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增長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現有文獻中，關于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之間具體關系的研究較多，而專門研究政府債務對經濟增長影響傳導機制的文獻則相對較少，并且大都是在研究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時附帶涉及。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中，諸多研究強調投資在該機制中的重要作用。Krugman（1988）認為，當經濟處于債務積壓狀態時，國內經濟活動中投資回報的一部分將被外國債權人以稅收的形式征走，因此國內外投資者的投資將會受到抑制，進而降低經濟增長率。債務積壓也會通過增加不確定性抑制投資，進而阻礙經濟增長。OksandWijnbergen（1995）認為，高債務會對投資的期限結構產生影響，任何投資者都傾向于去投資那些期限短回報快，而不是長期、高風險、不可逆的項目。迅速的債務積累也會伴隨著資本流失，因為私人部門會擔心貨幣貶值或者是稅收的增加用于償還債務。MossandChiang（2003）認為，具有高債務水平的國家通常具有更高的違約率，使得經濟環境不夠穩定，影響投資信心，抑制投資；已經存有的投資者也會審慎評估經濟環境慎重投資，總之會抑制投資。

Balassoneetal.（2011）等也認為，在高債務水平下，主要是通過減少投資來降低經濟增長。還有一些文獻強調利率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傳導機制中的作用。Cohen（1993）認為，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一條主要途徑是長期利率。政府預算赤字的持續上升，會導致更高水平的長期利率，并且會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因此會降低潛在產出的水平。ElmendorfandMankiw（1999）認為，如果政府債務融資水平持續上升，會推高國債利率，對居民和企業而言，會導致私人部門凈現金流出增加流入到公用部門。這有可能使得非公共部門投資利率上升，并且消費下降。BallandMankiw（1995）和Orszagetal.（2004）等認為，不斷上升的債務水平可能令投資者懷疑政府的到期償付能力，最終會導致必須要向投資人支付更高的利率才能彌補赤字。利率水平的提升會引發金融市場的無序，影響經濟增長率。

部分文獻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中有重要作用。Pattilloetal.（2002）以61個發展中國家1969～1998年的數據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債務水平翻倍會降低每資本GDP增速和TFP增速1%，并且政策環境也會影響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Pattilloetal.（2004）認為，在債務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高債務水平對人力資本積累和TFP有顯著的負面效應，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其中2/3是通過TFP，1/3是通過人力資本積累。ElmeskovandSutherland（2012）認為，政府債務會以非線性的方式推高長期利率，增大違約風險，擠出私人投資，進而降低研發支出，損害經濟增長。對政府部門而言，一方面，政府更傾向于投資期限短，見效快的項目；而不是投資期限長，投資金額大，產出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高新技術項目。而且，也降低了政府提供教育的資金投入，進而降低了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速度。

還有一部分文獻認為，政府債務會造成資本流出，進而影響經濟增長。AlesinaandTabellini（1989）和TornellandVelasco（1992）認為，一國通常會過度借貸，為償還貸款會提高稅率，引發資本流出，從而降低經濟增長率。MossandChiang（2003）認為，具有高債務歷史的國家通常具有更高的違約率，而債務違約將會對一國的國際信用及信用記錄帶來不良的影響，國際聲望下降。投資者會懷疑一國的經濟實力，引發資本流出?？偨Y現有文獻，雖然也有文獻提及利率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傳導機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大都僅作為一種理論觀點提出，而且經驗研究結果也相對較少。本文將運用面板VAR方法對利率在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進行深入的分析，以期對理解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有所幫助。

二、研究設計

從利率—投資視角來分析，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的具體機制是，首先，政府的發債行為會引發利率的上升。因為發行政府債務，會對貨幣市場資金造成占用，形成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對資金產生競爭，企業整體的融資成本和長期利率均會提高。其次，利率上升會對私人部門的投資有擠出效應，導致投資下降。最后，由于投資構成總需求，投資的下降必然引起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基于以上分析，為了得到政府債務沖擊下利率、投資和產出的具體反應，本文使用當前宏觀經濟領域較為新穎的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PanelVectorAutoregression，簡稱“面板VAR”或“PVAR”）來分析該傳導機制的宏觀經濟效應。

（一）模型的設定選用經濟增長率、政府債務、利率和投資組成一個PVAR系統。具體的模型設定形式如下。

（二）數據的選擇數據選擇方面，鑒于1980年以前個別國家數據缺失較多，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及數據的完整性，本文以69個國家1980～2012年間33年的數據為樣本，分析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見表1）。這69個國家分別為：澳大利亞、布隆迪、比利時、孟加拉國、巴哈馬、玻利維亞、巴巴多斯、不丹、博茨瓦納、加拿大、瑞士、智利、喀麥隆、哥斯達黎加、塞浦路斯、德國、多米尼加、丹麥、厄瓜多爾、西班牙、埃塞俄比亞、芬蘭、法國、加蓬、赤道幾內亞、希臘、格林納達、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印度、愛爾蘭、冰島、以色列、意大利、牙買加、日本、肯尼亞、圣基茨和尼維斯、科威特、圣盧西亞、斯里蘭卡、萊索托、摩洛哥、馬里、馬耳他、毛里塔尼亞、毛里求斯、馬拉維、尼日利亞、荷蘭、挪威、尼泊爾、阿曼、葡萄牙、盧旺達、新加坡、塞拉利昂、瑞典、斯威士蘭、敘利亞、乍得、多哥、泰國、烏干達、烏拉圭、美國、南非、贊比亞、津巴布韋。

（三）單位根檢驗及滯后階數的選擇面板VAR格蘭杰因果檢驗要求時間序列變量必須平穩或者協整。如果一個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那么每一個時間序列的數據集都只是一個期間的行為，其結果無法推廣到其他區間，并且該統計量的漸進分布將不再是F分布。因此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必須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Levin-Lin-Chu方法對相關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經檢驗，政府債務的數據為非平穩序列，但經一階差分后平穩；利率和經濟增長率的數據本身即為平穩序列，無需調整。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在對各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之后，對模型的滯后階數進行估計。根據滯后長度信息標準顯示，PVAR的最佳滯后階數見表3。

（四）PVAR估計結果本文利用stata12.0軟件對4個變量的面板數據進行了PVAR分析，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L1、L2、L3分別代表滯后1期、滯后2期和滯后3期。首先來看政府債務對利率的影響過程。估計結果顯示，政府債務的滯后1期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對利率會產生影響。其次來看利率對投資的影響過程，利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會對投資產生影響。再來看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過程。投資的滯后1期對于經濟增長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PVAR綜合估計結果顯示，政府債務—利率—投資—經濟增長率的傳導機制顯著且有效。

（五）脈沖響應分析圖1即為使用Bootstrap方法進行200次蒙特卡洛模擬反復抽樣得到的95%的置信區間，首先來看利率對于政府債務沖擊的動態響應過程。在政府債務1%正的增長率沖擊下，利率的增加第1期期末達到正的最大值，隨后在第1期后會向下穿越橫軸，并在第2期達到負的最大值。之后經歷震蕩衰減過程，并在第10期左右回歸到初始穩態水平。由此可見，債務水平的提高在短期內會提升利率水平，但也存在利率超調的震蕩調整過程，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利率波動。其次來看投資對利率沖擊的動態響應過程。在利率1%正的增長率沖擊下，投資成正“U”型調整，并在第5期達到最大，最后在經歷約10期后逐漸收斂至穩態水平。由此可見，利率的提升在短期內對投資具有明顯的抑制效應。再次，來看經濟增長率對投資的脈沖響應過程。在投資1%正的增長率沖擊下，實際產出呈“駝峰”形態調整，并在第1期期末達到峰值。然后，實際產出經歷約10期的回調后，逐漸收斂至初始穩態水平。最后，來看經濟增長率對于利率的脈沖響應過程。在利率1%正的增長率沖擊下，實際產出會立刻出現下降，并在第2期期末達到峰值，然后逐漸回歸到初始穩態水平。綜上所述，脈沖響應圖結果也顯示，政府債務的提升會造成利率水平的提高，而利率水平的提高將直接引發投資的下降，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脈沖響應函數圖直觀地反映和證明了政府債務影響經濟增長利率傳導機制的有效性。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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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探討

一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論文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F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

三總結

本文在對財政與財政政策進行概念闡述的基礎上,研究分析了財政政策的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中,在對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進行研究時,分別運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分析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從分析可以看到,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各有所側重,且影響程度和范圍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因此,必須合理運用好各種政策工具,加快財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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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現代增長理論與政策選擇[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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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制定政策讓內外統一，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國際的存在是可以將這些變成無限的，所有的人文經濟形成高度的統一，在配置的優化上也下足了功夫，中國經濟如果是僅僅靠自己的能力的話就算是一百年也發展不到現在的這種體系，我國開展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有根據的，是在大發展下研究出來的細枝末節，用技術代替自然，把握好國際經濟貿易的橄欖枝，順著各個要點前進，從需求中獲取利益。這些政治經濟為一體的組織不斷增多，經濟一體化也突破了局限，市場上的交易逐漸完善，這全都源于人們的客觀需求，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架不住不斷的開發生產以及人員的需求，所以面臨的問題也是嚴峻的，在這種情況下，多元化發展無疑對我國的經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往的閉關鎖國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保護了起來，但也使中國落后了很多年，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迎頭趕上，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與國際的交流有多么重要，目前我國也積極發展國際交際，其實國與國之間才是最大的出口，只是要在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這個環境中進行，讓資本的流動更加迅速，給了中國經濟上的保障。我國的經濟發展還不是很成熟，與國際接軌有利于我國的對外貿易投資，使跨國經營模式逐漸成熟，這樣我國的經濟文化等才能廣泛的流入各處，這也是一種手段，有力的手段，這樣的吸引力無疑讓整個國際經濟貿易對我們拭目以待。

二、順應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體系，有效抑制人口增長

在時代飛速發展的如今，中國也是人口大國，在經濟的大發展下，中國雖然逐漸富裕起來但是始終擺脫不了貧窮的影子，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惑著我們，首要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控制中國人口的增長，這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不能讓我國的人口再繼續膨脹下去，這對我們來說百害而無一利，對國家未來的發展影響也是巨大的，對國際經濟貿易的影響也是有的，所以為了改善這點，我國順應國際和本國經濟需求在國內推行了計劃生育，在相對應的政策的開展下，有效的抑制了人口膨脹的結果，以往一個家庭能生四五個孩子甚至更多到現在的只能生產一個，這種數量上的變化也大大減輕了對家庭的負擔，給國家的負擔也減輕了不少，這是一種優良傳統的開始。人一多，自然對物資的消耗也就更多更快，國外的人住的房子很多都是兩層樓的獨立房，而中國居住的則大多都是高樓大廈，這對人均的經濟水平有很大的影響，在國際經濟發展下，各個國家自然就互相體現出來彼此的優缺點，相比較之下，中國人民的個人空間活動范圍就顯得很小了，在公路上也經常造成交通擁堵的情況，一些生態公園景觀地點滿地的垃圾等，這些由人口帶來的危害都逐漸凸顯出來，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對經濟的拖累，要知曉其帶來的后果，大量的人口帶來的就是整體經濟水平的低下，造成的是整個經濟體系的不平衡，這就是人口的弊端。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從源頭限制了人數，這種方式也是對國家的巨大貢獻，同樣是對世界的貢獻，人們對自然的破壞，對各種物資的消耗，總體水平同時下降，拉開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牽制著國家的發展，但是目前對人口減少的策略還沒有應用的很徹底，人口只是被控制了發展，還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建設，讓國際經濟發展的作用力完全的體現。

三、學習國際經濟貿易發展，從內部入手改善經濟問題

眼看著抑制人口與促進本國經濟已經開展了很多年，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制約國家建設的因素，從七十年代開始，各政府就不斷努力到如今取得了成功，這是非常可喜可賀的，這項舉措也是長遠目光下的產物，開始的越早收到的成效也就越大，這也可以說是國家的思想覺悟。但是在一些地區還是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老舊思想，對本國的經濟沒有支持的思想，這是政策的落實沒有下達到根本，很多人都還不懂得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影響，這種思想沒有在年輕一輩的人心里形成，所以要將改革的春風送到基層，加強抑制人口工作的開展，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這種工作探討需要領導的調查與研究，要分析好各層次人物的心理，做好相對的應對工作，保證好計劃上的全面，目前中國在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下也受到很大的影響，不斷培養屬于自己的一股經濟能力，而這種也大多體現在對學生以及青年的教育中，或是借助學校輔助進行一些加強教育，這也是對我國經濟的促進。有句話說得好，想要學的好，就要從小教，我國響應國際的號召，學習先進的事物對國內的進行不同層次的年齡段教育，而在發展的異常開放的時代，這些學生往往比我們理解的還多得多，所以從小就要糾正他們的思想，這才是正確的途徑，這種途徑可以說是最直接的，能很直觀的反映在未來經濟的工作上。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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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加工貿易經濟增長實證分析

在發展一般貿易的基礎上，我國積極實施鼓勵發展加工貿易的政策，使加工貿易實現了跨越性發展。從1979～2004年，我國的加工貿易年均增速達26.9%，比同期外貿平均增速高12個百分點。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占全國進出口額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4.38%增長為2004年的55.3%。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增長和經濟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浙江作為外貿起步較早的省份之一，加工貿易的發展現狀及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如何，值得我們關注。1浙江加工貿易的發展狀況

1992～2004年的十幾年里，浙江省加工貿易進出口額由1992年的91.52億元增長到了2004年的1477.34億元，尤其從2002年始加工貿易增幅較大，從2002年的630.57億元發展為2004年的1477.34億元，增長了800多億元。2004年浙江省加工貿易有了新的發展。統計顯示，2004年前11個月，浙江加工貿易出口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9.3%，對出口增長貢獻率達23.3%，在整個貿易中的地位開始上升，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變化：第一，內資企業從事加工貿易的積極性提高。長期以來，受國家貿易政策、企業自身條件和利益的限制，外資企業傾向加工貿易，內資企業傾向一般貿易。這在2004年有所改變，內資企業從事加工貿易的積極性明顯提高。第二，加工貿易深加工結轉增長迅猛，產業鏈延伸。2004年加工貿易從上游原料環節就從一般貿易轉為加工貿易進口，通過深加工結轉，延長加工鏈條，直到成品的再出口。

2加工貿易對浙江經濟增長作用的實證分析

2.1加工貿易增值系數分析

增值系數是衡量加工貿易創匯水平的質量指標，增值系數=加工貿易出口額/加工貿易進口額，增值系數的提高表現為加工貿易在質量上的擴張。

從表1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加工貿易的增值系數均大于1，并且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1點多提高到了近2點的水平，表明浙江加工貿易出口額大于加工貿易進口額，即加工貿易處于貿易順差。增值系數整體上的上升趨勢，說明浙江省加工貿易的順差額逐漸增大，出口創匯力增強。

2.2加工貿易對浙江省GDP的拉動度分析

加工貿易對GDP的拉動度表示GDP增長率中有幾個百分點是由加工貿易貢獻的，亦即加工貿易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與GDP增長率之間的乘積。拉動度=（X－M）GDP增長率∕GDP，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在20世紀90年代初，浙江省的加工貿易凈出口的貢獻度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這是因為浙江省在20世紀90年代初民營企業興盛發展參與加工貿易，大量的加工設備進行進口，此類貿易只有進口而無出口，導致浙江省加工貿易從總體上進口額大于出口額。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在初加工的基礎上，浙江省民營企業中一些參與加工貿易的企業建立起了自己的生產能力，因此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浙江省加工貿易開始出現順差，加工貿易進出口與浙江省國民經濟增長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并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度越來越大，總體上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2.3加工貿易對浙江經濟增長作用的線性回歸分析

在浙江加工貿易對GDP拉動度分析的基礎上，文中選取相關數據，通過建立GDP與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及GDP滯后一期的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為了減少數據的波動，更好的說明各變量之間的關系，提高擬合效果，本文對GDP、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取對數。建立二元回歸模型：㏑GDP=a+b㏑GDP（-1）+c㏑TJ+u其中：㏑GDP--GDP㏑TJ--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GDP（-1）--GDP（-1）將有關數據帶入SPSS，輸出結果如下：㏑GDP=1.862+0.594㏑GDP（-1）+0.282㏑TJT：（7.585）（8.559）（4.685）R2=0.996DW=2.107F-statistic=1335.128

從上述結果得出以下結論：①方程的擬和優度很高，R平方高達0.996，表明上述方程式的解釋力很強，可信度很高。所有參數估計量都通過了檢驗，表明㏑GDP（-1）、㏑TJ及常數項顯著。從DW值可以看出方程中的隨機變量不存在序列相關性；②對方程式運用戈里瑟方法進行異方差檢驗，以及運用逐步回歸檢驗法檢驗自變量的多從共線性。通過檢驗得出模型不存在異方差性和多重共線性。

由回歸模型可以得出，加工貿易對GDP有促進作用，加工貿易每增長1億元，GDP將增長0.282億元。加工貿易對GDP的推動作用不是很大，這主要是因為浙江省的外貿方式主要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占進出口額的比重只有二、三成，這與全國加工貿易占五五成的形勢形成較大差距，這種外貿比重上的失衡使得加工貿易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有所限制。

3結論及對策建議

上述的各種數據及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加工貿易對浙江經濟增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加工貿易的發展，對于實現貿易方式多元化、分散貿易風險，擴大對外出口，減輕就業壓力，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提出如下進一步推進加工貿易發展的建議：

（1）加大對加工貿易的宣傳，消除長期以來企業認為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產業鏈短受外商控制，不利于產業自主發展的這種認識偏見，促進浙江省加工貿易的發展。政府合理設置公共保稅倉庫，為深加工結轉貨物提供便捷、低廉的交易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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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選取的這些國家比較典型：美國經濟和金融高度發達，經濟總體上比較穩健；日本在經歷60、70年代高速發展后，經濟于90年代陷入長期低迷；韓國經濟一度高速發展，但1997年曾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經過痛苦的調整后，經濟發展勢頭有所好轉；印度是與中國存在諸多類似的典型的發展中大國，其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雖滯后于中國，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鑒之處.

一、我國近期出現投資過熱，但消費增長一直相對較弱

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從2003年年初以來已表現出明顯的過熱跡象。

200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達43%，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經濟過熱時期的水平。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主要源于幾個方面：一是地方項目投資。2004年一季度，地方項目投資增長60.2%，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4.8%。二是集中于工業和建筑業的投資。三是私營和外企的投資。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資。江蘇、廣東、浙江、山東、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居全國前五位，占全國的48%。投資明顯過熱，結構不合理，存在著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過于依賴投資的拉動，消費需求亟待提高。多年來，我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實際增長率一直遠低于投資的增長率，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嚴重失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近年來，發達國家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約為74%，而我國則要低很多。

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應協調發展。如果投資(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不能與未來的消費相匹配，就會導致產能過剩，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如果投資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則可能產生大量新增不良資產。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效率降低，將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

我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稱作投資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國投資率為42.7%，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今日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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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這表明，我國增加單位GDP所需的投資越來越多，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資源投入而非技術進步基礎上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固定資產投資的迅猛增長帶來許多問題，包括帶來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高耗能行業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頸制約。但其最主要的威脅是增大了經濟運行的潛在風險。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偏大、增速過猛與貨幣信貸投放偏多相互推動、互為因果。如果任憑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勢必導致產能過剩、企業生產經營困難，銀行呆壞賬增加，金融風險加大等問題。依靠高投資可以推動經濟增長，但不具有可持續性，這已有前車之鑒。

投資過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業(包括相關政府部門)低估投資成本。

長期以來，“唯經濟增長”的考核標準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熱衷投資，往往給予企業過于優惠的土地、稅收等政策，造成這些企業投資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被嚴重低估。例如，受高額利潤的驅動，2003年我國鋼鐵、水泥和電解鋁的投資分別增長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繼續高位增長。這些高耗能產業的過快增長，造成大面積環境污染。目前我國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別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水資源污染嚴重。很多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不太考慮外部不經濟(對他人產生的不利影響)，也不對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費，因此往往低估生產成本而進行過度投資。

對付外部不經濟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計劃，政府應當承擔其維護公共利益的應盡責任。通過制定技術標準、環保標準，控制污染法令強制企業實行；要求企業支付更高的排放費，從而抑制過度投資。應進一步健全對政府行為的約束機制，對地方政府的政績進行客觀、公開的評審。評審除包括經濟發展外，還應包括就業、環保生態、衛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項目決策，應該建立起透明、科學、嚴格的程序，從根本上解決投資過熱的問題。

二、我國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銀行體系不完善

篇(6)

與此相反，在中國的受實體經濟率先復蘇和預期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國際資本爭相流入中國。因為中國的貨幣政策早于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收緊，央行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已經4次提高基準利率。加息只能使國內外利差進一步加大，使得國際游資加速涌入國內進行套利，流動性加劇，通脹風險進一步提升。全球面臨流動性失控也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發達國家的貨幣爭相流入商品金融市場，大宗商品包括貴金屬價格普遍上浮，鐵礦石、銅等金屬物品及大宗農副產品價格均大幅上漲，致使向全球輸出通脹。中國對于這些物品需求量巨大，引起企業生產成本上升，間接帶動了消費品價格上漲。其次，外部和內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國央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其發行的基礎貨幣量。從2008年3月（最低點）到2013年8月，中國的基礎貨幣量（M1）從15.1萬億增加到31.4萬億，凈增長16.3萬億，翻了超過一番（見表1）。但是，中央銀行并不應該完全為基礎貨幣的高速增長負責，中國的基礎貨幣有明顯的受到外貿因素影響而被動增加的色彩。受世界范圍流動性過剩和出口導向的影響，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凈出口2012年表現依然強勁，實現貿易順差2311億美元，增長了48.1%。由于央行負有要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責任，凈出口增加導致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外匯占款數額急劇增長，而外匯占款增加的結果是央行增發基礎貨幣。其邏輯是，中國企業出口賺取外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企業向商業銀行結匯；把維護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之一的央行再從商業銀行手中購買外匯，轉化為日漸積聚的國家外匯儲備。2013年6月末央行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3.5萬億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近三倍。央行購匯使得基礎貨幣不斷地流入商業銀行，擴大了后者的可貸資金規模。由于凈出口更多地受到整個世界經濟形勢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政策的影響，中國的央行沒有能力加以左右。所以，央行對基礎貨幣的控制并不是隨意的，為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導致基礎貨幣量被動增長，客觀上增加了通貨膨脹風險。再次，從造成流動性過剩的內部原因看，央行不僅無法控制全球流動性泛濫所導致的熱錢流入、成本上漲和基礎貨幣被動增加，也沒有可能完全控制國內廣義貨幣的創造。廣義貨幣的失控和過剩是在刺激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背景下，貨幣通過商業信貸過程內生創造的結果。

在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的這四年時間內，中國的廣義貨幣即M2由42.3萬億增加到106.1萬億，凈增長了63.8萬億，增長達1.5倍。2013年8月，廣義貨幣（M2）與基礎貨幣（M1）的增幅之差達到了“106.1萬億—31.4=74.7萬億”之巨，見表2。教科書上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喜歡用乘數效應解釋廣義貨幣的創造，但這種解釋是刻舟求劍，書齋里的學問，乘數論似乎解釋了一切但也掩蓋了一切。直面現象的經濟學研究必須解釋為什么在中國經濟體系的運行過程中會內生的多創造出來74.7萬億的廣義貨幣。從央行的數據分析，新增加的貨幣供給量絕大多數被以貸款形式流出的。從絕對量講，截止2012年末，全國金融機構累計發放本外幣貸款總量約67.3萬億元，大約是2012年GDP總量的1.3倍。從增量看，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全國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規模從29.4萬億上升到74.1萬億，凈增了44.7萬億，占內生地多創造出來的74.7萬億的廣義貨幣的60%，見圖3。那么，這44.7萬億的銀行貸款又流向了什么領域呢？有研究顯示，這44.7萬億的貸款80%以上仍然流向了大型國有企業和各級政府所發動的投資項目。這符合在轉軌過程中長期形成的一個經驗判斷，每當宏觀經濟出現緊縮跡象時，在獲得國內貸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的首先是民營部門，反之大型國有企業和政府的項目在信貸方面往往享有優先權。一個舉目可見的現象是，在4萬億財政投資計劃的刺激下，各地政府拼命擴大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等基建項目投資，國有企業也趁機大舉借貸，乃至出現國企地王現象。通過上述數字的對比和對商業銀行貸款方向的考察可以認為，從2008年3月到2013年8月之內廣義貨幣增和基礎貨幣之間的74.7萬億增幅差額，從國內的因素看，主要應該是在政府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政策背景下，各商業銀行對大型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主導的大型項目工程的傾斜性信貸急劇膨脹的結果。

二、根治中國當前通貨膨脹問題的對策

綜上所述，當下中國的通貨膨脹遠不是央行多發了基礎貨幣那么簡單，廣義貨幣增加背后的邏輯是復雜的，反映了國內外雙重流動性過剩等因素綜合作用的影響。因此，治理通貨膨脹也必須多管齊下。

（一）加強對國際游資進入中國渠道的監管，防止炒作性游資進入國際游資進入中國無外乎是被套匯和套利機會所吸引。既然在短期內，中國外貿巨額順差造成國際市場巨額的人民幣需求，且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政治上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故而人民幣升值預期無法避免；為控制國內的流動性過剩，加息的政策也不可能廢止。那么，在長期弱化甚至于取消管制的基本方針下，短期可暫時對外匯資金強化兌換管理?？梢幎ㄙY本項目下的外匯資金，沒有經過非常充分嚴謹的論證不能兌換成人民幣，進而切斷人民幣與外幣在資本項目下的連接。政策實施時要區別對待，在拒絕國際游資的同時，不能傷害到正常外國投資者的利益。在反通貨膨脹的特殊時期，短期內來強化外匯的干預和管制，是一個值得考量的政策選項。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降低生產能耗，減輕對石油等資源性產品的依賴度根據國際能源署的報告，中國目前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并且正在逐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無怪乎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場上，現在中國需要何種商品，該商品的價格就會水漲船高。面對當前的國際能源形勢和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中國作為后發的大國必須探索出一條不同于發達國家發展歷史的、嶄新的發展道路，既要保證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續的改善、國家實力不斷增強，又要相對減少對能源、資源的依賴。即使是從長期國家能源安全和短期抑制成本拉上型通脹的角度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降低生產對國外資源的依賴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擴大中國政府和企業在能源輸出國和大宗商品市場上國際影響，從而增強在國際市場中的定價權也是必須抓緊進行的工作。

（三）擴大內需，降低經濟增長對凈出口的依賴近年來，凈出口對于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帶動了經濟增長，另一個方面它對通貨穩定始終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根本的解決方法是通過擴大內需降低經濟增長對于凈出口的依賴。擴大內需實際上已經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而在通脹背景下，消費能力受到影響最大的是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必須按照“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對收入分配進行合理調整，增加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因為他們的消費傾向要遠高于高收入群體。在逐步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同時，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應盡快編制針對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以便科學地建立健全動態價格補貼機制，當因供求變化等原因導致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出現持續較大幅度上漲時，政府應及時對低收入困難群體給予適當的臨時價格補貼。

篇(7)

人身保險主要是保障人類身體和壽命等，以此為標準進行一定的承保。當人們遭受不幸事故或因疾病、年老以致喪失勞動能力、傷殘、死亡或年老退休等情況出現時，保險公司根據保險合同進行賠償，以此來解決其因病、殘、老、死所造成的經濟困難。財產保險主要是根據投保人所存放固定或不固定的財產和物資進行風險保障。財產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保證保險等這些都屬于財產保險，它主要是以有形或無形財產與其相關利益作為保險標準中的一類實行補償性保險。保險是金融行業組成部分之一，對經濟增長有著較為明顯的經濟作用。保險行業風險轉移與補償可以使消費者規避不必要的風險，這樣一來不但可以促進保險業的消費又可以刺激到其他產業的消費。與此同時保險公司除了為人身和財產提供保險外，還承擔著重要的中介作用，保險公司售出保單在此之中吸收相應的保險費，然后進行集中的資金運作，同時為經濟機構和投資者提供長期資金鏈，使有效的資金或資源得到合理的使用與安排。這樣可以提高資金運作的相應能效提升質量。同時經濟增長是保險行業發展的前提，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得到了足夠數量的資金進行分配到人們手中，只有這樣人們才會想到購買保險為自己的未來進行一定保障，美國心理學家說過人類的需求劃分為五類，第一種是生存、第二種是自身安全、第三種是社會交往、第四種是社會尊重、第五種是實現自身價值。如果按照這種理論進行思考研究，那么就意味著只有人類滿足了最基本的生理生存需求后，才可以進行勞作獲得金錢。換句話說，只有當收入滿足人類基本生存且還有盈余時才會考慮買保險，而較高的收入就是要保持社會經濟的持續增長。保險行業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增長是一種相輔相成的因果關系。

二、保險業發展提議

2014年我國國務院發表了《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意見中明確指出，保險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產業和風險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會總體文明水平、經濟發達程度、社會治安等方面的重要標志,為了促進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保障人民群眾生活質量提高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從總體上來看，我國保險業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但是隨著社會不斷發展經濟情況越來越好的情況下，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條件也在悄悄的發生著改變。人們的經濟狀況變好后就會越來越重視自身與家屬的健康與安全，很多保險公司就是看中了這種情況進行新項目的探討與研發新型的保險產品。民間融資機構的不斷增加發展，也使保險公司開始注重責任與信譽度的建立與維護。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