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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根據筆者目前的認識，公元10世紀因第二寒冷期的到來而導致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是其時經濟格局變遷的初始動因；而草場南移作為氣候變遷的結果又持續擠壓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板塊，顯然這是晚唐以降黨項、契丹、女真等周邊部族與天水一朝爭奪生存空間的經濟動因；在農業經濟板塊向東南方向收縮的同時，由于黃河流域生態環境惡化和戰亂的壓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兩宋之際扶老攜幼、持續南移．導致勞動力分布和國家賦稅重心移往長江下游地區；而江南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農業剩余人口轉向工商業領域謀生，江南經濟區于是不僅在量上(人口、耕地、賦役征取)，而且在質上(商品貨幣經濟的發達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經濟區．我國傳統社會的區域經濟格局于是顯現出嶄新的面貌。至于交通網絡的變化則從一個側面反映經濟格局變遷的脈絡及其具象，亦須攬人視野。本文即挾此認識，將學界關于唐宋之際經濟格局變遷的成果歸納為五個方面，即自然環境的變遷、農牧經濟板塊的錯動、經濟重心的南移、交通網絡的變化以及區域經濟的盛衰，扼要加以介紹．

一、自然環境變遷研究

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其變遷必然會對人類社會經濟產生影響。在自然環境諸要素中，與唐宋之際經濟格局變遷關系至為密切的三方面當是氣候變遷、森林植被變遷和水系變遷。

關于氣候變遷。氣候對人類生存狀況的影響重大而深遠．特別是氣溫升降和干濕狀況的變化對于人類經濟行為的選擇之影響尤為突出．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東方雜志》22：3．1925．2)為研究歷史時期氣溫變遷的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學報》第1期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認為唐宋之際正處于物候時期由第三個溫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個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轉變的階段，年平均氣溫持續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現較：丈變化。張家誠等《我國氣候變遷的初步探討》(《科學通報》19：4，1974)、任振球《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的異常期及其天文成因》(《農業考古》1986．1)等文，又做進一步申論．龔高法等《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為，隋唐溫暖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代北移1個多緯度；而宋代寒冷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在則南移1個緯度以上。

也有部分學者從區域研究角度對竺氏觀點作局部的修正和補充。張天麟《長江三角洲歷史時期氣候的初步研究》(《華東師大學報》1982．4)認為，長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處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處于冷期。王開發等《根據孢粉組合推斷上海西部三千年來的植被、氣候變化》(《歷史地理》第6輯，1988)認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間氣溫處于上升階段。李一蘇《江西唐代以來的冷暖振動》(《農業考古》1990．1)認為，北宋初期的江西繼唐代之后更加溫暖。盛福堯《初探河南省歷史時期的寒暖》(《歷史地理》第7輯，1990)推斷河南省在隋唐時期以暖為主．自9世紀起轉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優勢，溫度有所回升；11世紀寒情顯著．滿志敏《唐代氣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分見《歷史地理》第8輯，1990；第11輯，1993)指出，唐代氣候以8世紀中葉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氣候冷暖的總體特征與現代相近，后期氣候明顯轉寒．氣候帶要比現代南退1個緯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際至元中葉．包括黃淮海平原在內的我國東部地區大部分時間都有偏暖的跡象．陳家其《江蘇近二千年來氣候變化研究》(《地理科學》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記載．何業恒《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1)認為，唐至北宋，華南氣溫較高，北宋末年氣溫逐漸降低．程遂營《唐宋開封的氣候和自然災害》(《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1)認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東京仍處于隋唐以來的第三個溫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頻繁的雪災預示著寒冷氣候的到來．

總體說來，竺可楨關于唐宋之際氣候變遷的論斷，迄今仍為學界的主流觀點，并為眾多歷史地理教科書所采納，如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學．1987；1988)，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張全明、張翼之《中國歷史地理論綱》(華中師范大學．1995)等。

關于干濕狀況．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前揭)根據對比中國歷代旱災和雨災的統計資料，認為唐代旱災相對較少。徐近之《黃淮平原氣候歷史記載的初步整理》(《地理學報》1955．2)認為長江流域一般較黃河流域濕潤．黃河中游早多于澇。1977年，鄭斯中等《我國東南地區近兩千年氣候濕潤狀況的變化》(《氣候變遷和超長期預報文集》，科學)指出，自公元初以來，我國東部地區存在著水災相對減少而旱災相對增加的趨勢，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續時間短，濕潤期持續時間長．其后則恰恰相反。王鄉、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國中原氣候在降水量方面的變化》(《中國科學》B輯，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這200多年是中原地區近3000年來歷時最長的多雨期．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下)》(前揭)認為，東部地區的干濕狀況大致與氣溫對應，唐中期至北宋中葉為最長濕期．持續約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區旱多于撈，淮河以南地區則相反．劉俊文《唐代水災史論》(《北大學報》1983．2)根據唐代降水旱情的統計分析，認為氣候特征以溫濕為主。

關于森林植被。史念海《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聯．1981)認為，唐宋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地區繼續縮小．山地森林受到嚴重破壞，丘陵地區的森林也有變化。宋代的破壞更遠較隋唐時期劇烈，所破壞的地區也更為廣泛。林鴻榮《歷史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續)》(《農業考古》]985．2)指出，唐宋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進入漸變時期，表現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遠山區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殘，部分地區手工業的發展也使林區受到破壞。張靖濤《甘肅森林的歷史變遷》(《農業考古》1986．2)指出．唐宋時期森林采伐的規模很大，時為農耕區的黃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嚴重破壞．隴南山地森林覆蓋率仍然較高．李繼華《山東森林的歷史演變》(《農業考古》1987．1)認為唐宋時期山東森林日益減少。朱士光《歷史時期我國東北地區的植被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4)認為唐宋時期該地區森林未受明顯破壞。植被方面。朱士光《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變遷初探》(《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0．2)認為，黃土高原上植被的嚴重破壞是唐宋以來的事．其后果是助長或促進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個沙漠的形成與發展．史念海《歷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3)和《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2)兩文，認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及東北地區的森林植被的減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際。趙永復《歷史時期黃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2輯，1991)指出，唐宋以后，隨本地區植被的銳減．湖澤陂塘逐漸淤成一片平陸。水早災害加重．鄒逸麟《前揭書》認為，唐宋之際華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叢漸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黃河中游地區植被破壞嚴重，太行山區森林至北宋已為童山．秦嶺大巴山區森林仍然茂密。林鴻榮《隋唐五代森林述略》(《農業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積進一步縮小，不少林區殘敗，生態后果遠遠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條件優越，生態環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業簡論》(《農業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帶主要分布于山區．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東和兩廣、福建北部，北方則主要集中于秦嶺山脈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區以及太行山區．

關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際東部平原水系變遷較大，而尤以黃河中下游水系和長江中下游水系變遷對經濟格局影響至為明顯。鄭肇經{中國水利史)(商務，1．939)較早涉足水系變遷問題。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人民，1957)為探討黃河變遷的最早專著。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1962．2)認為．安史亂后，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黃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歷史時期黃河的變遷探討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黃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為嚴重，河道頻繁改易．張含英《歷代治河方略探討》(水利．1982)介紹了黃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葉前后的五次改道情況．周魁一《隋唐五代時期黃河的一些情況》(見《黃河史論叢》．復旦大學，1986)認為．唐末下游河道漸趨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時期53年內決溢19次，11世紀初又出現了懸河現象。鄒逸麟(前揭)認為至唐末以前黃河下游河道相對穩定．此后黃河下游進入變遷紊亂時期．湖泊方面，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遷述略》(《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為，從6世紀至]o世紀，華北大平原上的湖沼雖有一部分消失或縮小，但整個湖招的布局似無根本性的變化。北宋時期，由于主要河流頻繁改道，華北大平原湖沼逐漸發生了較大的變遷．部分湖泊開始淤廢。

關于長江中下游水系的變遷．王育民、張步天、鄒逸麟(前揭)在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別進行了概述。他們認為，唐宋時代云夢澤已淤成平陸；下荊江統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斷淤積．逐步深化為河曲，北宋河患始見頻仍；洞庭湖進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擴展；鄱陽湖因彭蠡澤迅速向東南方向擴展，迫近鄱陽縣城。太湖平原湖泊廣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復歸淤淺．泛濫時有發生，而吳淞江雖在人宋以后漸淤，但經北宋中葉整治，情形有所改觀．李文瀾《唐代長江中游水患與生態環境諸問題的歷史啟示》(《江漢論壇》1999．1)認為唐代是長江中游水患頻率最低的歷史時期．湖泊方面，張修桂《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年)認為，唐宋時期洞庭湖仍處于沉降擴展之中．譚其驤、張修桂《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復旦學報》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體奠定了鄱陽湖未來的范圍和形態．

二，農牧業經濟板塊錯動研究

在自然環境諸要素中，氣候變遷是影響我國北部農牧業經濟板塊發生錯動的重要原因之一。張家誠《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業生產影響的初探》(《地理學報》1982．2)認為，若其他條件不變，年均氣溫下降1℃，糧食單位產量即會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糧食產量也會下降10％。程洪《新史學一一來自自然科學的挑戰》(《晉陽學刊》1982．6)認為，若其他因素不變，某地區平均氣溫降低1℃，相當于將該地區向高緯度推進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減少100毫米．我國北方農業區則將向南退縮100到500公里。龔高法等《氣候寒暖變化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科學普及，1982)認為，唐五代溫暖濕潤期農作物的生長期比現在長10天以上．翁經方等《中國歷史上民族遷徙的氣候背景》(《華東師大學報》1987．4)認為，如果年平均氣溫下降2℃，生物的分布區域就要向南移緯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論氣候變遷對中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1)認為，歷史時期氣候變冷變干造成我國北方濕潤區和半濕潤區由北向南退縮，農業地區隨之不斷南退。

關于唐宋之際的農牧業分布，史念海《黃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指出．隴東、陜北和晉西北地區，從隋唐開始逐漸由牧區轉變為農區，農牧區之間的界限則處在變動之中。趙永復《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的農牧業變遷》(《歷史地理》第4輯．1986)認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亂后至北宋，處于畜牧業生產占優勢的歷史時期。史念海《隋唐時期黃河上中游的農牧業地區》(《唐史論叢》第2輯，陜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馬地原在隴右，鄂爾多斯高原也在唐初開始成為游牧區．河隴各地在吐蕃占領時，也均為牧場．唐后期馬政漸趨廢弛，原牧馬區仍為半農半牧區。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農牧地區的分布》(《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說，“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經都成為農耕地區，司馬遷所規定的碣石龍門間的農牧地區分界線，這時應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當時的媯州和營州。仍當是半農半牧地區”。韓茂莉《唐宋牧馬業地理分布論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87．2)和《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馬區由前期的集中于隴右、關內、河東三道，轉向河淮一帶分散。而且牧馬區域穩定程度漸差．人宋以來，河牧監內移，良田被占，河北路農耕地僅為該地區總土地面積的十分之四．河東路山區及澤、潞、遼等州軍，農牧混雜。陜西路地處農耕區西界，西、北兩面均為半農半牧區．程民生《宋代畜牧業略述》(《河北學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場．宋代畜牧業總量較唐代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業的發展卻超過唐代。杜瑜《甘肅、寧夏黃土高原歷史時期農牧業發展研究》(《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認為，自唐宋時期開始，該地區由以往的半農半牧狀態向農業地區轉化。雍際春《宋代以前隴中黃土高原農牧業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2)認為．中唐以后，隴中牧業衰退，農業也呈不平衡發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濫墾之風更使草原牧場加速退化。張澤咸認為，西域在吐蕃占領期間，畜牧業有顯著振興，農業亦未見衰落；歸義軍時代河西農業仍稱發達(分見《漢唐間西域地區的農牧生產述略》。《唐研究》四，1998；《漢唐間河西走廊地區農牧生產述略》，《中國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科．1999)認為，唐代農牧業界線為農耕區與半農半牧區的界線．較漢代有所北移．東段北移到燕山山脈以上，西南端達至隴山之西，東北端伸向遼水下游．而半農半牧區的界線則由陰山山脈西達居延海，東達燕山山脈．葛金芳《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遼夏金時期的農牧分界線由從外長城(即秦漢所建長城)退縮到內長城(即明代長城)一線，即從位于東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龍門一線．此線以西以北，大片農田化為牧地，除燕云一帶的部分地區外，多以畜牧業為主。就是此線以東以南的農耕區中．草場牧監也為數不少．

研究唐宋之際北部中國的農牧業分布情況．尚須關注遼和西夏轄區。契丹(遼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處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屬華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三聯，1963)認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業居多，分布著“插花田”；而毗鄰漢區的南部地帶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漸增加，燕山以南則是傳統農耕區．鄒逸麟《遼代西遼河流域的農業開發》(《遼金史論集》第2輯．書目文獻，1987)認為．自10世紀始．西遼河流域分布著墨點農家村莊．遼代以后．該地成為半農半牧區，或稱農牧交錯區。林榮貴《遼朝經營與開發北疆》(中國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區和潢河(西拉木倫河)流域一帶為傳統畜牧業區；潢河與土河(老哈河)匯流處及其周圍地區．分布著零星的墾殖點；在上京道的東部、南部和中部還分布著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區開辟農業區，又在農業地區開辟牧場或放牧點．故遼代農牧業的總體發展方向是，農業生產向北拓展，畜牧業生產向南推進。顏亞玉《契丹統治下的燕云農業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該地區農業經濟堪稱發達，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長為主。鄭川水等《歷史時期遼河流域的開發與地理環境關系》(《歷史地理》第10輯．1992)認為．在10世紀初遼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現點線分布的農田與居民點。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河北大學，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穿插一點農業；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區．畜牧業與農業相間．燕山以南至白溝以北．西達東北．東至遼東．則以農業為主，雜以部分畜牧業和果樹業。鄧輝《遼代燕北地區農牧業的空間分布特點》(《歷史地理》第14輯．1998)認為．遼代燕山以北到大興安嶺東南麓．是一個非常寬闊的農牧交錯地帶，農業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區，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區則以游牧為主．農業區的北界大約位于隆化縣北到赤峰市一帶，再向東穿過奈曼、庫倫二旗南部的黃土臺地北緣。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中國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國之前以畜牧業為主，還未形成固定的農業墾殖區，漢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倫河、大凌河、灤河流域。遼建立后，主要農業區分布于西拉木倫河流域、醫巫閶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圍，遼東、燕云地區亦以農業生產為主，畜牧業區以北疆和東北疆最為廣泛，半農半牧區的典型區域為河東、代北一帶。

西夏轄區在今甘肅、寧夏一帶。江一鳴《歷史時期寧夏地區農林牧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88．3)研究了寧夏地區或農或牧的變遷過程。漆俠、喬幼梅(前揭)認為，除夏州一帶的毛烏素沙漠地區外，西夏境內皆適宜畜牧業．農業區集中于靈州、橫山天都山一帶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韓茂莉《西夏農業區域的形成及其發展》(《歷史地理》第l0輯．1992)指出，西夏農耕業最為成熟與穩固的地區是銀川平原及宋、夏交界處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農業亦有一定發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錄《西夏經濟史》(中國社科，2002)認為，西夏的農業區為興靈平原和內蒙古河套平原，荒漠與半荒漠牧區由鄂爾多斯與阿拉善兩大高原組成，農牧相間的半農半牧生態區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與宋夏沿邊山界．

三、經濟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經濟重心南移問題的提出。始見于張家駒《中國社會中心的轉移》(《食貨》2：11，1935)，其后張氏又相繼發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國南方社會》(《食貨》4：1，1936)和《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1942)重申自己的觀點。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界就此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焦點主要集中于對經濟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時間、南移的判定標準，以及南移的具體內容等方面．

在對經濟重心的理解上，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人民．1977)提出安史亂后唐代財賦重心在江南的說法．冀胡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科，1981)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認為隋唐時期，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經濟區的地位。袁莢光、李曉路《唐代財政重心的南移與兩稅法的產生》(《北京師院學報》1985．3)提出財政重心的說法，但認為唐代后期財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經濟重心的南移。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探討》(《光明日報》1988．6．15；《農業考古》1991．3)贊同．財賦重心”的提法．趙德馨《我們想寫一部怎樣的<中國經濟通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3)，則區分了．經濟重心地區”與．經濟中心地區”的不同，認為．經濟重心地區”是指經濟較其他地區發達、財富較其他地區多的地區，是經濟發展、財富分布不平衡的結果。

在南移時間的看法上．學界存有較大分歧。依各家意見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種是“南宋說”．張家駒(前揭文)認為，中唐以后．南方社會的發達已漸漸超過北方。及至宋代．東南已完全成為國家根本。而南宋時代更為中國社會經濟中心轉變的最大關鍵．其所撰《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強調，宋王朝的南渡標志著南方經濟的空前發展．這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時代。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1996)認為．經濟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則全面實現。第二種是．隋代說”。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重慶商務，1944)認為，中古之經濟重心在隋代業已南移．第三種是“晚唐五代說．，韓國磐《五代時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限度》(《廈門大學學報》1956．1)認為，五代時南中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均較北方發達．曹爾琴《唐代經濟重心的轉移》(《歷史地理》第2輯，1982)認為．唐代后期經濟重心從我國北方轉向南方。童超《東晉南朝時期的移民浪潮與土地開發》(《歷史研究》1987．4)認為。經濟重心南移始于東晉南朝，終于唐五代。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1992)認為，安史亂后．經濟重心加速向南方傾斜．終南移于長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區域經濟研究》(首都師大，2001)認為唐代后期經濟的總體水平大大超過唐前期。尤其是長江流域。寧可主編《隋唐五代經濟卷》(經濟日報，2000)指出。大體上從安史亂后，南方經濟發展的水平超過北方，全國的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第四種是“宋代說”，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三聯，1957)說，“宋以后之經濟重心遂移于東南”。漆俠《宋代經濟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認為宋代經濟水平整體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研析》(武漢，1991年)根據《元豐九域志》的統計數據，認為北宋熙豐年間(1068年-1085年)耕地和勞動力資源重心的南移過程已經完成．近在《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這個觀點．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3)認為，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糧食生產的地域差異》(《歷史研究》1991．2)中甚至認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過之而無不及”。稍后又在專著《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1992)中說，”宋代南北經濟各有特色。經濟重心從發展趨勢上看正在南移，但從歷史現狀上看還未完成．．五是“六朝說．．羅宗真《六朝時期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海學刊》1984．3)為其代表。

在經濟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斷標準上．學界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多數學者是從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暉《唐代的人口》(《食貨》3：6．1936)指出，天寶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黃盛璋《唐代的戶口與分布》(《歷史研究》1980．6)認為，安史亂后人口比重發生變化，黃河中下游讓位于長江中下游，汴河兩岸讓位于漢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戶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遷及其影響》(《江漢論壇》1983．9)認為，經過安史之亂的人口南遷．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國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從黃河流域轉向了江南．胡煥庸《中國人口地理(上)》(華東師大，1984)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分布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南方遠遠超過北方。胡道修《開皇天寶之間人口的分布與變遷》(《中國史研究》1984．4)亦認為安史之亂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轉折點．費省《論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2)認為．元和時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區為大面積的人口密集區．人口占全國三分之一。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南遷與經濟重心南移同時發生，黃河中下游地區失去了傳統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區與人口》(首都師大，1999)指出，安史亂后，長江流域民戶日趨增多．宋史領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與變遷》(《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中華，1991)認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點為北方人口的減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區主要分布在東南、江淮一帶，這是南方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表現。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復旦大學，2000)指出，遼宋初期無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個轉折點，此前北方人口占優，此后南方人口逐漸確立了絕對優勢，并一直維持到明清時期。

后來漸涉農田水利、蠶絲紡織、自然生產力和城市分布等諸多方面。論者們普遍認為，南方水利事業在中唐以后的大規模興修，是促使南方經濟趕超北方經濟的重要原因之一．鄒逸麟《從唐代水利建設看與當時社會經濟有關的兩個問題》(《歷史教學問題》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興修的163項水利建設中，北方五道有101項，占全數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項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項，以江南道為最多，竟占49項．因此安史亂后，是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鞏固與發展．則在10世紀以后的宋代。闡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極多．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李燦文《唐代水利事業與南北經濟重心的轉移》(《新亞書院歷史系系刊》4．1978)．黃耀能《隋唐時代農業水利事業經營的歷史意義》(《中山學術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國古代的農田水利(續)》(《農業考古》1986．2)，楊蔭樓《秦漢隋唐間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趨勢與經濟區域重心的轉移》(《中國農史》1989．2)，鈕海燕《唐代水利發展的因素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第10輯．1992)，屈弓《關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統計》(《西南師大學報》1994．1)等．

紡織業方面，孫運郅從絲織業角度考察，認為絲織業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絲綢之路和我國絲織業中心的遷移》。《華東師大學報》1981．1)．黃世瑞《我國歷史上蠶業中心南移問題的探討》(《農業考古》]985．2；1986．1)認為我國蠶業中心的南移開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緒《論宋代私營絲織業的生產形態及地理分布》(《中國經擠史研究》1990．2)認為宋代南方私營絲織業的發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鐵《我國古代絲織業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2)認為，在兩宋三百年間絲織業的生產重心尚未轉移．鄒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國絲織業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漸形成(《有關我國歷史上蠶桑業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選堂文史論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從自然生產力角度探討，認為唐代北方自然災害遠較南方頻繁．對經濟的破壞程度遠遠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產力與經濟重心南移》，《云南社會科學》1985．6)。鄭學檬、陳衍德《略論唐宋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廈門大學學報》1991．4)認為南方經濟超過北方是自然環境的優劣互為逆轉的結果。

林立平從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闡述．認為唐宋之際的中國都城已由長安而洛陽而開封地向東遷徙，中國城市分布重心也從黃河流域移到了長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區域，也表明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試論唐宋之際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學報》1989．2)．近有鄭學檬(前揭)將經濟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斷標準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的廣度和深度超過其它地區．表現為人口眾多．勞力充足；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與質量名列前茅；商品經濟發達。第二，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具有持久性和穩定性．不只是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居優勢地位．而是有持續占優勢的趨勢．就是其優勢為后世所繼承。第三，新的經濟中心取代了舊的經濟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經濟上倚重新的經濟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網絡變遷研究

唐宋交通網絡由國內陸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線三方面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嚴耕望《唐代的交通與都市》(《大陸雜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唐代交通圖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圖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兩人對復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線貢獻尤巨．日野開三郎對《五代時期南北中國的陸上交通道路》(《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12．三一書房．1989)作過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1997)中也有六篇關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證文章．

先看陸路。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商務，1937)列舉出唐代以長安為中心向四周展開的六條陸路交通干線．在所開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嶺山路為最重要。宋代陸路干線改以開封為中心。陳偉明《唐五代嶺南道交通路線述略》、《宋代嶺南交通路線變化考略》(分見《學術研究》1987．1；1989．3)認為，唐代以廣州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條交通路線中．北路較南路發達，西路較東路發達。宋代嶺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襲唐代，但其功能開始由唐代的政治型、軍事型向經濟型轉變，嶺南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動脈．李孝聰《公元十一十二世紀華北平原北部亞區交通與城市地理的研究》(《歷史地理》第9輯，1990)認為．宋遼驛道的開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遼邊界形成了一條新的城市帶。蔡良軍《唐宋嶺南聯系內地交通線路的變遷與該地區經濟重心的轉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3)敘述了唐宋時期嶺南以廣州為中心聯系內地的三條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嶺路，認為自唐代完成對大庾新路的開鑿后，該路成為人嶺南的最佳線路，嶺南交通重心亦因此東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嶺路．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農業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l1輯，1993)指出，宋代由內地進入兩廣的道路自西向東主要有三條．湘桂道(水路)、騎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較為通暢。張澤咸《唐代工商業》(中國社科，1995)指出，安史亂后西線中的荊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變得格外重要。曹家齊《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訊》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線主要有兩條．一為長安東南行至嶺南道；一為洛陽東南行至汴州．經運河至福建、嶺南道．宋代人閩路進一步開辟，幾條南北干線之間聯系進一步加強，杭州與淮西地區聯系進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壽彝(前揭)指出唐代的運河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葉后大運河南段地位更見重要．北宋汴河(通濟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際，所開浚的河渠中作用較大的還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廣濟河、金水河、荊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無法與運河相比。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前揭)認為．運河聯結著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經濟重心。導致唐宋帝國的經濟地理發生劇烈變動．李劍農指出，安史亂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見重外．由湘、贛二水人江，溝通江以南與嶺表，又顧流人揚州．經汴淮以達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漢、漢沔經陸路至長安。此亦有唐一代內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線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廣北航經泉州．北以江都為終點；揚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線．幾無定泊之港。然在宋時，已由交廣閩浙江淮擴至密州(《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宋元明經濟史稿》，前揭)。《長江水利史略》(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長江水利史略》編寫組，水利電力，1979)指出．北宋時期，與長江干流密切相關的運河有三個系統：其一為江北運河，聯系黃河、長江的汴運潁運等；其二為江南運河，聯系江浙；其三為荊襄運河，聯系長江、漢水。馮漢鏞《宋代國內海道考》(《文史》26．1986)，對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長江口外、錢塘江口外、閩江口、珠江口外、黃淮以北的海道，進行了詳細考察．王興淮《我國歷史上的江漢運河》(《中國水運史研究》專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漢運河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歷史時期之一．王力平《唐肅、代、德時期的南路運輸》(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1988)認為，中晚唐水陸交通中。穿過秦嶺．經漢、沔水系，溝通關中地區與江漢流域以及整個東南地區水陸聯系的南路，肅、代、德時期運輸非常活躍．承平之際即告蕭條．王力平《唐后期淮潁(蔡)水運的利用與影響》(《河北學刊》1991．2)說，“北宋的惠民河與唐時的淮穎(蔡)水運相比，已不再是臨時性、替代性的運道，而成為了固定運輸線．”張澤咸(前揭)認為，有唐一代，珠江、長江、淮河、黃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發展．

域外交通又分陸、海兩路。白壽彝(前揭)較早據《新唐書·地理志》列舉唐代通四夷的七條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麗渤道、廣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條為陸路，自唐天寶亂后，西域交通漸形衰落，雖北宋盛時也不能完全恢復。烏廷玉《隋唐時期的國際貿易》(《歷史教學》1957．2)、陳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條道路的探索》(《西北師院學報》1988．1)分別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藍勇《唐宋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轉輸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4)認為，南方陸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緬印道．

港口與海上交通．開創者當屬桑原騭藏《蒲壽庚考》(陳裕青譯．中華．1929)和《唐宋貿易港研究》(楊煉譯，商務．1935)．兩書據伊本．胡爾達茲比《道程及郡國志》記載，指出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為唐宋四大貿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溫州、明州、松江亦為沿海貿易港。白壽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時代的域外交通，較前為特別進展并歷時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烏廷玉(前揭文)認為．唐代從廣州出發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諸國；對日本的商路則有兩條，一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為南路．從明州出發．兩宋海外貿易路線經馮承鈞(《諸蕃志校注》，中華．1956)、蘇繼頃(《島夷志略校釋》．中華，1981)和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務．1986)等諸多先生的持續努力，現已清楚有四條航線。東海起航線是從明、杭等州出發東渡高麗、日本；南海起航線是從廣、泉等州出發．有三條．一是經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轉航閹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賓群島)等地．二是經蘭無里(今印尼亞齊)再橫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島上的大食諸國．三是從蘭無里出發橫渡細蘭海到故臨(今印度奎隆)．在此換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駛入波斯港、亞丁灣。與此同時，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發掘出來。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東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華亭、溫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廣州、雷州、徐聞、瓊州等港；介于東海和南海航路間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時期，長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諸州．以及長江口以南的越、臺、福、漳、潮、雷、瓊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灣的登州、萊州、滄州、平州、都里鎮諸地，亦有海舶往來．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廣東人民．1987)認為，廣州是唐代最為繁榮的貿易港，宋代與之通商的海外國家較唐代為多．海外貿易也超過了唐代．蔣致潔《唐宋之際絲路貿易與海路貿易的消長變化》(《社會科學戰線》1993．5)認為，自唐宋以降，在中國古代對外貿易中．陸路(絲路貿易)地位日趨下降。海路貿易逐漸占據優勢．基本上處于主導、支配地位。陸韌《宋代廣西海外貿易興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認為，宋代廣西海港得到了極好的發展機遇。一躍成為西南地區貿易重地和出海門戶。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2003)認為，宋代貿易港較唐代有明顯增長，北自京東路．南至海南島．港口以十數．形成多層次結構，大致可分為廣南、福建、兩浙三個相對而言自成體系的區域．

五、區域經濟研究

此項研究源起于20世紀30年代的《食貨》雜志．進入80年代后，關注者益多。漆俠對兩宋區域經濟的研究堪稱詳盡具體．他認為從整體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宋代經濟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從動態角度將其發展趨勢概括為“東強西弱．南升北降”，并將各區域經濟的特色歸納為：中原經濟頑強發展、一波三折，東南經濟蓬勃興起、后來居上．西川經濟不平衡發展，中南經濟困頓停滯，廣南經濟地曠人稀、起點過低。

中原經濟區。該區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唐代大體包括關內、河東、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區．宋代則為京畿、河北、京東、河東、陜西、京西北路六路．學界普遍認為，關中地區自唐中葉后經濟發展遭受重創，人宋以后漸次恢復。楊德泉《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從農業和手工業看，較之唐代．宋代陜西經濟地位明顯低落。韓茂莉《北宋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生產的地域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1)認為，中原地區以河南的經濟發展水平為高；陜西則次之．雖本地農業區僅限于關中，但仍能達到較高水平；河東略有余糧；唯河北一路糧食最為短缺。程民生《論宋代河北路經濟》(《河北大學學報》]990．3)認為．宋代河北路經濟仍然發達，實力雄厚．邢鐵《宋代河北的絲織業》(《河北學刊》1990．5)認為河北的絲織業仍較發達，絲織業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論宋代陜西路經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1)認為宋代陜西的經濟發展屈從于國防利益，但手工業門類齊全．商業也異常活躍．

東南經濟區。該區泛指長江下游地區，尤其以太湖流域為重心．在唐代大致為淮南、江南道東部地區．宋代大致為淮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區。該區在兩宋時期發展迅速，故成果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與商業》(《食貨》1：10，1935)指出，五代時，各地商業繁榮．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稱道．楊章宏《歷史時期寧紹地區的土地開發及利用》(《歷史地理》第3輯．1983)認為，唐后期，該地區已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至宋代，更成為全國的糧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兩浙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原因》(《漸江師范學院學報》1984．1)．彭友良《兩宋時代福建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業考古》1985．1)指出兩宋時代福楚農業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表現為土地的墾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開發和興修；各種物產豐富；對外貿易的崛起。梁加龍《宋代江西蠶業發展初探》(《農業考古》1985．2)．文士丹、吳旭霞《試論北宋時期江西農業經濟發展》(《農業考古》1988．1)和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6)等．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江西的經濟發展。謝元魯《論“揚一益二”》(《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年)認為．揚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過是東南地區內部中心城市轉移的一種表現．杜瑜《歷史地理變遷與揚州城市興盛的關系》(《平準學刊》第4輯上．光明日報．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揚州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揚州亦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很快發展為全國最大經濟都市。楊希義《唐代絲綢織染業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區的絲織業到唐代后期已超過北方．林汀水《兩宋期間福建的礦冶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1)認為福建的礦冶業初興于唐代．至宋極盛．成為全國重要的礦區之一，出產金、銀、鋼、鐵、水銀、錫和礬等礦。方亞光《論唐代江蘇地區的經濟實力》(《中國史研究》1993．1)認為，唐代中葉以后，從生產工具水平、手工業技術、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盲，該地區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韓茂莉論述了《宋代東南丘陵地區的農業開發》(《農業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產地和產量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2)認為，若從唐宋茶的產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則四川，荊湖第三，兩浙第四，淮南13山場至北宋盛極，福建茶產量雖遜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質優良著稱．兩廣產量甚微．周生春《論宋代太湖地區農業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93．3)認為北宋崇寧以后太湖地區農業發展達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云南大學，1994年)通過分析和比較，認為宋代的經濟與市場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在東南的兩浙、福建、江東、江西四路。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區自晚唐五代以來，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為突出；手工業以制茶、制鹽、紡織、竹編、葦編、瓷器、釀酒、造紙、藥材等為主．水平較高。江西經濟開發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產品主要是稻米、豬、牛、禽、魚等副食品資源、木材、礦產、蔬果、烏血等經濟林等等；手工業品則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農業發展最快的地區是沿海平原，在許多方面與兩浙有共同之處，它也代表當時中國農業經濟的水平。而從總體來看，五代時期南北方農業經濟發展不平衡．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農業經濟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北方，但本地區內部亦不平衡。方健《兩宋蘇州經濟考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4)一文，認為宋代蘇州經濟居當時全國的領先地位，與中唐以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相一致．周懷宇《論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2001．3)認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快速成長期，揚州、開封為兩大龍頭城市，而沿運河相繼涌現出的新城市中較為突出的有宋、楚、泗、壽、潁、濠、宿、廬等州．陳國燦《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華，2002)認為．北宋時期，兩浙路的城鎮發展最為顯著，已達到乃至超過了北方發達地區的水平；江南東路次之．接近北方發達地區的水平；江南西路雖較宋代以前有顯著的發展，但由于起點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與兩浙、江東地區有相當大的差距．葛金芳《兩宋東南沿海地區海洋發展路向論略》(《湖北大學學報》2003．3)認為，人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貿易的興盛，促使東南沿海地區開放型市場崛起，進而在本地區出現海洋發展路向，其具體表征有五：其一．東南沿海眾多外貿港口，從南到北連成一片；其二，海外貿易范圍大為擴展，構成當日世界性貿易圈的兩大軸心之一；其三．進出口商品中，分別以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為主；其四，中外商人隊伍壯大，出海經商風氣盛行；其五，對域外世界的認識遠較漢唐豐寓詳贍。此前，也有專文討論福建地區的海外貿易問?，如林汀水《略談泉州港興衰的主要原因》(《廈門大學學報》1984．1)，韓振華《五代福建對外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3)．胡滄澤《宋代福建海外貿易的興起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對外交通和貿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經濟區。該區大致指唐代的劍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這四路．關于唐宋時期四川經濟的發展．先后有兩部專著予以討論，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5)認為，自10世紀后期至北宋中葉，本地經濟發展迅猛，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經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兩個地區之一。賈大泉《宋代四川的紡織業》、《宋代農村商品生產》、《宋代四川城市經濟的發展》(分見《宋史研究論文集》1982年年會會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師范學院學報》1985．1；《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6．2)認為，宋代本地的紡織業在前代的基礎上又有長足發展，農村地區的商品化生產的專業分工現象極為普遍．在蠶桑紡織業、茶葉種植業、甘蔗種植業和制糖業、藥材種植業、釀酒業、井鹽業、水果生產方面均有體現，從而促進了本地區商品經濟的日趨活躍。城市經濟的發展貌似繁榮。但在封建勢力的干擾和戰爭的沖擊下，很難持續．謝元魯《宋代成都經濟特點試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3)、《論“揚一益二”》(前揭)認為，宋代成都的經濟十分繁榮．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4)認為．川峽四路的農業生產發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國農業生產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川東地區卻仍然較為落后．林文勛《宋代四川與中原內地的貿易》(《宋代經濟史研究》，云南大學．1994)認為．時至宋代，四川地區已發展成為我國西部區域的經濟中心區．

中南經濟區．該區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帶，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荊湖南北路。鄭學檬《試論唐五代長江中游經濟發晨的動向》(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1988)指出，唐五代長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區經濟發展加速．使地區聯系日趨緊密，由此江南經濟正在向超過北方的方向發展。韓茂莉《宋代荊湖地區農業生產述論》(《歷史地理》第12輯．1995)認為，宋代荊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開發．尚未處于粗放經營階段。楊果《宋代兩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認為．兩宋時期是兩湖平原市鎮在空間上迅速擴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又是縣以下鎮、市的擴展．

廣南經擠區．該區大致指唐代的嶺南道，北宋的廣南東西二路．徐俊鳴《古代廣州及其附近地區的手工業》(《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認為，唐宋時期本地區手工業較為發達．諸如造船、紡織、食品加工、陶瓷、制紙、礦冶等均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陳偉明《宋代嶺南主棱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1)認為宋代嶺南地區初步形成了獨立的農業生產區。關履權《宋代廣東歷史發晨趨向與農業商品化》(《廣東社會科學》1991．1)認為工商業和海外貿易對廣東歷史發展起了催化劑作用．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農業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11輯．1993)分析了宋代嶺南地區的人口構成及其分布，認為蠻人集中分布的廣西和海南島生產方式還很落后．指出宋代內地移民是嶺南地區重要的農業生產勞動力。內地移民集中的南嶺南坡地帶，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嶺南農業開發程度較高的地區．也是嶺南最重要的農業經濟區．但與內地相比．嶺南大多地區的生產方式仍很落后．

筆者自知，對于學界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段中所做的有關唐宋經濟格局研究的成果，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盡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較為重要的成果，間或亦有遺漏．在對經濟格局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上述梳理后．筆者認為要使此課題的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還須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確立貫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變革期學說為指導．改變過去以朝代為中心的敘述模式，將晚唐至宋的經濟格局變動視作整體予以考察，關注趨勢的演變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時經濟格局變動的總體面貌。

第二，明確經濟格局變遷的內涵，切實把握其所涉及到的各個方面．經濟格局當以自然環境、農牧業經濟、經濟重心、交通網絡和區域經濟為主體構成部分．這也理應成為學界探討此課題的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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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初中歷史；教學制度；改革；創新

一、初中歷史教學現狀分析

初中歷史教學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來增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以及與他人合作和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能力。要引導學生尊重其他國家和民族所創造的文明成果，正確看待國際社會的發展和變化，初步形成正確的國際意識；要使學生學習和繼承人類的傳統美德，從人類歷史發展的曲折歷程中理解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逐步形成真誠善良、積極進取的品格和健全的人格，以及健康的審美意識和情趣，為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初中歷史教學中應注意的問題

在初中歷史教學中，我們應該注意，首次就是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為指導，正確闡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并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要堅持史論結合，論從史出，力求做到科學性、思想性和生動性的統一。要考慮到學生的年齡特點和心理特征，從學生的認知水平出發，調動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鼓勵學生積極地參與歷史教學活動。同時，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活動的安排要從有利于學生學習的角度出發，注重啟發學生對歷史的理解，避免死記硬背，以減輕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

在初中歷史教學中，然后就應該要注重對學生學習方法的指導，使學生學會學習，逐步掌握學習歷史和認識歷史的一些基本技能和方法，例如；計算歷史年代；閱讀歷史教科書及有關的歷史讀物；識別和運用與教學有關的歷史地圖、圖片、圖表；搜集和整理與歷史學習相關的材料；敘述重要的歷史事實；解釋重要的歷史概念；分析和評論重要的歷史問題，等等。要注意多層次、多方位的聯系，包括：歷史發展的縱向聯系；同一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橫向聯系；歷史發展的因果聯系；中國史和世界史之間的聯系；歷史演變與現實生活、時事之間的聯系；歷史學科和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以開拓學生的視野，更好地認識歷史。

最后，在初中歷史教學中，我們要提倡歷史教學形式的多樣化，積極探索多種方式的教學途徑，組織豐富多彩的教學活動，例如：開展課堂討論；組織辯論會；舉行歷史故事會；舉辦歷史講座；進行歷史方面的社會調查；參觀歷史博物館、紀念館及當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考察歷史的遺址、遺跡；編演歷史劇；觀看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閱讀欣賞歷史文學藝術作品；仿制歷史文物；撰寫歷史小論文、歷史人物小傳；編輯歷史板報、通訊、刊物，等等。要注意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多樣化。應積極運用幻燈、投影、錄音、錄像、影片、模型等，進行形象直觀的教學。要積極創造條件，利用多媒體、網絡組織教學，開發和制作歷史課件，創造性地開展歷史學科的計算機輔助教學。

三、如何讓學生在初中歷史教學中學好歷史

在平日的歷史教學中，我進行了一些探索，摸索出了“把學法指導貫穿在歷史課堂教學始終”的教學模式，實踐證明，學法指導是培養學生能力的有效途徑。

（一）編寫學習提綱，培養閱讀能力

閱讀教科書是獲取歷史知識、提高學生成績的重要途徑，也是培養智能的重要前提。因此，教會學生閱讀教科書是歷史課堂教學的重要內容。由于歷史學科具有過去性、綜合性和史論性的特點，學生在初讀時容易遇到許多障礙，也有一部分學生因為基礎差、閱讀不得法，抓不住重點，所以，在起始階段，我重點訓練學生的閱讀方法，通過提問引路、審題啟示、疑難突破、重點探索、提綱導讀等多種方法，把學生引到自覺閱讀的軌道上來。例如，在教授中國歷史第一冊的《大變革時期的社會經濟》一課時，我首先給學生指出：社會經濟主要包括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三個方面，農業方面包括工具、技術和經驗、水利及成就；手工業方面包括冶煉、陶瓷、紡織、造紙、市場等。然后指導學生按上述提示閱讀教材，找出本課中的重點知識，學生很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二）創設問題情境，培養思維能力

歷史學科對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但部分學生由于受傳統偏見的影響，仍認為歷史是一門知識性學科，只需死記硬背即可，而不需理論的思考和理解，所以，他們缺乏學習歷史的內驅動力。為此，教師應十分注意利用歷史學科內容豐富、縱貫古今的特點，有目的、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從歷史知識本身提出各種具有較強啟發性的問題，組織學生討論，讓他們自己去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激發他們求知的欲望，組織學生討論，讓他們自己去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激發他們求知的欲望，促進他們大膽地馳聘自己的思維和想象，發展他們的智力。

（三）注意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

在教學中，我認識到不能再同我上學時那樣教學了，現在應該教的不是書本上死的東西了，那些學生都能知道，“讀史可以明志，學史可以鑒身”現在教給他們的是就某個知識應怎樣分析理解，使從中得到啟發。所以我努力改變學生原有單純接受式的學習方式，建立和形成充分調動、發揮學生主體性的學習方式，在教學過程中，我主要教給學生思考問題的方法，答案由自己歸納得出。我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努力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創設能引導學生主動參與的教育環境，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使學生能對學習活動進行自我支配、自我調節和控制，讓他們主動地去認識、學習和接受教育影響，從而達到所預期的學習目標。初中學生天真、幼稚，該說的他們說，不該說的他們也說，有時課堂一旦放開，教師不易駕馭。可將全班學生分成幾大組，自薦組長，組長負責討論時推薦（自薦）代表發言、參與討論。在上導言課時，為了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 ，培養學生的想象能力和主動探索知識的能力，設計了“秦始皇陵兵馬俑”這個內容。先由封面圖引出話題，再結合第17課的相關內容，使學生對世界第奇跡有一定的了解，然后讓學生根據三幅圖中三個陶俑的神態和動作猜猜他們的身份。學生討論的很激烈，進行了大膽的想象，他們都爭先恐后的發表自己的見解，把課堂教學推向.短時間內便創造出了一個濃厚的學習氣氛 ，學生的主體性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使學生真正做了課堂的主人，享受到了歷史課堂的快樂。所以辯論課的開展，故事會的舉行倍受學生的歡迎和重視。總體來說，有以上幾方面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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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環境；陜西南部；清代

陜南，位于川、鄂、豫、陜、甘五省交界地帶，是長江、黃河兩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補給區，北跨秦嶺，南依巴山，漢水自西向東橫穿而過，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東部有丹江等支流匯入漢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著漢中、安康與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清代隸屬漢中、興安與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為學界所注目，特別是乾嘉以降，該地區的生態環境發生明顯逆轉，森林植被大量被毀，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社會經濟受到深刻。因此，探討這一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必須充分認識生態環境這一重要因素的變化。學界對此已有相關成果問世，但是相關研究多拘于文獻的資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態環境作為長期不變的因素，作為經濟開發的背景條件加以簡單羅列，對自然科學的相關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鑒和吸收。[1]鑒于此，本文將在系統搜集陜南歷史文獻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學量化統計分析的方法，從動植物資源的變遷和自然災害的統計分析兩方面著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陜南的生態環境變遷。

一、動植物資源的變遷

清初，陜南仍分布著相當規模的遠古森林，被稱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陸海”之美譽。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報朝廷說：“由陜西之略陽、鳳縣迤儷而東經寶雞、眉縣、盩厔、洋縣、寧陜、孝義、鎮安、山陽、洵陽至湖北之鄖西，中間高山深谷，千枝萬派，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陜西之寧羌、褒城迤儷而東經四川之南江……陜西之紫陽、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間高山深谷，千巒萬壑，統謂之巴山老林。”[2]清中葉大規模的流民涌入墾殖。興安州的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陰六縣，“從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間有歉收處所，窮民就食前來，旋即棲谷依巖，開墾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處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所以“戶口驟增，至數十余萬”。[3]據蕭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區的褒城、南鄭、沔縣、城固、西鄉、石泉、漢陰、商州及安康等10縣，人口由康熙中的41．6萬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萬，而同時期其它山地各縣(除寧陜、孝義、留壩、定遠外)人口由原來的8．1萬增加為146．1萬，人口增長率分別為408．9％和1703．7％，遷移增長率分別為141．3％和1436．1％。[4]可見，山區的人口增長迅速。至道光初年，外來移民人數可以說已占據絕對的主體地位，《三省邊防備覽》載：“川陜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廣東、安徽、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5]具體到各個山區州、縣、廳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遠廳，“近來煙戶漸多，川人過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鳳縣，“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無業游民，佃地開墾，雜處五方。”[7]留壩廳，“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縣，“境內四面皆山，外來佃種者，十居六七。”[9]鎮安縣，“土著不過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縣，“民多系楚蜀遷居之戶。”[11]

更有甚者的是，這些移民的開發、謀生方式又極為原始。“山中開荒之法，大樹巔縛長絙，下縋千鈞巨石，就根斧鋸并施。樹既放倒，本干聽其霉壞，砍旁干作薪，葉枝曬干，縱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糞，往往種一收百。間有就樹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樹油內注，火燃不息，久之煙出樹頂，而大樹成灰矣。”[12]移民在山區四處遷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攜幼，千百為群，到處絡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巖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櫞，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筑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13]一處墾種幾年，地力下降后，便又遷一地，“山民伐林開荒，陰翳肥沃，一二年內雜糧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驟雨沖洗，水痕條條，只寸石骨，又須尋地墾種。”[14]因此，“今年在此，明歲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移數處”[15]的現象甚為普遍，許多地區植被由于這種盲目無定的開發消失殆盡。上世紀30年代何慶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說：“南鄭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稱最富，只以佃戶居住不定，無久遠經營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莊。多系自耕農，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為佃農區減。現在南鄭森林，荒棄之地，殆過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資源消耗性產業。紙廠，“定遠、西鄉巴山林甚多，廠擇有樹林、青石、近水處方可開設。有樹則有柴，有石方可燒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樹少水遠，即難做紙廠，只可就竹箐開筍廠。”[17]炭廠，“有樹木之處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樹木長至八九寸圍，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廠，“擇山內、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樹用之，不必過大。每年十月內，將樹放倒，縱橫山坡上，雨霖日曬。至次年二三月間，將木立起，二三十根攢一架，再經淋曬，四五月內，即結木耳”。[19]香菌廠，“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樹、桫欏等木，山樹必則大者，小不堪用，將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頭坡上，任其堆積，雨淋日曬。至次年，樹身上點花，三年后，即結菌”。[20]這種竭澤而漁的開發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毀。如紫陽縣，乾隆中葉尚未開墾，到了乾隆末年則“盡已開墾，群獸遠跡，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見其濯濯矣”。[21]至嘉道時期，陜南許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經消失殆盡。漢陰廳，“南北兩山老林，皆墾伐殆盡。”[22]商南縣，“跬步皆山，久經開墾，并無老林。”[23]鳳縣，“境內跬步皆山，數十年前，盡是老林，近已開空。”[24]洋縣宋軍山，“縣北百三十里，舊有從林。今廢，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蓋盤郁蔭約數畝”。[25]略陽縣寒蓬山，“乾隆間，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絡繹不絕，惜乎土人喜招客民，開墾取材。以迄于今，非復牛山之美矣。”[26]留壩廳紫關嶺，“往時嶺旁尚為老林”，嘉慶時期，“開墾人眾，見其濯濯矣。”[27]葉世倬《重修連亭記》說到自己目睹紫關嶺一帶森林變遷的情況，“紫關嶺……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經此嶺時，則槎椏俊茂，陰翳蔽天，此樹雜錯眾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慶戊辰，自關中之興安復經此嶺，二十三年間，地無不辟，樹無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經過時，“覽廟后山岡，古柏翳天，無間雜樹”，“其樹皆千數百年物”，十年之后，“復過此地，見山谷依舊，林木全非”，“古木蕩然”。[29]留壩廳至褒城縣的北棧道附近，地勢險峻，同樣未免被毀的厄運，“數十年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異花奇木，芬馥泉巖。近為川楚棚民開墾，路增崎嶇，而風景不復蔥蒼矣。”[30]“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丈。”[31]面對此番情景，時人也只能慷慨萬千，有詩石：

“山中有客民，乃與造物爭。利之所在何輕生，懸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鋤，人力所至天無功。我聞故老言，思之令人羨。在昔山田未開時，處處煙巒皆奇幻。伐木焚林數十年，山川頓使失真面。山靈笑我來何遲，我笑山靈較我癡神力不如人力好，對景徘徊空嘆息。”[32]

隨著大片的植被被毀，森林系統的生態平衡逐漸打破。與森林資源密切相關的其它生物資源亦受到嚴重影響，生存環境逐漸萎縮，一些動物群落不斷減少、減退，甚至滅絕。比如，老虎，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陜南秦巴山區，歷史上有許多關于該地區虎患的記載。[33]直至清初，這里仍有虎患的記載。西鄉縣山深林密，經常有老虎出沒，清溪、桑園鋪、白沔峽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驚怖街衢，傷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縣王穆懸賞重金，募虎匠數十人，人山林撲殺，三年之間，即殺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這說明當時陜南仍然維持著較好的生態環境。但是好景不長，盡管我們沒有找到西鄉縣的直接記載，從其它地區卻可略知一二，乾嘉以來，老虎的數量銳減。乾隆《旬陽縣志》記載，“近各鄉山已盡童，亦鮮虎暴矣。”[35]到光緒時期纂修的《旬陽縣志》已經完全沒有老虎的記載。[36]紫陽縣三臺山舊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開墾殆盡，“群獸遠跡”。[37]石泉縣，嘉慶時還有“虎豹為害”的記載。[38]至道光時期，不僅虎、豹，其它物種也未免生態失衡而導致滅絕的厄運，“鷗、鷺、鴛鴦、虎、豹、麋、鹿、熊、羆，舊志有之，近開墾既遍，亦不盡有。”[39]鳳縣，早在開墾初期，“其僻處山林者，墾地種作，暇則獵獸從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貨賣”，而且“時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緒時，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豬、鼠、兔之屬，“非山藪深邃，林薄叢郁殊不多。”[41]鎮安縣，康乾時期，虎患問題是地方政府極為頭疼的事情，各級政府都極為重視。乾隆年間鎮安縣宰聶壽曾記：“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嶺多虎，奉文拔宜君營兵捕殺，卒以無所獲。時在省晉遏制臺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備短槍火藥，捐散四鄉，一時打獲數虎。”[42]但是，到光緒朝，老虎在這里已是極為罕見。光緒《鎮安縣鄉土志》云：“昔年地廣人稀，山深林密，時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隨地墾種，虎難藏身，不過偶一見之。”[43]隨著老虎等動物的大量消失，這一地區的食物鏈遭到嚴重破壞。例如野豬，由于自己天敵老虎的銳減，則大量繁殖，成為禍患，“近年以來殊無大異，惟南山一帶野豸妨農，民多徙去。”[44]鳳縣，光緒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豬戕害，貧民遠徙。”[45]

可見，整個清代，陜南動植物資源變遷較為明顯。隨著大規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當開發，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動物群落在這一帶也逐漸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地方的植物和動物種類的變動受氣候等自然因素變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46]清代陜南地區動植物資源的大規模衰退，人為的不當開發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氣候變化也不可忽視。大規模移民入遷的乾嘉時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極冷時期，這勢必會影響該地區動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復。[47]由于氣候條件更為不利，本來應該加大對動植物資源保護，更不用說反其道而行之。總之，在人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陜南生態環境變遷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統一體，所表現出的是一種動態連鎖反應，動植物資源并不是簡單的你消我長關系。由于自然和社會因素的變化導致該地區的動植物生活環境發生急遽變化，大片的植被大規模消失，隨之大量的動物資源也不斷減少，甚至消失。

二、生態環境變遷的統計——以水災為中心

清代陜南生態環境變遷的另一集中表現就是水、旱等多種災害頻發。本部分冀通過對災害時空分布的量化統計，增強對陜南有清以來生態環境變遷的認識。誠然，利用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難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國學者趙岡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進行：一是利用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來推斷生態環境變遷；另一是通過對糧食畝產量升降的考察來分析環境變化。[48]考慮到陜南區域特點以及資料情況，這里采用第一種，即通過對自然災害頻率的量化分析來更為深入的考察該地區的生態環境變遷。

(一)相關資料說明

清代陜南自然災害記載主要是以各府、州、縣、廳方志為主，私人文集、筆記、檔案奏折也有相關記載。涉及到的災害種類包括水災、旱災、雹災、凍災、風災、震災等。關于這些自然災害資料前人已作了較為系統地整理，包括氣象局氣象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49]、陜西氣象臺編《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50]以及水利電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51]，從而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種資料也存在優劣詳略之別，《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較其它兩種資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資料來源豐富。據統計現存清代陜南各地府、州、縣、廳以及鄉土志書總共94部，[52]《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一書收錄其統計的達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慮到相當一部分志書并沒有災異部分記載，因而資料的覆蓋幅度已相當廣泛。此外，還包括各種實錄、故宮檔案等文獻以及調查資料。其次，統計以縣一級的行政區劃為單位，記載更為具體。因此，該資料的史料來源廣泛，災害記錄相對詳細具體，可以彌補因多種原因所造成的闕失，縱有不足與遺漏之處，也不致在總體上統計的結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統計分析即選取《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作為基本的史料來源。

(二)自然災害統計分析——以水災為中心

自然災害主要包括水災、旱災、雹災、凍災、風災、震災等。其中水災和旱災與生態環境變遷的關系最為密切，而水災又是陜南最主要的災害類型。因此，以下選取水災作為統計指標，通過對其時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對清代陜南山地生態環境變遷的認識。[53]

1．空間布局

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關水災的時空分布狀況均予以列表說明。在統計過程中，我們對相關資料作了如下技術處理：

(1)資料中的災情記載，明確注明某縣，則視為該縣發生水災一次；所謂的“陜西”災害，除非見到各地所屬州縣的具體記載，否則不在內，例如，“康熙三年，陜西，被水”，我們將不作為一次記載；而“陜南”災害，則陜南所屬州縣分別按一次計算在內，例如，“嘉慶十八年，陜南，興、漢、商各屬秋澇(多雨)，稻苗半槁，年歲大荒”；另諸如“南山一帶，七月間，陰雨過多”、“漢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這樣模糊記載，由于很難確定具體所屬各縣，我們在統計中將不計算在內。

(2)留壩、定遠、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設置的，原隸屬其它州縣。留壩廳，乾隆三十年，分鳳縣南、褒城北而設；定遠廳，嘉慶七年，分西鄉縣南而設；佛坪，道光五年，分洋縣北、周至縣南而設。所以，我們以黑體字表示，在具體統計分析時并沒有計算在內。

(3)資料中的災情記載，明確說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連續大雨幾日者則按一次記載；否則則按大雨的具體次數計入，例如，“寧陜、鎮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則按二次計入。

根據以上原則，陜南各地水災情況統計列表如下：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清代陜南水災空間分布的大致情況。安康、旬陽、白河、鎮安、商縣、商南、定遠、略陽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災的多發區，每年水災暴發的次數要高于其它平壩地區。問題還遠不止于此。據尹國康對漢江上游安康地區地表坡度結構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則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發生與山地斜坡地形形態和坡度大小密切相關，坡度愈大徑流速度愈大，同時土體的穩定性愈差，沖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發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減少而崩塌增多。[55]山體則主要由火成巖和變質巖系組成，以花崗巖、花崗片麻巖、片巖、石英巖、大理巖和灰巖分布最廣，[56]多極易風化，屬于易滑地層。[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獨雜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懸崖，本自石骨崢嶸，而久雨之后，亦自時時崩墜”，[58]“間有山質為石者似為可靠，不知土內石質是沙土凝結而成，非真石也，與煤礦無異，每歲必增長數分，數年積長一二寸，山既長，磚石之砌其上者，漸次進開，海漫裂縫，雨水浸入，無不坍塌”。[59]“石雜土中，不相連屬”，因此，“夏秋之際。霖雨經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綴石，巨石則由山巔徑流而下”。[60]一些志書對此亦有較詳細的記述。洵陽縣，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緒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遠廳，道光四年大水，“五塊石山崩，壞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魚渡壩、母豬硐溝山崩”；咸豐八年大水，“壞民田廬，大池堡、袁家溝山崩”。[62]因此，水災與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災害常常并發，山崩伴隨泥石流是這些地區久雨、暴雨成災時的常見現象。

總之，漢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區、高山區的環境變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別，其中高海拔區是清代陜南地區環境變遷最明顯的區域。實際上，這些災害高發區基本上又是清代陜南新開發山區，其地質地貌、氣候條件更為復雜惡劣，兩者之間的重合顯然不是巧合，這說明水災暴發頻次與清代陜南各地的生態環境特點密切相關。

2．時間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災的四季分布、水災在清代不同時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災在各地各

個時期的暴發頻次。在統計中仍以縣一級的行政區劃為單位。

(1)四季分布

在統計中，根據農歷歷法，一、二、三月為春季，四、五、六月為夏季，七、八、九月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為冬季，凡沒有具體月份或者季節的歸入不詳。若出現連續幾月的記載，每月分別各按一次計，例如，“康熙元年，商縣、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無數日霽，禾稼無成，麥沾濘，十不中一”。統計結果見表2：

由表2可以明顯看出，清代陜南地區的水災主要發生在夏秋兩季，分別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農歷五、六、七月之中。洪漲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遲在仲秋九月，冬季則為低水位時期，幾無洪水發生。這一統計與自然科學工作者根據水文儀器對1934—1940年漢中盆地漢江洪漲季節的測量統計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據統計1934—1940年漢中盆地漢江的洪漲期起于五月，終于十月，以七、八兩月次數最多；就季節而言，夏季最多，達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說，根據文獻記載的統計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強的。

歷史時期分布是指水災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狀況。根據整個清代帝王統治年號分為十一個不同時期，各個時期水災的分布情況見表3：

根據表3水災發生最多的時期是嘉慶和光緒年間，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時期，達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順治、宣統、咸豐和雍正時期。不過，由于這幾個時期是根據各個帝王統治時期劃分，所包含的時間段不一，分別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較低。因此計算出各個時期平均每年水災次數分別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總平均為1．89次。從中可以明顯看出，整個清代陜南地區水災的年均暴發趨勢，呈波浪狀分布，但總體有增多之態勢，嘉道和同光時期災害暴發頻繁，較其它時期更為集中，而嘉慶朝最多，平均每年達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緒平均每年3．29次。據研究乾嘉與同光時期皆為清代陜南地區兩次移民人遷時期，[64]這一時期自然環境因素，如氣候變化又處于“小冰期”的強冷期。很顯然，這一統計再次說明水災的暴發頻次與陜南地區的(如移民入遷)和自然(如氣候因素)的變遷有很強的相關性。

(3)各縣水災頻次分析

上面已經計算出整個陜南地區不同時期水災的年平均暴發次數，這對于說明清代該區域水災的歷時性與環境變遷趨勢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陜南的小區域特征明顯，漢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區、高山區無論是氣候因素，還是地質地貌以及移民開發程度都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在考察災害的歷時性時同時又要兼顧其共時性，即區域分布特征，進行綜合分析。不過考慮到資料的記載多以縣為單位，同時與前面的統計統一，這里仍以縣為單位，統計分析清代各個時期陜南各縣平均每十年水災暴發頻次，見表4：

由表4可知，發生災害頻率較高的地區為安康、旬陽、略陽、沔縣、白河、紫陽、商縣、鎮安，這些州縣的海拔也相對較高，而城固、洋縣等海拔較低的河谷盆地則頻次較低。就時段看，各個縣在嘉慶和光緒這兩個時期變化最為明顯，水災暴發的頻次提高較快，是歷年平均頻次的幾倍，相對其它時期更為集中。這既與氣候波動一致，又與移民入遷的吻合。

總之，通過對整個清代陜南自然災害的統計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間分布而言，陜南生態環境變化的地域性明顯，小區域環境變遷有很大的

差異性，與氣候、地質地貌等自然條件的特質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陜南生態環境的嚴重變遷區域；

其二，就時間分布而言，與乾嘉和同光時期的兩次移民入遷一致，這兩個時期亦是環境的集中惡化期，爆發的頻次明顯多于其它時期。這進一步證明陜南生態環境變遷是自然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綜上所述，清代陜南生態環境發生顯著變遷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不能僅僅停留于發生變遷這一表面認識。長期以來，人們往往籠統認為其發生嚴重惡化，雖有道理，但失之偏頗。事實上，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其變化或大或小、或主或從，不能不加區分地給予簡單概括。陜南生態環境變遷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統一體，受氣候、地質、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會因素影響，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表現出更多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充分地認識這一點不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陜南生態環境變遷的特殊性，而且對于我們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較強的啟示意義。

注釋：

[1]90年代以來，學術界圍繞環境變遷已有不少成果問世，具體可參閱：譚作剛：《清代陜南地區的移民、農業墾殖與環境的惡化》，《農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嶺森林的變遷及其反思》，《中國歷史地叢》1993年第1期；梁四寶：《清代秦巴地區的開發與環境惡化》，《晉陽學刊》1994年第5期；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鄒逸麟：《明清流民與川陜鄂豫交界地區的環境》，《復旦學報》1998年第4期；葛慶華：《試論清初中期川陜交界地區的開發與環境問題》，《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張建民：《明清山區資源開發特點述論——以秦嶺一大巴山區為例》，《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陶衛寧：《歷史時期陜南漢江走廊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00年博士論文；田培棟：《明清時期陜西史》，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頁；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載李根蟠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張曉虹、滿志敏、葛全勝：《清代陜南土地利用變遷驅動力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關成果問+。例如：Ts’ui-jungLiu(劉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國生態結構與山區經濟——以秦嶺山區為例》，載溝口雄三編：《長期社會變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愛德華·B·費梅爾：《清代大巴山區山地開發研究》、《清代中國邊疆地區的人口與生態》，分載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1年第2期、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頁；鄭哲雄、張建民、李俊甲：《環境、移民與社會經濟——清代川、湖、陜交界地區的經濟開發和民間風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陜楚老林情形亟宜區處》，載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藝文下》，第17頁。

[3][清]畢沅：《興安升府疏》，載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藝文下》，第3～4頁。

[4]蕭正洪：《清代陜南的流民與人口地理分布的變遷》，《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1頁。

[6][清]盧坤：《秦疆治略·定遠廳》，道光年間刻本，第50頁。

[7][清]盧坤：《秦疆治略·鳳縣》，第55頁。

[8]道光《留壩廳志》卷四《土地志·風俗》，第5頁。

[9][清]盧坤：《秦疆治略·白河縣》，第64頁。

[10][清]盧坤：《秦疆治略·鎮安縣》，第43頁。

[11][清]盧坤：《秦疆治略·平利縣》，第62頁。

[12][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0頁。

[13][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19頁。

[14]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二十一《風俗》，嘉慶十九年刻本，第6頁。

[15][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第35頁。

[16]何慶云：《陜西實業考察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頁。

[17][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6頁。

[18][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5頁。

[19][2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16頁。

[21]道光《紫陽縣志》卷一《地理》，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載李根蟠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

[22][清]盧坤：《秦疆治略·漢陰廳》，第60頁。

[23][清]盧坤：《秦疆治略·商南縣》，第23頁。

[24][清]盧坤：《秦疆治略·風縣》，第55頁。

[25]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頁。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記》，載道光《重修略陽縣志》卷四《藝文部·記》，光緒三十年重印本，第55頁。

[27]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頁。

[28][清]葉世倬：《重修連亭記》，《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一《文徵》，第18頁。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樹木示》，《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一《文徵》，第34頁。

[3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3頁。

[31][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第3頁。

[32][清]王志沂：《棧道山田》，《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二《詩徵》，第33頁。

[33]相關研究可參閱陶喻之：《漢中歷代虎患鉤沉》，《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嶺地區古代獸類與環境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記》，載道光《西鄉縣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頁。

[35]乾隆《旬陽縣志·物產》，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

[36]光緒《旬陽縣志》卷八《賦役·物產》，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第22頁。

[37]光緒《紫陽縣志·山川》，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

[38]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七《城表·鄉村》，第11頁。

[39]道光《石泉縣志》卷二《田賦志·物產》，第21頁。

[40]光緒《鳳縣志》卷八《風俗志》，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頁。

[41]光緒《鳳縣志》卷八《風俗志》，第10～11頁。

[42]乾隆《鎮安縣志》卷七《物產》，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頁。

[43]光緒《鎮安縣鄉土志》卷下《物產》，光緒三十四年刻本，第63頁。

[44]光緒《寧羌州鄉土志·歷史·戶口》，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第46～47頁。

[45]光緒《風縣志》卷一《地理·河》，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1頁。

[46]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載《竺可楨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頁。

[47]關于清代陜南氣候變遷與環境演變的具體研究可參閱拙作：《清代陜南的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關系試探》，《安康師專學報》2004年第2期。

[48]具體論述可參閱趙岡：《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之變遷》，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20頁。

[49]中國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早澇分布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頁。

[50]陜西氣象臺編：《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內部資料)》，1976年，第31～124頁。

[51]水利電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52]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53]關于陜南自然災害的統計，耿占軍曾把整個陜南作為一個區域進行過粗線條的分析(可參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頁)。事實上，陜南地區區域差別明顯。因此，我們的統計將具體到縣一級單位，希望給予更為細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國康：《漢江流域地貌結構與土地資源》，《地理科學》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編：《中國西部環境演變評估》，第二卷，丁一匯主編：《中國西部環境變化的預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56]相關論述主要參閱沈玉昌：《漢水河谷的地貌及其發育史》，《地報》1956年第4期；聶樹人編著前揭書，第14頁。

[57]陳自生、王成華、孔徑名：《中國滑坡災害及宏觀防御戰略》，載施雅風等主編：《中國自然災害災情分析與災對策》，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10頁。

[58][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關中叢書本第39頁。

[59][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39頁。

[6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9頁。

[61]光緒《洵陽縣志》卷十四《雜記》，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頁。

[62]光緒《定遠廳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異》，光緒五年刻本，第3頁。

[63]王德基、薛貽源：《漢中盆地地理考察報告·地形篇》，重慶，中國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頁。

[64]鈔曉鴻：《晚清時期陜西移民入遷與土客融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cologicalEnvironmentChangesinSouthernShanxiinQingDynasty

篇(4)

在理論上， 向來有兩種彼此“對立”的視角: 整體論和個體論。前者在研究農民由鄉村向城鎮邁進尋求非農職業和城市生活的時候， 關注于宏觀的結構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約作用(甚至被叫做“決定作用”)， 認為個人不過是社會關系的載體和體現， 而具有整體意義的社會關系和結構， 才是解釋社會變遷的關鍵因素。換句話說， 社會宏觀結構層面上的種種關系，如城鄉關系， 工農關系， 經濟上的發達地區(或國家)與欠發達地區(或國家)的關系， 經濟-政治-文化上的中心與邊緣的關系，等等， 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樣由傳統農業向非農特別是城鎮的工業和服務業轉移的源頭， 也是轉移以后這些個人又將如何生存、社會整體又將怎樣演變的起因。整體論研究視角的理論淵源， 可以在自稱受到馬克思深刻影響的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中找到。

后者則把變遷的關鍵歸結為行動者主體， 認為不是社會整體， 而是微觀上的個人， 憑借對資源的占有情況和對市場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在現有的務農收益和外出從事非農的預期收入之間作出的“理性選擇”。除了古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 這一視角是與韋伯傳統有密切關聯的，尤其是社會學中的所謂“現代化”理論， 其把社會的變遷歸結到行動者個人作為有理性的主體在投入/產出上的計算和在價值觀上的改變。隨著各個行動者個人在觀念和行動上的改變， 社會整體(如果的確有所謂整體的話)也就改變了，最終將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

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認，上述看來相互對立的理論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圍內---或者在宏觀上或者在微觀上---有其理論解釋的力度， 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這種在整體與個體、宏觀與微觀兩個極端上提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又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內在困難。當然， 如何克服社會學理論中的這一“經典性難題”，一直是理論家們苦苦追求的目標，也是在經驗研究中無法繞開的障礙。而且， 試圖僅僅簡單地將上述對立著的兩極湊在一起是無濟于事的。

本文受安東尼·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的啟發， 試圖對中國廣大農村村民的尋求非農活動或非農職業作出某種新的理論說明。 結構化理論是吉登斯在試圖克服整體論的二元對立而提出來的，它用結構的二重性去說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所謂結構的二重性， 吉登斯指的是，社會結構既是由人類的行動建構起來的，同時又正是行動得以建構起來的條件和中介。

結構化（Structuration）理論把結構看作是行動主體在其頗富多樣性的行動條件下創造出的各種規則和資源， 而結構不斷卷入其中的社會系統則是由人類主體的種種特定活動構成的，其在時間與空間的條件下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主體與結構的建構并不是一種二元論的關于兩種全然獨立的既定現象的組合，而是一種二重化的過程。根據結構二重性的原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既是其不斷組織的實踐的條件，又是這些實踐的結果。吉登斯認為， 人們的有意圖的行動包括三個層面的基本內容：第一，對行動的反思性調節，它意味著，行動者總是試圖不斷地認識自己的種種活動和自己得以在其中活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并期望知道別人對自己的這些活動是如何反應的，因此，他們也總是不斷地改變和調節著自己的行動；第二，行動的合理化過程，行動者不間斷地保持對自己活動的各種環境條件的理論性領悟，在一般情況下，如果需要，行動者是能夠對自己所從事的絕大多數活動作出某種解釋的， 既對自己也對他人作出合理化的解釋；第三，促使行動得以發生的動因，與對行動的反思性調節或行動的合理化過程不同，行動的動因并不直接與行動的連續性相連，它是潛在于行動的，它是對行動的規劃。

但是，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反思性、合理化和行動的動因的作用， 主體的有意圖的行動是會導致未能預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的，而未預期的后果又會反過來成為以后的行動的未被意識到的條件。圖一表明了行動-后果-條件的這種模式:

圖一： 行動-后果-條件:（資料來源:Giddens，1984:5。）

未被意識到 ┈┈┈ 行動 ┈┈┈ 未預期的

的 ┊ ┊ 行動

行動條件 ┊對行動的反思性調節 ┊ 后果

┊ ┊行動的合理化過程 ┊

┊ 行動的動因 ┊

┈┈┈┈┈┈┈┈┈┈┈┈┈┈

主體作為行動者，不僅總是具有明確的動因， 而且也總是能夠不斷地將自己的行動加以合理化， 總是不斷地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反思和調整。易言之， 在邏輯上， 行動者總是可以以不同方式去行動的。這就意味著，行動所體現的，是行動者改變既成事態的能力。如果說行動者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日常的人際之間的聯系過程中在做什么的話，他們很可能對自己的行動所產生的各種后果知之甚少， 其中很有意義的后果是制度在擴展了的時-空條件下的重建， 包括規則的改變和資源組合方式的調整。這些行動后果對他們而言是未能預期的，甚至是不曾期望的， 并且它們又構成了主體再行動的未被意識到的制約條件。

在對中國日益增多的農村人口和勞力就地和異地尋求非農活動或非農職業現象進行調查、研究、描述和闡釋的時候， 本文作者認為， 至少在理論上， 上述結構化框架比較有力地溝通了結構和主體的鴻溝， 因而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度。首先， 既不僅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礙或推動， 也并非簡單地只是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 而是是主體與結構的二重化過程， 構成了當今中國數以千萬計的農村戶口持有者離開農業離開農村而不斷尋找新的就業機會和生活空間。如果沒有結構性因素和條件所提供的可能和制約，村民們即使再想外出尋求更大的利潤和更多的利益，他們也無法對此施以具有實際意義的步驟，反之， 若沒有這樣的尋求非農活動的沖動， 無論什么樣的制度性安排，對村民自己而言，也是沒有意義的。其次， 農村人口的外出或轉移，絕不是盲目的，相反，他們總是具有明確的動因和目標， 一開始他們也許大多是為了從非農活動中掙得現金收入以補務農收入之不足; 而不論他們的動因和目的多么明確，他們總是在外出或轉移過程中不斷的對自己的行動加以合理化的解釋， 總是不斷地反思自己的行動、調整自己的策略。這樣， 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們不僅會經過權衡比較而不斷說服自己當初選擇尋求非農活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而且還會重新審視自己當初的目標，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當初的目標。最后， 正是因為行動者實際上總是在不斷地反思、調整自己行動的"規劃"， 故這些行動所產生的種種后果，并非總是能夠被行動者自己預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們當初的初衷，更不是一定都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 轉貼于 （二）

本文對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外出或就地尋求非農活動的現象作如下假設性陳述:

第一， 人多地少這一基本的格局是中國數億農民， 或更準確地說，他們中數量和比例都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早晚要走出農業走出農村的一個主要原因。如果我們仍然按照目前的城鄉戶籍制度劃分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 那么，無論統計上有多大的漏洞和誤差， 也無論中低產田的改造尚有多少余地，農業科技的推廣、農業服務的開展還有多少文章可做， 現在的農村人口的平均耕地面積也仍然可以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 大量的農村人口和農村勞力是富余和剩余的。這實際上也許是最明白無誤的社會現實和中國國情， 但是，問題在于，人多地少并不是現在才出現的新情況，為什么在過去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里，并沒有今天這樣如此規模巨大的農村人口外出和轉移?

第二， 傳統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的比較收益低下， 使農村勞力逐漸意識到務農不如務工經商服務打雜，是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 包括其中并非“剩余”的部分， 紛紛轉向非農活動和非農職業的強大的市場因素。人均耕地雖然很狹小，但是如果在這塊狹小的耕地上也能夠產出至少并不低于務工經商服務打雜的收入， 而且這些收入也已經足以使農戶家庭維持并延續其還過得去的基本生存條件， 那么， 雖然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排除總會有少數人冒險， 但在邏輯上，農村的大量勞力就沒有必要以更高的代價和風險去尋求并從事非農活動。接下來的問題是， 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生產的邊際報酬遞減并非始于今日， 比較收益低下也可以在分田責任制實施以前就看到， 為什么那個時候并無今天之“民工潮”?

第三， 原有的就業用工、戶籍管理、糧油票證以及醫療、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是限制農村人口離開農村離開農業(特別是種植業和傳統副業)的結構性條件。而隨著改革的深化和普及， 當這些制度要么基本上取消， 如糧食憑票供應制; 要么很大程度上改變， 如城鎮的就業用工制; 要么被行動者自己有意無意地沖破或改變形式， 如戶口制在一定程度上被身份證制度取代， 等等。這些制度原來都曾以一種相互配合的系列形式， 嚴格地束縛著億萬中國農民， 而作為行動規則， 它們把資源或對資源的利用機會都分割成供城鎮人口的和供農村人口的，從而使得億萬在農村社區里生產、生活的人們即使面臨著人多地少的困境，即使意識到務農的比較收入太低， 即使想在本地或外地向非農轉移， 一旦實施起來都是極其緩慢的。不過這里仍然還有問題。如果是這一套制度框定了行動的規則、分割了資源的配置形式， 那么， 在這一系列制度、規則頒布和實施之前的時間段里，為什么也沒有大規模的人口外出或轉移?

第三， 城鎮和農村社區有沒有提供在非農行業和領域里就業的機會， 是廣大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外出或轉移與否、外出或轉移多少的重要“外部”環境條件。在明清以來的幾個世紀時間里， 雖然農村的人多地少問題越來越嚴重， 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段里，也還沒有后來那么嚴格的城鄉分割的體制性制度性格局， 但是由于內憂外患等諸多原因， 城鎮本身的工業化發展水平相對遲緩， 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要么不斷地卷入過密化的傳統農業特別是是糧食作物的生產， 要么也只好在農村社區內或者改種經濟作物(如棉花)或者發展家庭手工業、小商業， 用這樣的方式來彌補從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中的收入不足。這種現象， 在江南和華北都比較明顯， 出現了所謂商品化與糊口農業并存的局面。問題是，如果有如此嚴重的人多地少壓力，那么多的剩余勞動力， 為什么主要地都選擇了過密化或內卷化，而沒有想過自己去開辟或創造非農行業里的就業機會?

第四， 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內憂外患、城鎮化工業化進展遲緩等原因外， 在明清以來較長的時間內， 大量農村人口面對人多地少的局面，之所以從總體上說走了一條所謂過密化的道路， 而沒有主動創造各種非農就業機會，特別是開辟工業發展的道路， 一個主要原因， 是在文化層面上，他們還沒有條件對不同的謀生方式進行比較， 還更多地籠罩在傳統的生存原則之中。所以，雖然同樣是人多地少， 也沒有就業用工、戶口糧油等制度的嚴格限制， 非農活動沒有成為大量農村人口謀生的主流形式， 是因為農民們在人多地少的壓力下不是遵循所謂的“經濟理性”原則，而是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在人多地少、災害頻繁這樣惡劣的生存環境下， 農戶在生產活動中考慮的主要之點， 實際上是如何確保在維持全家的生存的前提下，掙得最低收入。避害第一， 趨利第二， 而且，很多時候根本就不敢想什么“最大利潤”， 即是說， 只要還“有口飯吃”， 傳統農民是很不容易考慮再投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風險去開辟新的生活空間和就業機會的。“鄉”、“土”既是傳統農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開的心理情結。

第五，80年代的農村改革也正好是整個社會逐步走向開放， 由于這個時候的年輕農民大都具有小學教育以上的文化水平， 也由于現代文明及其種種表現形式隨著傳媒技術產品的正日益普及，電視機也逐漸地進入到農村社區甚至農戶家庭， 青年農民的視覺和思維空間都已經不同于他們的前輩， 他們的價值取舍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這是大量農村人口外出尋求新的生存方式的重要文化背景。對新生代農村人口來說， 他們不僅仍然面對著人多地少、務農比較利益低下的困境， 而且對他們來說， “鄉”、“土”已不再具有原來那樣的文化意義， 他們已經有了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上橫向的比較， 再加上城鎮發展所提供的大量(哪怕是臨時的繁重體力)工作機會， 在日益松動的體制約束面前， 離開農業，走出農村， 就是不難理解的了。

第六， 農村人口的就地轉移或外出務工，不論有多么充分的經濟、社會、文化依據， 也不論他們自己有多么明確的目標、動因， 這樣一個規模巨大并且還將持續相當時間的社會現象所產生的種種后果， 大多是這些外出或轉移者自己未能預期的， 甚至是他們不曾期望的。大量農村人口外出， 就農村本身的發展來看， 不僅就象他們自己在設定目標時所預期的那樣，增加了收入， 而且在客觀上也減緩了人多地少的壓力。但是，隨著外出人口和勞力從非農活動中掙得越來越多的現金收入這一事實被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并認可， 會有更多的人外出， 特別是年輕的、受過一定教育的村民。而且， 在實際生活中， 所謂剩余勞動力與非剩余勞動力之間并沒有明確可見的界限， 外出的人完全可以包括那些在理論上并非剩余的部分。進一步說，由于外出者總是在不斷的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反思性調節并不斷地使之合理化， 他們總在不斷地改變目標， 把原來設定的短期改為中期， 季節性改為常年性， 等等。這樣， 農村本身的發展，包括對傳統農業的改造，現代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 農村社區和農戶家庭的維系和整合， 是可能面臨新的難題的。

轉貼于 （三）

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無疑要比農村人口有沒有權利選擇外出另謀生路復雜得多。自從清代乾隆以來，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是日益膨脹的人口規模與越來越有限的人均資源之間的尖銳矛盾。而且，由于歷史所賜予的機遇已經一次性地“錯過”了，這一矛盾在總體上不可象某些先發國家那樣能通過向外輸出勞工甚至對外殖民的形式加以緩解。農村人口眾多，人均土地和水資源稀少，并且剩余勞力難以向外轉移，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

在這一背景下，由于五十年代以來的種種國際國內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綜合作用，目前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速度不僅遠遠滯后于人口的增長，甚至也落后于工業化的發展。這不僅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并初步具備向現代工業邁進的情況下，十二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還仍然以農民的身分生活在廣闊的鄉村，在有限的人均土地上刨食， 承受著越來越嚴重的農業生產過密化和邊際報酬遞減; 而且也體現為，在現有體制下，城鎮本身也已經出現所謂負擔過重的“超載”現象：即使是在僅僅容納不到三分之一人口的城鎮地區，作為基礎設施的交通、通訊、房屋以及與之相配的水電氣和下水系統，城鎮常住人口所人均享有的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也極其有限。正因為如此，不但如今城市改革的推進困難重重，而且城鎮人口要千方百計保住自己那點可憐的既得利益，并從心理上排擠、制度上限制農民進城務工。

根據對中國四省八村的280戶所作的入戶訪談調查，本文作者認為，目前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正發生著的非農化過程(包括就地轉移和外出務工兩種形式)中，經濟與體制的結構性因素起著特別巨大的作用。更具體地說，在土地制度業已改變，戶口、糧票等制度性約束有所松動的背景下，由于中國人口多耕地少這一長期存在的尖銳矛盾，大量農村人口主動沖破原有的規則尋求多種渠道向非農活動轉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外出或轉移的原因也不僅僅在于有限的土地或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天旱缺水等問題也部分地說明了為什么一些村民選擇了非農化道路，其中一些村民甚至干脆撂荒土地。

不僅如此。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限制，再加上某些不利的政策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致使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相當低，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推力”因素。正是由于農業生產長期存在的低效益，特別是由于某些政策和制度導致的種植業生產的低效益，使越來越多的村民們開始感到種田不劃算，結果是他們從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所獲得的低收入，必須通過其它的掙錢途徑加以補償，包括通過走出村，鄉， 鎮，縣，甚至走出省去，從事各種各樣的非農工作，來補足種田務農的“虧損”。簡言之， 由于中國社會原有的工農、城鄉二元體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農業比較效益低下的狀況尚未從制度的層面上根本改觀，農村人口特別是農村青年更多地通過自己的門路外出尋求非農職業以增加收入并希求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是不可阻擋的。

在所謂“拉力”方面，不僅僅是城市發展提供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吸引大量勞動力的中國南部沿海開放地區的就業機會，而且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包括受商業消費文化影響的“城市魅力”及其通過電視等傳媒手段向鄉村社區的直接延伸， 也是吸引農村勞動勞力的重要因素，后者對農村中的年輕人尤其具有很大的誘惑。來自于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實際上不僅把大量的勞動力從邊遠的鄉村吸引到南部繁華的沿海地區如廣東，而且導致了在農戶和村莊兩個層面上的鄉村結構的改變。

如果我們把支撐社會系統運行的社會結構理解為資源與規則的有機組合的話，那么作為行動的主體的個人， 包括曾被認為是“口袋里的馬鈴薯”的農民， 在社會結構面前決不是無能為力的，相反，他們總是有目的地首先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其次為了自身的進一步發展而行動著；但是，不管他們的行動具有多么明確的目的性，他們在行動過程中又總是不斷地反思自身的行動，調整自己行動的目標。村民個人只是根據自己的利益和經驗去判斷和選擇就業形式與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很現實很會算計的。但是，他們不可能事先就知道他們的行動可能導致什么樣的社會后果， 這些后果對他們而言是未能預期的或不曾期望的。在這些未能預期到的后果中，一個最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后果，是這些行動所導致的規則的變化和由此必然產生的資源的重組，易言之，社會結構的改變；即使在相同或相似的環境下，不同的行為和行為規則也可以重組資源從而改變社會結構；但由于這些由行動所導致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動者自己未能預期到的，故它們并非總是符合行動者們的初衷，也并非總是能“博奕”出合乎所謂“(經濟)理性”的結果。

另一方面，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基本要素的所謂“經濟理性”， 本身也并非中國農民的唯一行為準則。 在中國農村長期以來存在的人多地少的嚴重矛盾壓力下， 尋求并維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是中國的農民在現實面前做出種種選擇的首要策略和動力。 即是說， 中國農民在自己所處的特定資源與規則條件下， 為尋求整個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選擇比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為方式。 這些農民作為行動主體在這種生存理性驅動下， 究竟是選擇走過密化農業道路， 還是就地發展商品化的家庭手工業或后來的鄉鎮企業， 還是外出到異地去打工、服務、拾荒、經商， 并不僅僅取決于他們自己的意愿， 也要受制于他們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 尤其是制度性條件， 例如結構性的城鄉關系格局以及由此產生并體現這種格局的戶籍身份制度和就業用工制度。

被譽為中國農民的兩次偉大創造的分田到戶和鄉鎮企業，在很大程度上， 是在城鄉戶籍管理和就業用工分割體制下農民自己的不得已而為之的“創造”。如果說， 分田到戶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農民從事種植業的積極性問題的話， 鄉鎮企業才開始了農村的反過密化， 雖然從所謂現代企業的角度看， 鄉鎮企業是否實現了勞動力、資金、技術的優化配置和對資源、環境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護，還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而現在， 在全國范圍內現在，大量的農村人口開始自己尋找門路外出務工，無形中又一次未能預期地、強烈地動搖了原有的體制和格局。農民作為有目的地行動的個人，一開始主要地不過是為了多掙些現錢以補務農收入之不足。但是這種有目的的行動所產生的結果，是他們自己當初很難預料到的：異地打工經商進一步敲開了工農等行業間的壁壘，跨省流動則打破了區域間的分割，進城居住并謀職更淡化了城鄉間的界限。這樣，從分田到戶，到鄉鎮企業，再到外出務工， 中國農民就是如此一步一步地自己闖出了一條實現非農化的道路。

本文作者的調查研究發現，鄉鎮企業特別是村辦企業及其發展水平，是影響中國農村人口外出務工與否、外出多少的重要因素。易言之，鄉鎮企業發展水平越高，外出的人口就越少，吸納的外來勞力就越多。但是鄉鎮企業的發展水平并非僅僅取決于有無發展的動因或目的，它也取決于當地是否具備必要的或起碼的資源與規則。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象江南一樣比較順利地發展其鄉鎮企業來。江南農民能做到的，西北西南邊遠山區甚至中部地區的人就未必能做到的，不論他們多么愿意并且花了多大的氣力。

但更嚴重的的問題還在于，即使是在江南，鄉鎮企業對農村勞力的吸納仍然是有限的。并且，鄉鎮企業如果要在競爭日益加劇的市場中進幸存下來并繼續發展，就必須由勞力密集型向資金和技術密集型轉變。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一方面由于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再如開初那樣以平均一年近一千萬的速度吸納農村勞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城鎮特別是東南沿海新一輪改革與開發的強勁勢頭，“民工潮”開始出現并日益洶涌，強烈地沖擊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角落。

大量農村人口外出務工對農村本身直接的正面效用，從總體上說，既如外出者預期的那樣提高了農村人均戶均的現金收入，這也是為什么在我們所調查的一些貧困地區，當地各級組織都有意無意地把鼓勵青年農民外出務工作為脫貧的一項重要戰略，甚至在甘肅有“出去一個，脫貧一家”的說法；又在客觀上一定程度地減緩了農村人多地少的困境，這大概是當初外出務工者自己和他們的父母家屬并未完全預期到的后果。現在，在人多地少的貧困村落，連老人們也已經開始意識到，即使兒女們打工后沒有余錢寄回來也是一種解脫：有限的耕地上靠它吃飯的人口減少了。用這些老人自己的話說，“只要能省下一個人的口糧就是好事。”

但是，目前組成外出務工大軍的，已經不僅僅是所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人多地少，剩余勞動力尋求就地轉移或外出務工勢在必行，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農業生產比較效益底下，加上各種集資攤派，致使農民一年下來所余無多，是另一方面。從對四省八村所作的調查中發現，一些農村村民開始覺得“種田不劃算”，并且對家人外出務工多數持肯定態度，還有近半數的人明確認為進城定居也是好事。現在的情況無非是：年老的沒法走，年少的還沒走；男人已經走出去，女人只好留下來。隨著大量的勞力外出務工或就地轉移，這些村子已開始出現由婦女兒童老人組成的所謂“386199部隊”，農業開始變成靠化肥等維持、由婦女經營的副業生產甚至老人照看的庭院經濟。

嚴格說來，本來在剩余與非剩余勞力之間就沒有清晰可見的界限。如果只看數量，留在農村的也并不少，甚至還可以有更多的人接踵而去。但從我們的訪談調查中看出，在留下來的人當中，大多數是十七歲以下和四十六歲以上的人，他們當中有近一半人是文盲和半文盲，一大半是婦女。而且，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們也都紛紛考慮著將來步哥哥姐姐們的后塵到外面的世界去。也就是說，潛在流出者要多于實際外出者，一旦條件具備，他們也要外出闖蕩。

但是， 這并不意味著農村人口只有外出一條路。除了鄉鎮企業外，文化小傳統，以及家庭養殖業的經營狀況，也同樣起著作用。即使是在相同的或相似的資源條件下，不同的規則也會產生不同的后果。例如同樣是人多地少交通偏僻，客觀上有沒有、規則上提倡不提倡符合當地發展的新型副業，特別是少投入、少占地、無污染的副業，對于農村人口的外出規模和速度，也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素。當然， 人多地少和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低下的問題，不是一下子能夠根本解決的， 因此即使這類新型副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力的實際能力也是有限的。

而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卻并不能一定保證農業特別是種植業也肯定會從中受益。相反，在本文所依據的的一些被調查村莊，由于鄉鎮企業吸納了大量農村年輕而有文化的勞力，并占據了相當面積的農用耕地，甚至污染了農作物生長的生態環境，農業種植、水利灌溉和土壤保護反而呈衰落之勢。 毫無疑問，造成農業特別是種植業衰落的根本原因，并非鄉鎮企業，而是包括長期以來存在的工農、城鄉二元體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農業比較效益低下在內的結構性格局。鄉鎮企業也正是在這種格局下被迫的創造性產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工農之間的屏障。現在的問題是， 一方面，人均耕地本來太少， 土地似乎應該倍受珍視; 但另一方面，由于種植業比較收益底下，農民普遍認為種田不劃算;一方面， 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 廣大農村勞動力必然要另謀他途尋求生存， 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出務工或就地轉移， 一些村莊的一些農戶又出現勞力短缺的現象。

隨著改革和開放進一步深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原有的城鄉格局正在逐漸被打破，工農之間行業之間城鄉之間的屏障也在漫漫消解。這為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其中大量的無疑是剩余勞動力!)蜂擁入城以求尋找非農工作提供了許多機會。在這個所謂的“轉型時期”，由鄉村向城鎮的外出移民活動一方面將大大地促進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體制改革，另一方面，也令人矚目地改變著農村的社會和家庭關系，影響著農業(尤其是種植業)的生產和農村的繁榮，包括對傳統農業的改造， 農用科技的推廣和應用， 農村社區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毫無疑問， 在中國這樣一個十二億人口其主體還在農村的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農村人口主動尋求非農活動，包括就地實現向非農行業的轉移， 和日益洶涌的外出務工浪潮， 現在僅僅才處于初始階段。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和作用，將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將深刻地改變現存的城鄉關系格局和城鄉管理體制，改變行之已久的行動規則和資源組合方式。

因此，如何面對農村人口外出對并相應地調試有關制度與規范，成為處理未來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城鎮化與工業化、區域格局與利益格局、經濟效益與社會公正，人口膨脹與資源制約之間的張力的一大難題：一方面，隨著信息時代的時-空伸延，任何行政手段也很難擋住數以億計的農民外出尋求生存并不斷改善生活質量和生活方式的沖動; 另一方面，在社會現有的基礎設施條件下和可見的制度性調試階段中，他們又很難在外落地生根，合理合法地實現向非農的轉化；一方面，中國社會在一個不短的時間段內，還仍然將主要依靠自身的農業來養活自己業已超過十二億的人口大眾，另一方面，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的種種必要條件又紛紛面臨新的問題。如何從這一困境中走出來，不僅對廣大農民，而且對整個中國人群體，包括它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工作者，都是一大考驗。

最后， 本文作者樂意在此將上述文字用圖二給予簡要表述:

圖二： 對非農活動的條件-行動-后果的簡要概括（參見圖一）:

影響并改變農村個人行動和農村發展的制約條件: 人口、勞力過多， 人均資源(耕地、水等)相對太少

傳統的影響：生存理性和鄉土觀念

農業生產過密化

制度安排的作用: 戶籍、糧油管理 和城鎮用工、保障制度等

務農比較收益低下

宏觀政策驅動: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

制度創新:從分田到戶到鄉鎮企業 反過密化:部分剩余勞動力就地實現向非農轉移

人多地少和務農比較收益低下問題并

未根本解決，與此同時城鎮新的就業

機會出現并不斷增加

外出務工，以補農業收入之不足

城市生活和消費文化的“魅力”， 使外出者不斷反思自己的行為，

調整行為動因， 尋求比原來更高

的目標，并不斷使之合理化

不愿種田務農、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人數增加， 且時間延長， 地域變遠， 等等

農村出現386199部隊和撂荒現象

城鎮出現新的秩序和管理問題

預期后果: 收入增加; 部分預期后果:土地壓力減緩; 未預期后果: 沖破原有規則， 改變原來資源組合方式

影響并改變今后個人行動和社會發展的制約條件: 結構性變遷， 城鄉格局的調整和工農關系的改變

對農民尋求非農活動的社會學闡釋

Beck， U.， Giddens， A.， Lash， S.，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serup， E.， 1965，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Chicago: Aldine.

曹幸穗， 1995， 《舊中國農家經濟研究》，轉引自曹錦清等著《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Castles， S. ， Miller， M.，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London: MacMillan.

Castles， S. 199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sia’’s New Migrations，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ian Research Center for Migration， Bangkok， 1995.

恰亞諾夫 (Chayanov， A.)， 1996， 《農民經濟組織》， 蕭正洪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英文版：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1986，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陳吉元 庾德昌， 1993， 《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 北京：人民出版社。

Chen， T.， & Selden， M.，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London: China Quarterly， No.139， September， 1994， pp.644-668.

程為敏等， 1995， "來自生活世界的公正"， 北京:《中國農民》， 1995年第7期。

池子華， 1996， 《中國近代流民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Cohen， I.， 1989， Structuration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從翰香， 1995，《近代冀魯豫鄉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roll， E. 1994， From Heaven to Earth， London:Routledge.

Croll， E.， Huang Ping， "Migration Against and For Agricultur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7.

Eades， J.， 1987， Migrants， Workers and the Social Order， London: Tavistock.

Eisenstadt， S. 1970， Readings in Soc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Pergamon Press.

Frank， A.， 1969，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Frank， A.，1978，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or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4， No.3.

Houghton， D.， 1964，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AO， 1994，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1994， Rome: FAO.

Fei Hsiao-tung，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New York: Dutton.

等， 1984， 《小城鎮， 大問題》，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1985， 《鄉土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 1992， 《行行重行行:鄉鎮發展論述》，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Geertz， C.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Polity Press.

Gugler， J.， Flanagan， W. 1978，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West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何康， 1990， 《中國糧食生產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北京:農業出版社。

Huang， P.C.C.， 1985，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a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長江三角洲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 1992。]

黃宗智， 1994， 《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黃平， 1995， "安東尼·吉登斯評傳"， 涂紀亮、蘇國勛主編， 《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十卷， 《社會哲學》，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另見黃平， "安東尼·吉登斯:結構 化與現代性"， 北京:《國外社會學》，1995， 1， 2期。

黃平， 1996， "尋求生存的沖動"， 《二十一世紀》（香港）， 1996，12。

黃平 郭于華 楊宜音 等， 1997， 《尋求生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浩然，1991， 《龍崗發展模式》，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轉引自錢文寶，1995， “農村－城 市移民和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個案研究”，博士論文，倫敦: 城市大學。

陸學藝 景天魁等， 1994， 《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Mallee， H.， 1995，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under Refor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26， No.1， 1995.

Meier， G. 1987，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ier， G.， 1989，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孟德拉斯， H.， 1991， 《農民的終結》， 李培林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歐達偉， 1995， 《中國民眾思想史論: 20世紀初期－1949年華北地區的民間文獻及其思想觀念研 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Parnwell， M.， 1993，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Popkin， S.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課題組， 1995，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 美國人口委 員會“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課題組，于學軍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Rostow， W.， 1971，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nin， T. 1987，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Oxford:Blackwell.

沈紅、周黎安、陳勝利，1992，《邊緣地帶的小農》，北京：人民出版社。

Scott， J.，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hultz， T.W.，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 W. 舒爾茨， 1987， 《改造傳統農業》， 北京：商務印書館。］

Sorokin， P. 1927，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Vries， J. 1984， European Urbanization:1500-1800， London: Methuen & Co. Ltd.

Wallerstein， 1974， 1980，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1 & 2， London: Academic Press.

Weber， M.，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harles Seribner’s Sons. [中文版 M.韋伯，1987，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譯， 北京：三聯書店。]

World Bank，1992， China: Stratagies for Reducing Poverty in the 1990s， Washington， DC， 1992.

World Bank， 1994，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1994.

World Bank，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u， H. Xiaoying， 1994，“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September， 1994.

楊沐， 1994，"中國鄉鎮企業的奇跡"，《中國社會科學輯刊》，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11月。

袁亞愚 等， 1994， 《中國農民的社會流動》，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趙樹凱， 1996， “1995年農民流動”， 江流等，《1996年社會藍皮書》，第78-9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折曉葉，1996， “農民再合作的制度體系和社區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第15期。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 1989， 《生存與發展》， 北京:科學出版社。

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 1994， 《城市與鄉村》， 北京:科學出版社。

《中國勞動統計年鑒[1995]》， 國家統計局人口與就業統計司， 勞動部綜合計劃與工資司編，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

《中國統計年鑒［1994］》，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