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現代教育制度面臨的基本矛盾和危機

社會生產與分工、社會階層與財富的存在形式以及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的不同規格決定了現代學校的分層和分類,教育在人力資源分布、社會階層格局方面扮演者重要的功能,因此,也決定著現代教育制度的建設必然存在一些基本矛盾: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教育的普及與選拔功能,全面發展與專才培養,教育功能上社會本位和個人本位,以及現代教育的標準化普及運動與多樣化地方文化知識的矛盾。此外,不同的國家在其現代化的發展路徑和進程中,也會面臨各自特殊的矛盾和危機。當前,現代教育制度建設在我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矛盾有:

教育為“資本―勞動力市場”所控制。近30年來,我國在“資本―市場”的全球化背景中開始了社會轉型,從“人力資源大國”到“人力資源強國”的教育口號中,我們可以看出,教育為經濟服務,教育產業化一度成為現代教育制度的核心價值。在實踐中,培養目標的“人力資源”的價值取向必須通過“勞動力市場”得以實現,因此,辦教育“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不僅體現在課程和考試上,而且也表現在培養目標上,教育與考試、就業、生計、功利聯系更為密切。人們通過考試和文憑進行勞動市場的初次分工,國家(公共教育)和家庭(私人投資)承擔了勞動者的培養的全部費用,因此,帶來了社會財富和資本積累的最大效益,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三十年來的教育制度,培養各式各類“教育―就業”型人才,為社會總財富的增長上發揮了最大的效益。

當前的教育問題,從表面上看,是應試教育和教育的不均衡,但實質上,這兩個問題的癥結確是共同的:即資本和勞動力市場控制著教育資源的配置,各級各類學校逐步地為市場經濟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培養后備軍,而市場經濟是全球化的,并由資本主宰。

“市場經濟”定位的培養目標和辦學方向窄化了教育的功能和人的全面發展。當現代教育的多方面功能窄化為各級學校為勞動力市場服務,帶來的后果是:

第一,公共教育演變成僅為個體和家庭“升學―就業求職”私人利益服務工具,國民養成的公共學校的培養目標狹隘地附著于個人或家庭范圍內的利益計算上,只培養資本主導的經濟市場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讓孩子通過教育更好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已經成為學校、家庭的根本動機。無論是學業的成功者還是失敗者,學校對他們的意義都是“找工作、掙大錢”。

第二,公共教育全面為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所制約,不光為市場驅動的“就業―生產”服務,同時也為市場驅動的消費服務,“高收入職業―高消費”人生模式也成為青年一代學生的全部追求,替代了全面發展的培養目標?！敖逃D就業―高工資―車、房、體面消費―現代化生活”的模式,幾乎成為與教育各方利益相關者的追求目標,主導了我國現代教育辦學方向,造成了應試教育有效、德育教育低效或無效,培養目標重“材”輕“人”,重人的工具性而輕人性和人格的局面。教育忽略社會新生成員的全面發展,忽略公共教育機構的“公共性”以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人的全面發展異化為“掙錢―消費”狹隘人生目標。

第三、通過市場,在全球化生產鏈條中謀得中、高端職位,已經成為全社會追逐的真實的教育目標,由此,導致辦學者、求學者、教育投入(公共和家庭私人投入)者都為當前經濟利益、效率所制約,例如,大學的招生、專業及課程設置、校歷安排都與就業掛鉤,忽略教育的多方面功能,尤其是公共教育對個人、社會、民族以及國家根本而長遠的利益的影響。

公共教育功能危機:公平和質量的扭曲。教育在“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合法旗幟下,全力為資本主導勞動力市場服務,掩蓋甚至加劇了這些年現代教育內在的矛盾和問題。市場和資本主導著教育資源配置,其結果是破壞公共教育的均衡性和公平性。學校在追逐利益、效益的過程中,分化出了與社會貧富階層對接的分層學校。不同的學校又根據在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位置吸附著不同的生源、教師和就業的市場,社會像資本主義經濟追逐最高利潤一樣地追逐最好的學校。

現代教育制度本質上是國家的公共教育,是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的基礎。然而,教育發展只為當下勞動力市場服務的“急功近利”目標,勢必帶來公共教育的功能失靈和現代教育制度的危機。當前的危機表現在:隨著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出現,勞動力市場的起伏與波動直接危及成千上萬勞動者的就業和生存,也直接影響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經濟危機帶來的“教育―就業”的功能鏈條失靈,一方面加劇教育的投入和競爭,在危機中的勞動力市場,“(教育)文憑―職業”的匹配機制被打破,破壞社會公平的各種力量迅速顯現,例如,家庭資本、權貴資本等。這些因素破壞了教育通向勞動力市場的相對公平機制;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就業―掙錢”的培養模式,聯結著所有學生及他們的家庭十幾年教育投入和求學生涯的全部意義,失去就業機會的學生(畢業生、在讀學生)厭學、憤怒、對未來絕望、無意義感普遍滋生。“教育―就業”通道的受阻也影響所有家庭,帶來社會的絕望情緒,而這些顯然不是心理疏導和臨時性的就業政策可以解決的問題,這些現象潛伏著深刻的社會和人的危機。

建立以培養目標為本的現代教育質量體系

經濟危機以及由此提出的我國生產方式的轉型,促使我們審視我國當前的教育制度及現狀,重新思考我國社會、政治、經濟與教育發展的關系,探尋社會主義現代教育制度的核心價值和培養目標,明確公共教育的宗旨和辦學目標是促進我國現代教育制度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教育始終是一個使國家和民族“后繼有人”的事業,“百年樹人”是教育的基本屬性,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則是現代教育根本宗旨和目標。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個體,是現代教育質量的核心價值,同時也是現代教育制度改革和完善的關鍵所在。

人的全面發展,是現代教育質量的核心?，F代教育通過培養全面發展的個人,全面實現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國防、社會多方面的功能。教育為當下的社會職業、崗位提供合格的勞動力,只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公共教育的部分功能。而且,片面地為資本主導的勞動力市場服務的學校教育是不可能培養出全面發展的勞動者和建設者。現階段,教育,特別是在基礎教育,以國家、民族、個體當下和長遠利益為出發點,按教育規律辦事,排除資本市場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對公共教育和國民教育的過度干擾,通過學校教育傳遞對個人全面而發展有意義,同時為社會所認可的品行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非常重要的。結合目前我國教育的問題和現狀,提出以下基本內容:

――教育要擴展人對自然界的認知并加深掌握的可能性,并尊重個人的求知欲(智性、終身學習);

――教育要使個體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能動性、創造力);

――通過教育,建立青少年一代對國家、民族認同感和自豪感(國家認同)

――教育要使學生懂得: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生存價值、思想的價值得到尊重(尊重);

――教育要教學生知曉: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能力和智慧是豐富多樣的(平衡、智慧);

――教育可以使人以及人群的自治能力提升,人受制于人的程度減輕(自治、自由);

――通過教育,意識到人與人之間是相互聯系并依賴的,擴展人對人的關系的認知,并促進和諧相處(友善、和諧);

――教育使人相信,每個人都有權利和能力獲得尊嚴和體面的生計性勞動(權利、尊嚴);

――通過教育,每個人的自我滿足感可以更多地得到認可(自信、幸福);

――教育要教會每個學生:人類勞動的安排和管理都應該遵循人性和發展的原則(勞動及勞動者的價值);

――教育讓學生明白,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至關重要的連接人,他(她)們足以讓每個人珍愛生命,對自己和他人生命負責(依賴、關愛)。

以上的教育的基本價值是建立教育制度的所應遵循的,從個體的角度看,“人的全面發展”是確立教育質量的核心價值。

公平和公正是教育質量的保證?！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2010―2020)》,是我國現代教育制度改革重建的契機,為現代教育制度的重建提供了政策和資源的保障。

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教育質量的內涵越來越豐富,需要多樣化的評價方式。但是人們對標準化的測驗和統一考試越來越迷信,越來越偏離合理性和教育質量評價的基本原則,尤其在一個社會誠信和社會公正水平下降的氛圍中,應試教育的致命傷便是教育質量窄化為可度量的“分數”;單純測試部分認知能力的教育質量評價測驗工具及其實施對全體學生學習過程產生很大的指揮作用,扼殺和限制了原本可能的豐富多彩的教育教學過程。

篇(2)

[關鍵詞] HR競爭力 主成分分析 BP神經網絡 馬克威分析系統

一、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在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的廣泛推廣應用，組織中有大量可用數據，數據中有大量的寶藏等待被發掘，可以撬動潛在競爭優勢的領域。人力資源部門如果可以利用現有的數據積累進行挖掘，得到對企業戰略實現至關重要的結論，將可以幫助組織建立競爭優勢，取得競爭優勢。

人工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簡稱ANN)是由大量的、簡單的處理單元(稱為神經元)廣泛的互相連接而形成的復雜網絡系統，模擬了人腦神經元基本功能和網絡的基本特性，它可以避開復雜的參數估計過程，同時又可以靈活地對多成因的復雜未知系統進行高精度建模。

BP網絡模型包含了神經網絡理論中最為精華的部分，其結構簡單、可塑性強，應用領域廣泛。

二、實證分析

數據來源：A－T5(見表1)等30家企業人力資源部門的公司總流動率、職位流動率等30個指標。

1.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30家企業的人才競爭的特征值

企業人力資源部門的指標數據較多，信息重疊多，不易于直接用BP網絡進行預測。本文通過對A企業建立人才競爭力形成的指標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指標數據進行特征提取，獲得4個主要綜合指標。

運用SPSS13軟件，對影響企業人才競爭力的數據提取主成分。

第1主成分的特征值為7.229，方差在總方差中的比重為54.635%,它是人力資本形成的主要方面。前4項主成分的方差在總方差中的比重達到94.828%,按照主成分的選取標準,說明這4項主成分可以代替原來的30項指標,從而可以更簡單地利用它作用網絡的輸入節點數。由旋轉過后的分載荷矩陣可對4個因子命名為“成本因素、流動率因素、勞動力規劃、雇員開發”,根據各指標值在0.5以上的因素列出組成內容分別為:

指標1（成本因素）：

工資、津貼、激勵、職位升遷機會、新雇員的培訓費用、每個業務單元的事件/事故損失、激勵分布于業務單元績效匹配率。

指標2（流動率因素）：

企業內的流動率是否與勞動力市場現有水平有可比性。關鍵流動率統計量包括公司總流動率、職位流動率、特定職能單位的流動率、地理位置的流動率、年齡段的流動率、種族流動率、性別流動率、平均服務時間流動率、特定物理區域人員流動率、季節更動流動率。外在因素有國際流動率和其它企業的職工流動率。

指標3（勞動力規劃）：

員工流利掌握某特定語言能力人數比率、屬于特定的工作分類內員工比率、特定的技能集合員工人數比率、最高的業績表現員工比率、征募來源的成功率、特定的開發活動完成率。

指標4（雇員開發）：

參加需要的培訓事件人數比率、參加了特定的培訓班級人數比率、完成了特定開發行動的員工保持時間、業績指標和特定開發行動參與的相關比率、業務單元績效和開發項目實現的相關比率。

2.A～T5企業的BP神經網絡的輸入變量值

用這4個因子的特征值對應的特征向量，即經過變換后的綜合指標，標準化后得分作為BP人力資本競爭力的輸入樣本間。見表1的前4列指標。

3.人才競爭力指標計量

人才競爭力指標是根據專家打分，采用灰色系統評價得出的結果。人才競爭力指標可分為5檔，具體標準如下：

4分－5分：強大，企業人才競爭力十分強大，處于吸引人才的優勢階段；

3分～4分：較強，企業人才競爭力經常超出勞動力市場平均水平；

2分～3分：一般，企業人才競爭力能和勞動力市場平均水平持衡；

1分～2分：偏弱，企業人才競爭力落后于勞動力市場平均水平，將出現人才危機；

0分～1分：差，企業人才競爭力不能同任何企業相比，人員流失出于危急關頭。

4.BP網絡的結構及學習算法基本數學公式

BP網絡是采用Widrow2Hoff學習算法和非線性可微轉移函數的多層網絡(圖1)神經網絡模型通常由輸入層、輸出層和若干隱含層組成,每層包含有多個神經元,各層之間以權值相連,每個神經元的初值定義為閾值。

在圖1中,假定輸入層、隱含層和輸出層的神經元分別是I層，H層，O層。X1,X2,…,Xm是網絡的輸入層；H1,H2,…,Hn是網絡的隱層,Y1,Y2,…,Yp是神經網絡輸出層的實際輸出值。

5.30個企業HR競爭力的神經網絡訓練與預測實驗設計

BP神經網絡結構的設計包括確定網絡的輸入層節點數、隱含層節點數及輸出層節點數。網絡輸入層的節點數為輸入樣本的指標個數,輸出層的節點數為目標向量的個數,因此,根據本文原始數據資料可知,BP網絡輸入層和輸出層的節點數分別為30個和30個。隱含層節點數的選擇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往往根據設計者的經驗和多次試驗來確定,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根據本文的輸入層輸出層節點數,用馬克威分析系統(MarkWay)經過多次試驗結果顯示,實驗方法為訓練和預測，前25個企業為訓練集，后面5個企業為預測集，學習精度為0.001,最大訓練次數為3000，學習率為0.6，隱含層的節點數選用8個,網絡的性能比較好，實際系統精度為0.0018。訓練結果見表2：

訓練測試樣本的擬合圖見圖2：

25家企業作為樣本集，經過訓練和結果比較，BP神經網絡的預測準確度達到了95%以上，可以認定訓練結果準確率是可接受的，那么就可以保存已經訓練好的網絡結構，以供預測真實的未知數據使用，來評定企業的HR競爭力。

三、結束語

企業HR管理者的職責已逐漸從作業性、行政性事務中解放出來，更多地從事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想要讓企業獲得持久的競爭優勢，必須要依靠構筑人力資源競爭力。

BP神經網絡對HR競爭力可以對一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所處的地位，與其他企業競爭力量的強弱作出準確的預測，為HR管理者提供了科學的判斷工具，讓HR管理者在整個動態人事管理體系之中，擇機采用不同的操作策略，不斷地激活人力資源，從而提升了企業的人才競爭力，快速構筑人才競爭力，方可提高和持續保持企業競爭力。

參考文獻:

[1]文魁吳冬梅:科技創新人才環境研究報告[J]．北京:經濟與管理研究,2006.1

[2]董長虹:神經網絡與應用[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5:239～254

[3]雷蒙德(Ray Mond,A.N.):人力資源管理(獲取競爭優勢第3版影印版)[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篇(3)

一、經濟法的功能和構造

(一)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

經濟法的功能是在社會經濟系統的基礎上進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并且能夠更加良好的可持續發展，對現有政府預設的經濟法規范進行政府調控。希望通過政府的干預和采用的措施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是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產生的最大的作用。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還體現在經濟法和社會法之間的關系上，不能單純的從一個單一的側面看待經濟法和社會經濟的關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綜合看待這兩者的關系。從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入手，充分認識和評價經濟法產生的行為后果在整個社會關系中的作用。

(二)經濟法功能的構造

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從以下兩點中體現出來，一是從經濟法對社會活動中主要參與的經濟主體產生的經濟活動的影響來體現，二是經濟法對社會總體經濟的作用和影響來體現。經濟法與社會活動中的經濟主體有直接的影響，反過來經濟主體也對社會經濟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和作用，并且這種影響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經濟法影響和誘導著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使其影響著未來的經濟活動，然后可以通過這種影響來調整經濟主體和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經濟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這個。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影響主要通過影響參與者的活動來實現，因此要想知道經濟法對社會經濟會產生哪些影響，不僅要了解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經濟法所產生的作用，也要觀察構成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每個部分，也就是經濟主體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

二、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

在對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影響進行研究時，首先要了解社會經濟的功能，社會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會整合功能，二是行為的導向功能，三是文化的傳遞功能?；蛘咭部梢詮男畔⒆饔谩⒓s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勵作用這幾個主要方面進行分類。雖然在對社會經濟的功能進行分類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從分類的內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們在對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進行研究時，要從多方面進行研究，不能僅僅集中在一點。社會經濟如果要迅速的發展，那么就要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即協調和動力，這兩個條件影響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經濟法要具備以下幾項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

(一)權利義務分配功能

法律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功能是經濟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過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與協調，對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有重要作用。權利和義務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體現，通過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體現了法律的價值，所以權利和義務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內容，權利和義務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這種關系法律的基本運行機制起著決定的作用，對社會角度的人和經濟法角度的經濟主體的利益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作用。關于社會經濟的分配方面，主要有兩個，一方面是資源和資格的分配，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參與條件，對其進行法律規定，在進行經濟活動時要符合法律資格，經濟主體在取得資格的基礎上行使社會資源方面的權利。另一方面是經濟法對資本和資源干預分配，這在經濟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資源的分配干預方面，都會對社會中的不同要素產生不同的影響。

(二)經濟信息傳遞功能

在開展一項經濟活動以前，需要對從事的經濟活動及從事的主體進行性質的確定，同樣也要對經濟行為和后果進行預測，所以在進行決策之前，要對這種預期的行為進行評估，根據評估結果確定經濟主體的行為。在決策中，影響評估結果的要素有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夠的經濟信息為依據，才能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為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提供必要的信息傳遞，根據各種優惠政策和限制條件確定經濟活動的開展。

(三)激勵功能

在社會經濟中，經濟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動中經濟主體大多存在著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人在追求利益時，來自利益的追求是動力，同時人也存在著理性的約束，這種約束可以保證人在追求利益時的可靠性。同時，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在經濟利益的分析活動中，也會始終處在核心的地位，這使經濟法激勵功能的直接體現。人是經濟行為的主體，對利益的追求使得人們在參與經濟活動時形成鼓勵和促進的正面效應，在激勵中經濟行為才會努力實現經濟活動的信息表達，所以要對經濟活動的結果進行賞罰。經濟法的激勵會對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向產生一定影響，這會讓人們不斷改正自己的偏好，嚴格按照經濟法規范經濟活動的選擇，來實現社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經濟法的激勵功能對社會利益主體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經濟活動和行為中有著明顯的激勵效果。

(四)節約交易費用功能

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會產生相應的交易費用。所以在進行交易時，要先確定交易伙伴和交易產品，然后再確定交易費用，這些交易費用包括談判費、合約費、監督履行合約的費用等，要對這些費用進行詳細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準確的交易成本數據。節約交易費用體現了對經濟法的遵守。遵循經濟法體現在參與經濟互動的過程中，體現了人與人、人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的協調處理，同時也可以通過必要的人際關系降低交易成本。對于有針對性的經濟法的創建，要根據經濟活動的變化，依靠權益保護單位提供的相關信息，通過法律手段對自身經濟行為給予保障，再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該信息屬于真實可靠的經濟信息，這樣可以節約大量的交易費用，保障經濟主體的利益。

三、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一)經濟法的調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轉型

中國經濟轉型的啟動與推進都與經濟法有著密切的聯系，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直接出臺經濟政策法規作用于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來直接影響市場機制，而我國通過制定和完善經濟法這種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來推動和重塑市場主體、構建市場主體、確定市場規則的運行，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市場經濟的轉型，彌補了商品市場自身的不足，促進了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

(二)經濟法影響著勞動力市場

中國商品市場的形成具有自發性，同時也有我國政府的調控，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產生使市場自發與政府主導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的勞動就業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分配轉變為市場經濟下的自主擇業的新型就業體制，少不了勞動法等經濟法律法規的指引和保證。經濟法促進了勞動力來源的豐富性，促進了勞動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對政府促進就業進行了督導，從而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發展。

四、結語

篇(4)

以穩定價格為核心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

國際金融危機給保障我國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帶來新的挑戰，即如何防止糧食生產滑坡，如何防止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去年9月份以來，國際主要農產品價格前高后低，波幅高達30%以上，影響國內農產品價格全面下滑，預計短期內很難明顯反彈。這對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非常不利。國際金融危機導致農產品需求減少是農產品價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全球農產品供給增加導致了農產品價格的下跌，能源價格暴跌也加大了農產品價格下行的壓力。農產品價格劇烈震蕩，大大增加了我國調控農產品供需平衡的難度。因此，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仍是今年農業發展重中之重的任務。目前，我國農業生產形勢總體不錯，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可以確保，但從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角度考慮，從確保實現擴內需戰略目標的高度著眼，今年應該將保持農產品價格基本穩定并適度回升作為重要任務。這就需要加強和改善農業宏觀調控，充分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統籌處理好糧食安全與農民收入的關系，通過保障農民種糧收益來實現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目標；統籌處理好農產品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的關系，重點是避免個別農產品的數量變動影響對糧食安全形勢的判斷和宏觀經濟的預期；統籌處理好長期政策與短期政策的關系，既強化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又充分發揮臨時收儲和進出口調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以調整結構、完善體制為根本方法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步加深，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難度越來越大。沿海地區外向度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到嚴重沖擊，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不穩定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透視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矛盾，有著深刻的體制和制度原因。區域之間產業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農民工在省際年復一年地流動，過于偏重外向型經濟致使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城鎮化過程中相關制度改革滯后暴露出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矛盾。今后一個時期，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有四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趨勢不會因國際金融危機而逆轉，確保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應成為長期戰略。二是為有效兌現“人口紅利”，需要更快提升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和素質，緩解農民工結構性失業問題，將我國勞動力的短期優勢變為長期優勢。三是解決農村勞動力“候鳥式”流動問題，需要統籌工農和城鄉發展，加快制度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和轉移，逐步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偏重投資和出口向投資、出口、消費并重轉變，經濟由區域非均衡發展盡快向均衡發展轉變，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向一元結構轉變。四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擴大農村內部就業。應在發展特色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下功夫，鼓勵各地根據實際發展特色農業產業，盡可能追求產業或產品的差異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場空間。加快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鄉鎮企業，積極發展農村生產性和生活業，努力提升農村專業化分工水平，不斷拓展農村就業的領域和空間。

以強農惠農、改革創新為主要手段促進農民增收

受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增多，保持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難度加大。農民增收困難，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農業增產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現，而且增產后還有可能出現農產品“賣難”問題；二是農民工就業形勢嚴峻，農民工資性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穩定；三是有利于農民穩定增收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農民增收長效機制還不健全。今年中央1號文件緊緊圍繞穩糧、增收、強基礎、重民生的主題，繼續加大強農惠農政策的實施力度，為農民增收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落實中央有關部署，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可重點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適度提高糧食直補標準，加大農資綜合補貼力度并完善補貼動態調整機制，以綜合性收入補貼的增加來直接促進農民增收。充分發揮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生產性專項補貼的引導作用，提高補貼標準，擴大覆蓋范圍，大力支持農業專業化、優質化、規?；?、機械化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完善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健全農產品價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等辦法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繼續深化改革。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政策，按照“非禁即許”原則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拓展經營領域和范圍。積極培育農村生產要素市場，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鼓勵農民開展多種要素、多種形式的聯合與合作，不斷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

以強化生產功能為取向完善農村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長期以來，由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農村土地一直兼有生產和保障的基本功能。隨著土地流轉規模擴大和農民就業渠道多樣化，農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有所弱化。但在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的情況下，農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再度凸顯。土地保障功能雖有利于維持農村社會穩定，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土地配置效率。從農村實際出發，未來一個時期基本的政策取向應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是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矛盾，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近期，可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民工養老保險、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逐步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并加大財政補助力度，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逐漸弱化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二是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逐步強化農村土地的生產功能。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堅持土地集體所有、農戶為流轉主體、農地用途不變的原則，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引導和支持農地流轉，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以創新發展模式為抓手推動鄉鎮企業發展

鄉鎮企業為探索中國特色農村工業化道路作出了歷史性的突出貢獻。在不同時期，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出現過階段性變化。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

銷售，采取“離土不離鄉”的就地工業化模式。在產業限制逐步放開后，鄉鎮企業又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拓寬了鄉鎮企業的發展空間，但鄉鎮企業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沖擊的事實說明，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單一模式不利于鄉鎮企業可持續發展。鄉鎮企業應實行多元發展模式，既發展外向型經濟，又發展內向型經濟，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廣闊的農村市場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當前，促進鄉鎮企業發展，需要體現三點基本政策取向：一是堅持貼近農業、貼近農村、貼近農民的原則。貼近農業，就是圍繞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農業生產業，大力培育優勢特色產業；貼近農村，就是圍繞轉移農民就業、合理配置農村資源要素，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性和生活業；貼近農民，就是形成以創業促就業、就業促增收、增收促創業的良性循環。二是在地域分布上重點鼓勵中西部地區尤其是勞動力回流較多的省份發展鄉鎮企業，引導這些地方承接東部地區和城鎮的產業轉移，壯大縣域經濟，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三是[，！]推動產業集聚，引導鄉鎮企業向工業小區和城鎮集中布局，使鄉鎮企業職工的職業轉移與空間轉移相結合，工業化與城鎮化同步推進。

篇(5)

在殖民地時期，擁有大量土地的農民經濟對國際貿易是“開放”的，這一時期擴大出口的“剩余產品出路”階段是擴大過程的最初例子。1960年代以來，在像韓國和臺灣這樣的東亞經濟中，最初因人口對土地的沉重壓力而開始的勞動力密集型生產出口的顯著擴大和相應的經濟高增長率，是國內制度框架深化的一個同樣明顯的例子。在這兩個例子中，僅根據按照比較優勢而進行的一種較為有效的特定資源的配置還不能充分解釋擴大出口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問題。我們必須尋找增長的某些“殘留”原因。

農民擴大出口的剩余產品出路過程是因引進有效的現代管理和政府幫助改善運輸通訊設施而發生的。由于這一有利的經濟環境，農民生產者就響應市場的刺激并通過在未開墾的荒地上擴大種植面積，采用傳統的農業方法來擴大出口生產。殘余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開墾的土地和在生存農業中未被雇傭的勞動力。相比之下，在經歷了沉重的人口壓力的東亞經濟中，殘余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業和制造業資源生產率的迅速增長，這種增長是通過國內制度框架的深化和農民與分散在農村地區的小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的加強而帶來的。

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內制度框架的擴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場體制在外貿部門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出口公司通過一系列中間商接觸到農民出口商，而且當地市場的農產品也因共享運輸和市場設施而受益。但是，在傳統部門與包括進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業及商業銀行的現代部門之間仍然存在著二元性。

這種二元性表現在這兩個部門之間的價格差異上，它反映了一個相對不發達的市場和傳輸體制。這一點在國內資本市場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傳統部門的小借貸者只能在“無組織”的市場內從當地放貸者那里借到錢，利息高出現代銀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錢給小借貸者的高風險以及當地信貸中間商這一職業階層的緩慢增長，這些中間商具有從銀行借錢所需要的信貸信譽，非常熟悉將貸款用于生產的當地傳統部門的條件。

大戰略與傳統部門的抑制

在繼續探討國內制度框架的深化階段之前，有必要先簡要回顧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長遭到嚴重衰退的那段中斷期。在那段時間內，新獨立的國家，包括農民出口經濟，都反對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并根據以計劃、直接國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進國內工業化的進口替代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的大戰略從事批發業務。從自由貿易到進口替代的轉變本身會引起資源配置的大規模“扭曲”，不過最嚴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國家機構代替了市場，國內制度框架受到了損害。政府控制將有限的外匯和資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額以極為有利的條件轉給了現代部門中大型的、由國家控制的企業，因此使這些極為需要資源的傳統部門供應不足。特別是國內資本市場受到抑制：外匯控制切斷了銀行與世界資本市場的聯系，與此同時，政府的政策是為了鼓勵國內制造業而將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減少了國內儲蓄。借貸人和其他中間商接觸不到銀行，只能遵守那些規定最高借貸利率的條例。

總之，50年代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國內制度框架中最不發達的部分——“傳統的”和“無組織”的部門。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一樣，正是國內制度框架中適應農村地區小農和小企業家需要的這部分的再生和發展，才為韓國和臺灣擴大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出口開辟了道路。

“深化”：東亞的兩個例子

像其他發展中的經濟一樣，韓國和臺灣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經歷了最初計劃和進口替代階段。它們也奉行了低利率政策以鼓勵本國的制造業。只是面臨到高通貨膨脹和支付平衡的困難，它們才轉向自由貿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這不僅使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經濟穩定，而且也增加了國內的儲蓄。

根據比較優勢的要素比例理論，具有土地稀少、人力充足等初始條件的國家可以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得到持續的經濟增長。從高度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出口開始，它們可以爬上“比較優勢的階梯”，在勞動力市場緊缺和工資上升使它們的比較優勢向勞動力密集程度較低，資本密集程度較高的制造業出口轉變的時候，向那個方向轉變。然而，韓國和臺灣擴大出口和增長率似乎太高了，僅僅根據因消除資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處這一點是很難解釋的。考慮到這兩種經濟絕對沒有奉行教科書上的自由貿易政策，就更是如此。它們通過提供各種促進出口的刺激而扭曲了有利于出口的資源配置，它們在資本較為密集的和技術先進的行業中繼續推行某些進口替代政策以加快這部分行業的成熟。當然，人們可以認為由于它們適當地奉行這些扭曲的政策，因此從貿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處要多于因貿易扭曲而受到的損失，但這一點似乎不能充分解釋明顯的高增長率。我們要做的是尋找農業和制造業的資源生產率大幅度增長的殘留因素，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這些成為可能的制度框架的改善上。

正式的國際貿易理論往往假定，一旦貿易扭曲被清除，一個國家潛在的比較優勢就會通過協調良好的市場體制和充分發達的國內制度框架所發揮的作用自動出現。但是，在發展中國家把充分的勞動力供應轉變為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出口的比較優勢之前，必須滿足兩個關鍵性的條件。第一，必須提高農業生產率，以保持低工資并把勞動力投入到制造業中去。第二，必須提高與低工資聯系在一起的制造業的生產率，以在世界市場上為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贏得競爭優勢。這兩個條件都要求國內制度框架有很大的改進。韓國和臺灣都很幸運，它們繼承了日本殖民時期在農業和制造業方面的制度遺產——這是日本在開始其成功的經濟發展時適應其充足的勞動力供應的結果。

在農業方面，這兩種經濟都能依靠日本殖民時期留下來的農村基礎設施，通過引進高產品種和肥料以及通過以經改進的灌溉為基礎的多種種植來推行提高農業生產率的政策。積極的政府政策創立了一些組織和機構，它們迎合了分散在農村的大批小農的需要——向他們提供運輸、通訊和電力；提供完善的市場條件和信貸設施，以便讓農民能夠采用新的資金密集型的農業方法；并改善教育和信息狀況，以便使新技術知識得到傳播。

在制造業方面，這兩種經濟都受益于日本在分散化基礎上推進工業化的方法，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分散在農村地區的小型的、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的增長和效率。這種方法避免了在社會間接資本中為在城市中心建造大型工廠支付所要求的龐大開支。相反，小型企業可以與小農分享覆蓋大批小型的、分散的經濟單位的農村社會基礎設施和組織網絡。小型企業還享有地域優勢，可以使用充足的農村勞動力——這些勞動力便宜、靈活，而且常常是可以每天往返上下班；也可以使用非全職工和季節工。它們還可以利用當地提供的農業原材料來進行加工。

還有其他獲利的原因。隨著因運輸的改善而帶來的當地市場的擴大，很多小企業可以更為充分地利用它們現有的資本設備和管理能力。市場的拓寬導致了(亞當·史密斯所說的)更大程度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導致了適應當地條件的技術的改進。從單個的企業來說，更充分地利用現存的能力而達到的經濟效益和因一些小的革新而獲得的收益，也許不是很大，但加在一起，它們就大大提高了小企業的生產率。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比如轉包、質量控制以及利用懂得潛在海外市場的專業知識的大型貿易公司，促進了它們的產品出口。

最后，應考慮到外國直接投資的貢獻。起初外國投資利用了充足的勞動力供應。在出口加工區的投資擴大了當地的就業。以后，因為合適的要素比例，來自日本的直接投資提供了技術轉讓的有效方法。在日本的工資成本提高時，日本公司發現把它們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制造業放在低工資的相鄰經濟體中會產生更多的利潤。這種投資是同在日本經過成功實驗并準備在具有相似要素基礎的韓國和臺灣采納和復制的技術、管理方法和工作程序一起進來的。這樣就促進了這兩種經濟體爬上比較優勢的階梯。

現在，我們也許可以概括一下由我們的分析所提出的國家和市場的相關作用。韓國和臺灣的成功率先證明了“新古典主義的復活”。毫無疑問，人們熟悉的新古典主義的自由市場政策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維護宏觀穩定的傳統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基礎之上的。然而，我更關注這些經濟成功中的不太為人們所認識的方面：通過改善社會基礎設施，通過建立適應廣泛分散在農村的小農和小企業家所需要的組織和制度，它們積極的政府政策提高了農村地區資源的生產力。這些政策不僅對韓國和臺灣是重要的；它們對把經濟理論應用到發展中國家也是恰當的。

國家干預的好處及缺點

根據我的觀點，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弱點是，它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除資源配置中的“扭曲”的“消極”政策上，把改進發展中國家制度框架的“積極”政策推到幕后。正式的國際理論暗含的一個假定是，國內制度框架，經一個“沒有摩擦”的完全競爭的經濟模式的檢驗，已經完全形成了。然而，這一模式之所以得到采用，僅僅是因為在理論上能夠方便地將各種扭曲定義為偏離最佳資源配置。當我們精確地從不發達的國內制度框架進行分析時，顯然需要積極的政府政策，以便通過減少交易和信息成本使市場體制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擴大市場”的政策也許可以被認為是自由市場政策在實踐層面的延伸。因此，甚至在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義時期，作為一種必然的結果，政府也承認它的作用包括提供社會間接資本，比如為減少運輸成本的道路。從原則上說，為減少運輸成本提供物質基礎設施與為減少交易和信息成本提供無形社會基礎設施，這二者是沒有區別的。

現在，我們可以簡要地回顧一下國內制度框架的組成部分—市場體制與管理和金融體制—之間的關系。在殖民地時期，擴大這一框架是因采用現代管理形式而進行的，這種管理形式有效地和忠實地發揮了治理的基本功能，如維護法律和秩序、保護生命與財產以及維護公正。對50年代有利于發展計劃的殖民地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抵制導致了將政府的功能擴大到控制經濟的多種任務。治理的基本功能被認為是“守夜人”的功能，并且緊缺的財政和行政資源都被轉移到更吸引人的促進增長的任務上去了。這種財政和行政體制上的過重負擔往往導致國家日常管理的低效和腐敗，嚴重削弱了政府追求它所選擇的經濟目標的能力。我認為，這種政府體制負擔過重的危險始終存在，不管所選擇的目標是經濟增長還是其他與經濟發展有關的社會理想目標。

全球化的挑戰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開始以韓國和臺灣(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為榜樣，通過擴大出口來取得快速增長。這一戰略的基礎是從整體上轉向外向型的經濟自由化政策，這種政策不僅要取消對國際貿易的限制，而且要取消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在第二代“亞洲虎經濟體”中，外國直接投資再次在技術轉讓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使它們爬上了比較優勢的階梯，能夠出口精密工業產品。環太平洋地區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地區。

后來發生了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是在投機壓力下從泰銖的貶值開始的，并傳播到臨近國家，引起了股票市場的進一步貶值和劇烈下跌。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增長放慢了，亞洲虎的經濟神話破滅了。這使傳統的內向型傾向又活躍了起來。馬來西亞的反應是強化對其資本市場的控制，而且它的總理加入了譴責現在稱之為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力量的大合唱。

這種重新掀起的反對世界市場力量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釋為回到50年代的內向型發展理論和政策上了呢?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清楚地證明，國外投資的長期流動可能會因與經濟的基本規律和長期投資的生產率無關的短期投機資金的不穩定流動而受到嚴重損害。在亞洲，危機是由多種因素的結合而造成的：資本市場控制的取消、諸如安全化和金融衍生物這類的金融改革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新的金融中心的崛起。長期證券資本和短期銀行資金之間的差別是模糊的，因為二者都可以迅速地從一個金融中心轉到另一個金融中心。

現存的國際金融制度不能控制在世界金融中心周圍流動的數額巨大的投機資金，也不能保護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免受投機者的侵害。投機者瞄上一種貨幣，一旦它開始擠兌并形成一定的勢頭，就會超出單個國家的抵御能力。惟一實際的選擇就是首先要通過實行嚴格的財政和貨幣管制(例如，不要把不可靠的銀行貸款貸給“政治密朋”)，避免引來投機者。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和國內高儲蓄率的新加坡和臺灣已經成功地采取了一種預防性措施，就是把傳統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同為動員國內儲蓄而建立國內金融制度結合起來。眾所周知的一個例子就是收集高比例強制性分擔款的新加坡儲備金制度。

從凱恩斯主義對亞洲經濟危機的診斷出發，我們似乎已經得出了傳統的政策結論!我們也許還應該注意，雖然正如在50年代所認為的那樣，對于國內生產總值來說，國內的高儲蓄率不是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因素，但它的確對短期經濟不穩定和投機行為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保護。反對世界市場力量——它的時髦標簽是全球化——的新浪潮一直鼓勵發展中國家潛在的內向型傾向。但是，更近距離地看，50年代類型的發展經濟的目標和目的與今天反對全球化的目標和目的，是有很大區別的。

5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反對世界市場體制是因為他們相信，在沒有國家干預和計劃的情況下，世界市場體制不可能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一般來說，依賴一兩種主要初級產品出口的發展中國家對于世界市場上初級產品價格的不穩定會特別脆弱?；剡^頭來看，在實踐中政策制定者常將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目標放在減少對短期不穩定的世界市場的脆弱性這一目標之上。其目的是保護農民免受出口市場波動影響的國家農業營銷部門很快就變成了為在資金上幫助國內企業而無情向農民征稅的工具。同樣，提出國際市場穩定初級產品價格的要求很快就變成了為促進增長而增加長期國際資本流入的要求。

譴責全球化的論調宣稱，經濟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術變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已經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釋放出了破壞性的力量，其速度超出這些國家國內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稱，不考慮社會代價就討論靈活調整的需要是不夠的。他們認為，不跟上經濟增長的迅猛步伐，不解決隨它而來的混亂后果，將引發社會和經濟的緊張和政治上的不穩定。這與50年展經濟學家所主張的“速成計劃”和“大推動”是完全相反的。

對全球化的批評涉及到世界市場力量對所有暴露在它面前的國家——不管是工業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破壞性后果。不過，當他們的觀點在應用到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時還是很有說服力的：這個國家處在一個長期的過渡時期，在市場力量的影響下，減輕經濟陣痛和減少失業的傳統的社會安排已經崩潰，但現代政府社會福利體制還沒有出現。注意到這一點是具有諷刺意味的：5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竭力反對的“變相失業”，現在應該重新被認為是傳統社會福利安排的有價值的因素。

篇(6)

一、社區是擴大就業的基礎,是落實就業政策的落腳點

社區建設正受到人們越來越廣泛的關注,這是由于社區建設正代表著時代的潮流,其建設和發展的狀況是評

價社會文明程度和生活質量的重要尺度。社區的主要工作包括社區就業、保障、治安、衛生、文化等方方面面,其中就業是最重要的工作,涉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切身利益,應該擺在社區建設的首要位置抓緊抓好。

由于失業率居高不下,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必須把控制失業促進就業提高就業率,作為政府工作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基本任務,把擴大就業、促進再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應該高度關注基層和基礎的就業再就業工作。問題是我們的政策和管理往往越到基層越不落實,越到基層越缺乏效果。從我國目前社區建設情況看,由于受經濟地域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各地社區和社區就業的情況大不一樣,但面臨一個共同的壓力就是勞動力就業壓力,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是如何促進社區的下崗失業人員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只有把街道社區作為擴大就業的基礎,作為落實就業再就業政策的重要環節,把享受政策的對象調查摸底清楚了,把政策宣傳解釋、《再就業優惠證》審核發放等基礎工作做扎實了,才能找到落實政策的落腳點,才能把政策落實到每一個下崗失業人員身上。通過街道、社區的就業情況來檢驗政策的落實情況,檢驗促進就業再就業的政策效力。如四川省結合社區建設,通過開展創建充分就業社區活動,認真落實各項扶持政策,興辦社區經濟實體3.3萬個,吸納安置下崗失業人員30萬人,社區就業效果十分明顯。

二、社區是發展與增長的基礎,是經濟與社會管理工作的著力點

應該看到,社區是城市社會的DNA細胞,是人們生活的基本區域,具有社會的基本功能。以人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只有落實到社區建設和發展的層面,落實到社區居民比較充分的就業上,才可能得到真正的體現。

政府在推進就業工作中必須正確處理好發展與增長的關系,如果政府工作講發展就認為是講增長,而且往往只強調經濟指標的上升,而不注重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就會出現偏差。而社區建設既取決于經濟條件,也取決于社會環境。如果我們從發展與增長的關系上來談社區就業狀況,最能體現政府處理二者關系的結合程度。

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必須真正把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下大力改善就業和創業環境,甚至犧牲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來促進就業增長,將為勞動者提供“飯碗”、并為他們創造平等的就業機會作為首要任務來抓。這種選擇應該作為德政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具體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標志。

在實施新的就業再就業政策的過程中,社區就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是因為隨著社區建設的推進,就業崗位的潛力在社區,個體、私營經濟的主體在社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根基在社區?？梢哉f,社區就業是經濟社會管理的著力點,其狀況最能夠體現出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在處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與就業的關系時的協調和適宜程度。

近年來,社區就業逐漸成為下崗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新的增長點。據勞動保障部100個社區就業重點聯系城市調查,社區就業崗位占新增就業崗位總量的1/3,大多安排的是下崗失業人員。因此,必須加強社區基礎管理工作,繼續發揮其在擴大就業、促進再就業中的綜合協調作用。

三、社區是勞動保障工作的前沿陣地,是就業資源的潛力點

近年來,單位體制解體之后,我國的勞動保障工作,主要是同社區居民密切相關的就業和離退休人員管理和服務等事務性工作延伸到社區,并成為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通過在社區建立勞動保障工作平臺,或者聘用勞動保障協理員,完善了勞動保障工作體系。基層就業和勞動保障服務工作的實踐證明,其必要性也越來越明顯。

首先,社區是就業再就業工作的信息源。社區能準確地摸清和動態掌握下崗、失業、流動人口、離退休人員和參保人員的基本情況,包括家庭成員、年齡結構、就業狀況、健康狀況和生活水平等等,并且普遍分類建卡造冊,建立數據資料庫,真正做到了“五清”,即:生活狀況清、擇業意向清、就業能力清、就業狀況清、社會保險清。同時,社區又貼近用人單位和企業,是企業發展重要的外部環境。因此,社區勞動保障工作平臺又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千方百計收集到企業和用人單位的用工信息,直接幫助下崗失業人員實現就業再就業。還通過與勞動力市場連網,讓下崗失業人員在家門口及時了解到各種培訓和就業信息,開展“一對一”的職業指導,對“4050”等就業困難群體實施有效的就業援助。

其次,社區是就業崗位資源開發的載體。我國各地結合社區發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積極創辦社區就業實體和小型加工企業;通過建立市場,規范物業管理,開發家政、餐飲、保潔、保綠、保安、維修、護理、鐘點工等就業崗位,幫助下崗失業人員在社區實現就業再就業。

篇(7)

論文關鍵詞：現收現付 基金積累 養老保障

近年來，關于養老保障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兩種籌資模式優劣的爭論日漸平息，但由于現收現付制度和基金積累制度的比較研究對科學構建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具有重要意義，我國下一步養老保障體系改革中，仍將面臨兩種籌資模式的混合使用，因此，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至關重要。

一、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籌資模式

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籌資模式經歷了從完全現收現付向現收現付與基金積累相結合模式的轉變。在養老保障制度建立之初，基本上采用現收現付的籌資模式。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一)決定我國養老保障籌資模式的關鍵因素

養老保障不同籌資模式在收益率、分散風險等方面各有優劣，我國養老保障應建立一個多支柱的體系，也就是說將現收現付制度與基金積累制度進行有效地結合。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應該怎樣在這個多支柱體系中，確立現收現付和基金積累的相對重要性。即我國的養老保障體系是應該向智利那樣完全基金積累制呢，還是應該像德國，基金積累僅僅是養老金中一個比較小的支柱。要科學地決定不同籌資模式在我國養老保障體系中的作用，必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1．現收現付和基金積累制度的收益率高低。薩繆爾森的生物收益率包括工資增長率和勞動力增長率兩個部分。世界各國普遍預測，我國將在很長一段時間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就是說在一個較長的視野內，我國的工資增長率將保持在較高水平。從我國的人口金字塔結構來看，如果保持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變，未來5～10年。我國的勞動力總量還將繼續增加，隨后勞動力總量趨于穩定并逐步減少。初步估計，未來十年，我國生物收益率應該保持在7％～10％這樣一個較高的水平。

從我國的市場收益率來看，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幾年內。很難做出過高的估計。人民幣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保持升值的壓力，與20世紀日元快速升值類似，大量投機資本的涌入將迫使人民幣利率水平停留在較低的水平，長期債券的收益率也將長期低迷。雖然資本市場2006年出現了大幅上升。但是股票市場反復無常的特性和養老基金的本質，決定了養老金的收益率不應該過度依靠股票市場。因此，在可預見的5～10年內．我國的現收現付制度收益率將會明顯高于基金積累制度收益率。

2．城市化進程。城市化快速推進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國現收現付制度的競爭力。未來20年是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時期，據預測城市人口將年均增長1％～1．5％。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將導致社會養老保障覆蓋面的快速擴大。在城市化進程中。大部分新進入社會保障體系范圍的是年青勞動力，他們的加入給緩解現收現付制度支付壓力帶來了巨大的機遇。按照

3．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構建和諧社會已經成為當前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之一。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9個目標．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到2020年。社會就業比較充分，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因此，在設計養老保障體系的籌資模式組合時，應該充分考慮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一個基本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基本保障功能，另一個是再分配功能。基本保障功能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保障養老保障體系范圍內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再分配支柱的主要作用是體現社會公平的要求。特別是在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和經濟快速增長的大背景下，現收現付支柱可以在再分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我國現行體制下，通過社會統籌賬戶為制度覆蓋人口提供相當于上一年度地區人均收入水平20％的養老金，可以在同一代人中的不同收入階層進行再分配。同時在現收現付制度下，退休人口也可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促進代際和諧相處。

因此，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來看，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中，應該更加重視現收現付支柱的作用。

4．資本市場發育程度和養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

根據現收現付制度和基金積累制度的特性，資本市場發育水平越高，基金積累制度的優勢更加容易發揮，養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越低，現收現付制度就更有優勢。從現狀看，我國資本市場整體發育水平還比較低，還無法適應社會養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但正處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從養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來看，我國國家級社保基金投資收益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在2006年股市全面上升的情況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從地方各級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水平來看，很多地區基本的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我國資本市場發育水平和養老保障基金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過于龐大的基金積累制度。但可以預見，在5—10年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水平將大幅提高。公共管理水平也將不斷提升，為強化基金積累制度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二)現行籌資模式的替代率

現收現付支柱支付的養老金應該能夠滿足退休職工的基本生活需要，從生活角度來衡量，其占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比例應該不低于城鎮生活的恩格爾系數。按照國家統計公報．20o5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6．7％，說明在現階段現收現付支柱支付的養老金占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比重不應該低于35％。考慮到社會生產力進步的因素．該比重應該保持在30％以上。國發[2005]38號文件對養老金替代率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即繳費年限每增加1年，基礎養老金提高l％。按照這個規定，繳費35年的職工．其現收現付支柱的養老金占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比重應該是35％。也就是說現收現付的基礎養老金能夠保障人的基本生活。

對于強制性儲蓄支柱的替代率，則需要一系列假設。主要是未來強制性儲蓄投資收益率的假設、未來平均工資增長率的假設以及退休后投資收益率的假設。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內，強制性儲蓄支柱能夠提供的養老金替代率與這三個因素關系十分密切。假設一個工人收入始終保持社會平均水平。繳費35年。起始繳費年限工資為W，繳費比率為x，為簡化起見，繳費期間和養老金領取期間投資收益率保持在R．35年間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為A，退休時積累的養老金被轉化為等額年金。其養老金替代率衡量標準以退休時社會平均工資為準，如果該工人在退休后能夠繼續存活Y年，那么，養老金替代率SR計算公式為：

可以看到，當X=8％，R=4％，Y=15，A=4％時，SR=0．141，即由強制性儲蓄支柱提供的養老金替代率為14．1％。表l是在Y=15，R和A分別取不同數值時強制儲蓄支柱的替代率。

由表1可知。強制儲蓄支柱替代率對投資收益率和工資增長率相當敏感。投資收益率越高，替代率越高，工資增長率越低，替代率越高。在我國長期保持較高儲蓄率的情況下。投資收益率很難大幅提高。特別是我國還面臨著人民幣長期升值的壓力，我國利率水平很難出現大幅上升。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將保持高速增長態勢，按照“十一五”規劃，“十一五”時期人均國民收入增幅將保持在7．4％左右，從2010年到2020年經濟也將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因此，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也將保持較高水平。在投資收益率較低和工資增長率較高的情況下，強制儲蓄支柱所能產生的替代率并不理想。在表1中．比較理想的情況下替代率可以達到22．2％，比較不利的情況下替代率僅能達到10％左右。

筆者認為，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投資收益率很難提高的情況下．應該將強制儲蓄養老支柱的規模限制在比較小的范圍。因此，國發[2005]38號文件將計入個人賬戶規模的繳費比例從1l％降低到8％，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緩解個人賬戶空賬規模不斷擴大的應對手段，在本質上也符合我國國情，因此是科學的。

二、構建面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3+2”支柱養老保障體系

根據對現收現付和基金積累制度的對比研究，結合我國國情認為。我國的養老保障體系應該從現行的“三支柱”向“3+2”支柱轉變。

(一)基本框架

“3+2”支柱是三個基本支柱加上兩個補充支柱。其中三個基本支柱對每一個城市職工都是平等的，他們都有權利加入或使用這三個基本支柱，使用兩個補充支柱則需要滿足一定的資格條件。

三個基本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會統籌養老保險支柱，用現收現付的方法，提供一定水平待遇確定的養老金，并保證養老金水平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變化而調整。該支柱能夠保證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第二支柱是政府強制儲蓄計劃，該計劃采取繳費確定的方式，積累資金采取市場化方式運作。該支柱強調在國家統一監控下個人承擔對自己的養老責任，將繳費與養老金領取緊密聯系起來，并通過投資實現養老基金的增值。第三支柱是個人儲蓄、商業保險以及家庭贍養。該支柱主要強調政府和社會以外的力量。

兩個補充支柱的第一支柱是社會救濟支柱，與失業保險等措施一起，共同保障城鎮居民的生存需要。補充支柱的第二支柱是企業補充養老保險，通過一定的優惠措施，鼓勵企業為其員工建立的養老保障計劃。該支柱的建立，能夠為部分企業員工提供比較豐厚的養老金，并在一定程度上協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利益關系。

值得指出的是，兩個補充支柱針對的對象是有所區別的，補充支柱的第一支柱針對的是城鎮居民的低收入階層，體現社會對弱勢群體進行救濟的需要，補充支柱的第二支柱針對的是在有一定條件的企業中工作的職工，目的是為了改善這部分職工的退休生活。對大多數人而言，三個基本支柱將發揮主要作用。圖二是“3+2”支柱養老保障體系的基本圖示。

(二)“3+2”支柱與我國傳統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構想的異同之處

“3+2”支柱與我國傳統的三支柱相比．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都強調國家、企業和個人合理分擔責任，二是都包括社會統籌、政府強制儲蓄、企業補充養老及個人儲蓄等幾個要素。三是都強調建立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

與此同時。“3+2”支柱與我國傳統的三支柱提法存在較大的差異：

第一，“3+2”支柱中，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和國家強制性儲蓄計劃是兩個不同的支柱。社會統籌和國家強制性儲蓄從本質上存在截然的區別。從表面上看，在現階段，無論是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都是由國家出面主辦，都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但是，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無論在性質上還是所發揮的作用上．都存在顯著的區別。同時。將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兩種不同性質的養老支柱加以混淆。一是理論上可能為社會統籌透支個人賬戶提供了一定的空間。二是將兩個養老支柱視為同一個支柱不利于改善對個人賬戶的管理。從長遠看，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要走向市場化管理。但是社會統籌賬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來管理，把兩個養老支柱視為一個支柱，在理論上增加了對其進行差異化管理的難度。

第二．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在我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中應該是輔支柱而不是主要支柱。主要原因是，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本身是一個自愿型支柱(或利益誘導性支柱．即通過稅收減免、稅收遞煙等方式鼓勵企業為其職工建立養老保險計劃)，只有那些有一定實力的企業才會為職工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計劃，因而不具有普遍性。特別是在我國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且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情況下，必然會有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不愿意為職工建立養老保險計劃。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中，一個不具有普遍性的養老支柱只能看作是補充性支柱。