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金融英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關鍵詞：雙語教學，價值

 

為了培養具有國際交流與競爭能力的人才，雙語教學已經成為高校的熱點話題，關于雙語教學的理論也在不同深度的探討中不斷科學與完善，實踐層面更是愈演愈烈。雙語教學實踐比較成功的一個案例是天津南開中學“雙語、雙文、雙能”的教學模式。“雙語教學勢必有利于學生掌握兩種語言；有利于學生理解、吸納除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其他發展國家的文化；有利于學生形成可用兩種語言、文字進行思維，增加適應不同民族、國家要求的能力。因而 雙語教學有利于使受教育者形成‘雙語、雙文、雙能’的素養。”(康岫巖：2002)不僅提出了明確的教育教學目的，同時也為雙語教學描繪了美好藍圖。可對于各地開設“雙語實驗小學”、“雙語幼兒園”的熱情不減，英語教育投入已高占教育經費的40%，各類英語等級考試 大行其道畢業論文開題報告英文論文翻譯，普通話水平測試 卻低調施行于部分院校或特殊領域，這些現象能否算做正常，再強化下去，雙語教學究竟是培養人才，還是在扭曲人才。當我們的腳步越走越快，行程越走越遠時，是否應該停下來想想，我們的目的地到底在哪，我們的行為是否已經偏離了我們的初衷免費論文中國學術期刊網。

一、國家法律法規體現了雙語教學的地位和使命

首先，“雙語教學”簡單理解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使用兩種語言（我國目前主要是指漢語和英語)作為媒介的教學。其主要特征是，第二語言或外語是教學的語言和手段，一般同時用母語和第二語言兩種語言進行教學，也有完全用第二語言教學。2001年8月教育部頒發的《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提出了“本科教育要創造條件使用英語等外語進行公共課和專業課教學。對高新技術領域的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專業，以及為適應我國加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專業，更要先行一步，力爭三年內畢業論文開題報告英文論文翻譯，外語教學課程達到所開課程的5%-10%”。

《意見》指出了雙語教學的重要性，可是除了個別領域有硬性指標外，基本是一種提倡鼓勵的態度。同樣的，“200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明確規定國家的通用語言是普通話，‘國家推廣普通話’”，‘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用‘普通話’作為‘ 基本的教育教學用語’”。這就明確了漢語普通話在教育教學的基礎性位置，是最應該也是最有必要得到推廣和重視的。雖然在2005年1月、2007年1月、2007年2月 和2007年8月，教育部多次發文鼓勵和推動雙語教學的開展，但漢語普通話的主體性地位是始終保持的，我們應該在推動雙語教學的同時應該清醒認識到漢語普通話的第一位。雙語教學的目的不是推廣英語，擠壓普通話。

二、雙語教學要“以人為本”

雙語教學確實能造就學貫中西、雙語雙能的復合型人才，他們的優勢將在學習外語文獻，吸納外國文化中明顯體現，同時在職場上也頗受青睞，表現得游刃有余。可是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對于并不具備英語語言環境的中國人來學習英語，往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畢業論文開題報告英文論文翻譯，學生必須學好甚至是學精英語，才能踏實地走入“雙語”課堂。為了保證雙語教學的質量，又必然會引入大量英文原著，那本土的優秀教材及其優秀著作的學習機會就會受到排擠。學生們每天說的，聽的，看的都是英文。當一個人的語言生活環境發生改變時，他 的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也將隨之發生改變免費論文中國學術期刊網。漢語的語音、文字、語法 傳遞的是漢民族認識世界的方式和價值判斷。一個人對本民族文化一知半解，對于外國文化又是停留表層的人（大多數的中國學生學習英語并非出于對英語文化的熱愛），如何立根于世界。我們的教育強調“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全面發展，那就應該在雙語中充分開發本民族的個體潛能，絕不能暗淡了本色，要知識的增長，更要完整健全的人格。

三、國家、民族的興盛需要保證漢語在社會生活的主導地位

語言是綜合國力的要素，科學規劃國家語言地位具有重要意義。“國家漢語戰略”已有構架，不只向國內還向世界推行漢語。“雙語教學”的過熱勢頭不是跟“國家漢語戰略”背道而馳嗎？馬慶株教授提到的“漢語在產品上的使用”問題，恰是漢語在為民族品牌做貢獻畢業論文開題報告英文論文翻譯，同時產生經濟價值，這對于民族自信心的提高 也具有重大意義。相反忽視本國語言的學習，減少本國語言的使用，不積極擴大本國語言的影響力，勢必造成民族文化傳承的斷裂和綜合 國力的下降。

總之，雙語教學在教育教學中應當尊重漢語教學的主體地位，體現“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真正做到實現民族的振興，并克服自身在師資、教材等方面的不足，走向更健康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康岫巖．雙語教學的價值與實踐模式[J]．天津：天津市教科院學報，2002，(5)：30－31．

[2]劉翌楠，宋柳．初探雙語教學效果的提高——以微觀經濟學教學為例[J]．成都：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9(6)：87－90．

[3]彭澤潤．制止英漢“雙語教學”，從語言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J]．濟南：現代語文，2005，(1)．

[4]張謙．中小學雙語與雙語教學：理念與模式[J]．天津：教育科學，2002，(5)：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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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并不希望這僅僅是一臺“專家秀”。我們的雜志，將會借此搭建一個專業平臺，在促進業內交流，使專家團成員可以展現自己最新、最權威的觀點同時，為我們的讀者帶來營銷領域的新知識、新理論、新方法；而對于中國企業的營銷實踐，這個專家團也必將會起到指導性的作用，為一線工商企業提供最實用的支持。

陸定光：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總監,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企業及合資企業的市場營銷行為；中國市場的特征及相關的營銷行為；銷售渠道管理，跨文化的市場營銷活動等。在國際學術期刊及會議論文集上多篇，曾獲美國華人管理學者管理學術會議最佳論文獎，美國決策科學西部學會國際企業管理最佳論文獎。除學術研究外，擁有豐富的市場營銷管理經驗，曾在中國、香港、澳大利亞及新西蘭從事營銷活動，為政府與私營機構提供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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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后，跨國公司加速滲透，中國市場已進入品牌戰國時代，但國內很多企業在品牌的管理及意識上仍然比較落后，對品牌在購買過程中的作用并不全面了解，加之一些品牌的地方色彩過于濃厚，不利于其打開全國乃至全球市場。

王緝慈：

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國際地理聯合會經濟空間動態委員會指導委員、中國地理學會經濟地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21世紀研究院兼職教授。在北京大學主要講授“工業地理學”等課程，并從事產業集群方面的研究。著有《現代工業地理學》、《新的產業空間：高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與布局》、《創新的空間－企業集群與區域發展》等著作，另有中英文論文100余篇發表。

營銷觀點：

產業集群是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升級的主要載體，對提高企業、產業、區域和國家的競爭力舉足輕重。無論是高新技術產業還是需要創意設計的傳統產業，都需要企業在近距離協作和互動，以降低成本，加速創新。我國很多產業集群要從基于低成本的集群發展成為創新性產業集群，還需要企業、政府、科研機構和中介服務機構共同的長期努力。

何茂春：

現任國家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和中央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學會WTO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中國“復關”、“入世”對策問題研究和國際貿易及投資法律研究。在國家行政學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金融學院等學校擔任客座或兼職教授。曾多次參加國際經貿談判和國內、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與和主持過聯合國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研項目，獨立主持完成過數個重大投資項目的規劃工作和國家級課題。

營銷觀點：

企業在進行國際化經營時，應先在本土基本完成現代化企業制度的建立和管理水平的國際化，再積極進行海外開拓，并能勇于“客場”挑戰，主動競爭。只有這樣做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經受考驗并發展壯大。

葉智輝：

現任特許經營協會首席顧問、CEPA商機發展聯合會創會理事。2002年創辦商機無限（中國）顧問有限公司，并擔任總經理。商機無限現已成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顧問機構之一，設計創造了全中國第一個以CEPA為主題的商場――“CEPA香港商品城”。該商品城在一個月內奇跡般地完成了全部招商工作，取得空前的成功。曾多次組織數百個香港品牌北上考察，為國內引進香港及國外優秀零售及餐飲品牌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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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是多樣性的，還是單一的，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經濟理論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注：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中國和越南十個東亞經濟體。）。在浩瀚的學術文獻中，有關概念的使用及其內涵極其混亂。因此，在探討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多樣性問題之前，必須區分“東亞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和“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內涵上的差別。

筆者認為，東亞模式這個概念屬于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范疇，是從歷史學與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東亞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亞洲四小龍”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其內涵是指“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強政府的干預下，重視教育與人力資源開發，在經濟與社會生活各方面實行趕超戰略，加速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模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則是屬于經濟學的概念。其研究對象是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規律及其增長源要素，包括勞動投入要素、資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勞動與資本投入后的促進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概念也屬于經濟學的范疇，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以及基本經濟發展狀況。其本質內涵是分析東亞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建立在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包括研究人均國民收入或人均GNP的發展趨勢；經濟結構的基本變化；經濟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國（地區）人民而非外國人參與的經濟發展過程及相應的收入分配關系；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政策與管理體制（注：參見馬爾科姆·吉利斯等：《發展經濟學》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邁克爾·托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譯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但是，隨著近些年來各門學科的相互融合，經濟學家在考察一國經濟發展時，已將視野從經濟增長擴展到社會發展等更為廣闊的領域。同時，為了簡便，在國內外經濟論文中，東亞經濟發展模式通常被統稱為“東亞模式”。

閱讀有關英文論文或著作時，可以發現，東亞模式在英文中有兩種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雖然僅相差一個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與內涵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為東亞地區的各種模式，后者則指東亞地區單一的模式。

認同于單一“東亞模式”的一些學者認為東亞模式的內涵包括了以下六個重要特征：(1)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高投資；(2)合格教育與人力開發的高投資；(3)高儲蓄率與高投資率；(4)促進出口的自覺政策（即在經濟增長初級階段，采取本國本地區貨幣貶值政策，在經濟起飛階段，則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業的工業政策）；(5)注重公平增長，避免了西方國家在早期經濟增長階段出現的社會不公平現象；(6)謹慎的財政、金融政策和在對外經濟政策支持下的穩定康健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幸的是，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單一“東亞模式”的內涵似乎又變為“裙帶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與國家壟斷”、“道德公害與道德敗壞政權所致的劣質銀行業”、“私人與公共部門之間的腐敗關系”、“經濟基礎脆弱”綜合體的代名詞（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多元性，很多外國學者沒有用East Asian Model （單一東亞模式）的提法，而是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樣化的東亞模式），以示區別。有的學者把“亞洲四小龍”稱為“亞洲第一層次新興工業化經濟體”(First-tier ANIEs)，將東盟三國（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稱為“亞洲第二層次新興工業化經濟體”(Second-tier ANIEs)，或“東亞虎”(East Asian Tigers)與“東南亞虎”(Southeast Asian Tigers)，并比較亞洲兩個不同層次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同點（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view Press，1997.）。不少學者使用世界銀行的提法“經濟實績優良的亞洲經濟體”(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或“東亞經濟體”(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學者使用“亞洲型經濟發展模式”。很多學者贊同世界銀行在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跡》報告書中提出的東亞不存在單一“東亞模式”的論點，明確提出，“在世界銀行所涉及的八個經濟體中，至少存在三種模式。日本、韓國、臺灣的模式與城市經濟體——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應視為兩種不同的模式，馬來西亞、泰國、印尼這三個東南亞國家可被視為第三種模式。”

單一“東亞模式”與多樣性“東亞模式”論爭的實質

單一“東亞模式”與多樣性“東亞模式”論爭的實質性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一，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應采取何種理論作為指導；第二，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否與東亞模式有著直接的關聯。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國際理論學術界就對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模式”的形成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魯格爾(Kreuger)和巴拉薩(Balassa)的理論為代表的主流經濟理論認為，這五個經濟體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們推行了金融和貿易市場自由化，采取現實主義的兌換率和經濟對外國的開放，在實行進口自由化和關稅削減的同時，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張國家推動發展論(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經濟學家卻強調政府干預的作用。認為“亞洲四小龍”的強政府正是通過采取極其反市場干預的政策，如“選擇贏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將價格搞錯”(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對出口部門和國有企業給予特殊的投資、貸款和稅收優惠傾斜政策，擴展了經濟并促進了產業的升級，最終實現了經濟的現代化。離開了政府的干預，這些都是難以實現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亞洲四小龍”經濟取得快速增長之后，東盟三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中國和越南的經濟也相繼得到了快速增長。日本政府與學術界認為，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所創造的“經濟奇跡”都是引進日本直接投資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的結果，也是與東亞發展中經濟體模仿和復制日本早期經濟發展的經驗、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強干預分不開的。

篇(4)

清代前期京師是都城，也是全國的金融中心。順治元年，兩個中央直屬的鑄幣局設在京師，“置寶泉局屬于戶部，寶源局屬于工部。”“寶泉局歲鑄錢解交戶部庫，配銀發給兵餉。”“寶源局歲鑄錢解交工部節慎庫，以備給發各工之用。”這是終清一代，一直沿續的格局。1當時，在京城的金融機構也非常多。從康熙年間至道光十年，“掛幌錢鋪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參店及煙、布等各鋪，帶換銀錢，未掛幌者不在此數。”2乾隆時，“京城內外，官民大小當鋪共六、七百座，錢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蘇州一帶縉紳與旅京蘇州商人之間，撥兌銀錢，就以會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于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之遺意。”41982年，在北京發現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門外打磨廠日成祥布店遺留下來的23張會票實物。5這說明康熙年間，北京與外地商人之間，辦理匯兌，完成異地款項清算，是一種經常現象。乾隆時期，這里盛行錢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創辦專業匯兌機構的票號，同樣的機構，大約在相同時期也出現在北京，它起著城市之間調撥款項的作用。7中央政府調控貨幣的部分措施，主要通過設在京師的兩個鑄幣局，以及眾多的錢莊、銀號、當鋪來完成，因此，透過京師貨幣供需的變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貨幣政策推行的全過程。

一

清政府沿襲前代遺留下來的貨幣制度，即白銀和銅錢（亦稱制錢）兩種貨幣同時在市場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銀與錢相為表里，以錢輔銀，亦以銀權錢，二者不容畸重。”8這兩種貨幣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圍，一般情況下，國家財政收入、官員俸祿、兵餉、商人大筆交易多使用白銀，而民間零星交易則使用銅錢。由于中國銀礦藏量很少，政府無法鑄造統一的銀幣，所以白銀只能作為稱量貨幣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樣，政府基本上沒有統一標準進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銀數量的變化、流向，直接受到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影響，政府缺乏調控白銀貨幣的能力。而對于銅錢來說，政府則有較強的控制力，可以不斷發掘銅礦，從外國購買銅材，壟斷鑄幣權力，隨時調整制錢的數量，以及使用范圍，使之發揮實際作用。

白銀和銅錢不僅表示兩種貨幣，而且又是兩種金屬商品。銀和銅自身的商品價格，決定貨幣的價值。由于兩種金屬商品的價格，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而波動，使得兩種貨幣的價值也不能穩定不變。如果其中“一種比過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數量的增加或減少就會很快改變它們之間的比價。”9因此，白銀和銅錢的貨幣價值，也就與銀和銅本身的價格同時不斷升降，這就形成了白銀和銅錢的市場價格，同時也產生了兩種貨幣的市場比價。為了壟斷貨幣權，控制貨幣價值，清政府繼承前代政府規定銀錢固定比價的方法，順治四年規定錢值，“每十文，準銀一分，永著為令。”10即規定銅錢與白銀的比價為1000：1。一般來說，政府努力維持官定比價的操作，體現在對市場上流通貨幣數量的調控，同時也是政府推行貨幣政策的過程。

政府認識到，“民間錢多則價賤，錢少則價增”，11這個貨幣理論的基本道理。其貨幣政策就是通過對貨幣的生產、流通、管理三個方面來實現的。在生產方面，政府根據市場上銀錢比價的波動，不斷增加或減少鑄幣數量，從而控制流通中總的貨幣量。對于京城二個鑄錢局，政府規定每年生產制錢的數額，采取增減鑄幣數量，和增減鑄爐數量的方法，進行控制。據統計，從順治至嘉慶年間，京局大約增減鑄幣數量十四次，以后因庫存銅材不足，每月逐漸少鑄。12

收購私錢13和官方減重的小制錢，回爐鑄造標準制錢。順治三年，“禁用舊錢，送部者，每斤給價八分。”14十八年，在京師等地方，“收買私錢及舊錢、廢錢，使民間無法攙和使用。”15康熙十年，收購舊錢、廢錢，“每斤照銅價給值六分五厘，解局銷毀改鑄。”16二十八年，下令“民間私錢，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戶部，照銅價每斤給銀一錢收買改鑄。”17乾隆二十二年，還分別規定了收換廢錢的條例。18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數時間里，市場的銀錢比價低。政府運用行政手段，改變原來在稅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銀的情況，征收或配給一定數量的銅錢，來調整流通中的銅錢數量，起到平衡銀錢比價的作用。政府規定在稅收中，“銀錢兼收，以銀七錢三為準。”但在實際納稅時，多“隨民便”。19在發放八旗兵餉和官員俸祿時，搭放制錢。20政府用平糶米糧的銅錢，減價兌換白銀，調節市場上的銀錢比價。八旗、內務府，在京城共設米局27處，政府一方面發給各局銀兩作為資本，使其收買米谷，另一方面也發給各局米谷，讓其平糶，收買糶賣所得銅錢，在市場上減價兌換白銀。乾隆二十七年統計，戶部庫存平糶錢八萬五千余串，五城各廠存錢一萬三千余串。“京城內外有此十萬余串錢文，以資流通，而每日平糶錢文，又可源源轉運，歲底錢價自可不至加增。”21政府還設立官錢局，并利用錢鋪、當鋪等金融機構，以低于市場比價，易換銀兩，調節市場中的制錢數量，使銀錢比價接近官方的標準。

政府發放生息銀兩，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順治年間，“為了解決官商周轉資金的困難”，政府向“商人放貸帑銀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種生息銀兩制度。康熙時，繼承這種制度，創設了“恩賞制”、“公庫制”和“廣善庫制”。“恩賞制是把庫帑管理經營所取得的利息賞賜給有關人員，受賞者沒有償還帑銀本息的義務。公庫制和廣善庫制則是將帑本直接貸借給有關人員，”借款者要償還本息。22雍正七年，政府“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計，”“家中紅白之事，經費不敷，”特別撥發“內庫之銀，交付王大臣轉用滋息，以備兵丁不時之需。”23“到乾隆初年更有所發展，公項開支在利息銀中占的比重愈來愈大。遂使生息銀兩收入蛻變成為公項開支的一種固定的財政來源。”24從貨幣流通的角度看，發放生息銀兩就是把放置在國庫中的貨幣，投放到市場中。“最盛時期，戶部庫銀總額有5000萬兩，而八旗公庫生息本銀的撥款前后幾達1500萬兩。”25政府把占庫存的30％白銀，投放到市場，無論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費，地方政府的經費，還是投資或提供其他需求，無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貨幣數量。作為中央政府發放生息銀兩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時期就結束了。26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間仍然使用，而且已經成為各地方政府、書院、學校、救濟等項經費的主要來源。可見，生息銀兩也是政府調控貨幣的一項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過增減每文銅錢的重量，也就是增減每文錢的含銅量，使銅錢增值或貶值，以達到防止私銷和私鑄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場上平衡銀錢比價，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兩縣設立官牙，將錢價議平買賣。”27防止寶泉、寶源局爐頭、工匠私自鑄造錢幣。對錢商、錢鋪、當鋪加強管理，防止他們販賣、囤積制錢。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當鋪，將所積制錢，“酌錢數送局”，由官錢局在市場上易白銀給還。28當市場上錢票盛行時，政府企圖把錢票控制在京城范圍內流通。但是對私鑄、私銷、囤積、販賣等各種政府認為的非法經營活動，官方的嚴禁則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對貨幣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冬伊等議得數條，試行于京師。數月以來，錢價漸減，似有微效，民間稱便。”29“前因京師及各省錢價日賤，由于小錢充斥，節經降旨飭禁，并立限收繳，乃自查禁以來，已逾年余，而京城錢價，近又減落”。30臺灣學者鄭永昌研究指出：京師對私錢流通“管理與控制較完善”，31有一定道理。

二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訂和實行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今各省開爐太多，鑄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機盜鑄。錢愈多而愈賤，私錢公行，官錢壅滯，官民兩受其病。”所以“各省鑄爐一概停止，獨令京局鼓鑄。”32“如遇京城錢價高昂，發八旗米局，照市價平減，零星易換，則錢可通流，與民有益。”33“以京城錢價昂貴，復設官錢局。”34以后又因京城“錢價漸減，奸民每以在京賤買之官錢，運至近京錢貴之地，興販射利，議將官局停止。”35嘉慶四年，因為“自增卯以來，錢價仍未甚平，所有戶、工二局，俱著全復舊卯。”36市場上錢少，則增加鑄錢量，錢多則減少鑄錢量，政府根據流通中貨幣的需求量，下達定額。在兵餉、官俸中搭放制錢，是因為“京城錢價昂貴”，“俟錢價稍平，停止。”37“近日京師錢價頗昂，兼值雨水連綿，食物甚貴。”38“此項錢文，兵丁零星使用，自然散布流通，錢價可期漸減。”39“將賣米所收制錢，令五城照市價易銀交庫，俟錢價稍平，即行停止。”40照這種辦法，“將搭放兵餉之錢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設一局，兌換與民，照鋪戶之數，多換數十文，以銀一兩，換錢一千文為率，如此則錢價不待禁約，自然平減，于民用似有裨益。”41設立官錢局，無非也是“京師錢文昂貴，朕不得已，設立官局，以平市價”。42由此可見，市場中流通的銅錢過多，或者銅錢貨幣過少，就會引起物價變化，為了穩定物價，就必需調節錢價，這就是政府增減鑄幣數量的原因。那么，市場上銅錢數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決定的呢？

在市場上，人們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其實際價值超過了名義價值，也就是當制錢含銅量高，市場銀錢兌換率低（比價低），私人銷毀制錢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會有人大量熔化銅錢取得銅，到市場上售賣，或者制成銅器出賣。但當制錢含銅量低，市場銀錢兌換率高（比價高），鑄幣費低廉，民間私鑄銅錢比較容易的時候，人們為了獲取更多的貨幣，就私鑄大量銅錢出賣。乾隆時，“銅價每斤直銀一錢四、五分，計銀一兩，僅買銅七斤有余。而毀錢一千，得銅八斤十二兩。即以今日極貴之錢，用銀一兩，換錢八、九百文，毀之為銅，可得七斤七、八兩，尚浮于買銅之所得，何況錢價賤時，用銀一兩，所換之錢，可毀銅至十余斤者乎！”43可見，私銷、私鑄的出現與銅錢本身的輕重有直接關系。而政府原本為防止私銷，減少制錢含銅量的措施，則給私鑄造成機會；為防止私鑄，增加制錢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銷的猖獗。政策、法律之所以無法解決這些實際問題，關鍵因素就是市場在其中起作用。

市場調節的作用反映在私銷私鑄，制錢販賣、囤積等民間的貨幣經營活動中。順治年間銅錢數量少，不能適應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開鋪市錢，多以前朝廢錢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為繩底，以致街市使錢，每銀一錢至一百四十文以外。”44特別在“都城輦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將民間廢錢作銅收買，插和制錢之內，以一廢錢當一制錢，是以廢錢日見其多，錢數日見其增，錢本日見其虧”。45這種情況到雍正時，仍然如故。“京師錢局，每歲鼓鑄，則制錢應日加增。今雖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銷毀官錢，以為私鑄者。”46雍正四年，京城步軍統領在“崇文門外，拿獲銷毀制錢之人。”47以后，因“于京城內，屢次拿獲銷毀制錢之奸民”，所以，京城“錢價已覺稍平。”48私鑄、私銷行為不僅在民間有，而且官局也有，爐頭、工匠偷漏減重，假公濟私，非法私鑄。順治十年，“向來官爐夾帶私鑄，尤為病國。”49乾隆時，寶泉、寶源二局，“所鑄錢文尚不能無輕減分兩等情弊。”“不肖官員，將官錢私行減少，額外多鑄小錢，希圖盈余肥橐。該管上司曾不顧問，或且從中分潤”。50通常，私錢流通都是在貨幣相對不足的情況下發生。而京師沒有發現大量私鑄、私銷現象，可能是貨幣數量比較充足，減重制錢的收購，銅材的管理都比較嚴格的原因。與私錢流通同樣違法的是制錢的販運和囤積。雍正九年，有人發現：“京城內有奸民勾通經紀，預發本銀于大小鋪戶，收買制錢，多藏堆積，俟錢貴始行發賣，名為長短錢。”51雍正十三年規定，“儻有不法奸商，專販私錢，運載至數十百串出京貨賣，及在京鋪戶人等，將錢囤積在家，俟價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52但到乾隆年間，販運、囤積之事仍不斷。“京城都會之地，各省經營貿易，絡繹往來，奸商將錢裝載出京，于價貴處，興販射利。再閩廣商船，由海洋直達天津，回空時，概用錢文壓載，運至本地買貨。又各省漕糧回空，亦多載錢文，興販獲利。”53同時，“近京直隸所屬各村莊、集鎮，每多富戶，將糧草貨物賣錢去串，堆積一室，以防盜竊。此等鄉愚，只圖一己蓄積，遂致錢文不能流通。”54

從以上私錢流通和私販囤積的現象中可以看出，銀和銅兩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對私錢流通、制錢販運、囤積起到決定作用。換句話說，是市場的價值規律起到調節作用。私錢流通是“制錢不足導致市場自我調適之現象。”55一些學者肯定了私錢流通的積極作用，“盡管私鑄規模很大，私鑄形質低劣，但并未嚴重影響銀錢比價，形成惡性通貨膨脹，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官錢不足給商民日常貿易帶來的不便。應該說，它對當時的經濟活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56

市場不僅調節了私錢的流通，而且也決定了錢票的流行。錢票是一種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銀銅本位貨幣無法適應經濟發展之需要，導致私經濟部門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錢莊、當鋪以及有實力的商號紛紛發行錢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57“錢票的發行自將增加銅錢的供給”，起到補充銅錢供給短缺的作用。58這說明錢票的產生，完全是市場需要信用工具的結果。在錢票流行的過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說明市場在其中起主導作用。59

三

政府貨幣政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為其統治服務。各代銅錢都標有不同的年號，在這里貨幣是一種政治權力的象征，當順治年間，有人看到明代貨幣攙和在清代貨幣中流通，“禁之不止，誅之不勝誅”時，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廢錢二文，當制錢一文”，由國家收購前代廢錢的方法。戶部大臣反駁稱：“明季廢錢，豈可并行？”60不同意用此辦法，似乎使用明錢，有損清國。

其次是為了財政收入，保證軍事活動的正常進行。政府鑄錢有時可以獲得比較多的鑄息。順治年間，清朝還沒有統一國家，戰爭需要大批經費。瑞士學者傅漢思指出：“政府從鑄錢活動中獲利是比較大的。對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錢局而言，其結果是十分令人驚異的：直到1695年，那些錢局場是獲利的，利潤占鑄錢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錢局都沒有利潤，反而受到嚴重虧損，那時北京錢局的虧損達到鑄錢成本的16—63％。只是采辦比較便宜的云南銅以后，北京錢局的形勢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潤卻是微不足道的，還不到錢局成本的5％。隨著國家對云南銅礦補貼的增長，鑄錢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現鑄錢總經費高于鑄錢收益的情況。”61

再次是為了社會穩定。按照貨幣經濟理論，物價與貨幣有著重要關系。物價高低取決于流通中的貨幣量，當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時，則物價下跌；反之，貨幣量減少，則物價上漲。如果官方兌換率和市場兌換率的差別過大，就會使物價變動，給百姓生活帶來困難，也可能導致社會沖突，甚至。因此，為了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政府維持官方銀錢的固定比價，穩定銅錢通貨，就顯得十分重要。

清代前期的政府是專制體制下執行權力的機構，其主要職責是鞏固統治，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定，很難說政府是為推動商品流通的發展，而制訂貨幣政策的。但是為了達到政治、軍事目的，政府提出的貨幣政策，也離不開經濟。換句話說，政府的各種職能是相互關聯的，經濟作用離不開政治、社會和軍事作用，而貨幣政策落實的結果，則體現在經濟方面。當然，也并非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只是為了論述方便，這里按照現代貨幣理論，把政府對貨幣的有關措施與管理歸納起來，以期從歷史事實中，客觀評價政府的政策。

政府貨幣政策的特點之一，是因時制宜，隨著市場變化而不斷改變的。例如：對市場作用產生的私錢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嚴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對靈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錢供應不足導致錢荒的壓力下，政府對私錢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針是一種放任或弛禁的態度。至乾隆中葉以后，當制錢的供應逐漸穩定，各省呈報市場錢價日益平減的時候，處理私錢的政策才正式展開。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與歷代政府的‘嚴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處，是采用一種較溫和的收買政策。”62又由于政府是根據市場中流通貨幣數量的變化，而推行貨幣政策的，所以，這些管理措施也是審時度勢決定的。有人說，清朝貨幣規章多變，正反映了政府這種隨時應變的能力。

發放生息銀兩是政府貨幣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國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63但到后期，經濟復蘇，物價也開始回升。日本學者岸本美緒說：這是因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鄭氏，占領了臺灣，再開海外貿易，從而自然地豐富了貨幣。”64理查德（RichardVonGlahn）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65他認為，“康熙朝的蕭條與銀的流向似乎并無簡單的關系，中國國內物價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銀出口，而物價回升也未受白銀流入的刺激。”“銅錢價值下降并不能明確的與白銀流入量的變化相關。”66筆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見。從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時間，白銀流入量是否能在這樣短的時期內起到豐富貨幣，影響物價上升的作用，值得懷疑。筆者認為，起到豐富貨幣作用的，主要不是國際白銀流入，而是國內流通中貨幣數量的增加。這就是康熙時期開始的為使官兵擺脫生活困苦，而發放生息銀兩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諭稱：“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計，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紅白之事，經費不敷，著實困迫堪憫。特著用內庫之銀，交付王大臣轉用滋息，以備兵丁不時之需。茲念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亦應一體恩賜。”“其他各省督、撫、提督標下兵丁，亦循此例。”67從京城八旗到各地駐防之滿洲、蒙古、漢軍等官兵，都有生息銀兩之利息，作為生活補貼。當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會想到，用這種政策可以擺脫經濟停滯現象，但在客觀上生息銀兩確實使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增加，擴大了需求，促進了消費，使康熙后期的經濟開始復蘇。到乾隆時，發放的生息銀兩本金，已經基本歸還。68可見，貨幣滋息的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對拉動內需的確很有成效。

關于在貨幣流通中，政府起主導作用，還是市場起主導作用的問題，理查德認為，“明代主導貨幣事務的是市場而非政府。主控貨幣的是市場，而非國家。”69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羅威廉（WilliamT.Rowe）似乎不同意他的結論。“我關于十八世紀貨幣政策的研究，使我對他的結論持謹慎態度。雖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樣，當時的國家對它管理通貨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樣，清中期官員們使用了廣泛的間接方式――調整銅幣的大小和含量，通過大量的技術手段，在不同的貨幣地區，控制銀錢的相對供應量，高度選擇性的反利用――作為一個市場的參與者來保證貨幣穩定，刺激了與人口同量擴張的經濟生產力的發展。”70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時期，羅威廉的研究重點在雍乾時期，雖然他們對于整個清代前期政府的貨幣政策、管理、執行情況，都沒有全面研究，但是他們的結論都是有根據的。

一般來說，清代前期是政府與市場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貨幣量。政府的貨幣政策確實起到一定作用，特別是在某些時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發放生息銀兩，增加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就是市場在短時間里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但是，政府的貨幣政策是調控流通中的貨幣量。當市場上銅錢數量減少時，政府可以增加銅錢的數量，反之，政府也可以減少銅錢的數量。市場上貨幣流通量，又受到銅材的影響，當市場上銅材短缺時，政府可以增加銅材生產，或向外國購買。由于銅錢貨幣流通量是隨著市場上銅材價格的波動而變化的，所以，貨幣流通量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調控為輔。官方按照市場銀錢比價的變化來調節貨幣數量，政府的貨幣政策總是跟在市場調節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學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錢跨省性的流通則呈顯傳統中國貨幣流通的另一面貌。”“顯示出‘私’的經濟相對于‘公’的經濟對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71如果把“私”看成市場調節，把“公”看成政府調控，那么，從長時期看，正是“私”錢流通沖破城市之間、省際之間的地域，起到左右整個貨幣流通的主導作用。

從整個清代前期來看，政府貨幣政策的干預能力呈下降趨勢，乾隆時期錢票的盛行，就證明政府并沒有能力決定錢票的流通，完全聽憑市場調節。特別是道光時期，“新舊朝錢幣一起流通及洋錢可用以繳稅，表示當朝所鑄的錢幣不是那么成為王權的象征。”72低色洋銀內流，國內白銀外流，在一些地區洋錢與制錢同樣使用。這時，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貿易使用白銀的反市場規律的政策，難于施行，就更表明貨幣流通越來越被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價值規律所操縱。

注釋

1《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5。

2咸豐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張祥河等奏折，見清代鈔擋，錢法，道光朝。藏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圖書館。

3《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4陸世儀《論錢幣》，見《清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二，錢幣上。

5汪宗義、劉宣輯錄《清初京師商號會票》，載《文獻》1985年第2期。

6“錢票是一種信用票據，由錢莊、銀號等信用機構簽發。它在一定范圍內流通，起著代替貨幣職能的作用。”張國輝《清代前期的錢莊和票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錢票的起源，也無法考據。當初可能也是一種期票，臨時填寫，其和銀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銀與錢的分別。也許銀票的面額大一點，錢票的面額小一點，因此錢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點。”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頁。

7張國輝《清代前期的錢莊和票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考5002。

9約翰·洛克《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議員的一封信》商務印書館1962年中譯本，第101頁。

10《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6。先定為七文準銀一分，后改為此比價。

1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46。

12參閱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戶部，錢法；《清朝文獻通考》錢幣。

13私錢包括私人非法鑄造的貨幣；官局中爐頭工匠偷工減料，鑄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錢；前代的貨幣。參閱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14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

15《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70。

16《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四，錢幣二，考4972。

17《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四，錢幣二，考4975。

18《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七，錢幣五，考5012。

19《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8。

20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2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50。

22張建輝《關于康熙對生息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3《雍正朝鑲紅旗檔》宿字三十九號，轉引自韋慶遠《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研究之二》，載《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24韋慶遠《清代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三》，見《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9年。

25張建輝《關于康熙對生息銀兩制的初步推廣及其在八旗軍隊中的運用》，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6韋慶遠《清代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三》，見《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9年。

2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

28《清高宗實錄》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

29《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30《清朝續文獻通考》卷十九，錢幣一，考7686。

31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32《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8。

33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戶部，錢法。

34《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考5000－5001。

35《清朝文獻通考》卷十六，錢幣四，考5000－5001。

36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四，戶部，錢法。

3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四，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38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一四，戶部，錢法，搭放京餉。

39《清仁宗實錄》卷一六一，嘉慶十一年五月甲子。

40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

4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46。

42《清高宗實錄》卷，乾隆三年三月丁巳。

43陳廷敬《杜制錢銷毀之弊疏》，見《清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三，戶政二十八。

44順治八年正月戶部尚書巴哈納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中華書局1981年，第7輯，第169頁。

45順治九年十月戶部尚書車克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7輯，第178－179頁。

46《清世宗實錄》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

47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禁令。

48《清世宗實錄》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

49《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三，錢幣一，考4968。

50《乾隆朝上諭檔》第十七冊，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頁958、976。轉引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51《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市糴一，考5146－5147。

52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二零，戶部，錢法，錢價禁令。

53《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4《清高宗實錄》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55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56王光越《試析乾隆時期的私鑄》，載《歷史檔案》1988年第1期。

57潘敏德《中國近代典當業之研究（1644—1973）》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13）1985年，第292頁。

58林滿紅《嘉道錢賤現象產生原因‘錢多錢劣論’之商榷－海上發展深入影響近代中國之一事例》，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年，臺北·南港。

59“道光年間，清廷也曾設立政府的信用機關，由內務府在北京設立官錢鋪五家，發行錢票。”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頁。政府發行官錢票，比民間使用錢票晚得多，而且在前期是否起了作用，待進一步研究。

60順治九年十月戶部尚書車克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7輯，第178－179頁。

61（瑞士）傅漢思《清代前期的貨幣政策和物價波動》，載《中國錢幣》1995年第3期。

62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載《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1997年第25期。

63（日本）岸本美緒認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緊縮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銀減少，造成全國性的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出現康熙前期“全面物價下跌及與之相伴的滯銷、收入下降等不景氣的”情況。岸本美緒《康熙年間的谷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載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實，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緊縮政策。據日本學者百瀨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開支尚不及明朝一個內廷官署的經費。乾隆朝在清朝財政盛世的時代中，也只不是60萬兩。”百瀨弘《清朝の異民族統治に於おける財政經濟政策》，《東亞研究所報》，第20號，1943年。轉引鄭永昌譯文《清朝的財政經濟政策》，載《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可見另有原因。

64岸本美緒《康熙年間的谷賤問題－清初經濟思想的一個側面》，載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5FountainofFortune: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338pp.臺北南天書局翻印本1997年。

66轉引劉翠溶書評，載《新史學》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

67《雍正朝鑲紅旗檔》宿字三十九號，轉引韋慶遠《雍正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研究之二》，載《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68參閱韋慶遠《清代乾隆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衰敗和“收撤”－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三》，見《明清史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89年。

69轉引劉翠溶書評，載《新史學》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