使用投入資源的產出要比分別使用這些資源的產出總額要大。但由于不同所有者聯合投入的產品具有不可分性質，增加了評估每一位投入者邊際生產力的成本。這就要監督和考核投入者的生產力，以使邊際生產力與投入成本相匹配，從而減少偷懶行為。因此，出現企業內監督生產的問題。三是古典企業具有的特征使這一組織形式具有最高的效率。企業不僅是更有效地回報投入的一種設置，而且是在投入資源的集合之間加強競爭的一種設置。企業被認為是一個私人擁有的市場，我們可將企業和普通的市場看做互相競爭的市場類型，私人所有的市場和公眾的或公共的市場之間的競爭。

第二，關于所有權與控制權的理論。阿爾奇安首先對認為現代公司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這樣一種觀點提出疑義。這種觀點認為，隨著小股東數量的增加，持股進一步分散。股份分散在更多的持有者手中，以致沒有哪一個股份持有者握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這種股份的分散，實際就是所有權從控制權中分離出來。阿爾奇安指出，股份越分散，所有者就越多，他們具有的知識也越多，這有利于知識的專門化，這會對企業帶來好處。如果管理集團不能代表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就可對管理者進行調整，因為在管理者之間也存在競爭。所有者對自己的利益不會無動于衷，他們總要爭取自己的利益。

總之，阿爾奇安認為，公司股份的分散，并不意味著對價值后果的承擔已與決策者的有效控制分離，股東的財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對這一結論，阿爾奇安用現實中的現象來提供支撐。他說：“既然存在著公司所有權的不斷分散，我們就很奇怪，其利益很少受到高層管理者關注的股東們為什么還要購買這些公司的股票。或許經理日益背離股東利益所加在股東頭上的損失，被公司形成的其他優勢所抵補并且有余。這種說法可能是正確的，但所有權確實不斷分散這一事實并不會支持這個一般論斷，即在這樣的情境中管理活動與股東利益缺乏一致性。”

阿爾奇安的結論是：在大的、所有權分散的、盈利性的公司里，管理者和雇員的行為和報酬的類型與小的、封閉性的公司不同。大公司模式的監督與更改權的費用要高一些，但并不必然導致這種公司里的股東收益比在分散程度低的公司低。平均來說，這些效應會反映在預期行為中，從而會在初始資本投資的評估中或專業化轉讓股份的股票價格中反映出來。股東不會是得益較少者，他們的財富也不會缺少安全保證。阿爾奇安得出這一結論的理由是：企業是市場的替代物，不同之處在于，企業中存在一個長期的、一般的勞務契約，這個契約無須在每次更換勞務類型時不斷地重新談判。不能把企業作為單人運行的機構進行分析，并認為這個機構內不存在以市場為基礎的競爭，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忽略了競爭這一重要的因素。企業內部的彼此競爭、與其他企業的競爭表明，這些競爭活動的基本單位是個人，而不是一個將市場內部化了的機構，企業的高層管理部門執行篩選雇員、技術和新產品的建議等職能，如果都是由獨立的企業在外部進行時，很明顯就是市場的功能。但當這些職能在企業內執行時，競爭的市場力量就被掩蓋在表象背后，并經常被分析者錯誤地忽視。從行為分析的目的來說，比企業興衰更重要的是企業里個人的興衰。我們可把企業看做一個市場，企業里的個人都在進行競爭。一個企業能長久生存下去，不能被理解為在這個企業里是缺乏競爭。

在阿爾奇安的企業理論中，關于公司管理與產權的基本觀點可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公司股份的進一步分散，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并不意味著所有者的財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同時，所有者可對不能代表所有者利益的管理者進行調整，因為在管理者之間也存在競爭。二是傳統的個人產權、市場和競爭的理論仍然有效，在所有權分散的公司里，企業內部的管理者、企業之間的管理者都存在競爭，這種競爭同樣具有市場競爭的優勢，同樣會對公司的財富增長帶來好處。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并不會失去這種優勢。三是在不同的產權類型中，關鍵要看股東獲取利潤的權利是否受到限制，而不是看所有權是否分散。在股東權利價值不能資本化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企業高成本轉移利潤的現象。如果在股東權利價值可以資本化的情況下，股東就具有關心潛在的資本價值效應的動力，經理也會具有關心資本價值效應的責任感。

三、兩種企業理論的比較

比較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他們既存在共通性，但也有明顯差別，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企業起源和性質的比較

在企業起源和性質問題上，馬克思從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的社會分工和協作這一角度來說明企業的起源，重點是以生產力發展為線索說明企業這一組織制度提高了生產效率，企業能做到這一點的原因是分工與協作創造生產力。其一，分工從生產專業化、工具專業化、操作專業化的角度提高了生產效率。企業可把為生產同一產品的各環節的分工集中起來，通過提高每一環節的效率來提高整個生產的效率。其二，協作從生產的整體性、系統性、聯系性的角度提高了生產綜合效率。通過企業這一組織制度，眾多生產者的協作生產可完成靠個人的能力無法完成的工作，協作生產所形成的生產力，要大于單個生產者進行生產所形成的生產力總和。企業把各種生產要素結合在一起進行生產活動，決定了它的基本性質是生產性。從這一性質看，企業與市場沒有直接關系，企業生產可獨立于市場而存在。因此，企業與市場之間不是取代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從資源配置方式的角度來研究企業的起源，他們把企業看作是一種與市場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并具有比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更高的效率，因而企業這一組織形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說明為什么要有企業的原因，科斯強調資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惟一的，而有多種方式。事實上，人們在經濟活動中也是采用多種方式來進行資源配置。把企業這一組織形式也看作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使人們對資源配置方式的認識視野更加開闊。市場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它對資源配置主要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的。企業是另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通過企業內部的權威和行政決策來實現資源配置。因此，企業就其性質來說，是取代市場對資源進行配置的一種經濟組織。但這并不是說企業可完全取代市場，企業可以與市場并存。采用企業方式還是市場方式，關鍵要看哪一種方式更能節省交易費用，在不同的條件下，它們的交易費用是不同的。采用企業這一形式來組織生產，其特點在于它的生產有組織性、有計劃性，而有組織、有計劃的生產可以節省交易費用。完全用市場這一無組織、無計劃的方式來組織生產是有缺陷的。要解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各種問題，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只研究市場問題還不夠，還必須研究企業制度，原因在于企業制度對提高經濟活動效率有直接影響。

比較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起源的理論，它們的共同點是：論證了企業這一組織制度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是能提高生產效率或經濟活動效率。不同點是：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從分工與協作的角度來說明如何提高生產效率，新制度經濟學從企業這一資源配置方式替代市場配置資源方式能節省交易費用的角度來進行論證。從共同點看，企業能提高生產和經濟活動的效率，因而必須開展對企業理論的研究。從不同點看，必須對企業進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論研究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認識企業問題。

比較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性質的理論，它們的共同點是：把企業性質界定為一種經濟組織。無論是從生產的角度來界定企業的性質，還是從資源配置方式或從契約方式的角度來界定企業的性質，都認為企業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經濟組織。不同點是：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從企業內部關系的角度來界定企業性質，把企業看作是一個生產組織，從生產性來界定企業的性質。新制度經濟學從企業外部關系的角度來界定企業性質，把企業看作是一個與市場具有同等地位的組織，從企業內部經濟活動具有的與市場經濟活動不同的特點這一角度來界定企業的性質，得出企業與市場是取代關系的結論。比較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性質的不同界定，能對企業的性質有更全面、更充分的認識。既要從生產角度來認識企業的性質，也要從資源配置角度來認識企業的性質，既要從企業內部生產的特點來認識企業，也要從企業與市場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企業的性質。這兩方面的結合，實際上也就是要求從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結合上來認識企業的性質。

(二)企業產權結構的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對企業產權結構的研究，其特點表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企業產權結構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生產力發展，企業規模擴大，要求企業的產權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這一變化的趨勢是由單一產權結構向多元產權結構轉變。第二，企業產權結構的變化會使企業內部的產權關系出現復雜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財產權利中包含的各項權利出現分離。當企業實行法人制度后，財產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就更加徹底，財產所有者與實際使用者不僅不是一個主體，而且還具有多層次的關系，使整個產權關系涉及多個經濟主體。正是由于產權關系的復雜化，就會在企業出現委托關系。經理層成為企業委托關系的核心，它是連接財產所有者與實際使用者的中間環節。產權關系的這一變化，使所有者越來越成為單純的所有者，資本本身的職能也越來越與資本所有者分離，而由經理層來承擔。產權結構變化所產生的這一系列新問題及企業經理層具有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要求人們高度注重和研究企業產權結構問題。

篇(6)

[關鍵詞] 古典經濟 經濟增長 宏觀經濟

一、引言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思想淵源。它的某些結論，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觀點，如同最初出現的那樣，至今仍是爭論的話題。

古典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源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當時英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處于一個大變革時期，工業革命已經拉開序幕。經濟學家必須對工業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基本促進因素及其發展結果予以科學的解釋。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分析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在古典經濟學家中，對經濟增長間題論述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人。但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圖所提出的增長理論。

二、古典經濟學理論解讀

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最早論述了經濟增長問題。其增長理論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引入了勞動分工;二是區分了“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類勞動。他認為生產性勞動占全部勞動的比例，以及勞動分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決定國民財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同時強調，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此勞動生產率與需求之間建立了互相促進的關系。對一個人勞動生產物需求的增長會提高他的勞動生產率、實際工資及他對其他人的勞動生產物的需求，這就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生產性”勞動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價值，即可生產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則不能夠。經濟增長能否維持下去，取決于全部勞動者中有多少勞動者愿意從事生產性的勞動。這解釋了為什么有的經濟的增長能夠持續下去的原因。

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中提出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概念:報酬遞減規律。他對增長理論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指出經濟增長最終將趨于停止，即達到所謂的”停滯狀態”；二是將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說明了國民收入分配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資，得到的回報會不斷減少。因此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經濟增長最終會停止。決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樣也會導致經濟增長最終走向停止。這是因為勞動力生產出的剩余中，資本家的份額在不斷下降，這一方面減少了儲蓄;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減少了對投資的刺激作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封建社會發展緩慢的關鍵原因在社會產品中絕大多數被用于非生產性消費，而不是生產性投資。古典經濟學家所分析的經濟增長過程遵循收益遞減的規律，經濟增長過程從長期來看將趨于停止，最終結果是一種停滯狀態。但從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經濟發展并沒有出現停滯的跡象，這表明古典增長理論關于經濟增長的描述并不科學。后來的經濟學家指出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最明顯的不足之處是他們關于規模收益遞減的假定。他們沒有觀察到技術進步，只把增長過程看作是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與資本積累和市場擴大之間的競賽。

三、新古典增長理論

經濟增長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長理論，索洛(RobertSolow)的《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貢獻》和TrevorSwan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奠定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長理論源于對哈羅德一多馬增長理論中缺陷的修正羅德一多馬模型的缺點之一是假定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對于一個給定的儲蓄能夠實現均衡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只有一個惟一的數值。但是實現充分就業的穩長的條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難實現。所以，即使經濟能夠沿著一條均衡增軌道向前發展，那么這條軌道將猶如“刀鋒’，一樣狹窄，一旦偏離這條軌道，增長的路徑將表現為累積性的經濟擴張或經濟收縮。

為了克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薩繆爾森等經家提出了一類新的增長模型。這類模型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認為哈羅德一多型的“刀鋒”式的增長路徑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業的穩定增長可以通過市場調整生產中的勞動與資本的配合比例來實現。同時，索洛等人還指出:從長遠度來看，不是資本積累和勞動力的增加，而是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索洛的增長理論包含了許多重要的經濟內涵，但其理論框架卻比較簡單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論模型的核心是關于總量生產函數性質的假設，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生產函數具有下面的性質：

1.規模收益不變；

2.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

3.生產要素之間是可替代的。

對于當代各國而言,經濟增長是一個備受政府、公眾和經濟學家關注的問題。各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無一例外地將保證經濟增長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指標;公眾普遍認為，經濟增長是經濟繁榮和國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決其他經濟疾病的萬能良方。正是因為經濟增長問題如此重要，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將注意力投入到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中。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對于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穩定、持續的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瓊斯(Jones，HywelG.) (英) 郭家麟等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導引[M].北京:印書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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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F063.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17-000-01

引言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隨著學科的不斷發展，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新、完善之中，我們在進行民族經濟學理論研究之前應該對其研究方法有系統的認知，并將這些研究方法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論價值。學習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運用其做研究，這就要求我們在系統掌握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之后，要將其融會貫通于自己的理論研究之中。

一、科學理論思維方法

任何一門科學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廣度以及效率，同時也體現著本學科理論研究的特質和側重點。事實上，一門學科的研究過程是否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新、完善之中。但是，無論采取何種具體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作指導。因此要將科學的理論思其貫通于民族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創新等學科研究的全部過程中，以此來指導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的不斷發展。

在對一門新興學科進行研究方法探討時，在結合本學科的具體特點的同時，還應該將研究方法加以分類。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結構層次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次， 即理論思維方法、基本方法和具體研究方法。傳統的民族學的基本研究方法， 突出對研究對象進行系統的觀察與分析， 由此而形成了傳統民族學的研究特色。然而，傳統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與唯物辯證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將唯物辯證法這一科學理論思維作為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才能使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趨于科學、完善。這是民族經濟學對傳統民族學研究方法的補充和發展。

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是由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嚴謹的思維方法。要想在理論思維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個方面， 就必須遵循從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運動發展的整個歷程， 就必須遵循由簡單到復雜以及從低級到高級的研究方法。將這兩種方法辯證統一于理論研究中， 才能達到科學理論思維的層次，從而也才能對民族經濟學其他具體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導意義。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是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中的指導方法，始終將這一研究方法貫穿到我們的理論研究、方法創新等全部研究過程中，才能保證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科學性，進而促進民族經濟學這門學科不斷地創新、發展。

二、田野調查方法

民族經濟學是真正立足于中國的現實，緊密聯系民族地區的田野調查的具體探討。田野調查方法是在科學理論思維指導下的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論均來自于實踐，田野調查方法作為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進而通過實地的田野調查來進行理論研究。進行田野調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區的實地情況和掌握第一手資料。田野調查方法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田野調查方法有助于我們深入地了解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通過進行田野調查不僅能夠增加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感性認識，更重要的是能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詳盡的資料。

三、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對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啟示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也可以運用經濟學的方法論來指導民族經濟學的發展，借鑒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來探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經濟學的方法論不斷得以豐富和創新，從而使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統化。

首先，明確主體。在做研究時首先應該做到的就是明確主體，明確主體就是明確研究者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的階級都會根據其主體的需要通過其思想代表將本階級的階級利益和意識概括為政治經濟學理論從而來表達本階級的利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來概括其階級利益和意識，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的。民族經濟學也要明確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識的勞動者為主體。其次，重視矛盾。矛盾是主體之間的聯系，在研究矛盾時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辯證思維的關鍵，同時，在做研究時要體現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運動。概念運動是《資本論》研究方法的核心，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寫作中，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通過概念的規定、展開、改造和完善、轉化等概念的運動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運動。概念體系的建立是民族經濟學的形成的標志。概念是不斷運動的，伴隨著概念運動，概念體系也會隨之不斷進行演化。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學科不可能只是某一個學說的概念體系，而應該有若干個概念體系相互支撐和補充。研究就是要創新，就要在對既有和新的現象材料進行實證的基礎上不斷抽象，進而規定新概念， 改造和完善舊概念，充實已有的概念體系，甚至創建新的體系。最后，構造體系。《資本論》的體系并不是雜亂無章，而是非常嚴謹的，馬克思將概念按照從抽象到具體，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原則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在其論述體系中聚合了概念運動各個環節的研究成果，從而使《資本論》的邏輯思維更加嚴謹。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而言，在進行理論研究時也要通過民族經濟概念的運動來構造民族經濟學的論述體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個邏輯嚴謹、論述清晰的體系。

四、結語

我們在進行理論研究時，要在科學理論思維方法的指導下，加深對基本方法的理解，綜合運用并借鑒民族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不斷豐富、創新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并將這些研究方法應用于具體的理論研究中，從而為民族經濟學這門學科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