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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與傳播學關系分析:理性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

摘 要：當今社會，新聞學與傳播學作為一門專業性學科，對我國的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意義。新聞學與傳播學是研究新聞事業活動和其工作規律、探索人與社會關系的科學。在這個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新聞早已與人們生活密不可分，電視、網絡、QQ、微信、微博等各種信息工具，已經被廣泛的運用到新聞傳播當中。如何讓人們清楚認識新聞學與傳播學，理性審視兩者關系，成為本文探討的重點。

關鍵詞：理性；新聞學；傳播學；關系

隨著新聞事業的快速發展，新聞學與傳播學開始得到了人們的高度重視。新聞是將近期發生社會活動或事件進行事實報道，傳播則是借助相應的傳播媒介將這些信息進行宣傳，兩者相互影響，但又不盡相同。在實際生活當中，不管是新聞學還是傳播學，都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傳播手段，主要遵旨是服務于人民。因此，我們應該理性的審視兩者間的關系，為我國的新聞事業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

1 新聞學與傳播學的概述

（一）新聞學

新聞學（journalism）是指研究新聞事業和傳播規律的一門社會影響類學科，是社會學的一種存在形態，也是傳播學的一個分支。其中包含理論、歷史和應用三大部分。通常會借助視覺工具、圖片、動畫、視頻等多種信息化形式，將社會客觀存在的新聞事件與人類社會關系進行描述，快速準確的表達其傳播意圖。新聞學存在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經濟、政治、環境、體育、娛樂等領域，它以形象的、互動的、可視化的方式呈現新聞，服務公眾，以公開的數據為基礎，依靠特殊的軟件程序對信息資料進行處理，從而挖掘事件背后的重要意義。

（二）傳播學

傳播學（communication）又稱為傳意學或傳學，是研究人類與社會一切傳播過程和行為、事物發展和社會關系、社會信息和其運行運行規律的一門專業性學科。屬于社會學范疇。傳播學研究的重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語言學等等多種學科通常會用到傳播媒介和信息手段，對新聞內容進行快速有效的控制。簡單而言就是指研究人類如何運用各種符號對社會信息進行傳播與交流的一門學科。

2 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和區別

我國早期的新聞學，主要存在于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大學，新聞本身所包含的學術性內容較少。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的新聞系大學僅存在幾所，主要是以傳受新聞工作技藝為主，沒有實質性的項目研究。20世紀80年代后，新聞從事工作者開始對新聞以外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和研究，例如：新聞傳播活動與社會領域活動間的關系，新聞開始涉及“學”的成份，有了最初的學術內容。新聞和相關活動的傳播現象，開始不限于新聞采編，它涉及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比如：各種社會因素影響下的傳媒運作，這些內容的傳播不僅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行為，也開始對新聞學和傳播學有了細致的區分。下面就從幾個方面對兩者的關系進行說明：

（一）從誕生背景、現狀及未來發展看兩者的關系

早在20世紀，德國大學中就有學生開始以報紙作為研究對象對新聞學進行研究，20世紀初，新聞學成為一門熱門學科，其理論體系已經相對成熟。美國大學開始在學校內部增設新聞學院，對學生進行新聞教育；傳播學真正形成始于20世紀50年代，與新聞學相差僅半個世紀，屬于一門新興的學科。傳播學作為一門邊緣性學科，它與社會學、新聞學、政治經濟學、人文學、語言學等學科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在我國1996年一位李啟教授寫了一篇《論述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文章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他認為新聞學和傳播學屬于不同的學科，因為兩者的研究對象和背景、理論構架都存在著較大的區別，同年5月《新聞大學》編輯部針對這一問題專門開設了一場研討會，邀請復旦大學新聞專業的相關教師、同學與上海外國語大學的部分老師，以“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為題對兩門學科的不同進行了探討，研究表明兩者屬于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借鑒的關系，并不存在誰取代誰的這種現象。兩者都是時展的產物，要加強新聞學與傳播學的教育工作才是重點。隨著時代的發展，目前新聞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的發展開始趨于明朗化，但兩者的理論體系和完整性仍相對薄弱，需求進一步提升。未來時代是一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新聞學和傳播學會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從兩者的學術研究角度來看，傳播學可能會相對占優勢，新聞學則與我國國情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從就業角度來看，兩者關系并無較大區別。

（二）從研究對象看兩者的關系

新聞學作為一門專業性學科，主要是研究新聞采編又或者說是新聞傳播。而傳播學作為社會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人類社會活動現象，像人際傳播、大眾傳播、群體傳播等。新聞學傳播主要依靠大眾媒介，是傳播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因此，從兩者的研究對象上看，新聞學包含于傳播學之中，新聞學的研究是傳播活動的一部分，兩者屬于相互依存的關系。

（三）從兩者的研究意識來看

新聞學主要研究的是新聞業務方面，它關系著新聞工作的實際操作方法和研究規律，就算在研究中涉及新聞理論，也要對其真實性進行探討，新聞學主要注重“術”的研究，具有較強的實踐意識。而傳播學注重“學”的研究，主要依靠實際方法對人類傳播活動的規律進行系統的研究與分析，具有較強的理論意識，在這一點上兩者的關系并不大。

（四）從兩者的研究方向來看

新聞學注重實際應用，它的研究會涉及新聞以外的諸多東西，如，國內外媒介研究的實用性，相比而言，傳播學更加偏向理論學習的研究，如火爆歐洲的超級媒介理論研究。在未來的發展中，如果偏重學術方面，選擇傳播學會相對比較容易，如果想要做新聞媒體工作，應該選擇新聞學會比較專業，從這一點關系可以看出，兩者從本質上給學者提供了不同的選擇方向。

（五）從研究范圍看兩者的關系

新聞學出現早于傳播學，它是傳播學的一種特殊現象，屬于大眾傳播范疇。傳播學屬于社會學，它的范圍包含了人際傳播，大眾傳播、組織傳播等等。新聞學研究的主體是新聞本身，而傳播學的研究主體是整個社會傳播信息系統，它涵蓋了整個新聞學，兩者關系看似密切，卻又存在實質性的區別。

（六）從研究方法上看

傳播學主要是通過實證來研究事物傳播規律，進過實驗與變量分析，提出理論依據，對人類活動的傳播方式和現象進行分析解釋。新聞學則通過實踐經驗，對事物進行歸納總結，在實踐中找出不同的操作方法和規律，對進行工作指導。新聞學是傳播學的重要分支，兩者相互影響，卻又有著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未來不管怎么樣發展，兩者在本質上還是相關聯的，因此，要理性的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

（七）兩者相互影響，共同發展

隨著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一些研究學者開始偏向大眾化，不再局限于一種學科的研究，新聞學和傳播學的興起不僅可以帶動我國的經濟發展，也給政治和文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為了適應社會發展需求，兩者在關系上開始變得融洽，在新的教育體制改革下，新聞學和傳播學兩者相互影響，人們開始在新聞教育體制上加強傳播學的教學應用與研究，將兩者進行完美的結合，遵循兩者自身的規律和社會發展要求，為我國的新聞事業創造良好條件的同時，實現了共同發展。

3 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發展下，新聞學和傳播學已經我國新聞業發展的重要力量。為了促進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發展，兩者應該理性審視彼此間的關系，做到相互借鑒、互相扶持，共同進步，將理論體系落實到實際建設工作當中。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實現雙方的合作共贏，為新聞事業創造有利的價值，為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提供有利的保障。

新聞學與傳播學關系分析:武警院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研究

摘要：為武警院校學員開設的“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有助于通過新聞傳播理論的學習提高武警院校學員從事新聞傳播與新媒體運營工作的能力。對部隊來說，有利于培養自己的新聞傳播人才，為軍事新聞媒體的運營工作及處理涉軍輿情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是“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的新領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為課程定位有待明確、教學內容有待取舍、教學方法有待創新、學習方法有待選擇等方面，本文針對這些不足提出相應的對策，以供教研人員參考。

關鍵詞：武警；院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教學

為武警院校學員開設“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是個新的嘗試，有助于通過新聞傳播理論的學習提高武警院校學員從事新聞傳播與新媒體運營工作的能力。對部隊來說，有利于培養自己的新聞傳播人才，為軍事新聞媒體的運營工作及處理涉軍輿情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概況

在地方大學，“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教學內容主要有傳播的本質、模式、功能、原則，新聞的概念性質和功能，社會主義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等，使用的教材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是在新聞系開設此類課程，有的院校在對外漢語系也會開設類似課程，如“跨文化傳播”。除了個別政工類院校或專業以外，在武警指揮類院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作為一門專業課出現在課程設置中尚處于起步階段。目前，該課程是武警指揮專業中國語言文學方向的選修課，為大四學員開設半學期，共有50個課時，使用童兵所著的《理論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作為教材進行授課。

二、武警院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存在的不足

“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是四年培養期的唯一一門新聞傳播理論課程，在教學上存在以下四點不足。

（一）課程定位需要明確

作為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對中文方向的本科戰士學員來說，普遍年齡與地方大學生相比要大五六歲，他們往往不太能夠接受理論學習。對高中畢業入伍的青年學員來說，他們中的大部分往往是理工科背景，因而對社會科學的了解比較薄弱。面對這樣的教學對象，“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教學定位相對來說比較復雜。它既不屬于基礎課，也不屬于專業核心課程，類似人文素質課程卻又占用了專業課課時。

（二）教學內容需要精煉

依據當前比較通用的《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教材，內容包括新聞傳播行為、理論新聞傳播學對新聞起源的認識、新聞傳播的特點、新聞傳播者、新聞傳播內容、新聞價值、新聞選擇、新聞傳播過程、新聞傳播要求、新聞傳播媒介、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受眾、新聞傳播效果、新聞傳播調控等，相當龐雜。總體上來說，現行教材理論過強，與學生距離過遠，實用性太弱，難度太大，需要去繁就簡，精講重點內容，對次要內容予以精簡。

（三）教學方法需要創新

首先，由于課時不足，課時安排過于緊湊造成教學速度太快，節奏非常緊張，學生吸收知識比較困難等問題。而且，大四學員往往忙著各類考核，學習時間有限，采用地方大學式的按章節逐節細講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其次，學員生活比較單一閉塞，除了軍隊相關的生活內容，他們和社會上的新聞傳播輿論場基本絕緣，最新的案例難以高效講解。再次，長期以來教學形式比較枯燥，而院校教學評價的趣味化趨勢對教員提出了較高要求，于是我們嘗試采取話題討論的教學法，學生分為兩組，分為正反兩方課堂討論，學生課堂反應有所改善。最后，實踐教學部分，操作難度較大。由于院校軍事化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出于人身安全考慮等多方面原因，學員課外實踐機會很少，長期限制在院校內部，因此可發掘的新聞素材少之又少。

（四）學習方法需要選擇

在學習方法的選擇偏好上，與普通地方大學學生相比，武警院校的學員存在明顯的差異。武警院校學員盡管心理上并不認同“滿堂灌”，但因為種種原因卻不得不接受這種教學模式。而地方大學學生就能夠根據自己喜好來摒棄高中式的“滿堂灌”的學習方法。對于理論性實踐性均較強的課程，在實踐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操作中卻相當困難。地方大學課表空余部分較多，有時間條件安排學生參與社會調研，甚至參加老師的課題與學術會議。而武警院校學員的課表是統一設置的，從周一到周六上午，課程門類繁多、時間緊迫、要求太高，課余時間相當有限，離校進行社會調研和旁聽學術會議幾乎不太可能，這種現實情況導致學習方法的選擇有待探討。當然，由于教學領域太新，教員缺乏相關經驗也是暫時無法改善的缺陷。

三、改進“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的對策

（一）明確課程體系

本文的頂層設計側重于教學規劃方面。具體來說，教學規劃部門應根據不同類型的學員量身開設不同的科目并確定開設順序。本門課的開設目的是要達到兩個目標，一是基本目標，即重視基礎知識、基礎理論與基礎技能的訓練；二是較高目標，使學員不僅在知識上了解新聞傳播學的發展方向，在筆頭上也要獲得初步的新聞撰寫能力，增加對軍事新媒體的了解，形成初步的媒介素養。如條件許可，還可引導學員將所學理論服務于武警部隊建設，例如軍事新聞的傳播、涉軍輿情的分析等。

（二）明確課時配備

由于本門課程的課時與地方大學相比稍顯不足，故而只能采取抓重點內容的教學方法。至于重點內容的內涵則應該結合學員實際需求進行統籌。在理論講授上把新聞概念、傳播過程、傳播模式、傳播效果及言論自由的必要限制作為主要內容，在實踐教學上把自習時間的案例討論作為重點，除了教材上這些內容，還需要大量講解軍事新聞的內容，另需預留一定量的練習和復習課時，從而鞏固教學質量。

（三）明確學習意義

根據教學經驗，武警院校學員在學習本門課程時可能會出現以下三種情緒。第一種是非專業情緒，高中畢業考學的學員在入學之前沒有學過任何新聞傳播類課程，且高中階段往往是理工科，對大四學習社會科學類課程在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難度，在培養新聞敏感等專業意識方面先天不足，容易產生非專業情緒。第二種是畏難情緒，“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的教材理論性太強，論述過程較為枯燥，學員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因此，應明確本門課程的基礎是部分理論，但主要是一門應用課程，并在教學實踐中注意貫徹。第三種是消極情緒，由于本門課程不屬于需要考核的軍事類科目，且大四學員臨近畢業，容易降低自身學習標準，為此，應明確新聞傳播學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更要明確在日后任職過程中的重要指導意義。

（四）明確教學方法選擇

新聞傳播知識的教學方法多種多樣。應先學習地方大學先進經驗，結合自身課時較少的現實，做好教學方法儲備，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比如多媒體教學法、案例教學法、情境教學法等。多媒體教學法通過多種形式來表現教學內容，提供給學生多種感官的刺激。案例教學法可以把所學的知識結合到各種案例中，引導學員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情境教學法是為了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理解教學內容，教員往往有目的地引入或創設具有一定情緒色彩的、以形象生動為特點的場景，以引起學生一定的情緒體驗，引發學生思考，從而真正達到教學效果。比如講解“沉默的螺旋”理論時，教員先對概念及其發生機制進行講解，然后組織學生進行角色扮演游戲，通過對主流輿論的行程過程進行模擬，讓學生親自去感受體會占優勢地位的觀點造成的壓力。綜上所述，武警院校在“新聞學與傳播學導論”課程教學上雖有前面所說的不足之處，但這門課程基礎性強、應用范圍廣，一旦對策適當，一定可以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

作者:李岑星 劉宇昕 單位:武警工程大學

新聞學與傳播學關系分析:理性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

引言

新聞學在我國的發展走過了近百年的歷史,北京大學1918年成立新聞學研究會,標志著我國的新聞學的誕生。隨后徐寶璜《新聞學》問世、邵飄萍發行《實際應用新聞學》,這些著作的先后出現標志著我國新聞學的成熟。傳播學則是改革開放之后傳入我國并獲得了迅速發展,一度成為我國的一門“顯學”。由于新聞學與傳播學有著一定的關聯性,所以“新聞學拓展出傳播學”、“傳播學將取代新聞學”等一系列論斷層出不窮,但是也有丁淦林、李良榮等一些知名學者從概念、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產生背景等眾多方面論述了新聞學和傳播學的不同。本文梳理了一些對于傳播學和新聞學二者關聯性問題的有影響的爭論,然后又分析了二者在產生的背景、所具有的功能等方面的差異,旨在引導人們理性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以便更好的開展對于傳播學和新聞學的研究與教育工作。

1有關新聞學與傳播學關聯性的論斷

1.1 新聞學“拓展”出傳播學

對于新聞學、傳播學二者關聯性的問題,甘惜分、高永振以及何光先等學者認為傳播學是由新聞學拓展出來的,所謂傳播學研究無非就是從一些新的視角、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拓展新聞學的研究領域、拓展新聞學的研究對象而已,因此傳播學應該從屬于新聞學,還將傳播學稱為“廣義新聞學”。例如1988年何光先在《現代新聞學》中指出“傳播學成為新聞學研究不可回避的新課題”,“應該把傳播學列入新聞理論的研究對象”。這種觀點主要出現在傳播學進入我國的初期,那時學者們認為傳播學所研究的內容都是新聞學應該研究的內容,因此提出了“新聞學拓展論”的觀點。傳播學在發展初期的研究對象確實與新聞學有所重合,因此說兩者具有關聯性不無道理,但是傳播學是在政治學、哲學以及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發展的,片面的認為傳播學屬于新聞學是不合適的。

1.2傳播學會“取代”新聞學

上世紀90年代,邵培仁、胡正榮等學者提出了“取代論”,認為新聞學將逐漸轉向傳播學,將成為大眾傳播學或者被大眾傳播學所取代。例如1995年邵培仁與葉亞東合著《新聞傳播學》指出“傳統的新聞學已經失去了光輝”,于是倡導“改革新聞學,給新聞學引進新的方法、植入新的基因”,為此,邵培仁等名家預測新聞學會先發展成新聞傳播學,而后徹底變為傳播學,傳播學“取代”新聞學是“社會的需要、歷史的必然”。隨后1997年胡正榮發文指出傳播學的發展軌跡是“新聞學發展到大眾傳播學,最后再發展成傳播學”,同樣支持傳播學將“取代”新聞學這一論斷。雖然有眾多學者贊成這一觀點,但是不得不承認新聞學中像“事務新聞學”等內容是傳播學始終未涉及到的,而且從“取代論”提出到現在已有近20年,絲毫沒有出現新聞學將被傳播學“取代”的跡象,所以這一論斷就不攻自破了。

1.3.新聞學與傳播學將“融合”

學者們除了認為新聞學將被傳播學“替代”外,另有學者提出了大眾傳播學與新聞學研究將融為一體,難以區分,更有學者認為兩者將會“融合”為“新聞傳播學”這一新的學科。持這類觀點的學者有陳力丹、童兵等一些名家,在他們的倡導下傳播學和新聞學將“融合”為“新聞傳播學”的論斷很快引起了轟動,隨即出現了大量關于“新聞傳播學”的理論專著。例如1996年徐小鴿發行了《新聞傳播學研究》,明確提出了“將傳播學與新聞學有機結合”,并聲稱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門新興學科,即新聞傳播學”。劉衛東在1999年出版《新聞傳播學概論》中則直接定義:“新聞傳播學是研究人類社會信息交流現象和活動規律的新興交叉學科”,也主張在傳統的新聞學基礎上構建新聞傳播學。陳力丹更是在多篇論文中提出“傳播學和新聞學二者已經融合”。傳播學同新聞學有著一定的關聯性是不容置疑的,兩者在互相借鑒的基礎上發展是有可能的,但是兩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眾多方面是存在差異的,所以簡單的認為它們將“融合”成一個學科可能性不大。

2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差異性

由以上對于新聞學與傳播學關聯性的論斷可以看出,新聞學和傳播學關系密切,但是通過分析可以得出,兩者之間存在著許多差異性,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兩者產生背景存在差異

眾所周知,許多學科都是在人們社會實踐的基礎上產生的,新聞學也不例外,它正是人們新聞實踐的產物。新聞事業產生于19世紀上半葉,新聞學隨著新聞事業的發展于20世紀誕生,新聞學早期的著作基本都是涉及包括采訪、寫作以及編輯等在內的實際新聞運轉業務,后來擴展到評述、總結新聞事業的歷史等。此外,新聞學自產生之初就側重研究新聞事業與民主整治的關系,例如《解放日報》等一些黨報理論。與新聞學相比,傳播學則是多學科交叉、滲透而成的學科,它伴隨著電子傳媒等大眾傳播事業的興盛而出現,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以后的美國。隨著以新聞和廣告等為傳播內容的大眾傳播業的不斷發展,社會受到大眾傳媒業越來越大的影響,于是人們開始嘗試借助社會學、信息科學、哲學以及政治學等眾多學科的知識來對社會上的信息交流活動進行跨學科研究,這是傳播學所產生背景,顯然與新聞學存在著巨大差異。

2.2 兩者研究對象和領域各異

新聞學和傳播學二者無論是在研究對象上還是在研究領域上都是存在差別的。從研究對象上看,新聞學研究對象可以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眾傳媒上所承載和傳播的新聞信息,如什么是新聞、新聞的特質以及新聞采寫編評等內容;第二部分是大眾傳媒與社會的關系,如國家和政黨對傳媒業的運用、管理;第三部分則是大眾傳媒及其活動。正如錢辛波在《新聞學是一門科學》中所言:“什么是新聞學?那就是研究人類新聞傳播活動的產生、發展及其規律和它對社會影響的一門科學”。與新聞學相比,傳播學要研究包括傳播媒介、傳播者和受眾以及傳播效果等眾多對象,除此之外公共關系、電影、廣告、圖書以及大眾文化等內容也是其研究對象。因此可見,雖然二者研究對象和領域有重合部分,但是總的來講是各有側重的。

2.3 兩者研究方法不同

傳播學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不同于新聞學。例如,注重研究方法是傳播學的一個優點和特點,只就其實證研究而言,它就具有個案研究、抽樣調查、控制實驗以及內容分析等。此外,傳播學在研究方法上還帶有十分鮮明的思辨性。如美國作為傳播學大國 ,一直強調將心理實驗、社會調查等研究方法運用到傳播學中,通過對傳播內容進行客觀、定量的分析來得到結論,以此作為完善傳播活動的科學依據。相比之下,新聞學對研究方法則顯得不夠重視,由于它側重于媒介的新聞和評論方面,帶有很強的理論性,因此一般以定性研究為主,通過歸納、演繹等基本的推理方法來進行研究。

2.4兩者的功能有別

新聞學和傳媒學的功能是指兩者在與社會和大眾的互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作用、能力和功效,兩者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新聞學重點突出新聞報道,其最重要的功能正是通過新聞報道來滿足公眾的日常需要、維持新聞傳播系統的穩定。例如我們能夠利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紙來獲知新資訊,正是新聞學作用的體現。此外,對時事發表評論也是新聞學重要作用的一大體現,發表時事評論能幫助人們明確媒介或者他人對當下社會問題的觀點和看法。總的來說,新聞學側重培養具有責任感的社會人才,通過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來發揮輿論監督的功能。與新聞學相比,傳播學所發揮的功能更為寬泛,它不僅能夠發揮監視環境、協調社會等作用,而且還能傳承文化、推動經濟發展。如傳播學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體現在它所提供的理論和方法能夠作為商品進入市場,正如李希光所言,傳播學所講授的內容除了一些理論知識,還涉及到包括公關、組織傳播等在內的實用課程,這些理論和方法能夠直接為各類工商企業、組織機構以及公關公司服務,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3結語

總而言之,新聞學和傳播學是各自獨立的兩門學科,兩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融為一科,而是要互相借鑒和影響,協同發展。正如王勇所言:“從新聞學與傳播學兩個學科的前景來看,它們有著各自的軌跡和方向,雖然有的時候也可能出現相交的情況,不過它們卻不會永久的重合下去,因此新聞學和傳播學誰也不能替代彼此”。新聞學和傳播學既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又具有明確的差異性,應該理性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二者之間的關系,只有在正確明確二者關系的基礎上,才能真正促進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學科攜手共同發展。

新聞學與傳播學關系分析: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熱點綜述

2012年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熱點綜述

變革與規范、總結與反思、深化與發展，是2012年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所呈現的主題。面對社會轉型期的諸多挑戰和新興網絡媒體的不斷沖擊，學界和業界共同圍繞改革與創新這一主線，思考理論創新、事業發展和學科建設問題，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呈現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點。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集中表現在圍繞“走轉改”活動涌現的大量理論和實踐成果中。2012年全國新聞界的“走轉改”工程，成效顯著，收獲頗豐，學界和業界貢獻了幾百篇文章，總結得失，深化認識。“走本文由論文聯盟收集整理轉改”是黨的新聞工作在新時期的一大創新，是對新聞傳播規律的認識深化，也是新聞媒體轉變觀念重塑優勢、創新新聞宣傳方式、提升輿論引導能力、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的良好機遇。尹韻公認為“走轉改”是“改革開放30 余年來我國新聞界展示的最為壯觀的傳播圖景”，是“新聞界的重大標志性事件之一”。[1]劉笑盈指出，“走轉改”新聞是對傳統新聞學的完善與發展，也是對當代西方新聞學的揚棄與修正，這一活動是對中國特色新聞學的探索。[2]魯煒認為“走轉改”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當代中國的最新實踐，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時代內涵。[3]9月30日，召開新聞戰線“走轉改”理論研討會，高度評價了“走轉改”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學界和業界共同回顧十年來我國出版傳媒業的發展。[4]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堅持用新聞傳播客觀規律來推進新聞改革，把新聞宣傳作為黨的執政資源，將輿論引導能力作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整合各類資源，促進媒介融合，形成宣傳合力，提升了新聞媒體的傳播力、影響力和引導力。[5]

二、學科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的擴展和完善

學界注重梳理學科原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礎之上對學科發展提出建議，以不斷完善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楊保軍、涂凌波提出提升當前研究水平的兩種必需路徑是“走出”與“走入”：“走出”新聞學，即以跨學科的視野進行學科融合；“走入”新聞學，即以新聞學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為基礎，真正進入新聞學自身研究領域。[6]李文竹探討了新聞學理論對新聞報道實踐的影響和新聞學理論范式的實踐導向，認為新聞學理論研究應密切結合發展著的社會現實，為媒體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7]李暉將發展新聞學明確地劃分為兩個階段和醞釀期、形成期、成長期、緩慢期、重構期五個時期，為發展新聞學的研究提供了經驗借鑒。[8]吳飛認為傳播學可以劃分為專業傳播研究、批判傳播研究、政策傳播研究和公共傳播研究等四種類型。[9]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公共傳播學值得提倡，傳播學者需要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在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指導公眾的社會活動。常江認為媒介批評學科體系的建構需在文化、權力分配與多元性的框架內展開，賦予該學科以真正的批評力量，切實推動社會變遷。[10]崔保國、李宜篷探討了傳媒經濟學研究的理論范式和傳媒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建構問題，為傳媒經濟學的學科規范建設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11][12]喻國明等利用共引分析與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構建出了中國傳媒經濟研究的學術地圖，對中國近十年來傳媒經濟研究的學術共同體狀況與研究問題進行了梳理與歸類，進而探究大陸傳媒經濟的研究范式和科學發展階段。[13]

三、傳媒改革與發展研究的深化和推進

2012年是貫徹實施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關鍵之年，“報紙或電視會消亡嗎”之類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加速進行的出版傳媒改革或許正是對這一疑問的回應。在構成傳媒業的各種要素之中，平臺、產業鏈、內容與技術是核心關鍵；傳媒業資本運作中上市是趨勢，資金是主流，重組、收購、融資、借殼是主要方式；傳媒業體制與機制的改革與變革既充滿了風險與挑戰，又是一種機遇和機會。[14]宋建武探討了傳媒業規范改制的路徑選擇，并指出由于涉及意識形態及行政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等多重未決問題，在實踐中顯得更為復雜，在理論上也需進一步明確和探討一些深層次問題。[15]中國傳媒大學黨報黨刊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基于當前我國實施文化強國戰略、參與國際傳媒集團競爭和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等現實需要，報業走全媒體發展之路是必然的選擇。[16]殷琦對我國廣電機構所形成的內生型與外延式兩種不同治理結構改革模式及其成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廣電機構治理結構改革的創新路徑。[17]2月，新聞出版總署出臺了《關于加快出版傳媒集團改革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充分發揮出版傳媒集團在新聞出版改革發展中的主導作用，積極推進出版傳媒集團戰略性改組，切實加強出版傳媒集團科學管理，著力推動聯合重組，破除地區封鎖和行業壁壘，實現出版傳媒集團跨媒體、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國界發展。2012年也是非時政類報刊改革的突破之年，非時政類報刊改革的階段性任務基本完成，優勢資源的進一步聚合，有助于主流媒體做大做強，盡快造就實力雄厚的戰略投資者。

四、輿論引導研究的新機制新方法

2012年國內出現多起公共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輿論引導繼續成為研究熱點。學者們面對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沖擊，思考新媒體環境下輿論運行機制的不同特點，闡述媒體角色和政府轉型對輿論引導的影響，積極為加強輿論引導能力建設建言獻策。丁柏銓探討了新媒體語境中重大公共危機事件輿論觸發的條件、因素和節點，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應對策略；[18]趙振宇、焦俊波在系統論視野下嘗試構建應對突發事件輿論引導的傳播系統；[19]薛可、陳??在案例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網絡論壇中的突發事件討論網進行了分析；[20]錢晶晶、史安斌用內容分析法對烏坎事件中政府危機傳播文本內容進行分析，探索政府在處理類似事件時應采取的策略；[21]羅以澄、姚勁松考察了中國傳媒在公共空間建構中的特殊角色，從宏觀角度提出了輿論引導的深層次問題。[22]《新聞傳播》開設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新聞問題”專題，探討了中國政府面臨的新趨勢和新挑戰，以及政府新聞學的未來學科建設和走向等問題。在當前的媒介化時代、圍觀時代以及危機常態化時代，傳播領域中制度設計的關鍵性缺陷是意見表達的寬容度過于狹窄，政府角色轉換以及關系資源的獲得是走出當前輿情危機的關鍵。[23]

五、公共傳播研究的新拓展新提升

學者們主動融入時代和社會發展進程，用學術研究服務于能源、環境、衛生、教育、外交等各項事業的社會需要，推動了公共外交、氣候傳播、健康傳播、媒介素養教育等公共傳播研究的不斷深化。公共外交、國際傳播、國家形象繼續成為研究熱點，學者們結合實際問題，探討了奧運會與國家形象傳播、國外政府和公共組織的公共外交、參與構建國際傳播新秩序、提升國際傳播話語權等話題。由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趙啟正院長與多國公共外交資深專家對談的新書《跨國對話——公共外交的智慧》[24]出版。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議題成為社會一大關注熱點，健康傳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國際新聞界》第6期集中刊發了幾位學者不同角度的研究。氣候變化是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全球性問題，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作為國家建設與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建設“美麗中國”已成為全國人民的美麗愿景。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與樂施會共同組建的中國氣候傳播項目中心，近年來在氣候變化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大框架下開展氣候傳播研究，增強了政府對媒體和ngo組織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地位與作用的認識，擴大了氣候變化與氣候傳播問題在社會與公眾中的影響，顯示了學術研究在氣候傳播過程中的價值和意義。2012年項目中心在以往跟蹤研究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政府、媒體和ngo 的傳播角色與影響力的基礎上實現了研究重點的轉向，即轉向社會與公眾，實現了“兩路并進，雙向實力”。項目中心先后開展了“氣候傳播進社區、進校園、進農村、進企業”的活動，和《中國公眾氣候變化與氣候傳播認知狀況調查》，了中英文版的《中國公眾氣候變化與氣候傳播認知狀況調研報告》。12月初項目中心主任鄭保衛教授應邀出席多哈聯合國氣候大會，并在多哈卡塔爾國家會議中心中國角主持召開“公眾參與，全民行動應對氣候變化”邊會，還與耶魯大學聯合舉辦了“中美公眾氣候變化認知狀況比較”邊會，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了中國學者的聲音，為祖國贏得了學術榮譽。

六、網絡傳播研究的新領域新特征

網絡技術的發展和網絡革命帶來的挑戰，是新聞傳播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應與思考，刺激了網絡傳播研究的快速發展，無論從“質”還是“量”、從宏觀還是微觀，這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了本年度新聞傳播研究壯闊的學科“圖景”。對社會化媒體、微博、媒介融合、全媒體轉型、公民新聞方面的研究，涵蓋了新聞專業主義、公共傳播、政治傳播、新聞政策研究等多個領域。李良榮等認為互聯網是人類的第四次傳播革命，它掀起的新傳播革命為執政黨形塑了全新的執政環境，爭奪傳播主導權成為國家的全新課題。[25]鄭保衛認為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并存共生的新的媒體格局下，傳統媒體要保持和發揚傳統，并有新的內涵和新的表現形式，同時適應新時期受眾的多樣化需求和媒體自身發展的現實需要。[26]劉海龍指出社會化媒體導致的困境也為新聞工作在數字時代與時俱進提供了機會，可借此重新界定新聞工作者個人與組織的關系、建立新聞組織的透明性、重申新聞為公眾服務的基本原則[27]。陳力丹等指出微博問政的發展趨勢有四：政府從斷點式危機應對走向常規化運作、從被動等待關注走向主動自我推介、問政微博呈現集群化趨向、微博問政從單方信息轉向關系的維護。[28]很多學者對微博意見領袖給予特別關注。韓運榮、高順杰推演了微博輿論傳播的底層結構，并根據微博事件的類型，探析了微博輿論的演化模式。[29]李彪通過微博數據挖掘和問卷調查，對這一群體的人格特質、微博行為特征和社會人口統計學特征等進行了分析，認為微博意見領袖表現出媒體屬性強化、圈群化、權力結構集權化等新特點和新趨勢。[30]王平、謝耘耕以溫州動車事故為例，分析了該事故中涌現出的微博意見領袖的特點及其影響力，并針對引導和管理突發公共事件中的微博意見領袖提出一些建議。[31]張濤甫等通過對微博意見領袖行動空間多重不確定性的分析，指出其行動特征有：機會主義策略、事件導向、“極化”趨向。[32]

七、“西方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學界在回顧學科研究歷程的基礎上，注重對學科范式進行總結和反思。2012年適逢美國傳播學奠基人施拉姆首訪中國大陸30周年，姜飛撰文認為，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中國的傳播學研究需要經歷一個蟬蛻和化蝶的過程，找到一個傳播實踐和學術理論的未來平衡點。[33]《新聞大學》第2期刊發了2011年底召開的“傳播革命與中國傳播學：超越結構功能主義”學術對話會的一組筆談文章，意在從傳播與人類生存這一基點，反思和批判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一直以來主要遵循的結構功能主義范式，為中國傳播學發展出自己的寬廣基礎和理論空間，為其現實變化和未來發展提供了指導和啟示。李彬、黃衛星認為當務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34]胡正榮等反思了用西方傳播理論解釋中國問題時的“水土不服”，并提出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應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的融合范式，將中國的傳播實踐納入世界結構和世界歷史的視野中。[35]

八、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新思路新目標

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聞與信息傳播，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年度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較為豐富，影響也逐步增大。白潤生、于鳳靜、李興國、朱天等學者從宏觀角度研究了少數民族信息傳播的基本問題，郭建斌、金玉萍、孫信茹、楊星星、陳峻俊等學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對傳播媒介與少數民族日常生活的關系進行了理論化闡釋。由鄭保衛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發展報告（1949-2010）》較為完整地梳理了中國各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業的發展狀況，對不同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業發展的特點及規律、成績和經驗、問題與不足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概括與總結，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報告由70多位專家歷時2年撰寫完成，是中國

首部系統介紹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發展狀況的文獻，對提升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與信息傳播能力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和實際應用價值。11月底，第四屆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在廣西大學召開，百余名專家學者與會，覆蓋了全國各個民族地區。如今，論壇已發展成為我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的一個重要陣地，并開始產生品牌效應。

除以上熱點外，新聞傳播研究多點開花，在新聞與傳播立法、新聞與傳播歷史、新聞與傳播教育、廣告傳播、公共關系等方面都有不少亮點，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展開。

回顧2012年，我國新聞與傳播研究總體上呈現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點，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辛勤付出，使得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不斷壯大，學科影響力不斷加強，學界同業界和社會公眾間的互動關系得以改善和強化，研究成果的社會轉化呈現出新的局面，從而使得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成為指導我國新聞與傳播業，以及公共事業良性發展的重要力量。

黨的十八大之后，隨著未來政治、經濟、文化和新聞改革的不斷推進，將有更多的研究課題擺在我們面前。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者應更加主動地參與到社會發展的進程中，關注社會現實和公眾需求，擴展學科理論的系統性、適用性和前瞻性，在社會轉型與歷史變遷的現實基礎上，發展多元走向的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進一步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現實和理論脫鉤、學界和業界隔閡等現象。

隨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誕生，黨和政府對新聞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這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實踐與理論。可以說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滲透著對新聞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為我國新聞與傳播業的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和行動路徑，這方面的課題需要學界積極跟進并貢獻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隨著國家文化強國戰略和文化產業大發展大繁榮目標的提出，傳媒改革將繼續成為熱點話題，如何發展新型新聞傳播業態，提高新聞傳媒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提升輿論影響力和引導力，增強新聞傳媒業整體實力和競爭力，值得學界繼續關注和思考。在對外增強影響力和爭奪話語權，對內完善和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過程中，新聞媒體的公共屬性和重要功能需要繼續發掘，學界引導的公共傳播研究領域需要繼續拓寬，一些較為成熟的研究領域需要不斷拓展和深入。

可以說未來仍是新媒體的時代，新媒體引發的傳播革命方興未艾，仍將推動現有傳播格局和傳播觀念的變革，并將繼續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規律，這一研究主題也將表現得更為鮮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未來發展，給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寬廣的舞臺，期待在這一舞臺上，研究者們能夠為學科的未來發展創造出更多更好的理論成果，使得我國的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能夠百花齊放，壯大繁榮，更好地服務于傳媒改革，服務于社會發展，服務于學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