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經濟學家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決策者向經濟學家討教時，他們期待所獲得的建議是基于科學的，而非學術派系之爭或政治預設的產物。畢竟，他們所實施的政策會對真實的人民產生真實的影響。然而不幸的是，經濟分析和政策建議背后的推動力量，并非總是可靠的科學。

紐約大學的保羅?羅默最近批評了他所謂的現代經濟學的“數學性”，認為經濟學家應該采取措施，排除經濟學中的學術流派主義和政治因素。

羅默的觀點基于其所屬領域的一場正在進行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思想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羅默的主要擔憂似乎是一些經濟學家有一種傾向，即認為適用于特定理論的規律就適用于一切理論，因此適用于真實世界。羅默援引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的論文為例。

盧卡斯在2009年的論文《思想和增長》中稱，書本或藍圖在促進增長中毫無用處。盧卡斯寫道：“一些知識可以‘包含在’書本、藍圖、機器和其他實物資本中，并且我們知道如何將資本引入增長模型，但我們也知道，這樣做本身并不能提供持續增長的引擎。”

問題在于，盧卡斯的說法只適合部分經濟增長模型，這些模型有嚴格的假設，即“包含的”資本回報會隨著資本的積累降至零位。羅默指出，許多模型根本不適用這一假設。盧卡斯提出的理論――即創造和獲取“包含在”書本、藍圖和機器中的知識并非經濟增長之路――基于一個未經檢驗的決定，即將注意力限制在少數幾種模型上。

從某種程度上說，盧卡斯的決定無可非議，如果他所選擇的模型是唯一的正確模型的話。但事實并非如此。除了批評從個例推出普遍結論的做法外，羅默還將矛頭指向了認為經濟模型只允許一種互動模式、一種個體決策模式的人。

羅默主要反對的是一個假設，即經濟增長模型中唯一允許的互動是所謂的“價格接受”，即在市場現行價格水平上買賣商品和服務。除此之外，我個人還反對另一個假設，即個體決策永遠具有理性預期的特點。

上述假設也許足以成為構建模型、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的基礎，但前提是市場過程構造完全正確，在總量水平上排除個體水平上明顯存在的偏離價格接受和理性預期的所有情況。而市場過程是否滿足上述前提、哪些市場過程何時滿足上述前提，是一個實證問題。聲稱所有市場過程都必須如此構造是歪理邪說。

而這一情況普遍存在。在增長理論領域，羅默認為當前一代新古典派經濟學家的論文，無不引入了價格接受均衡的必要理論限制。羅默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論文除了能提升其作者的學術地位外一無是處。

與此同時，在我主攻的宏觀經濟學領域，我看到經濟學家、銀行家、實業家、技術官僚和政客宣稱，政府可以實施的加速經濟復蘇的政策風險太大，甚至可能適得其反。畢竟，對于符合極其嚴格的理性預期的模型而言，確實如此。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羅默所指出的問題并不是什么新問題。幾天以前，我讀到了加拿大經濟學家雅各布?維納以及法國經濟學家艾蒂尼?芒圖對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批評。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稱，政府刺激就業的措施，必然會產生令人厭惡的、不必要的通貨膨脹，并可能導致產出長期下降。

篇(2)

對中國社會經濟制度有所了解的經濟學家最初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市場常常失靈？換句話說，為什么在中國社會里的“市場”，遠比在西方社會里的市場要更經常地失靈？

這個最初遇到的問題有些“偽”，因為它不對“市場”加以界說。所以，30年之后，中國的經濟學家開始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今天的中國社會里，市場遠比在西方社會里更難以生存？

在問了這一問題之后，經濟學家就不再是經濟學家。因為他追問的是一個社會理論問題，這一問題要求經濟學以外的解答。

韋伯，是一位經濟學家――至少在他那個時代是，他解答了我們的問題：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市場，它是一套社會制度，包括獨立的司法和新聞，獨立的會計、統計，審計、獨立的執法和官僚制度等等，它們有一個名字，就是“支撐系統”――supporting systems――注意，system是復數。

韋伯說，市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有效運行，完全依賴于這樣一個支撐系統的有效性。所謂“獨立”，首先是獨立于政治和宗教，其次是獨立運行從而超越人情與利益關系的規則和程序。

于是我們的問題轉化為：在中國社會里，什么是“市場”？言外之意，在一個韋伯所謂“非西方社會”里――那里幾乎沒有西方的宗教傳統和政治傳統，也沒有與西方歷史相應的支撐系統的歷史，因此沒有支撐系統――什么是“市場”？

也是面對西方的社會理論問題，奈特寫過一本影響很大的書，至少對阿羅這樣的經濟學家影響很大――《競爭倫理》，這本文集在阿羅的博士論文中多次被引用，并且直接導致了阿羅的博士論文《個人價值與社會選擇》。后者包含了今天被稱為“阿羅不可能性定理”的內容，所以其影響在中國這樣的轉型期社會里――此時立憲選擇和公共政策的理論根據對大眾和政府而言都顯得特別重要，簡直可以說“越來越大”，至少是“方興未艾”。

現實中的市場，既要求韋伯所說的支撐系統，又要求奈特所說的倫理和情感方式。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兩者都缺乏，如果不是都沒有的話。那么，對我們中國人來說，什么是“市場”？這是一個問題。

關于理論中的“市場”，經濟學家喜歡完全競爭模型，雖然它很抽象，但它為他們觀察和解釋現實經濟生活提供了或許是最方便的參照系?，F實情境（不論它是否可以稱為“市場”）越是接近這一參照系，自由市場經濟學就越有參照價值。

如果現實情境與理論情境之間有重要差異，那么，經濟學家愿意做如下兩類事情：（1）在完全競爭模型里增加適當復雜的因素，使它接近被考察的現實情境。所以，經典理論可以有許多版本；（2）提出政策建議，改善現實情境中的經濟生活，使它接近完全競爭模型所提供的理論情境。所以，經濟學家通過尋找和落實帕累托改善對現實情境有所貢獻。

中國社會是一個轉型期社會，是一個迅速轉型的社會，是一個同時經歷著“經濟”、“政治”、“文化”三重轉型的社會。在這樣的現實情境中，經濟學家在每一次提出政策建議或政策批評時，都應將他們習慣了的理論的市場與現實中的市場相比較。僅當這兩種情境之間的差異是可以接受的時候，他們的政策建議或批評才可能是正確的。

事實上，作為系統接受了西方經濟理論訓練的經濟學家群體，我們很容易忽視中國市場的歷史特殊性，我們很容易將“市場”當作一個抽象的經濟形態，把它想像成在任何現實情境中都是有效率的。

此刻，常識特別重要。只有基于常識，經濟學家群體才可能建構符合中國社會實在的經濟學。――注意，我說的是符合中國社會實在的而不是僅僅符合西方社會實在的經濟學。

按照我們的觀察，最近若干年來，在中國的公共政策領域，大眾與經濟學家群體之間的愈演愈烈的意見沖突，很大程度上，確實應歸咎于我們經濟學家日益習慣于將理論情境中的市場混同于現實情境中的市場，從而提出了相當多的不屬于中國社會實在的政策建議和批評。

我們由衷希望，有更多的中國經濟學家，甘愿離開政府決策機構，充當民間經濟學家或邊緣經濟學家。同時希望，那些為政府機構提供決策咨詢的經濟學家們，更習慣于反思在西方社會中長期建構起來的理論中的市場模型，更真誠地了解中國社會中的現實的市場及其諸多歷史特殊性――后者往往意味著支撐系統和倫理基礎的缺失或變形。

篇(3)

該研究受到國際關注，但有健康領域的科學家質疑該研究的科學性。

研究者均為經濟學家

7月8日，這篇名為《空氣污染對預期壽命的長期影響：基于中國淮河取暖分界線的證據》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兩位研究者均為經濟學家，分別來自北大和清華。

該論文用統計學的方式得出結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北方地區的5億居民因嚴重的空氣污染平均每人失去5.5年壽命。

論文作者之一，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陳玉宇表示，這是通過北方地區總懸浮顆粒物水平推斷出的結論。

該研究的中心結論是，嚴重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危害是驚人的，長期生活環境中的總懸浮顆粒物每上升100微克/立方米，死亡率上升14%，預期壽命減少3年。

供暖致淮河以北污染跳躍性增高

該論文的研究基于中國特有的冬季取暖政策：以取暖分界的淮河為準，研究選取了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90座城市，收集了1981年到2000年間這些城市每日的總懸浮顆粒物濃度數據，以及疾控系統得到的1991年到2000年這些城市的各年齡段死亡率、預期壽命和死于心肺疾病的數據。

論文另一作者李宏彬解釋，因為南北供暖政策，研究者發現在淮河附近污染曲線出現大幅“跳躍”，“原來是平滑的一條線，到了淮河附近突然有個跳躍，曲線不連續了。”

研究發現，淮河北岸的總懸浮顆粒物比相鄰的南岸跳躍性地高出了200微克/立方米，相應地，人均壽命也發生了突變，北方比南方少五年之多。

沒有大量樣本結論不可信

針對該言論，中國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副司長劉志全回應，上述結論缺乏實證，有失偏頗，“沒有大量樣本得出這個結論不可信”。

篇(4)

赫伯特西蒙是這方面的天才之一，他把認知科學和管理學等的研究成果運用到經濟決策上，提出“有限理性”假說，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西蒙沒有對理性選擇模型做更系統的反駁，也沒有提出備選的更符合現實的決策模型，并未撼動新古典主義唯我獨尊的地位。不過，他的后繼者，心理學家卡尼曼和經濟學家特維斯基，聯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后院放了一把火，這把火越燒越旺，真正改變了經濟學的格局。

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工作現在看起來很簡單，就是用心理學日益成熟的方法和理論來研究經濟決策問題。他們通過大量的心理學實驗證明，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時，并不遵循新古典理性經濟人的模式，而是普遍且穩定地采用啟發式決策；人們在決策中并不在意絕對損益水平，而是在意相對某個參照點的損益水平；人們不可能正確估計可能結果的概率，而是經常高估小概率事件、低估大概率事件等。通過提出理性選擇模型的替代物――行為決策模型，卡尼曼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特維斯基因已去世而未能獲獎。行為決策模型深深影響了經濟學近20年的發展，并衍生出經濟學的新分支――行為經濟學，它滲透到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有點再現早年貝克爾的氣勢。

不過，在卡尼曼和特維斯基的時代，眾多主流經濟學家對行為經濟學還是堅決抵制的。為了更好地傳播行為經濟學，應《經濟展望雜志》之邀，行為經濟學的忠實信徒――芝加哥大學的泰勒教授從1987年開始和他人合作，四年間發表了14篇論文，分別總結和探討了不同領域行為經濟學取得的進展和主要觀點。這本雜志在經濟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又如此密集地就一個理論進行討論，因此帶來了空前的影響。這一系列文章發表后，行為經濟學逐步從角落走向金色大廳，并成為經濟學的主角之一。

《贏者的詛咒》就是由這14篇論文構成。在這本書里，作者運用大量的實驗證據和行為經濟學理論解釋了一些新古典理性選擇模型無法解釋的“異常”現象。比如書中提到的公平和互惠偏好、偏好反轉、損失厭惡、雙曲貼現、心理賬戶等，都是新古典理性經濟人所不具備、而人們實際上本來就有的心理特征。通過這些心理特征，才能夠正確解釋諸如行業間的工資差異、拍賣中的“贏者的詛咒”、股市中的日歷效應和羊群效應、封閉基金之謎等等“異象”。

在泰勒等人看來，尋求合理決策的人總是陷入理智和情感的糾葛，一會兒表現出超級的冷靜，一會兒又表現出天真和幼稚。拿購買股票來說，市場上的股票良莠不齊，散戶很難對其做出準確區分。當散戶和機構同時購買股票的時候，由于機構對股票的了解更多，對于那些有投資潛力的股票，機構搶先購買了，散戶買不到；等散戶好不容易買到手，發現要么價位不合適，要么是機構不要的股票。行為經濟學家把散戶的這種境遇稱為“贏者的詛咒”，即看似散戶成了贏家，實際上是拿著“燙手的山芋”，反倒成了輸家。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比如藝術品、蘭花，甚至土地和房屋等的投資過程中，不了解情況的幼稚投資者或者沖動的投資者總是被“詛咒”，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的有限理性。

實際上，在行為經濟學之前，經濟學家對理性選擇模型的挑戰從未間斷過，從早期的阿萊悖論，到后來的弗里德曼－薩維奇悖論、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說等等，都表達了學者們面對新古典模型的困惑和反思。但只有當行為經濟學出現后，早期積淀的難題才真正有效地得到了解決。毋庸置疑，行為經濟學是繼博弈論之后經濟學一次最大的手術。

現在看來，這次手術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且主流經濟學家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在如今的行為經濟學陣營中，有澤爾騰、阿克洛夫、史密斯等諾獎得主，也有博弈論大師弗登博格和梯若爾等人。這種陣勢，如果還不能說明行為經濟學的超人魔力，那又能說明什么呢？

篇(5)

確實,比克魯格曼年輕3歲的郎咸平,自1994年任職香港中文大學、并重點關注中國經濟以來,他不僅已日益接近前者,而且其在中國的聲名之旺,極可能已超出克魯格曼在美國的影響力。

毫無疑問,2004年的“郎顧之爭”一役,是將郎咸平登上公眾人物之巔的直接推手。雖然,在顧雛軍出獄喊冤之后,格林柯爾這個獨立案例尚存一定的爭議性,但是,在2004年“國退民進”狂熱之時,面對國有資產賤賣、權錢交易橫行的亂象,郎咸平能夠用專業的財務分析方法,透過國企改革個案的詳細解剖,從而引發全民性的國企改革大討論,應該說,郎咸平此舉,無論是對于國企改革技術環節的修正、還是對于更廣泛層面公平正義的呼吁,其時均堪稱居功至偉。

不可否認,2004年郎咸平的一戰成名,有其自身專業學養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中國臺灣出生、求學美國、輾轉中國香港的經濟學家,與內地經濟學家不可避免地卷入學術政治以及利益代言相比,其時更為獨立、亦近乎沒有任何利益羈絆的郎咸平,更便于其登高一呼,直言國企改革亂象—“郎旋風”席卷中國經濟學界,一度壓得國內經濟學家“萬馬齊喑”,郎咸平亦因此獲得“郎監管”的美譽。

不得不承認,郎咸平是一個精力充沛、天分極高之人,在名揚海內之后,其身份逐漸演化為財經主持人、暢銷書作家、演講家,而且在每一個領域均做得風生水起,由其擔任主持人(或嘉賓主持)的財經郎閑評、財經郎眼等節目,均在不同時期成為風靡全國的財經節目,而以一年數本速度推出的《郎咸平說系列》,更是從未在各類暢銷書排行榜中消失,2011年甚至名列中國作家收入排行榜中第9,與此同時,其每場高達25萬元左右的出場費,更可與當紅娛樂明星相媲美,而將國內經濟學家映襯得暗淡無光。

可是,從來“兩全其美”對于世人是一種奢侈,對于郎咸平亦是如此。與其曝光在鎂光燈下的頻率近乎成正比,學界對其異議亦“貶聲”日起,攻其嘩眾取寵者有之,議其財迷心竅者有之,斥其陰謀論者更有之。

盡管,在學界對其貶聲如潮中,不排除有部分同行“羨慕嫉妒恨”的情結。但是,客觀而言,縱觀郎咸平近年來的學者之路,在其暢銷書著作等身之時,專業的學術論文卻日漸乏善可陳,能夠證明其經濟學家(或金融學家)地位的,仍然是其2000年之前發表的學術論著。而如果細究其近年來的文章(或演講),無論是其指點宏觀經濟、金融業,還是其縱論地產業、制造業,在遵循同一條“危機臨近”的線索之下,幾乎均是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陰謀論”過多而建設性近無。

在學界對郎咸平非議日增之時,近兩年的兩件事,亦讓大眾對其極為不解—其一,去年8月,郎咸平專訪陷入“紅十字會風波”中的郭美美母女,并在節目過程中有為對方洗刷之嫌;其二,今年8月,郎咸平在北京高端樓盤璽源臺邀其所作的講座中,慷慨表態“中國樓市最保值”,而日前又大發“中國樓市離崩盤已經不遠”的“宏論”,僅一月時間,前后判若兩人,必然令人殊為難解。

10年,郎咸平完成了從純粹學者到兼職明星的轉換之旅,而這樣的異變,是如此地徹底、如此地“市場化”,又不能不令人為之惋惜,因為對于“視學術為生命”的學者們而言,郎咸平的異變,可謂是得不償失。

也許,與國內經濟學家過于“憂廟堂之所憂”相比,郎咸平特有的“憤民意之所慨”,自有其可貴之所在。但是,其過于附和民意(甚至民意),而失之于學者應有的嚴謹和理性,必然令其在聲名日增之時,非議與不解尾隨相伴。

篇(6)

英雄夢 哲學情

似乎小的時候,男孩子都有英雄夢,但是像孫飛這樣因為英雄夢就開始非專業習武的好像并不多。立志成為英雄的小孫飛開始堅持每天早上5點起床,練習武術,然后早讀,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叵肽嵌紊?孫飛說:“沒想到當時的愛好,在我以后的工作和學習中起到了這么大的作用。”習武的過程使他的身心得到了鍛煉。同時,早起習武也讓他有了更多的時間晨讀,鍛煉、學習兩不誤。這也讓少年時的孫飛一方面是學習上的好孩子,一方面又是壞孩子的“頭頭”。當然,他這個“頭頭”是不會去欺負別人的,只是因為他的武功很好,所以,很多調皮的孩子都圍在他身邊。

孫飛以優異的成績進入了中學,生活也在安寧和計劃中一天天過去。但是到了高中,生活出現了小小的改變。高中增設了哲學這門學科,孫飛一下子就被哲學的辯證思維吸引了。他也一直夢想著可以上北大哲學系。但是高考的時候他發揮失常,考試成績不理想,他被調劑到了當時的北京商學院,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工商大學,在技術經濟系的物流管理專業學習。高中時,孫飛接受的是簡單的經濟學理論學習,大學里可以接受到更全面更系統的學習。這樣,孫飛開始寫一些簡短的文章,發表在校報上。

大學時期,孫飛以最高票當選為校學生會主席,這也讓孫飛擁有別人不可能有的鍛煉平臺和機會。而大學的實習,孫飛又是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度過的。這讓他近距離了解最新經濟信息。一個偶然的機會更讓孫飛找到了發展的方向。一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現代企業導刊》在北京舉辦了首都金融界知名人士招待會,他們的交流讓孫飛感到金融是一個充滿神秘與魔力的行業,也讓他有了對金融行業研究的沖動。孫飛說:“原本我畢業后可以去中央部委工作,但是由于我對金融感興趣,最終選擇了到中國建設銀行。”

實踐理論雙豐收

在建行的工作使得孫飛可以更好地將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也為孫飛的發展提供了第一個舞臺。

工作后的孫飛開始潛心研究金融發展,并且開始發表大量的文章。這個時候,信用卡開始在我國萌芽,孫飛通過自己對信用卡性質的了解,把它與我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采用集體智慧,提出了“龍的傳人用龍卡”、“我的臉就是信用”等膾炙人口的宣傳口號。雖然這些口號現在看來并不是很潮,但是在當時卻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

到建行半年之余,被作為重點后備干部培養的孫飛就到了廣東進行農村基層建設,也就是下鄉扶貧。那時的扶貧是把技術、資金和新思維帶給當地的人們,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此時的孫飛一方面進行扶貧建設,一方面還進行著金融方面的研究,發表文章上百篇,其中《中國農村的核心問題――農民的利益問題》發表于《中國改革》雜志。

由于扶貧成績突出,孫飛被評為農村基層建設優秀工作隊員。因為人才短缺,特別是金融領域人才更是短缺,而孫飛不僅實踐工作做得好,又在金融方面潛心研究,建行廣東分行的領導就希望他擔任團委書記一職。通過投票選舉,孫飛以最高票當選,當時他23歲。

建行的舞臺顯然沒有讓孫飛滿足。1995年,那時的商業銀行業務比較傳統,證券市場充滿了挑戰和創新。這時對證券業產生濃厚興趣的孫飛又主動調入了中國民族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孫飛作為核心負責人籌建了證券總部,處理很多投資銀行業務與證券經紀業務,如西寧特鋼、延邊公路上市輔導及主銷商,等等。

在這期間,孫飛并沒有停下自己充實理論的腳步,他在職攻讀了中國社科院財貿系貨幣銀行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

2000年,孫飛被調入全國游樂園龍頭企業北京石景山游樂集團,進行掛職鍛煉。為了使自己的理論跟得上新世紀的腳步,孫飛報考了排名全國第一的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學專業在職博士,師從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一級教授胡乃武。

通過這次學習孫飛收獲的不只是專業知識,人大厚重的學術氛圍更是陶冶了他的情操,讓他可以在喧囂的城市中堅定自己的方向。在這期間,他發表了很多文章,很多是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特別是金融方面的,厚厚幾箱的文章他一直珍藏著。

工作了一段時間后,石景山區領導打算讓孫飛擔任石景山區發改委或研究室的領導。孫飛說:“我覺得石景山區的空間太小了,而且我還是更喜歡與金融打交道?！碑敃r正值重慶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重組,公司總裁很欣賞孫飛,聘請他去做公司總裁助理,同時擔任公司北方區的黨支部書記,主管北方業務并大力拓展信托及投資銀行業務。

信托――又一個馳騁的舞臺

孫飛開始了他在信托業務領域的馳騁。用孫飛的話說,原來的信托公司有點不務正業,一直做商業銀行的存貸款業務和證券業務,信托的“一法兩規”出臺之后,信托公司才開始真正做信托業務。孫飛說:“這時,我一方面做大量的信托研究,另一方面做了很多金融及房地產信托的創新。”在信托界孫飛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也將這些理論成功地運用到了公司的業務中。2002年孫飛親手操刀,完成了我國第一單上市公司的信托收購――四川美豐股權信托收購。之后,孫飛又首創我國第一例準REITS――北京景龍國際公寓股權投資信托計劃與國內首例“信托+銀行”模式典范――世紀星城股權投資信托計劃,這些也奠定了孫飛在金融信托界的聲望。

在事業發展的上升期,孫飛還對金融市場優化理論進行了創新,針對我國金融市場存在的一些問題,如一行獨大的現象嚴重,金融監管屬于高度管制,對民營資本的進入門檻較高,他提出了“風險投資VC+私募基金PE+信托+銀行+海內外資本市場”的金融優化發展路徑。多年來,發表文章800多篇,主筆了大量書籍,代表作有《現代工商管理》、《信托治理優化論》、《金融風暴啟示錄》、《中國經濟大趨勢》等。

這時,香港沿海投資集團找到孫飛,希望他擔任公司的執行總裁,主持集團金融、地產、礦產資源投融資及收購信托公司工作,收購信托公司完成后出任CEO。這也與此時孫飛的想法不謀而合,他主持成功收購了一家信托公司并換發了新牌照,累計運作資金60億元。但是由于信托公司股東不和,使得孫飛無法出任信托公司的CEO。

之后,孫飛開始打造國巨資本,之后經北京金融工作局批準,籌備組建了國巨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開始自己當老板?，F在又同時擔任中國企業海外發展中心主任、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長、國際財務策劃標準聯盟協會副主席、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理事、世界資本市場控股集團副董事長、美國萬通投資銀行控股集團副董事長、中國國際資本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昊朗體育控股集團執行董事、美國格林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華興銀匯資本董事長等眾多經濟職務與國際及國家社團的領導及專家職務。

雖然擔任了很多的社會職務,也有很多的演講要參加,很忙碌,但是孫飛依然堅持每天潛心學習,瀏覽大量信息,更好地把握外面的世界。他說:“網絡是我獲取信息的最主要方式,每天花在網上的時間都會在1～2個小時,我可以獲取很多高端信息,在每一次演講或是講課前一天,我也都會上網查閱是否有關于演講內容的最新動態和政策。”

在專家、總裁、董事長的身份之外,中國社科院及菲律賓比立勒國立大學、太歷國立大學、美國美聯大學博士生導師是他的又一身份。如今的孫飛已有8位博士生畢業了,他們或是政府官員或是企業家。他總是告訴學生要有宏觀的思維、戰略家的眼光、國際化的視野、實干的精神和實操的經驗才能夠成就一番大業。教學中,孫飛看重的不是教給學生某種觀點,而是交給學生分析的方法,能起到舉一反三的效果,這才是重要的。在論文方面,孫飛的要求也是嚴格的:“我都是按人大的標準來要求學生的論文寫作,通常開題報告我都會打回去好幾次,我希望我帶出的學生的論文要有原創性。不是簡單拼湊就可以了?！?/p>

“現在的我都快成為空中飛人了,但是我很喜歡這種忙碌,要是讓我閑下來,反而覺得無所事事。當然,我會把所有的事情處理得很好?！睂O飛的博客幾乎是由他的助理和秘書來打理,很多是機構邀請他開的名人博客,或是已經開好只要他發表觀點就可以了。當然,還有很多事情是別人不能代替的,那就是金融研究,做課題,寫著作。

現在步入中年的孫飛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現在和今后最想做的還是將理論和實踐更好結合,將自己在金融學方面的觀點運用到實際操作中,自己的公司也給予了他這樣的實踐平臺。另外就是希望可以在復雜的環境中,提出更適合中國發展的理論,更好地為金融業的優化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孫飛博士簡介

著名金融信托專家、經濟學家、投資銀行家、高級經濟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企業海外發展中心主任、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長、國際財務策劃標準聯盟協會副主席、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理事、世界資本市場控股集團副董事長、美國萬通投資銀行控股集團副董事長、中國國際資本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昊朗體育控股集團執行董事、美國格林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華興銀匯資本董事長。

在中央及省級報刊發表理論文章600多篇,40多篇論文獲獎,并著有以《現代工商管理-中國MBA經典》、《信托治理優化論》、《金融風暴啟示錄》為代表的若干著作,主持了《國有企業重組基金研究》等多項大型課題研究,以及改制上市、并購重組、項目融資、財務顧問、信托創新等工作。

2003年入選《中國專家人名辭典》第12卷, 2004年4月入選《中華名家》,2004年8月入選《當代中華優秀兒女》,2004年9月入選《中華優秀人物大典》,2004年10月獲中國城建與房地產科學發展“50位突出貢獻人物”榮譽稱號,2005年1月入選《世界名人錄》,榮獲2005年度“中國發展百人獎”、“學術創新獎”,全球華人博士十大經濟人物,2008年1月當選“影響中國進程100位杰出企業家”,2009年1月當選“世界十大杰出華人投資銀行家”,2009年8月榮獲“世界經濟十大華人杰出投資風云人物獎”,2010年1月被授予“關注公益事業愛心人士”榮譽稱號。

主持或參與的大型課題:

1.國企重組基金可行性研究(國家級)

2.國家科技攻關課題:西部大開發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研究(國家級)

3.企業集團組織布局與北京制造業發展(省部級)

4.國家攻關課題:西部區域創新體系研究(國家級)

篇(7)

論文關鍵詞：創新，創新型經濟，驅動，模式

 

《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出，我國經濟發展要“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在十二五期間及未來更長的時間內，創新型經濟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

1 創新型經濟的概念

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是創新型經濟理論的鼻祖，其在1912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首次將創新視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核心，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是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其中任何要素的變化都會導致生產函數的變化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 [1]”，并給出了創新的概念：創新包括發明、創新和創新的擴散二重含義，其中創新是指新發明（新產品、新工藝、新方法或新制度）第一次運用到經濟中去。熊彼特將企業家視為創新的主體，通過創造性地打破市場均衡，才會出現企業家獲取超額利潤的機會，并認為動態失衡是健康經濟的“常態”，而非古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均衡和資源的最佳配置。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更多地關注經濟效率經濟學論文，而不是經濟增長，認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資源生產出有價值的商品，在不同的群體中分配，并利用價格信號來擴大稀缺資源分配的效率。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創新是外生變量——黑箱，對價格信號單獨起作用，不能被積極主動的經濟政策所引導的。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中描述了與新古典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不同的經濟學及經濟制度，認為長期經濟增長應該一直是經濟學關注的中心，制度、企業家和技術變革是這一經濟制度和經濟增長的核心，創新是市場的進化過程，創新、制度、文化、規范、法律等這些在以往的經濟學中是難以模型化的因素皆是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2]。

基于熊彼特經濟增長理論的創新型經濟理論在最近15年才受到足夠的重視，創新型經濟（或新經濟）提法也零星出現，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把經濟發展分為生產要素導向、投資導向、創新導向和富裕導向四個階段[3]。創新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是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進行重新定義的經濟規則。我國洪銀興教授認為創新型經濟是體現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要求、以知識和人才為依托、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以發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和新產品為著力點、以創新產業為標志的經濟。其基本特征是經濟增長由主要靠物質投入（資本、勞動、土地）推動轉向創新（知識、技術、制度）驅動，形成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現代產業體系，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大學和科研機構介入技術創新體系[4]。

創新型經濟主要關注的是社會如何創造新形式的產品、服務及商業模式來擴大財富，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生活質量。知識、技術、企業家精神、創新是這一經濟模式的核心，在創新型經濟下，經濟政策的核心目標是促進生產力高度發展和大量創新畢業論文開題報告。筆者認為：創新型經濟是指經濟增長主要由物資投入（資本、勞動、土地）驅動轉向主要由創新（知識、技術、智力資源、企業家精神、制度）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建立在動態的、彈性的網絡式創新系統之上，以靈活、快速、個性化的反應為基本特點，企業、大學、各類研發機構、政府、服務中介、顧客是這一經濟發展模式的主體，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將成為其主流產業。創新型經濟意味著革新，決勝于不斷地向前突破，經濟增長不是來源于更多的投入及提供更多的同類產品，而是源于相對較少的投入，高效率的創新（新價值、新產品、新服務、新程序、新管理模式）。但創新也有負面作用，創新能力越強，知識不對稱將一直存在，且會加速危機的爆發經濟學論文，但同時，知識不對稱將成為創新的最好來源。

2 創新型經濟的特征

創新型經濟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重新定義，與以往的經濟發展模式有明顯的區別：

 

傳統經濟模式

創新驅動的經濟模式

關注物質資源（資本、勞動、土地）和分配效率

注重無形資源（創新、知識、技術、智力資源）及長期的優質的經濟增長

封閉的創新系統

開放的、網絡式的創新系統

當地集聚

全球集聚[5]

追求成本最小化，通過縱向一體化來縮減成本

注重高價值的投入和生產效率的增加，通過靈活的外包減少成本

生產不同內容產品的企業間分界清晰

邊界變得模糊，所有的企業聯系在一起

被迫快速變化的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足夠應付快速變化

顧客接受標準化的商品、遵從大規模生產，非常有限、固定渠道的選擇（注重顧客關系管理）。

顧客個性化的需求及附加價值，多渠道的選擇，并獲得授權，成為創新的主體之一（注重顧客知識管理）

個體重點關注技能、工作、職業

高質量的工作及可觀的人均收入及學習和職業生涯的靈活性

關注大企業，注重經濟發展的規模

關注企業家，人才和基礎設施的投入，注重靈活的商業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