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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用貨幣產生以來,通貨膨脹就成為影響一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通貨膨脹,經濟學界始終沒有統一的定義,比較權威的說法是1987年出版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萊德勒和帕金將其定義為:“通貨膨脹是價格持續上漲的過程,或者從等同意義上說,是貨幣不斷貶值的一種過程”。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了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美元兌人民幣的價格自公告之時起調整為8.11元/美元,人民幣升值了2%。這一標志性的事件,拉開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的序幕,并大有越演越烈之勢。截至2008年3月3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為7.0752元/美元。

一、我國出現通貨膨脹壓力的原因

對于通貨膨脹的成因,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主要有四種類型:需求拉動型、成本推動型、混合推動型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另外,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通貨膨脹的國際間傳遞也是一國(地區)出現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出現的通貨膨脹壓力不能簡單歸為上述幾種類型中任意一類。其既有需求擴大導致供不應求的原因,也有成本價格上升引起的產品價格上漲。具體分析,我國現階段通脹壓力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上漲過快,產生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本輪價格上漲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這些商品既與居民的生活密切相關,又是工業生產的上游產品,當其價格上漲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會傳導到下游產品。由于這些產品的產業關聯度強,其價格上漲會導致諸多產品價格的上漲。

2、貨幣流動性過剩,導致通脹壓力增加。貨幣流動性過剩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并對價格上漲形成了強勁的推動力。我國貨幣流動性過剩主要是由貿易順差過大、國際熱錢不斷涌入、信貸規模擴大等因素造成。

3、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固定投資過熱。自2003年以來,我國GDP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趨勢。2007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11.5%。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通過固定投資的高速增長實現的。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一直存在局部過熱現象,部分行業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4、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及股市的財富效應。由于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了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別是近兩年,國家大幅提高了公務員、教師等行政、事業單位人員的待遇;2004年以來出現的“民工荒”使得農民工工資有所提高,國家推出的一系列“惠農”政策使得農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帶動了消費的增加,繼而對價格的提升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

人民幣升值這一現象是多個因素、各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中,內因是關鍵和根本,而外因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簡言之,人民幣升值是歷史的必然,而非偶然。

1、內因

(1)國際收支順差。雙順差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源頭。若一國收入大于支出,即國際收支出現順差,這意味著該國外匯市場上匯供給大于需求,因此外幣將貶值,而本幣必將升值。我國近年來持續出現雙順差現象,就2007年上半年而言,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格局。其中,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7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增長132%。因此,人民幣在下半年,甚至明年繼續出現升值預期就不為奇了。簡言之,雙順差是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根本所在。

(2)外匯儲備。外匯儲備過多表明:在外匯市場上供給大于需求,同樣會引起外幣貶值以及本幣升值。我國2006年2月外匯儲備高達8,751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的國家。外匯儲備反映了一國國際支付能力和外債償還能力,具備充足的外匯儲備是保持一個國家經濟穩定的重要指標。然而,由于機會成本的存在,所以并非越多越好,太多的外匯儲備反而會導致資源的極大浪費。

2、外因。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持續施壓成為人民幣升值的外因。根據馬歇爾-勒納條件,只要滿足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與進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大于1,那么本幣貶值就能改善貿易收支。因此,他們施壓逼迫人民幣升值,目的是維護其本國的利益。他們企圖通過阻礙中國商品過大規模地進入其國內市場,打擊中國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以美國為例,實施“弱勢美元”政策,力圖扭轉其國際收支逆差局面。

三、政策建議

鑒于我國目前面臨的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是由諸多因素導致的,筆者認為,緩解當前通脹壓力也應采取“一攬子”措施。

1、實施多種貨幣政策的“組合拳”出擊面對國內出現的通貨膨脹壓力。國家已經采取了一系列貨幣政策進行調整,如央行2007年已經連續10次上調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普通存款金融機構將執行14.5%的存款準備金標準。根據我國當前資本泡沫迅速膨脹的現狀,筆者認為應該實施貨幣政策的“組合拳”出擊。央行應繼續提高利率水平,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形成穩定的緊縮性政策預期,抑制貨幣需求,為我國國民經濟中投資過熱現象降溫。同時,應輔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央行可以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動,適時適量地出售有價證券,以緩解貨幣量供應過度的局勢,還可以向部分貸款數額增加較快、流動性充裕的商業銀行發行定向央票進行貨幣回籠。

2、針對特殊行業采取相應的財政、稅收政策以調整供需結構。本文所說的特殊行業是指對通貨膨脹壓力的產生起主導作用的行業。鑒于房地產行業和生豬養殖行業供不應求的結構問題是我國此次通貨膨脹壓力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素,將上述二者歸為“特殊行業”。

3、逐步調整外貿政策。貿易順差導致我國基礎貨幣供給增加,減少貿易順差自然成為解決貨幣供給過度的強有力手段,即要控制出口,擴大進口,并適時適度地促進人民幣升值。

在控制出口方面,2007年我國已經對出口退稅作出了3次調整。鑒于我國出口以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產品居多的現狀,筆者建議加大出口退稅結構調整力度,在現行稅率調整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稅率的資源型、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數量,并相應上調資源稅。在擴大進口方面,重點對象應該是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設備,因此對這類產品的進口關稅可作適當下調。:

4、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力度,防止資本快速進出。為了控制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防止國際游資進出對我國資本市場造成巨大沖擊,應當加強對國際游資出入境的監管力度。筆者建議借鑒國外的做法,如對以非直接投資形式流入的外國資本實行半年期的沒有補償的儲備要求方案,超過半年后方可使用;對以非直接投資形式流入的短期外國資本征稅,比如對外國資本投資本國股票征收1%的稅;或者限制短期外匯信貸或持有外匯頭寸的規模。通過以上做法可緩和國際資本迅速進入我國資本市場引起價格的哄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短期內的撤離行為引起的經濟動蕩,保證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

此外,還要搞好相應的配套改革措施:一是改革現行的結售匯制度。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很充裕,不僅足以保障對外貿易活動的需要,而且也為選擇更加寬松的外匯管理制度創造了條件。因此,適時調整強制結售匯制度,實行意愿結售匯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目前,可先進一步放寬所有出口收匯企業的留匯額度,再逐步變一些項目的強制結售匯為意愿結售匯;二是改革現行儲備制度和儲備政策,減少經常項目順差。可以增加進口石油等戰略物資儲備,減少外匯儲備;增加企業和個人持有的外匯,減少國家的外匯儲備等。這樣可以減少經常項目順差,既可緩解資源壓力,又可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三是運用市場機制緩解由外匯儲備增加所引致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增加問題。可考慮通過將中央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債務證券化回籠一部分發行在外的貨幣,以及將央行現有的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證券化等措施,對沖由外匯儲備繼續增加給貨幣政策造成的壓力。在鼓勵資本流出的同時,加強對資本流入的管理,改變資本流出和流入不對稱的狀況。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進口先進的機器設備、一些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到海外投資的同時,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資本流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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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外匯儲備影響對策

一、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和原因

1、國外的壓力

長期以來，人民幣升值問題在海外愈演愈烈，從IMF呼吁中國考慮中國人民幣升值，到日本提出“中國”，開始向人民幣匯率發難，再到，日本財相鹽川正十郎據購買力評價理論提出的促使人民幣升值的建議，并公開要求我國政府改變人民幣低估現狀，更為激進的是，還在西方7國會議上，要求其他國家通過類似于1985年針對日本的《廣場協議》，逼迫人民幣升值，最后就是美國在2004年的西方8國財長會議上，提出人民幣升值的提議，并在多次公開場合，一再要求人民幣升值，且幅度高達10%，甚至于有些國家還希望美國政府啟動“301條款”來強迫人民幣升值。除美日以外，德國、法國等多個發達國家都直接或者間接向我國傳遞過類似的信息，不斷施加壓力，逼迫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從一定角度上講已經變成政客喧囂的對象和肆意擺弄的棋子。這些國家在鼓吹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的同時，根本目的無非就是：逼迫人民幣升值，其幣種才能貶值，才能企圖達到阻礙中國商品過多大規模的進入該國市場，從而打擊中國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的目的，相反，該國出口的產品才有競爭力，從而更好維護其的本國利益。

2、國內經濟的動力

（1）外匯儲備

我國的外匯儲備在2001年到2007年3月期間呈高速增長狀態（見表1）。并于2006年2月，外匯儲備額達8537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外匯儲備額8501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的這種狀況，也進一步助長人民幣升值。雖然從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就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聲稱不再盯住單一美元，但是因為其浮動范圍過于小，在本質上，固定匯率制度毫無差別。所以在面對這種高儲備額加上美國又不承擔和維持美元的匯率水平的情況下。人民幣面臨兩難選擇：“釘住美元”一起貶值，反之選擇升值。毫無疑問，在目前相對“釘住美元”的浮動匯率制下，人民幣只有繼續“釘住美元”才不會遭受損失。否則，美元貶值而人民幣升值，則不能在雙邊貿易上達成金額平衡，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必將遭受貶值損失，這就等于中國用真金實銀去換美國的名義上等價實際上又貶值危險的紙幣，而中國的損失全部被美國撈走。因此，對外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再者，我國較多的國際儲備也表明了我國政府干預外匯市場，穩定貨幣匯率的能力相對較強。故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增強了外匯市場對我國貨幣的信心，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人民幣升值的趨勢。

（2）國際收支

當一國的國際收入大于支出時，即表現為國際收支順差。在外匯市場上，國際收支順差表現為外幣的供應大于需求，從而形成順差，使本國貨幣匯率上升。2006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2498.66億美元，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100.37億美元（近年有走低趨勢）；2001年以來我國進出口總額也是持續高位增長（見表2），截止2007年5月我國進出口總額超過940.6億美元，國際收支順差和進出口總額增長，會造成人民幣匯率上升。而且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連年順差，但美國經濟由于國內和國外的原因，遲遲難以擺脫低迷的境況。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放棄以往實行的強勢美元政策，要求其主要的貿易國的貨幣升值，而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國，當然人民幣升值問題就成了美國的政策目標。

3、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推動

銀行結售匯的強制性與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封閉性是我國現行人民幣匯率機制兩個突出的特點，外加政府頻繁干預形成的高度穩定的人民幣匯率，難以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匯率。穩定的匯率確實對我國貿易出口、就業和引進外資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一方面有效地刺激了出口，使得貿易順差增加；另一方面，使國外的資本流入急劇上升，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增加，國外凈資產增加。然而，這種國外凈資產的增加并非是完全市場機制的產物，而是制度加政府干預的結果。同時我國并沒有實行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對中國居民買賣外匯進行控制這些給人民幣的匯率造成了升值的壓力。

另外，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的“三角悖論”：“貨幣政策獨立性”、“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政策目標，在一國中不可能同時兼得，最多只能選擇其中的任何兩個目標。因為我國已經加入WTO，所以資本自由流動成為必然，那政府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固定匯率制度雙重目標選擇中就會存在矛盾。為了保持貨幣政策的高獨立性，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

1、減輕外債負擔

經濟的快速發展，勢必迫使我國更多的借取外債。近些年更是出現了外債總規模和短期外債占總外債比例雙雙快速增長的趨勢。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底，中國外債余額達到3229.88億美元，相對2005年的2810.45億美元，增幅高達增長14.9％，截止2006年9月，短期外債（剩余期限）余額為1685.89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24.46億美元，其數額已占到總額的55.28％，超出了國際公認的40％警戒線。人民幣升值以后，換句話說，就是人們手上的錢更值錢了，購買力和償還能力更強了，相對已經投資中國的外商來說，會使現有外商投資存量資產增值，減輕國內企業外債負擔，將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我國償還外債的壓力。另外根據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預測，中國2020年至少有1萬億美元以上乃至2萬億美元的負債能力。在年內舉債、還債規模都接近或超過1000億美元，今后負債規模還將迅速增大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從而導致減輕外債負擔的好處被凸顯出來了。

2、外匯儲備的正面影響

外匯儲備是指一國政府所持有的可兌換外國貨幣或外國金融資產，充足的外匯儲備是我國對外開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標志，也是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參與對外經濟活動的有力保證。隨著我國外匯儲備的穩步提高，從1996年的1050.49億美元到2007年3月的12020.31億美元，年外匯儲備平均增長率達101.88%，自2006年以后，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到達相當的儲備量，躍居世界第一，這種過于充足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加速通貨膨脹步伐，不利于資金充分運用；同時在當儲備貨幣發生貶值時，會使我國遭受巨大的損失。相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高于常規的外匯儲備是必要的，但是過高的外匯儲備對國家資源來說也是一種浪費。據理論研究，關于我國外匯儲備的儲備量以3000-7000億美元為宜，而面對我國目前如此之高的外匯儲備，如何有效控制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加強外匯儲備的管理，提高儲備效率成為當務之急，而通過升值提高人民幣的購買力，在一定程度上對消化過剩外匯儲備起到至關重要的緩解作用。

3、人民幣升值對外商投資的影響

我國是世界上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這些投資在我國經濟的不同領域里發揮著顯著而不可或缺的作用，人民幣的升值對目前我國境內的外商投資者來說沒有實質性的影響。但是對將來引進外商將會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人民幣的升值增加了外商投資的成本，這些外商很有可能會把矛頭轉向其他國家。而且加上本國資本的外流，這些都將對以投資拉動經濟的中國來說是非常致命的。

三、人民幣升值過程應該注意的問題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而言是一柄雙刃劍，眾說紛紜，各有千秋，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龔方雄是人民幣升值的支持者，而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則是反對逼迫人民幣升值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聲稱人民幣升值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傷害將大大超過非典。因此，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利弊并存的情況下，更應該保持謹慎，處理好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后果，下面僅就人民幣升值問題提出幾點建議。

1、改善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

從長期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應以經常項目為主資本流動及其他因素為輔的整體結構，對于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應將目前我國企業所施行的強制結售匯制轉變到意愿結匯制，建立銀行、企業間外匯市場，放開主要外貿企業進入外匯市場，擴大外匯交易主體、提高外匯交易規模，使整個外匯供求有效地出清價格，同時使價格也能靈活地引導和調節供求。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主要包括放寬匯率波動幅度，可以考慮從目前的3‰到5‰再調整至少1%的波動幅度，降低中央銀行在市場上的干預程度，代以其它的經濟方式和手段調整匯率水平。同時，人民幣匯率調控可以在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美元、日元和歐元等）時。可根據貿易情況適時調整權數。

2、完善外匯儲備體系

適當控制外匯儲備的無限制的增長勢頭，使我國外匯儲備量長期控制在3000-7000億美元范圍內，并有效利用這些儲備資源。一是要建立將儲備轉化為投資、將資金轉化為資本的新機制，制定更積極的對外投資戰略；二是保持外匯儲備資金的流動性，并在保證流動性、保本的基礎上尋求長期穩定的收益；三是外匯管理當局應在外匯儲備管理過程中建立和完善風險管理系統；四、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過剩嚴重凸顯，為了國家安全考慮，也為我國經濟更快更好發展發展，有必要把多余的外匯用于戰略物質等籌備，達到資源有效利用。針對外匯市場的供求形勢，進一步放寬對經常項目下的外匯限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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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偉旭、曾秋根：人民幣匯率的變革選擇[M]，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

篇(3)

作者：范垚璐

關于中國近幾年的巨額外匯儲備我們可以從以下數據得以證明：根據中國2011統計年鑒，我國從1990年至2010年間的外匯儲備統計數據走勢圖如下（圖略）由該圖我們發現從1990年到2010年的21年間，中國的外匯儲備基本上都是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尤其是從21世紀開始增長速度更為驚人。正是這一現象使得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日益高漲。另外，由于人民幣匯率問題，以美國為首的各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等國均認為中國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增強與中國商品乃至勞動力的低廉有著絕對關系，認為中國是在以“低價”這一手段對世界市場進行搶奪。因此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提高其他國家商品以及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不斷通過政治與經濟手段要求人民幣升值。自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WTO以后，全世界都見證了中國經濟及其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而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進步，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同樣在不斷擴大。同時，中國與美、日、歐盟等經濟體進行國際貿易往來中，貿易摩擦頻頻發生。基于對本國內經濟和政治需要，這些經濟體不斷地從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對我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在綜合考慮我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和整體承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礎上，2005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宣布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與調整，該次改革與調整使人民幣匯率由實際上釘住美元的較為死板的匯率制度改為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不僅如此，中國人民銀行同時宣布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自此真正意義上開始拉開了人民幣匯率彈性循序增加的序幕。

收集數據、建立模型由于出口貿易不僅僅受到匯率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諸如出口國CPI、進口國CPI、進口國個人可支配收入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考慮建立多元模型。又雖然在重慶的出口貿易中歐盟為最大的合作伙伴，但是由于歐元出現的年份相對較晚，并且搜集相關數據的困難，故在所建立的模型中，采用美國的相關數據。出于各種相關需要與考慮，建立以下多元線性模型：（式略）其中：EX：重慶市出口總額，為該模型中的因變量RATE：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年平均價）CHCPI：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USCPI：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USDPI：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在該模型中，主要采集的樣本是1990到2010年21年間的完整數據，數據來源分別來源于重慶市統計年鑒2011、中國統計年鑒2011以及網絡上美國勞工局公布的相關數據。參數估計利用Eviews軟件對模型的參數進行OLS估計得到如下結果：模型估計結果說明，在假定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年平均價）每增長1單位，重慶市出口總額就會減少0.071861億美元；在假定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中國CPI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重慶市出口總額就會增加0.663409億美元；在假定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美國CPI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重慶市出口總額就會減少4.343556億美元；在假定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每增長1億美元，重慶市出口總額就會增加0.000985億美元。

統計檢驗1、擬合優度檢驗由上表：說明模型對樣本擬合很好。2、t檢驗分別針對）H0:βj=0（j=1、2、3、4），給定顯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為n-k=21-5=16的tα/2(n-k)=2.120。由上表數據可得，與β1，β2，β3，β4對應的t統計量分別為-5.1079、2.5825、-2.8141、12.5984，說明分別都應當拒絕H0:βj=0（j=1、2、3、4），即在其它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解釋變量RATE、CHCPI、USCPI以及USDPI分別對被解釋變量EX都有顯著的影響。3、F檢驗針對H0:β1=β2=β3=β4=0，給定顯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為k-1=4和n-k=16的臨界值Fα(4,16)=3.01。由OLS回歸分析表得到F=3420.978，由于F=54.50574>Fα(4,16)=3.01，應拒絕原假設H0，說明回歸方程顯著，即RATE“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年平均價）”、CHCPI“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USCPI“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及USDPI“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等變量聯合起來確實對被解釋變量EX“重慶市出口總額”都有顯著的影響。4、多重共線性檢驗由于模型涉及參數較多,故考慮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建立相關系數矩陣如下表：（表略）由上表看出，各個解釋變量相互之間相關系數低，證實不存在多重共線性。5、序列相關性檢驗由回歸結果可知，DW=1.796832，根據DW檢驗表，dl=0.718，du=1.554，則du<DW<4-du，表明模型干擾項不存在自相關性。結論：由上述簡單實證可以發現，人民幣升值對重慶市出口貿易的影響基本上是符合傳統的匯率理論的，即貨幣升值，出口的商品以及服務價格就會出現相對上漲，而進口商品及服務價格相對下降，從而造成出口減少。因此如果僅是從這一方面來考慮，人民幣升值對重慶的出口貿易乃至全國的出口貿易都會有一定的不利影響。所以，我們應該在充分利用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貿帶來的促進作用的同時，通過各方努力，采取適當的措施，有效地減小乃至消除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貿易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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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

貿易條件反映一國的貿易狀況，其改善或惡化將直接導致一國實際資源的流入與流出，反映一國實際福利的變動。根據貿易條件的定義，其與對進出口價格有直接影響的匯率關系密切。2005年7月，我國央行宣布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原來8.276:1調整為8.11:1，人民幣升值2%。此后，人民幣匯率一直呈穩定上升態勢，2006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8.0，而到了2007年7月，更是達到7.57:1。人民幣匯率的這種變化對我國的貿易條件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影響程度如何？人民幣的升值會不會打擊我國的對外貿易？這樣的匯率政策是否合理等問題值得我們深思。本文就將帶著這些問題，探討一下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的貿易條件效應，以期能夠通過對貿易條件變動結果的分析得出人民幣匯率合理變動的一些結論。

貿易條件的種類及其對貿易利益的影響

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貿易條件可分為三類：純貿易條件(netbartertermsoftrade,簡稱NBTT)、收入貿易條件(incometermsoftrade,簡稱ITT)、要素貿易條件(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FTT)。這三類貿易條件中純貿易條件最為常用，而收入貿易條件普遍被認為最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在這里本文也主要討論這兩類貿易條件。

純貿易條件（NBTT）又稱價格貿易條件，被定義為一國出口與進口的交換比價，反映的是單位出口商品的進口能力。公式表示為：NBTT=Px/Pm。式中Px、Pm分別為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其經濟學含義是，隨著出口商品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換回的進口商品的數量。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一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的增加。

收入貿易條件（ITT）是聯系出口數量，反映一國出口商品的整體進口能力的指標。公式表示為：ITT=Px/Pm·Qx。式中Qx為出口數量指數。由于ITT是由NBTT和Qx兩個因素決定，所以ITT與NBTT的變動方向不一定一致。在NBTT惡化時，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的變動以及一國通過對外貿易滿足本國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能力，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較為直接。但該指數無法說明貿易條件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技術含量提高還是由于低價促銷帶動出口數量增長，無法表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實際競爭能力。

要素貿易條件(FTT)又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ing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SFTT)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oub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DFTT)。其中SFTT=Px/Pm·Zx，DFTT=(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別是出口和進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要素貿易條件表明，NBTT惡化并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出口生產率的提高會使出口價格下降，而國外進口品生產率的下降會使進口價格上升，但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一國從貿易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過了價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決于價格貿易條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理論分析

貿易條件即Px/Pm，現以Px和Pm分別代表用外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品和進口品的價格，X和M分別為本國的出口量和進口量，R為外匯匯率（直接標價法）。R·Px和R·Pm分別表示用本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和進口價格。Exs為本國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d為本國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ms為本國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d為本國進口商品需求彈性。根據彈性的定義有：

解（1）和（2）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解（3）和（4）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貿易條件為，根據（5）和（6），可以得到：

本幣貶值表現為dR/Rφ0，本幣升值表現為dR/Rπ0；貿易條件改善表現為│dPx/Px│π│dPm/Pm│，貿易條件惡化則表現為│dPx/Px│φ│dPm/Pm│。從（7）式可見，彈性不同，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不同。從彈性角度進行分析，有以下幾種情況會出現：

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無窮大，即Exs和Ems為無窮大。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無窮大，但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小于進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無窮大，但是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小于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等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不會影響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小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

由以上分析可見，從理論來講，人民幣升值并不一定意味著我國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人民幣升值后貿易條件的變化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

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實證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的總體變動

為了考察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貿易條件效應，本文選取了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的美元折合人民幣的每月平均匯率作為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參看指標。在貿易條件上，本文采用中國海關總署按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縮寫HS)公布的各類指數的原始數據，計算了2005年7月到2006年9月期間每月的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參見表1）。

從表1及圖1可見，人民幣自2005年7月以來一直呈穩定升值態勢，2006年7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突破8.0，目前仍呈升值走勢。同期貿易條件的變化由表1及圖2看到，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收入貿易條件基本在1.2左右變動，波動幅度較價格貿易條件大，在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平穩的條件下，這說明收入貿易條件的波動主要是來自人民幣升值以來出口數量指數的波動，盡管如此，仍能看到，收入貿易條件的總體走勢也比較平穩，沒有大幅度波動。

（二）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效應分析

1994年我國進行了外匯體制改革，當時的人民幣是一次性貶值50%，此后人民幣實行的是單一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8年以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8.27（RMB￥/US＄）的水平。同期我國貿易條件的表現是價格貿易條件一直呈惡化趨勢，收入貿易條件一直呈改善趨勢（參見表2）。

對比人民幣升值前后我國的價格/收入貿易條件和出口數量指數等指標可以發現：

人民幣升值后，價格貿易條件雖然每月都有波動，但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與過去價格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相比，價格貿易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這一改善也就意味著我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幣升值后，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相比明顯降低，但在出口價格指數提高的條件下，收入貿易條件雖在個別月份出現下降趨勢，但總體表現也比較平穩，與過去收入貿易條件逐年改善的趨勢相比，人民幣升值后收入貿易條件沒有出現明顯變化。這反映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影響不大。

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出口數量與過去相比減少，出口貿易受到抑制，但對比人民幣升值以來的各月數據可以發現，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帶來的被動影響并不明顯，穩定升值可以被市場接受。從表1可見，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我國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年份相比在整體降低的趨勢下，各月份間的波動幅度并不過大，雖然升值后我國的出口數量指數降低，但很快又都恢復。如在2006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8.0以后的初期，我國出口數量減少，當期收入貿易條件惡化，但很快出口數量又恢復了，且收入貿易條件也恢復了以往的趨勢。

結論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從理論來講，匯率波動時，貿易條件會以匯率波動的一定比例發生變動，但并不能說明人民幣升值一定意味著我國的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貿易條件將如何改變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

從人民幣穩定升值后的現實結果看，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收入貿易條件基本沒有變化，貿易條件總體得到改善。反映了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沒有降低的情況下，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幣穩定升值帶動我國出口減少，但在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的情況下，收入貿易條件沒有大的變化，說明人民幣穩定升值帶來我國對外貿易出現由過去量的增加帶動對外貿易發展向質的提高帶動對外貿易發展的趨向，而這恰好與我國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外貿增長方式由量的增加到質的提高轉變”的目標吻合，人民幣穩定升值的匯率政策與當前提出的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貿易政策是統一的。因此，如果堅持目前的外貿政策，那么人民幣的穩定升值是合理的，也是必須的，其未來一定幅度的繼續升值是可以接受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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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后，按照貨幣當局的說法，我國實行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這就是人民幣匯率的名義安排。在這種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的生成機制是：外匯指定銀行根據每個營業日企業在銀行的結售匯狀況，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對其核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限額，確定每天需要買入或賣出的外匯金額，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交易網絡，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買賣外匯，平補頭寸，形成國內外匯市場的供給與需求。人民幣對美元、日元和港元的匯率就是由這一市場中的供求關系所決定的。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前一營業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形成的這三種貨幣對人民幣的加權平均價（以每筆交易的金額為權重），確定并公布當天美元、日元和港元對人民幣的基準匯率。各銀行根據這一基準匯率，確定本行對客戶買賣這三種貨幣的掛牌匯價，并參照人民幣兌美元的基準匯率和國際市場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率行情，確定并公布人民幣對這三種貨幣以外的其他主要貨幣的掛牌價。

按照IMF新的匯率制度分類（見表1），中國屬于打住單一外幣的固定釘住制。

根據現行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由銀行間外匯市場供求決定，只要結售匯存在順差（逆差），人民幣匯率就有升值（貶值）壓力，而不管結售匯差額的取得是否有經濟的基本面和其他影響匯率的因素支撐。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下，影響我國實際匯率變化的主要因素很多，包括：進出口的變動、國內出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特別是工資性支出變化的因素、進出口稅率、國內外通貨膨脹的相對變化等。同時，政府的政策參數通過影響外匯市場的供求，一定程度地影響匯率水平。人民銀行在外匯市場的干預，基本上保證了名義匯率的穩定；但是，人民銀行無法直接控制上述影響實際匯率的其他因素的變動。從人民幣名義匯率看，從1990～1994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呈現貶值趨勢；從1994年開始，人民幣名義匯率維持在8．3元續元左右的水平，基本保持穩定。但從按物價指數調整的人民幣實際匯率看，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化與人民幣名義匯率的變化并非完全一致，從總體上看，由于國內物價上漲較快，人民幣實際匯率比名義匯率貶值少些，特別是1994年匯率并軌時，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為20．6％，比名義匯率貶值為33．1％的幅度小得多。從1994年開始，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變化幅度不大，但實際匯率具有升值和貶值的波動幅度比名義匯率略微明顯，從1995一1998年實際匯率（直接標價）先降后升，而名義匯率比較穩定。

根據上述匯率安排，對利率差十分敏感的資本流動對人民幣匯率的作用很小，因為在資本項目下的外匯兌換都需要得到外匯管理部門的審批，即便允許境內居民個人參與B股交易，境內居民個人也不可以用人民幣購匯投資B股，不可以將投資B股所得外匯收入匯出境外，同時境外投資者仍不可以投資境內A股市場。我國資本的轉移受到資本流動和貨幣可兌換程度的制約，同時外資對于國內證券的投資受到嚴格限制，外資進入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資。對資本項目和金融項目的管制，使得我國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匯率基本上不反映資本和金融項目外匯供求的變化。

二、中國資本項目管制及其對匯率的影響

（一）近年來中國資本管制情況。

從1994一1997年，為了維持名義匯率的穩定，中國外匯儲備（由相當于5．8倍進口額猛增到相當于11倍的進口額）。國際收支的平衡削弱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而且使中國能夠保持幣值穩定。這種成就是在中國金融體系還相當脆弱，國際貿易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取得的（盡管1996年中國接受了IMF協定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中國封閉的資本賬戶使其在1997～1998年的困難時期，維持了穩定的匯率。

中國對短期資本流入的控制比對長期資本流入的控制嚴格。從1990一1996年，金融賬戶上反映的外國直接投資占資本凈流入的98％。截止1998年底，短期外債占外匯儲備的35％。對長期資本的偏好、比較大的國內市場、金融體系限制投機行為等體制和經濟因素增強了經濟體系對外部沖擊的抵御能力。但與此同時，由于受人民幣幣值低估和國內外利差減少的影響，1997年末和1998年初，資本外流問題日益嚴重。盡管經常賬戶保持盈余，外商直接投資繼續增加，但資本賬戶迅速惡化，平衡表上的誤差和遺漏還很高，國際收支盈余從1997年的360億美元降為1998年的60億美元。

為扭轉局面，有關部門進一步加強了匯兌和資本管制。主要采取加強經常項目下匯兌真實性的審核、加強外債管理、提高國際收支統計質量等措施以防止以合法的經常項目交易為名進行虛假的資本賬戶交易，這些措施的實行既要防止經常賬戶的可轉變性又要履行IMF協議第八條的規定，其目的是阻止非法的資本外流，并最終保持穩定的匯率。盡管這些措施減少了套匯、騙匯、逃匯等非法活動，但也使合法交易受到一定的影響。此外1999年6月，通過禁止國內銀行接受國內人民幣匯款限制海外交易。

為了減少金融風險，營造合理的商業環境，有關部門還積極采取措施使匯兌管制更有效率，包括增加交易規則的透明度、采用外商分類制度、建立計算機網絡加快進口審核、對欺詐行為加大打擊力度等。希望通過這些措施減少因更加嚴格的匯兌控制而給外貿企業帶來的負擔。盡管短期內引起外國投資者的不滿，但多數人相信，從長遠看這些措施將有利于改善商業環境。由于這些措施的實行，外匯儲備在1998年下半年有所增加，但目前對這些措施的有效性下結論似乎還為時過早。

（二）長期的資本管制和固定匯率制度導致人民幣匯率的扭曲。

由于我國長期資本管制，使匯率決定與資本流動關系基本割裂，匯率上升或下降的壓力主要來自經常項目順差或逆差。在經濟生活中，匯率實際上是一種價格信號，傳遞著不同貨幣之間兌換比例的信息，人們可以根據匯率的變動預測未來并作出決策。所以，匯率的變動往往會引起資源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之間的重新配置。均衡匯率反映外匯市場真實的供求情況，能夠引導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促使一國產業布局符合國際分工的要求，發揮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扭曲的匯率不能反映外匯市場真實的供求，傳遞著失真的信號，使國際貨物交易的價格與真實價值發生背離，在微觀層次上可能導致企業的利潤損失；在宏觀層面上則可能導致資源的非合理流動和產業結構的失調。而由我國匯率形成機制所決定的人民幣匯率基本上不反映資本和金融項目外匯供求的變化。這種匯率決定機制，必然造成匯率的簡單決定與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所發揮和需要承擔的重要作用發生矛盾。

事實上，即便為了維持匯率穩定、減少資本流入和流出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一國可以主觀地繼續采取加強資本管制的措施，但必須認識到，隨著國際資本市場一體化趨勢的加強，尤其是證券投資的急劇增加（在一些國家證券投資已經超過直接資本流動而占主導地位），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這可以從我國國際收支中的凈誤差和遺漏的規模中反映出來。在匯率高估或低估的情況下，如果不能避免資本地下流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會比取消管制大得多。

對我國而言，亞洲金融危機對外貿出口影響非常大，使得出口產品的生產企業受到沉重打擊，有一些是因為產品本身問題使然，有些則是匯率不合理導致的。對于后者，人民幣匯率所傳遞的失真信號，有可能使得一部分在均衡匯率下效益良好的企業退出所在行業，還可能導致本來有意愿進入該行業的資源轉向其他行業，進而導致國民經濟產業布局的不合理。另外，從我國資本管制的實踐來看，由于資本流動途徑的多樣化和復雜性遠遠超過資本管制措施所及，所以資本管制控制資本外逃的有效性日益削弱，這成為宏觀經濟穩定政策新的制約因素。

三、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對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影響

（一）資本項目可兌換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內容和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

目前，資本項目可兌換在國際上尚無統一定義，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資本項目可兌換是指消除對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賬戶下各項交易的外匯管制，如數量限制、課稅及補貼。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所列的有關主要項目，資本項目可兌換應該包括：消除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匯兌限制、消除對外商投資證券市場的限制、取消國內企業向境內外資銀行融資的限制、取消對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匯兌限制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和數量都發生很大的變化，速度加快。數量增加的趨勢明顯，并進一步帶動全球貨幣可兌換進程的加快。到1995年6月，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均實現了資本項目的可兌換，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取消了部分外匯管制。在1990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55個成員國中，有72個國家實現了經常項目可兌換，到1998年182個成員國中，有144個國家實現了經常項目可兌換，不少發展中國家也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貨幣資本項目的開放，是一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必然進程，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的體現。可以說，資本項目放松管制成為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內容。

我國人民幣在1996年12月1日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后，已經開始了向資本項目部分可兌換過渡的進程。隨著中國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國經濟將日益開放并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要求外匯管理逐步與國際接軌，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可兌換是一種趨勢。盡管目前我國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條件還不具備，但逐步放松資本管制，并探索資本項目下有條件的可兌換卻是可能的。

從國際經驗看，采用漸進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策略是比較通用的，但對于取消具體資本管制的內容上各國有所不同。一般是首先放開與貿易有關的資本流動的限制，然后放開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限制，最后放開對短期資本流動的限制。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在促進資金流入方面，對于外商直接投資可逐漸實行外國直接投資的匯兌自由；可逐步適當放寬外國投資者在我國金融市場上的投資，加大證券資本的流入；逐步放松國內企業向境內外資銀行融資的限制。在對待資本流出方面，應放松境內居民、機構對海外投資的限制；允許境內居民有限制的海外投資；適當允許境內金融機構向非居民融資；謹慎對待非居民金融機構在我國境內籌資。

（二）人民幣資本項目有條件開放對我國匯率制度的影響。

隨著資本項目的開放，資本流出流入對匯率制度的影響越來越大。分析資本流動對匯率制度本身的影響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在資本流入的條件下，繼續保持目前釘位名義匯率的政策會變得越來越困難。當然，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只是一種理論的假設，假使存在一波程度的資本管制，在資本市場開放和金融創新不斷進行的情況下，任何管制措施總是顯得有些跟不上形勢的變化，資本的自由流動成為發展的必然趨勢。

2．如果要繼續保持名義匯率的穩定，除了受到中央銀行動用外匯儲備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能力的制約外，即便采取干預措施穩定匯率，也必然帶來匯率高估或低估的風險，如果匯率被低估，可能導致外國資產價值的高估，使國內資產蒙受損失，本國經濟可能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

3．在完善的金融市場和健全的企業制度等條件具備之前，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的目標很難實現。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匯率形成機制將逐步由事實上的固定匯率制向有限定區間的彈性匯率制過渡，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將逐步提高。實行限定區間的浮動匯率制，匯率的浮動范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4．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是實現資本項目有條件開放下經濟內外均衡的關鍵。理論上看，在資本流動條件下，浮動匯率有助于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固定匯率則削弱了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上的自主性。從我國國情來看，我國不可能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選定有區間的浮動匯率制度條件下，中央銀行雖然可以執行相對獨立的貨幣政策，但由于其具有維持外匯市場平衡從而保持匯率在一定區間內浮動的職能，經常要被動干預，必然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可見，匯率制度、匯率政策目標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存在矛盾，匯率制度的選擇實際上是二者之間的權衡。

（三）人民幣資本項目有條件開放和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調整。

在取消固定匯率，采取有限定區間的浮動匯率制度的情況下，匯率的短期均衡點應該取決于外匯市場的供求或國際收支差額。國際收支逆差則貶值，順差則升值。由于貿易收支在國際收支中比例的下降，將使資本賬戶對國際收支和匯率的影響加大。按照資本項目開放內容，外商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是最先開放的資本項目，他們對匯率形成機制的影響如下：

1．外商直接投資。從目前來看，外商直接投資是最主要的資本項目，國際收支平衡表所顯示的順差主要來自外商直接投資。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完全來自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的結匯是負數。這是因為，我國引進的主要是外國真實資本即設備、技術、管理和貿易網絡，而不是貨幣資本。直接投資兼有投資和貿易性質，同一筆外資進入，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同時計入經常項目的資產方和資本項目負債方。隨著放松資本管制和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匯兌限制的取消，外匯儲備將增加，給人民幣以升值的壓力。

2．證券投資。目前，B股市場的開放只是給境內居民合法持有的外幣提供投資渠道，并不涉及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兌換，境內居民個人不可以用人民幣購匯投資B股，也不可以將投資B股所得外匯收入匯出境外，同時境外投資者仍不可以投資境內A股市場。所以對人民幣匯率并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隨著金融市場的逐步完善，逐步取消對外資投資中國證券市場（A股）的本外幣兌換限制也是一種趨勢。但由于證券市場資本流動性強，易于產生沖擊效果以及中國的證券市場還是一個不成熟的市場等原因，放開外資投資中國證券市場的限制的同時必須建立和完善QFII（合格外國投資者）市場準入制度，嚴格控制外資在證券總量中的比例。證券投資增加，事實上將給現行匯率制度造成很大壓力，一方面，資本市場上資金的供求將對利率產生直接影響，利率將對資本的流向產生作用，如果取消外國投資者的匯兌限制，投機資本的流動不僅影響利率水平而且將使匯率水平發生較大波動，如果貨幣當局試圖維持穩定的匯率，將十分困難；另一方面，如果因為政治或經濟的原因，在有大量外商投資者投資A股市場的情況下，可能會產生集中兌付的情況，對國家的外匯管理制度造成致命的打擊。

人民幣逐步開放的內容：逐漸實行外國直接投資的匯兌自由、放寬私人企業境外發行證券融資的匯兌限制、適當放寬外國投資者在我國金融市場上的投資、放松國內企業向境內外資銀行融資的限制。放松對外資企業清算結業后分得的人民幣購匯的限制、應放松境內居民機構對海外投資的匯兌限制。

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的具體步驟及其對資本流動的影響見表2。

可見，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后，資本流入和流出總量一般會大幅度增加。從資本流入方面看：由于中國具有最大的潛在市場，國外資本為尋找利潤空間必然大量涌入，國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將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放開資本管制后，國內居民和非居民由于外匯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必然借此時機調整資產組合，資本凈流動規模取決于居民和非居民調整資產組合的方向和規模；取消管制后，私人企業境外發行證券融資將增長較快，成為資本流入增加的重要影響因素；此外，國內外利率水平差也將成為影響資本流入的因素。但由于實行資本項目有條件開放，資本流人不會達到勢不可擋的地步。主要原因是：債務融資受到規模的控制；直接投資仍然是資本流入的主要方式，在基本面沒有大的變化時，增長具有穩定性；對證券市場的外資流入可加以規模限制等。

根據近兩年我國資本管制的重點之一是限制資本大量外逃的經驗推斷，放松境內居民機構對海外投資的匯兌限制后，居民海外證券投資和境外直接投資等資本流出也將穩定增長。而保留對外資企業清算結業后分得的人民幣購匯限制實際上也有利于留住外匯資金。所以在開放資本賬戶步驟的設計上，可以將這兩項放到較后的階段完成。

篇(6)

近期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很高，也正如人們所預料的，2006年3月1日人民幣匯率走勢表現為加速升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首次突破8.04關口，雖然后期有一定的回調，但近日又破8.03再創新高。總結各方面因素，人民幣在較長時間內還存在著較大的升值壓力。貿易順差、資本項目順差、外匯管理體制的缺陷使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加突出。平淡的國內需求導致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對外貿易，長期以來的吸引外資政策和中國市場的吸引力使得資本項目下的順差難平；再加上廉價“中國制造”的強大價格競爭力，人民幣大幅度升值成為可能，人民幣匯率的近期表現足以證明了這一點。業界已形成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共識，升值的幅度如何把握、能否把握成為熱門話題。美聯儲的利率政策調整也被金融界人士視為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參照物，匯率變動適度關注美聯儲的利率增幅，用此來阻擊國際游資的投機炒作，保護我國的外匯儲備資產安全，理論上是可行的。前段時間央行也作了一些調整，2005年3月下調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和房貸利率的操作，可稱為是拉大兩國利率差距為匯率改革做的鋪墊，擴大美聯儲利率與人民幣利率的差額，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預留空間。總之國際環境要求升值、財經業界正在討論如何升值、央行也默許升值。

從預防人民幣升值引起的投機風險這個角度分析，美聯儲的利率操作對我國的匯率改革有著程度方面的影響，其提高利率對我們的匯率調整有利。短期內美利率會大幅提高嗎？升到足以使人民幣升值壓力完全釋放的程度？換句話說，美聯儲會將利率調至使美中利率差滿足人民幣匯率改革所需要的水平嗎？我看不會，美國經濟并非過熱，美聯儲沒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利率。人民幣只有采取緩慢升值，年升值幅度小于中美利率差，而且還要均勻升值才能防范炒家投機。人民幣之所以要升值是因為國際收支不平衡導致的，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貿易的不平衡；近期在人民幣小幅升值的情況下，中美貿易失衡卻進一步的擴大，更增加了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美國政府也進一步施壓，想促成人民幣匯率自由化，并通過人民幣大幅升值，來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綜合各方面因素，美聯儲不會大幅升息，我們也沒有大幅降息的空間，想安全地實施人民幣匯率改革難度很大。我國外匯管理部門接受人民幣逐漸升值的做法，而且態度堅定。逐漸升值雖然也可以阻擊投機，但是來自其他方面的壓力會很難承受；嚴重點說，將面對一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出口會受重挫，使生產萎縮或出現通貨緊縮。管理當局推出的QDII對外投資，有可能在資本性項目上做文章，通過QDII的操作緩解資本項目順差。但是有個前提QDII的回報率必須高于人民幣漸進升值幅度，否則得不償失，所以這個措施短期內不會見效。QDII事實上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使我國的外貿出口銳減，結果很可能出現境內資本外流，境內大量失業的現象。所以還是要下猛藥制止人民幣升值，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二、低工資、低國內需求引來人民幣升值壓力。

僅依靠貨幣政策手段來制止升值是不可能，還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匯率改革不只是貨幣問題，還和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密切相關，和我們的分配制度密切相關。我們從主要矛盾來分析，貿易的不平衡表面原因是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廉價“中國制造”。中國經濟外貿依存度高，主要原因是內需不足，只能靠出口來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產品價格低并不是我們的生產效率高，單位時間生產的產品多；是我們的勞動者工資低，單位工資生產的產品多；這不應該被稱為生產效率高，而是工資利用率高。勞動力價格遠遠背離了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價值。低工資、低消費、低內需，產品高價值、低價格、高競爭力、大量出口。勞動力價格與價值的背離才是貿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要改革分配制度，解決低工資問題。一個常年離家的打工者，一年的工資勉強養活兩口人，無力付孩子上小學的費用，這樣的工資水平有利于社會嗎？有利于國家嗎？對誰有理？這種水平工資產出的產品出口必然引起貿易失衡，促使本國貨幣升值；這樣的產品內銷，必然引起通貨緊縮。所以提高勞動者工資也是必行之策。

三、改革分配制度，價值回歸消除升值壓力。

我國的勞動力過剩矛盾突出，低工資問題通過勞資雙方的博弈無法迅速解決的。國家必須通過立法強制企業適時的提高勞動者工資，建立工資隨經濟發展而主動上升的長效機制，否則工資上漲難以實現。立法漲工資會提高“中國制造”的價格，勞動者和中國產品的價值得到回歸，緩解貿易失衡、消除人民幣升值壓力。漲工資之后，從宏觀方面分析，漲工資從一定意義上講是擴大了國內需求，也有可能帶來物價上漲，但是物價上升應該在過剩的產能被釋放之后，因為現階段起作用的是有效需求，并非真實的需求總量，人們的消費需求被低收入和太多的后顧之憂壓縮，當然也會由于收入的上升和社會保障的完善而釋放。增大的有效需求，首先吃掉過剩的產能和出口的減少量，即便出現物價上升，也是前面所所提到的“產品價值回歸”，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確認。這里需要說明：我們應該提高國內的價格水平，特別是資源性產品價格至少要和國際接軌，這樣才會公平和高效的利用國內資源，不要像現在這樣，昂貴的資源被過低的定價錯誤的配置到生產中，使出口產品形成不應有的競爭力，導致貿易失衡，進而導致國際收支失衡產生人民幣升值壓力。開放的經濟環境也使國內商品價格與價值的矛盾顯現，國內商品定價與國際接軌成為必須面對的問題。政府以立法形式確定勞動力和基礎資源的最低價格，其它產品的定價讓市場去做，糾正扭曲價格后公平參與競爭。消費需求上漲致使過剩的產能被充分利用，就算出現一定程度非價值回歸性的通貨膨脹，運用發行社會保障國債的財政調控手段也能控制（后面論述）。從微觀經濟方面分析，工資上漲會使企業產品成本上升，如果是產品壽命周期正處在成長期以及成長期之前的企業，其產品可以適度調價，即使不調價，產品銷量也會隨著短期內消費需求總量和層次的提升而加快增長，企業將受益于總量的上升而盈利。如果是產品處在成熟期的企業，由于短時間內消費需求總量和層次的提升，提高產品價格是可行的；如果企業有利潤空間可以消化工資上漲帶來的成本增長，新增加的消費需求將擴大產品的銷售數量，企業同樣會獲益。退一步說，前面述及的產品，市場不接受其漲價，企業因為漲工資利潤下降也是應該接受的，這正是提高工資的初衷，是對勞方和資方利益分配重新定位，解決的是分配不合理問題，進而將培育出消費需求不斷上升的健康市場，資方還是會從中受益。如果是產品正處在衰退期的企業，成本上升加速其轉產，否則就讓其滅亡，避免其浪費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

四、建立社會保障釋放需求，根除人民幣升值壓力。

除了立法增加勞動者工資以外，還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只有如此才會真正釋放消費需求，減輕或根除人民幣升值壓力。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體制，建立全國統一的醫療保障體制，解決掉人民群眾的養老、醫療，等于去掉了他們的后顧之憂，加上工資上漲的長效機制的建立，會使普通消費者對未來有一個樂觀的預期，人們被壓抑的消費需求很容易的被調動起來，擴大內需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同時也讓普通百姓感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期，社會再生產各環節市場化變革非常快，政府職能也要適時轉變，政府要做政府該做的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它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是市場經濟建設的必備條件。

五、繞過國有股減持貼現國有資產，健全社會保障體制。

當前，社會保障制度非常不完善，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需要解決很多矛盾，最突出的問題是資金不足以及經濟轉型之后的歷史欠賬。建立社保資金征集機制是問題的關鍵，應當立即開征社會保障稅，建立社保資金的固定征收機制；至于社會保障資金的以前欠賬，可以通過直接動用外匯儲備和國有資產變現操作來補充。如此使用外匯儲備比用它注資國有銀行和拯救股市更加公平，國際社會更容易理解，還可以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將國有資產變現彌補社會保障資金缺口，仍然是解決歷史欠賬問題的最佳方案，只不過要選擇一個正確的實施辦法。前些時候，國家想通過國有股減持形式將國有資產變現，由于國企信用缺失和股票投資者的抗風險能力不足，結果引起股價暴跌，使該計劃擱淺。鑒于此我們應該另尋他策，我建議發行社會保障國債。讓國債介入國有企業和投資者之間，解決國企信用缺失和投資者抗風險能力不足的問題，將國有資產貼現籌措社保資金。

政府先按照合理的利息率發行籌集社保基金的國債。國有企業和出資人之間插入社保基金國債（國家信用），國家繼續持股并控制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正常運營努力賺取利潤，國家以投資人的身份獲得企業分配的利潤，用該利潤支付社保基金國債利息。這個過程中被貼現資產是國有資產，等于企業中的國有股權加上其分得的利潤；貼現機構為購買債券的出資人，貼現金額就是國債收入金額，貼現息為國債利息，貼現利率當然就是國債利率。國家把社會保障國債收入投入社會保障事業，補償以前的社會保障資金欠賬。假如國有股股息率大于社保基金國債利率，國家還會拿到大于國有股賬面價格的收入。目前存款利率很低，銀行存款總額很大，人們都在抱怨買不到高收益并且免稅的國債，國家大量發行社保基金國債正是時機，國內外都很容易接受，還可以適當抑制通貨膨脹。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期限為一年（如果數量太大，多年也可），每年發行一次；利率高于其他投資品種的稅后收益率并參照通貨膨脹率確定。其總量可用下列公式計算：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總量=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利息額÷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年利率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利率，遵照宏觀調控目的由政府財政部門來定，國家有主動權。

社會保障基金國債利息額，按照該國債計劃總量和利率，參照國有企業年盈利額和其他財政收入來源確定，國家依然有主動權。

篇(7)

中國經濟近幾年高速的發展與世界經濟的相對萎靡形成鮮明對比，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于中國廉價的加工制造產品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他們認為正是由于“中國制造”的低價格才造成了這些國家的持續貿易順差，因此他們提出人民幣應該升值。隨著中國貿易順差的繼續擴大，這種來自于國際方面的升值壓力越來越大。

同時，中國人民銀行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持續的雙順差條件下，不得不買入外匯，投放人民幣。這不僅對我國的基礎貨幣投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產生了扭曲。同時受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響，大量的熱錢通過各種渠道涌入中國，對我國的金融穩定造成了威脅。所以，人民幣匯率改革勢在必行。

二、人民幣匯改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將為中國爭取更好的國際環境，人民幣適當的升值有利于減少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減少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穩定我國的金融環境。

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匯率改革有利于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減少外匯占款對于基礎貨幣投放的影響，央行可以更多的使用貨幣政策調節我國的宏觀經濟，是國民經濟更加健康穩定的運行。

三、人民幣匯改的影響分析

1.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首先，從進口方面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改革，使得人民的定價趨向合理化，匯改后人民幣一直處在升值的狀態。因此，對于進口來說，成本相對下降，擴大了進口企業的利潤空間。同時進口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國內的競爭，有利于提高國內企業的競爭意識，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也應注意到，進口過多則意味著國內存在著大量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資源，缺乏效率。

其次，從出口方面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改革，使得出口產品的價格上升，從目前我國主要以低價格占領國際市場的現狀來看，成本的提高會使我國的出口企業喪失一部分市場，縮小利潤空間。但是從長遠的角度考慮，人民幣升值會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增強我國出口企業的競爭意識，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

2.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改革后，會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使得央行可以根據經濟的實際發展情況對貨幣供應量進行控制，而不是被動的買賣外匯。對于我國貨幣的幣值穩定有著積極的作用。我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較高，也正是由于被動的外匯占款過多，貨幣供給量與我國實際的經濟運行狀況不符。但是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央行干預人民幣匯率的操作貨幣依然是美元。盡管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較大,但距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要求和市場預期還相差甚遠。這就造成了我國外匯市場上美元的供過于求與人民幣供不應求的局面。因此在具體的實施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3.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穩定的匯率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匯率改革有利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不論是在進出口企業的成本管理方面，還是引進外資方面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只有穩定的匯率制度，成本的核算才能穩定，同時也有利于匯率風險的管理。而人民幣的匯率改革對于我國的匯率穩定是必要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穩定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某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而是根據市場環境可以隨時調整的相對穩定。

四、匯改的再思考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越來越奪的融入了到世界經濟之中。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同時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也越來越大。我國長期持續的雙順差，外匯儲備迅速的增加，巨額的外匯儲備說明我國已經處在嚴重的外部不均衡狀態。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涉及到多國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們應當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

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大小，在某種意義上取決于人們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因此我們要加強匯率風險的防范意識，做好防范風險的準備，提高防范風險的能力，降低由于匯改造成的短期匯率水平的較大變動所引起的風險，同時也要相應的加強金融監管的力度，維持金融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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