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公共管理的本質特征在于它的公共性，管理本質的服務性以及合作共治性。在發揮傳統公共管理職能的基礎上，公共管理在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具有著時代性的特征，成為了學界關注的焦點。本文先從公共管理的本質特征入手，從公共性、服務性以及合作共治性三個角度來闡述了公共管理的作用發揮，并結合經濟全球化的背景，對公共管理的時代性特征作了詳細的分析。其目的在于為公共事務管理的未來發展方向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并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方法提出可行性的建議。

關鍵詞:

公共管理;公共性;合作共治性;全球化

一、引言

公共事務管理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受重視，但是在當今時代，越來越被政府官員以及學者和政治界所重視。公共管理的概念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新的公共管理運動的推動而造成了變化，其理論和管理的模式正在逐漸與時代接軌。目前各國的政府改革運動正如火如荼，這對傳統的公共事務管理提出了挑戰，公共行政需要在自我辯證否定的基礎上進行批判性的繼承，并延伸其內涵，自我超越，以前者從未有過的張力和活力迅速發展，奠定它在新世紀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繼往開來，塑造、規制和導引當代公共事務管理的方向和運作方式的重要地位。

二、公共管理的本質特征

公共管理的本質特征主要體現在它的公共性、管理本質的服務性和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共治性。下面筆者分別介紹這幾個本質特征的內涵及其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一)公共性公共管理內的公共性，其含義主要涵蓋兩個層次:第一，利益取向方面。公共管理是不能只作為某一特定群體與階層的意志實現工具的，它必須要肩負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以實現全體大眾人民的整體利益為首要。并且，公共性的宣示能夠明確的表明，公共管理是一種能夠實現與維護公共利益的一種方式;第二，公共參與性。公共管理的實行主體是大眾，也就是說其中包括涵蓋政府，同時還有公民與其他組織在內。現代的政治理念所昭示的政府合法性的基礎是公共性，政府所實行的一切權利也都是公共權力，所以，公共性是公共權力的特征。這種權力只能用來提供與維護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它不能成為實現某一階層與群體利益的工具，政府也沒有權力用它去剝削社會成員，更沒有權力用它去維護自身的一己私欲。所以，合法的現代政府一定是具備秉持與堅守公共精神的，并會運用這種公共精神去規制著其的運行過程。

(二)服務性在研討公共管理服務性之時，非常有必須要再次審視一番其的概念。由現代意義去看，管理應該是什么?其實人們可以通過不同的視角去觀察疏解它:(1)管理就是決策。管理中的一切活動，由最初的確立目標到最后的績效評估，所有的一切活動都可以稱之為決策。(2)管理就是服務。政府的協商、調控、強制、約束、指導活動，都是為實現政府目標而進行的措施，所以它是一種服務。其他組織管理也是如此。(3)管理就是協調。管理需要化解矛盾與沖突，需要協調所有萬事萬物間的一切矛盾與沖突，需要通過協調管理去創建和諧且有效率的運行體例，然后由這種運作體例去實現已經確立成型的目標。

(三)合作共治性合作共治性是公共管理尊崇的治理理念，這個特點意味著，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治理的職責并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社會各界包括公民和政府相互配合，共同來承擔的。這種思想極富創新性，在公共事務管理歷史過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種管理理念之所以會橫空出世，原因在于人們看到了市場自發調節存在的局限性，而政府的宏觀調控措施也不是盡善盡美的。靠市場單方面的調節，只能對資源配置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反之，僅僅依靠政府和政策，資源最優配置也是無望實現的。所以，治理思想不畏國家與政府權威，宣示社會唯一中心權力不是政府。治理思想明確表示:政府在面對與解決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時候，因為受制于外部與內部客觀條件，所以無法做到全知全能事事一肩挑，所以，這就造成了另外一種局面———去找尋且發揮其他資源的作用去彌補政府功能的不足，而這種資源則是民間與公共組織的可以當做權力主體的力量。

三、公共管理的時代性:公共管理何以成為當代全球關注的焦點

全球各個國家對公共管理與其變革的關注均是比較熱切的。但是，這種局面并不是各個國家的政治家們與學者們在官邸與書齋以心智謀略演化而來的，而是人類社會現實生活發展的需求是造就的現象。其涵蓋全方面意義的全球化發展，此中包括社會、文化、經濟、政治，以致全球眾多國家自上世紀中期至今一直面臨的均是有著一定相似度的問題，只是問題嚴重程度有所不一而已。隨著社會中不可治理性問題的頻發，現代民主化進程發展，技術革命與知識經濟的發展等問題的凸顯，這些問題都以時不我與的緊迫態勢步步緊逼各國，要求公共管理在管理效率、理念、方式等方面能夠推陳出新。

技術與經濟的發展大幅度的推動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化發展趨勢主要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已而得到相應配置與重新配置;國際間的合作與對話協商頻次均有大幅增長;傳播優勢強的文化的滲透性與擴展性已得到增長。全球化問題早在上世紀中期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速度逼近人們。全球化發展也是自那時而逐漸進步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也愈加強勁。如果通過經濟活動去觀望全球化會發現，全球化涵蓋經濟生活中的各個方面，不管是從原材料到人力資源的轉移，還是從金融到收入分配或者是市場營銷，它們都是在一個全球化的模式上相互依存。上世紀中期到至今所凸顯的種種問題證實，民族經濟的整體性已在被全球化經濟的發展所侵蝕，民族經濟的自甚至也遭到了相當大程度的侵蝕，這種情況明確的證實:全球內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在不對國際信息深思熟慮且不找尋國際合作的前提條件下，去做出與本國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相關的任何決定的。

全球化理論為從世界的角度來觀察社會活動的現象提供了理論基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在改變著很多國家決策者的戰略決策，全球化的發展對于公共管理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首先，它影響著很多國家的外交策略，以及國際關系的變化;其次，國際競爭和國際的合作并存，使各國的公共事務管理的效率發生著變化;再次，全球化推動公民社會和全球結社革命的興起，結果使得政府的權力運行方向發生著變化，將權力運行的方向轉移到國際組織，或者與社區組織近距離接觸。導致政府權力部分上移和下移—向上是向國際組織轉移，向下則是向社區組織或第三部門轉移。這些變化，都導致了傳統公共事務管理已經不合時宜，不論是理論方面，還是管理的過程中，都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公共管理必須要進行自我創新才能適應全球化的趨勢。

從公共事務管理的發展歷程來看，從簡單的公共行政管理過渡到公共事務管理，并不是一種概念上的偷換，而是意味著公共事務管理在定義上和管理方式上的深刻變革。研究者們應該把目光聚焦到如何完善政府監督機制，以及與政府的合作來達到優化公共事務管理上來，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黃健榮．論公共管理之本質特征、時代性及其它［J］．公共管理學報，2010年03期

［2］武家磊．論公共管理的本質和目的———以社會契約論視角［J］．安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01期

［3］馬杰．公共事業組織倫理制度化與路徑分析［J］．理論觀察，2010年03期

［4］徐媛媛．公共管理模式嬗變的制度與權力走向［J］．求索，2010年03期

［5］孔偉．公共管理的實踐和理論背景［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02期

篇(2)

一、新經濟的特征

新經濟最突出的特征是知識更替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在企業生產經營中的重要地位，成為經濟生活中最主要的生產要素。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成敗的關鍵在于擁有某種先進技術，而不再是由資本規模和勞力數量決定企業競爭的勝負。在新經濟運行中，只有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由于新經濟具有以上特征，所以新經濟給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首先，終身教育將是人類謀生存，求發展的基本條件。新經濟以知識為主要生產要素形態，所以要求作為知識載體的人必須終身學習，終身接受教育，不斷進行知識更新以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其次，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資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由于知識可共同擁有的特性以及信息化、網絡化、國際化的發展，各種有用資源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合理配置。社會變革的速度不斷加快，網絡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也改變了社會經濟的運轉方式，只有不斷學習，才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形勢。

二、新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的基本內涵

在新經濟條件下，企業生存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經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企業文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雖然每個企業的企業文化都會有所不同，但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新的企業文化，其基本內涵應該是一致的。

1.新經濟條件下的企業文化強調團隊協作精神。新經濟條件下，企業內部分工比較細致，企業中任何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都離不開人與人的相互協作，沒有人與人在企業運行過中的相互協作，即沒有團隊協作精神，企業就不可能高效發展，也不會產生1+1＞2的效果，也就不會有企業中每個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

2.新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認定由于人們能力不同存在收益差別的合理性。正因為企業中人們有很大的能力差異，所以人們在企業中收益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有人獲得資本收益，有人獲得勞動收益，有人獲得創新收益。企業家和技術創新者持有企業股份，獲得的就是資本收益和創新收益；一般員工按照勞動合同獲得工資，則是勞動收益。由此導致人們的收益差距拉大，這充分體現了知識和技術在企業經營中的重要作用。

3.新經濟條件下，企業在分配中只強調效率。公平是社會的功能，例如社會依靠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制度縮小了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企業講效率，社會講公平，最后實現了效率與公平的結合。以上三個方面為基本內容的企業文化，是現代經濟相適應的，知識經濟正在改變工業社會企業文化，以適應現代經濟的要求。

三、建設適合新經濟條件下的企業文化

1.新經濟條件下的企業文化要適應“結盟取勝、雙贏模式”新戰略發展的要求。“協作競爭、結盟取勝、雙贏模式”是美國著名的麥肯錫咨詢公司提出的21世紀企業發展的新戰略，是一種適應新經濟需要的網絡型的戰略，特點是優勢企業抱成一團，目的是為把競爭對手擠垮，或者使對手實力受損。雖然其責權關系是寬約束，但從本質上講，它是企業界組織制度和經營機制的一種創新。近幾年來，企業結盟、兼并、接管的事例層出不窮，這是經濟全球化與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給企業文化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企業重組后企業文化怎樣融合的問題。所以企業的兼并、聯合的過程中只有做到取長補短、揚優避劣、達成共識，形成“結盟取勝、雙贏模式”型的企業文化，企業才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和競爭力。

2.新經濟條件下企業要注意學習氛圍的培養。20世紀末最成功的是學習型組織，它不僅被視為業績最佳、競爭力最大、生命力最強、最具活力，更重要的是使人們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漸在心靈上潛移默化、升華生命的意義。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企業組織形式向扁平化的方向發展，其管理的核心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實現從線性思維到系統思維再到創造性思維的轉變，對個人及企業的知識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中強調“系統思維和創造性思維根源與知識及知識的靈活運用和潛能及智慧的開發有關”。可見，學習對組織的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學習型組織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將進一步受到關注。

3.新經濟條件下企業文化中將更注重良好的企業形象。企業形象直接與企業的興衰相聯系，企業的知名度與美譽度有機結合成企業的公眾形象。良好的企業知名度與美譽度，是企業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如果企業聲譽卓著，企業就能招攬到更多的優秀人才和顧客，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資，就能得到周圍鄰里的支持和幫助。經濟全球化使得競爭力更為激烈，企業要脫穎而出，形象戰略尤為重要，它是企業在市場經濟中運作的實力和地位的體現。21世紀，企業競爭除了人才與科技的競爭以外，還有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誰最先發現消費空檔，并以良好的形象占據消費者的心，誰就能占據市場，不斷擴大經營效益。

篇(3)

    首先,從經濟角度看,這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美、英等西方國家推崇的新自由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總爆發,集中暴露出它們所推崇的金融領域“去規制化”進程嚴重忽視金融全球化發展本身的規律和特點,缺乏對金融體系運行的有效監管,喪失了應有的預警功能。

    其次,當前的金融/經濟危機是經濟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現的全球經濟的嚴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機的政治原因本質上是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凸現的結果。一方面,世界經濟體系的全球性市場運行對資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而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卻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為國際經濟的本質特征之一的經濟政策制定的國別化,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矛盾的累積和激化。

    二、世界經濟格局新的結構性調整和重組拉開序幕

    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走勢有五方面的影響:

    其一,從危機發生至今全球工業產值和貿易規模的萎縮比例來看,此次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程度已經超過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蕭條時期。

    其二,貿易保護主義勢頭在各國經濟衰退的陰影下有所抬頭。

    第三,美、歐、日等國經濟實力都因受到危機的直接嚴重影響而削弱,但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的勢頭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來新興大國的增長態勢將更大程度取決于各自完成經濟刺激和結構優化調整的政策效應和時間長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機無法改變全球化經濟深入發展的大趨勢,包括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大國等所謂“全球化中心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或衰退)相互密切關聯和影響將持續加深。最后,從整個世界范圍和中長期的影響來看,金融危機對于“全球化邊緣國家”的經濟打擊將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國家”。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力量發展差異將在短期內繼續擴大。金融危機同時全面啟動了新一輪國際金融乃至全球經濟體系的改革進程。一方面,金融危機標志著美獨霸金融體系格局的結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經濟體系改革和過渡是一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變革正在加速

    第一,盡管金融危機不同程度地制約了當前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等核心成員的對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內向性有所加強,但主要國家仍表現出強烈的化危機為機遇的意愿,力爭以改革國際金融機制為突破口,在國際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的變革進程中占據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再次使國際社會認識到全球化時代跨國性問題的復雜性和各國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國合作的緊迫性和可能性,G7等發達工業國家在這次危機中已經難以獨自應對,不得不在半年內連續召開兩次G20峰會進行全球范圍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新興大國不但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架構中嶄露頭角,而且相互機制化合作意愿明顯增強。

篇(4)

關鍵詞：財務會計；理論；發展趨勢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知識經濟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導致我國經濟發展的規模和質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財務會計理論也順應市場需求，在會計細則和理論上發生了變化，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和活力。因此，若要推動現代財務會計理論的順利發展，就必須全面探究它在現階段的變化特點，并把握其本質特征，然后依據經濟發展需求，全面研究其發展趨勢。

1、財務會計理論的主要內容

1.1會計主體

進入新世紀，經濟全球化趨勢逐漸加強，計算機和網絡迅速普及，數字信息處理技術也得到進一步提高。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會計理論得以突破國界的限制，進行國際間的聯合和分組。這無疑增強了會計主體的可變性，加大了對會計主體的認證難度，使會計核算的空間范圍變得更難界定。

1.2會計基本前提

現代經濟下的會計基本前提是指持續經營、貨幣計量、會計主體、會計分期，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對會計基本前提的各個組成要素都提出了挑戰。

1.3會計目標

會計目標主要包括提供信息的原因、提供信息的對象、以及提供信息的主要內容等方面。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中，通常將會計信息使用者視為一個整體，為其提供通用的會計報表。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會計信息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間可以通過網絡及時溝通交流，信息提供者在研究需求者的決策模型后，全面思考其財務需求，進而提供詳盡的財務報告，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會計目標可能會依據不同的決策模型提供專用的財務報告。

1.4會計分期

會計分期主要是為了根據企業決策和要求，及時提供會計信息。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傳遞速度已取得飛速發展，這極大地提高了會計操作和調控的時效性。企業信息需求者可以通過相關網站及時了解企業的相關財務信息，因此，在現代經濟下，會計分期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1.5持續經營

在知識經濟背景下，企業可以根據項目特點和內部需求，依靠互聯網相互合作共同完成項目，在項目完成之后，合作企業自動解散。在現代經濟下，這種臨時性的企業聯合已經十分普遍，因此，持續經營的模式將逐漸退出會計理念。

1.6會計要素

在傳統的會計理論中，會計要素主要包括反映經營成果的會計要素與反映財務狀況的會計要素。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創新已經成為新的經濟核心，無形資產也發展成為企業生存的基礎，知識逐漸成為最重要的會計要素。

1.7貨幣量

網絡的普及推動了金融市場的國際化趨勢，金融活動的國際界限越來越模糊，在這種形式下，國際貿易急劇發展，市值變動的幅度也逐漸增大，這無疑增加了貨幣計量的難度。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可能出現一個全球通用的貨幣計量單位，使國際間的金融貿易更加便捷。

1.8會計權益理論

傳統的會計平衡公式主要體現企業財務資本持有者的權益，對于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權益則未能體現，然而，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信息、知識、創新思維能力無疑成了企業發展的核心要素，企業的財務體系不能只包含非人力資本，還應切實體現人力資本。因此，在現代經濟下，必須及時更新會計權益理論。

2、現代會計理論的新變化

在知識經濟時代，會計理論為順應經濟發展需求也產生了新的調整和變化，若要研究現代財務會計理論的發展趨勢，就必須在熟悉其主要內容的基礎上，了解上述要素在現代經濟下所發生的變化，進而推測和思考其發展趨勢，總體而言，當前會計理論主要產生了以下變化：

2.1會計分期概念的變化

會計分期主要是指企業能夠及時利用會計信息，并以此為依據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在現代經濟下，信息傳遞速度飛速增長，傳遞渠道也呈多樣化趨勢，許多企業的會計信息通過互聯網就可以實現共享。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會計分期含義也產生了相應的改變，更加注重時效性和專業性。

2.2持續經營理論的變化

持續經營要求財務會計能夠準確把握企業的經營時間。財務會計理論是以企業持續經營為前提的，但隨著知識經濟的普及，許多企業，尤其是地方性的中小型企業壽命越來越短，這就使得企業的經營時間存在很大的未知性和多變性，持續經營的理念不可避免的要發生改變，較之傳統的持續經營理論變得更加復雜靈活。

2.3貨幣量含義的變化

貨幣計量以貨幣價值恒定為基礎，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間的貿易交往日益密切，貨幣價值產生了更大的多變性和不確定性。在這種貨幣價值起伏變化的背景下，貨幣量的含義顯然也要發生相應改變。傳統會計理論中恒定不變的貨幣計量方式已經無法滿足時代要求。因此，貨幣計量也在朝著靈活多變的方向發展。

3、現代財務會計理論的發展趨勢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財務會計理論的各個組成要素都在發生相應改變，原有的概念含義和實行手段都已不能滿足現代經濟的發展需求，因此，我們應當進一步深入探究會計理論的發展趨勢，以掌握其發展方向，促進其持續進步。總體而言，現代財務會計理論主要有以下發展趨勢：

篇(5)

（重慶教育學院 美術系，重慶 400067）

摘 要：在經典殖民主義及其價值全面終結之后，西方運用自身的知識／權力話語對第三世界發揮著支配性的作用。中國目前的園林景觀設計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權力差異語境中不平等對話的產物。在文化全球化抹殺了各民族文化的本質特征和文化身份的時期，中國園林景觀設計應弘揚民族文化，這是中國現代風景園林真正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中國園林；后殖民理論；景觀設計；走向

中圖分類號：J502文獻標識碼：A

On the Trend in the Chinese Botanical Garden Landscape

Design Postcolonial Theory

TU Qiang

園林景觀是一種創造人類優美環境的綜合藝術，與其它藝術不一樣的是它更多地借助了物化了的審美意象來完成對心理和外部世界的把握，其基本任務就是向人提供親臨自然之境、享受自然之趣的良好氛圍。而按照廣義的“文化”概念，人們建造園林景觀本身就是創造文化。因此園林景觀的閱讀意義，比起功能滿足的意義更為重要。然而現在鋪天蓋地充斥人們視野的是所謂“歐羅巴風情”的住宅小區園林景觀，這類景觀在中國蔚然成風，占據了中國園林景觀設計的相當份額，強迫一代人甚至是幾代人去閱讀。展望中國園林景觀設計的未來，不由得產生一種要解讀它的強烈愿望。

園林景觀設計直接或間接地反映物質文化和思想文化。不同文化間存在著權力話語差異，不同文化間從未有過真正平等的對話。從古希臘和羅馬帝國，再到法蘭西帝國和形形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都曾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形式，甚至同樣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觀，它們最終來到了中國的城市，成為當代許多中國人主動或被動的認同。

中國目前的園林景觀設計正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權力差異語境中不平等對話的產物。在經典殖民主義及其價值全面終結之后，西方運用自身的知識／權力話語對第三世界所發揮的支配性作用，也就是依靠各種“軟”性的意識形態策略和溫和的對自身價值的無可懷疑性的表述，對在“現代性”基礎上構成的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的影響和控制。

在一百多年前美國城市美化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建筑師Daniel Burnham提出：“不做小的規劃，因為小規劃沒有激奮人們血液魔力……要做大規劃……一旦實現，便永不消亡”。尋常景觀，應是“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對異常景觀的追求．最終使我們的大地失去詩意，使我們的棲居失去民族特色。而后現代主義思潮，使這條“歐化創作”路子有了“理論依據”。為了迎合地產商贏利的目的一些設計者更是任意的拼貼，剪接“王朝”、“騎士”、“宮廷”、“地中海”、“威尼斯”、“凡爾賽”等西洋古典園林景觀的元素，似乎只有用刻意體現的異域特色，才能顯示其園林的品位。

中國乃至第三世界的文化被西方所主導，并對第三世界的規范及價值觀帶來了鉗制性的影響。文化帝國主義的泛濫的主要后果，就是西方強勢文化在諸多方面取代第三世界本土文化。西方文化迅速充斥整個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從一定程度上成為文化的西方化，使整個東方第三世界彌漫在后殖民語境之中。內外部的邊緣他者無意識中都受西方主流文化的轄制，有意無意中趨媚迎合西方主流文化。這種形勢下的文化一體化和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強勢文化為主導的。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全球化是外部后殖民文化語境的再進一步的延伸。賽義德在追溯西方文化霸權的譜系時，特別關注西方話語對第三世界主體、文化身份和歷史的模塑和建構，正是這種權力話語的模塑和建構使得第三世界成為沉默的他者、文化上的“被殖民者”。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日益加劇，文化全球化抹殺了各民族文化的本質特征和文化身份。

根據權力話語理論，園林景觀設計活動并不是發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受到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各種各樣的權力的制約，是一種操縱行為。在主流意識形態的作用下，設計者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意識形態的影響，使自己的話語(設計作品)符合主流意識形態，這樣，園林景觀設計者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把自身的設計作品殖民化。維克多。雨果更是將建筑藝術稱為“石頭寫的史書”。難道新千年中國園林景觀設計的史書注定要用它國的文字來書寫。

事實上，有著自己獨特藝術風格的中國古典園林藝術，深刻地影響著世界造園藝術。中國古代造園的文人雅士以自然山水為創作的摹本，以道家和禪宗的恬靜淡雅，以詩情畫意的情感體驗和“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創作思維方式，造就了無數影響后世的名園勝景，其師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與現代園林的發展方向不謀而合。

因此，對大自然的觀察、了解、追求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思想，應是現代中國園林景觀設計的基礎。

中國的辯證思維方法是一個重視整體與關聯的綜合思維模式。對大千世界的感悟是以突然頓悟的認知體驗和直接切入對象的方法，即注重直覺。表現在藝術領域，就是重視藝術品的神思和韻味，追求意境。要求人們以主觀的感受去體察、捕捉、和創造出那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難以形容卻滲入心靈的感受。注重藝術品的隱逸、恬淡、質樸的自然之美。由此出現了與西方迥然不同的藝術樣式。而現代中國園林應很好地植根民族文化的本質特征和文化身份，學習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的文化內涵。使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的神韻在現代園林景觀設計中有良好的體現。

中國園林景觀不僅重視近區的環境美,而且也注重與更加廣闊的大自然的親和關系,造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國風水理論中的“觀勢”、“觀相”,實際上就是園林景觀設計要充分考慮環境因素,應該說,這是頗具美學價值的調查研究。在自然環境中搞建筑要借助于引景、建景、借景,甚至運用對景等手法,把自然景色烘托得更美。

中國有著悠久的造園歷史。從意境的追求到空間的營造，從筑山理水到植物配置都有大量優秀作品。當代中國園林景觀設計都可有許多創作手法可以學習,借鑒。

中國古典園林的空間布局，一方面景觀創造要考慮其所在地現狀，另一方面局部景點布局要服從整體，注意主從關系。設計師營造景點，通常是駕輕就熟，而根據項目性質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布置景點卻常常被大家忽略。比如在重慶通遠門城墻遺址公園的設計上。有些設計師最初想在公園中規劃較為復雜的多層次景觀元素，甚至還有“玻璃水晶城墻”、“激光虛擬城墻”的考慮。但因公園的性質是遺址公園，是以保護和展示古城墻，還原古城墻的歷史風貌為目的，應將古城墻作為景觀的主體。最終公園的植物配置以及景點布局都緊緊地圍繞古城墻的歷史脈絡展開，使城墻自然地融入周圍環境。人們可以在石階與古藤下細細品味歷史滄桑與變遷；同時，簡潔的設計布局使公園與城市景觀相互輝映。

1.庭園理水。水是構成中國古典園林的基本要素之一。無論北方、南方造園，凡條件具備，都必然引水入園。“山以水為血脈……故山得水而活”、“水狹必間其隔”等等都是有關水景的重要論述。貝聿明在蘇州新博物館的設計中，水體布局學習了傳統園林中水面開合有序、大小曲折變化,陸地與水中小島用曲橋相連，豐富了園林的空間層次。在水體景觀的形態上講究內外相連,動靜結合，瀑布、噴泉、涌泉的設計應用，使園林有形、有聲、亦動、亦靜。運用高科技手段，把自然界中最有活力的水的形態提煉升華，展示在人們面前。

2.滲透與層次。追求意境的幽雅深遠是中國古典園林的重要特點。江南一帶的私家園林都利用各種手段來增強景的深度感和層次感，使空間錯落有序，層次變化異常豐富，而達到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即是借景。在重慶長安華都住宅小區的景觀的設計中，園林景觀面積并不大。如何以小見大，使人們有更舒適的休閑環境，是設計上首要考慮的問題。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突出應用了借景和步移景異的設計理念。將幾個重點景點作為道路變化的對景，道路線性的曲折變化則緊密結合這些對景景觀展開。這樣的處理手法一方面豐富了景觀空間的層次與變化，另一方面在綿延一公里的景觀長廊上不僅使各個景點之間互相借景，而且利用園林地處半山的地勢，把遠處的城市景觀巧妙地借到園中來，使不大的景觀空間，顯出豐富的空間層次。是中國古典園林的造園手法運用到現代園林中的典型范例。

篇(6)

從諸多學者的闡述中我們多少可以了解到他們對國際法本質的看法，但由于國際法本身的復雜性，目前也沒有學者對國際法的本質做出全面的概述。而且，學術界大多偏重于對國際社會沖突激烈、亟待解決問題的研究，而忽視了對其本質的探討，然而，對國際法本質的正確認識對我們認清國際法存在的根源、內在形成機制和驅動力及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弄清這一問題，不僅可以提綱挈領地解決一些有爭議的理論問題，還有助于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下作出正確的決策。

一、法的本質的含義

研究國際法的本質需要從法的本質看起。西方的法學家們很少直接闡述法的本質，但在三大主流法學派對法所下的定義中，我們仍能了解他們對法的本質的認識。自然法學派的學者認為在世界自然地存在著一套永恒不變行為規范，這一規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永恒不變的，它體現著自然的理性和正義，只有符合這一標準才能稱之為法。分析法學派的法學家們從實際存在的法律規范來討論法的概念。他們認為“法律是什么”和“法律應該是什么”是兩回事，其研究的內容只限于制定法，即純粹且嚴格意義上的法。社會實證主義法學派的觀點則認為法是作為社會事實的“活法”，社會秩序就是法律，是法律的實質。[5]

我國法學界在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幾次大討論，已基本上克服了“階級斗爭法學”的偏頗，揚棄了所謂“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階級性是法的唯一本質”等僵化定義。[6]諸多研究者都對法的本質進行了探討。有研究者認為“法的本質是整個法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任何法學研究都不能也不應該回避的重大理論問題。”[7]這一觀點強調了法的本質問題的重要性。郭道暉認為，自由、權利與權力這三種元素是構成法和法律的本質內容，法是這三種元素的化合物。三者組成法的三維，缺一不可。還有研究者認為法的本質是對人類社會整體利益的確認、分配和維護，該社會的整體利益是由社會共同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童之偉認為法的本質在今天可以確認為“分配社會權利并規范其運用行為”。在這里，社會權利是社會整體權利的簡稱。它是一個反映法定社會整體利益的法學范疇，以所有權歸屬已定之財富為本源，表現為法律權利和權力之總和或如某些研究者所說的“廣義的權利”。[8]

二、國際法本質的決定因素

國際法的本質應能體現國際法存在的根源及其發展變化的內在驅動力，并決定其未來的發展方向。要研究國際法的本質首先要對其存在的客觀的社會基礎和各國際法主體的主觀方面進行分析，以了解其賴以依存的整個國際社會的基本特征。

1、國際社會的存在是國際法的客觀社會基礎

國際法的社會基礎是國際法產生和發展的“土壤”。“國際法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特定的社會基礎，這就是眾多國家同時并存、且彼此進行交往與協作而形成的各種國際關系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存在。”[9]現代國際法需要適應一種復雜的世界格局，各國特別是經濟和軍事上的強國，總是謀求參與國際活動而獲得利益，而這種利益在不少場合是靠損害別國(尤其是弱小國家)利益而取得的。當代國際社會的基本特征決定了現時國際法的本質特征，國際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也不斷推動國際法的演變。同時國際法又是協調各種國家利益一種重要手段。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

當代國際社會還是以國際舊秩序為基本特征的。在國際政治領域體現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權力分配不均是國家間關系中一個普遍和主要的因素”[10]各國為了滿足對本國利益的追求，可以在國際關系中使用各種政治、經濟、外交手段，直至訴諸武力。這種以實力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本質特征就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在國際經濟法領域，經濟全球化與分工國際化以及各國政治、經濟實力發展的不平衡是決定國際經濟法本質的客觀因素。目前的國際經濟秩序還是建立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剝削和掠奪基礎上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它的主要特點有：以不合理、不公平國際分工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以不平等交換為特征的國際貿易制度;以壟斷為特征的國際貨幣基金制度;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決策制度。[11]

2、對國家利益的追求的是國際法產生和發展的內在需要和主觀條件

國家利益是一個國家處理國際關系的最高準則，也是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的一切物質和精神需要的根本。國際法是各國國家利益沖突和協調的結果，也是通過原則、規則、制度等形式，通過法律的拘束力對國家關系和國家利益進行調整的規范。在全球化的今天，國家利益已經不可能簡單局限于一國國內利益。各國出于對于國家利益的追求參與國際交往。出于各國共同利益和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需要，國家之間相互協商一致，訂立契約，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利益，避免出現兩敗俱傷的局面。國際法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國際法一經產生就會對國家利益和各國間的共同利益進行調整，并致力于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法本質的內容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國際法的本質就是各國(或國家集團)之間基于實力對比對全球利益進行保護、協調與分配。冷戰后集中體現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相互斗爭與妥協。

1、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斗爭性是冷戰后國際交往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目前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在歷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舊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是不平等的，發展中國家遭受發達國家的控制和掠奪，而在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從我國在WAPI標準的推出進程中屢屢遭受的歧視和阻撓中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更關注的是如何共同瓜分全球經濟利益，而不是所謂人類的共同福祉。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WTO框架內的斗爭也是十分激烈的。為了維護長期以來在舊的經濟秩序下獲得的既得利益，發達國家一直試圖保持在WTO各回合談判中的優勢地位。從成員國在WTO中的地位來看，發達國家試圖占據“掌門人”的主導地位。發達國家的技術優勢決定了它們的標準制訂話語權，通過WTO協議允許的原則，它們正利用技術標準保證它們產品優勢和競爭力、使技術標準成為貿易保護的隱蔽手段。發展中成員國在多邊貿易框架內的地位則顯然居于弱勢。發展中國家在多邊貿易體制中雖不是可有可無，也只能充當配角;從規則制訂上看，發達國家是WTO規則的制訂者，而發展中國家只是規則的接受者。現有WTO環保貿易條款涉及的領域幾乎都是發達國家特別關注的領域，而對發展中國家關注的領域，如在國內被禁止或嚴格限制商品的出口問題，危險廢物及垃圾的跨國轉移問題，高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問題等，則沒有作出具體規定。[12]另外，在程序性的問題上，發達國家試圖主宰各項議題的制定，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缺乏民主的談判方式過去是，將來也是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這些就是WTO框架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斗爭性的一面。

這一矛盾有時甚至會白熱化，以至于WTO的協調功能有時會暫時失靈。2006年，由于在農業補貼和農業援助問題上的分歧最終難以彌合，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們不得不中止已持續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貿易談判。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也表示：“我們陷入了極度困境。”[13]

2、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是國際交往中矛盾發展變化的必然趨勢

篇(7)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世界城市；全球城市

中圖分類號：F299.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1-0051-04

二戰以后，特別是196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貿易的增加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的逐步形成，以及跨國公司對各國經濟的不斷滲透，經濟全球化進程正在加快。經濟全球化推動了管理、金融和服務業的全球化進程，從而使城市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城市之間的經濟網絡開始主宰全球經濟命脈，并涌現出若干在空間權力上超越國家范圍、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指揮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城市，一般稱之為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對世界城市的研究日益引起西方學術界的重視，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世界城市的概念、特征、功能、分類以及世界城市的形成機制、世界城市網絡之間的相互作用等方面。

1世界城市概念和內涵的研究

1966年，霍爾(P. Hall)最先對世界城市作出了較全面的解釋，即專指那些已對全世界或大多數國家發生經濟、政治、文化影響的國際第一流大都市，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主要的政治權力中心；國家的貿易中心；主要銀行所在地和國家金融中心；各類專業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匯集和傳播的地方；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當比例的富裕階層人口；娛樂業已成為重要的產業部門［1］。1986年，弗里德曼（J. Friedmann）系統地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說”。他認為世界城市是新的國際勞動分工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產物，是全球經濟系統的中樞或組織節點，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揮世界經濟的各種戰略性的功能。世界城市的判斷標準有2個：一是城市與世界經濟體系連接的形式和程度，即作為跨國公司總部區位的作用、國際剩余資本投資安全性、面向世界市場的商品生產者的重要性、作為意識形態中心的作用等；二是城市所控制資本的空間分配能力，如金融及市場控制的范圍是全球性的，還是國際區域性的，或是國家性的［2］。

美國著名學者S. Sassen(1991)將世界城市稱為全球城市，她認為全球城市就是那些能為跨國公司全球經濟運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務和通訊設施的地點，是跨國公司總部的聚集地。全球城市具有以下4個基本特征：（1）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經濟控制中心；（2）金融和特殊服務業的主要所在地；（3）包括創新生產在內的主導產業的生產場所；（4）作為產品和創新的市場［3］。

M. Castells（1996 ）針對那些少數國家中能吸引和集中高層管理活動的特定區域而創造了節點城市概念，節點城市是全球經濟下的點，電信港的發展使得這些城市能夠跨越傳統的邊緣界線而進行交流和貿易。世界城市則是“那些在全球網絡中將高等級服務業的生產和消費中心與它們的輔社會聯結起來的地方”，“世界城市產生于公司網絡活動的關系以及以知識綜合體和經濟反射為基礎的城市之間的聯系之中”，“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擁有的東西而是通過流經它的東西來獲得和積累財富、控制和權力”［4］。與以前的靜止的世界城市概念不同，Castells賦予世界城市動態的和聯系的內涵，從而將世界城市理論向前推進一步。

2世界城市的特征和功能研究

世界城市的本質特征是擁有全球經濟控制能力，這種控制能力主要來源于聚集其中的跨國企業和跨國銀行總部。因此，金融中心、管理中心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經濟功能。金融中心構成了最高等級的世界城市體系，并以它們之間強烈的相互作用為特征。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看做是世界城市概念的延伸，對國際金融中心的研究成為世界城市研究領域的一個特別分支。Reed在這方面做了開創性工作，1981年他收集了美國76個城市1900~1980年有關金融、經濟、文化、地理、政治方面的50多個指標進行多變量分析，勾勒出美國金融中心的等級體系和演變過程。1989年他又對全球金融中心體系進行研究，認為紐約、倫敦屬于全球性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法蘭克福、巴黎、東京、蘇黎世屬于第二層次的國際性金融中心，布魯塞爾、芝加哥、多倫多、悉尼、圣保羅、新加坡、香港等屬于第三層次的區域性金融中心。之后， L. Budd & S. Whimster（1992）、Lee & Schmidt-Marwede(1993)、Drennan(1996)、 Meyer(1998 )等也研究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機制及分類。

Friedmann與Wolff(1982)認為世界城市的經濟從制造業向生產服務業和金融業快速轉移正是這些全球變化進程的空間表現，在世界城市中的許多地方性的問題總是可以理解為超國家的影響結果，特別是那些跨國界資本的快速流動［5］。Friedmann（1986）指出，盡管歷史背景、國家政策和文化因素在世界城市的形成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但經濟變量是解釋不同等級世界城市對全球控制能力的決定因素，并認為世界城市的形成過程是“全球控制能力（global control capability）”的生產過程，而且這種控制能力的產生充分表現為少數關鍵部門的快速增長，包括企業總部、國際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訊、高級商務服務。

Sassen （1991）則對世界城市“生產服務綜合體”（producer services complex）進行系統研究，認為金融和生產服務業是特定生產過程的產品，并形成了頗具規模的獨立市場，已成為決定城市在全球經濟中競爭力強弱的新的重要因素，并且它體現為一種建立全球生產和服務交換空間過程之上的“控制能力”的生產，而全球城市就是生產這種控制能力的中心。薩森（1995）還指出，全球城市服務功能的發展會因為全球投資和貿易的迅速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對金融和特別服務業的強大需求而進一步壯大。隨著國際交易成為世界經濟的主體，政府在世界經濟事務中的管理和服務職能也會逐步為世界城市所替代［6］。

隨著信息革命的發展和信息社會的來臨，世界城市在信息網絡建設中更是領先一步，成為全球通訊網絡的主要結點，發揮著全球信息中心的功能和作用。Castells（1996）認為全球性城市支配著先進的通信網絡，在描述世界城市發展時他寫道：“巨型城市是連接各種全球網絡的連接點。互聯網不能掠過巨型城市：它依賴于坐落在這些中心里的電子通信與電子通信者（telecommunicators）”。Castells還指出，世界城市不是一個地點而是一個過程，一個把生產中心、消費中心、服務中心以及從這些中心的地方社會融入某個整體網絡中的過程。作為一種歷史趨勢，信息時代的全球支配和過程是以網絡組織起來的。新的通訊技術推動城市之間的國際連接，在全球信息網絡中世界城市充當著主要的節點，支配著互聯網的全球地理結構。S. Graham & S. Marvin（1996）也認為，全球城市在塑造浮現中的全球地理和遠程通訊基礎設施發展格局中有著關鍵性的影響，特別是全球城市的中央商務區在快速變化的通訊景觀中發揮主導作用。Malecki（2001）運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擁有的骨干網絡帶寬與網絡數量等數據，從中發現全球范圍的網絡信息空間的分布傾向于世界城市。

此外，世界城市還具有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如Hall（1966）曾將政治要素作為區別世界城市與其他類型城市的重要基礎，他認為世界城市應是“主要的政治權利中心、國際最強勢政府和國際商貿等全球組織的所在地”。Friedmann（1995）也認為，“世界城市處于世界經濟和地域性的國家政府之間的結合部分”，因此，“被要求扮演雙重角色”。世界城市這一概念具有典型的經濟學語言痕跡，盡管這概念具有分析世界城市的能力，但掩蓋了城市生活其他重要特征，如歷史的、社會文化、管理、政治和環境等因素［7］。

3世界城市分類研究

1986年，弗里德曼采用7個指標：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國公司總部、國際性機構的集中度、商務服務部門的快速增長、重要制造業中心、主要的交通樞紐、人口規模，并按照核心國家和半邊緣國家對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城市進行分類。N. J. Thrift（1989）接受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但更強調服務功能的重要性，據此他選擇了公司總部數量和銀行總部數量2個指標界定世界城市，將世界城市分為三類：全球中心（紐約、倫敦、東京）、洲際中心（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磯）、區域中心（悉尼、芝加哥、達拉斯、邁阿密、檀香山、舊金山）。以研究大都市帶而著稱的美國學者戈特曼（1989）也提出了界定世界城市的三大指標，除了人口指標外，他認為“腦力密集型”產業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標志，同時他還注意到政府權力中心對世界城市形成的重要作用。在他列出的世界城市名單中，除了倫敦、巴黎、紐約、東京、莫斯科、蘭斯塔德、萊茵―魯爾區等以外，還包括北京、圣保羅、漢城、墨西哥等新興的世界城市。倫敦規劃咨詢委員會（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1991）在討論如何促進倫敦的可持續發展、維持其世界城市地位時，從基礎設施、財富創造能力、增加就業和收入、提高生活質量等4個方面對世界城市進行比較和分類［8］。Knox(1995)認為以功能分類的方法來界定世界城市可能更有效，于是他提出了世界城市的3個判別標準：（1）跨國商務活動，由入駐城市的世界500強企業數來衡量；（2）國際事務，由入駐城市的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數來衡量；（3）文化集聚度，由該城市在國家中的首位度來體現［9］。D. Simon（1995）認為，世界城市就是全球化經濟社會活動在空間上的基點（basing point），世界城市的判別標準如下：第一，存在一個完整的金融和服務體系，以服務于國際機構、跨國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等客戶；第二，發展成一個全球資本流、信息流和通訊流的集散地；第三，有高質量的生活環境，能夠吸引和挽留有專長的國際移民、技術人才、政府官員和外交官。Beaverstock J.V., Taylor P.J. 等（1999）則從會計業、廣告業、銀行業和法律服務業等高等級服務業方面入手對世界城市進行等級劃分。總之，各學者對第一層次世界城市的認識比較一致，即包括紐約、倫敦、東京或者加上巴黎，而對第二、第三層次世界城市的劃分分歧較大。

4世界城市形成機制研究

弗里德曼（1986）認為，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動力來自于新的國際勞動地域分工，在與世界經濟的融合過程中，所有城市均會重組其經濟結構和空間布局，從而使一些城市凸現為全球的關鍵城市。這些關鍵城市不再直接生產工業產品，而成為積累和擴散國際資本的基點，并通過復雜的全球城市體系成為整合全球生產和市場的指揮者和協調者，即世界城市。Friedmann（1995）進一步指出，世界城市是世界經濟體系的空間表達，而世界經濟體系是由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區域經濟系統所構成。經濟實力越雄厚的區域，其擁有的世界城市的等級就越高，反之就低。Sassen(1995)認為經濟活動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商務交易的復雜性，伴隨著最先進的通信技術在這些城市的集中，也造成企業命令與控制職能的集聚。全球城市的形成動力來自于兩股強大的經濟力量的結合：一是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生產活動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散，二是對這種生產活動的控制不斷地向大城市集中。但同時她也指出，世界城市只是一種分析框架，用以抓住世界城市的共性，而每一個世界城市的功能在相當程度上要透過濃厚的當地制度環境和法律、行政框架才得以形成和發展。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新的信息和通訊技術對城市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日益發達的全球通訊網絡在世界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智能建筑、電信港、光纖以及其他關鍵技術，已成為正在浮現中的信息化城市的基礎設施的一部分，這些電信設施的建設和擴張對一個城市未來的經濟增長以及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的地位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Moss,1987）。Lanvin(1993)認為信息已成為世界經濟新的戰略性資源，而電信系統則成為城市關鍵性的基礎設施，先進電信設施在少數世界城市的集中，為它們進一步的繁榮提供了保證。Batten(1993)也認為，未來世界城市的發展潛力將取決于以下幾方面：一是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實體網絡（即基礎設施）的節點、密度和效率聯結到世界各地；二是能否在世界無形的

體系中，發揮人口、知識、資金、貨物和服務的全球換作用；三是有無創新性和適應性去不斷開發網絡中所固有的潛在協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導向作用。A. Leyshon & N. Thift（1997）的研究結論也表明，全球城市的發展和功能日益依賴于先進的遠程通訊網絡和服務，這樣的城市在地理空間的小部分集中了絕大部分經濟部門和跨國活動的通訊最密集的要素。通過提供多樣化的交易方式（面對面的或通過電子郵件），而不是簡單地替代，遠程通訊網絡加速了社會經濟要素的集聚性增長，從而促進了世界城市的形成和發展。

美國著名學者M. Castells把當代信息經濟歸納為由“流的空間”（space of flow）組成的網絡型社會，而世界城市網絡就是其中的網絡之一。Castells于1989年首次提出了信息城市的概念，并從信息流動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礎，構造了所謂的“發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他認為，信息技術使得地理摩擦為零，世界經濟將由“地方的空間”（space of place）轉變為“流的空間”。信息經濟的流具有獨特的網絡結構特征，通過建立全球性的具有“瞬時”通達性的網絡，就可以消除國家疆域的壁壘，這種情形充分表現在以通訊聯系為基礎的世界資本市場交易之中。如何獲得信息空間的進入權和對信息空間主要節點的控制權，就是在國際資本積累博弈中取得最終勝利并成為世界城市的關鍵之所在。

5世界城市網絡研究

世界城市存在著一個客觀的全球性網絡，它較少受政治勢力控制，以資本流動、信息傳遞、商品交換、生產分工和合作為主要溝通紐帶。但迄今為止，對世界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單個城市的評價或幾個城市的比較分析，對世界城市的形成研究較多，而對世界城市之間的聯系和世界城市網絡的形成了解甚少，其主要原因是缺乏連續、完整、具有可比性的數據資料。Short & Kim(1996)等從電信容量方面對世界城市網絡進行探討。Lee& Chen (1994)、Smith & Timberlake(1995)、Keeling (1995)、Rimmer (1998)等曾采用國際航班旅客資料來研究世界城市網絡之間的聯系。Beaverstock等（2000）采用高級生產服務公司的辦公區位來分析世界城市之間的聯系，著重探討了倫敦與其他世界城市之間的聯系強度。最近，P. J. Taylor（2001）, P. J. Taylor, D. R. F. Walker, G. Catalano（2002）對世界城市網絡進行了一系列研究。Taylor等把世界城市看做是彼此連接的網絡體系中的“全球服務中心”，世界城市網絡的構建內容是全球服務公司辦公點內以及辦公點之間的那種很少面對面的接觸，通過辦公點間的各種信息、觀念、知識和教育等彼此連接在一起。因此，世界城市網絡可以解釋成全球服務公司辦公點以及它們之間產生的各種“流動”的混合體。據此，Taylor等從容納力、支配指揮力和通道等三大方面和7個不同側面（世界城市連接、國際金融連接、支配中心、全球指揮中心、地區指揮中心、高連接通道、新興市場通道）對世界城市網絡作用力進行了測定［10］。

6結論與啟示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跨越國界的物流、人流、資本流和信息流的加速運動，形成了全球規模的經濟系統。經濟全球化導致了世界城市的形成，而世界城市又依靠其強大的經濟輻射和擴散能力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之際，全球化的勢頭有增無減，全球化正向廣度和深度推進。盡管全球化的未來前景尚未定論，但對大城市來說，全球化無疑是新的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全球范圍內的大城市將被重新挑選排隊，它們將在形成中的世界城市體系中確定自己的位置。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極化作用將加劇，少數大城市將代表各自的國家和地區參與全球分工和競爭。世界城市占據全球城體系金字塔的最頂端，是全球經濟的指揮和決策中心。西方學者對世界城市的概念、判別標準、形成機制和發展趨勢的研究都處于探索之中。盡管學者們在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異，但世界城市的基本內涵還是比較清楚的，即指那些在全球或世界某一大區范圍內起到經濟、政治、文化和信息樞紐作用，并具有高度現代化的基礎設施與國際服務功能，集中了世界主要的跨國公司與金融機構，是具有全球意義戰略資源的聚集和配置中心。世界城市按照其經濟能級和影響范圍的大小，可分為全球性世界城市和區域性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形成是長期競爭的結果，世界城市格局處于不斷演變之中，如戰后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證。中國在加入WTO后，隨著國際化進程的加速，對世界城市的研究將日益引起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重視。在實踐上，中國建設世界城市的進程已經開始，應該遵循世界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循序漸進，選擇少數條件較好的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積極創造條件，加快與全球經濟接軌的步伐，并提升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和競爭力，促進其向世界城市邁進。

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20070421145）；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7EYB028）。

參考文獻:

［1］Hall P. The world cities［M］. London: Heinemann, 1966.

［2］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69~83.

［3］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1996.

［5］ Friedmann J & Wolff G.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2,3:309~344.

［6］ Sassen S. O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ty in the global city［A］. In: Knox P L &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3~78.

［7］ Friedmann J.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A］. Knox P L. &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1~47.

［8］ 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 London: World City, 1991

［9］ Knox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A］. In: Knox P L &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20.

［10］ Taylor P. J., Walker D. R. F., Catalano G. etc. Diversity and power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Cities, 2002, 19(4), 23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