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文獻綜述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評李斯特》的理論定位

從機械思維到有機思維及其超越

再論部門哲學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論孫正聿先生學術研究的出場范式

超越離土教育,走向熱土教育

論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公共性

論出場學研究的當代使命

論當下中國文化觀念的基本要素

“出場學范式”研究綜述

哲學文本文獻學范式研究

當代中國哲學對話范式研究

“反思的問題學”研究范式研究綜述

中國哲學對話范式研究綜述

對“有機”哲學理念的質疑

哲學出場學范式的發展邏輯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意義的再理解

后現代的希望在中國——柯布博士訪談錄

中國哲學教科書范式的歷史與現狀

哲學原理范式的形成與邏輯

2012年中國哲學史范式研究的進展

2012年哲學文本文獻學研究綜述

2014年中國哲學原理范式研究綜述

新世紀中國馬哲史研究范式創新功能的體現

重新評估哲學與歐洲哲學的關系

2014年哲學對話范式研究綜述

2014年哲學出場學范式研究進展

有機是在新時代的創新

“反思的問題學”研究范式2012年研究綜述

2012年中國哲學對話范式研究綜述

哲學中國化范式研究的新進展

論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范式的創新與轉換

當代中國哲學教科書范式研究

中國哲學史研究范式的歷史與現狀

論當代中國哲學教科書范式創新

2013年中國哲學史范式研究的進展

哲學中國化研究范式的發展與創新

2013年中國哲學原理范式研究綜述

哲學中國化范式研究的進展與趨勢

現代性論域下唯物史觀對人本主義烏托邦的超越

“標準化哲學”的“批判”與“出場學”的“可能”

中華優秀傳統價值觀的詮釋與轉化

努力行進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范式創新的途中

在反思與創新中伴隨當代中國哲學的疾步前行

理性的——對中國特色哲學的幾點思考

從解放邏輯到拜物教邏輯——精神分析視野中的主奴關系淺析

問題反思與范式轉換的雙向互動——“反思的問題學”研究范式

合法性辯護與方法論創新:推進部門哲學研究范式創新的兩大前提

篇(2)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怂挂粷h森模型)。根據該模型,?？怂购蜐h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篇(3)

>> 我國縣級政府電子政務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我國電子政務建設中存在問題及采取的對策 我國國土系統電子政務建設的發展歷程及對策研究 我國電子政務立法的現狀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 我國電子政務信息安全主要問題及對策研究 我國電子政務發展對策研究 我國電子政務“信息孤島”問題研究 我國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歷程及面臨的問題 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的現狀及問題分析 論我國電子政務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 我國電子政務的安全問題及解決對策 我國電子政務中的安全問題及對策 當前我國電子政務績效評估的問題及對策 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電子政務建設現狀、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 移動電子政務建設問題研究 縣級政府電子政務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我國關于電子政務視角下政府信息公開的研究綜述 電子政務發展及我國電子政務現狀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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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儒學；經濟人；理性；人性論

一、引言

基本假定在西方經濟學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經濟人”假設是新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基石，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最優化分析貫穿各個領域，有著極強的魅力和實證解釋力，而西方經濟學磅礴的理論大廈也是在“理性經濟人”假設這一基石之上建立起來的，無數經濟學家不斷地為其添磚加瓦，西方經濟學理論日趨完善，各種流派也是百家爭鳴。西方經濟學在不斷地向前發展的同時，經濟人假說在不斷地得到修正。

通常人們認為經濟人的利己假定及其正統經濟學的解釋是對人的本性的毋庸置疑的概括，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但是當我們將這一假定和不同的文化基礎聯系在一起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經濟問題可能會做出不同的抉擇，這說明了傳統文化對于人們的行為目標和行為方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是影響中國經濟學獨特性的最根本的原因，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文明百家爭鳴，但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中最具歷史淵源和影響力的部分，所以，本文在視圖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對于傳統“經濟人”假設的影響時，首先選擇了儒學文化作為開端。在經濟利己性角度探究傳統儒家文化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沖突與融合，力求找到兩者之契合點，在此基礎上改善原有假設，建立適合中國的新假設體系。

二、文獻綜述

（一）“經濟人”假設的歷史、文化、宗教淵源

傳統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都是利己的，在新古典經濟學產生和發展的初期，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態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其基本假設的建立。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殘酷的原始積累，人們的經濟行為基本上可以不顧其他人的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此時顯現出的是人類自利的一面，而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很大程度上也是當時現實的反映。另外，西方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文化，而基督教的教義基礎是性惡論，由此“原罪”是基督教所遵循的核心教義之一1。由宗教背景所影響到的西方文化，是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不論善還是惡都追求自我，這一點在眾多西方著作、電影等作品中都有所體現。

因此，基于經濟背景和文化、宗教背景，才提出并逐步形成了傳統“經濟人”——完全以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標的利己主義者。

（二）“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形成及修正

“經濟人”假設，起源于享受主義哲學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關于勞動交換的經濟理論，亞當·斯密認為：人的本性是懶惰的，必須加以鞭策。之后，西尼爾定量地確立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濟人假設”，最后帕累托將“經濟人”這個專有名詞引入經濟學。但是“經濟人”假設從建立之初，就倍受懷疑，愛奇沃思（Edgeworth）曾提出每一個人的行為受自利原則驅使是“經濟學第一原則”，但他也承認這個原則并不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東西，而這種非現實性來源于簡單的利己性假設對社會規范及個人——社會關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視。

阿瑪蒂亞K.森（Sen，Amartya.K.）在其著作《論倫理學與經濟學》中評述道：“事實上，我們將無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類對別人的事情不管不顧是沒有道理的（sen，1987）。”該意見代表了早期批評者如美國的凱里（Carey，Hery.C.）及其追隨者湯普森（Thompson，Robert.E.），特別是德國歷史學派及新歷史學派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他們反對古典經濟學對人類動機作這種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張以“真實的人”來取代非現實的“利己人”，因而要求在經濟學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經濟實踐中，利己原則遇到的一個重要困難是現實中存在的利他主義經濟現象，這一點就連馬歇爾（Marshall，Alfred.）也不否認，而提出人類的利他主義動機在家庭中的存在。

（三）中國經濟學基本假設構建的進程

在中國，最初關于傳統文化對于經濟影響的討論大多作為解釋每種經濟現象的原因之一出現的，而對于這一問題進行較為專門的研究并把他上升到構建中國經濟學具有決定意義的高度上來認識，起于樊剛、盛洪、汪丁丁等少數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已開始把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作為經濟學研究重要前提，例如盛洪強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秩序哲學和西方哲學中的科學傳統之區別，力圖以此找到中國經濟學之根（盛洪，1994），并且師徒通過比喻把經濟學的最大化原理用于道德范疇，但是沒有建立相應的模型（盛洪，1998）；樊剛則從中國文化重人治與西方文化重法治的比較中，說明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樊剛，1994）；汪丁丁把中國文化分為若干層次，分別說明與經濟的關系及其相互融合（汪丁丁，1992）。

近些年的研究中，王曉玲從西方經濟學中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體現以及西方經濟學如何汲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對于中庸思想、自由思想對于西方經濟學的意義進行分析（王曉玲，2006）。程恩富提出了“新經濟人假設”：第一、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或性質。第二、經濟活動中的人具有理性與非理性兩種狀態。第三、良好的制度會使經濟活動中的人在增進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合理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程恩富，2005）。

三、儒家思想對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沖突與支持

（一）傳統儒學的文化精髓

傳統儒學思想和上述西方基本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文化實質是一種倫理哲學，其核心內容是仁、義、禮、智、信、忠、孝、恕、寬、和。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傳統儒學形成了獨具特質的精神風貌和民族精神，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產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及時在現代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生產。與基督教義相比，儒家文化崇尚“仁”的性善論；與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相比，儒家文化講究“天人合一”；與西方非黑即白的極端主義相比，儒家文化主張“和”為貴。因此，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于社會中的人的基本性質有著迥異的認識，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必然影響到人們的行為。其行為與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人們的行為是不同的。

但是，儒家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歷史背景之間并不是僅僅存在沖突的，也有很多相通的內容，例如博愛、信用、理性等等。

（二）儒學思想與“經濟人”假說的基本沖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三義，一曰“仁者愛人”。二曰“克己復禮”為仁。三曰君子之仁。孟子對孔子的“仁學”理論繼承的基礎上加以補充，而提出了“義”，認為仁是發自內心之愛，義是所以為人之道。在上述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仁義”道德會對人的行為產生重大的影響，人們在經濟利益和仁義道德前要做出權衡和決策，而仁義道德對于決策結果的影響是巨大的。

在儒家的價值哲學中，一向認為人的道德價值高于物質利益。孔子用“見利思義”2、“見得思義”3奠定了義和利的關系基礎，在此基礎上，在進行價值選擇的時候合義的利可以取，富而可求，不合義的則堅決不取。經過后人的發揚，儒家的價值觀基本上定型為“先義后利”，“以義率利”的義利觀。當人追求物質的欲望與社會的政治合道德原則不會完全一致，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人都會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原則指導行為，而孟子認為，當欲與禮矛盾時，要用禮節制欲，生命與禮義不能兼得時，要毫不猶豫地“舍生而取義”4。

據前所述，西方文化中的“經濟”與“非經濟”完全對立，而儒學的“中庸”思想卻是強調的整體思考，不強調對立與矛盾?？鬃幼非蟆疤烊撕弦弧?，強調對人性進行全面整體的思考，考慮經濟與否時不是強調二者的對立和矛盾。

（三）儒學思想對于“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支持

前述內容中曾提到，傳統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的提出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和基督等宗教淵源，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領導者的儒家文化與基督教的許多教義不是敵對關系的，而是可以交流和相互補充的。例如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是相通的。而孔子的“仁愛”與基督的“博愛”、孔子的“大同”和基督的“天堂”、孔子的“天”和基督的“上帝”都有其相通之處。

《論語·里仁》中的一段話：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鄙鲜鑫淖直砻骺鬃硬⒉环磳θ藢ξ镔|利益的追求，而關鍵是取之有道。也就是必須堅守“仁”的標準，通過正當的手段和途徑去獲取。人總是在一定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生活，追求利欲是人的本能，但是，為了得到利欲而不顧廉恥，就會釀成大錯。

因此，對于財富的追求并不是人的唯一目標，要在財富和“仁義”之間進行權衡。因此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目標在面對儒家的財富觀的時候，不需要全盤否定，只需要進行必要的改善：經濟人的收益應該由貨幣財富和精神財富兩部分構成，其中貨幣收益即“財”，而精神收益便是“道”。

基于以上分析，儒學思想并不否定人對于利益的追求，只是在追求利益時要兼顧財富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關系，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思想。既然思想相通，則對于“經濟人”假說而言，其內容并非與傳統儒家思想完全相敵對，在建立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的“經濟人”假說時，應該保留傳統“經濟人”假說中的部分內容。

四、“儒學人假說”的探索：廣義利己性與新理性

（一）“廣義利己性”假設的及其影響

基于上述對于儒學思想與傳統“理性經濟人”假設內容的對比分析，在儒學人論的背景下，提出“廣義的利己性”假設如下：

人同時具備利己和利他性，由于利他會給行為人帶來滿足感的增加，也即效用的增加，因此利他性會在行為產生時轉變為利己性，因此，廣義的利己性包括直接性的利己性和由利他行為轉變而來的利己性。

直接性的利己性帶來物質（material）效用（用“Um”表示），物質效用可以用貨幣的效用加以表示，而由利他行為轉變來的利己性帶來精神（spiritual）效用（用“Us”表示）。但是兩部分效用變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相同的，也有可能是相反的。而行為人的行為決策依據是兩部分效用的矢量加和。

例如，需要去損害他人利益來獲得自身利益的情況下，該行為會帶來物質效用的增加，而精神效用為負，因此行為人是否會選擇該行為取決于兩種效用的大小。如果是利己思想偏重的人，物質效用可能會強一些，而利他思想偏重的人，精神效用會強一些，因此也就產生了不同行為主體作出不同決策的情況。

（二）新理性人假設

經濟決策的主體都是充滿理智的，可以辨別與區分物質和精神兩部分效用的大小。經濟活動中，主體目標是自身綜合效用的最大化，消費者追求的是物質和精神滿足程度的最大化，生產者追求的是貨幣利潤帶來的物質效用與生產銷售行為所帶來的精神效用綜合的最大化。

（三）新假設下的利益評價體系——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廣義利己性”和“新理性人”假定，人類行為決策的目標不是完全的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有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綜合。人在“利己”的同時也是具有“利他”性的，而“利他”的思想也會帶來個人滿足感的上升，增加個人收益，因此在此基礎上的利益最大化可以將傳統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的效用理論與廠商理論相結合，不論是消費者還是廠商，其收益由兩部分構成：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只有當兩者之和達到最大化時，才會達到均衡。

在傳統新古典經濟學中，物質收益的評價采用效用（消費者）和貨幣（生產者）兩種評價方法，而且兩種方法分別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消費者還是生產者）獨立評價。在新的假定前提下，要將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綜合評價，需要建立統一的評價體系，借助效用理論中的“貨幣效用”的觀點和結論，可以將貨幣收益利用效用的方式統一表現出來，以使評價標準統一，以利于進一步關于最大化等問題的分析。鑒于篇幅的原因具體的評價方法的構建將在另外的文章中單獨論述，在此暫不贅述。

五、結束語

基于儒學“仁義”道德和“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下的“廣義利己性”假設和“新理性”假設，在滿足描述中國傳統文化對經濟人的影響的同時，可以利用現有西方經濟學概念和體系，將原本對于不同目標群體的理論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利益評價體系和基本規律，使用現有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做最小的改動滿足中國經濟學的適用性問題。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篇文章中沒有對具體的利益評價體系和評價方法做詳細闡述，具體內容將在其他文章中單獨進行闡述。隨著各類相關理論的不斷豐富，進而構建出整個中國經濟學的微觀體系。

注釋：

①出自《舊約.創世紀》第三章.

②出自《論語·憲問》.

③出自《論語·季氏》.

④出自《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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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經濟學方法論;實驗經濟學;規范實驗;最后通牒博弈

中圖分類號: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3-0026-02

瑞典皇家科學院為了表彰弗農?史密斯將實驗作為經濟分析的一種工具,對經濟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于2002年授予他諾貝爾經濟學獎,標志著實驗經濟學已經獲得了理論界的認可,實驗經濟學成為了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同時顯示了實驗經濟學的蓬勃發展,在理論界的影響日漸增強,并且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工作中。

實驗經濟學,是指讓實驗對象在設計好的可控環境下行動,借以分析人的行為,總結人的行為模式,驗證和修改經濟學的各種基本假設。如果這樣,經濟學家可以在設計好的可以控制的環境下,根據自己的需要,對經濟學的假設或者那些重大的發現做可重復性的實驗,來驗證其是否具有科學性。

1 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歷程

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從歷史上來看,運用實驗的方法研究經濟的相關問題,得從1738年的“彼得堡悖論”算起,距今已經有270年的歷史了。但真正被后人認為是學科開端的是1948年張伯倫在課堂上進行的供給和需求的實驗。弗農?史密斯在1962年發表了《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這篇文章不僅標志著實驗經濟學在主流經濟學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也為此后實驗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使得許多經濟學家從事到實驗經濟學的研究中來,經濟學的實驗方法也讓更多的經濟學家所接受,實驗經濟學在經濟學理論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對經濟學方法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實驗經濟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的三股思潮。

第一股思潮是,1931年,薩斯通對效用函數的實驗研究拉開了實驗經濟學序幕,薩斯通用實驗的方法確定了個體的無差異曲線,大約20年后盧西斯和哈特在考慮了現實中的利益刺激后,重新進行了薩斯通的實驗。1950年阿萊提出了對人們在面臨不確定性下的選擇進下行了實驗,發現實驗結果與期望效用理論的不一致,也就是著名的阿萊悖論,這是最早通過實驗提出的對期望效用理論的懷疑。

第二股思潮是,1950年,決瑟爾和弗魯德構造了著名的博弈問題“囚徒困境”,但早期的博弈實驗都是圍繞著重復的囚徒困境及其變型展開的,納什曾經指出實驗中存在許多的局限性,例如很難在零和博弈中將參與人的行為視作重復博弈,不同階段的人的選擇也不一致。

第三股思潮是,1948年,張伯倫教授首次在課堂對市場進行了實驗,建立了一個實驗性市場以檢驗競爭性市場均衡的條件,但是實驗的結果卻與競爭性市場均衡結果不一致,但是這也就啟發了當時他的學生弗農?史密斯,史密斯到珀杜大學工作的第二年,在課堂上以他的學生為對象進行了競爭性均衡實驗,與張伯倫教授的實驗中一對一的交易方式不同,他使用了證券市場所采用的雙向口頭拍賣的集中交易方式,他發現即使在很少的信息及適度數量的參與者的情況下,市場也能很快地收斂到競爭性均衡。由此史密斯證明了大量的,具有完美信息的經濟人不是市場效率的要求,這與人們習慣的經濟理論有著根本的不同,也就是在1962年,史密斯將多次的實驗的結果組成論文即《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發表在了權威雜志《政治經濟學》,也被認為是實驗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2 實驗經濟學中的實例分析

一個很著名的被稱為“最后通牒博弈” 的游戲,該游戲的規則是:兩人分一筆固定數額100元獎金,A首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來表決,即A提出的方案是給B一個數額x(0x100)元,那么A可以得(100-x)元,由B來決定是否接受該方案,如果B接受這一方案,則按照這種方案進行分配,如果B不接受此方案,那么兩人將一無所得。

在該游戲中,如果我們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只要讓x>0,那么B就應該接受,即A提出x=1,A得99元,B得1元,B會接受,甚至x更小,只要x>0,B也會接受,否則兩人得到的獎金將會是0,也就是說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得到1元的效用大于得到0元的效用,那么B就會同意A的方案。但是事實上不是如此,設想一下,在如此懸殊的比例下,如果換成你是B,你也會覺得太不公平了,A為什么可以拿走那么多的獎金,所以你會拒絕接受B提出的方案,假如將角色換一下,由你來提出方案,大部分會選擇給B50元,這樣的話,B會更容易接受,可這種想法不是所有人的想法,任何的推測就顯得毫無意義,就必須通過實驗的方法來找尋其中的規律。

為此,我做了這樣一個關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實驗,我選擇了45個人作為我的實驗對象,事先不給他們任何限制,由他們自由選擇可以分配的方案,即為B提出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案,實驗的結果是31人選擇將該筆獎金平分,即A和B各得50元,還有8人提出的方案是給B大于給自己的獎金,即x=51 得49元, 另有5人選擇給與B更多的獎金,即使A得到的獎金更少,否則B會拒絕接受A提出的方案,在這次的實驗中只有1人選擇了給B最少的獎金,即x=1,A得99元。按照“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那么我的這次實驗結果完全和“理性經濟人”假設不同,即x較小的時候,人們是會拒絕這種方案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經濟人”。

由于我選擇的實驗對象的樣本數量太少,也沒有完全考慮到各個方面的原因,所以實驗的結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們通過“最后通牒博弈”的實驗可以發現,現有經濟理論的假設是有問題的,并不是所有的假設都正確,像“理性經濟人”假設就不一定正確,說明人們在決策中考慮的除了利益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不是完全從本身利益出發的。由于信息的不對稱、獎金的金額、公平性等因素會導致人們的選擇不同,文化的差異也會導致人們的選擇不同,因此不同國家的人們選擇的分配方案是不同的,也就表明了與“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不同的。而我們可以利用更加規范化的實驗使實驗具有可重復性和可控性,所以在類似地條件下,不管誰參與的實驗都可以得到相類似的結果。

實驗經濟學涉及了很多的實驗,涉足的領域有:個體決策實驗、博弈實驗、市場實驗、拍賣實驗、風洞實驗等等,在實驗經濟學方面,需要更多的實驗經濟學家做出更多的實驗,以驗證經濟學的合理性。

3 實驗經濟學的意義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是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已經逐漸進入到主流的經濟學當中,通過實驗可以讓人們更好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直以來,我們知道實證方法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它的范式就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們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的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其實,這樣的方法有其科學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著缺陷,即理論的假設和數學的推導往往會排除掉人們行為中的非理和不確定因素,是以人們為“理性經濟人”為前提假設的。實驗經濟學就繼承了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產生了重大的意義。

第一,實驗經濟學是以人們可以非理性、有偏好的行為人取代了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通過數理統計的方法來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的與我們現實世界不一樣的問題。

第二,實驗經濟學可以在實驗室里進行實驗論證,同時可以操控實驗條件和實驗變量,排除那些非關鍵因素和不確定因素對實驗的影響,也就克服了經驗檢驗的不可控性的缺陷。

第三,實驗經濟學可以重復實驗來進一步論證,用現實的數據代替歷史數據,那就克服了以往的經濟檢驗的不可重復性,使得經濟學理論會更加具有說服力。

第四,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成果,同時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具有實踐性和趣味性,把人們的決策行為當作了研究的對象,讓人們參與到實驗環境之中,使人們更具有機會分析他們親身參與所產生的信息,把一些經濟運行的過程納入到了研究領域當中,以便于人們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

第五,實驗經濟學的文獻增長迅速,在《經濟學文獻雜志》的分類體系中增加了一個專門的項目――實驗經濟學方法,催生出了新的經濟學科。

4 實驗經濟學的問題和局限

實驗經濟學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是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僅僅四十多年的時間,仍然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當然也存在著一些不完善的方面,盡管我們知道有部分的實驗確實取得十分成功,但是實驗經濟學的局限性也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實驗經濟學家們不單單要掌握好經濟學,還要系統的了解實驗所要涉及到的相關的專業技術知識,我們知道,實驗經濟學的目的是要研究現今的經濟,揭示現今經濟運行和人們行為的規律,但是即使實驗也不可能完全地模擬現實的生活。如果與現實越接近,就需要引入更多的變量,實驗的控制難度就會加大,使得實驗會越來越難控制,使數據最后也更加難以處理,得不到實驗想要得到的結果。

實驗經濟學中,實驗的參與者的主觀性將會影響到實驗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實驗經濟學家在設計實驗方案的時候,不能夠完全排除個人的偏好和非理,那些實驗參與者在實驗時有可能會考慮設計實驗方案的人,從而有意識地完成實驗的期望,導致實驗的不真實,這樣的主觀因素將是對實驗的極大挑戰,也就會造成許多相同的實驗由不同的實驗者設計或者不同的實驗參與者執行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結論。

因此,許多著名的實驗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相同的實驗由不同的研究者設計或者由不同的實驗參與者執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目前還沒有好的系統和方法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5 總結

隨著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較早地配備了獨立的理論體系,但是與其相應的實驗檢驗卻相對滯后,實驗經濟學一經產生,立即顯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實驗經濟學將會轉而會解決更為實際的經濟問題。實驗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理論學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對獨特的理論體系為特征,而是對經濟學研究方式的革新。

實驗經濟學是研究人們行為的經濟學,它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其他的學科的共同發展,它揭示了古典經濟學的缺陷,并且為此提出了經濟學的前進方向,實驗經濟學是發展歷史比較短的一門新興的經濟學學科,是一門實驗的學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我們知道,隨著實驗環境和實驗條件的進一步改善,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會更加完善,一定會對主流經濟學產生更加重大的影響,成為經濟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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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產業轉移；直接經濟效應；間接經濟效應；效應分析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1-0161-02

一、文獻綜述

國際產業轉移國內外主要存在以下幾種理論：日本的赤松要針對本國產業發展較早提出了“雁行發展模式”。他在研究中發現：日本的產業通常要經歷進口新產品、進口替代、出口和重新進口四個階段的周期。某一產業隨著進口的不斷增加，國內生產和出口的形成，其圖形呈倒“V”型就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基于赤松理論，日本小島清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論”，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者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弗農從產品生命周期的角度來解釋產業國際轉移現象，認為處在不同時期的產品對技術、資本和勞動等生產要素的要求不同，從而引起了該產品的生產在要素豐裕程度不同的國家之間轉移。從依附角度，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1949）提出了“中心―”理論模式，普雷維什強調的整體性，無論是“中心”還是“”，它們都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

近年來，國內學者也對該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揭示一般產業轉移理論的代表有盧根鑫的重合產業轉移論、李海艦的“腦體產業”分離轉移論以及汪斌和趙張耀的工序型國際產業轉移論，盧根鑫認為，國際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重合產業上的技術構成的相似性與價值構成的相異導致了產業的轉移，即重合產業轉移論。李海艦等的“腦體產業”分離轉移論將企業的研發環節、營銷環節和營運管理中心（決策總部）稱之為“腦袋”，企業的制造環節看做企業的“軀體”。提出了腦體產業分離以及各自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進行轉移。

無論是國外學者的研究視角，還是國內學者對產業轉移的多方面研究，對推動和促進產業轉移理論的發展都是有其重要意義的，而且也給本文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啟發和指導。

二、模型構建與說明

對于移入地區來說，該地區經濟某部門（j部門）所獲得的直接經濟效應是指該部門當年的生產總值與生產要素直接投入量的差值。根據投入產出分析中各個經濟變量的相互關系，j部門在承接產業移入后所獲得的直接經濟效應可以用公式來計算：DJ=XJ-（aijXJ+IJ）（1）

其中，DJ、XJ、IJ分別為移入地區j部門在承接產業移入后所獲得的直接經濟效應與該部門當年的生產總值及對移入地區j部門固定資產的投資額，它們可作為直接經濟效應增長“量”方面的分析評價指標。

對于移入地區來說，該地區j部門所獲得的間接經濟效應是指各部門在獲得直接經濟效應后，通過部門間的技術經濟聯系，經過一系列連鎖反應所產生的經濟效應。利用價值型投入產出表，我們定義：

間接經濟效應的計算模型公式為：

Q=[（I-HT）-1-I]D=UD（2）

j部門傳遞的間接經濟效應公式為：

TQj=ujiDJ=uj1DJ+uj2DJ+…+ujnDJ（3）

j部門獲取的間接經濟效應公式為：

OQj=uijDi=u1jD1+u2jD2+…+unjDn（4）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數據計算及說明

由于數據及篇幅的有限性，本文只計算裝備制造業、批發零售業、食品加工業、房地產業、紡織業等五個部門的經濟效應的變動。以2000―2008年五個年度的的數據對比來說明這九年間河南省五個部門承接產業移入所獲得直接經濟效應和間接經濟效應變化的總體情況。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在綜合評價產業對移入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時，我們用若干個評價指標來評價：用dxj系數表示j部門單位總產值獲得的直接經濟效應；用tqxj系數表示j部門單位總產值傳遞的間接經濟效應；用tqvj系數表示j部門單位初始投入傳遞的間接經濟效應。五個產業部門單位總產值經濟效應指標計算（如表1所示）。

通過經濟效應指標可以發現：在經濟效應單位化以后，紡織業處于緩慢上升地位，而裝備制造業的系數值普遍偏低。直接經濟效應和間接經濟效應在總量上都在增加，在單位化了以后，紡織業的其余各項指標都在不穩定中上升。從分析中可以看出，河南省經濟的增長受到資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決定了這種傳統增長方式的局限性。因此，產業轉移政策應該有利于改變粗放式的投入產出帶動增長，向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主，注重質量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研究結論如下：河南地區仍是“二、三、一”的產業結構，工業對經濟的貢獻率最高，服務業的貢獻率逐漸提高，已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初始階段。各部門的產業比例有了一定的改變，第三產業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經濟效應增長迅速，這對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的增長是絕對有利的。河南省近些年承接產業轉移對地區經濟的發展有所成效，河南承接轉移的產業發展仍處于傳統的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型。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給出以下建議：河南省應該改變粗放型的投入產出帶動增長，向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主，注重質量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河南省承接產業轉移的重點行業應選擇有色金屬、食品、電力、化工、裝備制造、紡織、建材、交通運輸、房地產、旅游、批發和零售等行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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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城鎮化 縣域經濟 國外經驗 對策

所謂縣域經濟，是以縣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以縣級政權為調控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優化配置資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備的區域經濟。在中國，縣域是政治體系和社會系統中最基礎的層次和單元，是國民經濟最基本的運行主體和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未來20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這一宏偉目標最大的難點和重點在于占國土面積90%、人口70%的縣域。因此，做大做強縣域經濟對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妥善解決我國“三農”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外縣域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

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大城市惡性膨脹的問題，于是他們普遍采取了“人口向郊區轉移”的城市化戰略。例如原聯邦德國、日本、法國等，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

第一，加強城鎮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更多的人在小城鎮居住生活。為改造村鎮的居住環境，提高村鎮居民生活的舒適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礎設施，社會服務設施的建設和各種公益事業的健全完善，且這些建設資金的大部分是來源于國家的財政補貼和鄉鎮的稅收。

第二，重視規劃，多數城市仍保持原有的建筑風格，體現了新區和舊區的有機結合，反映出歐洲人嚴謹的規劃意識。例如，20世紀70年代，原聯邦德國進行了廣泛的縣級行政區劃和管理體制改革，按現代化的標準重新劃定縣的區域范圍。所以在很多西方國家，我們會看到從城市到鄉村，特別是小城鎮，街道整潔、設施齊全、綠樹成蔭、空氣清新、環境宜人，由此可見，西方人在城鎮化進程中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視。

第三，致力于經濟發展，十分重視和保護農業，為農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信貸支持。德國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通過巨額補貼消除農業與工商業的利率差，為銀行構建穩固的農村金融體系奠定了基石。對技術創新、區域平衡、環境保護類的銀行貸款等重點項目，政府甚至可以全部貼息。

第四，因地制宜，分區治理。政府結合當地城鎮的特色，發展與之相對應的產業，以促進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五六十年代，為幫助經濟不發達的落后地區，法國采取了“領土整治”和“工業分散”的政策。在西部、西南部、中部地區，在有自然資源的地區，傳統工業衰落區以及“新工業區”，政府重點以“國家發展資金”的方式吸引大財團、大企業到這些地區新建或擴建工廠，使得原來衰落的小城鎮又恢復了生機。

二、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現狀

（一）基本概況

據《中國縣域經濟年鑒（2010）》統計，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我國縣城經濟單位共有2001個，其中縣級市366個，縣1463個，自治縣117個，旗49個，自治旗3個，特區2個，林區1個。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縣（市）前10名分別是：（江蘇江陰市、昆山市、張家港市、常熟市）、江蘇吳江市、浙江慈溪市、江蘇太倉市、浙江紹興市、江蘇宜興市、福建晉江市、浙江義烏市、廣東增城市、浙江余姚市。其中江蘇江陰市、昆山市、張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連的四個縣級市作為“區域經濟強縣統籌發展組團”并列第一名。

我國由于地大物博，縣域經濟的差異性非常大。在面積上，大的有幾萬平方公里，小的只有幾百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區，有丘陵，有平原，有海島；在人口上，多則超過200萬人，少則不到1萬人；在資源稟賦上，有富集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藏的資源優勢縣，有地下無礦藏、地上無良田又缺少資金和人才的劣勢縣；在產業上，有的是工業主導，有的是農業主導，有的是旅游和商貿主導；在發展水平上，有相對發達的東部沿?？h，有相對落后的西部山區縣?？h域經濟的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和環境等差異導致了它們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各有其不同的特點。

（二）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的特點

第一，縣域百強縣主要集中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在第十屆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評比中，全國縣域經濟的前十名全處于沿海發達地區，而中西部無一榜上有名。這充分說明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由于生產力發展的不均衡導致地區間的經濟存在較大差異。

第二，縣域經濟發展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盡管在縣市之間存在著地理位置、人文環境等的差異，但各縣市的市場化程度卻不同程度地有所變化，突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了市場經濟的主導作用。

第三，全國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各有特點。例如在全國十強縣中占有7席的江蘇省，它的縣域經濟規模大，區域統籌條件比較突出，特點是“集體經濟+規模經營+資本市場”。浙江省的縣域經濟人口規模小，富裕程度相對高、差別小，特點是“民營經濟+產業集群+專業市場”，城鄉統籌條件比較突出。山東省縣域經濟單位眾多，差異性大，百強縣突出性不足，特點是“政府主導+經濟協作+多種模式”，區域經濟協作比較突出。

三、我國城鎮化進程的選擇――大力發展縣域經濟

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會大量向城市集中，為了減輕大城市的壓力，實現均衡可持續發展，我國應采取大力發展縣域經濟的道路，以緩解在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第一，以“增長極”戰略為基礎，大力發展周邊地區經濟，讓中心城市去帶動周邊城市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6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以增長極戰略為基礎，集中力量發展中心大城市，獲取了較高經濟效益，但同時也導致了大城市、中心城市的過度膨脹，帶來了一系列不易解決的城市問題。于是不少發展中國家開始拋棄“增長極”策略，轉而普遍發展基層小城鎮，到20世紀70年代這一做法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在城鎮化過程中同樣遇到類似的問題，為了防止出現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我們應該以大中城市為基礎，用大中城市的影響力去發展周邊地區的經濟，發揮縣域經濟的作用。

第二，大力發展縣域經濟能夠極大地緩解由于城鎮化給大城市所帶來的各種壓力，如就業、保險、教育、醫療等問題。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億，鄉村人口6.5億，城鎮人口比重首次過半，達到51.27%。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秩序紊亂、運營低效等一系列問題和挑戰也赫然擺在眼前。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不能只圖大，即大城市的發展，而應因地制宜的發展小城鎮，保持原有的生態和特色，堅決摒棄到那種大功能分區、大路網、大尺度的構筑物等過時的做法，提倡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大力扶持本地企業的發展，吸引勞動力就近就業。例如江蘇江陰市經濟的發展很大一部分歸功于當地企業集團的建設。經過多年發展，江陰市已經形成了特種鋼鐵、機械裝備、高檔紡織等支柱產業和電子信息、生物醫藥和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培育出了一大批規模企業集團。這些企業集團的發展，既促進了當地經濟的進步，又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就業問題，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第四，大力保護城鎮的生態環境，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如今，一些城市存在著盲目追求建設速度，盲目追求現代化而對一些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破壞的現象。如果不高度重視歷史文化遺產，不立即糾正一些錯誤的做法，將來就可能建立一批沒有文化的城市，出現千城一面的情況。我們在大力提倡發展縣域經濟的同時，應合理地進行規劃，保護當地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切不可以犧牲后人的做法來換取一時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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