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地區經濟一體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環渤海經濟圈經濟一體化面臨的障礙

環渤海地區是指環繞著渤海全部以及黃海的部分沿岸地區所組成的廣大經濟區域。就中國范疇而言，它位于我國東北、華北和華東三大區的結合部，是我國城市最密集、工業基礎最雄厚的區域之一，在我國的整體發展戰略中始終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我國長期的行政區劃和傳統的官本位、地方保護主義思想的影響，環渤海地區形成了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經濟發展格局，使得其經濟一體化進程面臨著一系列的障礙：

首先，產業結構趨于雷同，區域內的內在產業鏈聯系不夠緊密，沒有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除了大部分省市都有鋼鐵、煤炭、化工、建材、電力、重型機械、汽車等傳統行業外，目前又在競相發展電子信息、生物制藥、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這一方面導致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造成了地區利益之間的沖突，進而加劇了產業行業間的盲目競爭和惡性競爭，也使各地區的地方保護主義盛行。

其次，由于區域內各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不斷擴大，地方之間的利益摩擦因之激化，各級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和保護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區為依托，構筑貿易壁壘，實行市場封鎖，阻礙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環渤海經濟圈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分割，往往是你的產品賣不到我的地盤，我的產品也難以打入你的市場，楚河漢界，涇渭分明。

最后，區域內國有經濟比重大，體制改革滯后，開放度不高，開放意識不強，缺乏協同發展的整體規劃和明確可行的戰略部署，未能形成優勢互補、團結一致、共同發展的合力。像環渤海地區天然的中心是北京，但是在經濟上它同區域內的其他地方并沒有形成像上海與長三角、廣深與珠三角那樣的緊密聯系，對周圍城市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也極其有限，沒有起到應有的“龍頭”作用。

二、轉變政府職能，引導環渤海地區實現經濟一體化

從區域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依靠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來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毫無疑問，應是解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障礙的最佳思路。通過市場競爭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而目前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十分不完善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對資源、個人和企業經濟活動的控制仍然相當普遍。又由于其政績考核主要依據本地區財政稅收、本地就業和GDP增長速度，因而地方政府不僅具有了發展地方經濟的責任，也具有了發展地方經濟的沖動，使得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具有強烈的行政導向性、明顯的功利性和強烈的排他性。顯然這種政府職能的錯位形成了各自為政的“諸侯經濟”的制度根源，要發揮政府的引導職能還要從轉變政府職能入手。

首先，要建立服務型政府。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不能把自己的職能定位于“管、卡、壓”，而應立足于“服務”。公共領域的開發關系到區域多方的共同利益和長遠發展，同時又是單方無法解決的重大、棘手的問題，因而必須積極開展跨區域的協調與合作。以區域水資源開發和利用為例，面對日益嚴重的水資源危機，環渤海地區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必須打破行政界限，按一個生態整體加以宏觀治理，以實現區域水資源供需平衡。

其次，要建立競爭的政府。通過競爭，能夠鼓勵創造和多樣性，令各地主觀能動地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優勢互補。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要從以地方保護主義為策略的封閉式競爭轉向開放式的制度創新為基礎的制度競爭，通過制度創新來吸引資源、創新技術、促進增長，而不是通過地方保護主義來維持增長。相應地，我們必須建立起科學的地方政府官員績效評價體系，通過其正確的方向引導，規范官員們的行為取向和行為模式，避免政府間的盲目、惡性的競爭導致地方保護主義泛濫。

最后，同時也是最為重要的是要建立可問責的政府。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是要使一切行為不能脫法，包括公民的行為、更要包括政府的經濟行為。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管理、從事經濟活動時，如果其行為違反公司、證券、合同、競爭、土地、環境等調整相關經濟關系的實體法，也應像公民、法人一樣依法承擔責任，包括民事責任。因此，政府在引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必須將政府的決策行為納入法治軌道，建立一個良好的區域經濟規劃、決策的法治機制，并輔以法律責任制度，依法規范政府的行為，保證政府決策、規劃的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避免主觀性、隨意性和“長官意志”。

三、良好的法治環境是實現環渤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保障

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交易成本不僅僅包括各種“經濟交易成本”，如運輸費用，工資，談判所花費的時間，包括關稅在內的各種稅收等。它還包括由于制度的偏失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所導致的“制度成本”。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基于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區域間經濟協調與合作更是離不開法律制度的保障。

首先，制定區域綜合性規劃法。面臨新的發展機遇，環渤海地區特別需要一個較完善的戰略規劃，盡快形成科學有效的區域治理結構，并充分運用市場的力量，為其起飛及持續發展提供動源。因此，我國區域規劃工作必須走向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學化，盡快制定出臺《區域規劃法》，建立健全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區域規劃法律保障體系。

其次，制定《反壟斷法》、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在西方發達國家，法律對于反壟斷、促進自由市場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國內地區間的市場分割，使得商品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公平合理的競爭難以開展，市場機制的作用受到極大抑制。目前地區封鎖、地方保護的問題嚴重，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利用行政的、經濟的、技術的、甚至法律的手段，限制商品和要素自由流通，保護本地市場和企業。在法學的視角下，地區封鎖一般是納入行政壟斷的框架內進行研究的。因此，我們需要抓緊制定《反壟斷法》，同時配套地對《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修訂，使其更好地保障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為環渤海區域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

最后，制定區域協調規則。國際經驗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發展的快慢與是否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是直接相關的。以目前運作最為規范的歐盟為例，作為制度一體化的歐盟，每個階段都制定相關法律，成員國依此實施一致對內對外政策。從《巴黎條約》建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羅馬條約》建立的關稅同盟，到《單一歐洲法案》對商品、勞動、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列出的約300項立法，到1993年，歐洲統一大市場正式形成。隨后，歐共體成員國簽署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并于1999年實現了經濟貨幣聯盟。如今，

歐盟各國又將實行統一的憲法提上了議事日程，向著經濟一體化的最高階段繼續前進。在我國，經濟區域內缺乏一致性的規則，各地區在招商引資、土地批租、人才流動、技術開發等方面的政策上存在很大的差異，阻礙了生產要素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而目前各地方政府做出的加強經濟聯系和合作的宣言、承諾又缺乏必要約束和制度保障。因此，我們認為，經濟區域內很有必要制定一個各地共同遵守的區域公約，設置必要的懲罰和救濟機制及部門，以強化地方政府調控政策的規范化和法制化。內容可包括：人力資源、產業布局、自然資源開發、環境保護、戶籍制度、住房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招商引資等各個方面。待時機成熟再將這個公約上升為區域發展與管理法，實現區域制度架構的融合。

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為環渤海經濟一體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我國，不合理的財稅制度設計是導致區域發展差異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財稅體制實行“財政大包干”的承包制。財政承包制不僅造成區域間的“苦樂不均”、“鞭打快牛”的狀況，更強化了對市場割據的激勵，妨礙了統一市場的形成，致使區域發展差距迅速擴大。因此，如果財稅制度不改革，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將成為一句空話。

首先，進一步合理界定政府事權，劃清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并以此為基礎劃分稅制。在“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仍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為了增加本級財政收入，各地紛紛上馬那些生產高稅產品和預期價高利大產品的項目，造成低水平重復建設、地區封鎖、市場分割的做法大行其道，構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頑固的障礙。政府間事權劃分是政府間財力分配的基本依據，因此財稅體制改革要從合理劃分政府事權開始：除中央政府要承擔一些大型、長周期、跨地區的重點建設項目的投資外，大量的一般贏利性項目，應交給企業和企業聯合體去辦，地方財政則基本上不再承擔贏利項目的直接投資任務，而把支出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方面。在此事權劃分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到事權與財權的統一，避免“上出政策，下出資金”這種直接導致基層政府財政陷入財力困境的事情的發生，真正做到“一級政府、一級事權、一級財權”。

其次，建立規范化的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制度。我國現行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夠規范和透明，專項財政轉移支付的種類和數量過大，使得上級政府通過集中財權，建立了讓下級政府高度依賴上級政府的財政體制，下級政府通過“跑步進京、省、市、縣”，才能爭取到本應屬于地方的財政收入。而具有均等化性質的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規模卻很小，起不到協調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我們知道要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區域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完成合理的產業布局和完整的產業鏈條，就不可避免地會損害某些地區的既有利益。有些地區可能必須從某些產業中退出，或轉而生產一些低附加值的上游產品。這就需要對這些為了區域整體利益做出犧牲的地域給與補償，讓區域內所有的地區都共享合作的收益。如果這種轉移支付制度不夠明確又缺乏權威性和制度保障，就不會有地區為了區域整體發展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了。因此，現在急需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確定轉移支付的標準、方式，轉移者的義務和被轉移者的權利形成規范的制度，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

再次，現行征稅權、稅收征管權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稅名不符實的狀況，也有悖財稅促進分配公正、公平競爭、配合各級政權實現事權的功能或作用。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以來，我國的地方稅體系不但沒有發展壯大，反而日漸萎縮，從94年的3個共享稅種擴大到目前的12個，占稅種總數的比例也從10％猛增到31％，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分別出現了“大馬拉小車”和“小馬拉大車”的失衡格局。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要與其責任相一致，更要有相應的財權相配合，因此，要降低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的數量和比例，同時使地方政府具有從本地實際出發設立、開征某些地方稅種的權力，因地制宜地為地區非贏利設施建設和各項公共服務、事業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來源。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不論是政府引導職能的充分發揮，還是法治的健全以及財稅改革的深化，都是在為環渤海地區經濟一體化所進行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創新，是為區域內社會經濟資源得以以利益最大化為前提進行優化配置提供一個一體化的制度平臺。真正的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還是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以企業為主體來實現。

篇(2)

[關鍵詞]珠三角　一體化　動力機制　實現標志

[中圖分類號]F114.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08－0008－03

推進珠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諸如什么是經濟一體化的內涵?誰來推動經濟一體化?推動者的動力在哪里?如何識別經濟一體化的實現?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不同，實施經濟一體化的方案設計就不同。因此，搞清楚這些問題，對于珠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有效推進是有重要意義的。

一、誰來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概括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歷史實踐與理論發展的過程，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通過成員之間的產品貿易、要素流動障礙的消除以及對生產活動外部性的共同治理，使得每個經濟主體能獲得比單一經濟體時更大的利益。這種概括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各成員之間就產品貿易、要素流動所涉及到的稅收政策與管理制度之間達成的協議是一致的，這是每個成員必須要遵守的。這里所說的稅收政策是就一個國家而言的。如果從一個國家內不同地區來說，稅收政策一般是相同的。但是，不同地區涉及到經濟活動的管理制度與規則會有所差異，諸如注冊企業的資本規定、注銷企業的程序與規則、貸款和獲得項目審批和核準的期限以及管理費用的數額等等。促進這些制度規則的一致性，減少因為制度差異而引起的資源流動，從而使資源流動更集中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二是各項貿易與要素流動的管理政策與制度所涉及到的交易費用是不斷降低的，這兩者是缺一不可的。它們共同構成了經濟一體化的基本內涵。如果僅有成員之間經過協商所達成的各項管理制度與規則的協議一致性，而沒有對貿易與要素流動的各項管理費用的降低，那就失去了經濟一體化的意義。在對現階段的珠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這樣一種誤解，把經濟一體化僅僅看成是地市之間在產品與要素流動以及公共環境治理等方面的管理費用與標準形成的一致性，而沒有在降低各種收費標準與管理費用上有推進，那么，經濟一體化的實施就難以給企業與居民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如果僅僅強調了每個地區的收費標準與管理費用的下調，而缺乏地區之間通過協商達成的管理規則、收費標準以及公共治理等方面的一致性，那么，這會導致成員之間為吸引要素流入而展開的低價競爭和為抑制產品的流入而設置的貿易障礙等。在這種體制下，企業也不能在更大范圍內配置資源，從而導致社會福利上的一種損失。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21世紀初期，在分權競爭體制下，我國各地方之間為擴大招商引資而在土地價格、稅收優惠以及貼息貸款等政策上相互壓價以及一些省份為保護本地企業在對外部產品流入設置過高的行政性貿易壁壘的歷史事實都印證了這一點。

經濟一體化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因為經濟一體化需要通過各個成員之間有意識、有組織地協商與談判，才能得以推進的，而不是通過市場的自發演進就可以自然實現的。因此，這需要花費各個成員的時間、精力等方面的長期投入。但是，從產出來看，它是一種非排他性的、非競爭性產品。換句話說，一部分企業與居民對這種產品的消費不會影響另一些企業與居民對該產品的消費，一些人從這一產品中受益不會影響其他人從這一產品中受益，受益對象之間不存在利益沖突。同時，這種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也不能為某個企業或居民所專有，要將一些企業或個人排斥在這個過程之外，不讓他們享受這一產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正是基于這種產出的性質，追求組織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是不愿意對這種產品進行投資的。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動力結構

經濟一體化的公共性質決定了政府是作為這種制度安排的提供者。從經濟一體化的國際經驗看，無論是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整合，諸如從歷經了50多年的歐洲聯盟到處于推進中的東盟一體化，還是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一體化，無一例外地都是政府作為經濟一體化的談判者，或者說，通過談判形成了主要由政府參與的各種管理委員會等。那么，政府推動經濟一體化的動力從哪里來呢?國家之間與國家內部的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動力結構是不同的，前者只有來自企業流動與居民消費的市場壓力，而后者除了市場壓力之外，還包括了可能來自于上級部門的行政推動。珠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屬于后一種類型，所以，這里僅討論后者的動力結構。無疑，在推動經濟一體化的政府行為中，兩種動力來源會比一種動力來源更有推動力度。因而與后者相比，前者的經濟一體化數量少，實施進展比較緩慢、推進成本較高，推動經濟一體化的國內外經驗都印證了這一點。

就國家內不同地區的經濟一體化來說，解剖這兩種動力結構的差異也是有意義的。因為這兩種動力結構對政府實施經濟一體化的行為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從上級部門的行政推動來看，如果不同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的實施進展由上級部門進行評估，那么這種實施效果就取決于上級部門的決心與持續性。由于經濟一體化是一個需要各方長期協調的過程，這種協調都涉及到成員之間的利益再分配，所以這也是一個交易成本很高的過程。當成員之間因利益沖突而難以形成一致意見時，上級部門的仲裁與扶持就變得非常重要，這就是有上級部門與沒有上級部門在成員利益協調過程中的差別所在。問題在于，如果上級部門的中心任務經常發生變化，諸如工作重心進行調整或者行政領導者發生變化等，使得上級部門無暇顧及這種仲裁與扶持的角色，那么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經濟一體化的實施效果就會受到影響。在現實經濟中，受到內外不確定環境的影響，上級部門不容易總是把經濟一體化作為下屬各個地區發展的中心任務，因而這會影響到下級部門執行的持續性。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許多省份就提出了跨省創辦經濟協作區的合作思路，但是，30多年過去了，各省份之間的經濟協作并沒有實質性進展，其中的原因很多，在分權競爭體制下，一些地方主要領導者的思路變化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因素。

基于企業與居民選擇的需求對經濟一體化的市場推動是與行政推動不同的。這種市場推動的機制可以用公共財政理論中的蒂博特(Charles M.Tiebout，1956)模型加以解釋。這個模型表明，在公共物品的提供確實存在地理差異的情況下，人們就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過選擇居住地點來表示他們對公共物品的偏好。這種“用腳投票”的自由遷徙推動了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產品供應上的相互競爭。直到各地方公共產品的提供與稅收水平之間和地方之間公共產品趨于相等，要素流動與自由遷徙就會在一個地區相對穩定下來。在實施珠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不斷成長起來的企業成為主要的推動者，這種推動機制就是建立在地方政府相互競爭基礎上的。當地區之間存在著政策差異時，一個地區的企業會抓住這種差異，對本地政府提出更多的獲益要求。如果本地政府不能承諾，企業就會以離開本地區相

威脅。而一旦企業移出，當地的稅收收入就會減少，這會影響地區的經濟增長率，進而影響地方行政官員的政績。為了抑制一個地區資源的過分流出，鼓勵外部資源的大量流入，一個優惠相對較少的地區不得不向政策優惠較大、更有利于吸引資源流入的地區政策看齊，這就將一個地區的優惠政策向更大范圍推廣開來。基于交易成本不斷降低的一體化就成為可能。因此，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消費者自由遷徙是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性動力。這就是說，只要有制度與政策等方面的差異，就存在著要素與產品的市場流動。只要有市場流動，成本高的地區資源就會向成本低的地區轉移。為了減少這種流動，成本較高的地區就會向較低地區的制度環境轉變。這就是市場推動與行政推動的不同機制與結果。事實上，珠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廣東省政府制定的《珠三角經濟區規劃研究1995－2010》中提了出來。然而，十幾年來，推進程度有限，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尚未形成一個推動力較強的市場機制。隨著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來自市場的推動力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三、經濟一體化實現的標志

企業自由流動與消費者自由遷徙推動了珠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而經濟一體化的實現是否意味著不同地區的資源價格趨于一致，進而使地區之間的資源流動變得緩慢下來呢?按照蒂博特模型的理解，在假設資源分布與產業配置相同條件下，公共產品的供應差異會引起資源的自由流動。隨著差異化的減少，這種流動性也會相對緩慢下來。問題在于，在現實經濟中，資源分布與產業配置在不同地區是完全不同的，同一種產品在不同地區的價格差異顯示了這種資源的稀缺程度，要素流動則是經濟主體對這種資源稀缺程度的反應。如果地區之間的制度安排與各項管理政策都存在著差異，那么，這種差異會掩蓋或扭曲資源的稀缺程度，進而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在假設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產業路徑以及制度安排都存在著差異的情況下，只有盡力減少制度安排的差異，才可能使資源流動更加充分地反映各地區資源稟賦的優勢或稀缺程度，從而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如果不降低制度安排上的地區差異，那么，地區之間的要素流動并不一定反映資源稀缺程度，這就會影響資源的有效配置。因此，經濟一體化的結果并不意味著資源流動的減弱，應該說，這僅僅減少了由制度安排差異所帶來的要素流動，而由產業路徑與資源稟賦引致的要素流動不僅不會減弱，相反會大量增加，因為這是要素價格更真實地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結果。

篇(3)

關鍵詞　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拉美地區共同市場　經濟績效

東亞與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起點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經濟一體化促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地區之一；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則非常滯后，1967年成立的東盟真正開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時間是1976年。然而，經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實踐，兩個地區經濟整合的績效卻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

區域一體化的貿易績效比較

1、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

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最顯著和直接的效應是由貿易創造效應帶來的區域內貿易量的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是世界上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地區。1980－2009年的30年間，東亞地區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這一數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歐盟則從41.4％下降到36.6％。雖然在1980年，東亞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還小于其余兩大經濟體，遠遠低于歐盟，可是到2009年，卻已經超過了NAFTA，目前東亞在世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約為28％。另一方面，東亞地區也是區域內貿易發展最迅猛的地區。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統計，1980－2009年東亞地區的內部貿易額從773億美元上升到3，48萬億美元，累計增長約45倍，而東亞與區域外的貿易額僅增長了10多倍，東亞區域內貿易比重從22.4％穩步上升到44.67％，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額占比則由77.6％降至55.3％。克魯格曼認為，當地區內部貿易占該地區貿易總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時，這個貿易區才是有效率的。顯然，按照此標準，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有效率的。

貿易結合／密集度指數是衡量區域內各經濟體貿易關系的一個綜合性指標。根據我們的計算，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指數絕大多數都超過1，一些經濟體之間的指標甚至超過3。而且，從總的趨勢來看，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在從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間基本上一直處于上升趨勢，這說明東亞地區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依存關系變得愈來愈緊密。東盟內部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也是顯著上升，到2006年兩者都超過了4。在東亞，這四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結合度普遍上升，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簽署FTA以及跨國公司加強了域內分工網絡等有密切關系。

2、拉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創造效應

拉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對區域貿易發展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隨著一體化組織的建立，各國之間逐步相互降低關稅、限制非關稅壁壘，以實現區域集團商品的進口自由化，同時成員國還采取提供優惠待遇、將稅收列入貿易自由化計劃、對區域外商品實施共同對外關稅制度等措施鼓勵貿易自由化，促進了區域內貿易的發展。以拉美自由貿易同盟(LAFTA)為例，該組織11國在1962－1973年12年內，消除了大部分關稅和其他限制，互惠貿易協定使得拉美各國在LAFTA區域內的出口和總出口都有明顯的增加。LAFTA總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億美元，在20年的時間里增加9倍多，各國區域內部的出口總量則從1962－1964年的平均6.24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億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區域內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從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階段，區域內的出口和區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說明此階段的貿易額主要是因為一體化協定的簽訂而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排斥區域外國家的貿易導致區域內的貿易轉移。安第斯集團內部關稅減免率達75％，相互間的貿易額從1969年的0.78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億美元，約增長17倍多；1960－1980年期間，中美洲共同市場(五國)地區內出口總額從0.30億美元增至9.94億，增長31倍，中美洲共同市場地區內部貿易額已占該地區出口總額的20％；加勒比共同體地區內出口總額從2130萬美元增至3.5億美元，增長15倍。整個拉美地區內出口總額從7.49億美元增至138.82億美元，增長逾18倍。

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事件和政治動蕩導致了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使得一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解體或名存實亡。在80年代債務危機期間，拉美區域內貿易下降了36％，恢復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在開放地區主義指導下得到恢復和強化。從1990年開始到2000年，拉美區域內部大部分團體的內部貿易每年的增長率都接近和超過10％。這期間整個拉美區域內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的比重達到19.5％。進入21世紀以來，整個拉美地區的一體化進入良性快速發展的階段。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的幅度超過了對外出口的增長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達到34.3％，高于同期區外出口增長17.5％的增速；2006年區內出口增長為25％，也超過了21％的區外出口增長幅度。然而，開放的地區主義在弱化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封閉性”的同時，也稀釋了區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統計，1997年南方共同市場的區域內貿易額相當于各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5％，而2006年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個拉美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間的貿易額大約為其對外貿易總額的15％左右。而東盟2000年區內貿易比重為24.7％，2005年上升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個百分點。

3、對兩地區域內貿易擴大的比較和解釋

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比重比拉美的區域內貿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區域一體化組織東盟內部，其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卻與拉美一體化組織的水平相近，這說明區域貿易協議并非是推動區域內貿易發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國公司的分散化生產也是促進東亞區域內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跨國公司將一種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部分或環節，并根據各部分或環節的不同特點將其配置到最有優勢的區位，其最直接結果是大量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體化過程的貿易創造效應需要用更加精確的模型進行測算，但從邏輯上看，由于相互之間降低關稅、減少貿易限制措施，兩個地理上相鄰且貿易密切的國家達成貿易協議更有可能產生貿易創造效應，而不是貿易轉移效應。

在實證研究上，鄭昭陽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紀末期，東亞區域內貿易水平比普通標準水平高出115％，而與區外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則分別比標準水平低約11％和30％。他們認為這種較明顯的區域內貿易

傾向對日后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具有導向性，區域內貿易和一體化構成了互為因果的聯系。對拉美一體化貿易績效的實證研究則有所差異，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測算了南美洲地區貿易協議對貿易的影響，研究發現安第斯共同體和南錐體共同市場等一體化組織對貿易都產生了顯著和正向影響，地區集團內的實際貿易結合度比經濟規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稟賦所能解釋的貿易結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區一體化協議未能增進貿易，區域內貿易的增長主要來源于國家總體貿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認為，南美的區域貿易協議在1980－1996年內，并沒有在總體貿易自由化效應之外增加區域內貿易的廣度。

拉美地區都是以資源為基礎的經濟，生產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產品，這限制了相互間產品貿易的增長潛力。只有制成品貿易與工業合作才能為拉美地區內部貿易的長期增長提供源泉。從表1可以看出，拉美區域產業關聯度比較低，區域內產業分工程度遠低于東亞地區，表現在南方共同市場和安第斯集團內部零部件貿易比重不僅遠低于東亞地區，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只與南亞國家聯盟相當。這是拉美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比東亞地區遠為遜色的根本原因。

區域一體化的投資績效比較

經濟一體化理論認為，區域一體化組織成立后，由于投資壁壘的平均保護水平上升，或FDI的數量受到一國國內市場最初規模限制的放松，從區域外流向區域內的FDI會增加，更大的市場使區域成為更有吸引力的投資地。也有學者從成本角度考慮，認為一旦若干個國家結成穩定和繁榮的貿易區或簽訂其他經濟協定，由于邊界更加開放、運輸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價的勞動力，外國投資者會增加對這些區域的直接投資。在東亞和拉美的一體化過程中，外國直接投資都保持逐漸增長的趨勢，可以認為這是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積極影響。

1、區域一體化導致FDI增加

東亞的投資政策總趨向是逐漸放寬對投資的限制，從限制性向更為自由化和激勵措施中性化的方向變化，各國和地區繼續向來自外國的直接投資開放自己的經濟，因而，東亞的FDI增長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總額的10％－20％。

以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例，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區內保護水平降低，促使現有進口企業尋找更有競爭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時，隨著中國一東盟之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撤銷，各成員間的貿易更加便利，整個地區成為一個更大的大市場。這些都對外國投資者有著很大的吸引力。從中國一東盟吸收FDI的情況來看，2000年以后雙方吸收的投資額都有了大幅的增長。從2000－2008年，中國一東盟吸收的FDI從642.56億美元增加到1529.96億美元，增長了2.38倍。中國一東盟雙向投資效應也逐漸顯現。根據統計數據，東盟對中國的投資從1999的32.7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51.06億美元，年增長率達到20％，2008年底，東盟對我國的投資達520億美元，占我國吸引外資的6.08％。中國對東盟投資從1999年的0.63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24.8億美元，從2006年起年增長率超過100％。從1999年至2008年底，中國對東盟的投資總額為52億美元。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把東盟國家作為主要投資目的地。

拉美國家吸引FDI的歷程則經歷了三個階段。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為規避進口稅的途徑之一，投資在一個產業較為集中，FDI的目標市場是拉美的國內市場；拉美經濟一體化是進口替代政策的產物，所以，在對待外資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條約組織成立后立即通過被稱為“第24號決議”的協議，確立了對待外資的共同規則。決議規定所有外資企業必須在15年過渡到合資企業，即國內企業股本必須占51％以上。這一決議提高了東道國對外國投資者的談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國外投資者和商會的反感。因此，這一時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資間接投資即外債的比重卻上升很快。結果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及長達10年的資本外流時期。

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走向市場自由化的進程中，各國都逐漸放松了對外國資本的控制。這一時期的FDI主要投資于拉美的自然資源領域，制造業部門的外資企業進行的生產不再僅瞄準內部市場，而且也以出口為目的。服務業部門和基礎設施部門也出現了大量的FDI。另一個特點是南南之間(區域內和超區域)的投資也在增加。總之，90年代以來是跨國公司在拉美急劇擴張的時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都在拉美國家設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場占有率空前高漲：它們在拉美地區的銷售額從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業的分額高達58％，在服務業的份額占38％，在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初級產品部門，跨國公司的份額也達到17％。在拉美地區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國公司的份額從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從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資從778億美元增加到1196億美元，年均增長4.88％。這一時期是拉美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外資的重新進入對拉美經濟的恢復增長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2、區域內投資一體化趨勢

東亞地區的FDI在逐漸增加的同時，區域內投資一體化，即區內成員的相互直接投資也呈發展態勢。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東亞10個經濟體間的相互投資年均為271.37億美元，占其引進FDI總額的27.0％，而到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相應的數字進一步增加為351.36億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對其他9個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同期由104.5億美元增長為135.83億美元，增長了39.98％，亞洲“四小龍”對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也由142.33億美元增長為177.12億美元，增長了24.4％。這里主要以東亞最大的區域經濟組織――東盟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為例進行分析。

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大投資區計劃出臺后，隨著區內保護水平的降低和一體化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的逐步顯現，東盟區域內的資本流動也在加劇。1995－2006年東盟接受區內投資總額達到305.13億美元。亞洲金融危機以前，區內總的相互投資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國有增有減，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增幅較大；危機之后，投資先減后增，2001年扭轉了下滑勢頭，區內的相互投資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達到62.42億美元，比1997年增長了57.5％。東盟區域內的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來自新加坡，其次是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這是因為在東盟各國中，新、馬、泰等國屬于經濟領先的國家，它們國內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所以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的新成員

國，從而成為新成員國的主要區內投資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新老成員國增進了解提供了一個平臺，東盟投資區將使成員國問的相互投資政策更加開放。

東亞區域內，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相互投資也呈現上升趨勢，從表2和表3中可以發現，東亞區內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東盟和中國的投資基本呈增加趨勢。但是，兩者的FDI主要來源又有所區別，日本對東盟的投資大于對中國的投資，中國香港和臺灣則是中國大陸的最大外資來源地，其對中國的投資遠遠大于對東盟的投資。同時，東盟對中國的投資要多于中國對東盟的投資。

拉美的區域內相互投資在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也逐漸增多。根據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國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區域化和企業全球化的輔助政策，一方面，一體化的目標之一就是推動區域內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國家采取了增進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競爭能力的戰略。數據顯示，1990－1994年間，來自拉美國家的FDI總額在拉美大國中均有明顯增加。在FDI的數額中拉美國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長2－3倍，在秘魯和委內瑞拉增長5倍，阿根廷則增長10倍。從所占比重來看，拉美國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和委內瑞拉的直接投資均有所增長，其中，多數國家增長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大幅增長，從2003年的70億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資發生在拉美區域內。目前，拉美國家的區域內FDI投資比重已經從總投資的5％增加至10％，主要歸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國在拉美地區設立了一大批跨國公司。根據拉美經委會的投資報告數據，巴西是拉美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投資國，2008年其28％的投資流向美國，25％的投資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智利對南美洲地區的直接投資占其總投資額的72％，主要投資流向國為巴西和秘魯；哥倫比亞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有40％流入拉美地區之內，主要流向國為巴西、巴拿馬和墨西哥。

3、兩地區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比較

在比較東亞與拉美區域一體化投資效應時，需要回憶一下東亞最早的區域合作組織東盟與拉美的安第斯條約組織早期的工業合作計劃。1976年3月東盟經濟部長制定了第一個工業合作計劃(AIP)，包括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尿素項目、新加坡的柴油機項目、菲律賓的富磷肥項目和泰國的純堿項目。每個項目投資2，5億至3億美元，由東道國負擔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員國分攤。1977年第二批AIP項目被提交給吉隆坡東盟首腦會議進行審議，包括印尼的高強度橡膠輪胎、馬來西亞的金屬切割工具、菲律賓的新聞紙和電鍍鋅版、新加坡的彩色顯像管，以及泰國的鉀堿礦和魚類養殖。由于這些計劃實施困難，1980年10月東盟簽署了《東盟工業互補基本協定》(AIC)。1981年6月東盟提出一個簡化形式的AIC，即東盟工業合資經營計劃(AIJV)，它是一種生產一個產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簡單垂直分工計劃，但主要通過私人投資活動來實現。由于引入市場機制并放寬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勵區域外來投資，這個AIJV計劃比AIP計劃簡便易行，因此，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的工業合作計劃。但其實施進展仍然異常緩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區投資計劃。拉美一開始就試圖通過協議性區域分工解決一體化收益分配和規模經濟效益問題，因為工業發展部門規劃被認為是制訂工業計劃和實現一體化成員國之間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業合作計劃以安第斯條約組織最為龐大，它們將可貿易品的1／3納入地區投資計劃。第一個工業發展部門規劃于1972年獲準通過，它包括了冶金、機械部門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計1980年約占總需求的1／3)，主要涉及機械工具、采礦設備、電器設備和儀器。爭議最多的是石油化工與汽車制造部門的合作計劃。經過多年談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別就石油化工與汽車工業發展規劃達成協議，并在1978年進行了修改。第二個工業部門發展規劃需要巨額資本投入，具有極高的資金產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業機會，主要是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員。但這個規劃因缺乏技術支持和利益協調困難而無法付諸實施。拉美的經驗表明：要按照協商一致的專業化計劃來進行生產，規定什么國家生產什么產品，形成區域內產業分工是有問題的，東盟的地區性行業方案也遭到了失敗。小島清的協議性國際分工理論的有效性似乎難以在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中找到佐證。

20世紀90年代東亞和拉美的區域投資計劃更多地轉向能源和基礎設施，為區域內投資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將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投資則留給了市場力量。但兩者相比仍然可以發現三點差別。(1)拉美國家主要投資于鄰近國家。國際化理論認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將比在國內投資承擔更大的風險，為降低風險，企業將投資于地理和文化條件相近的市場。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國家都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并且在一體化貿易協議的作用下，這種投資關系得到了加強。(2)從行業投資來看，目前拉美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于自然資源的生產部門，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業。因此，主要的拉美對外投資在于尋求市場擴大，還有一些拉美地區內投資仍然以保障原材料產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資源的安全等為目的。這一點與東亞區域之間的投資有較大的區別，東亞的區域內投資有很大部分是出于產業轉移和尋求更加低廉的勞動力的目的。(3)拉美區域內投資以產業間投資為主，而東亞區域內投資則經歷了80年代以前以產業間投資為主向90年代后以產業內投資為主的轉變。這反映了兩大地區產業分工與資本積累的差異。東亞地區產業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區發達和深化，形成了發達的區域生產網絡；同時東亞地區的資本形成和積累率也比拉美國家高，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對外擴張能力比拉美企業強。

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的深層動力來自資本的擴張性，而經濟一體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當前，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的重要載體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推動力量，其推動力量來自資本擴張的本性。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不足，沒有形成足以跨國生產和行銷為目的的巨額資本，國內生產多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型產業為主，產業、產品和工藝技術同構性強，生產分工水平低，無法形成緊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關系。這樣，彼此間對對方的產品必然不會產生強大的需求，貿易創造效應很小，難以分享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同時也無法形成旨在提高規模經濟效益的協議性分工。同時，發展中國家都是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足的國家，對外部投資的需求很大，而成員國彼此間的投資效應必然很小，即使有協議性分工，也難以執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場和東盟有關產業分工規劃和共同投資的計劃最終歸于失敗也就不難理解。

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進績效比較

1、東亞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自1955年以來，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始終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區，保持了長達35年的群體性持續高增長，從而被稱為“東亞奇跡”。其產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東亞地區持續進行的產業轉移，依托投資和貿易的高速循環，在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又把東亞各經濟體緊緊結合在一起。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末，東亞經濟的增長率一直維持在5％－6％的平均水平，遠遠高于當時世界經濟增長2％－3％的平均水平。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經濟率先起飛，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長奠定了世界經濟大國的基礎；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四小龍”抓住美日產業結構升級的契機，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出口加工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從70年代起，東盟四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開始吸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和投資，發展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工業，大約用了20多年時間改變了落后狀況，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從1978年開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吸收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以及海外華人的投資和產業轉移，也步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軌道，在隨后的30年時間里保持了平均9.8％的經濟增長率，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貧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國、越南和中國為例：泰國的貧困率從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國的貧困率有所回升，但與收入增長一起穩步地趨于下降，目前處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趨于改善，泰國貧困率會進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貧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經濟的急速增長不僅使國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貧困率。貧困率從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國在減少貧困方面成效顯著，貧困人口從1990年至2002年減少了2億人，貧困率從31.5％降低至12.5％。但中國與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狀況明顯惡化。中國的吉尼系數從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數則從1993年的0.35擴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學者江崎光男根據CGE世界模型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削減影響的分析表明，東亞FTA一般對區域內各國的經濟具有正向增長效應，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貧困削減效果也是正的。但對中國而言增長效果卻不明顯，甚至還有負的可能性，遠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長效果大。

2、拉美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也是促進拉美工業化和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世紀50－70年代是拉美一體化蓬勃發展的階段，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合作，有力地推動了拉美經濟的增長。在1950年到1974年期間，拉美主要國家的GDP的平均增長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間，是一個快速增長的過程。特別是在1965－1974年期間整個拉美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其區域國家的GDP平均增長率達到了6.7％。巴西的發展速度更是達到了10％，哥倫比亞、墨西哥的也達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長率，被稱為經濟奇跡。1974年到1980年期間的債務危機爆發前，拉美的GDP的增長率也處于相對快速的發展過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間，這個時期拉美一體化還在繼續發展，但是相對前一階段速度有所減緩。中美洲共同市場在20世紀60－70年代也保持了強勁的經濟增長，1960―1969年中美洲6國的實際GNP平均增長率達到5.7％，1970－1979年為5.3％。尼加拉瓜60年代實際GDP增長率高達7.4％，多米尼加共和國70年代也達到了8.2％。

20世紀80年代是拉美經濟一體化和增長的停滯階段。據統計，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長率僅為1.1％，中美洲約為1.2％。這與拉美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是密切相關的。90年代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進入復蘇階段，據統計1991－2000年拉美地區的平均GDP的增長率達到3.3％，與整個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長率提高了2.3％。

進入21世紀，拉美一體化和拉美經濟增長進入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增長為－0.5％外，2003年以來整個拉美連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2003年GDP平均增長2.1％，2004－2007年期間，GDP增長率接近或超過5％，其中2004年高達6.2％。有些國家(如委內瑞拉等國因能源價格高漲)有些年份的增長率達到兩位數，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少有的高速增長時期。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2003年以來人均GDP的累計增長幅度已經達到20.6％(平均年增長率達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達4.8％)。拉美經濟的穩定增長為拉美一體化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而拉美一體化又反過來促進了拉美經濟的增長。

與東亞地區相比，拉美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改進與經濟增長效應差距較大。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與一體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相聯系，即東亞地區各成員通過投資和貿易聯系，促進東亞區域內產業持續轉移和國際生產網絡的形成，同時因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始終具有開放性，從而能夠利用外部環境提供的機遇尋求發展。拉美區域一體化戰略是一種進口替代政策，是一種擴大的內向型發展戰略，具有區域保護主義的封閉性。這使它們在實施經濟一體化政策時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包括以區域內貿易擴散來代替外部貿易中的比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場為了保護2300萬貧窮人口的市場，其有效率的出口工業被進口替代工業所取代。社會的精華部分(制造業和公共服務業中的職工)以犧牲農村地區和城市貧民窟中居民的貧困化為代價大量攫取財富。這是導致區域性戰爭及共同市場解體的重要原因。

結論

篇(4)

關鍵詞：長江流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東中西部存在著相當大發展差距，因此要實現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進而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解決好這一問題。

一、東、中、西部發展差距過大是制約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核心問題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在我國東、中、西部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經濟發展差距，而這種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且沒有得到抑制。[1]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過大會導致區域經濟不協調發展，進而會引發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引發回波效益。瑞典著名經濟學家卡爾·岡納·繆爾達爾（Karl Gunar Myrdal）曾對區域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作過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循環積累因果原理。1957年，繆爾達爾在《經濟理論與不發達地區》一書中提出了“回波效應”概念，所謂回波效應是指經濟發展落后地區會受到發達地區的不利影響而導致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具體來說，就是人才、資金、技術紛紛從落后地區被吸收到經濟發展中心，從而使發達地區的經濟更加發達，而不發達地區經濟將越來越不發達，這就產生了一個下降的循環累積過程。[2]所以，東部地區就像磁鐵一般，將中西部稀缺的人才、資金、技術吸引到了東部，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進而影響中西部社會的穩定。

不利于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的形成，使各種生產要素在各省市之間自由流通，才能發揮各自的經濟互補性，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較利益優勢，實現國民經濟的共同繁榮和發展，但經濟發展差距過大，使得東中西部各地區的利益訴求產生較大差異，進而產生沖突。由于地方與地方之間利益沖突的日益惡化，造成嚴重的市場封鎖和貿易壁壘等問題，并且隨著地方政府權力和利益趨向的增強有不斷蔓延和擴展的趨勢，市場封鎖和區際貿易壁壘妨礙了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市場封鎖和區際貿易壁壘使得各地各自為陣，無法發揮各自的比較利益優勢，降低了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效率，削弱了我國在國際經濟中整體競爭力。

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過大如不得到有效的解決將給我國的長遠發展留下隱患。假如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過大的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那么勢必會加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之間的相互矛盾，甚至有危害國家統一的危險。經濟矛盾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必然會迫使各方用戰爭的手段來加以解決，美國的內戰就是典型的例證。美國進步主義史學家認為，美國歷史上充滿著因經濟利益引起的“持續不斷的沖突”，內戰就是最令人信服的例證。[3]因此，要實現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就必須很好的解決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過大的問題。

二、長江流域經濟一體化是在縮小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多種路徑選擇中較為實際有效的選擇

縮小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問題，固然有不同的解決方式，但實現長江流域經濟一體化是其中較為實際有效的選擇路徑。對于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要分清問題的主次以及抓住問題的主要方面，這樣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區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且從中國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劃分來看，長江流域下、中、上游地區所涵蓋的地域范圍正好對應于中國的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而且恰好橫穿我國的東中西部；另外，長江流域地區占全國國土面積的41.39%，耕地面積占全國的36.07%，人口為5.82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2.44%，2010年GDP占到了全國的40.94%；[4]可見，長江流域顯然就是我國東中西部發展格局的濃縮版。因此，通過實現長江流域經濟一體化，來解決我國東中西部差距過大的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從這種意義上來講，解決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區之間發展差距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解決中國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問題。

這一路徑的選擇具有其它選擇無法比擬的天然優勢。首先，長江是我國的黃金水道，其水運能力要遠高于黃河等東西向的河流。三峽工程的全面完成，使得這種能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其次，從地理上來看，長江流域地處中國的中部腹地，跨越東中西三大地帶，又是中國南北經濟的過渡地帶，兼有南北經濟的兩大特點，與其他區域天然地存在著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它的發展狀況將對中國地區經濟的發展產生直接的影響。

三、實現長江流域經濟一體化有利于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長江流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將有利于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一體化的實現將使我國擁有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塘增長極以外的又一增長極，而且有利于形成橫貫東西的經濟增長軸使我國這一經濟巨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脊梁。更為重要的是，這將有利于發揮長江流域獨特的區位優勢，通過“由點到線再到面”的方式，使經濟增長向我國更為廣闊的腹地擴散，有利于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為實現國民經濟長遠的發展打好堅實的基礎，也有利于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及改變我國經濟增長極集中于沿海的不利局面。

四、結語

長江流域地區地理上橫貫東中西部，經濟上存在發展差距，因此實現長江流域經濟一體化將對我國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進而實現現代化有著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作者單位：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旅游與經濟管理系）

參考文獻：

[1]楊先明，梁雙陸.東西部能力結構差異與西部的能力建設[J].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70-78。

[2]丁冰.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4：35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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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際市場一體化整體加強，且有利于地區經濟發展，但是地方保護主義仍未根除。利用全國29省8類商品1995-2007年期間價格指數詳細分析全國市場一體化進程，發現各省近年來的“市場分割”總體呈下降趨勢，并非如以往研究中所描述的“走向非一體化”，市場一體化有利于各省經濟增長，各省市場的對內開放與區域經濟列車同向行駛。根據估算，如果各省在上述13年期間相互開放水平提前達到并維持在2007年水平，即使要素投入不變，這一期間各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平均提高一個百分點以上。對內開放的地區不得不以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為參照實現自身的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所以對內開放促進了國內競爭和合作，有助于優化區域經濟結構。積極向兄弟省份開放本地市場不僅沒有犧牲本省經濟增長，反而促使本地經濟在市場開放中得到加強。在發達地區，對外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大，對內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在欠發達地區，對外開放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較弱，對內開放對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且地區經濟增長對市場一體化的積極反饋作用也更加穩健，越不發達的地區因為缺少國際市場的拉動而越有賴于國內統一市場實現自身經濟增長。但是，我國各省對鄰省的開放程度在這13年間呈現較大幅度的波動，部分地區的市場分割還比較嚴重。研究結果還表明，國企主導地方經濟不利于省際經濟一體化，在各省經濟總量中的國企份額每降低一個百分點，省際市場開放水平就提高約兩個百分點。

省內城市群經濟一體化推進了中心城市的快速增長，但是也加劇了中心與腹地的發展失衡。近年來，為縮小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間的差距，中西部各省整合內部資源、實施城市群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這些城市群肩負著將經濟發展擴散到廣大腹地、帶動區域發展的重任。項目組對2000-2007年期間約2,200百個市縣的經濟增長和各級城市(縣)間的相互影響進行了大樣本研究。結果發現，下級市縣的要素投入和產出都對上級中心城市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證實我國多數城市不僅在歷史上是重要的區域市場中心，而且中心城市的發展至今仍依賴廣大腹地市場經濟的發展；相反，中心城市的經濟增長不但沒有對產生顯著的擴散效應，反而吸收了地區原有的或可能得到的資本和技術人才、抑制了非中心地區的經濟增長、致使中心城市與其腹地經濟水平差距持續擴大。以河南省為例，中原城市群的經濟一體化及其對全省其他地區的帶動作用決定著河南全省經濟發展的前途。研究發現，中心城市自身產業集聚與經濟增長互相強化，同時，中心城市間的發展不僅存在著此消彼長的相互競爭關系，而且明顯抑制了全省其他市縣的發展，這種自上而下的抑制作用在最近八年相當穩定，且有增強的趨勢。三類市縣勞動生產率在八年間分別提高了100％、83％和48％，在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中心城市加速發展，原本落后的縣級經濟顯得愈益落后。

上述趨勢表明，在“十二五”期間，我國省際和省內經濟一體化戰略亟需加強和完善。為此，我們提出下列建議。

1、各地區應主動放棄從地方保護中得到的短期利益，通過調整經濟結構爭取全國市場一體化可能帶來的長期效益

各地區應消除地方保護的慣性思維方式，徹底清理和修改保護本地市場和企業的行政措施(特別是近年來各地以擴內需保增長名義出臺的措施)，實現政府采購透明化，在本省建立透明公平的市場準入制度，為不同地區和不同所有制的企業提供平等競爭的條件。為本地企業服務的政府行為是否具有地方保護性質不易界定，因此，上級部門應建立監察和管理機構對相關的地方政策作必要的認定。一些地區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取得了成績，同時也錯過了淘汰落后產能的機會，各省在“十二五”期間有必要下決心借助市場一體化來調整和提升區域經濟結構。欠發達地區應繼續深化國企改革，支持非國有企業的成長。國有企業與政府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地方市場保護的一個原因。除在少數行業和重點領域保持國有獨資外，大部分國有企業都應實行股權多元化，削弱地方保護主義的動機。目前，發達地區國企占比已經較低(約在10％-20％)，在欠發達地區國企仍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國企在地方經濟份額中的下降將有助于這些地區市場的開放，而統一市場有助于這些地區的長期增長。

2、各省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支持廣大腹地經濟發展，發揮中心城市的生產生活服務功能

應該看到，即使在理想條件下，增長極的擴散效應也只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途徑，而我國各級中心城市和地區相互作用的現實表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有更多的途徑一尤其是自下而上的發展方式。首先，各省應在下級市縣和邊緣地區扶持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使其成長為絕對優勢產業，同時引導中心城市把成熟產業或主導產業的成熟環節轉移到下級市縣。特別值得指出，下級市縣的壯大并不損害中心城市，相反，中心城市的發展受益于廣大區域經濟的壯大，對非中心城市和邊緣地區經濟的支持一包括公共投資一將因自下而上的市場需求效應而促進中心城市的發展。因此，發展包括邊緣地區在內的廣大市場區經濟應成為構建城市增長極必不可少的互補策略。其次，各省應充分考慮大城市在區域中的生產和生活服務中心功能，重點發展包括生產業在內的高層次的先進第三產業，滿足廣大腹地內的生活和生產需求，為下級地區，進而為中心城市自身的長期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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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晉陜蒙寧；區域經濟；一體化；西部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4-0075-02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國家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成為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戰略。晉陜蒙寧四省區作為我國西部經濟發展的重要區域，盡管短期內其發展速度較快，但是從長遠來看，其發展的潛力，發展的持續性必然會受到制約。本文提出構建晉陜蒙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設想，意在為促進晉陜蒙寧區域經濟長遠的科學發展做一些探索。

一、 晉陜蒙寧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要性

對于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涵，孫大斌、張佑林、潘永江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界定。本文認為，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指的是在國家范圍內，處于不同行政轄區的毗鄰地區之間，基于發展的共同目的，打破行政區域本位，進行統一規劃協調，優化資源配置，整合發展方式，發揮區域優勢，提高區域整體發展水平和競爭能力，構建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大市場的動態化過程。

晉陜蒙寧是我國煤炭資源的富集區，是煤化工產業的集聚區，同時也是我國能源發展戰略西移的重點區域。晉陜蒙寧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指的是在山西、陜西、、寧夏回族自治區等四省區毗鄰區域，以核心城市為目標，以產業聯動為紐帶，打造一個共同發展、整體競爭、戰略一致、規劃統一、動作協調的地緣經濟區域的過程。其中核心城市包括山西的忻州、呂梁，陜西的延安、榆林，的鄂爾多斯、烏海以及寧夏自治區的吳忠、石嘴山等。

1.四省毗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條件。晉陜蒙寧四省區地理位置銜接，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構想提供了天然的區位條件，便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必須的鐵路網、公路網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晉陜蒙寧地處鄂爾多斯盆地及毗鄰的沁水盆地，礦產資源種類豐富儲量大，特別是煤資源和氣資源儲量巨大。據統計，全國煤炭資源儲量10211億噸，晉陜蒙寧區儲量6859. 96億噸，占67%；2007年全國煤炭產量25. 23億噸，晉陜蒙寧區產量121227. 8萬噸，占全國產量的48.05%。“十一五”煤炭工業發展規劃產量26億噸，晉陜蒙寧區規劃產量131500萬噸,占50.58%，產量增加3. 26億噸，占全國增量的82. 53%。煤層氣資源占全國的54.8%，天然氣資源占全國的26.3%。豐富的煤氣資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創造了資源條件。四省區毗鄰核心城市經濟發展迅猛，經濟增長速度快，特別是榆林市和鄂爾多斯市，連續多年GDP增長速度位于全國地級市前列。經過多年的發展，四省區煤、氣相關產業已具有相當的規模，為四省區經濟一體化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條件。

2.打造四省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要性。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國東部和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也在加大。大力發展中西部地區經濟，促進東、中、西部區域經濟平衡發展不僅是實現我國經濟未來持續增長的重大戰略問題，也是關系到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科學發展、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戰略問題。然而中西部的發展很難同步進行，因此，應該實施以點帶面、以區域帶動周邊的區域經濟發展策略，充分發揮示范效應，逐步擴大經濟發展區域的輻射擴散范圍，最終實現整個西部經濟的騰飛。晉陜蒙寧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關鍵區域之一，構建四省區毗鄰地區經濟一體化是關系整個西部發展的戰略性措施。其輻射帶動效應必將對西部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二、晉陜蒙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約因素

1. 行政壁壘阻礙了要素的流動。在我國現行體制運行模式下，晉陜蒙寧四省區均以各自的發展為首要目標，在橫向合作溝通不順暢的條件下，發展模式顯現出局部優化、整體失衡的弊端。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市場體系被行政區域分割，制約了晉陜蒙寧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各省區進行廣泛的合作與協調，統一規劃部署，從戰略的高度看待區域整體的發展，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區的局部發展。

2.產業結構趨同難以形成有效互補。產業結構趨同一般是指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間產業結構所呈現出的某種相似傾向，各區域形成相同或相似的產業結構布局。資源稟賦對晉陜蒙寧四省區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同時也形成了產業結構趨同的弊端。晉陜蒙寧四省毗鄰區核心城市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比重高于第一和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也明顯高于第一和第三產業。同時，第二產業分布主要集中在采掘和能源化工行業方面。產業結構趨同使得四省區產業發展缺乏垂直分工，產業鏈之間難以形成優勢互補，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影響了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

3.重復建設嚴重，資源配置機制缺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復建設是不可避免的現象。重復建設有利有弊，適度的重復建設有利于活躍市場，增強市場的競爭特性，對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然而，重復建設過度則會產生資源浪費、經濟結構失衡以及抑制企業創新能力等問題。晉陜蒙寧四省區經濟結構趨同，重復建設的現象比較嚴重。由于區域內資源不能合理、有序流動，缺乏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大量的資源在開發過程中被浪費，利用效率低下。同時，重復建設會引起區域內產能過剩，產業集中度不高，容易受到需求波動的沖擊，誘發地方政府加大地方保護，制造市場壁壘，阻礙商品流動的行政化行為，這些行為和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4.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影響持續發展。晉陜蒙寧毗鄰區核心城市近幾年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然而這種較快的增長是以資源產業過度開發為代價的，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破壞，出現了環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資源浪費等一系列問題。以榆林市為例，1997年工業廢氣排放量為106. 07 ×108 m3，2007年的排放量高達927. 36 ×108 m3，是1997年的8. 7倍，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廢氣對環境的影響成直線上升趨勢。這種戰略發展上偏重于經濟效益、忽略社會效益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損壞，加大了后期環境的治理成本。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相互作用機制，經濟發展會影響環境，環境也會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當前四省區的經濟發展模式、生態環境現狀限制了實現區域經濟持續發展這一目標的實現。

5.區域文化存在差異。區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區域內，基于歷史演化、社會實踐和群體互動進程逐漸積淀的道德準則、價值觀念、風土人文、行為模式、生活習慣、等一系列文化要素的綜合。區域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不可忽視。晉陜蒙寧主要包括漢族、蒙古族、回族三種民族文化，差異較大，人們對同一社會經濟事件往往會有不同的認知和應對。在構建晉陜蒙寧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必然存在著諸多的沖突，其中由于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沖突不可避免。同時，文化具有相對穩定的特點，短期內改變的難度較大，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決文化差異問題，必然會制約區域經濟的發展，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順利進行。

三、構建晉陜蒙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

1.打破傳統，建立跨省區行政部門。構建晉陜蒙寧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從系統整體優化的角度考慮發展中的問題，協調系統沖突，維護系統目標的一致性。區域行政部門的獨立造成發展過程中的地方保護、本位主義等問題，這就需要建立一個跨省區的行政部門，來處理應對這些問題。首先，建立跨省區行政部門應該由中央直接牽頭，避免部門建立過程中的各種阻力；其次，應賦予部門明確的權力，這樣才能保障在重大問題上全局優化、統一部署的戰略效果；最后，清晰界定這一部門的職責，主要負責省區之間的橫向溝通協調和區域內重大問題的最終決策，避免履行職責過程中的混亂。

2.區域內合理分工，打造垂直產業鏈。借助于資源稟賦，晉陜蒙寧四省區近幾年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由于整體產業規劃的缺失，產業結構呈現出區域之間相互趨同、局部區域相對合理以及區域整體明顯失衡的狀態。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站在區域整體的角度，謀劃產業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四省區產業結構合理布局的思路應包括：資源優勢是四省區發展的基礎，在考慮產業布局時不能脫離這一優勢另求次優；產業結構不僅是行業之間的配置，還涉及到行業內部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的配置；合理布局產業鏈在不同環節的分工，集中優勢資源，以產業鏈環節的發展為突破口，加快創新，引進技術和人才，在區域內打造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垂直產業鏈，促進整個產業從外延式發展轉向內涵式發展，從原料加工初級化轉向產品加工精細化，從規模發展轉向效率提升。

3.構建大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地方保護和本位主義所引起的行政壁壘，阻礙了要素的流動，引發了資源浪費、重復建設、產業結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實現四省區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在區域內構建“大市場”，建立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首先，需要相關行政部門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從局部發展的狹隘認識中走出來，摒棄地方保護，打破行政壁壘，站在區域整體高度看待發展的問題。認識到只有整體發展才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然選擇。只有整體發展好了，局部的發展才能持續，才能快速，才更加科學；其次，應該以公平的市場環境為核心，實現區域內要素合理流動，商品服務自由交換，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實現公平競爭；最后，加強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以及風險機制等市場機制建設。

4.統籌環境治理，實現科學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僅是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是社會的發展，是一種持續發展、科學發展的模式。四省區當前的生態環境水平不盡相同，持續發展的環境保障有所差異。同時，在打造垂直產業鏈的構想下，未來的發展對四省區生態環境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而，環境治理就不是一個局部問題，需要在區域內結合生態環境現狀和不同的產業鏈環節分工，采取不同的方法進行統籌治理。環境治理存在明顯的外部溢出效應，治理成本小的區域完全有可能享受其他區域環境治理的成果，因此還需要設計合理地分攤環境治理成本的機制，協調處理區域內各省區的環境治理問題。只有從整體的角度出發進行環境治理，才能避免出現甲治理乙污染的負向激勵效應，才能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

5.加強文化融合，促進發展共識。Max Weber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一旦人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和道德規范，與該意識形態不相容的任何經濟形態都難以得到發展, 而與之相融合的經濟形態則必然出現。晉陜蒙寧分屬三個民族四個省區，區域文化存在較大差異，在構建經濟一體化的同時，必須減少文化沖突和文化差異，加強文化融合。首先，加強文化融合可以促進人們對區域內共同發展觀念的認同，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文化環境；其次，文化融合有利于解決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沖突，強化通過交流溝通進行協調的基礎；最后，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文化融合有利于構建大市場，促進區域內要素流動，提升區域整體信用水平，減少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從而達到節約資源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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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各地經濟不斷地在突破國界限制，在全球尋求資源配置，全球化條件下，各國、各地區的之間的經濟關系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統一，本文試著分析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互關系。

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界定，現在還沒有統一的說法，大部分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貿易、投資、金融等經濟行為在全球范圍的大規模活動，生產要素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自由流動、合理配置與重組，是世界各國經濟高度相互依賴、相互融合的表現。或者更準確地概括為指參加多邊談判或磋商的相關國家和地區經濟團體，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有關經濟貿易協議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協商原則，實行整體運行的世界性經濟貿易組織或者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復雜的，推動世界經濟總體增長，提高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資源，促進國際投資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也帶來了負面效應，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一方面也對傳統的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如果處理不當，會為經濟全球化付出代價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相鄰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圍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為了維護既有的、實現未來的共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通過簽訂某種政府間條約或協定，制定和規范共同的行動準則，協調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國政府一定授權的共同機構，進行長期和穩定的超國家的經濟調節，達成和實現經濟的甚至是政治的聯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建立區域市場，降低了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搜尋成本。另外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各個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區別。經濟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進步、跨國經濟，資本和市場的國際化，以及市場機制作用的推動，是市場機制其主導作用的過程，經濟全球化則是通過市場機制把世界各國聯結在一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則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均衡和有序發展為目標，在政府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措施、實現一體化目標，是國家期主導作用的過程，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通過國家對國家的談判把那些愿意參加一體化結盟的國家聯結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場的狀態下，風險是很難規避的，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諸多風險；而在經濟區域化的狀態下，風險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資源配置的成本，降低違約風險。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是由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決定的，兩者之間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

經濟全球化刺激、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向更高形式發展，又不斷地沖破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給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新的驅動力，經濟全球化通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增進區域經濟組織間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全球化的促進作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經濟全球化準備了條件。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國家分工的深化，加強了區域內部各加盟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推動了各加盟國的經濟發展，再此基礎上通過強化跨國公司的貿易功能，必然進一步促進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區域經濟一體化使集團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區域外的國家要想獲得競爭力，就要通過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貿易制度也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相比較來說，區域經濟對經濟全球化的阻礙作用比較明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的合作組織如北美自由貿易、歐盟等發展完善。各加盟國對區域經濟依賴性加強，再加上區域對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競爭局面，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區域經濟也制造了貿易壁壘。如區域經濟組織的排他性與全球化背景下的多邊貿易體制之間就存在隔閡。區域經濟是為了實現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區域內部成員之間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則是為消除全球經濟間的貿易壁壘努力，區域經濟在這一方面與之出現矛盾，區域經濟以地域為名為貿易提供一種新的保護手段，這種保護手段對于區域外的成員來說就是阻礙他們之間相互合作的貿易壁壘。區域經濟強化了其內部產品的競爭力，對區域外的產品采取了比較嚴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組織其他區域或國家的產品進入。這一行為，滿足了區域內的經濟發展，但是對與經濟全球化來說，則傷害了全球經濟之間平等合作的基礎，加大了國與國或區域與區域之間對話的難度，妨礙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從長遠利益來，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順利發展。

總之，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但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又是對立統一的。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漫長的過渡時期，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會慢慢形成互補。兩者之間雖然實施途徑相異，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為企業創作了統一的市場環境，為世界各地的商務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兩者的相互作用必然會影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兩者之間應該加強合作與交流，相輔相成，在全球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必然會克服兩者之間存在的矛盾，最終推動全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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