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金融危機的周期性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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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順周期性現象廣泛存在于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中，其自第二版巴塞爾協議頒布以來開始受到關注，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關注，其被認為是促進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和蔓延的重要原因。本文通過探討順周期性的定義、表現和成因，嘗試提出解決順周期性現象的對策。

關鍵詞 ：商業銀行　順周期性　啟示

順周期性現象廣泛的存在和表現于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中，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會受到廣泛的關注。2007年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轉化為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商業銀行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現象被認為是促使此次金融危機進一步發展和惡化的重要原因。

一、順周期性現象的定義

順周期性，又稱為親周期性（procycality），目前尚未有一個統一官方標準。所謂順周期就是指新巴塞爾協議要求銀行在經濟緊縮時期，多配置資本防范風險，而在經濟繁榮景氣的時候，配置較少的資本，獲取利潤，使得經濟周期的加劇波動現象（Allen and Saunders 2003）。上述定義是目前為止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從本質上講，商業銀行順周期性體現了金融通過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實體經濟的放大效應。在經濟上行時期，商業銀行的通過信貸等措施，進一步促進實體經濟的繁榮；在經濟下行甚至經濟危機出現之時，商業銀行的資本緊縮，信貸收緊，使得經濟下行壓力加劇，甚至造成經濟危機。

二、順周期性現象的成因

截至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順周期性現象的研究成果較多，且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通過各自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方法，對此問題提出了見解。理論研究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角度有銀行信貸理論、公允價值計量理論、金融加速器理論、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理論等。在實證分析方面，采用的方法有最小二乘法、EMM法等。歸納起來，其研究角度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大類，即順周期成因的內因說和外因說。總體來看，比較主流的學術觀點比較認同順周期性成因于銀行內部，在實際的市場運行中，又通過外部因素的作用，加劇了這一現象的產生。

（一）商業銀行本身信貸行為產生順周期性

信貸功能是商業銀行最為基本的功能之一，也是商業銀行重要的利潤來源。這個信貸行為本身就可能產生順周期性。在經濟上行時期，商業銀行普遍對企業的經營狀況看好，同時，由于經濟的繁榮，企業用于商業銀行抵押貸款的抵押物價值也會相應提升。因此，綜合考慮之下，商業銀行傾向于對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以獲取利潤；相反，在經濟下行時期，此時企業在總體上經營狀況不佳，利潤降低且前景黯淡，由于市場波動，企業此時用于商業銀行抵押貸款的抵押物價值也會相應下降，此時商業銀行會傾向于收緊貸款，以避免在風險提升的環境下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失。銀行信貸行為所引起順周期性是商業銀行本身所決定的，由于銀行本身也是企業，其逐利和風險規避的特征使得這種現象很難避免。商業銀行信貸所引發順周期性是經濟學界較早發現和著手研究的方面，在順周期性成因研究中居于較為基礎的地位。

（二）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法促使順周期性現象產生

商業銀行中，對資產的計量方法主要有歷史成本法和公允價值計量法兩種。銀行本身交易賬戶中所持有的短期金融資產、衍生品等，一般均采取公允價值計量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商業銀行交易賬戶公允價值計量方法被認為是造成銀行本身產生順周期性現象的重要原因。因為公允價值計量會使得資產的價格隨著市場行情的變化大幅波動。當經濟繁榮時期，資產的公允價值大幅上升，銀行本身的財務報表狀況則大幅改善，此時，銀行資本充足率上升，因此便有條件去釋放更多的信貸和流動性；相反，在經濟蕭條時期，銀行本身公允價值部分迅速下跌，為了改善財務狀況，銀行不得不出售一部分公允價值計量資產，然而這種行為則會導致市場上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在這個角度上，公允價值計量也帶來的順周期性。

（三）金融加速器理論與順周期性

金融加速器是指金融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放大作用，銀行金融加速器理論引發順周期性主要是從企業融資角度來進行分析的。按照現代經濟學理論，企業融資主要有內源融資、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三種方式，其中后兩種方式是外源融資，其融資成本是依次上升的。在經濟繁榮時期，企業本身的財務報表狀況改善，對銀行方面釋放的信號是本身內源融資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此時無論是本身進行內源融資還是貸款，其融資成本均會下降。相反，在經濟蕭條時期，企業財務狀況惡化，此時不得不依靠外源融資，而銀行方面則會在判斷企業財務報表的基礎上，為了防范風險，會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使得企業經營更加困難，從而最終使得整個經濟更加蕭條。

（四）資本監管理論與順周期性

為了減少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其中以巴塞爾協議為代表，金融監管當局會制定一系列的監管標準。巴塞爾協議迄今已有三版，均以資本充足率監管作為核心指標。應該說，資本充足率的監管對降低商業銀行經營風險，穩定金融市場，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帶來順周期性問題。在經濟上行時期，銀行本身資本質量提升，更容易達到監管標準，因此信貸和釋放流動性方面，不會面臨太大壓力；相反，在經濟下行時期，由于資產質量下降和信貸風險上升，銀行會更加趨于保守，才能更加穩健的使本身資本充足率不落到監管標準之下。同時，第二版巴塞爾協議中內部評級法，是銀行廣泛采取的風險評價方法，這也被認為是產生順周期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順周期性現象帶來的啟示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順周期性現象產生原因較為復雜。因此，在應對這一現象時，應采取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的方法，結合會計準則和銀行監管標準的實際情況，從整體上對順周期性現象進行改進。

參考文獻：

[1]Allen， Linda， Anthony Saunders， “A survey of cyclical effects in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models”， BIS working papers， 2003， 20-23.

[2]談俊.《銀行順周期性文獻評述》，金融評論，2012，3：113-126.

[3]黃世忠.《公允價值會計的順周期效應及其應對策略》，會計研究，2009，11：23-29.

作者簡介：

篇(2)

一、文獻綜述

國外理論界圍繞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究，會計準則方面，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方法的順周期性及其矯正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Enria[1]研究表明，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下交易類資產和可供出售類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分別被計入當期損益和所有者權益，因而放大了收益和資本的波動性，導致金融體系順周期效應加劇。Borio等[2]認為，銀行在經濟繁榮時期若能計提較多的撥備或者提高資本比例，將起到“內置穩定器”的作用，從而更好地應對風險，增強金融穩定性。Barth等[3]主張擴大公允價值的運用范圍，在會計計量中引入公允價值屬性后會產生固有不穩定性、估計誤差不穩定性和混合計量不穩定性，從而加劇了財務報表的波動性。其中，固有不穩定性屬于真實的經濟波動，應在會計計量中予以客觀反映;而估計誤差不穩定性和混合計量不穩定性屬于虛假的人為波動，應當通過完善估值應用指南或擴大公允價值的運用范圍等方式最大程度地予以降低。Bikker和Metzemakers[4]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銀行貸款損失準備撥備在GDP增長速度較快時顯著降低，而在GDP增長速度較慢時顯著增加。Plantin等[5]認為，歷史成本忽視了價格信號因而無法很好地反映信息;盯市會計運用現行交易價格，盡管能夠克服前者的上述缺陷，但在挖掘市場價格的信息含量時引入了與基本面無關的干擾因素，放大了資產價格和利潤水平的波動。Matherat[6]指出，公允價值會計會導致宏觀經濟的順周期波動，并呼吁各國積極應對，協調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規定的差異。Laux和Leux[7]認為，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下，資產價格的周期性波動會對會計信息的穩健性產生不利影響。

國內學者立足于我國實際情況，對我國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及生成機制進行了研究。此外，作為商業銀行順周期性矯正的一大熱點問題，不少學者對如何協調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劉燦輝等[8]運用最小二乘法對6家上市銀行2003—2010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緩沖資本具有順周期性。吉余峰和繆龍嬌[9]在論述商業銀行順周期性形成機理的基礎上，對16家全國性及地區性上市銀行2000—2011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認為我國上市銀行資本緩沖具有逆周期性，而股份制銀行資本緩沖則具有順周期性。唐梅和林友緒[10]以滬深兩市31家上市金融企業2007—2009年季度財務報表數據為研究樣本，發現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上證指數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證明在我國上市金融企業中運用公允價值會計會產生順周期效應。鹿波和李昌瓊[11]指出，我國商業銀行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以及自身貸款增長率較高時期都會減少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劉玉廷[12]指出，金融保險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的分離是大勢所趨，體現了會計準則制定的獨立性，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一套統一的高質量會計準則。黃世忠[13]分析了公允價值會計順周期性的傳導機制，認為FASB和IASB于2009年提出的從會計層面應對順周期效應的策略只是權宜之計，且具有不容忽視的負面效應;只有從監管層面應對順周期效應，從制度上建立起有利于金融穩定的長效機制，才能實現標本兼治的目的。鄭偉[14]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2009年11月的《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和減值》征求意見稿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預期損失模型的采用體現了會計準則對來自金融監管部門壓力的妥協，意味著會計獨立性遭到破壞，我國對此應當秉持充分謹慎的態度。劉星和杜勇[15]在通過計算實例對預期損失模型進行介紹的基礎上分析其優缺點，認為預期損失模型在我國銀行業的實施只是時間問題。姚明德[16]從模型計量的對象、內涵和方法層面上分別論證了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提出的預期損失模型與巴塞爾協議計量預期損失模型的異同，為協調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提供了借鑒。胡建華[17] 指出，由于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性變化之中，指標非平穩，含義不明確，且由于缺乏完整的周期性數據的檢驗，指標的可靠性尚未被證明。

本文認為金融監管的目標與會計準則的目標存在著明顯差異。金融監管的目標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保障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因此與會計準則相比，金融監管明顯側重于審慎性而非客觀性， 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目標的明顯差異，決定了二者必須分離，才能從根本上矯正資本監管下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

二、資本監管下會計準則對商業銀行順周期性的強化機制

正是由于監管部門對會計信息的過度依賴，使原本旨在客觀公允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的會計準則得以通過資本充足率這一傳導機制影響到監管的成效，大大強化了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

1資本監管下貸款損失準備計提規則的順周期性

金融危機前，各國會計準則普遍要求商業銀行采用已發生損失模型來確定應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所謂已發生損失模型，采用的是基于過去交易或者事項的“發生觀”，要求會計主體在確定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數量時，應當以實際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為依據。換言之，銀行只能對已發生損失事件等客觀確切的證據表明未來可能發生并能有效估計的損失確認減值，而不能將未發生事項作為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依據。這一規則有效地限制了銀行管理層通過非公開透明的方式操縱利潤，保證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充分體現了會計準則客觀公允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的目的，但被用于監管目的時，則具有明顯的順周期性。

從監管角度看，銀行經營應充分遵循審慎原則，以維持金融與經濟穩定。當經濟處于上行階段時，貸款的信用風險逐漸積累，銀行應當預見到即將發生的信用損失，計提較充足的貸款損失準備，一來為經濟衰退時集中出現的貸款違約損失作準備;二來銀行得出的凈利潤減少，導致可被計入資本的數量下降，銀行為維持監管要求的最低資本充足率水平不得不限制信貸投放，從而避免風險過度積累。當經濟處于下行階段時，信用風險集中具體顯現出來，由于此前計提了較為充足的貸款損失準備，銀行不必大量確認減值損失，[dylW.net專業提供教育論文寫作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凈利潤下滑幅度小，銀行放貸能力受到的制約減少，從而避免信貸過度緊縮導致經濟一再下滑。然而，會計準則在規定計提貸款損失準備規則時并不考慮監管目的，而是只關注當前時點所顯現出的信用風險狀況，因此表現出相反的作用。經濟繁榮時由于企業經營狀況良好，貸款違約率較低，銀行按照會計準則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不能反映已逐漸積累的信用風險，因而低于銀行監管所需水平，信貸的過度擴張對經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經濟衰退時這一作用更為明顯，大量確認的減值損失限制了銀行的放貸能力，導致經濟繼續下滑，貸款違約情況進一步惡化，銀行不得不繼續確認減值損失，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這一機制使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被大大強化。

2資本監管下公允價值計價原則的順周期性

公允價值計價原則主要針對銀行的交易賬戶，規定銀行對交易賬戶的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若能夠獲取市價資料應當盡可能地運用盯市原則，若無法獲取市價資料應當采用模型估算其公允價值。由于交易賬戶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是銀行為實現短期獲利或者維持流動性而持有，市價的變化與之密切相關，因此公允價值計價原則從理論上而言是合乎邏輯的，有利于反映銀行的真實經營狀況。但在實踐中，由于金融資產價格受到市場供求影響可能發生較大波動，資產的公允價值往往與資產實際價值發生偏離，表現出明顯的順周期性，在資本監管過度依賴會計信息的情況下，強化了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

當經濟處于快速發展時期，金融資產價格往往會出現非理性上漲，嚴重時導致資產泡沫的形成。銀行對交易賬戶中的金融資產大幅增加賬面價值，同時按照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分類，分別在利潤表中確認收益和在資產負債表中確認估值利得。雖然資本監管將后者從資本計算中剔除出去，但監管資本要求仍然相對容易滿足，使銀行得以繼續擴張信貸，推動經濟繼續上漲，金融資產市場價格進一步偏離真實價值，引起下一輪信貸擴張。經濟不景氣時期，資產泡沫破裂，恐慌拋售使金融資產價格出現非理性下跌，銀行不得不大量確認賬面損失。與此同時，按監管制度的規定，銀行資本基礎被嚴重侵蝕，銀行為將資本充足率水平維持在最低監管要求之上，不得不拋售金融資產和緊縮信貸，導致金融資產價格繼續下跌，而盯市原則下，下跌的金融資產價格又成為新的公允價值確定基礎。此外，由于監管部門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會將金融資產未實現估值損失直接從資本基礎中扣除，因而使公允價值計量原則在經濟衰退時的順周期性更加明顯。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的金融監管部門曾試圖要求修改會計準則，甚至要求暫停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運用，這從側面體現出公允價值計價原則對商業銀行順周期性的強化作用。

三、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分離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順周期性

1現有方案尚不能消除順周期性

針對商業銀行的逆周期性，以巴塞爾委員會為代表的金融監管部門和以IASB為代表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都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前者要求各國監管當局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政策框架，根據實際情況確定銀行是否計提逆周期資本緩沖以及計提的數量;后者則建議在會計處理中，確認金融資產減值損失時以預期損失模型(expected loss model)代替現行的已發生損失模型(incurred loss model)。然而上述方案在理論上都存在缺陷，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順周期性問題。

(1)逆周期資本緩沖及其困境

逆周期資本緩沖的核心在于信貸周期識別指標的構建。國際清算銀行通過對近40年全球30多個國家40多次金融危機的實證分析，表明3/4的信貸激增導致了銀行危機，7/8的信貸激增導致了貨幣危機，指出信貸規模/GDP指標具有最佳的識別效率。但逆周期資本緩沖的實施存在以下三大困境，難以有效解決我國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

第一，我國尚未形成完整的經濟周期，數據積累明顯不足。近30年來，由于我國各種經濟增長動力的釋放，以及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我國經濟運行一直處于高速增長階段，既未出現過經濟危機，也未形成真正的經濟周期。

第二，我國的融資結構正處于調整之中，指標取值不穩定。我國目前的融資結構還保有很多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痕跡，主要表現為銀行信貸在整個社會融資規模中占有極大的規模。隨著我國融資結構的不斷成熟，直接融資占比將會提高，銀行信貸占比將有所降低，這也是我國金融發展戰略的重要改革方向。由于信貸規模在整個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將會出現可以預見的降低，所以信貸規模/GDP指標并不具有穩定性。且近年來隨著我國影子銀行的發展，信貸占比已經出現了急速下滑，信貸規模/GDP指標已經出現了極大的不穩定性。

第三，我國并未取消信貸規模控制，資本監管的信貸傳導機制不順暢。由于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不暢，為了更為有力地實施經濟調控，我國自2008年重新恢復了對信貸規模的直接控制。雖然信貸規模控制一直以來就是學界的眾矢之的，但其在貨幣調控中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受到政策制定部門的青睞。我國近30年的數據表明，中央對于信貸規模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直接起到了逆周期資本緩沖的作用，而通過資本充足率對于信貸規模的間接調控缺乏有效的傳導機制。

(2)預期損失模型及其困境

金融危機后，IASB建議采用預期損失模型確認金融工具減值損失。在該模型下，銀行對于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進行會計核算時應當以其整個存續期為時限，以對未來現金流量的預期為基礎，在出現減值跡象之前即預先估計損失并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也就是說，銀行在對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進行初始確認時即應考慮預期信用損失并確認相應的減值，而在此后每個計量日，銀行都要重新修正對預計現金流量的估計，并將資產賬面價值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由于銀行各期都根據對損失估計的變化調整賬面價值，因此確認損失進而各期利潤相對平滑，理論上減輕了會計準則造成的商業銀行信貸能力的周期性變化，有助于減緩經濟波動。

然而大量研究表明，預期損失模型并不能根治會計準則的順周期性，而且會帶來新的問題。首先，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并非會計準則制定不合理。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各國普遍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包括經濟結構失衡、金融創新過度、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疏失和金融監管缺位。因此，修改會計準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順周期性，是治標不治本之策。其次，這一方法在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時很難將全部影響因素考慮進去，其估計值仍然可能受到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如在經濟衰退時高估預期損失，從而具有一定的順周期性。最后，預期損失模型的引入很可能導致會計信息質量下降。一方面，預期損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監管部門維護金融穩定的需要，本質上是要求銀行多提準備確保資本充足，因而財務報告使用者很難了解銀行的真實經營狀況;另一方面，預期損失模型建立在對未來的估計基礎上，主要參數均由會計主體自行確定，主觀性較強，因而具有較大的盈余管理空間，而且由于預期損失的估計涉及到大量金融專業知識，不僅增加了會計核算的操作難度和成本，也使除專業機構以外的信息使用者難以理解相應的會計數字，影響了會計信息的可理解性。

2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分離是兩者目標差異的內在需求

針對財務會計的目標，學界存在大量討論，目前主流觀點有兩種：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受托責任觀認為，財務報告應當以恰當的方式提供有關管理層對其承擔的受托經營責任的履行情況的信息，換言之，會計必須如實反映企業經濟活動及其成果的真實狀況。當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會計準則主要是IASB制定的國際會計準則和FASB制定的美國會計準則，二者在對財務會計目標進行闡述時均未將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有機結合。綜合三套準則的規定可以看出，會計準則的制定應當以確保會計信息的客觀公允、真實可靠為宗旨，從而使會計信息在首先滿足投資者決策需要的同時，也能夠滿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具有最廣泛的適用范圍。

金融監管的目標與會計準則的目標存在著明顯差異。金融監管的目標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保障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因此與會計準則相比，金融監管明顯側重于審慎性而非客觀性。此次金融危機中已發生損失模型與預期損失模型之爭也根源于此：已發生損失模型以客觀證據為依據確認資產減值損失，體現了會計準則客觀真實反映銀行經營狀況的目標，但不夠審慎;預期損失模型要求考慮未來信用損失，有助于降低商業銀行順周期性，體現了審慎監管的目標，但明顯背離了會計準則客觀真實的要求，損害了會計信息質量。混淆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的界限，只會使雙方的目標相互干擾，或者難以保障會計準則的獨立性和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性，或者損害金融監管的有效性。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目標的明顯差異，決定了二者必須分離。

四、對策與建議

會計準則強調“如實”，旨在及時反映經濟的真實波動;金融監管強調“審慎”，旨在熨平可以預見的經濟波動。因此，只有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相分離，才能從根本上矯正資本監管下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我們建議，弱化金融監管對會計信息的依賴，對于部分科目在會計報告之外，建立單獨的監管報告體系。

1對于貸款損失準備分別采用已發生損失模型和預期損失模型

對于商業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在會計報告中繼續沿用已發生損失模型，我們建議在金融監管報告中引入預期損失模型。所謂已發生損失模型，即銀行在確定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數量時，只能對已發生損失事件等客觀確切的證據表明未來可能發生并能有效估計的損失確認減值;而預期損失模型下，銀行以信貸資產的整個存續期為時限，以對未來現金流的預期為基礎，在出現減值跡象之前即預先估計損失并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前者能夠及時反映經濟的真實波動，體現“如實”的會計目標，但只表現了當前時點的減值跡象而不具有前瞻的跨周期特點，以此為基礎計提監管資本會具有極強的順周期性;后者有效地平滑了各期損失進而利潤的波動，能夠較好地抑制順周期性，但違背了會計的“如實”反映原則。因此，對于貸款損失準備，應當實現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的分離，在進行會計核算時采用已發生損失模型，在進行資本充足率監管時采用預期損失模型。

2對于弱流動性資產分別采用盯市模型和內部模型

對于商業銀行交易賬戶的弱流動性資產，在會計報告中繼續沿用盯市模型，在金融監管報告中采用內部模型計量。所謂盯市模型，即要求銀行按市場價格對持有的資產進行估價;內部模型則要求銀行建立一套內部估價體系來確定資產價值。前者及時反映了資產的價格變化，如實地向信息使用者展現了銀行的真實狀況，但波動性較大，尤其是在經濟危機時更加明顯，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后者反映出資產價值變化相對平緩，順周期性得到抑制，但賦予了銀行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可靠性較弱。所以對于弱流動性資產，應當使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相互分離，在會計核算時采用盯市模型計量，在金融監管報告中利用內部模型確定資產價值。

參考文獻：

[1]Enria，A Fair Valu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R] European Central Bank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13， 20044

[2]Borio，C，Furfine ，C，Lowe，P Procyclica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inancial Stability：Issues and Policy Options[R] BIS Working Paper，2001

[3]Barth， ME，Beaver，WH， Landsman，WR Value-Relevance of Banks Fair Value Disclosures under SFAS 107[J]The Accounting and Review，2004，71(4)： 513-537

[4]Bikker，J， Metzemakers，P Bank Provisioning Behaviour and Procyclicalit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Elsevier， 2005，15(2)：141-157

[5]Plantin，G， Sapra， H， Shin， H Marking-to-Market： Panacea or Pandoras’ Box?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8，46(2)：435-460

[6]Matherat， S Fair Value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Challenges and Dynamics[J]Financial System Review，2008，(Special Issue on Valuation)

[7]Laux，C，Leuz，C The Crisis of Fair-Value Accounting Making Sense of the Recent Debate[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2009，34(6-7)：826-834

[8]劉燦輝，周暉，曾繁華，等中國上市銀行緩沖資本的順周期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 2012，(3)：176-177

篇(3)

【關鍵詞】公允價值；順周期；金融危機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得金融監管問題再一次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對于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除了理論界與各國政策制訂層面指出的華爾街金融創新過度、美國金融監管制度缺失以及美國產業空心化等眾多原因之外，全球普遍采用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存在的缺陷也備受關注。理論界普遍認為，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加劇了金融資產的波動，助長了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而這種順周期性則是金融危機以及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爆發的罪魁禍首。金融危機之后，圍繞如何改進與完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降低由于會計計量方法的缺陷而加劇金融資產價值波動的風險，成為世界各國會計理論與實務界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公允價值會計計量加劇了金融機構財務報表波動

公允價值會計是目前世界各國會計廣為采用的計量方法。與傳統的歷史成本計量的會計相比而言，這一方法能夠對計量的資產做出更加及時的反映，并使收益更加真實和全面，更加符合會計里的配比原則要求，對于會計信息的真實性與時效性有更好地保障，對于企業資本保全也能夠產生積極意義，因此具有較大的優越性，能夠更好地適應經濟與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創新的需要。2006年我國企業會計制度改革之后，這一計量方法得到全面引入，對我國企業會計核算以及金融資產計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是，金融危機后，公允價值會計備受指責。西方國家金融界指出，由于對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資產支持證券（ABS）和抵押債務債券（CDO）等次貸產品按公允價值計量，金融機構在不同的會計時間對金融資產按照其市場價值進行調整，并確認了大量尚未實現（unrealized）且未發生現金流（non-cashflow）的損益。在金融市場上升周期中，大量正收益助長了投資者盲目的信心，進一步推動金融資產泡沫的形成；而在金融市場下降周期中，大量負收益則扭曲了投資者的心理，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恐慌，造成投資者恐慌性地拋售持有次貸相關金融資產的金融機構股票。在美國金融危機中，投資者的恐慌心理和非理性的投機行為導致次貸產品價值雪崩，這逼迫金融機構只能不惜代價地降低這些金融產品的風險暴露，最終導致本來就已經是脆弱不堪的次貸產品市場走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又造成金融機構反過來又在賬上進一步確認金融資產的減值損失，最終導致賬面上的損失進一步加大。有學者指出，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前述“反饋效應”（feedback effect）形成了可怕的惡性循環，加大了金融資產的波動性并進一步放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

我國政府2006年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的應用范圍已經基本涵蓋了我國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大、中型企業，我國金融機構也包含在內。《企業會計準則》共38項具體準則，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方法的有17個。以與我國金融機構相關性最強的四項金融工具會計準則——《金融資產轉移》、《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金融工具列報》和《套期保值》為例，這四項準則對金融工具采用了“四分法”，即根據企業購買和持有金融工具的意圖和能力把金融資產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款項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對于金融負債，《企業會計準則》采用了“兩分法”，把金融負債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和其他金融負債。這些準則的應用，由于對應的金融資產與負債需要根據市場的最新價值進行調整，因此資產負債波動進一步明顯，損益波動性也隨之增強。

二、公允價值對金融危機放大的影響分析

美國金融被不斷放大的原因錯綜復雜，僅從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影響來看，由于不同資產市場間具有不斷增強的傳遞性，公允價值計量方法在金融市場本身存在的“金融加速器”基礎上，又加入了“會計加速器”，這導致金融市場的波動性進一步增強。

首先，金融市場的“混響效應”（reverberation effects）導致公允價值進一步放大金融危機。隨著金融市場復雜程度不斷提高，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進一步加深，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關聯性進一步增強，這使得金融危機因素很容易從信貸市場傳遞到資本市場、從資本市場傳遞實體經濟，從而導致眾多金融市場以及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產生混響效應。當不同市場之間的這種混響效應超過了結構穩定性和金融市場脆弱性之間的極限值時，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便會導致金融體系發生崩潰。對于金融機構而言，公允價值的運用，使得其內部估計也存在市場波動性因素，特別是對于證券公司、商業銀行而言，由于存在信用風險，其持有的證券化產品收益率波動性極強，市場的和企業內部的波動因素同時增加了這種波動性。

其次，公允價值的運用嚴重削弱了金融機構在危機爆發后的自我修復功能。由于金融機構本身存在對監管資本的要求，這種監管資本要求已經被很多的學者證明存在順周期性，即在經濟上升周期中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機構資產價值上升，資本相對充足，因此其面臨的監管資本環境也相對寬松，這刺激金融機構的業務規模擴張，如商業銀行信貸規模擴張、證券公司以及基金公司投資規模擴張；而在經濟下行周期中，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機構資產價值下降，其臨西充足性下降，因此其面臨的監管資本環境也相對嚴格，這導致金融機構業務規模收縮，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使得金融風險的影響會被進一步放大。以商業銀行為例，公允坐計量下會計準則對交易賬戶和銀行賬戶確立不同的計量目標并提出不同的計量要求。對于交易賬戶而言，宏觀經濟景氣時期，證券資產價格非理性上漲，泡沫不斷積累，此時采用公允價值對交易賬戶內的交易性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進行計量，導致銀行確認的利潤大幅增加，進而提高了其資本充足性，而銀行資本充足又會導致其購買更多證券資產，進一步推動泡沫膨脹。而在宏觀經濟低迷時期，證券資產價格出現非理性下跌，此時公允價值會計對交易賬戶中的前述資產計量，會使得商業銀行確認大量的估計損失，進而侵蝕其資本，而這又會導致其拋售資產，加快泡沫的破裂。

三、公允價值會計計量的改進與完善

針對前述由于公允價值計量導致的金融機構財務報表的波動并進而導致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有很多的金融機構建議應該全面取消公允價值會計計量。但更多的是認為應該在現行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完善與改革。金融危機以后，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以及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等國際會計準則機構在堅持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基本前提不變的基礎上，紛紛提出改革與完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以減少由于會計計量方法導致的金融機構財務報表波動進而加劇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在這些方法中，包括對金融資產進行重新分類，允許金融機構在特定的情況下對部分金融資產改為按攤余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允許金融機構在特定條件下用未來現金流動貼現模型對類似于MBS、CDO、ABS等資產進行估值。特別地，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提出對全部金融負債與金融資產全部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不再區別各自內在的屬性，以降低由于金融資產計量方法不一致而引起的報表波動。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則提出將原來的金融資產改為按公允價值計量和攤余成本計量兩個類別。同時，對于商業銀行的貸款計提方法，普遍認為應以“預期損失模型”代替以前的“已發生損失模型”，以對金融體系可能存在的風險而導致的業績波動進行提前預判，減少由于市場變化導致的金融機構財務報表過度波動。這些方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金融機構財務報表的波動性、緩解其順周期性，但是卻給金融機構提供了更大的主觀能動性，為其創造了更大的盈利空間，會計機構的獨立性勢必會受到影響，因此其效果仍然有待進一步檢驗。

雖然我國金融機構乃至我國各類企業引入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時間并不長，但是面對金融體系有可能由于公允價值會計計量導致的財務報表波動性以及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我國仍然應該根據國際有關會計準則委員會對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改革的有關做法完善我國會計準則與制度。目前，我國最需要加強與做好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進一步做好資產估值的技術工作，重點解決在惡劣的市場行情下如何對金融資產價值進行評估的問題。金融市場平穩情況下估值并不困難，但是在金融市場泡沫嚴重累積以及金融市場價格快速下跌的情況下，金融資產估值的重要性猶為突出。我國應參照其他國家做法，運用金融工程的相關理論與方法，以歷次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時的數據為基礎，構建科學合理的估計模型，以解決由于估值帶來的金融機構財務報表過度波動。其次，在資產損失確認方面，我國應加緊研究以“預期損失模型”代替“已發生損失模型”。只有損失計提方法與模型合理，金融機構的利得才能真正科學和合理，才能應對不斷變化的金融市場行情對其未來可能造成的損失。特別是對于證券行業與證券投資基金而言，這一問題猶為明顯，因為這些機構金融資產比重非常大，而正確確認這些機構可能發生的資產損失對于保持其經營穩健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我國也應該從會計信息披露方面完善公允價值會計計量方法。金融資產價值往往在一個會計期間會發生較大的波動，但是目前我國只披露期末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對于期間的公允價值變動幅度則不披露，導致信息披露并不完整。我國應增加公允價值波動幅度相關信息，提高信息的完整性，為投資者提供更加科學合理的信息依據。

參 考 文 獻

[1]黃世忠.公允價值會計的順周期效應及其應對策略[J].會計研究.2009（11）：23～29

[2]鐘偉，顧弦.從次貸危機看公允價值與金融周期波動[J].武漢金融.2009（5）：10～14

[3]張智飛.證券投資風險的生成機制與防范[J].武漢金融.2009（3）：35～37

篇(4)

論文關鍵詞：宏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調控

0 導語

為了保證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安全、穩定與效率，客觀上需要建設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不否認金融監管，而是要加強金融監管，這種監管是建立在對尊重市場自主權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審慎的監管。同時要求有更為深入廣泛的金融監管體系，這個體系應更多的從宏觀角度對金融進行管理，尊重市場的調節和金融體系的效率，對市場的不完備進行補充。

1 金融危機與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原因評析

2007年引爆于美國的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危機持續升級，影響逐漸加劇，最終演變成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此次危機爆發于金融體系最完善、金融創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論和人才最豐富發達國家——美國，而且起端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這一金融創新領域。危機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發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主要集中在貨幣和銀行的危機。然而，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等人根據有關金融危機的標準研究，通過將此次危機的資產價格、增長和政府債務等指標同二戰以來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進行一系列對比，研究結果表明此次危機和以往的危機并無本質差別。

但是在客觀忽略資產價格泡沫極度膨脹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宏觀經濟理論，以及以資本監管為核心的微觀審慎監管理論的指導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監管的宏觀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資產價格泡沫，積聚系統性風險，在金融體系內埋下重大隱患。泡沫一旦破滅，積聚的風險迅速釋放，最終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給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

1.2 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

危機爆發后，國際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對金融監管進行了深刻反思。為維護金融穩定，金融監管變革在所難免。綜合G20、FSB、BIS和IMF報告文件來看，金融監管改革目的是保證金融穩定，防止類似的危機的沖擊，預防系統性風險。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塊：

（1）增加資本和提高資本質量，同時改善流動性和緩沖機制，緩解資本監管順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維護金融穩定。

（3）增強會計準則實效性。

（4）改善場外衍生品交易市場。

（5）對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妥善處置。

（6）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合作，強化遵循統一監管標準。其他方面還包括對沖基金、信用評級公司和證券化等方面的監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漸付諸行動并進行了效果評估，有些改革尚處在討論和研究階段，監管改革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當然，以往的微觀審慎監管對于保證單一機構安全，從而保護金融消費者（存款者和投資者）的利益有著積極意義。但是由于微觀監管的固有弱點表明了其不僅強化了順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在保證單個金融機構安全的同時卻有可能最終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因而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隨著此次危機的爆發顯著上升。“宏觀審慎監管”目前尚無明確定義。據已有的文獻來看，宏觀審慎監管主要是相對“微觀審慎監管”而言，金融監管當局從金融體系而非單一機構的角度實施監管，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概念，維護金融穩定，密切關注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宏觀審慎監管同微觀審慎監管在監管目標、最終目標、風險性質的對待、機構間風險暴露相關性的重要性和審慎控制的實現方式上都有著本質區別。

當前，金融監管改革依然處在成型階段。為維護金融穩定，總的改革趨勢將向立足于微觀審慎監管的宏觀審慎監管模式的方向發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將體現在逆周期性監管政策工具的選用和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構建。

2 我國當前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的不足與改良

2.1 我國當前金融監管體系的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我國的金融監管模式也在不斷變革。總得來說，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統一監管體制時期，人民銀行履行統一監管職能。

第二階段為統一監管向分業監管的過渡時期。1992年10月證監會的成立標志分業監管的開始，1998年保監會的成立標志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明確分工，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為1998年后的分業監管體制時期。

其中2003年銀監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一行三會”為基本格局的金融監管體系最終形成，即分業多頭監管的格局形成。為加強協調溝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監管網絡，監管聯席會議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會簽署了《三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在明確各自職責分工的基礎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經常聯席會機制。然而監管聯席會已長時間沒召開，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國務院副總理定期召開金融旬會來加強監管政策協調。

2.2 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的不足

盡管我國目前分業監管有利于提升監管專業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風險傳染效應，但如同大部分分業監管模式一樣，我國當前的監管體系存在不足。錢小安認為我國監管體系不足體現在監管重復與監管空缺并存、監管資源配置低效、監管協調機制較弱等方面。根據引發此次金融危機金融監管方面的缺失，從宏觀審慎監管角度來看，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穩健的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系統性風險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對金融體系的數據信息進行整合、分析、檢測和評估，發現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的來源，發出風險警示。這就需要一個專門的分析平臺，一方面整合各微觀部門的信息數據，另一方面同時整合分析宏觀部門和微觀部門的信息數據。而目前，我國并沒有搭建這樣一個平臺。 轉貼于

其次，系統性風險防范不足，存在監管盲區。此次金融危機表明，由于缺乏對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集團）有效監管，致使這些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加劇金融危機程度。

最后，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不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需要先進監管理念的同時，還需要有效的完備的金融監管政策工具。而無論是在時間維度上的逆周期監管政策，還是在行業維度上的對系統性風險的有效監控政策，我國都存在不足。

2.3 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框架構建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分析提出了我國在金融監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國未來的金融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構建中，我們要提出針對性的對策。總得來看，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有賴于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的搭建、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組織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協調機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觀審慎分析平臺，建立預警機制。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的構建，對系統性風險進行分析、評估和預警，對系統性風險的防范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在這一環節的構建大體可分為四步。首先確定平臺，即明確微觀和宏觀數據整合分析的職能的具體承擔部門，可以是“一行三會”當中一個也可以新建一個部門。其二，信息數據的收集和整理。平臺構建后，相關職能部門就得強化對系統性風險相關信息數據的收集和整理，特別加強微觀和宏觀數據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統性風險變化趨勢。其三，系統性風險評估體系的構建。即從金融體系宏觀層面又從銀行、證券和保險等行業微觀層面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檢測與評估，加大各行業微觀層面風險評估對金融體系宏觀層面風險評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從時間維度上說，我國應完善包括逆周期貸款損失撥備和逆周期的信貸政策等在內的各種逆周期監管政策機制。同時，要加強對杠桿倍數的檢測，從微觀和宏觀角度有效控制金融體系的風險過度承擔。完善相機抉擇機制，有效避免危機擴大和擴散。從行業維度上說，要加強對金融控股集團監管立法，完善對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管政策工具，有效監管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完善危機處理機制，設計多層次的應急處理監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最后，合理架構組織，健全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協調機制。組織結構鋪排，各部門政策協調是宏觀審慎監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關鍵因素。首先，系統性風險信息的獲得、預警機制的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的設定需要各部門明確職責并加強溝通協作。其二，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需要各部門的密切配合。組織架構設定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效果有極大的影響。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中的組織安排，首先是確定宏觀審慎分析平臺，作為宏觀審慎監管總的召集人；其次是三會要加強對各自監管行業的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結合意識；其三，要加強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同宏觀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最后，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實施部門要加強同人民銀行、財政部以及發改委等部門協調，制定科學的監管政策并有效執行，提高監管水平和效率，維護宏觀金融穩定。

3 宏觀審慎監管與貨幣政策調控的聯系

在金融監管中，有一項監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銀行監管。這是由于：首先，銀行業在金融體系占主體地位。其次，在各類金融機構中，銀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的部門。因此，作為我國貨幣政策執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必然在宏觀的金融監管中占據極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機制改革中，基于對資本充足率監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約束監管機制。但在當前的新的金融運作形勢下，對于資金的過于嚴格的監管可能會導致雁行的信貸減少，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總投資的下降，這自然不是金融監管希望的結果。

但是在新的宏觀審慎的監管機制下，政府實行貨幣調控政策則可以利用這樣較為完整系統的機制來進行整體的調控，不僅可以提高貨幣政策在有效引導國民經濟向更好的發展方向上進步，還可以在這一較為拔高的視角上有效的規避一些金融風險，更加有效的將我國經濟引導至又好又快發展的康莊大道！

4 結語

篇(5)

關鍵詞:順周期性;資本監管;貸款損失撥備;杠桿率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

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仍在繼續。這場危機促使國際社會重新審視諸多重大的監管問題,如金融監管制度的順周期性。在巴塞爾協議的整個審慎監管制度中,資本監管是最為重要的一項制度安排。而此次危機則突出反映了資本監管制度和整個金融監管的順周期性。相對較小的次級按揭貸款市場的損失,居然引發了世界范圍內對整個銀行市場和金融市場的信心,銀行沖減損失,資本金水平下降,從而減少對企業及個人的貸款,銀行業難以發揮其正常的融資功能,導致了全球經濟的衰退。2008年初,主要負責全球金融穩定的主要國際組織,即金融穩定論壇(現改為金融穩定委員會)明確表示,將組織力量專門研究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問題,并于2009年4月了解決金融體系順周期性的報告,報告的重點則是放在金融資本監管的順周期性上。

一、順周期性的定義

根據上述金融穩定論壇的報告,順周期性是指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之間動態的相互作用(正向反饋機制)。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會擴大經濟周期性的波動程度,并造成或加劇金融部門的不穩定性。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由金融系統波及到實體經濟,實體經濟惡化又沖擊了金融系統,就是在這一機制的作用下。

從金融理論上講,金融系統本身就具有內在的順周期性。在經濟上升時期,由于抵押資產升值,市場前景看好,銀行增大信貸供給,刺激經濟進一步擴張。然而,這一時期發放的許多貸款很可能轉化成經濟衰退期的不良貸款;當經濟出現衰退時,由于借款人財務狀況惡化,抵押物價值下降,貸款風險得以暴露,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更加審慎,提高了貸款條件、擔保要求、信貸審查的要求,提取更多的準備金,核銷了壞賬,銀行貸款增長速度放緩,貸款規模減少。使信貸的急劇減少對經濟沖擊很大,進而導致經濟進一步衰退,經濟復蘇舉步維艱。

金融穩定論壇的報告認為,緩解順周期性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重點是要從監管政策角度出發,克服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從而減少金融體系可能出現的緊張情況,但是徹底消除經濟周期既不現實也沒有必要。而最終的效果就是確保銀行在經濟上行時積累充分的資本并在經濟下行時釋放出來,從而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報告進而明確了金融體系順周期性主要涉及了三方面的監管政策:一是資本監管;二是準備金;三是杠桿率及計值標準。本文即從這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二、資本監管順周期性的原因及補救辦法

國際資本監管制度主要是依據巴塞爾委員會公布的資本協議,即1988年和2004年出臺的巴塞爾老資本協議和新資本協議。老協議要求銀行的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之比不得低于8%。如果銀行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比率非常低,銀行為了滿足監管資本比率要求必須提高比率。Jackson等(1999)指出,銀行會采取成本最有效的方式來滿足監管資本要求。最佳做法是減少信貸供給。如果許多銀行同時采取這種方法,會導致對經濟的整體信貸供給減少。對美國、日本等許多國家的實證研究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銀行體系受到的資本約束比較嚴重時,從而對經濟周期產生影響。

相比之下,新資本協議的順周期性更為突出。新協議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高資本監管制度的風險敏感性。但是風險計量指標有其特殊的運動規律,風險測量行為本身可能就具有順周期性。對短期波動性的短視估計、資產和違約的相關性、違約的概率以及發生違約的損失,這些都有順周期性。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風險測量標準就會提高,從而觸發進一步緊縮,而在風險不斷積聚的擴張時期,風險測量可能要寬松得多。

資本監管制度的順周期性已經成為國際上需解決的一大問題,但事實上我們無法從根本上消除順周期性,但已有許多研究提出各種方法弱化資本監管制度的順周期性。

1、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調整超額資本要求。在經濟高漲期,銀行要持有比最低監管資本更多的資本;在經濟蕭條期,如果有必要,可以降低監管資本要求。如Esterlla(2004)指出,通過在經濟蕭條期設立“明智的最低資本要求”來削弱順周期性的影響。劉斌(2005)指出,法定的最低資本充足率只是對銀行的最低要求,而并不是銀行自身確定的最優水平,不同的銀行應根據自身的風險狀況確定自己的最優資本充足率水平;監管當局制定的最低資本充足率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應從整個銀行業來考慮。因此,最為切實可行的方案是要求兩種不同的比率:一是最低資本比率;二是最低目標資本比率,預先設定高于最低資本要求的比率。在經濟高漲期,希望銀行遵守最低目標資本比率,在經濟蕭條期,監管部門應要求銀行滿足最低資本比率。

2、增加對特定高風險資產或行業的信貸風險權重。在經濟高漲期,如果銀行監管者發現銀行貸款迅速向特定高風險行業聚集,則如果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規定此類貸款的風險權重為100%,監管當局可以要求提升到更高,如150%或200%。盡管風險資本比率要求沒有發生變化,但是計算風險資產的方法發生了變化,導致銀行監管資本上升。

三、貸款損失準備金的順周期性

貸款損失撥備是商業銀行用來抵御貸款預期損失而從利潤或收入中提取的用于彌補到期不能收回的貸款損失的準備金,它是銀行抵御風險的第一道防線,其計提充分與否直接影響到銀行資本吸收損失的能力,進而對經濟周期的波動產生影響。Borio,Furfine和Lowe以1980～1990年10個OECD發達國家為例,發現銀行信貸風險撥備顯示出很強的順周期性。銀行的撥備數量與經濟周期呈很強的負相關性。在經濟擴張時期,信用風險相對較小,此時銀行的盈利能力較強,但還是會相對少計提貸款損失撥備,更多的利潤被分配掉。而當經濟衰退來臨時,一般貸款損失會增加,但由于在經濟高點期計提的撥備相對較少,導致缺乏撥備來緩沖損失,同時由于過度悲觀,也會低估貸款質量,想加大計提損失撥備,最終表現為貸款損失撥備的順周期波動。其結果之一就是銀行資本受到侵蝕,長期抗風險能力下降,從而影響銀行的穩定性。

許多實證分析也表明,銀行貸款損失撥備的計提行為具有強化信貸緊縮的作用:在經濟上升期,貸款損失較少,撥備的計提比例遠小于利潤率,較高的利潤率進一步使貸款擴張;而在經濟下降期,貸款出現大量損失,撥備計提比率遠大于利潤率,貸款損失嚴重侵蝕了銀行的利潤和資本,銀行不得不大幅削減貸款。

影響貸款損失撥備計提順周期性的因素很多,既有銀行自身的內部原因,也有監管政策制度等外部因素,如何解決各方因素的不利影響,建立前瞻性的、平滑性的貸款損失撥備體系,對于緩解銀行放貸行為的順周期性、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動具有重要的意義。

Evan Kraft指出,當前的貸款損失撥備計提實踐多是事后性的,它是基于對已發生狀況的認識,并不能有效認識到未來預期發生的損失,所以計提的撥備往往是不充分、不合理的。滯后性的貸款損失撥備計提模式嚴重削弱了危機時的銀行資本基礎,造成了信貸緊縮。因此,許多研究文獻的主要觀點就是涉及前瞻性的貸款撥備計提模式。制度設計的關鍵是將逆經濟周期的要素引入到現有的撥備計提框架中來,建立起某種向前看的撥備制度。在這一制度下,經濟繁榮時期,商業銀行每增加一筆貸款,就要預期到未來可能發生的潛在損失。這一損失應是基于一個完整經濟周期在歷史統計數據上估算出來的,而不是建立在現有的經濟環境之上。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中,經濟會產生波峰與波谷,并伴隨著信貸的擴張與收縮。因而可以用整個經濟周期中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金除以該時期的信貸總規模,得出一個完整經濟周期中平均的貸款撥備比率。對于信貸擴張期的撥備比率,制度設計應保證使其高于平均水平之上;而在信貸收縮時期由于前期已經計提了足夠的貸款損失準備,此時只需計提低于平均水平的撥備就可完全覆蓋蕭條時期所產生的大量貸款損失。

另一個平滑貸款損失撥備順周期性的實踐是動態撥備。自2000年開始,西班牙央行開始實施動態準備金制度,在傳統的一般準備金和專項準備金的基礎上,引入了統計準備金,以反映對銀行潛在信用風險的事前估計。經濟擴張時期,不良貸款比例低,事后計提的專項準備小于潛在的信用風險,銀行應建立統計準備金;經濟衰退時期,不良貸款比例高,專項準備不足以覆蓋貸款損失,動用事前提取的統計準備金來彌補。動態準備金制度涵蓋了對未來經濟周期的預測,是潛在風險估計值與實際風險值的差額。

從西班牙的實踐可以看出,動態準備金是專項準備金的補充而非替代,類似于專項準備金的蓄水池,確實熨平了貸款損失準備金的周期波動性。當經濟處于上升期時,計提動態準備金,使提取的總準備金大于應提的專項準備水平;當經濟處于下行期時,減少銀行當年專項準備提取量,動用動態準備彌補專項準備的不足。西班牙從2000年7月1日開始實施動態準備金制度,2004年大部分銀行的動態準備金都達到了要求的最大值。西班牙央行的數據顯示,動態準備金制度確實起到了平衡經濟周期影響的作用。

四、杠桿率的順周期性

高杠桿率是次貸危機中金融機構損失慘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美林證券為例,從2003年到2007年其杠桿率增至28倍。花旗銀行2002～2006年相應的杠桿率從18倍增加到了22倍。高杠桿經營的結果就是2007年、2008年由于資產負債表惡化,核銷劇增,所有者權益凈減少,杠桿率增加到了30倍,“花旗大廈”搖搖欲墜。

金融機構的杠桿率也具有順周期性。在經濟高漲時資產價值高、杠桿率高,經濟低迷時,資產價值低、杠桿率低。

基于以上因素,杠桿率監管成為金融體系順周期性監管的一個重要部分。Bichsel和Blum(2005)認為,杠桿率可以作為彌補資本充足率監管缺陷的安全網。Blum(2008)從理論角度闡述了杠桿率限制可以提高資本監管有效性的內在機理。孫天琦從直接限制杠桿倍數、直接限制抵押貸款的抵押率、更加重視高杠桿經營機構的流動性監管等方面提出了討論意見。

五、結語

根據以上分析,準確預測經濟所處的周期以及商業銀行潛在的財務風險并采取相應的監管措施來緩解監管制度周期性,難度是相當大的,目前的金融危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理論和實踐都在努力探索緩解金融監管順周期性對經濟的影響,核心問題是保證銀行在經濟下行時期持有充足的資本,從而保證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重視初始杠桿率的作用、改變貸款損失撥備的周期性以及提高總體資本充足率等措施都有助于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制度,改善金融監管的順周期性。

(作者單位:天津渤海職業技術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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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穎,尹一婷.逆經濟周期的審慎監管制度:動態準備金及其實踐.新金融,2009.1.

[4]孫天琦.改進杠桿率監管.次貸危機給監管當局提出的重要任務.西部金融,2008.12.

[5]潘再見,陳振.杠桿率限制與資本監管有效性研究.新金融,2009.7.

[6]羅平.資本監管制度的重大改革.提高資本的質量和水平.新金融,2009.7.

篇(6)

順周期性作為金融系統的內在特征，客觀上反映了其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但也存在降低金融體系應對危機的能力，使整個信貸周期與經濟周期明顯的惡化。順周期性在BIS巴塞爾委員會于1975和2006年分別出臺的兩個協議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根據巴塞爾新協議第一支柱的風險模型(根據資產的歷史價格來估計未來一段時期內因資產價格的不利變化而損失的可能性)在經濟上行階段，資產價格波動率不高，風險值較低，資本金充足。然而，在第三支柱的規定下，長期保持經濟周期頂端帶來的資本過剩狀態將受到處罰，因此在上行階段銀行仍實行積極信貸。到下行時期，資產價格波動率大幅增加，風險提高，對于銀行資本金要求增加，銀行實行緊縮信貸，對于經濟狀況起負面作用。順周期性在資本充足率監管、貸款損失撥備、公允價值會計三個主要方面體現明顯。資本充足率(CAR)［2］系指資產與風險資產的比值，其反映銀行在遭受存款人和債權人資產損失后以自有成本承擔損失的程度。在經濟上行時對CAR要求放松，銀行實行積極信貸，而在經濟下行時期，銀行難于融資，只能選擇減少信貸供給而加劇信用緊縮。貸款損失撥備是基于事實與管理層的判斷在貸款組合惡化時的計提撥備，由于其設置機制以明確的惡化趨勢存在為前提，故而具有滯后性。在經濟上行時，經濟情況向好而風險尚未體現，撥備計提少;而在經濟惡化趨勢明顯時，本應增加撥備計提，但由于市場環境的惡化，銀行利潤和相應的資本壓力已不足以滿足撥備計提增加的需要。公允價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其分為按市值計價和按模型估值兩個層次。當資產價格走低，公允價值會計下的資產市值不論是按市價還是按模型均有下降，從而引發市場參與者的恐慌拋售，從而進一步深化了資產價格的下跌，形成惡性循環。對此現象，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均持關注態度并引入反周期機制。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是當前各國采用的普遍做法。美國財政部在2009年公布的《金融監管改革框架》中第二部分指出，對于具有重要性的機構來說，必須提高其資本與風險管理的標準。這一部分又被細化為三個方面，即設置更有力的資本要求:這些公司的資本應更為穩健，應當在經濟不利的情況下能夠更加具有有效性;加強對信用風險、流動風險等的管理;創建高效準確的行為機制。這些做法，能避免下行時因毫無準備而帶來的損失。英國在2009年3月18日金融監管改革報告中，指出了對于順周期性的防范措施，分為資本充足率和會計準則兩個方面。其中應大幅提高全球銀行體系的資本質量和數量，最低監管資本要求，應當大大高于當前的巴塞爾要求;大幅提高交易賬戶行為的資本要求，提高對證券化、尤其是再證券化的資本要求;監管者應保證實施新協議不會造成順周期性;應引入逆周期的資本充足率機制，該機制應具有緩沖資本隨經濟周期升降的特征。而會計準則方面則要求建立“經濟周期準備金”，以此來進行緩沖。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9月12日《巴塞爾協議III》通過，新協議將資本充足率上調至6%，增加反周期準備成本，為巴塞爾協議在面臨順周期性的問題下的轉變邁出新的一步。其次，應對順周期性可建立逆周期的貸款損失撥備。其中以西班牙的監管實踐最為典型，效果最好。西班牙中央銀行實行動態撥備制度，其基本思想是在經濟上行期，動態撥備基金積累;在經濟下行期，消耗撥備基金彌補損失。在2004年歐盟統一會計規則下，動態撥備制度進一步修改完善。動態撥備制度為逆周期，強有力地降低了順周期的程度，并且通過制度的設計防止銀行利用撥備基金進行利潤調節，保證了撥備金的正確使用方向。

二、公司治理與薪酬激勵機制下的金融監管

目前，薪酬激勵機制主要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激進的薪酬機制對于短期財務業績予以鼓勵，高管在利益的刺激下會傾向于過度風險承擔，追求短期效益，從而引起過度投機。高管通過設計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將產品的信用鏈條拉長，使投資者難以意識到較為遠期的風險，而僅僅關注于短期的現實利益，從而將盈利模式建立在非健康的實體經濟與基礎資產上，謀取因信息嚴重不對稱帶來的巨額財富。其次，業績激勵與股價掛鉤，金融機構傾向于市值最大化，股東對于風險的容忍度已經高到足夠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從而對于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形成威脅。再次，收益與風險存在嚴重的不對等性。金融機構的利潤具有較強的虛擬性與滯后性，有些業務的風險滯后表現，導致管理層實際獲取的薪酬可能是機構本身并未獲得的利潤，同時薪酬一經發出不可追回，一旦面臨下行期，管理層并沒有義務承擔虧損與風險。最后，董事會與管理層由于自身對于利益的無限度追逐，導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對于風險管理的重視，甚至已經意識到巨大風險的存在，但出于利己主義的要求而刻意忽視了風險的潛在威脅。同時由于管理層與公司之間只為關系，一旦公司出現問題，管理層即可辭職選擇其他公司，從而規避由于其過度投機帶來的危險后果。對于薪酬激勵的監管改革，多從薪酬決定機制和薪酬結構兩個方面入手。通過要求增加股東大會對于高管薪酬的發言權和增強薪酬委員會的獨立性，從決定機制上對于高管的非正常高薪酬予以限制。在實際操作中，美國采取了多項措施，如財政部在2009年10月22日，宣布對于接受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資金(TARP)的7家大公司高管進行限薪，其中有花旗、美國銀行等7家企業中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在具體操作中，對監管人員提出了五項薪酬限制的標準，但此標準并非機械不變的，應對具體情形予以調整和改變，充分考慮薪酬限制與維持公司活力。首先，薪酬不能超過同類公司相似職位的薪酬水平;其次，薪酬基本上以股票形式為準。據此，薪酬與公司長期表現掛鉤，因此高管不會只關注短期效益而進行過度風險投資。第三，減少現金薪酬所占的比例。第四，要求激勵標準與預先設定好的預期目標相一致。第五，限制豐富離職補償與退休金計劃。與此相配合，制定若干限制薪酬的基本原則，如只允許在特定情況下具有合理性的增薪，薪酬與股票形式為準，限制現金薪酬的比例等。截至2012年6月4日，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對最后三家接受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資金(TARP)的公司，即AIG，GM，AllyFi-nancial的薪資限制情況報告中指出，在2012年CEO的整體薪資水平保持2011年水平不變，同時其薪資結構也大體維持了2009－2011年的整體結構，高管的薪資水平有所下降。同時這三家公司均已進行了成效卓著的對于納稅人投資的償還活動。我們發現，美國的薪資與激勵機制監管與限制，在四年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對于維持后危機時代的經濟穩定，促進經濟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10月，英國金融服務局向銀行業CEO了“致CEO公開信”，對其薪酬方案提出了監管建議。2009年財政部的財政先期預算報告中闡述了“銀行薪資稅”，即對在2009年12月9日—2010年4月5日之間，向單個雇員發放獎金超過2．5萬英鎊的銀行以50%的稅率向該銀行就超出部分征稅。此稅旨在鼓勵銀行將用于獎金激勵部分的資金轉為構建資本金，鼓勵銀行檢查激勵方案，保證其與銀行的長期目標以及貸款管理和風險管理的時間相一致，確保薪資政策盡可能減少風險的積累，并希望改變銀行業的此種激勵慣例。此稅的征收為英國對于整頓銀行業高薪酬釋放出信號。同時也為《金融服務法案》的提出奠定了基礎與進行試水。《金融服務法案》旨在對金融界進一步的監管，制約不適當行為，增強英國金融業的整體競爭力起到重要作用。

三、全球化金融監管合作的問題與展望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資本大規模流轉，金融業務與機構逐漸實現了跨境發展，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大幅度增強。金融監管呈現出從國內單邊監管轉向國內國際多邊監管，從封閉性監管轉向開放性監管的總體趨勢［3］。目前，全球化金融監管合作，仍存在多方面的問題。首先，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機構多為跨境的大型投資銀行與證券機構。以高盛集團為例，其總部設在紐約，并在東京、倫敦和香港設有分部，在23個國家擁有41個辦事處，集團內部所有運作都緊密相連，互為一體。因此，此類機構的跨國特性就決定了其必然涉及多國的監管部門，如果其中一個市場的政府監管嚴格，此類機構可以將這一部分的分支機構進行市場轉移，從而造成實際上的監管空白與政策失靈。同時，由于不同國家的監管行為規則與措施力度不同，也為機構規避風險提供了法律縫隙。而且，主要跨國經營的金融機構所造成的全球性損失由誰承擔，如何承擔也引起了各國金融監管部門的關注。其次，全球化迅速深入發展，從亞洲金融危機到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的強度不斷增加，涉及的范圍不斷擴大，而金融危機也非單一國家的監管措施所能遏制，金融危機發展與變異的特性亟須國際社會強有力的監管合作，才有希望實現監管的全面與有效，以期維護世界經濟的總體穩定性。面對全球化金融監管下的問題，建立全球或區域性的統一監管組織，需要縮短各國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差異，因此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實現。但各國監管機構均試圖通過國際多邊組織共同推進符合當下實際的監管規則。監管規則的制定多涉及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加強對于國際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的監管，即對大型對沖基金，私人資本和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對此類機構實行相對統一的監管標準，有效實現跨國監管與聯合監管。其次，通過建設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準則，協調各國政府救市的方式與時機，加強信息溝通和監管信息的共享，通過協商與合作分擔跨國運營的主要機構的損失。同時在危機發生前與發生初期，應用危機預警系統盡可能地降低經濟危機風險帶來的損失。美國在2009年6月頒布的《改革白皮書》第五部分中，強調了提高國際監管標準與增強國際合作。強調了美國以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在其參與的重要國際會議與組織，如G20，FSF，BCBS中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政策的調整的重要性。同時，作為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方向中的主要部分，增強國際合作與提高國際監管標準［4］。英國于2009年7月公布《改革金融市場》白皮書中第七部分，為金融監管的國際與歐洲系統內部的合作［5］，文中指出了跨境公司在規模與復雜性上對于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具有潛在的威脅，并且肯定了歐盟以及G20對于全球化金融監管所作出的努力。進一步闡述了有待于增加國際監管與合作的方向。充分發揮歐盟在增加全球金融穩定性和建立廣泛使用規則上的積極作用，構建各國家監管者之間的合作，建立處理國內外監管者之間矛盾的爭端解決機制;賦予FSA國際性的監管效力，并且號召所有國家加強風險防范與管理。歐盟作為國際上較為成熟的區域共同體，其金融監管實踐無疑為全球性與地區性的金融監管機構合作提供了豐富的樣本，其經驗對于進一步深化全球性合作具有重要意義。歐盟的金融市場統一監管經歷了三個階段，即2009年前至2009年的準備改革階段;2009至2011的歐洲金融監管改革階段;2011至2013年的評估階段。第一階段即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盟于2009年5月在布魯塞爾召開歐洲新監管機構會議。在進入第二階段的實體改革過程中，2009年9月各國提出監管立法意見，經過為期兩個月的歐盟議會的投票機制，于2010年11月公布立法文件文本，并于2011年1月增加了新的立法建議。最終于2011年年底，三個全新的金融監管機構(ESAs)與歐洲系統風險委員會(ESR)取代原有的監管委員會，并行使職能，這標志著歐洲金融監管合作的全面展開。第三階段為對于現行改革的評估與建議階段。2013年5月24日，歐盟再次召開會議，對于新監管機構的效率與成效進行評估，以審查新改革的實際效能。歐盟在金融監管改革中發展的脈絡與步驟，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范本。

篇(7)

關鍵詞：金融業 改革 發展 逆周期監管

一、逆周期監管的引入

1．經濟危機的反思

從歷史的視角回溯，金融監管的發展兼具漸進式與變革式特征。漸進式特征體現在金融監管通過修補金融體系中的制度漏洞，應對非系統性風險的沖擊而逐漸得到完善。而金融監管的變革式發展則大多出現在災難性的金融危機之后，通過監管理念與方法的革新，提升金融監管應對系統性沖擊、防范金融危機的能力。

始于2007年的次貸危機是自1929-1933年大蕭條之后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危機重創全球經濟，造成大量金融機構破產，除了觸目驚心的巨額損失，危機也凸顯現有金融監管體系的脆弱性，其缺乏防范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從上次世界經濟大蕭條到這次危機我們不難看出經濟從繁榮到危機運行軌跡的周期性。金融是經濟的核心,自身所具有的刺激經濟發展、積蓄放大風險的特性,總是加速了經濟的繁榮,加劇了經濟的危機,呈現出順周期的運行規律,使全球經濟呈現不可持續性。

2．逆周期監管的提出

2009年4月,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要求金融穩定理事會和巴塞爾委員會研究提出緩解順周期問題的政策工具,促使銀行在經濟上行周期計提資本緩沖,以滿足下行周期吸收損失的需要。2010年以來，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理念獲得了廣泛認同。2010年9月12日,巴塞爾委員會決策委員會會議正式宣布了國際銀行資本監管制度改革總體方案,包括要求銀行在信貸高速增長、系統性風險不斷累積的情況下,計提逆周期資本緩沖,即逆周期資本監管。2011年1月，歐洲銀行系統風險監管委員會正式啟動，泛歐宏觀審慎監管體系開始形成；我國也在“十二五”規劃中，正式提出“逆周期宏觀審慎制度框架”。

在“十二五”規劃藍圖中，金融體制改革依然是金融業所要努力的方向。與前兩次規劃相比，“十二五”規劃建議中“金融體制改革”文字雖未改動，所要努力的內容卻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在建議中，金融體制改革的第一項內容為“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宏觀審慎管理是以防范系統性風險為根本目標，將金融業視做一個有機整體，既防范金融業內部相互關聯可能導致的風險傳遞，又關注金融體系在跨經濟周期中的穩健狀況，從而有效管理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最終實現維護金融穩定的目標。在日前召開的“宏觀審慎政策：亞洲視角高級研討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國際金融危機重大教訓之一，是不能只關注單個金融機構或單個行業的風險防范，還必須從系統性角度防范金融風險，而宏觀審慎政策正是針對系統性風險的良藥。”

通過逆周期的審慎監管，將有效約束商業銀行信貸擴張沖動和短期行為，提高中國銀行業體系的風險防范能力，并為建立可持續、穩健的中國銀行業體系發揮重要作用。逆周期的監管政策成為中國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產業政策、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具有自動穩定器功能的財政政策一起，構成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風險

1．中國金融經濟發展的現狀

目前，我國金融業所處的大環境已經不同。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外匯和財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經濟分量在加重的同時，中國經濟的作用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聯合國發表的2009年世界經濟報告指出，如果中國能夠在2009年實現8%的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達到驚人的50%，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當之無愧地成為2009年帶動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強引擎。

同時，金融業自身情況也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銀行業整體競爭力明顯上升，截至2010年6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87.2萬億元,負債總額82.3萬億元，而這一數據在2005年12月末,只分別為37.47萬億元和35.81萬億元，數年之間,我國銀行業資產和負債總額分別提高了2.32倍和2.29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大幅提高；銀行業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明顯改善；多層次金融體系得到完善；金融業競爭力大幅提升，2010年英國《銀行家》雜志全球前1000家銀行排名中,來自中國的銀行從1989年的只有8家上榜增加至84家上榜。

2．銀行業金融機構存在的風險

一方面來自“天量”的貸款。數據顯示,2008年1月,中國流通貨幣是3.67萬億元,2010年7月,流通貨幣增加到3.95萬億元,增速7.6%。在基礎貨幣增加并不大的情況下,國內銀行的信貸創造卻異常猛烈,2009年國內新增銀行貸款為人民幣9.5萬億元,增幅31.7%。2010年，新增的人民幣貸款為8.55萬億元,已經超出全年7.5萬億元的貸款計劃,照此貸款節奏,由此可見商業銀行的放貸沖動依然強烈。隨著商業銀行不斷放出“天量”信貸,蘊含的諸多風險也在不斷積累。據某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資金部負責人介紹,2009年商業銀行為配合“4萬億”投資計劃,投放了巨量中長期貸款,其中“鐵公基”項目相對風險可控,但大量的地方融資平臺的信貸投放,存在資金流向不可控、財務狀況不透明等諸多問題,蘊含了巨大風險。再加上2010年4月中央密集出臺了房地產調控政策,作為持有大量不動產抵押的銀行,房價的大幅波動或成為新風險的“發源地”。

另一方面,不良貸款率拐點隱現。2003年12月,中國整個銀行業不良貸款比例是17.9%,此后7年時間里不良率一路下降。到2010年二季度,數據低至1.3%,注意這是全行業數據。經歷了2008年的去庫存化和2009年的宏觀調控,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比例始終穩步向下走。中報數據顯示,國內商業銀行的關注類貸款出現激增。2010年二季度數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關注類貸款出現集中性增長。其中工商銀行關注類貸款二季度上升了419.86億元;中國銀行上升119.33億元;農業銀行上升48.58億元;交通銀行上升27.08億元。而2010年一季度末,工、農、中、交的關注類貸款分別較年初下降了325.39億元、110.58億元、38.06億元、32.45億元。五大行中,僅有建設銀行的關注類貸款在二季度環比是負增長,但五大行關注類貸款總體上升了539.97億元,增長了0.1個百分點。值得警惕的是,目前主要商業銀行的關注類貸款余額是不良貸款余額的2倍多,囤積的關注類貸款在資產質量發生波動時很可能遷徙為不良貸款,從而對資產質量形成較大壓力。

在外部環境與自身條件均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銀行業金融機構如何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借助金融體制改革實現新的發展尤為急迫，金融業監管既要繼續承擔未完成的任務，又要面對新的課題。

三、逆周期監管的措施和手段

目前,基于經濟危機的教訓、中國經濟金融形勢以及上述種種隱患，銀監會的監管理念也正在向《巴塞爾協議III》靠攏,梳理其一系列舉措會發現,逆周期資本監管思路已經清晰可見。

所謂逆周期資本監管，是指資本監管要求隨著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轉化而變。在資本數量方面,經濟擴張時期,商業銀行應累積較多的資本以應對經濟衰退時期的需要;在經濟衰退時期,可以適當降低對商業銀行資本的監管標準,促使商業銀行增加信貸投放,推進經濟的復蘇。在資本質量上,經濟擴張時期,商業銀行資本結構中核心資本的占比應較高;在經濟衰退時期,可以允許商業銀行在資本補充上更多地依賴附屬資本。

而在“順周期”的監管思路下，貸款損失準備主要依據貸款實際發生的損失計提,在經濟上行期貸款質量較高時，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水平較低，不利于貸款損失準備積累；而在經濟下行期，貸款質量惡化，需要計提較多的貸款損失準備，但此時銀行財務狀況也隨之惡化,無力計提較多的貸款損失準備。銀行在經濟上行期間也未積累足夠的貸款損失準備，以彌補貸款質量下降形成的損失，無法達到“以豐補歉”的效果。兩相對比，逆周期理念的優勢一目了然。

1.準確判斷“周期”

“逆周期”監管新規的推進，在提升銀行抗風險能力的同時，也面臨著對“周期”準確判斷的難題。面臨可能出現的資本充足率、稅前凈利潤等各項指標縮水的現實，首先，應建立銀行風險的會計監督機制。在處理金融會計日常業務中事前、事中和事后進行過程監督。事前監督是指對銀行風險預警指標體系的制定與考核。事中監督是對銀行的經營過程的動態監控。事后監督主要應通過對原始憑證、記賬憑證、賬簿和各種報表的檢查分析,對銀行穩健經營的結果進行全面復審檢查,考核各單位有關控制銀行風險責任指標的執行情況,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整改建議與措施,以進一步防范銀行風險；其次，根據銀監會制定的統一政策,各銀行每年從實現的凈利潤中,按一定比例提取風險準備基金,專項用于補償各種風險損失,作為風險管理考核目標。最后，改革壞賬準備計提方法。按照現行的制度規定,銀行壞賬準備是按期末應收賬款余額的3%。計提。但是,不同期限和不同性質的應收賬款與發生壞賬損失有不同的的關系,按期末計提不能揭示其聯系也與壞賬準備的提取不相協調。因此,采用賬齡分析法來計提壞賬準備,并按賬齡和性質的不同確定不同的計提壞賬準備的比例。

2.實施逆周期資本要求

逆周期資本要求是指針對宏觀系統性風險，通過資本監管規則的設計促使銀行在經濟上行時期增加資本金，以緩沖經濟下行期資本金要求的大幅提升給銀行帶來的風險。它通過資本金監管抑制銀行信貸對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放大作用，緩解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逆周期資本監管至今并沒有統一的方法，研究集中于如何通過修正新巴塞爾協議中相關方法來確定逆周期資本要求。現有的結論認為，與直接對內部評級法的風險權重進行修正的“輸入端”修正方法相比，在利用內部評級法得到的資本金要求基礎上，通過逆周期資本乘數來計算逆周期資本金要求的方法對經濟的順周期特征有更強的糾偏作用。但是，逆周期乘數的計算方法尚無一致的結論。一般認為，可以將GDP增長率、信貸增速、資產價格上漲幅度等宏觀經濟指標中的一種或幾種通過技術方法轉化為反映宏觀經濟狀況的逆周期乘數，但如何使其更全面反映宏觀經濟周期特性，同時更具逆周期性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3.采用杠桿率限制

杠桿率限制也是危機后各國際組織及各國監管機構所提出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中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與新巴塞爾協議中的內部評級法及其他內部評級模型相比，杠桿率指標不易被人為操縱，且不具備風險敏感性。因而與具有較強風險敏感性特征的微觀審慎監管工具有很好的互補性，能更好地緩解其周期性特征。同時，歷次危機爆發前，高杠桿率是金融機構最重要的指標特征之一。限制杠桿率可以防止金融機構的非理性擴張以及由此引發的系統性風險累積。另外，從危機對各國金融體系的沖擊影響的結果看，由于加拿大等一些國家在其金融體系中更廣泛地采用了杠桿率指標方面的監控與限制，緩解了其銀行體系的順周期特征，在相當程度上減輕了金融危機的沖擊。杠桿率指標計算簡單，但其有效性也依賴于其在金融體系中應用的廣泛性。由于銀行混業經營的趨勢不斷深入，金融機構擁有越來越多復雜的表外結構，更加復雜的衍生產品交易等使杠桿率的準確計算存在相當的困難。除此之外，杠桿率限額的設定對金融機構的業務與經營選擇有很大的影響并涉及監管邊界的爭議。這些都是杠桿率限制監管需要更深入探討的問題。

4.動態撥備制度

動態撥備制度作為一種緩解貸款損失準備順周期特征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其原理與逆周期資本在原理上是相同，即在經濟上行時期提高撥備計提，以抵消經濟下行期內急速上升的信用損失及撥備要求。按照會計準則的真實性原則，當前銀行及金融機構的撥備計提規則必須基于實際發生的交易或事項，因而具有明顯的滯后特征，導致了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在經濟狀況加速惡化的時期，金融機構由于劇增的撥備計提要求不得不縮減信貸從而進一步加劇經濟的下滑。建立動態撥備制度的指導原則是提高撥備計提的前瞻性，盡管目前還沒有各方一致認可的具體實施方法，但西班牙中央銀行早在2000年就已經實施了一種動態撥備制度。在這種動態撥備制度下，動態撥備與過去傳統的一般準備、專項準備共同構成銀行的總撥備。其中，動態撥備主要通過測算長期平均貸款損失率，對資產組合中的潛在風險進行估算后計提。由于在經濟的上行（下行）期，會計準則計提的專項準備則相應的較少（較多），而根據上述動態撥備計算公式得出的結果為正（負），表明銀行需要增加（減少）動態撥備。通過這種方法，銀行可以在經濟上行期為未來可能的經濟下行期預先提取準備，同時抑制了銀行自身信貸順周期的過度擴張。盡管動態撥備制度已經能夠在政策實踐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應用，但由于該方法有悖于會計準則的基本原則，其計提準備方面的主觀性可能會帶來會計操縱等后果，因此平衡前瞻性和真實性是該制度設計未來需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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