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環境治理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環境治理供給公共物品外部性博弈

一、環境治理供給的分類

(一)替代型

替代型環境治理供給，是指在其形成過程中，參與方的供給是無差異的，完全可以替代的。比如居民對環境治理的投資，投資的多少由參與人繳納的總體資金決定，每個人的貢獻是無差異、完全可替代的。此時，社會總的環境治理供給結果是由參與方投入之和決定，可表示為C=gt+g2+……+gn。這是現實生活中最一般的情形，傳統分析多是基于這一情況來探討問題。

(二)互補型

互補型環境治理供給是指在其形成過程中，參與方的供給是互補的，只有配合在一起才能發生有效供給，任何參與人的過失都會減少大家的供給。例如治理由于植被破壞導致的洪水泛濫，洪水流經的每個地區負責其所在區域的治理，修堤防洪，那么防洪的效果就由于壩最低的一方決定。這好似“圓桶效應”，盛水量是由最短邊決定的。又如在多環節工業生產中對水資源使用產生工業廢水的治理，廢水處理效果是由處理能力最弱的那一環節決定的，這類似于“瓶頸”效應。此時社會總的治理供給是由參與方的最小投人決定，G=min(gI，g：，……，gn}。

(三)包含型

包含型環境治理供給是指在供給過程中，某一參與方的供給能夠被另一方包含而變為無效供給。比如大家共同為處理污水而研發同一項新技術，只要任何一個參與人成功，公布于世，那其他參與人的努力就成了無效供給。社會環境治理總供給量由能力最強的參與人決定。此時總供給由供給的最大投入決定，G=max{g。，＆，……，gn)。

二、環境治理供給的經濟學性質

(一)環境治理供給的公共物品性

薩繆爾森將公共物品定義為：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的物品。薩繆爾森的定義將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作為公共物品的特點或者指標。雖然布坎南在《俱樂部的經濟理論》一文中指出，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導出的公共產品是純公共產品，而完全由市場來決定的產品是純私人產品，現實世界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純私人產品之間的一種產品，稱為準公共產品(quasi publicgoods)，但是這并不會改變環境治理供給的低效率。

(二)環境治理供給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經濟當事人的經濟活動對非交易方所產生的非市場性影響。在外部性中，對受影響者有利的外部影響被稱為外部經濟性或正外部性；對受影響者不利的外部性被稱為外部不經濟性或負外部性，也稱作“成本溢出”。構成帕累托最優的思想基礎的假設之一是：私人成本和私人利潤等于社會成本和社會利潤。事實上，這并非任何時候都成立。比如，你購買割草機所花費的成本，并不反映你使用割草機所產生的噪音給鄰居帶來的損害；環境治理的成本，并不反映在他人享受優美環境的成本中。這就是客觀外在性的例證。一種產品的生產或勞務的提供導致一些成本，如污染損害、城市生活垃圾等，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這種成本不會被生產者所承擔。環境改善者對環境進行修復的過程中，又得不到環境改善的全部收益，這種收益為全社會所共享。

三、環境治理供給的博弈分析

環境的治理具有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性，會引起常說的所謂“搭便車”。當前的文獻對于環境治理供給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基礎上，但是現實生活中大部分存在的是不完全信息，為不失一般性。

(一)一般性分析

假定有兩個參與人，i=l，2。參與人決定是否去進行環境治理，這是一個0-1決策(治理為1，不治理為0)，如果至少一個人去治理環境，每一個參加的人的效用是1，否則為0，參與人的治理成本是ci。參與人的收益如下：

(二)不同類型的環境治理供給博弈

對于替代型環境治理供給，如果參與人之間收益相差懸殊，從而導致提供環境治理后的凈收益大不相同時，環境治理的供給大多由高收益者單獨提供，低收益者會選擇不提供治理供給，而搭他人的便車，坐享其成(博弈)，這時高凈收益者提供后的外部效應相對較小。而雙方實力相當，提供后的凈收益差不多時，雙方就會采取“你進我退、你退我進j’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納什均衡：(治理，不治理)和(不治理，治理)。這是另一種典型的博弈“斗雞博弈”。

對于互補型環境治理供給，高收益者提供再多也沒用，因為供給受到受益者供給量的制約，所以高收益者會選擇“你出多少我就出多少”的策略。

對于包含型環境治理供給，供給只要由一方提供就行了，另一方提供的較小的量屬于無效供給，因此雙方的均衡結果必然為一方單獨供給。

以上分析表明，不管哪類環境治理供給類型，其私人供給的均衡結果均不能完全符合帕累托最優配置，都會導致社會環境治理的總供給不足。

四、促進環境治理供給的經濟措施

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配置，有必要對環境治理供給進行干預。政府采取的方式有壟斷供給，組織投票顯示需求從而決定供給、補貼等。但由于管理成本、尋租行為、供給績效、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道德風險等因素的制約，這些方法也有很大局限性，要針對具體的情況具體實施。

(一)政府壟斷供給

對于包含型環境治理供給，比較而言其博弈的效率最高，均衡結果為一方單獨供給，但是社會總供給量仍然不足，因此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政府，對于關系到國家總體利益的環境治理供給，應該由中央和省級政府來無償提供以提高供給效率。但是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官僚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官僚對個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并不必然導致社會整體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注意政府人員的權力制約和監督。

(二)實現供給模式多元化

供給模式多元化，就是在供給主體、供給方式和資金來源上實現多主體、多方式和多渠道共存的供給模式。可行的供給主體包括：政府、私人或企業(私人和企業可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能夠市場化運作和排他性收費的環境治理供給)、非政府組織供給主體(他們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費的供給，主要是某一領域或生產環節所需的技術和生產信息)。資本多元化，即充分利用民間資本，積極引進私人或企業投資。在明確產權前提下，大力引進私人或社會資本，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采取政府與私人共同供給，或政府給予私人供給適當的政策優惠和以經濟補貼方式來有效地籌集資金。供給方式的多元化就是把直接供給和間接供給兩種主要方式相結合。

篇(2)

崇陽縣地處湖北省的南部，居北緯29°12’～29°41’，東經113°43’～114°21’之間，境內東西最長61公里，南北最寬52公里，總面積1 968平方公里。縣內有鄉鎮12個，村民委員會186個，總人口47萬人。境內河流達50多條，均屬山溪性，呈樹杈狀分布，主要匯流雋水河，注入長江。境內水庫共89座，其中大型水庫1座，中型水庫4座，小型水庫84座。湖北崇陽縣水環境是指分布在崇陽縣境內的包括農村地區的河流、湖沼、溝渠、池塘、水庫等地表水體、土壤水和地下水體的總稱。水環境的好壞是衡量居民生活質量高低的重要標準，同時它也深深影響著四季氣候的變更以及農業生產。近些年來，崇陽縣過度開發礬礦產、河沙等資源，以雋水河為首的水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不僅糧食減產，而且直接威脅著居民的身體健康。

一、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碎片化現狀分析

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本意是完整的物體被分解成諸多零散的小塊，后用來形象地描述我國當前的社會傳播語境。在功能分工原則下，組織間碎片化呈現兩種類型，即良性碎片化和惡性碎片化。良性碎片化是組織在執行政策時未將其他的組織納入考慮范圍的結果，致使其他組織需為其潛在負面效果埋單，從而增加成本。但這種情況下，組織是無心的，即并不是因為政策目標的不一致，而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惡性碎片化是政治家們力爭獲得自身領域決策、執行等最大控制權的結果，導致功能組織僅僅滿足上層階級的需求，而這種碎片化是有意的，即組織并不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如今，“碎片化”被廣泛運用于社會、政治等領域，在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中，碎片化問題十分顯著，表現形式各異，我們主要針對治理主體以及治理過程中決策制定、決策執行和決策評估的三個階段。

（一）治理主體碎片化

治理的首要任務是明確治理主體。在農村水環境治理中，治理主體包含決策制定主體、決策執行主體以及決策評估主體。綜觀崇陽縣已有的農村水環境治理，發現每個階段的主體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碎片化。

首先，決策制定主體的碎片化主要表現為決策制定主體的單一化。針對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的制定，我們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對決策主體進行探討。從橫向政府的職能結構看，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主體多由環保局或者水利局等單獨出臺，而多部門聯合出臺政策比重十分低，不到20%。另外，決策的制定也缺乏與水環境息息相關的鄉鎮企業代表以及農村居民的積極參與，政府部門往往忽略了他們的利益訴求和應有的話語權。從縱向政府層級結構看，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多是照搬國家層次出臺的政策，地方出臺的法律、法規也有，但更新不及時，或者只是對國家層次出臺的政策的輕微改動，難以滿足治理當地復雜的農村水環境問題的需要。

其次，決策執行主體的碎片化主要表現為決策執行主體的權責模糊化。它由多方面因素促成，一方面，由于決策制定的碎片化，從而導致制定的決策中權責不明確；另一方面，作為執行主體的相關部門各自為政，相互推?。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執行主體主要包含環保部門、水務部門、村鎮建設有關部門等多個部門的人員參與，看似數量龐大的人群，卻并沒有發揮其優越性。如崇陽縣沙坪鎮雋水河發生的礬污染事件，本應第一時間各個決策執行主體共同商討對策，以便于盡快解決問題，爭取把損失降到最低，但事發之后，由于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指出責任歸屬。因此，環保部門與水務部門相互推卸責任，從而使得事態更加嚴峻。

最后，決策評估主體的碎片化主要體現在決策評估主體的空缺化。我國農村水環境治理在決策制定中，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只有小部分具備完整的評估機制，其根源在于評估指標的缺乏。而在決策執行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決策都缺乏比較明確的監測評估主體，即便決策評估由政府這樣的單一主體完成，決策執行中評估責任也不明確。

（二）決策制定碎片化

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制定碎片化主要體現在決策信息獲取的碎片化和決策議程的碎片化兩個方面。

決策信息主要包括法律、法規等方面的制度信息以及社會利益信息，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信息的獲取主要依賴于國家頒布的相關政策，原因在于這種制度信息獲取的成本低、難度小。而社會利益信息要同時考慮客觀社會利益信息和主觀社會利益信息兩個方面，如崇陽縣沙坪鎮雋水河受到污染事件，客觀社會利益信息方面，我們就需要了解該事件涉及的利益主體的范圍（排污的鄉鎮企業法人代表、該鎮的管理人員、居住雋水河附近的民眾等）、利益歸屬的領域（從行政職能角度，環保部門、水利部門等）以及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對立、沖突）；主觀社會利益信息方面，它指的是民眾對于自身利益或者政策利益的需求，該事件中表現為居住在雋水河附近的民眾希望及時改善水質的需求以及政府能制定相關的法律政策預防污染事件再次發生的需求，當然這種主觀的訴求也呈現出兩種狀態，有公開向行政組織和大眾媒體反映的，也有非公開私下表達的。從以上例子不難發現，無論是客觀社會利益信息還是主觀社會利益信息的獲取，都建立在大量的分析和調查的基礎之上，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成本、資金成本、人力成本等。因此，決策主體通常偏好于制度信息的收集，而在社會利益信息獲取環節多是偷工減料，從而導致決策信息獲取的碎片化。

決策議程指的是相關的制度信息和社會利益信息進入行政決策程序，轉化、整合成為公共政策的過程。決策議程的展開是建立在制度信息和社會利益信息獲取的基礎之上的，它要求對這些信息進行分析、處理，只有真實的、合理的、有價值的決策信息才能進入決策議程，但由于決策主體的偏好或信息分析的偏差，可能造成關注對象的偏頗，從而導致決策議程的碎片化。

（三）決策執行碎片化

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執行機制的碎片化主要體現在組織資源的碎片化和組織結構的碎片化兩個方面。組織資源主要圍繞資金和人力兩個方面：資金方面，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主要依靠財政撥款，缺乏相應的籌集機制，如企業、社會公益團體等的捐贈；人力方面，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執行多由行政部門來主導，民眾參與率低，這就造成了決策難以落實。組織結構方面，崇陽縣行政部門按職責劃分，但由于職責模糊，因此造成管理兩極化，要么相互推諉，要么多頭管理，從而影響到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的高效率。

（四）決策評估碎片化

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評估機制的碎片化主要體現在評估條件的碎片化和評估指標的碎片化兩個方面。評估條件包括政治制度條件、文化條件以及科學技術條件，制度方面，崇陽縣政府尚未建立統一、規范的農村水環境治理評估機制；文化方面，崇陽縣目前仍是貧困縣，教育條件落后，民眾知識水平低下，缺乏評價公共行政活動的能力；科學技術方面，崇陽縣部分村鎮網絡仍未普及，互聯網難以發揮其便利優勢。正是由于制度、文化以及科學技術條件的不成熟，因而導致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評估機制難以建立。評估指標是為決策主體形象評價、決策執行過程評價等建立的指標體系，目前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決策評估基本處于空心化狀況，缺乏一套完整的、科學的指標體系。

二、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整體性治理的實現路徑

整體性治理是對新公共管理進行反思的基礎上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公共管理范式，它以公民的需求為導向，主張利用協調、整合機制，對層級、功能和部門三個維度的碎片化問題進行有機整合。首先，層級整合，它指的是地方、國家、全球治理階層之間的整合；其次，功能整合，它是從程度上進行區分，包括較少的整合和較多的整合；最后，部門整合，它指的是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整合，從而為公民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務，實現公共管理的善治。同樣，整體性治理理論為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一）構建良好的整體性治理宏觀環境

良好的整體性治理宏觀環境是實現農村水環境整體性治理的前提，而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就是農村水環境治理體制的宏觀環境。因此，要實現農村水環境整體性治理，需要同時對這三種體制進行改革。通過行政體制改革，轉變政府環保職能，優化農村水環境治理的組織結構以及實現水環境治理管理方式的創新，找到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通過對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健全的水環境治理財政稅收體制，保證治理的順利進行。與此同時，理順水環境治理中，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政府和企業之間及政府與村民之間，既為行政體制改革的成功提供保障，又奠定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物質基礎；通過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完善訴求表達機制，使得民眾廣泛參與水環境治理過程中，為行政體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又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堅強的社會支撐。

（二）構建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機制

在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治理中，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就是要明確雙方的定位，不可“越權”或者“放任不管”。首先，決策制定環節中制度信息的整合，中央政府要健全與水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使得治理有法可依。同時，崇陽縣地方政府在遵循中央法律、法規的基礎之上，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不斷完善地方性水環境治理法規，從而為農村水環境整體性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證。其次，決策執行環節中的組織資源的整合，資金投入方面，農村水環境治理關系著民眾的身體健康，因此它是重中之重的任務。隨著治理難度大的加大以及治理周期的延長，中央政府應在全面分析實情的基礎上，增加農村水環境治理財政投入的彈性和靈活度，地方政府要合理使用水環境治理資金，避免浪費。同時，也應該完善募集機制，從而為農村水環境整體性治理提供穩定的資金保證。最后，決策評估環節中評估指標的整合，中央政府需要從宏觀層面建立一套完整的考核指標和激勵機制，而地方政府需要對農村水環境治理主體、治理過程等方面進行全方位評估，兩者之間要相輔相成，從而為農村水環境整體性治理提供有效的評估保證。

（三）構建多部門合作治理機制

構建多部門合作治理機制是農村水環境整體性治理的核心內容。首先，加強各部門的職能整合，崇陽縣與農村水環境相關的部門主要有水利局、環保局等，水利局的職能是對水資源保護負責，環保局的職能是對水環境質量和水污染防治負責，大的分工上是一致的，但兩者卻存在職能交叉。因此，在農村水環境治理中，兩個部門應做到相互協調，共同分工。其次，加??各部門之間的機構整合，針對農村水環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要求崇陽縣的水利局和環保局相互合作，專門設置農村水環境治理小組，以便于更加高效地進行農村水環境治理。最后，建立部門之間的合作協調機制，包括激勵機制以及責任追究機制等的建立。

（四）構建政府與社會合作治理機制

加大政府與村民以及鄉鎮企業的整合，構建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治理機制。首先，目標整合，崇陽縣農村水環境整體性治理中，政府的目標要與村民以及鄉鎮企業的目標一致，即保證崇陽縣農村水環境的整體性。其次，在決策制定環節中的主觀社會利益信息的整合，對于公開表達的社會利益信息，要建立穩定、順暢的信息收集機制，對于非公開的，政府應展開主動的社會調查活動，深入民間，全面了解社會大眾的利益呼聲。最后，建立合作治理平臺，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從而實現政府與社會對話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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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塌陷區;環境治理;效益提升

中圖分類號:TD212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17(C)-0204-01

皖北煤電集團任樓煤礦于1997年12月投入生產,年產量達到300萬噸/年,經過10多年井下煤炭資源的開采,在井下形成許多的采空區,導致地表產生大面積的采煤塌陷區,造成礦區范圍內村莊、農田、水利、道路等設施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壞,礦區生態環境日趨惡化。為此,該礦本著誰污染誰治理,誰治理誰受益的思想,下定決心,大力開展采煤塌陷區壞境治理工作,為提高礦區生態環境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任樓煤礦塌陷區綜合治理示范區位于該礦中二采區上部,該區域范圍內的井下可采72、73和82三個主采煤層,目前除礦井工業廣場、風井保護煤柱和中二采區上山煤柱未開采外,其它區域煤層已基本回采完畢。該示范區以恢復治理375.7畝(不含治理區外部分修建道路和溝渠)采煤沉陷地作為礦井的小型礦山公園,為礦區及周邊居民提供一處良好休閑娛樂場所。

該礦根據塌陷區塌陷情況,將治理區分為三部分,即一區(農田荒蕪區),二區(積水區),三區(粉煤灰垃圾充填區),各部分環境治理主要工作:

一區(農田荒蕪區):

該區位于治理區的東側區域,占地面積約10569.3m2,原先是已搬遷村莊逯滂自然村老村址的一部分。地表標高平均為+24.0m,為基本穩沉區。施工時,先進行剝離表土,然后再用矸石分層回填,分層碾壓到設計要求的邊界和標高,最后進行鋪設水泥地面,安裝各種健身器材,供廣大居民在此進行娛樂活動,豐富廣大群眾的精神生活。

二區(積水區):

該區位于治理區的中部,面積約177960. 7m2,區內水位標高約+23.5m,積水深度為3.4―5.6m,該區為穩沉區,地表當前最大下沉為7.12m。該區設立臨時隔水圍堰工程,分段進行砌筑邊坡。施工時,分段圍堰后,先排水、清淤,然后用矸石和土進行回填、整修,最后用砂漿塊石砌筑邊坡。

三區(粉煤灰垃圾充填區):

該區位于治理區的西部,占地面積約39123.0m2。區內地表當前標高為+23.9―+27.8m,為穩沉區。此前,該區為任樓煤礦煤矸石電廠粉煤灰充填區,礦區生活垃圾被堆積在該粉煤灰儲灰場的北半部區域,堆積面積約19561.5m2,堆積厚度平均為0.5m。工程施工時,先將粉煤灰充填區域北半部地表的生活垃圾堆積區域進行徹底清理(清理后的垃圾全部運到礦區其他生活垃圾處理場),采用掩埋方式集中處理,然后進行覆土回填。種植觀賞樹木、草皮等,供群眾觀賞,治理后作為綠化用地。

治理區道路整修,治理區原路面為鄉村泥土路,此次道路整修先把原有的路面進行平整和壓實,用矸石進行分層回填壓實,標高達到+25.8,然后鋪設水泥路面,并在路的兩側種植樹木,這樣不僅給群眾的出行帶來方便,還美化了四周的環境。

該礦通過此次采煤塌陷區壞境治理,以實現礦區可持續發展為目的,維護地、礦之間和諧穩定,具有顯著的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

環境效益:通過對礦區地質環境的治理,美化了礦區周邊環境,治理恢復了部分受開采損壞的生態系統,改善和提高了礦區的生態環境,為礦區周邊居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娛樂場所,美化了礦區生活環境,恢復了礦區的自然生態面貌,使礦區的生活環境得到有效改善。

社會效益:通過該礦區塌陷區治理的實施,獲得建設用地15.9畝,不僅有效的增加建設用地面積,減少占用耕地面積,能緩解該地區人多地少的矛盾,有利于保持耕地總量動態平衡,而且還解決了部分閑散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為農民提供了增收的渠道,為本地區工、農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經濟效益:通過該項目的實施,共治理采煤沉陷地375.7畝,其中直接獲得粗放養殖魚塘面積為266.9畝。魚塘每年每畝純收入1500元,魚塘每年獲純收入為40多萬元,經濟效益十分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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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型社會”概念的厘定

環境法治必須以理性環境文化為基礎。當下，對于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已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兩型社會的建立思維是人類思想觀念的一次重大變革，是對于傳統的工業社會和現代生活文明的反思和檢討，是人類重新認識自然規律，尊重自然和回歸自然。資源節約型社會要求人類社會更有效率的利用資源，以期使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減少浪費。而環境友好型社會則是要求人類社會經濟生活，消費和生產方式與生態系統和諧共處，做到可持續發展。所以兩型社會是以遵循自然規律為準則，以綠色科技為動力，倡導環境文明和生態文明，構建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社會體系。

(二)環境法制建設的理論依據和意義

1．環境法制建設的理論依據

(1)環境資源的公共性。

環境資源屬于公共產品。不具有消費的排他性及所有權的明確性。哈丁為我們描述公地悲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產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會每個成員都從中得到惠益。與此同時，社會成員因此也要負擔其不利后果。所以，環境資源不能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資源配置。

(2)環境的負外部性。

當某一個體的生產或消費決策無意識地影響到其他個體的效用或生產可能性，并且產生影響的一方又不對被影響方進行補償時，便產生了所謂的外部效果，或簡稱外部性。環境問題普遍存在負外部性，比如企業在經濟生產活動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廢棄物造成的負面影響，由全體社會以及生態系統共同承擔，從而波及社會公共利益。

(3)環境資源產權不明晰。

環境產權理論最早由科斯在其《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提出的。他認為，使環境的外部性內部化的關鍵在于如何實現在損害方和受害方之間平均分配外部性價值。由于環境資源具有極強的公共屬性特征，那么環境外部性則嚴重的缺乏環境產權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動物，因此則具體有趨利性，人們會根據成本與收益的比例來權衡一個決策的為和不為。當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則不可能進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則會進行交易，俗語中也談到，“賠本的買賣沒人做，殺頭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說明這個道理。所以犧牲環境資源來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為必然。

2．加強環境法制建設的重要意義

從法理學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強制性，穩定性，規范性以及普遍性。構建“兩型社會”，即: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將成為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發展的一個方向，通過法律手段來調解“兩型社會”中的社會關系，由強制力來保證，規范性來調整社會成員的行為。其具有比道德，社會輿論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顯，優勢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環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設“兩型社會”的重要一環。法制對于建設兩型社會的突出價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確的規定各個主體的權利義務主體，以此人們便會為自己的行為作出合理的預期判斷，保障公民權利人和義務人在規則的空間內活動。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產物，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出現尖銳的對立時，法律的權威性和國家的強制力能夠平衡這個矛盾，并兼顧個人和公共兩者的利益。

二、我國兩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的歷史積淀

中國的哲學世界與西方哲學理念共同構建了東西方的兩大哲學體系。如儒家倡導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眾生平等的理念。中國哲學雖然分為幾大派別，但是中國主要哲學派系儒釋道確是三位一體的。尤其在主張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方面有著大密度的交叉與重合。在我國古代立法中也體現著濃厚的環境保護觀念。根據《逸周書•大聚篇》“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三月遄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荀子•王制》記載:“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澤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西周時期的《伐崇令》規定:“勿壞屋，勿填井，勿伐樹木，勿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中國古代的環境保護體現在法制史上尤其鮮明，反映了樸素但科學的生態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為例兩型社會文化法制建設的現狀與經驗

在幾十年間，日本從世界公認的“環境問題嚴重國”轉變成為“環境防治奇跡”的國家。日本是創新立法為先導，法律的體系完備是其有效的進行環境治理的有效機制。二戰后，環境治理問題開始，日本政府就頒布一系列環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日本國會通過了第一部全國性的環保法律，即:《公害對策基本法》，1970年又對此進行了適應性的調整。此外，日本的環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環境標準。日本的環境標準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保護公眾健康的標準，第二類為保護生活質量的標準。

四、我國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的現狀、不足及對策

(一)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的現狀與缺陷

我國早在1989年就頒布了環境保護的基本法《環境保護法》。其中有規定國家鼓勵環境保護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普及環境保護科學知識。同時要求公民個人和集體單位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在專門性的法律層面，先后頒了多個專門性法律。在政府方面，1996年進行《全國環境宣傳教育行動綱要》中規定了環境宣傳、環境教育、對外宣傳等方面的內容。為了重視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決策能力，在《全國環境保護綱要》中要求:加強生態保護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全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深入開展環境國情、國策教育，分級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培訓。雖然我國較早就頒布了《環境保護法》，還通過了一些專門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設兩型社會法制方面的規定，太過寬泛和籠統，缺乏系統性。不僅如此，我國在建設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中，缺乏強制性的規范措施，多見于“議程”和“計劃”這樣的“軟法”。與日本和俄羅斯的環境法中明確強調政府職責的制度相比，我國的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缺乏操作性和執行力。

(二)我國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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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五大連池位于我國北部邊陲黑龍江省黑河市境內，以世界著名火山和著名礦泉聞名遐邇。然而由于過度開墾致使水土流失，湖底淤積造成湖床升高，湖面擴大，日積月累，小面積的湖泊就可能萎縮退化成沼澤濕地，甚至有可能消失，在水土流失的同時，湖泊周邊居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也使湖泊污染日趨加劇。加之農口中的化肥等殘留物也逐年流入水體中，湖泊富營養化問題加劇，這些污染嚴重威脅著五大連池地下礦泉水的水質。

據了解，五大連池自然保護區總面積1060平方公里，但五大連池管委會實際管轄面積只有720平方公里。五大連池周邊耕地絕大部分歸屬五大連池市、墾區農場、大慶油田農場、部隊農場，礦泉水帶上的療養院多數為中直、省直事業單位建設。正是因為管理體制上的不順，多家單位相互踢皮球，導致環保成為一句空話。五大連池管委會一位負責人說，在1060平方公里內720平方公里外保護帶內，風景區管委會并不能行使一級派出政府職權。

從五大連池污染事件，讓我們看到部分地方的決策層重建設、輕環保的弊病猶在。公眾整體環保意識薄弱，現行的環保法規除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不具操作性外，環境保護隊伍人少力薄，也是制約環境執法的因素。部門協作監管機制滯后，一些地區各自為陣，不配合、不協調，加劇了環保問題的惡化。

環境治理需要鐵腕，要實行問責制。比如，五大連池周邊各級政府單位與黑龍江相關部門的主要領導簽訂保護治理目標責任書，從縣市到鄉鎮、鄉鎮到村社將任務、目標層層分解、層層簽訂責任書。否則“多龍治水”，只能讓各單位各部門間爭利推責，水利、環保、衛生、國土資源、農林等部門，都與環保有關聯，看似誰也管，實則誰也沒管到位。

當然，保護五大連池不只是政府的事，還需要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據悉，五大連池火山堰塞湖出現的萎縮污染問題已經引起黑龍江省委、省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關注。我們相信，只要治理得當、全民參與，五大連池這顆“明珠”將更加光彩照人。

聲音

一些風景區肯定不是一天之內被污染破壞的，推而廣之，許多類似的污染都有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那么，在臨界點到來之前，我們每一個人可曾為此做過哪怕一丁點兒努力?公民對于社會要有起碼的責任感，這決不是一種過高的、難以企及的道德要求，因為說到底，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都是每一個人必須與他人共享的公共空間。

――《天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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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會計是以科學發展觀為主要理論指導，在充分考慮社會資源、自然環境、人類社會活動的前提下，充分做到人與自然以及社會的和諧發展，使得人類的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能夠長久維持。

從內容上說，可持續發展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解讀：首先，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指導來自于可持續發展觀。會計的形成是為了有效地反映經濟活動開展情況，需要適應其發展規律，經濟活動的發展方向應該朝著可持續發展路程前進，會計在這種模式的影響之下也要調整處理方式，客觀地對經濟活動開展的成本支出、費用和收益等進行全面記錄。其次，可持續發展會計要以社會環境、自然資源、人類活動為衡量標準。經濟的形成與發展受到多種客觀因素的影響，經濟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會計核算也會更多關注成本以及收益方面的內容。再次，可持續發展會計應該較為全面地對經濟活動進行評價。社會是多元發展的，所以在對社會環境進行記錄與反饋時將直接影響決策者的主觀判斷。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綜合性工程，自然、社會、生態、環境等都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可持續發展要保證對這些因素有一個全面、客觀的描述。

二、可持續發展會計目標

企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最為基礎的組成部分，可以較為客觀地體現經濟活動發展情況。企業的發展要適應社會這個大環境，需要面對可持續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例如企業的經營生產目標、財務報賬管理等，而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財務管理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體現在企業開展的各種經營活動當中，管理的目的是要充分了解企業目前的發展現狀，為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物質基礎，通過可持續發展會計來實現財務核算、反映與報告等經濟活動的管理。

三、可持續發展會計的基本假設

可持續發展會計，相比普通會計，涉及范圍更加廣泛，受到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實施過程會更加復雜。可持續發展會計要以傳統會計為基礎，進行一定的創新與發展，拋棄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內容，賦予新的內容，對可持續發展會計的基本假設進行夯實。

1.會計主體假設

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引入能夠極大加強企業發展的主體意識，積極承擔相應的責任，為促進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環境保護做出努力和貢獻。傳統會計在發展中更多的關注企業自身利益，并沒有將企業發展納入整個社會的發展，只是把會計工作進行了簡單的定位，經濟活動的開展就是使用資源的過程。而可持續發展會計定義了一個新的工作范疇，讓可持續發展理念與措施融入具體的會計工作。可持續發展會計對內需要企業不斷加強經濟發展，對外要為社會資源的利用以及環境的保護承擔責任。現代企業經濟活動的開展都與其他的經濟團體產生各種關聯，而這種關系勢必要消耗自然資源，社會環境也會受到一定破壞。可持續發展最為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在企業經濟發展過程中兼顧對自然資源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

2.持續經營和會計分期假設

可持續發展會計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面對著各種各樣的挑戰，應對外部激烈的競爭。但競爭的主要內容已經有了巨大變化，它不再局限于自身經濟實力的發展，而是包括社會資源、社會承擔、環境保護在內的多元化的整體競爭。可持續發展經濟由于其主體內容的改變，在無形之中增大了企業經營發展的難度，風險也隨之增大。在企業發展面臨巨大挑戰的前提下就需要對持續經營做出具體規劃。只有這樣才能找到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企業的經營者、投資者才會更加有信心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資源利用帶來的挑戰。

會計分期假設就是對未來企業的發展進行合理規劃，以周期的形式對任務進行劃分。在劃分的會計周期內需要完成相應的任務，以便準確了解可持續發展的執行情況，使出現的問題可以及時得到解決。

3.多元計量假設

在持續發展觀念的影響下，企業的經營目標發生了極大改變，經營活動的開展圍繞著可持續發展進行，目標制定也更加符合社會的發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僅只需要考慮自身經濟的發展狀況，還要實時把控好與社會環境、自然資源的關系，充分做到相互之間協調發展，這決定了經濟發展不能只依靠物質產品的數量來衡量，指標的考核還需要將社會環境、自然資源等因素考慮進來。所以，從考核指標上來說，可持續發展在堅持貨幣計量的同時，還需要輔助于其他計量方式，以順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4.環境和人力資源的有價假設

商品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付出勞動的多少，價格就是對勞動付出最直觀的體現，在這樣的基礎上上下浮動。人力成本的投入需要利用大量資源，良好環境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環境與勞動力之間就形成了價值。人類的生產經營活動在開展過程中就會對兩方面的有價資源進行運用，一個是環境，另一個是勞動力，兩方面因素使得成本投入加大，在使用中如何科學、合理、有效地利用好資源成為可持續發展需要長期關注的問題。

5.可持續發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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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成本 績效 信息披露

一、引言

當前，企業發展所面臨的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企業既面臨著資源約束的趨緊，又面臨著環境污染嚴重引發政府環境管制加強等一系列壓力，其生存受到嚴重的挑戰。就環境治理而言，企業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一方面，企業的性質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組織，利潤最大化是其始終不懈的追求；另一方面，企業又是環境污染治理的主體，對污染環境的治理必然導致企業成本的上升。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益沖突，企業環境成本的管控成為影響其績效的重要因素。社會責任的興起，企業環境保護力度的加強使得企業對外披露環境成本信息成為一項義務，企業環境成本的管控關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本文就環境治理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梳理，對環境成本投入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性進行假設并檢驗。

二、文獻回顧

對于環境問題與企業績效的研究始于20世紀末。Stanwick（1998）通過對多個行業120 多家企業的研究，發現企業收益率與企業的排污量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說明環境成本與經濟效益負相關。邁克爾?波特（1991）認為，企業排污行為與企業的經濟利益密切相關，企業因而會更加慎重地進行環境管理決策，更理性地處理環境管理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并選擇可以降低環境管理成本和提高效益的新技術和新工藝。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際上對環境保護力度的強化，使得環境規制能正確反映國際環保趨勢，企業可以從率先實行的規制中獲得競爭優勢。環境成本與經濟效益可以“雙贏”。程遠震等（2011）通過對陜西有代表性的造紙企業研究發現，造紙企業的環境成本與經濟效益呈動態變化趨勢，單樣本總體相關性的趨勢是由負到正的過程；賴蓉等（2007）認為由于企業自身與影響因素的變化，企業環境成本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是動態變化，企業一定時期環境成本與經濟效益關系的結果，主要依賴于既定的外部條件下，企業對政府環境規制措施所作出的策略性反應。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短期內，環境成本的投入必然導致企業經濟效益的降低，企業績效與環境成本的投入呈負相關的關系。從長期看，由于社會環保意識的提高、環境規制力度的加大，以及企業對于環境保護適用性的提高，有可能實現企業績效與環境治理“雙贏”局面的出現。

三、環境成本與績效的關系及研究假設

（一）企業前期績效與當期環境成本的理論分析

良好的企業績效是企業承擔環境責任的基礎，企業如果不能滿足基本正常經營所需達到的績效水平，那么企業就沒有能力來履行環境責任。同時，企業應當根據自身的經營狀況來履行環境責任，超越自身的經濟實力或能力范圍來履行環境責任則是對社會的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企業在經營績效不好的情況下，不可能有能力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加大投入，否則會加大企業的成本負擔，很可能誘發財務風險影響到企業的正常經營。企業在累積收益足夠多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加大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為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不懈努力。良好的盈利能力是企業進行環境成本投入的財務保障，是企業承擔起相應社會責任進行環境成本投資和環境信息的披露的必要條件。所以，如果企業上期盈利能力較高，本期的環境成本支出強度也會較高。

假設1：企業前期績效與當期環境成本正相關。

（二）當期環境成本與企業當期績效的理論分析

企業加大環境成本投資對當期的財務績效也會產生深遠影響。在短期內，按成本――收益一體化的邏輯，原本企業對環境造成負外部性，企業并不承擔對環境的治理成本，但是當企業將環境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到企業內部，企業才必須要加大對環境治理的支出，而且這種環境成本的投入在短期內并不會給企業帶來額外收益，會造成企業原本正常的收益下降；從機會成本角度看，企業可用的現金流是有限的，環境成本的投入擠占原本用于其他投資的資金，企業損失了投資其他項目的收益。常麗等（2011）認為企業在承擔環保責任的同時會在當期投入大量的資金，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對于當期可能是一種無效的投資，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主營業務的發展，對當期績效產生不利影響。

假設2：當期環境成本與企業當期績效負相關。

（三）當期環境成本與企業后期績效的理論分析

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的價值不應該僅僅是傳統的以財務資本和生產資本為主的經濟價值，而且還應該包含以環境資本和社會資本為主的社會價值，社會資本成為一種重要的資源，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環境而獨立存在。前期環境成本的投入一方面使得企業的社會聲譽得到提高，強化企業的環保品牌效應，獲得國家環保政策支持，降低企業環保處罰的成本。另一方面，環境成本的投入有利于企業環保工藝和技術的創新，提高資源利用率，節約成本，獲得市場溢價，增強競爭優勢，最終影響到企業的績效。張英華等（2010）認為企業進行環境成本的投入一方面實現了環境效益，滿足了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企業實行環境管理獲得了創新補償和先動優勢，在市場中占有優勢地位有利于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

假設3：當期環境成本與企業后期績效正相關。

四、研究樣本與模型設計

（一）研究樣本的選取

本文以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中煤炭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對2009年到2012年的環境成本強度與企業績效的相關性進行實證研究。由于ST的上市公司數據比較特殊，所以樣本中剔除了ST上市公司。

（二）研究模型設計

環境成本的衡量：本文從環境信息披露的角度，結合企業對環境投入所披露的貨幣信息和非貨幣信息，全面的衡量企業對于環境治理所作出的貢獻，由此構建了環境成本指數。

五、實證結果

（一）變量的描述統計分析

通過篩選，本文最終選擇36家在深市和滬市上市的煤炭企業作為研究樣本，首先依據企業的股權性質，對上述上市公司2012年的環境成本強度進行描述性統計，并將樣本分為國有控股和非國有控股，主要包括對數據的極大值、極小值、平均值、標準差等做了分析。相關的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煤炭行業的上市公司中，國有控股的比例遠大于非國有控股，說明煤炭國有控股企業在該行業中占有主導優勢。2012年，國有控股企業環境成本強度的最大值是14，大于非國有控股企業的最大值7，國有控股企業的極小值也是大于非國有控股企業的極小值。從兩個極端值可以看出，國有企業環境成本強度要大于非國有控股企業的內部化強度，同時，國有控股企業的均值7.9667也是大于非國有控股企業均值的，也正好驗證了上述結論。從環境成本強度的標準差來看，國有控股企業環境成本強度的離散程度也是大于非國有控股企業，這說明國有控股企業中環境成本的強度差異比較大，部分國有控股企業還是應該加強對環境成本的強度。國有控股企業屬于國民所有，更應該加強環境成本的投入，為眾多的非國有控股企業起到模范帶頭作用，并且為我國的環保事業奉獻更多的資源。

本文同樣對煤炭行業每年的財務績效做了描述性統計，主要是對均值、極大值、極小值、標準差等指標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下頁表4所示。

從表4中可以看出，2009-2012年，企業財務指標出現先增長后下降的趨勢，這主要與煤炭行業近年來總體價格趨勢有關。企業財務績效的離散程度總體呈下降趨勢。企業財務績效的極大值呈逐年下降趨勢，但是極小值卻出現較大的波動。

（二）模型的檢驗

1.相關性分析。

上期財務績效與下期環境成本強度顯著正相關，說明，財務績效水平越高的企業，越有可能加大環境成本的強度；當期環境成本強度與當期企業績效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環境成本強度與企業績效正相關，顯著性水平為0.05。

通過上述環境成本強度與企業績效在當期、下期以及前期之間的相關性檢驗可以看出，環境成本強度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雖然這些結論與本文的假設有著一定的相似性。環境成本強度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還會受到很多外來因素的影響，其結論可能與當初的判斷存在一定的差異，所以本文將進一步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進行分析，檢驗本文所提出的假設。

2.回歸分析。

通過表6-表8回歸分析可以看出，前期企業績效與當期環境成本強度存在正相關關系，而且置信區間在0.05的水平上是顯著相關的。這與本文的假設是相反的，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一是當前環境成本相對比較低，這樣的成本對當期的財務績效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二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環境保護方面的信息，新聞媒體也能夠很快的將與環境相關的信息傳遞給利益相關者，使得環境成本強度高的企業迅速得到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關注。三是環保設備的投入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節約了一部分的成本。所以使得當期環境成本強度對當期企業績效產生正的效應，環境成本強度的提高促進了當期財務績效的提高。

企業環境成本強度的提高對下期財務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在回歸檢驗中，這種正相關關系不顯著，由此可以看出，當期的環境成本對下期績效確實存在正的相關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并不是線性的。

通過前期財務績效與本期環境成本強度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企業較好的財務績效是企業后期履行環境責任的一個前提。企業前期的財務績效越好，則企業就可能會更加大對環境成本的投入。同時，環境成本的強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業當期的財務績效的提高，形成一個可持續的良性循環，不斷促進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六、結語

綜上所述，環境成本的強化并不會降低企業的財務績效，而且在當期以及后期對財務績效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履行環保責任會逐漸成為提高企業財務績效的一種新的途徑。企業通過不斷加強企業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有助于企業提升形象，提高自身競爭力，最終達到企業自身價值最大化的目標。J

參考文獻：

1.邁克?波特.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2.馮俊華，程遠震.陜西造紙企業環境成本構成及控制效益優化研究[D].陜西：陜西科技大學，2012.

3.常麗，王官屯.企業財務績效與社會責任關系的實證研究[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2011.

4.馮巧根.從KD紙業公司看企業環境成本管理[J].會計研究，2011，（10）：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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