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nèi)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歷史社會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chuàng)作。

篇(1)

[關鍵詞]社會實踐 高校教育 新時期 文科學生

[作者簡介]申紅星（1978- ），男，河南輝縣人，新鄉(xiāng)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社會史。（河南 新鄉(xiāng) 453003）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4（2014）20-0161-02

目前，國內(nèi)眾多高校在文科學生中紛紛開展社會實踐活動，以鍛煉文科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提高文科學生的綜合素質(zhì)。開展社會實踐活動不僅可以起到社會實踐一般意義上的功效，而且對高校文科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具有特殊價值。本文擬圍繞社會調(diào)查對高校文科學生的功用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以進一步提高高校文科學生的能力水平，強化當代高校文科學生的綜合素質(zhì)。

一、社會調(diào)查實踐對新時期高校文科學生的重要作用

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各種類型的社會調(diào)查活動，對于提高學生的理論與實踐水平，增強其研究能力等，有著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點：

（一）有利于學生在社會調(diào)查實踐中收集本學科研究資料

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潮流是跨學科的融合研究，很多人文學科，諸如社會學、人類學、管理學、政治學、文化學、旅游學等，其研究視野不再拘泥于本學科的研究領域，而是提倡跨越學科的界限。而開展這些人文學科的研究，不約而同地提倡進行社會實踐，在實踐當中獲取本學科的研究資料。例如，歷史學研究主張改變過去研究大多集中在帝王將相以及少數(shù)的精英人物身上的狀況，提倡研究“來自下層的歷史”，關注普通民眾的歷史。而開展這些內(nèi)容的研究，僅僅依靠傳統(tǒng)的官方史書資料，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不斷開辟新的資料來源，將歷史學研究與其他學科，如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以滿足史學研究視角轉(zhuǎn)換的需要。同樣，社會學研究也常常需要運用到歷史方法和跨文化的比較方法，需要與歷史學、文化學等密切結合。

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調(diào)查活動，可以讓他們利用節(jié)假日時間走出課堂、走出校園，到社區(qū)之中，到村落田野之中，收集一些地方性研究資料。這些資料不僅包括政府檔案、統(tǒng)計資料、族譜、碑刻、民間文書等文獻資料，而且包括通過訪談獲取的口碑資料。這種通過社會調(diào)查獲取資料的方法，民國時期的一些學者，如顧頡剛、梁方仲、等，已經(jīng)廣泛使用。當前在文科學生教育中采用這種方法，對于豐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實現(xiàn)課堂學習與實踐活動的結合，有重要的作用。在社會實踐中收集與整理的資料，必為高校文科學生進行學術研究、實現(xiàn)學術創(chuàng)新打下牢固的基礎。

（二）有利于學生進一步感知社會，更好地理解來自社會的資料

現(xiàn)今高校教育培養(yǎng)的是兼具一定理論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復合型人才。高校文科學生，由于其專業(yè)特點，實踐機會相對不多。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實踐調(diào)查活動，可以有效地改變這一情況，讓他們走出校園更好地感知社會，特別是有助于其更好地理解來自社會的資料。在高校文科學生學習中涉及很多資料理解問題，對于來自社會的資料的理解除了有一定的文獻功底外，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經(jīng)驗。例如，歷史學專業(yè)涉及對基層民間社會資料的理解，如明清的保甲、里甲，民國時期的各種慈善組織、公共組織等資料；社會學專業(yè)涉及對檔案資料等的理解。尤其是一些從鄉(xiāng)土社會中收集到的地方性社會資料，只有通過社會調(diào)查實踐，才能更好地感知和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行社會調(diào)查特別是田野調(diào)查的過程中，尋找地方性材料是第二位的，更好地理解、感知、解讀這些來自社會的資料才是最重要的。

（三）有利于開闊學生視野，增加論文選題的多樣性

在對高校文科學生的教學過程中，學位論文的指導是很重要的部分。而當前高校文科學生在學位論文撰寫方面卻面臨著許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學位論文如何選題。很多文科學生普遍反映很難找到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論文題目。一些學生為了完成論文撰寫工作，不得不選擇一些別人已經(jīng)研究過的題目，造成“炒冷飯”的選題現(xiàn)象。論文選題面臨種種困難，必然會直接影響學位論文的質(zhì)量，導致很多本科生學位論文質(zhì)量不高。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調(diào)查活動，可以有效地改變這一狀況。通過社會調(diào)查活動，再加上教師的引導，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進而增加論文選題的多樣性。例如，當前歷史研究的趨勢已不再是開展整個國家層面上的宏大敘事研究，而是強調(diào)日益精細、日益細致的區(qū)域個案研究，提倡“以小見大”，關注國家與基層社會的互動。社會實踐之中有取之不盡的歷史研究資料，鼓勵學生開展社會調(diào)查，必將在很大層面上提高學生的歷史研究與創(chuàng)新能力。在社會調(diào)查活動中，學生可以接觸到許多與社會發(fā)展、社會實踐緊密相連的社會問題，諸如環(huán)境問題、“三農(nóng)”問題、新農(nóng)村建設問題以及民風民俗問題，這些素材經(jīng)過分析、提煉，都可成為歷史學專業(yè)學生學位論文的選題依據(jù)。這樣寫出來的論文不僅具有創(chuàng)新性，而且具有很強的時代感、現(xiàn)實感。

（四）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愛鄉(xiāng)愛家的情感，增強適應社會的能力

在進行社會調(diào)查的過程中，一般都鼓勵學生利用節(jié)假日時間在自己的家鄉(xiāng)進行社會實踐、田野調(diào)查，或開展問卷調(diào)查，或集中收集政府檔案、統(tǒng)計材料、族譜、碑刻、往來書信、契約等地方性資料，并進行訪談。對家鄉(xiāng)進行社會調(diào)查，可提高學生進行調(diào)查研究的興趣，增進學生對家鄉(xiāng)所在地的了解，理解當?shù)氐臍v史沿革、風俗習慣以及社會發(fā)展狀況，培養(yǎng)其熱愛家鄉(xiāng)的淳樸情感。同時，開展社會調(diào)查的過程，也是學生初步與社會接觸，不斷認識社會、了解社會的過程。這些活動可以讓學生在很大程度上認識社會現(xiàn)實，鍛煉他們的社會實踐能力，增強其與人溝通的能力，從而為其將來步入社會、融入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開展社會調(diào)查實踐的具體策略與方法

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調(diào)查非常必要，其作用也十分重要。然而開展社會調(diào)查實踐，必須采取相應的策略與方法。筆者結合自身的教學實踐經(jīng)驗，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具體論述。

（一）在社會調(diào)查之前，應認真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開展社會調(diào)查工作，不是盲目地開展，而是應有一整套的計劃和實施方針。首先，要求學生在開展社會調(diào)查之前，對社會調(diào)查的時間、地點、目標、內(nèi)容、實施方案、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以及面臨的困難等，進行通盤的考慮和準備。其次，在明確社會實踐地點之后、實踐活動真正開展之前，認真閱讀與此地點相關的社會文獻資料，比如地方志、相關檔案資料等。再次，開展社會調(diào)查還需要進行必要的調(diào)查器材的準備。如前所述，進行社會調(diào)查時，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收集地方性的相關文字資料和口碑資料，這就需要準備一些必不可少的現(xiàn)代器材，諸如數(shù)碼相機、錄音筆、攝像機等電子器材，應將其充好電源、調(diào)試完畢、妥善準備。最后，開展社會學方面的社會實踐，需要盡早開展對調(diào)查問卷的設計工作，以備社會實踐活動開展之用。總之，社會調(diào)查開展之前的準備工作異常重要，這將直接影響社會調(diào)查的正常開展以及調(diào)查的效果與質(zhì)量。

（二）在社會調(diào)查實踐過程中，應掌握一定的調(diào)查技巧，調(diào)查記錄盡量全面、完整

在進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有一些細節(jié)值得高校文科學生注意。一方面，要掌握一定的調(diào)查技巧。比如，對一個村落開展調(diào)查，需要我們收集一些訪談資料，那么究竟應選擇哪些人進行采訪呢？一般來說，應選擇那些上了年紀的、有一定文化知識、當?shù)叵㈧`通的人進行采訪。因為這些人在當?shù)厣畹臅r間較長，對當?shù)氐牧私庀鄬^多。為了更好地進行溝通，學生還應掌握一定的與人溝通的技巧，讓陌生人愿意敞開心扉，這樣才有利于社會實踐工作的順利展開。采訪過程中，還必須注意認真記錄，對于采訪的時間、地點、內(nèi)容都應認真加以記錄，最好能對談話的內(nèi)容進行同步錄音。另一方面，社會實踐過程中所做的記錄，應盡可能全面、詳細、完整。如對調(diào)查的確切時間，調(diào)查的事件、人物、結果等的記錄，都應非常完整。因為這些調(diào)查都是不可回續(xù)的，不可能等到調(diào)查結束之后，發(fā)現(xiàn)有缺漏的地方再回去補救。所以，在社會調(diào)查實踐過程中，應保持嚴謹認真的態(tài)度。

（三）在社會調(diào)查實踐結束之后，應迅速做好總結，撰寫調(diào)查報告

社會調(diào)查實踐結束之后，需要對此次社會實踐及時做出總結，最好的方式就是撰寫社會實踐報告。社會實踐報告是在對社會某一專題進行有目的的調(diào)查和研究的基礎上完成的。通過社會實踐，學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應在此基礎上對所調(diào)查的問題進行細致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觀點。社會實踐報告兼具實踐性和告知性，結構應完整、嚴謹，論述的語言也應嚴密、精練。一般來說，在社會調(diào)查完成之后，應立即撰寫社會實踐報告。這是因為，社會實踐活動剛結束之時，自己的直觀感受最為真實，很多社會實踐中的認識也最為深刻，此時進行社會實踐報告的撰寫，時效性最強，記錄也最為完整，不會有太大的疏漏。否則，若是在實踐活動結束一段時間后再去撰寫社會實踐報告，那么很多實踐過程中的感悟、認識等都會或多或少地遺忘或缺失，留下很多的缺憾。

在當前高校教育日益強調(diào)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背景下，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調(diào)查活動，無論是對學生理論素養(yǎng)的提高，還是社會實踐能力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開展社會調(diào)查活動時，應注意一定的策略與方式。在調(diào)查活動開展之前、過程之中以及之后，都有許多的工作要做。對于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師而言，需要與時俱進，在密切關注社會現(xiàn)實的同時，緊跟當今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潮流，提高自身的教學水平。如果條件成熟，教師最好能親自帶領學生參加一些社會實踐活動，與學生共同討論實踐活動的結果，真正地將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結合起來，以不斷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zhì)。

[參考文獻]

[1]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2]馮爾康.中國社會史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常建華.社會生活的歷史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4]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qū)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M].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6.

篇(2)

1.從“音樂聽賞”到“音樂與聽眾關系”的音樂社會學類型論

2.音樂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和方法

3.中國當代音樂學中的音樂社會學

4.音樂社會學在中國——中國音樂社會學研究20年述評

5.音樂社會學學科規(guī)訓及操作機制新論

6.論音樂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范型

7.音樂社會學應用價值研究——對音樂社會學學科理論、方法、功能的一些思考

8.論舒茨的音樂社會學思想——音樂內(nèi)社會關系的研究 

9.音樂社會學的學科理論問題

10.從音樂社會學的角度淺談中國音樂商品化的發(fā)展趨向

11.荀子《樂論》與音樂社會學

12.音樂的生產(chǎn)與傳播舉隅——以音樂社會學視域分析  

13.緊跟時代步伐的音樂社會學著作——研讀曾遂今先生不同時期兩部相關著作有感

14.音樂社會學說略 

15.從阿多諾的《音樂社會學導論》看其對室內(nèi)樂的批判 

16.五版“江姐”人物塑造的音樂社會學分析  

17.阿多諾音樂社會學的自律與他律的共生關系

18.民族音樂學與社會學學科交叉之我見 

19.貝澤勒“交往音樂”“表演音樂”的音樂社會學概念

20.試論裕固族民間音樂的音樂社會學價值及其文化傳播

21.十年心血之結晶 開創(chuàng)性成果之總結——《音樂社會學》讀后

22.音樂的生產(chǎn)與傳播舉隅——以音樂社會學視域分析

23.音樂社會學視野下音樂劇接受體系建構之探究 

24.音樂社會學在音樂學體系中的特點與價值

25.從音樂社會學對音樂史學的滲透性研究談學科的融合性發(fā)展

26.試論音樂社會學學科發(fā)展及學科結構的歷史演變

27.如何認識作為社會現(xiàn)象的音樂——伊沃·蘇皮契奇的《社會中的音樂:音樂社會學導論》芻議

28.他山之石——音樂社會學視閾下的聲樂教學

29.中國音樂社會學領域繼承與開拓的一大步——評《音樂社會學教程》

30.孔巴略的音樂社會學思想淺釋

31.開山之作 理性之光——讀韋伯《音樂社會學:音樂的理性基礎與社會學基礎》

32.卡登和他主編的《音樂社會學叢書》

33.從音樂社會學角度分析清商樂于漢末魏晉時期流行的原因

34.音樂社會學學科認識論要

35.音樂社會學研究對象初探

36.社會學對于音樂史學的幾個切入點——以18世紀維也納音樂生活并莫扎特為例

37.阿多諾音樂社會學觀批判 

38.音樂社會學的理論與研究

39.音樂社會學視閾中的龍州民間歌謠

40.音樂社會學問答

41.中國音樂社會學研究未來走向試估

42.從音樂社會學角度看“花兒”的傳承與發(fā)展

43.簡論阿多爾諾音樂社會學的否定精神——從阿多爾諾對勛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評論談起

44.關于音樂社會學的幾點思考

45.思想的交鋒:荀子與墨子在音樂社會學方面的分歧

46.音樂社會學視閾中的二人臺的發(fā)展

47.音樂社會學視野下的儀式及其音樂——以西林白苗燒靈儀式為例

48.音樂社會學視域下當代高校校園歌曲發(fā)展探析

49.國外音樂社會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

50.音樂社會學——淺論音樂與社會的關系  

51.試論群眾音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群眾音樂社會學研究之二 

52.五版“江姐”人物塑造的音樂社會學分析

53.延安“魯藝”音樂的社會學特征 

54.試論群眾音樂社會學的對象

55.民間音樂傳播的社會學討論  

56.對奧運會經(jīng)典主題曲主題音樂的社會學分析  

57.聯(lián)系實際談談對我國聽眾分類的思考——結合《音樂社會學》中的分類進行討論

58.《音樂教育學與音樂社會學》評

59.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音樂社會學研究概要

60.從阿多諾《音樂社會學導論》看其對音樂本體意識形態(tài)化的批判

61.克奈夫的音樂社會學對象觀

62.音樂社會學視角下的社區(qū)文化建設

63.《聲無哀樂論》的典型命題及其音樂社會學意義  

64.基于音樂社會學課程的“Presentation”教學法研究

65.對音樂社會學學科的認識

66.音樂社會學——音樂的理性基礎與社會學基礎

67.加強音樂社會學的研究

68.對校歌歌詞的幾點音樂社會學觀察  

69.從音樂社會學的角度看歌劇《駱駝祥子》

70.音樂社會學與民族音樂學

71.卡爾布西茨基談音樂社會學

72.音樂社會學視野中的中央蘇區(qū)紅歌生產(chǎn)  

73.當代中國古琴音樂傳播的社會學思考

74.音樂社會學研究

75.九十年代的音樂與社會學:一個評論界的變化的前景

76.音樂社會學在音樂學體系中的特點與價值 

77.音樂社會學視野下電影《劉天華》的音樂敘事及傳播效應 

78.音樂社會學教程

79.港臺流行歌曲沖擊后的回顧——音樂社會學實踐思考筆記五

80.探索音樂社會運動 開拓嶄新研究領域──《音樂社會學概論:當代社會音樂生產(chǎn)體系運行研究》讀后

81.交響樂演奏中“指揮”角色探析——以《音樂社會學導論》中“指揮”理論為例

82.國外音樂社會學研究的情況與動向

83.音樂社會學的淵源和流派

84.克羅地亞的《國際音樂美學與音樂社會學評論》 

85.聲樂藝術情感論的社會學視野

86.作為群體行為的音樂——彼得·馬丁音樂社會學思想擷菁

87.新世紀的音樂社會學

88.關于音樂社會學的學科理論問題

89.武昌平湖門地區(qū)戲曲演出的音樂社會學審視 

90.一本新穎獨特的音樂學著作 《音樂社會學概念——當代社會音樂生產(chǎn)體系運行研究》讀后

91.音樂社會學視野下的漢代樂府民歌產(chǎn)生與流行

92.時空的重構——當代蒙古族創(chuàng)作音樂的社會學分析 

93.關于中國古代大眾音樂的音樂社會學思考 

94.沈陽音樂學院音樂社會學專業(yè)簡介

95.關于音樂社會學的幾點思考——以殖民統(tǒng)治下的臺灣歌曲創(chuàng)作為例

96.論《呂氏春秋》的音樂社會學觀點

97.音樂社會學視野下的干部教育

98.音樂社會學的對象、結構和方法

99.文化社會學視角下的音樂與日常生活  

100.淺談阿多諾《音樂社會學導論》之音樂藝術  

101.音樂的經(jīng)驗社會學要解決什么問題?

102.節(jié)慶群眾合唱活動的音樂社會學思考

103.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矛盾與融合——原生態(tài)音樂流行性的探討

104.《歲月如歌》 一部關于音樂社會學的經(jīng)典影像 

105.呼喚音樂社會學

106.音樂社會學——論社會音樂商品 

107.音樂流行考析——音樂社會學實踐思考筆記

108.社會學調(diào)查方法在民族音樂學研究中的意義與實踐

109.評析阿多諾《音樂社會學導論》之音樂接受者類型化 

110.新學科 新視野 新建設——《音樂社會學》評介

111.“體裁”概念在音樂社會學中的意義 

112.中國流行音樂演唱風格研究的前期理論思考

113.當代中國音樂的借鑒與發(fā)展——對馬克思文藝社會學思想的思考 

114.中國傳統(tǒng)音樂記譜法的社會學釋讀 

115.山東民歌的音樂社會學視角研究——以《沂蒙山小調(diào)》為例 

116.社會學視野下的古希臘與古羅馬音樂

117.中國民間音樂階層分析對音樂形態(tài)劃分的影響

118.當代流行愛情歌曲歌詞研究述評

119.解析迷幻文化:一個音樂社會學的視角

120.學校音樂教育的社會學視角研究 

篇(3)

英文名稱：Tian Fu New Idea(Bimonthly)

主管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

主辦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4-0633

國內(nèi)刊號：51-1035/C

郵發(fā)代號：62-248

發(fā)行范圍：國內(nèi)外統(tǒng)一發(fā)行

創(chuàng)刊時間：1985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聯(lián)系方式

期刊簡介

篇(4)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指出，傳統(tǒng)的科學知識觀抹煞了科學的社會性，從根本上是錯誤的。通過科學爭論、實驗室研究和科學文本話語分析，科學知識社會學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進行了重要論證，并試圖促進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徹底否認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宣稱“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社會建構”，結果導致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裂隙進一步加深。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簡稱SSK)自20世紀70年代初在英國誕生后發(fā)展勢頭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國外社會學研究領域占據(jù)主流的地位。但在國內(nèi)，人們對SSK的認識卻只能說是剛剛起步。國內(nèi)對SSK的最早介紹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南開大學的劉甭浦教授在其主編的《科學社會學》一書中對SSK有初步評價。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nèi)第一本對SSK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專著《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產(chǎn)生，一些主流的社會學和哲學雜志也開始密集地翻譯SSK的論文，一些出版社則系統(tǒng)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盡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評，但筆者認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對其作深人的反思，并從中得出有益的東西，則對我們的學術進步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產(chǎn)生的理論傳統(tǒng)及歷史背景

1.SSK的學術思想淵源。SSIC有多種學術思想淵源。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凱聲稱，他們是在庫恩的哲學思想影響下，在批判了傳統(tǒng)的實證主義科學觀之后，研究科學知識的相對性和社會內(nèi)容的學派。科學社會學家本?戴維指出:這個學派是在“反實證主義”哲學(、現(xiàn)象主義、社會學中的人類學方法)興起和科學哲學中相對主義、建構主義的影響下產(chǎn)生的。并且，它與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傳統(tǒng)相聯(lián)系。國內(nèi)研究SSK的著名學者劉華杰則認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圖賓根學派的“教會編史學”、舊知識社會學、科學哲學家?guī)於骱笃诘恼軐W及對傳統(tǒng)科學哲學的反對。據(jù)此，可以這樣認為，SSK既是對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的繼承，也是對正統(tǒng)科學社會學的批判，更是在科學哲學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影響下形成的。

2.SSK產(chǎn)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僅僅從思想淵源上解釋SSK的產(chǎn)生，并不能完全說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迅速發(fā)展為全球范圍內(nèi)科學人文大戰(zhàn)的最主要根源，還必須對SSK產(chǎn)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予以特別的關注。在西方，自柏林墻倒塌、冷戰(zhàn)結束以來，硬科學(自然科學)在其自身發(fā)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無法解決的困難如巨型化、實驗周期延長等，其負面影響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人們對科學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續(xù)的喪失。而另一方面，向來被自然科學壓倒的人文科學認為科學實驗室獲得的太多資助與其產(chǎn)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極力反對政府對自然科學的過多投資，認為人文科學應該享有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以上這些情況誘發(fā)和助長了對科學本身的考察，為以反對科學權威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發(fā)展契機。在過去，國內(nèi)對SSK社會文化背景的介紹普遍有所忽略，而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關鍵。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觀點

SSK誕生于英國，后來走向歐洲其他國家、美國等。其在歐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魯爾(D.Bloor)、巴恩斯(B.Barnes、馬爾凱(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圖爾(Bruno.I,atour)、謝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國的知名學者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學者從科學爭論、實驗室方法、科學家的文本及話語研究這三個場點展開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觀點從產(chǎn)生到分化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既有極端的也不乏溫和的。下面是SSK學者的一些主要觀點: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學知識產(chǎn)生過程中的決定作用。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科學知識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鏡”，經(jīng)驗事實和邏輯規(guī)則決定了什么是科學知識，自然界作為科學爭論的首要及最終仲裁人和確定者，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SSK學者認為，科學思想并不是由客觀的經(jīng)驗觀察來檢驗的，人們也并不是按照與事實證據(jù)一致的原則來對相互競爭的理論進行選擇的，因而，以往人們將自然界的性質(zhì)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圖爾認為，一個被科學家作為事實而接受的陳述被視為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但這一點并不會使這個陳述變成真理。謝廷娜也說;“在實驗室里我們找不到描述主義所看重的事實和現(xiàn)實，實驗室所表現(xiàn)的是盡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這一看法上走得更遠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稱:“在科學知識的構造中，自然界僅僅擔當極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總的說來，SSK學者認為，自然界不能決定什么是真理性認識;科學不會是建立在經(jīng)驗證實原則上的高度客觀化的事業(yè)，其客觀性極弱;不是自然界決定科學知識的形成，而是科學家的社會行為決定了自然規(guī)律要如何界定;科學理論并不是對自然的真實反映，自然界在確定科學的本質(zhì)和真理上沒有任何發(fā)言權。

2.科學知識在本質(zhì)上是由社會建構的。正統(tǒng)的科學哲學家們向來認為，科學研究中存在發(fā)現(xiàn)和辯護兩個過程，其中屬于內(nèi)部因素的辯護過程(歸納、邏輯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學從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會影響的。SSK學者則認為，恰恰相反，科學具有極強的與境偶然性和當?shù)靥刭|(zhì)，社會性因素對知識具有更強的制約作用。馬爾凱曾這樣斷言:“……至此，我已提出一個基本觀點，即科學的內(nèi)容就產(chǎn)生于科學外部的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可以說，幾乎在SSK學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學的社會建構性質(zhì)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們尤為強調(diào)的是社會交往在科學知識形成中的作用。在《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一書中，拉圖爾和伍爾格詳細考察了科學研究人員在實驗室是怎樣交往的，科學論文又是怎樣在這種交往中產(chǎn)生的。而謝廷娜則重點強調(diào)，科學知識不僅受科學研究人員內(nèi)部交往的制約，還受外部社會交往的制約。例如，為了得到工業(yè)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幫助，為了得到政府官員的支持，為了在大學里謀取一個職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學研究者改變自己研究項目的名稱和程度，甚至改變自己科學論文中的關鍵內(nèi)容。總之，SSK學者堅持認為，科學知識其實就是社會建構的產(chǎn)物。

3.科學知識評價實際上是科學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競爭。SSK學者認為，經(jīng)驗事實和邏輯程度并不能確定什么是科學知識，因為它往往無法判斷什么是好的理論。一個科學成果得到確認其實是科學家磋商(negoianon)的結果，而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就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科學知識在商談與決定的鏈條中得以構成，這是一個包含修辭手法、語言技巧、科學家威信以及其他符號資源在內(nèi)的說服與被說服的過程，其中資源關系、利益的融合與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實是被集體界定的，任何知識體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體認可的陳述。”他還堅決認為，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知識的社會磋商應該是一個合法的、實質(zhì)上是一個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討的知識社會學的主題。

4.科學其實與其他文化一樣，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優(yōu)越的地位。布魯爾指出，人們以往是通過把科學當做某種圣物來對待而使其不受社會學審視的影響的，這其實是一種根本性的錯誤。他提出的強綱領性核心原則—對稱性原則主張應當用同種類型的原因來解釋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學者看來，科學就是一種文化，也是處在一定社會建構過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對的，沒有名副其實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學的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進一步地，SSK學者還認為“學科間的界限是約定性的，要使這些界限具體化，要把它們視為內(nèi)在于不同領域或不同學科之間的不可違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種錯誤”，而“這些界限與保護和維持這些社會集團自身的認知權威、智力霸權、職業(yè)構成以及借助于這些界限能夠控制的其他的經(jīng)濟和政治力量直接相關”。總之，SSK從科學是一種文化出發(fā)，否定了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認為科學并不優(yōu)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識體系，也并不比社會科學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SSK對長期以來“科學思想和發(fā)現(xiàn)是由自然界決定的，而科學家研究自然規(guī)律的行為是受嚴格獨特的科學規(guī)范和理性程序指導的，它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這種傳統(tǒng)觀點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zhàn)。它以強調(diào)社會因素對科學的重要影響為基點，提出了一系列反對傳統(tǒng)理性主義、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觀的主張，就這一點而言，SSK有其創(chuàng)新和值得借鑒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tài)在認識活動中的獨特作用，走到了極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眾多的非議。

三、對SSK的批評

SSK關于科學本性、科學與社會關系等觀點，已經(jīng)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課本和權威部門制定的科學家行為規(guī)范吸收進去。在這一點上，SSK已經(jīng)達到了自己的預期目標，成功地為自己的發(fā)展贏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試圖把“理性”包含在“社會”之下，由此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批評。這里主要討論來自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及科學社會學的批評。

1.來自科學家方面的批評，最顯著的莫過于索卡爾大戰(zhàn)。在這次科學人文大戰(zhàn)中，以美國物理學家索卡爾的詐文為導火線，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等眾多科學家對SSK及其他一些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其規(guī)模空前。索卡爾指出:SSK及后現(xiàn)代主義者近年來的一些主張明顯是一種放縱的胡說。比利時理論物理學家讓?布里克蒙特對SSK的許多主張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證據(jù)對理論的不確定并沒能瓦解科學的客觀性，相反使科學的成功變得更為卓著。生物學家威爾遜則認為，SSK要擺正位置，把社會決定奠基在被檢驗過的和認真思考過的客觀知識基礎上才是科學的一切。佛蘭克林對兩個經(jīng)典案例(柯林斯的實驗者回歸和皮克林的建構夸克)進行分析并表明:科學家選擇某些理論或概念(如皮爾遜的四元相關系數(shù)、物理學家偏愛史坦福大學的E122實驗而不是華盛頓一牛津大學的實驗)，是有著可靠的科學、實驗與數(shù)學等方面的認識根據(jù)的，而不是靠科學家偏好或意識形態(tài)(如優(yōu)生學的意識形態(tài))的驅(qū)動。

2.在科學哲學家的批評中，勞丹與布魯爾關于科學信仰解釋權之爭最有影響。勞丹1981年在《社會科學哲學》雜志上撰文，認為SSK是一種偽科學，其主張是荒繆的，“當且僅當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說明時，知識社會學才可以插手對信念的說明’，。⑨勞丹堅信迪昂一奎因論點(理論不確定觀點)不妨礙科學合理性標準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經(jīng)驗在科學理論選擇中的作用。對SSK主張的對稱性原則，勞丹認為，對稱性只是一種虛幻，因為不論是科學研究的個體抑或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產(chǎn)生條件，因而不可能對稱。而在社會學解釋模式是否為科學信仰的科學的、惟一的、優(yōu)先的解釋模式這一問題上，勞丹認為，科學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人類活動而不只是社會活動，社會學解釋模式不會是惟一的和優(yōu)先選擇的模式。

3.科學史家的批評則在于，他們認為SSK的科學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歷史常識性錯誤。科學史家平林克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檢驗指出，在夏平與謝佛的“霍布斯一波義耳之爭”案例研究中錯誤地表述了歷史，歪曲表達了波義耳和霍布斯的實際工作。歷史學家瑪格麗特?C?雅各布指出，拉圖爾對17世紀近代科學誕生的社會學分析在史料上存在著嚴重的錯誤和歪曲，其對英國歷史的相對主義的診釋常常忽視了某些歷史關鍵點，是通過譴責“現(xiàn)代性制度及其實踐而獲得的”。

4.在來自科學社會學方面的批評中，默頓學派指責SSK的做法是危險甚至是“發(fā)瘋”和“邪惡”的，因為它摧毀了最牢固的人類知識大廈，會導致一種反科學。“利益模式”是SSK理論主張中最受科學社會學家批評的。朱克曼認為:“斷言科學知識反映生產(chǎn)這些知識的群體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釋為什么社會利益明顯不同的科學家會經(jīng)常持有相同的理論立場，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有些科學家所采取的理論立場是與他們的階級或職業(yè)利益相反的。”本?大衛(wèi)則指出:“即使科學知識與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間存在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也從未超出最初的創(chuàng)始階段。例如在麥肯奇和馬爾凱討論的英國統(tǒng)計學案例中，精英主義、優(yōu)生學與統(tǒng)計學方法之間的聯(lián)系，在皮爾遜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學社會學家看來，利益模式的問題不在于將科學知識歸結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這種磋商實際上是怎樣進行的，以及為什么在這種磋商過程中論戰(zhàn)一方會逐步占據(jù)主導地位。

盡管受到來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評，SSK的強硬立場并沒有改變。1991年，布魯爾在其再版的《知識與社會意象》后記中宣稱，現(xiàn)有的批判無法改變他對強綱領的堅定信心。布魯爾的同盟者更是鼓勵SSK研究者們不要恐慌，因為時間將會證明一切!而以科學家為首的另一戰(zhàn)斗方則繼續(xù)堅守科學理性，認為SSK應該首先遵循科學的價值服從于嚴格的社會分析原則，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社會學課題，而不是更貪婪地去攻擊科學研究。就目前的發(fā)展態(tài)勢來看，彼此的基本原則立場都沒有放棄，兩者之間的鴻溝仍在不斷擴大。

四、問題和啟示

篇(5)

有關媒介建構現(xiàn)實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與實證主義相對立的一種研究思路。費斯克(Fisk)在批評以信息運輸為目的的媒介工具論的同時，給予了強調(diào)意義生產(chǎn)的媒介建構論以“符號學派”的地位［6］。漢諾•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確把關注意義問題的建構主義媒介研究思想稱為文化批評學派［7］。在我國，鄧理峰也開始把建構主義媒介觀當作與媒介工具論(或者媒介實在論)并駕齊驅(qū)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學者們并沒有在媒介建構論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對媒介建構現(xiàn)實的不同傾向作進一步的探討。媒介現(xiàn)實的虛擬性告訴我們，它不僅與經(jīng)驗世界的社會現(xiàn)實密切相關，而且還與媒介活動參與者的個體心理緊密相關，媒介—個體—社會三者共同構成了一種互為因果的三角關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種有關媒介建構研究的基本范式:關注媒介文本的符號學范式，關注社會現(xiàn)實層面的社會學范式，以及關注個體心理的社會心理學范式。下面就理論來源、研究對象、研究問題等幾個方面作進一步闡述。

(一)符號學范式在媒介建構現(xiàn)實的研究中，來自語言文化領域的學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語言的具體體現(xiàn)———文字、圖象、聲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內(nèi)容分析或者符號學方法，通過研究話語的修辭與內(nèi)容變化來研究語言符號的意義及其生產(chǎn)過程，這種思路可以被稱為符號學范式。這種范式起源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來源于我們共享的文化符碼。這種語言符號的概念意義(所指)隨著歷史變化而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就是借助語言符號來思考和區(qū)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們正是通過語言符號這種媒介，把我們的現(xiàn)實世界與社會歷史文化建立起了聯(lián)系。羅蘭•巴爾特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符號學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歷史文化緯度引入符號學研究領域。他認為符號能指與所指兩個層面之間的連接關系是一種意指關系，其中有兩個核心序列(如圖1):第一個序列是語言學意義上的符號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揭示的意義稱為明示意，也是符號的常識性意義;第二個序列引進了文化緯度，關心的是符號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層面的符號成為第二層面符號的能指，而這能指又重新獲得意義項所指層。這一層面的意義稱為隱含意(文化義)。這樣就把意指的觸角伸向了社會現(xiàn)實與文化領域。巴爾特認為，文化層面與神話一樣具有虛擬的特性，因而也稱之為神話層。正是因為有了“意指”過程，意義豐富的文化系統(tǒng)成為了神話學的所指層面。符號學也完成了從語言符號學到神話符號學的蛻變。從第一系統(tǒng)的語言學到第二系統(tǒng)的神話學，與人發(fā)生關系的現(xiàn)實世界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呢?在第一系統(tǒng)中，我們面對的是物的世界，有賴于我們的實踐活動來體驗。感覺到的世界也是實實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時間和空間的規(guī)定性。到了第二系統(tǒng)，物理世界完全變成符號世界，或者說變成神話的世界。我們接觸的世界是一個超越了物理時空環(huán)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經(jīng)驗不再依賴于我們的身體實踐，而我們的文化想象力賦予了多種多樣的符號(文字、圖片和聲音等)以形形的意義，這是理解、解釋的結果。大眾媒介(既包括傳統(tǒng)的報紙、電視、廣播和雜志等，也包括以網(wǎng)絡為紐帶的新媒介)建構的世界，就是一個第二系統(tǒng)意義上的符號世界。這個世界，是媒介從業(yè)人員借助一系列的圖象、文字和聲音符號建構而成的，并以新聞、廣告與娛樂節(jié)目的形式出現(xiàn)。學者們正是以符號學理論為依據(jù)，以媒介文本為研究對象，而解釋與揭示符號世界的意義呈現(xiàn)就成了學者們努力的目標。諾曼•費爾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話語與社會變遷》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包括話語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在內(nèi)的話語分析框架［10］。文本緯度的分析包括“詞匯”(主要涉及個體語詞)、“語法”(涉及與分句和句子連在一起的語詞)、“連貫性”(涉及分句與句子如何被連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結構”(涉及文本的大范圍的組織屬性)層面;第二個向度話語實踐，牽涉到文本生產(chǎn)、分配和消費的過程;第三個向度作為社會實踐的話語，主要是在與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的關系中討論話語。這三個向度具有遞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識形態(tài)等形式體現(xiàn)出來的社會實踐層面。這個模式雖然以社會實踐為最高層次，但是始終圍繞媒介文本而展開，重點是解釋媒介符號多層面的意義，因而就社會實踐層面而言還是不夠徹底的。

(二)社會學范式社會學范式重點關注媒介建構現(xiàn)實過程中社會現(xiàn)實或社會結構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會現(xiàn)實與媒介現(xiàn)實的互動影響過程中知識的生產(chǎn)與消費問題。社會學范式的理論來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馬斯•盧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識社會學為主。他們改變了古典哲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從形而上的邏輯世界轉(zhuǎn)到我們身體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們認為這種世界蘊含的日常生活現(xiàn)實因為具有高度的真實性而“成為最重要的現(xiàn)實”，它們“以一個互為主觀的世界，也是一個我與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現(xiàn)在我面前”［11］。也就是說，日常生活現(xiàn)實是一個主體間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實在的價值。這個世界只有通過行動者的社會互動才能建構完成。伯格和盧克曼認為，社會生活中任何一個實在的建構，都只能是社會地建構，即通過社會活動和社會生活本身來建構。而基本的建構程序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會化，正是通過這些過程，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稱為主觀與客觀融合在一起的社會實在。伯格和盧克曼的知識社會學，主要探討了個體是如何通過語言的社會互動來建構主觀實在與客觀實在交錯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會實在與符號實在溝通連接起來。HannaAdo-ni等學者(1984)認為這個理論之所以能被應用于媒介建構研究，是因為“大眾媒介(新聞和娛樂)在慣習化過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對制度，既而穩(wěn)定社會體系所提供的支持”［12］。說到底，該理論解決了媒介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以及媒介在建構社會現(xiàn)實中的重要地位等問題。由于社會學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會結構、社會化等社會一端，因而來探討這種研究范式的研究問題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文本意義或觀念等文化范疇不是它的核心問題，相反，常識性的“知識”更適合成為媒介建構研究中社會學范式的研究主題。更確切地說，“知識”構成了各種意義的結構，離開它們，任何社會都無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構研究中，知識不是固有的，它是社會互動的結果，與社會互動密不可分。知識與社會結構、社會互動等共同構成了最為重要的研究命題。

(三)社會心理學范式社會心理學范式認為，媒介現(xiàn)實的建構是媒介活動參與者對媒介符號的接受、理解與闡釋的過程，也是媒介活動參與者自我認同的過程。故媒介活動中參與者的心理及相關外在化就成了關鍵問題。該研究范式主要來源于符號互動論。符號互動論發(fā)端于喬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Blumer)。布魯默認為符號互動論有三個基本前提:人們對事物所作出的行動是建立在意義基礎上的，而這事物是因為意義而存在的;這些事物的意義來自于一個人與他的同伴之間的社會互動;這些意義通過一個解釋的過程得到處理或調(diào)整，而這個解釋過程是人們在處理他所面對的事物的時候采用的途徑。布魯默進一步把它們概括為五個核心內(nèi)容:自我(theself)、行為(theact)、社會互動(socialinteraction)、物體(objects)和集合的行為(jointaction)［13］。那么，符號互動論為何會成為重要的媒介建構研究范式?符號互動論雖然是一種心理學理論，但是它與傳統(tǒng)的心理學理論不同，它的研究重點在于個體的符號互動。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號世界，受眾接受與處理媒介信息的過程恰是典型的符號互動，而且從心理學的視角來研究媒介建構又很好地填補了個體心理這一重要緯度，因此符號互動論就被運用到了媒介建構的研究中。傳統(tǒng)的心理學來自于西方的實證思想，在研究思維與方法上傾向于定量實證。但是符號互動理論關注的是符號的互動，傾向于闡釋法，例如生活史、自傳、個案研究、非結構性訪問以及參與式觀察等。而研究的社會問題也與傳統(tǒng)心理學大相徑庭。JMCharon(1998)特別列舉了多個研究例子。如在種族問題上，可以把關注的焦點放在社會互動、傳播、文化等策略上來理解種族主義和種族沖突;就性別差異問題而言，符號互動主義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別差異，就包括個體是怎樣被社會化的，我們是怎樣逐漸地接受我們的身份和界定該做什么等問題上［14］。國內(nèi)學者毛曉光認為，當前用符號互動理論來研究的社會問題包括社會越軌、兩性符號命名、校園人群互動機制和移民的心理社會適應性等一系列問題［15］。

二、對三種研究范式的分析

篇(6)

18世紀中葉在英國興起的工業(yè)革命,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它在政治、經(jīng)濟、社會生活、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都開創(chuàng)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帶來了轉(zhuǎn)型性的變化。對英國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社會均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此引發(fā)的對英國工業(yè)革命以及與英國工業(yè)革命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已然成為歷史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法學、環(huán)境學甚至生物學等學科所關注的主要對象,成為學者們始終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對休閑生活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從國外的研究看,據(jù)筆者掌握的材料,西方學者對休閑生活的研究起步較早。隨著工業(yè)化的深入,包括休閑生活在內(nèi)的社會生活各領域的轉(zhuǎn)型性變化十分明顯。與此同時,萌芽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新史學,經(jīng)過20世紀上半葉的成長壯大并與傳統(tǒng)史學抗衡,最終贏得了主流史學的統(tǒng)治地位,開始進入到了迅猛發(fā)展的時期。其間,研究領域、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表達研究成果的方式等均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便成為對休閑生活的關注與研究應運而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對英國休閑生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

較早對英國休閑生活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當為B.S.朗特利和G.R.拉夫爾合著的《英國人的生活與休閑·社會研究》一書。同時,皮特·昆萊爾主編的《英國生活》叢書、E.P.湯普遜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3]和布賴耶·哈里森等學者的相關著述等。大致看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既有側重于英國各個歷史時期的娛樂、消遣和游戲等休閑生活的簡單描述;也有在研究方法方面積極引進其他學科研究方法進行交叉研究的初步探索。

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與同期西方新史學關注處于社會底層普通大眾日常生活的傾向基本一致,西方學者對休閑生活的研究明顯呈現(xiàn)出側重于經(jīng)濟一社會史和民眾休閑史研究的開展和深入。有探討19世紀30-80年代清教主義對休閑生活影響的皮特·伯利‘引;有對休閑生活商業(yè)化進行研究的J.H.普拉姆勃;有對運動休閑研究的H.A.哈里森;有對民眾休閑生活問題的研究;還出現(xiàn)了一些零星的關于工業(yè)化進程對休閑生活影響的分析,如阿薩·勃里格斯、R.W.馬爾克姆森等人的表述。

在上述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是關于休閑理念變化的研究。隨著工業(yè)化的推進,一方面是物質(zhì)財富的增加和物質(zhì)生活的豐富,但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壓力日益增加,自我釋放的休閑理念應運而生。于是人們在注重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的同時,也把休閑視為釋放壓力、交往、溝通乃至創(chuàng)造財富的一種方式而予以重視。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英國休閑生活的研究出現(xiàn)了深入與角度多樣的趨勢。有影響的著作包括蒂姆·哈利斯主編的《英格蘭的民眾文化,1500-1850》、阿里森·西蒙的著作《都鐸王朝時期英格蘭的娛樂與休閑》和德國學者里夏德·范迪爾門所著的《歐洲近代生活》(三卷本)等等。研究涉及:近代以來休閑時間、休閑方式和休閑觀念的變化;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重大事件對休閑生活的影響;近代以來休閑的商業(yè)化程度、原因、影響和趨勢;工業(yè)革命、技術進步對休閑的影響;近代以來不同行業(yè)、不同群體的休閑生活;不同休閑形式的發(fā)展與變遷;各種休閑生活的職業(yè)化;政府在休閑生活轉(zhuǎn)變中的地位和角色;非法休閑娛樂等等。上個世紀90年代末,西方學者對休閑史的研究還呈現(xiàn)出了西方新史學或后現(xiàn)代史學的一些特征。如,主張放棄對歷史變化做“概括性的敘述”“把高質(zhì)量的學術研究與普通讀者可接受的形式相結合”等。

可見,西方學者起步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對英國休閑生活的研究,經(jīng)過三四十年的發(fā)展,不僅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領域,而且其地位也逐漸為學術界主流所認可,向深度和廣度擴展,研究成果日益豐富。

從國內(nèi)的研究看,筆者以為休閑生活真正進入學者們的視野是在20世紀90年代[12]。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的推進,人們的日常消費結構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休閑逐漸發(fā)展成為人們?nèi)粘Ｉ畹闹匾M成部分。在日益高漲的休閑消費需求刺激下,我國的新型休閑產(chǎn)業(yè)蓬勃發(fā)展。于是,關于休閑理論、休閑史和休閑指導等相關研究逐漸引起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的關注。相關研究成果逐漸面世。如,在社會科學領域“閑暇社會學”開始興起,主要著述有樓嘉軍的《休閑新論》、陳琰的《閑暇是金——休閑美學談》和馬惠娣的《休閑:人類美麗的精神家園》等。從已公開發(fā)表的論文看,改革開放至上世紀80年代末,還較少有關于休閑生活研究的,然而到上個世紀90年代,情況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

篇(7)

主題詞社會建構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xiàn)代主義的產(chǎn)生體現(xiàn)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xiàn)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huán)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這種反思，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yè)化國家已進入后現(xiàn)代社會時期，在后現(xiàn)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nèi)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zhì)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tài)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xiàn)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及現(xiàn)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jù)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jù)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jīng)Q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diào)技術發(fā)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2.建構主義學者在地理分布上較為廣泛。建構主義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觀點、方法來源不同，很難像科學學（代表人物是英國的貝爾納）、傳統(tǒng)科學社會學（代表人物是默頓）追塑到某個國或某個代表人物，其成員分散在歐美不同國家。在英國，主要是愛丁堡學派，其成員是埃奇、布魯爾、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們從批判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特別是曼海姆思想出發(fā)，并從庫恩思想得到啟發(fā)，對科學知識的實質(zhì)進行研究。在法國，拉圖爾、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爾、福柯的本土方法對科學實驗室進行人類學的考察。在美國，謝廷娜（一位建構主義女學者）、陳誠、瑞斯蒂等也進行著與拉圖爾類似的工作。另外，英國的馬爾凱、伍爾加，美國的平齊、休斯，荷蘭的比克，德國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學者都在從事不同的建構主義研究。當然，建構主義既然以一個思想學派出現(xiàn)，也存在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圖爾與伍爾加合作考察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共同發(fā)表《實驗室生活》一書，謝廷娜和馬爾凱一起主編《觀察到的科學》一書等等。

3.建構主義研究方法多樣化。盡管建構主義是建立在知識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一總觀點之上的，但其方法卻是經(jīng)驗的。這樣，建構主義研究方法便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特點。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實驗室研究，由拉圖爾、伍爾加發(fā)起，像人類學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樣。保持一種不介入的客觀觀察立場，根據(jù)觀察日記進行研究；爭論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對主義經(jīng)驗綱領，從微觀角度分析科學知識如何達成一致；話語分析（或稱修辭學方法），由馬爾凱等人發(fā)展而來，把科學活動參與者的“日常話語”作為主題，分析科學解釋是如何隨社會背景的變化而變化。在對技術的社會研究中，建構主義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會建構方法，這是平齊和比克把相對主義經(jīng)驗綱領引入技術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技術人工制品如何在社會、文化方面得到解釋；系統(tǒng)方法，休斯在技術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術看作一個系統(tǒng)（如電力系統(tǒng)），進行經(jīng)濟、政治、社會的分析；操作子網(wǎng)絡方法，它與拉圖爾、卡隆、勞等人的研究工作相關，他們把技術、經(jīng)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看作整體的“異質(zhì)操作子”網(wǎng)絡，分析技術在其中的作用。另外，愛丁堡學派早期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以及隨后的弱綱領也都是建構主義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構主義這種經(jīng)驗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特點，導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統(tǒng)一的理論凝聚。目前建構主義的各種觀點和學術成果，散見于有關學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種論文集里。拉圖爾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是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考察的結果，拉圖爾的《行動中的科學》也不過是對這種考察的進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觀察到的科學》以及平齊和比克主編的《技術系統(tǒng)和社會建構》等則均為集納諸多建構主義學者及相關學者經(jīng)驗研究成果的論文集。因此，建構主義的學術觀點具有相當?shù)姆稚⑿浴?/p>

二

建構主義研究就其建構對象而言也呈現(xiàn)出某種復雜性。在建構主義的視野中，似乎借助行為者的互動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識、方法、學科、習俗和規(guī)則），科學家基于數(shù)據(jù)和觀察構造的理論和敘述，實驗室中由于物質(zhì)參與而產(chǎn)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體都是建構成的。但是，從這種復雜性中仍可窺見出建構主義存在著強與弱的分野。

1.弱建構主義。弱建構主義強調(diào)的是知識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或社會原因，主要著重于宏觀社會學的把握，但并不否認其客觀性或邏輯性的原因。

這類建構主義觀點最早見于貝格爾和魯克曼的知識社會學論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現(xiàn)實的社會建構》一書中，他們提出現(xiàn)實是社會地建構成的，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社會建構過程。這里的現(xiàn)實是指主觀現(xiàn)實（即人們關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觀現(xiàn)實。所謂現(xiàn)實的社會建構就是這種主觀現(xiàn)實作為人工的產(chǎn)物雖然獨立于我們的意志，但都是在社會情景中發(fā)展、傳輸和保持的。[1]就是說，要建構其中某種主觀現(xiàn)實X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識，這種知識即便在X不存在時，也能產(chǎn)生某種行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識；（3）傳播X知識的手段。只要具備這些條件，X的知識便可在社會共同體“固定”或普遍存在下來。在貝格爾和魯克曼的建構意義上，社會中有許多東西如習俗、規(guī)則、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權力、科學等等都可看作是社會建構的。

當愛丁堡學派沖破傳統(tǒng)知識社會學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明顯區(qū)分后，巴恩斯、布魯爾、柯林斯等采取了與貝格爾和魯克曼相類似的方法來考察自然科學知識，即用社會背景來解釋科學知識內(nèi)容。巴恩斯在論及庫恩對科學知識結果解釋的批評時說：“他所描述的科學中基本理論的變遷，不再是對增長的關于實在知識的簡單響應，而是用關于推理的評價的背景負荷才能表達的。”[2]也即是說，既然自然科學并非以純結果的方式變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學知識的產(chǎn)生及其維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會背景。巴恩斯引進了“利益”概念，布魯爾認為除了一些社會原則外，還包括精神的、人類學的、生物學的、認知的和感覺經(jīng)驗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個“非科學”的標準清單：“基于從前合作對合作者實驗能力和忠誠的信任、實驗者的個性和智力、管理大實驗室的聲譽、科學家是否在工業(yè)界或?qū)W術界工作過、過去的失敗經(jīng)歷、內(nèi)部資料、科學成果的風格和表現(xiàn)、實驗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盡管愛丁堡學派的工作是建構主義的，但并沒有使用“社會建構”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會建構”一詞進行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孟德爾遜和達勒。他們的論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爾遜、魏因加特和懷特利主編的《科學社會學年鑒》第一卷，取名為“科學知識的社會生產(chǎn)”。孟德爾遜和達勒認為，現(xiàn)代科學的建制、認知和知識主張并不能通過科學史論得到適當?shù)恼f明，它們作為人工的產(chǎn)物必有其社會因果關系，因而是社會建構成的。

孟德爾遜等用“社會建構”批評科學史論的不適當性在今天看來雖然已無必要，但卻激起了對科學話語、文本的建構主義研究。以往的科學史論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學家的論著或談話錄、回憶錄為依據(jù)的。而馬爾凱則認為科學家的話語實際上變化很大，其內(nèi)容和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談論者面對面的互動，因而通過分析、比較科學家就某項研究正式發(fā)表的論文與直接訪問科學家關于該研究的談話記錄，可以真實地說明科學家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科學建構的社會特性。馬爾凱和吉爾伯特通過對一個生物化學小組的34名有建樹的研究者的訪問，把科學家話語分成經(jīng)驗性的和偶然性的兩種情況。結果發(fā)現(xiàn)，科學家在解釋正確信念時，通常依據(jù)的是經(jīng)驗性話語，而在說明錯誤信念時，通常依據(jù)的是偶然性話語，即把科學家犯錯誤的原因歸于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偶然因素。[4]

邁耶斯在《寫作生物學：科學知識社會建構的文本》一書中試圖表明，社會的考慮（主要是考慮讀者的鑒賞和興趣）怎樣“構成”科學主張、討論和論文或?qū)Ｖ膶懽鳌Ｋf：“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點是假定科學是在論文或見解修改和爭論反語重釋的聲言和協(xié)商的社會過程中建構的。對于這一基點，讀者將會感到驚異。”[5]這里，邁耶斯似乎指明，科學文本的社會建構是說它在公開發(fā)表之前就經(jīng)過討論、協(xié)商、改變和削弱等，科學文本不僅源于客體素材，而且也經(jīng)歷了科學家和評論者的審視。

可以看到，弱建構主義在探討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時，往往給科學的客觀性、理性和邏輯因素留有適當?shù)挠嗟亍２剪敔柕膹娋V領中的公平性、對稱性原則實際上要求對科學的真理和謬誤、真實信念和錯誤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敗都做出說明，馬爾凱在歸納經(jīng)驗性話語時則說明了實驗數(shù)據(jù)是在邏輯和時間優(yōu)先情況下給出的。另外，愛丁堡學派并沒有回答在什么時機，讓社會背景因素怎樣進入知識客體中。這就是有些強建構主義學者為什么并不把弱建構主義納入建構主義研究的原因。

.強建構主義。強建構主義是在微觀層次上對科學知識所做的經(jīng)驗研究，認為科學知識或技術人工制品能夠顯示出其建構完全是社會性的。這類學者主要是謝廷娜、拉圖爾、伍爾加、平齊、比克等人。

謝廷娜將其工作貼上“建構主義”的標簽，而非“社會建構主義”。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將其研究同“社會背景”之類的東西聯(lián)系在一起，以示同愛丁堡學派的工作相區(qū)別。謝廷娜認為微觀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科學爭論研究，說明知識的一致性是如何達成的；其二是選擇科學工作的真實地點如實驗室作為研究對象，說明科學知識是怎樣建構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稱其研究成果為建構主義綱領。她歸納了科學建構的社會特征，即科學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現(xiàn)實”，而是指向陳述的操作，這種操作不僅使科學家進入大量面對面的協(xié)商和互動，還包括更廣泛的、超越處所的關系，與經(jīng)紀人、工業(yè)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發(fā)生聯(lián)系。[6]

與謝廷娜一樣，拉圖爾也想避免將其建構主義研究同“社會背景”相提并論。他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標題是“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當1986年再版時把其中的“社會”一詞刪去了。但不管怎樣，該書的主題仍然指明：科學事實是一種建構的產(chǎn)物，是各種利益集團間協(xié)商的產(chǎn)物。通過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拉圖爾及其合作者伍爾加用整整一章專門論述了TRF（促甲狀腺釋放因子）的建構過程。[7]

在對《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合作之后，拉圖爾與伍爾加的研究綱領開始分道揚鑣了。拉圖爾轉(zhuǎn)向了操作子網(wǎng)絡，把其中的科學家當作“資源積累者”進行了“馬基雅維利”式的描述。[8]由于這一綱領不再具有明顯的建構主義風格，這里不加論及，與此不同，伍爾加卻對表象進行了建構主義的研究。

概括地說，客體（自然世界）與表現(xiàn)（科學知識）之間的關系包含兩種圖式：

（1）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2）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第一種圖式認為客體獨立于表象，自然知識似乎與自然世界沒有多少關系；第二種圖式表明表象是客體的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識與自然世界之間沒有誰是第一性的、誰是本質(zhì)的區(qū)別。伍爾加認為，前者是過去的科學社會學（包括愛丁堡學派）堅持的“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和本體論上的實在主義”圖式，后者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應遵循的模式。[9]對此，他提出兩條證據(jù)。首先，沒有表象，客體就是無用的，我們無法獨立于客體。其次是對同一客體的解釋存在著某種“柔性”，即科學陳述的多樣性，這導致人們?nèi)岩扇魏巍凹俣ā钡目陀^事物的存在。在這里，伍爾加是想說明表象構成或建構了客體，即世界是被建構著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學知識社會學已經(jīng)成功地披上建構主義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標題或?qū)а约娂娨浴啊纳鐣嫛倍尸F(xiàn)于世。就是對技術進行社會研究的人們也未能逃脫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齊在《技術系統(tǒng)的社會建構》一書中希望提倡一種新的建構主義研究綱領。

誠如前面所言，《技術系統(tǒng)的社會建構》并不代表一種一貫的研究綱領。這里將集中考察平齊和比克的論文《事實與人工制品的社會建構：或者科學社會學與技術社會學怎樣得到互惠》。在該文中，他們提出了與布魯爾幾乎相近的“建構主義強綱領”：“在這一綱領里，所有知識和所有知識假設都將被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chǎn)物，就是說，關于知識假設的起源、接受和拒絕的全部解釋都可以從社會世界領域?qū)ふ业玫剑鵁o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過，他們卻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經(jīng)驗相對主義的一些概念，并稱之為“技術的社會建構方法”：“這一方法的關鍵概念是‘解釋柔性’、‘終止機制’的‘相關社會群體’。其核心信條之一是技術人工制品對社會學分析是公開的，這不僅表現(xiàn)在技術的使用上，而且特別關及其設計和工藝‘內(nèi)容’”。[11]平齊和比克用這種方法說明了自行車的歷史，表明了自行車是試錯的產(chǎn)物，新的嘗試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沒有解決這個或那個社會群體提出的問題。因而每種技術產(chǎn)品都是“決定滲透”的結果，而非單向模式發(fā)展的邏輯程序。

總之，強建構主義雖然都標謗自己是完全的建構主義，但最終都是以對微觀社會學問題的關注來解釋宏觀社會學的構架。這一點從謝廷娜、伍爾加、平齊和比克的觀點可以明顯看出。特別是謝廷娜以實驗室活動為基礎來展示科學知識和建構與社會存在著的廣泛聯(lián)系，試圖消除科學知識發(fā)展的內(nèi)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學知識發(fā)展的認識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數(shù)科學社會學家和“理想”，又說明強建構主義與弱建構主義不無兩致的“模糊性”。

三

簡單地說，建構主義尖銳地批判了個人主義的、觀念論的、實證論的和樸素實在論的科學或技術說明。他們對科學技術事業(yè)的因果解釋的社會資源的展示和說明，擴大了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但是，建構主義作為一種研究傾向或理論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會偶然性因素。建構主義研究實際上是把科學技術的本體論相對化，以及把社會因素理性化。弱建構主義者，特別是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一方面想使它成為社會學乃至全部社會科學研究的典范，成為理性和科學的體現(xiàn)，同時在另一方面卻又否認科學知識與一般知識的區(qū)別，使科學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學。強建構主義者則是在強調(diào)科學或技術的社會建構的同時，把客觀的自然因素放置一邊。謝廷娜、拉圖爾等人提倡用參與式觀察對科學家的廣泛訪問來理解科學，但對自然界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的認識，卻僅僅停留在關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語言建構之上。而平齊、比克的研究則表明，技術社會學應著重于社會因素怎樣建構人工制品，而對技術的工藝內(nèi)容可以置之不顧。建構主義這種對科學技術產(chǎn)生所做的過份的“社會學簡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殺了科學技術的本體論方面的因素，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物質(zhì)基礎，從而把科學技術看成完全由各種社會偶然性因素組成的東西。

應該說，在當代有關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的文化爭論中，建構主義有著強烈的后現(xiàn)代主義傾向。后現(xiàn)代主義者以對真理、客觀性、因果性、合理和進步等的懷疑和批判為特征。鑒于強建構主義堅決地解構了科學合理性觀念本身，那么強建構主義實際上就成了通往后現(xiàn)代主義一邊的橋梁。但對于弱建構主義，有的學者認為它致力于對科學的宏觀因果解釋，因而應被劃分到現(xiàn)代主義一邊。可是，如果考慮到并不是所有后現(xiàn)代主義都強調(diào)對現(xiàn)代科學的解構，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還出現(xiàn)了繼承現(xiàn)代主義但又超越現(xiàn)代主義的“建構性后現(xiàn)代哲學”，[12]則恐怕弱建構主義也逃脫不了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干系。更何況弱建構主義也有著割裂科學與理性之嫌。

2.對于科學技術的解釋范圍較為狹窄。強建構主義研究過份強調(diào)實驗室、人工制品在理論上的重要性。如拉圖爾對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雖然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學家的行為，但這種微觀研究與科學的組織、結構、共同體等宏觀研究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平齊、比克在進行技術社會學研究時對相關社會的社會群體的關鍵作用給予了充分關注，但對技術發(fā)展有著強烈影響的經(jīng)濟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觀條件均未被列入技術的社會建構研究的議事日程。至于弱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雖然貌似新鮮，其實在默頓的大部分科學社會學研究中都已論述過。早在1945年，默頓就描述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程序，說明了可以作為社會學分析的精神產(chǎn)品應包括信仰、意識形態(tài)、宗教道德及實證科學，還分析了精神產(chǎn)品的存在基礎，如群體結構、權力結構、競爭、沖突和利益等。

3.忽視科學技術后果及其評價。建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適合于解釋科學知識的起源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動力，以致對于科技產(chǎn)品對人的自我意識、社區(qū)組織、日常生活、權力分布有何特別意義的問題很少給予關注。在許多建構主義者那里，關于科技成果的研究進入“死結”的觀念已經(jīng)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學技術選擇的社會后果幾乎完全置之腦后。

與此相關，建構主義還貶低對科學技術的道德評價。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和柯林斯的經(jīng)驗相對主義綱領在對待科學發(fā)現(xiàn)、科學理論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態(tài)度，即認為科學本身無所謂惡，是價值中立的。平齊、比克將柯林斯的綱領外推用于技術的社會研究時，對技術成果的最終善惡又采取了不可知論的態(tài)度，因而不去探討有關技術的地位、技術選擇的正誤這樣的問題。不管怎么說，建構主義開創(chuàng)的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新方向，對于人們從內(nèi)部理解科學技術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有著莫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P.L.BergerandTh.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inSociologyofKnowledge.Doubleday,1996,2—3.

[2]J.R.Brown(ed).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7.

[3]H.M.Collins.ChangingOrder,SagePublication,1985,87.

[4]J.PotterandM.Wetnerell.DiscourseandSocialPsych-ology,SagePublication,1987,chapter7.

[5]G.Myers.WritingBiology:TextsintheSocialConstr-uc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0,141.

[6]K.D.Knorr—Cetina.TheManuf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7]B.LatourandS.Woolga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105—150.

[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

[9]S.Woolgar.Science:theVeryIdea,EllisHorwood,198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